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話是否過於偏激?

【出處】: 典出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趙普,人言所讀僅只《論語》而已。太宗趙匡義因此問他。他說:「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趙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各位知友對這句話有怎樣的理解?


我覺得還是要正確理解這句話的意思,說趙普晚年學習《論語》,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並不是說趙普早年文盲,不識字,文化水平低。也不是說什麼學半部書,認字就夠了。趙普早年是作為霸府幕僚被啟用的,他擅長公務處置,人情練達,處置得當,這樣的人怎麼也不能說他是文盲。但趙普的短板在於沒有系統精研過儒家學術,或者說,他缺乏對治國形而上的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作為霸府幕僚,在隨主上打天下的時候,更多需要處理的是實務方面具體的工作,而到了天下平定,作為中央最高行政官僚,尤其是作為宋太祖立國的創業夥伴,以及宋初的主要制度奠基者,他需要的就不僅僅是個政務官僚的身份,而是要配合皇帝,對國家的意識形態進行改造。

有過人的行政能力,不一定需要過高的學術修養。有的時候是因為所處層級還不到的問題。當你還是個市委書記市長的時候,你幾乎沒有什麼大政策的制定權,你需要做的是執行,所以只要準確理解上面的行政意圖就可以了。當你做到省委書記的時候,單純的政務官僚就會阻礙你的發展,你必須要有一定的理論修養,才能準確理解中央政策的內涵,以使自己的施政與中央保持一致乃至前瞻。當你進入最高層,成為政策制定者的時候,這個時候沒有來指導你如何決策的既定政策了,你就得選擇一個意識形態和理論,來保證你決策有個方向和目標,而不至於是見招拆招的散亂施政,這個時候,僅僅依靠嫻熟的政務處理能力,是不夠的。尤其是要配合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轉向。那麼缺乏理論學術能力,難以提出一個自洽的指導思想,就會成為執政者的阻礙。任何一次大的變法更革,都不會僅僅是政治制度上的簡單變化,都有著作為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變化。比如王安石變法,最重要的機構之一就是經義局,經義局就是變法的意識形態指導機構,通過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解釋,把持意識形態,為變法提供理論基礎,為變法提供源源不絕的人才。

宋太祖立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走出五代政治,使宋代不會成為第六代短命王朝。在這個層面。宋初的領導者如太祖、太宗、趙普等作出了大量的努力。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改變五代以來重武輕文的政治傳統,重建日下的士風,以儒家理論作為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完成對五代軍人政治的更革。這個時候,作為宋太祖最主要的政治合作者,趙普就必須配合這種國家政策的轉向,不能再僅僅把自己看做是一個政務官僚。所以提升自己的儒家學術修養,就是趙普必須要做的。這也是晚年趙普為何手不釋卷,精研學術的原因。你不能選擇了儒家作為國家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結果你領導人自己不學儒家吧~~

至於說半部《論語》,其實歷史有著相反的記載,太宗為趙普所做神道碑說他「及至晚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几案,強記默識,經目諳心,碩學老儒,宛有不及」。從學界考證而言,半部論語說也有一些問題和可質疑之處。但我想這個故事之所以流傳開來,可能間接體現出趙普學習經義是服務於政治目的,而不是本身意圖在經義學術上獲得什麼成就。也是對趙普固有長於政務謀略,擅長政治鬥爭的政治家的「政治形象」的一種再確認。畢竟趙普以後得宋朝諸相的文學和儒學背景越來越濃厚了,趙普比較特殊。


不偏激,因為人家根本就沒用過

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勛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

光陳橋兵變就知道,趙普要是儒家子弟,早就應該忠心耿耿,自殺殉國了,他沒自殺,說明肯定不是真正的儒家子弟=-=!(*^▽^*)

所以趙普的意思就是,我就看看半本論語,你們這群儒家大師狗屁都不是,根本就不如我

後世張元他們也是帶著幾萬人,就能打的我大慫一群儒家大師帶著幾十萬以前沒有大師帶領還能打勝仗的人屁滾尿流丟盔棄甲····

最後儒家大師們只好編民間歌謠一首: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恬不知恥死不要臉的把自己和范仲淹相公綁定到一起

