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漢宣帝評價元帝：「亂我家者，太子也！」？
儒家思想不應該是治國之術嘛，相反秦亡於法家王霸之術，那麼元帝尊儒，反對重刑，應該是明君所謂，歷史上明君都是好儒寬厚啊，包括文景二帝，都是寬厚治國啊，為何單單宣帝要講元帝會亡國，難道是因為元帝的性格懦弱嘛，百思不得其解，為何為君者暴虐殘忍為人詬病，若寬厚仁愛宜不得好評？
謝邀。漢宣帝早就說的明明白白嘛：漢家本是王道霸道兼用。自漢武帝以後，雖然表面上歷代都是以儒家治國，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行的卻都是外儒內法。究竟是以德治國還是依法治國？歸根到底還是個度的問題。就像韓非所說：」恃文者滅，恃武者亡。「二者相輔相成，互相調劑最好。否則任何一方過度都不是什麼好事。
像酷秦一樣一味強調嚴刑峻法固然導致二世亡國。但像建文帝一樣一味好儒寬厚，對叛亂的朱棣還手下留情，要諸軍」勿使朕有傷叔之名「，搞的燕軍每次戰敗朱棣都親自斷後，南軍就只能眼睜睜看其從容退去，最後落個自焚身死的下場，害人害己。這種書獃子皇帝又有何可取之處？
漢文帝雖然寬仁，但依然逼死了殺人犯法的親舅舅薄昭。而漢元帝為人柔而無斷，易被小人蠱惑。宦官弘恭、石顯等勾結外戚害死了帝師蕭望之，元帝為之哀泣不食，但也不過是把兩個元兇叫來斥責一番，免冠謝罪也就算了。過去講西漢衰落的過程，統稱為元成哀平，四代日漸衰落，徹底葬送了昭宣中興的大好局面。而其肇端始於元帝，這與漢元帝暗弱無能，耽於儒術，惑於姦邪，不能賞罰分明有很大關係。
所以你真以為一味寬刑就是好事？那實則是保護了違法犯罪的壞人，而損害了遵紀守法的好人。今天的女學生被同學毆打凌辱甚至剝光衣服的為什麼那麼多？還不是因為未成年人保護法已經淪為了一部庇護不良少年，傷害老實孩子的惡法！
而且皇帝居於深宮之中，他能接觸到的都是皇親國戚，達官顯貴，你真以為他的恩澤能輪到你這平頭百姓身上？梁武帝信佛，一遇到庶人犯法要被處死，就憂鬱不食，一遇到顯貴犯法，就痛哭著勸導，然後一律赦免。所以騷年，聽明白了吧。要是哪個李鋼家的官二代把你當街打死，皇上就會哭著勸其棄惡從善，要是你犯法要被殺頭，頂多也就能讓皇帝心情不好，少吃頓飯罷了。
當年諸葛亮入蜀後嚴法治蜀，法正也用當年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之事向諸葛亮進言，提出要「緩刑弛禁」。而諸葛武侯回以那封著名的《答法正書》。我認為其中很好的回答了題主的問題。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累，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土，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元帝想，這儒家這麼忠心，要重用啊
結果王莽篡漢的時候，儒家子弟有兩個個站出來的，到了最後大清滅亡了，就剩一個王國維了···
後世跪舔元清也一樣
誰信他忠心誰傻
像是墨子啊，晏子啊，宣帝啊，其實實幹家對儒家的評價都差不多
不過也是，後來儒家獨大之後，它身上的缺陷即開始發酵般膨脹擴大化，想不被人對號入座都不行。
晏子評價是：傲慢而自作主張，不可以教導下民；喜歡音樂而混亂人，不可以讓他們親自治民；主張命而懶於作事，不可以讓他們任官；崇辦喪事哀傷不止，不可以使他們熱愛百姓；異服而作出莊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們引導眾人。孔某人盛容修飾以惑亂世人，弦歌鼓舞以招集弟子，紛增登降的禮節以顯示禮儀，努力從事趨走、盤旋的禮節讓眾人觀看。學問雖多而不可讓他們言論世事，勞苦思慮而對民眾沒什麼好處，幾輩子也學不完他們的學問，壯年人也無法行他們繁多的禮節，累積財產也不夠花費在音樂上。多方裝飾他們的邪說，來迷惑當世的國君；大肆設置音樂，來惑亂愚笨的民眾。他們的道術不可公佈於世，他們的學問不可以教導民眾。現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對齊國風俗有利，不是引導民眾的方法。
墨子：頑固地堅持「有命」以辯說道：「壽夭、貧富、安危治亂，本來就有天命，不能減少增加。窮達賞罰，幸運倒霉都有定數。人的知識和力量是無所作為的。」一些官吏相信了這些話，則對份內的事懈怠，普通人相信了這些話，則對勞作懈怠。官吏不治理就要混亂，農事一慢就要貧困。既貧困又混亂，是違背政事的目的的，而儒家的人把它當作教導，是殘害天下的人啊。
葉公子高向孔子問施政的道理，說：「善於施政的人該怎樣呢？」孔子回答道：「善於治政的人，對於處在遠方的，要親近他們，對於故舊，要如同新交一樣，不厭棄他們。」墨子聽到了，說：「葉公子高沒能得到需要的解答，孔子也不能正確地回答。葉公子高難道會不知道，善於施政的人，對於處在遠方的，要親近他們，對於故舊，要如同新交一樣，不厭棄他們。他是問怎麼樣去做。不以人家所不懂的告訴人家，而以人家已經知道了的去告訴人家。所以說，葉公子高沒能得到需要的解答，孔子也不能正確地回答。」（指儒家只會講正確的廢話）
鹽鐵論里有一段和儒家的對話，很明顯就看出來的：這邊說匈奴屢屢犯邊，我們要收錢打仗，儒家說說王者行仁政，天下無敵。這邊只好說，我們也不想打，但是匈奴殺害朔方校尉和軍民，陛下不忍心看自己子民受苦，只好打。儒家說，應該發展農業，實行仁政，重軍事是強末弱本的行為。-------------------你是不是很無語，儒家除了扯一堆正確的廢話之外，什麼實際的辦法都拿不出來···
