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張維迎論戰，到底該走什麼道路？
林毅夫以「新結構經濟學」為武器，論證了政府主動的經濟政策對於幫助發展中國家經濟進步的意義；張維迎繼續堅持「市場派」。鄙人學識不足，感覺林毅夫論證邏輯性更完整。但是，這麼多年的刺激，出了這麼多問題，造就這麼多隱(quan)性(gui)富豪，我們的刺激意味何在？還要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經濟的政策么？
作者：Ke Jiang鏈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23170297來源：知乎著作權歸作者所有。商業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
（舊文，寫於9月20日）
最近國內學界有場爭論，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耳聞。雙方是中文經濟學者中非常知名的兩位，張維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而爭論的點是，中國要不要實行產業政策。
中國產業政策的歷史可以直接追溯到建國後不久模仿蘇聯開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直至今天，蘇聯已經轟然崩塌十幾年，中國的五年計劃仍在繼續，今天正是十三五計劃的開端。「國家重點發展產業」、「國家重點扶持項目」這些詞從來不絕於耳，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以至於可能很少有人會去思考，產業政策這種方式，是不是真的對經濟發展有利。是的，這裡不是討論某個產業是不是值得扶持，它指向的是中國的發展的根本模式本身。大家平時肯定經常關注樓市、股市，更操心一點的會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狀況，但跟經濟發展的模式相比，這些確實只是小問題。就好比說，你要徒步去一個不認識的地方，那走什麼路線才是最大的問題，至於帶什麼裝備、行程中如何分配體力，雖然也很重要，但絕對比不上路線。中國經濟現在處於轉型期，未來的路怎麼走沒有明確的方向，這時候路線至關重要，說它影響國運，確實一點也不過分。
可兩位教授在學術上都是大家， 發言內容自然專業，所以小磕嘗試著用一個類比來讓大家能對這個討論的核心有一個粗淺的認識。我們假設有一家叫中國的公司，現在要決定的是，這個公司要不要定一個明確的目標，指定公司這幾年內在哪個行業領域內發展。
乍一看，這還用問嗎？公司都沒有發展方向，那還怎麼發展？確實，幾乎所有的公司都是這麼想的。但是我要問的問題是，很多優秀的公司，有著出色的員工和管理者，卻還是遭遇了失敗，它們都是怎麼死的呢？很簡單，發展方向錯誤。比如說，之前的諾基亞；比如說，現在的微軟；再比如說，將來的蘋果。這些公司有優秀的過去是因為它們之前選對了方向，但是回答我：再優秀的企業家，能一直看準方向嗎？不能。就算它們一直找最優秀的企業家來當CEO，能避免這個問題嗎？不能。因為創新和新產業發生在哪裡很難預測，而一旦定下了方向，全公司都向這個方向努力都會產生慣性，不光是行為的慣性，還有思維的慣性，會覺得我們都向這裡努力就好，然後忽視別的好的方向，以及忽視目前方向的問題。
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任由公司里的員工自由嘗試各個領域各種模式，不加干預，有沒有問題呢？還是有問題的。因為公司的資源是有限的，過於分散，會造成很多浪費。雖然最後能試出正確的方向，但消耗的時間可能會很多。如果世界上只有這一個公司，那也罷了，但世界上當然不止這一家公司（也不止一個國家），競爭壓力始終存在，所以效率也是不能放棄的。不然，還沒等你慢慢琢磨出來，就已經被競爭對手擠出市場了。
因此這是個兩難——當然了，要輕易能得到答案，就不需要張、林兩位多次爭論了。事實上，這個爭論早已存在，早在上世紀，哈耶克和凱恩斯兩位經濟學大神就在爭論：經濟不佳的時候，到底應該讓市場自己療傷，還是政府下猛葯？張、林兩位的爭論，不過是政府到底應不應該干預市場這個大問題在現在中國的一個翻版。在歷史上，雙方交替佔上風，但截至目前，依然沒有一個一錘定音的結論。即便說，不要兩個極端，最好在中間選一個調和狀態，但中間那條線應該劃在哪裡，實在只能看這個國家的運氣。尤其是在危機時刻，政府從來都是要麼太多，要麼太少，前者的例子歷歷在目，幾年前的四萬億，後者的例子是現在的歐盟。美國算是比較幸運，但有多正確，也很難說。