不過儒家這些廢物們也就這點出息,一方面拚命給那些想幹事的人添亂,一方面不要臉把人家的功勞和自己綁定到一起

比如大家別看儒家理學大師翁同龢拚命給正在和日本人打仗的李鴻章拖後腿,李鴻章真運氣逆天贏了,翁大師搶功勞絕對比李鴻章快的多····

······································

我大清當初的蠻夷連中國字都不會寫幾個,不也是三大案把儒家子弟殺了一個乾淨,直接天下就治理的挺好了。一年收的稅比明朝幾年加起來都多,還能一直這麼收下去,民間交的租子和明朝時候交的也沒多好幾倍,大家明白這些儒家中間商賺了多少差價了吧?當然隨著後來儒家子弟逐漸發達,這大清也不行了····

我大英連中國話都不會說,孔夫子都不知道是誰,還不是吊著打一大群儒家理學大師

日本人學了一千多年儒家,還不是當了一千多年的小弟弟,學了西學幾十年,也一樣吊著打一大群儒家理學大師

真正治理天下,半部《管子》比一萬個孔夫子都有用

實幹家晏子墨子漢宣帝等等等都對儒家評價不高

但是後代儒家獨大之後,果斷的把剩下的學說都搞死了

這樣等到我大慫被遼國和西夏吊著打,而儒家拿不出來一點辦法的時候,皇帝在不爽也只能接著用儒家,因為現在皇帝就是李淵,剩下的能用的兒子都讓李世民給砍了,你只能用李世民了

悲劇的是,儒家還不是李世民

儒家是王莽和建文帝····


這次的回(ban)答(yun),算是對 @崔竹修 崔大夫的回答的最後一段的補充和擴展吧

「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個典故一直作為高級官僚活學活用儒家經典治理國家的生動例證,但是實際上這條典故的產生和傳播還是頗為可疑的。

產生

一般人們認為半部論語這個典故來源於羅大經的《鶴林玉露》,但是洪業先生在1970年就把這個典故的產生年限上溯到至龔昱《樂庵語錄》。《樂庵語錄》據說為南宋初李衡(1100一l 178)所撰,後其學生龔昱編輯成書,大概是在淳熙年間。《樂庵語錄》共五卷,所錄大約為樂庵先生李衡日常講學之語。《四庫全書總目》將其定為偽書。今天據考證,學者多認為此書文本可信,序跋可征,於情理亦合,是一部較為可信的傳世文獻。《樂庵語錄》後有吳仁傑《樂庵先生語錄後序》,所署日期為淳熙五年(1178),應為樂庵先生去世後所寫。其成書時期,正是朱熹活躍的年代。

原文如下

先生所至授徒,其教人,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究。能參其一言一句者,莫不有得。或曰:李先生教學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論語》。先生聞之日:此真知我者!太宗欲相趙普,或搭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又有一前輩,平生蓄一異書,雖子弟莫得見。及其終,發篋以視,乃《論語》一部。此書誠不可不讀。既讀之,又須行之。

流傳

至於這條典故的流傳原因,陳登原先生在《國史舊聞》(卷一五,第176條,三聯書店1958年,第412—413頁,三聯書店1958年)中給出了精簡的概括: 「半部《論語》可治天下,而以傳諸趙普,此其說,始於南宋,大體言之,正宋儒表彰『四書』,約定俗成之際也。」除卞石中外,鄭繼烈、杜小軍也給出過色彩比較鮮明的論斷,將宋太祖和趙普的尊孔讀經歸結為維繫既有統治的一種手段。表面上在捧趙普,實際上是在吹噓《論語》。張其凡在其專著《趙普評傳》中的評論比較公正,他指出,「半部論語」的故事是理學產生之後南宋理學家附會到趙普身上的,目的是要抬高《論語》的地位。甚至有論者指出,「理學信徒將『寡學術』的宰相趙普捆綁『罕言利』的通俗讀物《論語》,編造『半部《論語》致太平』故事,其批評鋒芒指向『好學泥古』的王安石。」,而趙普和王安石都曾官居宰相,趙普學術欠缺,而王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王安石有「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也」之語,所以理學家也相應地以「半部《論語》」包裝趙普。正是以只讀《論語》強調義,諷刺王氏的「利」。

搬運文獻:劉正楠 《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流傳研究》

PS:這篇文章的作者還特意梳理了一下「半部論語」典故在各代的傳播,其中有一條史料吸引到了我的注意。元代陳櫟《定宇集》

趙韓王道理最大,半部魯論之相業時來則為之,奚以多遜為哉

這裡的「道理最大」顯然是指沈括在《續 夢溪筆談》里的一條記載

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截你爺頭,截你娘頭」,「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拿斧頭砍得奏事之人流血不止的宋太祖在一百多年後的記載中居然會對「道理最大」稱善不已,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理學家們對歷史的再塑造。


忽悠人的。

沒哪一朝真拿儒術治天下,都是玩儒皮法骨、雜用王霸。好比春秋赴宴,衣裳之會,又怕你們搞我,但是又不能直接被甲赴宴,挑明了撕破臉皮,就內被三重鎧甲,外罩錦袍。(看歷代帝王圖的始皇帝畫像,那麼粗的身形,我就懷疑除了九五之服,裡面也是被甲的)你看到的只是峨冠博帶,他也不會跟你說身披重鎧,只會對賓主誇耀,看寡人這身錦袍多拉風,周公出品,必屬精品。刺客一劍過去,啊?沒死!