宣帝：俗儒不過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大家都知道，咱們國家一般一個地方的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四把手都不會是本地人，其實這個制度在漢朝就有，還有任期，不會讓你長久在一個地方，這個制度漢朝也有
就是元帝把這個給廢了···然後一個本地官員在本地當老大，還一當一輩子，這門閥能不出現？？？
而且以前的皇帝都知道用酷吏來對付地方豪強，不讓豪強發展成為門閥
元帝以後就靠儒家聖人的感化，這有個屁用啊！
兩個部分，一部分答題，一部分正謬。
一、
為何漢宣帝評價元帝：「亂我家者，太子也！」？
儒家思想不應該是治國之術嘛，相反秦亡於法家王霸之術，那麼元帝尊儒，反對重刑，應該是明君所謂，歷史上明君都是好儒寬厚啊，包括文景二帝，都是寬厚治國啊，為何單單宣帝要講元帝會亡國，難道是因為元帝的性格懦弱嘛，百思不得其解，為何為君者暴虐殘忍為人詬病，若寬厚仁愛宜不得好評？
漢宣帝的理由很明確。《漢書·元帝紀》明確記載：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宴）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明確說：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漢宣帝就是因為漢元帝信用儒家而斷定漢元帝會禍亂漢家。
那麼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為什麼信用儒家就會禍亂漢家？
這個問題和你所提問的問題正好可以一起解答。
你的提問，我提煉一下，實際上是這麼幾個部分：
1.儒家思想是不是治國思想。（儒家思想不應該是治國之術嘛）
2.秦是不是亡於法家王霸之術。（相反秦亡於法家王霸之術）
3.寬厚治國是不是等於好儒寬厚。以及文景二帝是怎麼寬厚治國的，和漢元帝有什麼區別。（歷史上明君都是好儒寬厚啊，包括文景二帝，都是寬厚治國啊，為何單單宣帝要講元帝會亡國）
4.漢元帝治國失敗的主要問題是不是性格懦弱，以及為什麼暴虐殘忍和寬厚仁愛都得不到好評。（難道是因為元帝的性格懦弱嘛，百思不得其解，為何為君者暴虐殘忍為人詬病，若寬厚仁愛宜不得好評？。你這個「宜」是「也」字吧？）
一個一個來說。
1.儒家思想是不是治國思想。
第一，儒家是治國思想。
第二，儒家不是成功的治國思想。
第一點其實是沒有疑問的，關鍵是第二點。
為什麼說儒家不是成功的治國思想呢？這個問題如果展開說，可以寫本書。我沒那麼多時間，就寫簡單點的。
王莽，是研究儒家治國思想不可繞過的人物。王莽在近年來的網路上有「穿越客」的名號，因為他做了很多類似於穿越的、可以被視為社會主義改革的改革行動，比如「王田」，比如禁止買賣奴婢，比如五均六筦。這些資料很多，在網上可以找到，我不細說了。在歷史上，前人不知道社會主義，他們說王莽這是「托古改制」。為什麼說王莽是托古改制呢？因為儒家鼓吹自己的政治理想時，大多以「法古」為號召，學的是傳說中的至聖先王。而王莽改革，就是按照儒家思想在執行，就是要按照儒家所宣傳的上古先王去治理國家，換句話，王莽，他將儒家的口號，落實了！
把口號落實了！
我沒怎麼說過髒話，但是面對這種情況我只能說：
王莽，你真牛逼！
王莽的所有改革，本質上都是儒家學說的實驗。
為什麼王莽一定要做儒家實驗呢？難道他是科學家嗎？當然不是，因為王莽就是當時儒家的代表人物，是活聖人。後來白居易還說什麼「王莽謙恭未篡時」，那就是拿稱帝前的王莽當真聖人的。在歷史上，王莽是儒家拿選票選上去的。當時儒家組織了幾百萬人簽名，要求王莽稱帝，王莽這才去稱帝的。這是真正的民選皇帝，也是真正的「儒選皇帝」。
所以，儘管後來儒家不承認王莽的存在，說他是偽君子。可是任何人看到王莽的行為都只能說，他不是偽君子，他就是一個純粹的儒家學說實踐者。
包括稱帝在內，王莽也不能算是野心家。因為在王莽之前，漢朝皇帝自己都舉行過儀式，宣布劉姓漢家天下要完，皇帝為了迎接新的天命，從此改姓陳。這是漢哀帝做的好事。漢哀帝是漢元帝的孫子，漢成帝的侄子，因為漢成帝無子而被選出來繼位。但是漢哀帝接受了社會上流行的看法，認為漢朝要完，就舉行了這樣一個儀式，去承接新的天命。漢朝皇帝都這樣做了，王莽篡位豈不是心安理得？你漢朝自己都說要完了。
所以，通過王莽托古改制和王莽承接新的天命這兩件事，我們可以看出，王莽是個老實人。
這不是偽君子，這就是個老實人。
不老實他怎麼會把口號當真……
那麼王莽按照儒家思想進行的實踐，成果如何呢？
王莽改革遭到了慘痛的失敗。農民大起義將他整個天下干翻了。王莽自己的遭遇是：他的腦袋被製成標本，一直放到三國結束以後的西晉！最後因為庫房失火被燒掉了。並且儒家再也不承認王莽是儒家了。
但是王莽就是儒家。王莽就是用實踐證明了，儒家學說不能治國，不是成功的治國思想。
王莽是個典型的例子，不過單純說王莽，還不夠深刻。王莽能夠上台、並進行改革，背景是西漢社會遇到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以至於漢朝皇帝自己都認為漢朝要完了。那麼漢朝當時遇到了什麼樣的社會危機呢？一個是土地兼并問題，一個是奴婢問題。這兩個問題，就是土地過度集中，自由民淪為奴隸，社會在向奴隸社會倒退。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從漢元帝時代開始，漢朝沒有對土地兼并和奴婢問題採取強有力的打擊。