最後說說小磕自己的觀點吧，僅供參考，並且僅針對目前的中國。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純粹追趕，能清楚看到方向的時代了，要定產業政策其實是非常困難的，看近二十年來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和實際國內產業的發展偏差就很明顯了。在我國，首先由於制定產業政策的都是官員，儘管高層領導人會諮詢專家學者，但是專家和企業家都會受到自己偏好的影響，何況官員們對政績的考慮顯然更重，更不用說上層制定大的政策之後下面制定區域政策的官員遠沒有那麼嚴謹，所以一開始出錯的概率就不小。接下來在政策實行中，由於缺乏監督力量，當然也就沒有動力去認真貫徹並且跟蹤修正。結果是，很多政策淪為形式和浪費，比如現在遍地開花的創業園，更嚴重的則變成套取國家政策優惠和補貼的工具，從之前的光伏到現在的新能源汽車莫不如是。結果是，制定產業政策理論上的好處沒享受到多少，壞處卻只有更多。所以，其實目前我國不是很適合制定產業政策，如果非要制定，也得先解決上面兩個問題。
這篇寫的過程中想到了大量的案例和理論，但是解釋清楚要花至少多一倍的篇幅……只好算了。把要點附在這裡，大家有興趣自己了解吧。
公司決策者執迷於既定方向的失敗案例：IBM在1980年代明明開創了PC卻仍然只關注大型機市場造成的失敗。類似的有摩托羅拉、諾基亞、AOL、雅虎、惠普、戴爾、微軟、任天堂、索尼，等等。
公司決策者選對（或者說堵對）方向成功的案例：蘋果2000年代的i系列，騰訊的微信。
既定方向又有自由度的案例：Google允許工程師用20%的時間研究與目前工作無關的項目，後來產生了很多重要的產品，比如google map，google now等——雖然牆內用不了。但這也佐證了，即便給員工自由，項目的成功還需要公司的資源和政策，換而言之，基礎設施。對國家也是一樣。
不連續性、思維遮蔽效應。尋租。後發劣勢。
我剛剛就張維迎林毅夫雙方就產業政策的爭論寫了一篇文章，本人雖然不在經濟學界出入，但是也算是每天於市場摸爬滾打，就兩者之間的抽象聯繫表達一下自己的看法：
有保留的支持張維迎教授的理由是：創新活動的成功與否誰也不可能知道，因為顯然誰能預測這個結果，誰就可以滿足這個市場需求，因而獲得很大的經濟效用。因此，政府在創新領域制定產業政策的努力沒有任何意義，理由是政府也不知道創新會如何成功。政府應該在各個創新領域提供較為公平的環境，讓資本和知識等要素在各領域之間自由流動，而不能主觀的判定哪個產業可能成功，哪個產業即便需要大量補貼才能生存，也應該這樣做，因為長期收益很高——長期受益是否存在並不是政府所能保證的，這更像是賭博。美國次貸危機之後，我國有一些這類產業政策的例子，應該讓我們看清楚這種思維的危害。
在創新領域，實際上沒有比市場經濟自由探索淘汰敗者反覆複製學習勝者更好的機制，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或者產業政策，更多在已有先行成功經驗的領域進行模仿表現的不錯。但是這仍然是通過犧牲學習曲線的積累而達到的，本質上這是一種權衡，而不是絕對佔優的策略。筆者認為，在創新產業領域，市場經濟比帶有很大比重產業政策的主導計劃要好的多。在後進產業，產業政策相比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衡，達到了縮短髮展差距的目的，但可能忽略了學習曲線的差異。並且沒有理由認為，國家必定依靠政府主導產業政策才能超越更發達國家，反例是美國工業超越德國和英國時期美國政府對產業的干預能力，與今天的中國政府完全無法相提並論。但是美國工業最後依然可以甩開德國和英國，並且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創新活力最充足的國家。綜上，中國或許仍然不能廢除所有的產業政策，因為至今相比發達國家我們仍然有很多產業是落後的，但在其他一些我們的知識水平已經接近世界最發達水平的產業，產業政策應該退出。——————————————————————————2016年11月1日更新只讀過林毅夫老師的《解讀中國經濟》，正好這本書裡面就有他關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起作用的論述，斗膽就這一點說一下。