結果就造成誤會,有些二貨真以為周公造的袍子金鐵不入,也弄件穿上去赴晏,被亂刀砍翻,於是又得出結論,周公的袍子果然沒鳥用,儒家果然誤國。這不廢話嘛,袍子本來就不是擋刀劍的,儒術治喪司禮起家,發展成倫理學,不脫本初,本不是治天下的。

評論區有網友評論,非儒不行,好似沒了孔屠夫,中國人就要吃帶毛了豬了。

儒家大行其道,不過是董仲舒機會好,獻的個美人剛好救了漢武帝的急而已,漢武當時要擺脫朝中舊臣的掣肘,舊臣們又有黃老之學為理論依據,百家多了去了,你獻個別家什麼學,只要能幫他對抗老臣,能救他的急,他也用,後面就是因循舊例了。儒家沒出來之前,黃老不也用得好好的。美人的比喻非常貼切,這就跟討老婆找老公一樣,人盡可夫,沒有非誰不娶非誰不嫁,機緣巧合成了姻緣而已。而且,後來的所謂大儒,不過是借了儒家的筐,夾帶他自家的私貨而已,美其名曰:代聖賢立言。包括董仲舒,他也是拿了陰陽家鄒衍的貨也塞到筐里(事實證明,董仲舒夾帶來的五德始終說千古毒瘤,異族亂華屬什麼德不說,當年小鬼子打到北平,還有大儒爭論日本人是水德還是火德)。

PS:我記得趙普也注過《論語》,想必對《論語》頗有心得,但不為士林認同,認為他品性有問題,學問也跟著有問題。


您好,末學試說一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人生就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不會辦的事情。

不會辦就要學習,不學怎麼能會呢?

要邊學邊實踐吶,否則空有理論,又怎麼可能學以致用呢?

子曰:學會理論,實踐方法,會辦事了心裡敞亮不?

第二件事是會辦的事情。

我們學會了做事,可是應該精益求精!不要以為會辦事了,就趾高氣昂,要多與有學問有經驗的人交流,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子曰:與有學問有經驗的朋友交流分享,使自己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心裡高興不?

第三件事是會辦但辦不成的事。

不會就學,打好基礎還要交流提高,這兩件事通過我們自身努力就可以實現。

可是,人是群居生活的,很多事情難免要與人合作辦理。這個時候,我們自身的努力只是其中的一個條件,還有很多因素是我們左右不了的。

比如,教孩子讀書。孩子如果不想學,老師水平再高,教育方法再妙,結果孩子不還是不及格嗎?

會做事,肯與人交流提高,這只不過是提高能力罷了。可是,一個人光有能力是不會幸福的,還要有廣闊的胸懷。

我們見過很多有才華的人,滿腹牢騷,怨天尤人。何以故?經受不住挫折,走不過逆境。無容人之量,不能合人。自然與社會格格不入。

子曰:教而不知,其人不智,我們應該學會體諒包容啊!有德有學才會有幸福的人生啊!

論語的第一句話,就把我們的人生說盡了。

辦好人生的三件大事,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有什麼難的呢?

我們要用歉敬的心態去讀書,這樣才能開卷有益。

末學後進,才疏學淺,僅供參考。


瀉藥。

孔子可是整出了不止一部論語……沒見他能治得了天下,反而是春秋戰國戰亂不斷。

歷朝歷代,論語都是必修書目,一次次科舉選拔出了一批批精通論語的讀書人。

天下該亂還是亂。不能說是偏激,而是說這種說法太絕對。或者人家就是那麼隨口一說,咱們也就隨口一聽,別太當真。


不贊同把《論語》當為官做宰的參考書看。

不認為《論語》能治天下,更何況還是宋朝的天下。

《論語》的意義,不在治國,而在修身。

孔子走後,天下變了又變,翻天覆地,《論語》的政治主張和現實狀況早就不合榫了。

但是不論哪朝哪代,拋開科技進步帶來的物質層面的變化不講,人是差不多的七情六慾,生活是差不多的一地雞毛。比如《詩經》、《紅樓》。

《論語》之不朽,在於能夠指引我們如何面對七情六慾和一地雞毛,切磋琢磨,成為自己人生的聖賢。

周作人也說:「論語二十篇所說多是做人處世的道理,不談鬼神,不談靈魂,不言性與天道,所以是切實,但是這裡有好思想也是屬於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後人的取法,卻不能定作天經地義的教條,更沒有什麼政治哲學的精義,可以治國平天下,假如從這邊去看,那麼正是空虛了。」