漢武帝時代，雖然也喊扶持儒家，但是漢武帝同時嚴厲打擊土地兼并，推行了各種針對豪門大族的法令，比如推行算緡、告緡等制度，推行財產稅，損有餘以奉不足的痕迹十分明顯。現代我們也認為財產稅是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重要手段，漢武帝那時候拿刀把子逼著全社會在搞財產稅。財產稅的目標顯然不是貧民，就是豪門大戶。漢宣帝號稱是在監獄裡長大，他也是以嚴肅執法聞名的。打擊土地兼并不遺餘力。漢宣帝時代，漢朝對西域的經營逐漸鞏固。發展到漢元帝初年，陳湯攻殺匈奴單于，徹底確立了西漢對西域的統治。
但是漢元帝自己不行。不是說他個人能力，而是說他的專業能力。漢元帝好儒家，不好刑名，這個不好刑名嚴重到了什麼地步呢？兩件事，第一，大臣們告發他的老師蕭望之，要將蕭望之送進監獄，結果漢元帝沒有看懂文書里的術語，大約以為就是讓他老師去談個話，就同意了。過了一段時間找老師和老師的弟子們玩，才知道這幫人都被抓起來了。這就是他的老師蕭望之，一個著名大儒教出來的學生。像蕭望之這樣把自己坑進去的人，很不多見。這件事暴露了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漢元帝缺乏基本的專業素養。但是漢元帝是皇帝，是要治國理政的，他怎麼可能將國家治理好呢？第二，漢元帝要求大臣們上奏的奏章必須引用儒家經典，必須問出自經義何處。
到了漢成帝時代，面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問題，漢成帝的解決辦法是，讓自己的帝師捐獻部分田地，通過示範作用來帶動解決土地兼并問題。這個辦法沒什麼效果。後來漢哀帝發布限田令，規定佔有土地的上限（這個辦法實際上源自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的建議），但是執行不動，很快就作廢了，漢哀帝自己都突破這個限制隨意賜田去了。
總之，在漢朝嚴格執行法令的時候，土地兼并問題並沒有那麼嚴重，在漢朝開始儒家治國以後，亡國色彩就日益濃重起來。
儒家思想並非是成功的治國方法。
2.
秦是不是亡於法家王霸之術。
秦採用法家王霸之術以後，經過了七代君主，在激烈的競爭中始終保持優勢，最終稱雄天下，掃滅六國。可以說，秦朝用法家王霸之術，實現了七代強盛。歷史上，很少有哪個王朝可以七代強大。
除了秦朝以外，只有一個王朝實現了七代強大，那就是漢朝。漢朝從漢高祖劉邦開始，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正好七代。這一期間的漢朝，一天比一天強大。但是這一時期的漢朝實行的也是秦法。一直到漢宣帝死後，漢元帝時代，開始推行儒家治國，然後就進入末世了。
最後秦朝滅亡，表面上是因為嚴刑峻法，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反叛主要爆發在東部。因為這裡有很多六國遺民在發揮作用。陳勝吳廣起兵以後不久，六國就都復立了。所以這實際上是一個步子太大扯著蛋的問題。
根據國際上的一些經驗，對於新佔領區，特別是具有國家性質差異的新佔領區，徹底消化吸收至少要經過兩三代人的時間。當然初步實現佔領比較快。比如說1895年日軍進佔台灣時遭到全台武裝反抗，台灣的武裝起義一直堅持到1915年，台灣高山族的反日武裝鬥爭則堅持到1930年。東北地區從1931年開始抗日鬥爭，在1940-1941年遭遇了極度艱苦的環境，抗聯主力不得不撤出東北進入蘇聯。朝鮮半島的抗日活動也堅持到抗戰勝利。不過由於國家民族不同，所以韓國人早在1938年就開始被日本拿來對華作戰了，那時候才剛吞併28年，而日本佔領台灣以後，用了將近五十年，才在抗戰末期徵發台灣居民進入日軍。
秦朝滅亡很大程度上是攤子太大，沒收住。
當然，這也跟秦朝是第一個如此龐大的郡縣制國家、缺乏類似經驗有關。漢朝借鑒了秦朝和項羽的經驗，後來一直到漢武帝，四代人才真正實現大一統，步子要比秦朝和緩得多。
3.
寬厚治國是不是等於好儒寬厚。以及文景二帝是怎麼寬厚治國的，和漢元帝有什麼區別。
文景時代，雖然號稱寬厚，但是他們的寬厚建立在無為而治的基礎上。無為而治並不是說什麼都不管，而是什麼事情都依照法令去做，國家只是盡量不主動提起大工程。
比如漢文帝曾經要造高台，發現價值中產之家十家的家產，就放棄了。這件事，一般人只看到漢文帝節儉，注意體恤民力。但是我們要注意到一個細節：
漢文帝是怎麼知道這是十戶中產之家的家產的？
這事兒表面上看著沒什麼，然而細思恐極啊。
要知道中產之家的收入，首先得知道有多少家產才是中產之家吧？要知道多少家產是中產之家，那就要知道社會居民家產分布情況，富戶是多少，貧戶是多少，排個表出來，才知道誰是中產之家。美帝整天吹他們的居民財產中位數，顯得他們治理能力很強。問題是漢文帝是什麼時代的人？公元前2世紀！距今兩千兩百多年了。最近我在網上看有人黑中國，跟全世界比，比完以後說中國古代也不怎麼發達。要是這樣說的話，那我看美國現在也不怎麼發達嘛，這才剛趕上兩千年前而已。
漢朝政府的統計工作如此深入，已經能夠基本準確地掌握中產之家的家產水平了。這種恐怖的控制力，儒家從來沒有做到過。漢文帝是寬厚不假，但是他心裡有數。這個寬厚，不是儒家那種寬厚。
4.