強調政府主動制定政策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是林毅夫的觀點；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導致了經濟的混亂，這也是事實。但政府參與經濟的方式有許多種，林毅夫所倡導的政府行為和持續上演的扭曲市場價格刺激出很多問題的政府干預並不是一回事。差別在與政府做什麼以及怎麼干預上。
林毅夫提出過一個概念，叫最優產業結構，即按照一國一地的要素稟賦結構來做產業結構的安排，生產本國本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樣企業才能有自生能力，才能在開放、競爭、自由的市場中不依靠任何來自政府的扶持健康發展。
但企業家是不懂得什麼比較優勢的，他們只關心收益和成本，這樣一來開放的充分競爭的完善的市場機制顯得至關重要，因為只有這樣價格才能傳遞出真實準確的市場信息供企業家做決策參考。
所以林毅夫是強烈反對政府對資本市場、外匯市場以及土地市場的干預的，這中行為嚴重扭曲了市場價格。
林認為，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即自主研發和技術引進。自主研發投入很大，風險極高，而技術引進所需的專利費用大致不會超過當初研究這項技術所話成本的30%，因此作為後發展國家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選擇引進而不是自主研發國外成熟的技術是非常划算的。這就是傳說中的「後發優勢」理論。
那麼問題就來了，企業怎麼知道何時進行產業升級，引進新技術？新產品市場有多大？其他國家在發展到相同階段時是如何做的，出現過什麼問題？要發揮後發優勢需要掌握許多相關的信息。如果讓每個企業獨立收集信息，首先成本相當昂貴，某個企業得到信息後又不會拿來分享，會發生重複收集，造成不必要的浪費。這時候，國家就可以收集並處理好這些信息後以產業政策的形式傳遞給市場，作為公共產品給企業使用。這就是政府可以起的第一個作用：對信息的搜集和傳播。
政府的第二個作用是協調，這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投資結構的協調，新技術要涉及很多配套的互補性投資；其二是解決金融結構、勞動力技能、交通基礎設施等企業沒有辦法內部化的問題；其三是避免新產業利潤較高時出現盲目過度的投資。
最後，政府通過搜集信息作出的產業政策並不能保證是完全正確的，如果這些政策失敗，率先響應政府的企業就會虧本甚至破產，這當然給市場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即這條道走不下去，但虧都讓一個人吃了，這是不合適的。因此，政府的第三個作用是給予「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以一定的補貼，以彌補由此帶來的風險。
所以，林毅夫老師並不是提倡或者支持一切形式的政府對經濟的刺激和干預，不僅如此，對於扭曲價格機制破壞市場規則的政府行為林是堅決反對的。林支持的只是有利於促進企業按照比較優勢生產有優勢的產品並根據要素稟賦結構的變遷進行產業升級的政府行為，這種行為更像是服務性質的。
最後，關於完全市場化和政府主導到底該走那條路，這問題太大，我談不了。
這個爭論一句話概括，就是干預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可以說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在二者之間搖擺，老生常談的問題，究竟擺到什麼位置，也沒人能說的准。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其實就是干預主義，認為政府要主動管起來和調結構。而且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發展經濟學更加關注過程，而不是經濟短期增長的結果，強調的是發展的潛力，而不是發展的速度。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林毅夫的觀點不現實。