我贊同周作人的態度,只是稍嫌他把《論語》看得過於輕了。


出處典故就不說了,說說跟這個話有關的中國現實狀況。半部論語治天下誇張了,但是說儒家理論體系治天下是恰如其分的。

為什麼呢?

這就要從中國的國情說起。地球上,文明以來,在現代通訊和文化同步速度極速提高以前,在幾百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幾千萬人口上建立一個統一國家並且長期維持的,有幾個呢?只有中國一個。

原因是這樣做的難度是超難的。地域的隔離帶來人群的分化,同時地廣養活的人就多,統一管理很困難,管理層級超複雜才行,而且越到基層管理人員人數就越龐大。

那麼中國為什麼做到了在大領土大人口之上長期統一呢?原因就是中國從夏商邦聯制到周代封建制,再到漢代封建與郡縣並舉,再到魏晉六朝的門閥制,再到唐代以後的中央領導+鄉村自治制度,中國在不斷的社會鬥爭和社會結構改變中,探索出了一種有特色的國家結構。最早從魏晉的門閥制(乃至東漢形成門閥雛形)開始,中國的行政管理就開始向「一個壓倒性絕對權威+無數地方權威」的模式過渡。在這個模式中,皇朝以軍隊作為強制力,以文官系統作為行政力量主幹,以地方勢力作為行政力量的旁支,管理幅員遼闊的中國。而強調「孝」和「忠」的儒家理論體系,則是皇朝對地方勢力的授權文件。「忠」則全民忠於皇帝,忠於朝廷;「孝」則每個個人服從其家族長輩和首領。通過儒家理論體系,國家為每個家族的家長授予管制家族成員的權威,每個家族的家長則要求家族成員服從朝廷,以作回報。

朝廷治大,族長治小,相互合作,實現雙贏,而中國也就因此穩定維持了上千年。


謝邀。

半部論語治天下,一句彌陀生凈土。這些古代經典,如果能夠領會並應用其中哪怕三五句,並貫徹一生,以為操守,自然足以"兼濟天下,獨善其身"。

我看到很多答友引經據典,我就不搬運了。在這裡舉一個外國人的例子。炒股的朋友都知道一個名字叫做江恩的人。這傢伙是首次將日本人用於標註米價的蠟燭圖引用到美國股市,並發展成為當今k線圖的第一人。他擅長數學和圖像曲線分析,是當今中國股市所謂"技術流"的祖師爺,今天在電視上網路上咋咋呼呼分析股市的人,所用的知識和理論都拜他所賜。他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僅通過炒股票就成為百萬富翁的第一人,換句話說,相對產業資本家,他和摩根、高盛等人一起發明了一個金融資本家的行業。

江恩在臨死前最後一本書,叫《魔力的詞句》(網上有中文版,感興趣的朋友可以下載來看)。他揭示,他全部的投資分析和研究基礎,是聖經。他的數學和曲線分析,完全源於對聖經的解讀。他著力對"耶和華"(拉丁文和英文語境下)這個詞進行了深入分析,並從中推導出操作股市的根本方法。據"江湖傳言",江恩是阿卜杜拉的第三個弟子,是約瑟夫.墨菲和內維爾.戈達德的師弟。這是有可能的,因為他的闡述和墨菲以及戈達德的說法幾乎一致。江恩最後將他絕大多數的理論,除了被他自己成為"終極詞句"的最大的秘密(他本來想傳給他兒子,但對於兒子資質太差失望,後來帶進棺材裡了),完全在最後一本書里公布了。

我舉這個例子,並不是想說明聖經的偉大性,而是想說,任何一部足以被人類歷史銘記傳承的偉大經典,都可以幫助我們"治天下"。半部論語足以,半部聖經也足以,半部彌陀經也足以。為什麼不是一部?因為我們這些人,這些云云眾生,煩惱太多,根性太鈍,資質太差而已。如果說一部論語,那是聖賢。如果說一部聖經,那是聖徒。如果說一部彌陀經,那是大菩薩。