漢元帝治國失敗的主要問題是不是性格懦弱，以及為什麼暴虐殘忍和寬厚仁愛都得不到好評。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漢元帝的失敗完全與性格懦弱無關，純粹就是因為他能力不行。他不懂得基本的行政公文術語，能稀里糊塗將自己的老師送進監獄。他不懂得打擊土地兼并和奴婢問題只能通過嚴厲的法律途徑，不能搞感化，讓整個天下走上了死路。
那麼為什麼暴虐殘忍和寬厚仁愛都得不到好評呢？
第一是因為，暴虐殘忍的君主，有兩種，一種是個人暴虐殘忍，變態；還有一種，是嚴厲打擊權貴豪強，然後掌握話語權的豪門就罵他。變態的人還是少見的，甚至有一部分本身就是被污衊的。比如漢惠帝一共有五個兒子，呂后殺了一個，功臣集團殺了四個，然後功臣集團說，漢惠帝沒有兒子，所有的兒子都是收養的。漢惠帝有病嗎？收養四五個兒子？這明顯是赤裸裸的謊言，就是在污衊。
第二是因為，寬厚仁愛的君主，也有兩種，一種是傀儡，比如漢獻帝，不會有什麼好評，因為沒他什麼事，大家最多可憐他；一種是無能，比如漢元帝，國家都被你玩死了，怎麼可能有好評。這個時候就算有人想給他洗地，也洗不幹凈。再比如說宋仁宗，大家也都說他仁厚。西夏就是宋仁宗時代建立的。當皇帝的，國家愛都保不住，這仁厚什麼啊？曹劌論戰的時候說得很清楚：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小恩小惠都白搭，關鍵是你干正經事了嗎。用現在流行的話講，就是你履職了嗎。、
漢元帝玩那一圈，連自己老師都折進去了，有什麼用？
再說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看他那麼愚蠢，面子說吹兩句好聽的，還能真吹捧他？骨子裡都在鄙視他。還是比如宋仁宗，他號稱萬事不會、只會做官家（皇帝）。他是怎麼做官家的呢？他曾經也想勤政，結果大臣們就整了一大堆有用沒用的奏章讓他批閱，大概忙了一個月，也不知道是氣的還是累的，中風了，差點沒死了，從此就老實了。
這樣的皇帝，被大臣們打服了，就像個傀儡，犯得著說什麼好話嗎？
這種尸位素餐的皇帝，寬厚也就肥了那麼些禍害國家的人，有正義感的人都不會誇他們，自然不會有好名聲。
二、
@趙紅波 你這說法不對。
你篡改了原文。
漢書里的記載是這樣的：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宴）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漢宣帝明確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緊接著又說：「亂我家者，太子也！」因果關係明確，漢宣帝的理由就是漢元帝好儒。
你不能任意裁切資料，將前因後果拆開，將「柔仁好儒」作為漢宣帝的理由。第一，柔仁好儒不是漢宣帝的話，是漢書作者以第三方描述的口吻評價漢元帝的話，可以推測是班彪班固，甚至可以推測是時人風評，就是很難推及到漢宣帝身上。第二，柔仁好儒這個片語，和」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比起來，要含混得多，可以多方向發揮。事實上你也引用了司馬光的話去發揮了。
前後很明白，柔仁好儒是漢書作者的用詞，不是漢宣帝的用詞。漢宣帝的用詞很明白，就是反對儒家、認為儒家是亂漢之道。漢宣帝就是因為漢元帝傾向於儒家這一點而斷定漢元帝會禍亂漢家天下。
歷史也驗證了漢宣帝的判斷。西漢王朝滅亡，就是因為漢元帝以後社會矛盾愈演愈烈，發展到最後，漢朝社會公認為漢朝不行了，要滅，這個時候，儒家推選了當時儒家代表人物王莽，篡奪了漢家江山，時間是漢宣帝死後57年。而西漢後期社會矛盾愈演愈烈，就是因為元成哀平四帝都不能嚴刑峻法打擊豪強，比如漢成帝時代居然要通過帝師退出田地的方式，以示範的方式要求豪強地主放棄兼并。問題是這一示範，大家一看，帝師隨便就退了成千上萬頃土地，我們佔個幾千畝算什麼啊，兼并只能更厲害。
至於漢宣帝沒有廢掉漢元帝，一個原因是念舊情，還有一個原因大概是沒有想到自己會中道崩殂。漢宣帝有換太子的想法是在漢元帝」壯大「以後的事情。這應該是漢元帝20歲前後的事情。漢元帝出生於漢宣帝即位前兩年，漢宣帝一共在位25年，漢元帝長大的時候漢宣帝也快死了，所以漢宣帝稍微一拖就錯失了機會。楊惲（公元前54年）、蓋寬饒（公元前60年）之死是漢元帝進諫的時機，具體時間來說，應該是公元前54年處決楊惲的時候可能性最大。這個時候漢元帝22歲了，還有5年漢宣帝就死了。但是漢宣帝這時才37歲，不會想到自己那麼快就死，所以漢宣帝多半是沒有著急，等到突然病重將死的時候，已經來不及培養新太子了。
至於你所說的漢元帝糊塗什麼的，這不是儒家教出來的好皇帝么？連最基本的制度體系都不懂就去做皇帝了，這樣的人治國理政，不知道會坑害多少人。至於蕭望之自己挖坑自己埋，求仁得仁，當可以無怨。自己造的孽，就甭怨別人了。
尊儒重儒愛儒，愛到自己恩師＋當世名儒＋朝廷重臣蕭望之含冤下獄，不聞不問，知道後除了流淚大哭，讓廷尉放人後就沒有其他表示了。
等蕭望之飲鴆自盡，也僅僅是大驚、涕泣、卻食而已，然後招逼死蕭望之的石顯等人來責問，但最終也是沒怎麼處罰。咄，不是說好元帝「柔仁好儒」嗎？怎麼行事怎麼腹黑？石顯迫害蕭望之真的不是元帝默許的嗎！？
而石顯「巧慧習事」，熟悉法律，又坐腐刑，是個宦官，性格上卻睚眥必報。可「柔仁好儒」的元帝居然「委以政」，導致「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而蕭望之和京房這兩位漢代儒學大家都死於石顯之手，按照 @荒木飛呂彥 的說法，打擊儒家國家就能昌盛，那麼元帝在位十六年內，即使不能比於文景，也定然太平安樂，國富民強。建議為漢元帝翻案，洗刷他「亂我家者，太子也」這樣後世的抹黑。我用孔子家語里一句話來回答: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弗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仇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我覺得跟儒學沒關係，是他自己性格軟弱