佛看一切法皆平等,不平等的,是我們自己的內心而已。掃地況且能成就大阿羅漢,半部論語治天下也就不稀奇了。

阿彌陀佛,頓首。


這句話難道不是一個開國宰相、帝國二把手的自謙嗎?就像你和某個大人物見面,人家介紹自己妻子說「這是賤內」,你就接過話頭說「不賤不賤,雖然嫂子老了點皺紋多了點一看就不怎麼保養,穿衣打扮也挺土氣的,談吐一看就是初中都沒畢業但是也沒其他毛病了,嫂子挺好的哥你以後可別再說嫂子賤了……」


謝邀。非常慚愧,一部《論語》我還沒有通讀過。但是縱觀自古至今的歷史,一個2500年前的老頭就給中國人提供了治國的基本路線――中庸,是多麼的了不起起。我發現,在中國的國家治理中,只要一離開中庸之道就出問題,不是左傾就是右傾。另外,中庸跟改革和學習外來先進文化其實也不衝突。歷史上那些把中庸之道跟改革求變對立的,大都是犯了教條主義錯誤。


文人式的裝逼。

類似的還有:

八斗之才的典故,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其實是拍馬加自誇。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文人打仗僥倖贏了(主要是對手太弱)就裝逼


先看看《宋史·趙普傳》是怎麼說的。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論語》二十篇也。

如此看來,倒更像是「先治了天下,再讀的《論語》」。所謂「偏激」,實在是無從談起。

錢賓四先生於此亦有評焉:

……實際上,趙普並不是一個地道讀書人。只因宋太祖信賴他,同時也並無其他像樣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以後,太祖還時時告誡他,說:「你做了宰相,該抽空讀書。」所以他才讀《論語》。後來人卻說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大概他讀《論語》,也沒有好好仔細讀。然而趙普確已是宋代開國一好宰相……(九州出版社《中國歷代政治得失》,P81)

至於題主所引的與太宗奏對事,當屬趙普面君時「抖機靈」的「神回復」一類。


謝邀

要看看這句話的背景啊!

說話的北宋第一位首相趙普不學無術,只懂得半部論語。

聽話的北宋第一位皇帝趙匡胤同樣不學無術……

不過今天考證認為這句話其實是假的,是元雜劇中的台詞而已。

查《宋史·趙普傳》,根本沒有提及此事,其中與《論語》相關的文字僅僅有:「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而在宋太宗(趙光義)親自為趙普撰寫的《趙普神道碑》,和宋代史學家李燾(1115年-1184年)所編訂的北宋九朝編年史,謙言不敢續《通鑒》而名為《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也未涉及此說。

所以,關於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一、從《宋史》的記載來看:「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趙普早年學習和熟悉的是「吏事」(這與其出生的家庭有關),而「寡學術」即不學無術,等當了宰相之後,由於適應不了宰相之職和趙匡胤的要求,出了不少洋相,所以宋太祖趙匡胤才經常勸他讀書。到了「晚年」才「手不釋卷」,死了以後發現他讀的居然就是一部《論語》。這樣的歷史事實昭示:既然趙普在當了宰相後宋太祖勸他多讀書,而到晚年手不釋卷的竟然只是一部《論語》,這就說明他第一次即在趙匡胤當皇帝時出任宰相,與《論語》並無系,那麼,羅大經筆下所寫的「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就根本不符合史實;

第二、像「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樣驚世駭俗的典故,假若屬實的話,《宋史·趙普傳》就理應提及。可是,事實卻並非如此。《宋史》的編撰雖然早在元初忽必烈當政時期就列入議題,但真正落實撰寫,則是到元末指正三年(1343年)才由丞相脫脫(1314年-1356年)主持編纂,1344年脫脫辭職後,由右丞相阿魯圖(生卒年未詳)接替主持編纂,總共只用了兩年半的時間便倉促完成,致使《宋史》在史料的裁剪、編次、修飾、檢校,以及文字的修飾、全書體例等方面都相當粗糙。但《宋史》卻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統、全面的一部史書,因而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當時,包括《論語》在內的《四書》已經被正式作為法定教科書和科舉取士之標準,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業已流行多年,《宋史》既為趙普作傳,卻對此隻字未提,足見就連其編纂者也不曾相信這是史實;

第三、宋太宗趙光義(939—997年)之所以能順利當上皇帝,並穩坐寶座,趙普是出了不少點子的,所以他被宋太祖所削去的相位,當宋太宗一即位就給恢復了(羅大經所說的「趙普再相」就是指此)。趙普與宋太宗關係非同一般,這從宋太宗親自為其撰寫《趙普神道碑》可以窺知。假如趙普果真在宋太宗面前講過「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之類的話,為什麼《趙普神道碑》中卻隻字未提呢?而宋代自宋太祖起就「重文輕武」,像「半部《論語》治天下」如此有利於這個指導思想的話,要是確實屬實的話,而居然未被統治者看中並利用,那就太不合情理了;

第四、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比朱熹只大15歲的的史學家李燾,處在理學盛行,包括《論語》在內的儒家著述大受吹捧的時代,可是,在他編撰的《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也隻字未提及「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

第五、尤其是把《論語》捧為「四書」之一,定為儒家必讀的經典,並將其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的朱熹,熟知趙普三度為相,頗有政績的史實,要是真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事情,藉此抬高《論語》的身價,對朱熹而言,該是多麼順理成章的事!而從朱熹在其著作中煞費苦心地將「收許多藩鎮之權」完全歸功於趙普來看,表明他的這種意圖確實存在。朱熹說:「趙韓王(即趙普)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就算是將「收許多藩鎮之權」完全歸功於趙普,那麼說以此「立國家二百年之安」也是吹牛,因為在北宋(960年—1127年)的180年間,單是北方遼金的侵擾,就一直未斷,何來「立國家二百年之安」?有何談「仁者之功」?即使撇開這樣的史實不論,那麼作為文官的趙普,極力慫恿宋太祖解除開國武將之權,也難脫藉此爭寵,通過壓抑武官權勢而抬高自己的干係!也不能算作「仁義」罷!然而,朱熹如此誇大其詞地藉此宣揚趙普的「仁者之功!」,而像「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樣最為過硬的佐證反倒未用,也只能說明到朱熹時代,還沒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

上述史實都無一例外地昭示: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在趙普生前,整個北宋,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即1200年,都還沒有出籠。在朱熹將《論語》和《孟子》、《大學》、《中庸》稱作《四書》,列入儒家經典的二、三十年後,才有人提出此說。

但此說真正流傳開來,則是在元朝。然而,恰恰是在元朝,對儒學和儒生表示了極大的輕蔑,所謂「九儒十丐」,即儒生被稱為「老九」的說法即由此發端。其地位與乞丐不相上下,連自己的生計問題都難以解決的「滿腹經綸」的儒生,何談什麼治理天下?!高文秀在《遇上皇》雜劇中的那句台詞,不過是被冷落的儒生們一種打腫臉充胖子,藉以自慰的一種自我吹噓罷了。由於儒生們畢竟充當著私塾的教書匠,佔據著社會教育的廣大舞台,所以,這句極大誇張了《論語》功能的大話,得到那些能將《論語》倒背如流的儒生們的普遍歡迎,並加以廣泛散播,自然也就不足為怪了。


換到近現代,這句話可以換個說法:

半部《馬原》治天下。

拓展一下就是:

我朝的理論源泉是結合特色國情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毛思想、鄧理論、三代表、科學發展觀、新時代中國夢。


說句討厭的話,儒家教教書,還行,真要執掌權柄,一定要出大亂子,孔門七十二賢人,所修都不同,每人都收徒講學,又有側重,子張之徒,有門派九,子夏之徒,各不相同,儒家聖人又多,孔聖人,孟聖人,朱聖人,大小程,陸象山,王陽明,門派雜多,彼此之間拘於義理,只能空談,而無能力於實務,好發議論,不關實際,不解決問題,很能製造問題,凡是儒學之士充塞朝堂,黨爭內訌隨之而起,空耗國力,民生日蹙,


不不不,一點也不偏激。甚至從字面意義來說,是某種程度的貶低。

事實上,欲治天下,整部論語取其三十二言足矣。而這三十二言中,核心部分不過寥寥數語而已。

一、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在傳統印象中,孔丘是個諄諄教誨的至聖先師,然而在與季康子的對話時不可謂不毒舌。

我們知道季康子是魯國權臣「三桓」之一,而季氏是魯桓公庶子的後代。身為嫡長子的魯公卻「卑於三桓之家」,無怪乎孔子有斯言。同樣地,季康子與孔子的另一則對話,孔子依然毒舌的很: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不竊。」

這就直言季康子欲求無邊,實為竊國大盜了。

然而良藥苦口,細想起來,其中道理卻是實在的。其一是要「正」,是說要名正;其二是「克己」,是說要身正,即行為正。名正,這是歷代統治者都要維護的,而身正,則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這兩條是如此地重要,是孔子治國理念的總綱領,因此我把它寫在第一位。關於這一綱領,還有孔子與子路的一則對話為證:

子路曰:「子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孔子這話分為四段。第一段,是孔子對其下意識的評價,表現為把子路臭罵一頓:野哉!