元帝信奉儒術，而他的儒學大師們針對當時的
外戚放縱、宦官擅權提出改革主張，而元帝那？（自己看）史高與宦官里外呼應，反對蕭望之的改革主張。蕭望之憂慮外戚放縱、宦官擅權，於是向元帝建議：中書是國家政事之本，應由賢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優遊飲宴於後庭，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制，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元帝初即位，由於性情柔弱缺乏主見，不敢做出調整，議論久而不決。蕭望之提出此動議，卻招致宦官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等人嫉恨，於是他們與史、許兩姓外戚聯手，共同對付蕭望之，只用兩個回合，就將蕭望之逼死。
然後就接著寵信宦官（信奉儒學卻寵信宦官？）蕭望之飲鴆自殺，元帝非常震驚，為之痛哭流涕，責怪弘恭、石顯等人害死自己的賢傅。但他卻沒有懲治逼死師傅的幕後推手，只是口頭責問弘恭、石顯等人，使其「免冠謝」而已，事後對他們寵信如故。從蕭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視與低能，空懷匡正理想，而缺乏戰略眼光與政治謀略。毫無疑問，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為，必須將儒臣作為主要依靠力量。元帝放縱宦官逼死蕭望之，放逐其他儒臣，無異於自廢武功，自斷臂膀。
從孔子的角度來說:（自己看吧，孔子怎麼執政的）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屍於朝三日。
執政七天就誅殺亂政大夫
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宣帝臨終前，已為元帝安排「三駕馬車」輔政，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為副。
蕭望之相當於漢宣帝給元帝留下的三個託孤大臣之一真心不是儒學的鍋。宣帝認為元帝
"亂我家者太子也！"
原因是其
柔仁好儒。重點是前面的柔仁，說白了宣帝認為自己的這個兒子是個慫貨，當不好皇帝，這與他喜不喜歡儒學關係不大。這一點《資治通鑒》中司馬光直接批評漢宣帝，自己兒子矬，不要拿儒家說事（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暗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宣帝意識到這個問題時，曾一度想用淮陽王代太子，但因為元帝的母親許皇后的緣故，太子之位得保。
關於王道霸道、儒家法家的問題，這並不是一個非此即彼，誰高誰低的問題，所謂柔能克剛，剛亦能克柔。重點是因時而動，不能一味拘泥形式，何況儒家本身也有君子儒小人儒、通儒俗儒之區分。「志於義則大，是以謂之君子；忘於利則小，是以謂之小人。」「居則玩聖哲之辭，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所以說漢元帝因為好儒而亂漢，實乃一大謬也！
下面說說元帝本身的事。第一件事情，元帝一繼位，以蕭望之等為代表的外臣和以弘恭、石顯為首的內臣（宦官）以及史高為代表的外戚進行了一場血雨腥風的政治鬥爭，鬥爭結果，元帝的老師蕭望之飲鴆自殺。在蕭望之被殺過程中，元帝成了石顯一派非常好用的趁手武器。
元帝是個糊塗皇帝（這也不知他師傅蕭望之怎麼教的），剛上台工作能力很差，盡然連工作術語都不清楚，有人狀告蕭望之後，石顯去查，回來向文帝報告蕭及其下屬當謁者召致廷尉。可我們這位皇帝盡然不懂「謁者召致廷尉」是下監獄，不知道他也不問，於是批准。直到有一天，元帝召喚蕭望之的下屬周堪、劉更生。左右回答說:「他們已被逮捕收押。」元帝吃驚說:「這是怎麼回事?不是說司法部（廷尉）僅僅問話嗎！」詰責弘恭、石顯，二人叩頭請罪。元帝說：「快請他們出來辦公！」弘恭、石顯發現，如果周堪、劉更生官復原職，一旦報復將勢不可當。於是讓外戚史高告訴元帝，說：「陛下即位沒有多久,還沒有傳出德化天下的美名，卻先用法律套上師傅（元帝當太子時,蕭望之當太子太傅），而且將高級官員（周堪、劉更生）下獄 ，如果使天下曉得出於程序上的錯誤，政府的形象將受到傷害。不如乘此機會，把他們免職，表示政府沒有錯誤。」元帝赦免蕭望之之罪，收回前將軍光祿印綬，周堪、劉更生都免官為民。
後來元帝又受了石顯等人的挑唆，將蕭望之下獄，好挫挫蕭望之的驕傲，減減他的自信。元帝說：蕭師傅性情剛烈，怎麼肯去坐牢？」石顯一群人說：「人誰不愛惜生命，而蕭望之被指控的，不過言語上的小罪（呵呵，當時蕭的罪名是「大不敬」，這是是唯一死刑），用不著擔心他自殺。」元帝又被騙了，同意。蕭望之在收到下獄的詔書後問他的學生魯國人朱雲，如何因應。朱雲性情也很剛烈,崇尚節操,建議蕭望之自我了斷。蕭望之仰天長嘆「：我曾經立於將軍（前將軍）及宰相之列（蕭望之曾任最高監察長,三公之一。），而年紀已超過六十。這麼老的年紀被投入監獄,去苟且求生，豈不過分鄙賤？」遂喚朱雲的別號說：「朱游,快把葯和好,不要延長等死的時間!」飲下鴆酒身死。元帝接到報告，大為震驚，拍桌子說：「我本來就懷疑他不會去坐牢,果然殺了我的好師傅!」這時，御廚房（太官）送來飲食，元帝正在午飯,不能下咽，淚流滿面,左右都被感動。召喚石顯等責問，石顯等承認當初判斷錯誤，脫下官帽，叩頭請罪，很久很久，才放他們起身。劉奭哀悼蕭望之，不能忘情，每年都派使節去他墳墓前祭祀,直到元帝去世方止。這個糊塗皇帝，西漢的衰敗由此開始。連司馬光也看不下去了，批評元帝真是夠了，這麼容易受到欺騙,而又這麼難以醒悟（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這和學習儒家沒有半毛錢關係！