第二段,教做人: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第三段,闡述我方觀點:名不正則言不順balabala

第四段,進行總結,理論升華,寓教於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而於本文相關的是這麼一段: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觀乎古今,哪位開國之君不在正名上做功夫!

陳勝自號「張楚」,項羽尊「義帝」,劉邦先突出「先入關中而王」,又有斬蛇、望氣之讖。劉秀、劉備自稱漢裔,七王之亂打出「清君側」的

名號。秦有水德之瑞,漢自以土德、木德。張角宣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曹操自稱「漢征西將軍」...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二、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我們知道,春秋時,夷狄入侵,遂滅衛國。齊桓公出兵擊退夷狄,又召集流亡的衛人重建衛國。而到孔子去衛國的時候,衛國已經重新繁華起來。孔子因此感慨:庶矣哉!冉有充分發揮了勤學好問的本質: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於是在這裡 提到了治國三策:

庶之、富之、教之。

為什麼要使人口增加呢?因為單個人力總是有限的 ,而集體的力量卻是無窮的。有足夠的人,才有足夠的力量去保護自己。有足夠多的人,才會有足夠的生產力,才會分化出專門的階層去作戰,保衛自己。

為什麼要使人民致富呢?因為倉廩足而知禮節。人多數是要滿足自己基本飽腹才能去想他事的。貧窮容易動亂,而富裕使人安逸。安逸了則易於統治,無需額外費力四處討賊平叛。人民富了,才擁戴國家,國家也易於徵稅。在清代,有一篇八股專寫「藏富於民」的,這裡不多說了。

為什麼要去加強教育,豐富文化呢?加強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素質。教以武事,可以即戎;教以文章,可以仕宦。擁有相應技能的人能節省勞動時間,提高勞動效率。且人在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後,多會轉而去追求精神方面的事。於是有詩歌,有繪畫,有音樂,有舞蹈,有文學,有藝術。一個民族有特色藝術,才能形成特色文化。形成了特色文化,可以增加民族凝聚力。最古的時候,華夏與夷狄互相交攻 ,一是爭奪生存資源,一是因為文化不同。若他族學習了我族的文化,反而轉為包容了。匈奴、鮮卑、滿族即是此理。

比之於今日,三十餘年前改革開放,因為中國已經人口眾多,首要任務是富裕起來。等人民漸漸富起來後,開始大力發展教育。當然,我們並非等到人人奔小康才開始發展教育的,因為新中國之前,我們已經有一定水平的教育;時代變了,當前形勢下科學技術才是第一生產力;而科學技術來源於知識,知識來源於教育;相比於他國,我們的教育水平差距猶巨,發展教育迫在眉睫。於是有了浩劫之後的恢復高考,改開之後的大力提倡教育。現在又著手發揚傳統文化,提倡國學。因為傳統文化是我們的特色文化,形成了我們的優秀品質,鑄就了我們無與倫比的民族凝聚力。

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這一條,雖然是由孔子弟子有子所說,然而實際上是對第一條中「身正」的具體體現,也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一個家族,才有治國的資本,向平天下的終極目標奮發。綱常倫理,是一個人的基本素質,當社會上普遍擁有這種素質,也就天下太平了。因為孝與悌,其本質是順從。教人以孝悌,即是教人以順從。既順從了,則少有反抗。所以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孝悌,才有「忠」,有「仁」。對父母兄長順從了,也會對國家順從;久之乃延伸到對無關的他人。忠,則不易暴動,社會穩定;仁,則矛盾驟減,社會穩定。社會穩定了,才能便於統治, 國家才有餘力去做他事。

四、子張問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這一條,講的是從政者的基本行為規範 ,有點無為而治的意思了。傳說孔子曾求教於老子,大概是不錯的。這一條太長 我不想分析了,題主請自行體會吧。

綜上所述,治國的確無需半部論語,四句話足夠了。然而半部論語就能治國不代表治國只需半部論語,就像「等於同量的量彼此相等」是公理,而公理不僅有這一條。漢宣帝就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有跡象表明即使是李斯任丞相的秦,也是外法內儒的,祥見《劍橋中國秦漢史》,在此不做討論。

思想的寶藏一直都在,關鍵是你有沒有拿到鑰匙,把他搬走。秦始皇陵再大陪葬再多,你進不去不也白搭嗎?