第二件事情，蕭自殺後五六年，元帝因為日食想起了當初和蕭望之一起的周堪、張猛。於是將當初借天變災難陷害周堪、張猛的官員進行一頓責問，同樣這些官員都跪拜於地謝罪逃過罪責（難道元帝以為跪地謝罪就是很多的處罰，還是這貨就喜歡別人跪地謝罪）。於是，元帝下詔褒揚周堪、張猛，調回京師長安。結果因為朝政都被石顯把持，周堪很難見到元帝，雖有建議，往往不得不拜託石顯代為轉達，大政方針的決定權被石顯控制。正巧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說話而去世。石顯又誣陷張猛，讓他自殺於公車官署。當初，還不如讓他們倆在外地，還能終老。哎，這皇帝。這和學習儒家沒有半毛錢關係！
第三件事情，石顯一次和皇帝耍了一個小聰明，想要看看元帝對自己的態度。一次，他先是私底下和皇上請示因為工作晚，是否可以在宮門晚上關閉後說是奉皇帝的詔要求進宮，元帝同意了，接著他就真的一次故意在很晚叫開宮門。可是大臣們不知道他和皇帝私底下的協議，於是果然有人上書控告：石顯假傳聖旨，私開宮門。元帝聽說了這件事，笑著把奏章拿給石顯看。石顯抓住時機，痛哭流涕訴委屈，皇帝您太寵愛我，所以下面的人就嫉妒我，我盡心儘力為皇上辦事，別人還陷害我，您讓我辭職吧，以後只在後宮服侍您，不然哪天我都不知怎麼死的。元帝被感動了，又是慰問勉勵，又是重重賞賜。荀悅（《漢紀》的作者）感嘆說，孔子老先生教育我們遠小人，意思是不僅不要和小人打交道，還要遠離他們，將他們驅逐到遠方，跟他隔絕，把源頭塞住。這和學習儒家沒有半毛錢關係！
第四件事情，元帝起了廢太子之意，在臨終前還有這個念頭。後來大臣史丹採用了一個辦法，就是跪在元帝床前大哭，勸說不要更換太子。很有效，元帝就是見不得人哭，終於答應不廢太子了。
所以，和他爸爸相比，我對元帝的評價是，他真是個好人啊，可惜不是個好皇帝。他的懦弱的性格是主要的原因，儒學不背這個鍋！《漢書》對其的評價也是如此：「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最後，謝邀。兄台 @暗黑歷史 的觀點我基本同意，已經說的很好，我稍微補充一些。
題主說文景二帝寬厚治國，其實文景二帝時儒術並沒有成為國家的政策，文景時還是黃老思想治國的，台灣的徐復觀先生有一句話說，繼法家之後向專制者效勞的就是道家。也就是黃老，老子的《道德經》闡述了修身治國的政治哲學，以無為求有為，正是帝王之道。
黃老之學的代表黃生當初提出:「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國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非弒而何也。」這段話通俗的來講就是雖然桀紂無道，但也是君上，作為臣下再怎麼樣也不能造反。但這時儒家的轅固生出來反駁：「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繼天子之位，非邪？」這就有點意思了，既然你說臣下不能造反，那劉邦也是起兵誅秦的，那我們的高祖豈不就是亂臣賊子了嗎，景帝覺得這種討論很棘手，既然漢家天下是從暴秦手裡奪來的，如果現在別人說我是暴君，也起兵反我怎麼辦，於是不爭論，後來臣子們也就不敢再提了。
相比之下黃老是為統治者立言的，在當時自然更受到青睞。當然儒家從被排斥到被尊崇，和當時的社會狀態有更大的關係，景帝的態度並不是主要的原因。
孔孟時期的儒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視臣如手足，臣事君如腹心」。強調君臣的關係就應該和父子一樣，但是，父子之間的和睦因為血緣關係是比較容易做到的，而君臣之間就不一定了，比如西漢剛建立，和劉邦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們的自恃軍功甚偉，沒有將皇帝放在眼裡，這讓劉邦很頭疼，於是西漢初期儒家學者叔孫通為劉邦制定禮儀，這位叔孫通呢「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為當時的人所不齒，他所制定的禮實際上和先秦並沒有什麼相關，而是「臣願博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取了許多秦朝的法道在自己所制定的禮儀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叔孫通儒法道兼有之，司馬遷評價他「希世廢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叔孫通制的禮，大抵皆襲秦法，已經不是儒家之禮，而是以法入禮，從而開始了真正儒學的法家化。
從秦末焚書坑儒之後的一百多年，儒法道三家思想進行了複雜的演變，漢武帝時期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是真的，但是這個儒術和孔孟時期的儒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實際上西漢的統治手段是外儒內法，用法家思想來改造儒家，用改造之後的儒家框架下的法家專制主義思想來治理王朝，當時沒有人承認自己是法家，但是也沒有人做的是儒家那一套，這正是所謂的儒表法里，漢承秦法。
再看新莽為什麼這麼快就滅亡，新莽受堯舜禪讓的影響，實則是當時經學的失敗。新莽也是效法周禮啊，搞出《周官》什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弄得有模有樣，還不是很快就被推翻了，新莽的迅速滅亡不也是告訴我們，不能只重《周禮》而脫離現實。
漢宣帝雄才大略，可惜虎父犬子，漢元帝卻優柔寡斷，將祖宗昭宣中興的基業逐漸敗掉，從元帝之後，西漢也逐漸走向下坡路，可見宣帝「亂我家者太子也」的感慨，實在是高瞻遠矚。
謝謝閱讀。
儒家是西周封建制度的代表，它的仁政是和小國寡民配套的。
因為現在一說國家都是幅員萬里的大國，國民彼此都不認識，你講仁義這要多好的好人才能做到？地方上老百姓天大的事到了中央，無非就是紙面上的幾個數字而已，怎麼可能喚醒統治者的情感？
但儒家主張的小國寡民不一樣，如果國家就那麼大，國民彼此差不多都認識，還多少都有點親戚關係，那儒家的仁義道德就管大用了。你見誰在自己家裡搞三權分立的？都是講親情。而且在熟人中講親情非常容易，低頭不見抬頭見，最遠的也就是鄰村遠房大伯，什麼事說不開。
說到底就是國家體積大了，統治方式也變了。儒表法里，儒也就是個門面，掛羊頭賣狗肉。元帝真的以為開始賣羊肉了，居然不進狗肉，那還不賠死表面上是因為太子好儒，其實是因為太子軟弱而無能。
大漢王朝在漢元帝時期由盛轉衰。究其原因，一是開國日久，百弊叢生；二則是漢元帝自身的原因，在其執政期間，國家積重難返。漢元帝並不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壞皇帝。他性情柔順，顧念舊恩，能體察百姓之苦。但就是這樣一個好人，行事卻無規章可言，且不能明好惡、辨忠奸，最終將大漢王朝帶入深淵。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 》里，記錄了幾個有關漢元帝的小故事，頗能說明問題。
- 第一個小故事，是關於司隸校尉諸葛豐的。
諸葛豐是諸葛亮的祖先，其任職的司隸校尉，相當於如今的中紀委副書記兼北京市公安局長。在這個位置上，難免和各種高級幹部和紅二代們打交道——而且還是讓人不喜歡的那種交道。自然，這些達官顯貴都不喜歡他，後來終於找了個機會，把他給貶官了。
被貶以後，諸葛豐各種不服氣，覺得可能是當政的周堪和張猛在使壞，便上書皇帝，告兩人的狀。皇帝看了，心裡愈發討厭諸葛豐。
但漢元帝具體是怎麼處理的呢？
他首先表示：諸葛豐這個人，兩面三刀。以前和周堪、張猛同時在朝，動不動就誇他們倆好。現在因為問題被貶了，不好好想想自己的問題，反倒是拿著些捕風捉影的事攀咬別人。如此沒有信譽，我實在不知道你是怎麼做人的。
話說到這裡，漢元帝給出了自己的處理意見：諸葛豐，我對你很失望，但你是老臣了，我不為難你，罷官回家吧。
話頭一轉，漢元帝又對周堪、張猛二人發話了：諸葛豐說你們倆做人不堅定，沒有信譽。我很可惜你們有這樣的壞毛病，但是你們倆的才能也不能浪費，所以貶官吧！
……真是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淚的處理決定。
司馬光也看不下去了，提筆點評到：
當皇帝的人，要能分辨好惡是非。賞賜可以導人向善，罰惡可以懲戒姦邪，只有這樣才能治理好國家。諸葛豐說的如果是真的，就不應該被貶官；如果他只是在誣陷兩人，那這兩人被貶官何其無辜！兩頭都懲罰，那麼好惡、是非在哪裡呢？
在原則問題上，和稀泥是最差的一種處理方式。身為一個領導，哪怕你的判斷或者堅持是錯的，你都最起碼還有一個立場，還有改正的機會。但你若連立場都沒有了，那手下的人離心離德是遲早的事。
- 第二個問題是一個軍事問題。通過這個故事，你可以看到漢元帝在碰到一個完全不懂的問題時，能優柔寡斷、進退失據到何種地步。
彼時，西方的羌族叛亂。元帝和大臣們商討對策，丞相等文臣無言以對。右將軍馮奉世站出來說，這個叛亂太囂張了，我能平叛。元帝就問馮奉世需要多少人馬，馮奉世給元帝算了一下，說，六萬人。
丞相和御史大夫們不同意了，說現在國家多亂，而且馬上就是收割的季節了，派的人太多會影響秋收，派一萬人防守一下，讓他們不要打到內地就是了。
馮奉世一聽急了，反覆和元帝說明，西征羌族叛亂，需要分兵駐守的地方太多，如果兵力過少，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反覆陳述利害的結果是，元帝做了決定：那就多給你兩千。
馮奉世只能帶著這一萬二千人出征。前方的戰事果然如他所料，羌人擊破兩個據點，殺了幾千人。
消息傳來，漢元帝很後悔。他看了下馮奉世的奏摺，馮說再給我三萬六千人就夠了，於是元帝這次直接給了六萬多人。
部隊走了以後，元帝越想越覺得不安心、思前想後，他又給馮奉世派了一萬多人去。——只不過，人還沒到，馮奉世的捷報就已經傳回來了。
問問你周圍做銷售和技術的經理們，遇到這種老闆內心是不是崩潰的。
還有其他很多類似的故事。
在掌控這個偌大帝國的時候，元帝的能力顯示出了巨大的不足：他不知道這個帝國運行的體制，不知道獎懲措施如何用以激勵，不知道碰到問題如何尋找解決辦法……等等等等。
還有一些事情，他明知不對，卻持放任態度，甚至還表現出一種漠不關心的神態。比如京房之死的，正是因為他的這種不關心，才讓石顯有機可乘，使京房死於非命。而這種先例，會讓真正想對這個帝國好的人，噤若寒蟬。
從此，人人閉嘴，高唱讚歌，假裝看不見任何問題。大家歌舞昇平，眼看著大漢王朝一天一天的爛到根里去。當時，豪強土地兼并，百姓流離失所，但卻再也沒有一個人，願意去伸一把手，挽回局勢。皇帝都不操心，我操那個閑心幹嘛呢？還是保命要緊啊！
這就是一個平庸管理者的典型樣本，他可能是個好人，但更可能是個壞人。知子莫若父，嘆。
註：以上，節選自個人原創文章：跟著司馬光混職場∣庸官的標準樣本，還寫了漢元帝平庸的其他故事，實在太長，就不粘過來了，歡迎戳。
說他亂了整個古中國都不為過，誕生皇權之後形成的門閥，就始於漢元帝廢掉異地任官。
從各種情況看來，元帝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元帝身體弱，懦弱老實，政治經驗非常缺乏，但是和其他皇帝相比，元帝對自己有幾斤幾兩很清楚。所以他上台後最迫切的任務是找一個合格的代理人，最終他選的是宦官石顯，石顯在宣帝時期綻露頭角，能力得到宣帝的認可，歷史證明他是很適合輔政的。石顯當權期間，沒幹什麼壞事，幫元帝分了不少憂。元帝自身節儉、不貪功不好色，在位期間國庫充盈。
所以說，元帝找對了人，又善於用人，個人德操特別高，是個能評價為良好的皇帝，可一說是守業的典範。
如果硬拿他和他父親宣帝比較，是不太現實的，畢竟他父親小時候在民間，經歷大起大落，身體非常棒，學術也特別好，所以很多事情可以躬親自行，但是元帝就這樣的硬體，算是超頻發揮了已經。
漢宣帝認為元帝是［子不類父］，沒有主見、不通人心。
統治術的核心，是製造並利用君民雙方，在信息與觀念上的不對稱。