如有不同意見歡迎討論。


謝邀

不偏激,意思是,認這麼些字就夠了。純文盲不行,看不懂大臣說什麼,認字即可。

老人家對於這些事有過評述:

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識,是個文盲。一個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錯,是一個半文盲,識字也不多。但以後萬曆、嘉靖等都讀了很多書,成了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專政,反而不行,國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說會寫,最後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詩會畫,字寫得很好,做了俘虜。他們都是「只專不紅」,亡了國。可見書念多了要害死人。劉秀是個大學士,比較蹩腳。劉邦是個草包,也沒有什麼文化。我看書要讀,讀多了,害死人。——春節談話(1964.02.13)


理解這句話,首先要對相關背景有清晰的認識。

在中古時代,沒有現代的專業分工。官僚士大夫掌握權力,是真正的治人者,具體專業事物由技術人員這些治事者去干。治稼穡不如老農,駕車馬不如御者,可這些本來就不是士大夫們要乾的,要勸農,問專業人士;治河,委任大工。只要任用人得當,保證所任用的人有相關才能、給機會讓他們能發揮才能、再設計好監督,外行領導內行足矣。

人的背景如此,書的背景也不一樣。在上古時代乃至中古時代,書籍都講究微言大義。在那個時代,書籍流傳不易,製作不易,能被記錄下來的都是精微之語,有別於日常生活。也唯有社會發展,書籍容易得到,關於日常生產生活的書籍才陸續出現。

理解這兩個背景,再看這句話,看《論語》中講了什麼,能穿透數千年仍停留在人心中。比如說,學而時習之,比如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比如苛政猛於虎,分別涉及自己面對知識的態度、面對他人的心態、對時局的看法。

《論語》全書,有多少這樣的精微之言,如正其身,如非禮勿言,見賢思齊,周而不比,慎終追遠,三戒三畏。真的讀懂了,自然會有自己的理解,有堅定的內心,去應對外面的世界:無非各類人與事而已。

讀書學習的價值,就在於培養自己的內心,然後才是增進專業技能,構成安身立命的基礎。《論語》這樣談持物修身處世的書,在中古時代就有這樣的價值,讓讀書人從精微之言中對照,謹修己身,內心強大,堅定不移,成為一個人待人處事立世的根本依仗。

一干答主一看到《論語》的名字就把它等同於儒家儒術,實在強扯!

謝邀。

以上。


感謝邀請,如果說偏激只能說此時趙普的心態已經是很憤怒了。

趙普經歷了宦海沉浮,雖然沒什麼太多的文化,可是趙普是實幹派,也就是因為趙普那一股會做人會做事的幹勁,才能走到今天這個位置。趙普是不是只讀過《論語》,無從考證,但是跟其他的嘴炮黨討論這些根本沒必要,你難道要我說除了《論語》我還讀過《左傳》,《史記》,在群臣的面前把自己看過的書的書單列一遍嗎?那太孩子氣了。跟那幫翰林們比讀書多少,就是往槍口上撞。不如認了,然後說一句:

「我是只讀過《論語》,可是我通過半部《論語》為太祖皇帝打下天下來呢!」這句話很重要,它並不是強調《論語》多麼重要,而是說你們書讀萬卷,哪一個是開國功臣?退一萬步講,你們學的玩意真能用得上嗎?

「我不僅要用半部《論語》打天下,我還要用剩下的半部《論語》幫皇上治理好天下!」其實這句話的潛台詞有很多,我們一點一點分析:

首先趙普對自己的能力信心滿滿,我能夠以我的能力幫太宗皇帝治理好天下;

第二,你們不要認為拿我文化低就可以讓皇帝罷免我,用半部論語治理天下那是趙普對趙光義表忠心的一種方式,別看我以前是太祖皇帝的人,現在我自願轉向太宗皇帝這,皇帝會拒絕我這樣的老幹部嗎?

第三,你們這幫學子自稱讀了好幾車書,我們來看看,誰是真正的實力派,能才能幹事?

所以,趙普這句話不是強調《論語》,而是強調自己的能力,並且對嘴炮黨攤牌的一種形式。《論語》中很大部分的語言都在於修身,提高個人道德素養,沒怎麼講過用兵之道,對於治國來講,《論語》闡釋的和後來的趙普行為更是格格不入。如果從《論語》當中總結出怎麼打天下的道理來,我更建議好好看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然後考一個鋼廠的八級技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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