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和法家只是緩和這種不對稱並生矛盾的主張差異而已。
也就是，君主對待臣民，是好仁還是重刑，前提得是君主本人能夠對臣民做到「耳聰目明」。
只有耳聰目明了，君主才能通人心、有主見，才能夠遊刃有餘，不偏不廢，霸王道雜之。
宣帝評價元帝之語有「奈何純任」、「不達」、「眩於」、「不知」。
宣帝作色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儒表法里，
儒家就是塊擦腳布，真要是用來治國，那才是腦殘無可救藥了，
一點淺見，宣帝啟用蕭望之為代表的儒家勢力，存粹是技術上的原因：懟霍家。他真正信任的還是潛邸那批舊人。一旦雙方發生衝突，儒生們的真實定位就顯出來了，蕭望之，蓋寬饒，楊暉，都是載在這個上面，元帝為後兩者抱不平，說宣帝「持刑太甚，宜用儒生」。
/////////////////////////////////////////////////////////////////////////////////////////////////////////
這裡先提一個觀點：統治的關鍵，是中央政府如何「處置」以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為代表的中間階層。
中間階層是社會生產的組織者，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的實施者。這個階層過於孱弱，意味著經濟沒有活力，社會組織度、動員能力差；但是如果這個階層過於強大，那麼對下它會過度剝削底層，對上它會喧賓奪主，尾大不掉。
中國王朝一般都是死在這個階層過於強大上，那麼由於中國地理上的孤島性質，表現的特別明顯，就是周期律。
但是如何處置這個階層，從來都沒有一個規範性的「合理」操作。古、今、中、外，都找不到這麼一個通用的方法能很好的處置這個階層。即要用它，又要打擊它，要讓它服服帖帖，還不能讓它生了外心，這個就不可能有什麼學術流派能幫上忙了，只能看中央政府的具體操作了。
但是儒家的一個大毛病，就是會加速這個階層的擴張。上下各安其位，實際上就是削弱了下層的議價能力。中間階層的擴張，在農業社會，就表現在土地壟斷。
法家其實也並不能很好的處理這個問題，但是它好歹能為打擊中間階層的行為提供個「嚴刑峻法」的幌子，逮住一點太陽系以外的小毛病就能狠狠的治你，檯面上居然還能說得過去。這就是為什麼漢朝前期幾個皇帝，尤其是武帝和宣帝，顯得很刻薄的原因。
/////////////////////////////////////////////////////////////////////////////////////////////////////////
元帝並不理解宣帝為什麼會「持刑太甚」。如果是開國之初，中間階層還很弱小，這個時候是需要「寬厚治國」，但是早在武帝年間，土地壟斷已經很嚴重，中間階層已經很強勢了，這個時候需要對它進行打壓，但是這就會被儒家史書描述為「暴虐殘忍」。按照這個思路再去看看那些歷史上名聲不好的君主，比如孫皓，就能琢磨出點味道來。
/////////////////////////////////////////////////////////////////////////////////////////////////////////
儒家之所以會加速中間階層的擴張，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出身。儒家子弟往往本身就是這個階層的一部分。
比如「身為儒宗」的蕭望之，「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就是說，他是大地主出身，「大」到什麼程度呢，已經有資格進黑名單，被作為豪強「徙杜陵」了。那麼他會為誰說話呢？張敞主張賣罪（只有富人才買得起）來籌措西北軍費，蕭望之則主張對農民加稅；耿壽昌主張建立常平倉，蕭望之以火星理由反對（沒法放高利貸了）。
宣帝這麼明白道破了統治的關鍵，元帝還是不上道兒。
我們漢家本來就是王道與霸道相結合的，怎麼能單獨用古代的王道呢？
況且那些儒生們不了解當今之世的需要和好尚，只是喜好是古非今，怎麼能重用這些人呢
宣帝說的很明顯了，治國要用治世派，儒家這種崇古嘴炮黨還是不要執政的好，
尤其儒家代表的是大地主和貴族的利益，
讓這種學閥統治中國，後果我們已經看到了
況且元帝改革陵制這個基本國策幾乎是作死，這個政策一直是劉家強本弱末抑制兼并之策
元帝個人的鍋，不是儒家的鍋。。。
百家思想不過是工具，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儒家明教，法家善治，外儒內法，剛柔相濟。難道宣帝不懂儒學？他是一個懂儒學善用儒學並且能抑制儒學的帝王。不過諸葛亮似乎是個特例，外法內儒。
工具本身如何不重要，重要的在於政治上的審勢。徙陵制度是漢元帝廢棄的吧，這是對抗地方豪強崛起最好的方法了，一旦棄之，豪強發展，不到百年，到光武帝就束手無策了。
儒亂中國
回答都歪成批判儒家了。但事實上宣帝反對的是俗儒而已，而並不排斥董仲舒以後確立的糅合法家的新儒學。他貴刑名但也尊崇儒家，堅持的是外儒內法，王霸並用。
他本人就有很高的文化修養，漢書上說他頗作歌詩，身邊聚集了王褒，劉向一群文士。而且他本人親自鞏固了儒家的統治地位，甘露三年的石渠閣會議，宣帝親稱制臨決，講五經異同，扶持了春秋穀梁傳，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西漢中晚期《穀梁春秋》的興盛完全是宣帝一手造成的。不僅如此，宣帝還把五經博士的俸祿從400石提到600石，提高了博士們的待遇。他本人用的是循吏而不是酷吏，而且我覺得他一點都不忌刻。
推薦閱讀：
※有哪些不錯的關於國學的網站？
※日韓文化中怎麼那麼輕易就允許人下跪磕頭呢？
※古人怎麼知道滄海桑田這個道理？
※歷史學和金融學在職業發展上存在交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