毛主席說要實事求是。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就是現在的中國，政府究竟有沒有管起來的能力，能不能制定出合理的產業政策？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由於沒有公平的市場機制，國企與民企的爭利不可避免。如果依靠政府出台產業政策，它作為裁判員，一定會偏向自己的長子。儘管同時會有無數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出台，但政策本質上、重點上偏向國企是不會變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滴滴優步司機的收入是不給政府交稅的，而計程車司機的收入是給政府交稅的，政府的產業政策會支持誰？結果很明顯。
因此，林毅夫講的「因勢利導型」政府是不存在的。政府只要出手，就一定會是「主導型」政府。而主導型政府又一定會削弱市場的主導性、基礎性地位。
張曙光說，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過分強勢和過分積極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如果明確主張政府主導也就沒有辦法約束過分強勢和過分積極的政府。我們強調公有制甚至國有制的主導地位，也就違背和破壞了市場平等競爭的基礎，使之具有了某種特權。
其實，在一般情況下，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是輔助性，這種輔助作用是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但不可喧賓奪主。只有在危機發生的緊要關頭，才談得上政府的主導作用，但這種主導作用是短時間的，也是一次性的。
林毅夫理論的最大缺陷，在於相信一個完美的政府。實際上，如果政府的經濟把控能力很強，發展目標一致，就會努力以產業政策促進經濟發展。但如果不一致呢？產業政策會是什麼樣？
所以，個人更偏向於張維迎的觀點，至少更實際一些。至於該走什麼路，還是政府說的算……贊成張維迎的觀點！原因張維迎論述得更清楚了，延伸開的話，就是楊小凱和林毅夫的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之爭了。當前中國社會的種種困境，正好論證了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斷！ 中國經濟近30多年的發展速度確實飛快！但一個社會的發展不應該是百米衝刺，而應該是永不停止的馬拉松。社會制度的缺陷（諸如獨裁、人治），可以讓一個社會長期的發展積累頃刻間化為烏有。而完善的制度，可以避免這種社會發展大起大落，雖然短時間看發展速度並不快，但長期朝正確方向的發展積累，其效果明顯。歐美髮達國家發展速度短期看雖然慢，但他們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浮誇風等類型的錯誤，所以最終其社會明顯比制度缺陷國家好得多。中國數千年的官本位文化，使得政府干涉經濟政策實質上有可能是個別領導在主導經濟發展的路線；這個領導要是英明偉大、並且懂得經濟、民生還好，要是這個領導是條豬，我看全國人民都會變成豬，無論你願意還是不願意！
產業政策的實質是什麼？——解讀張維迎與林毅夫之爭
1、為什麼政府官員認為自己比企業家高明，能夠代替企業家對他們自己的生意進行計劃？2、反對國家的產業計劃，並不代表反對計劃，而恰恰是支持企業家自己計劃。3、利潤就是企業的紅綠燈。有利則行，無利則停。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具有邏輯之美的制度。最近張維迎和林毅夫爭得很起勁，但大多數的人搞不清他們在爭什麼。有人說，他們一個談實際，一個談理論。有的人說，他們一個談中國特色，一個談西方思想。這些說法全都是外行在看熱鬧。
林毅夫說的國家指導產業政策，這其實並不實際。張維迎說的讓國家放棄產業政策，這其實也不是空想。相反，林毅夫讓政府官員指導企業家怎麼做生意，才是在空想。而張維迎說的讓企業家做企業家該做的事情，才是實際。
國家主導產業政策，既不是中國特色，也不是西方特色。這件事情中國和西方歷史上早已有之，並不需要誰來教給誰。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也不是西方的思想，反而是中國古代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經》裡面就已經說得很清楚。
因為傳媒界知識水平的低下，普通的群眾根本看不懂張林二人在說什麼。甚至互聯網上大多數人仍然持有「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西方是資本主義制度」這樣幼稚而錯誤的觀念。以為西方經濟不行了，就是「資本主義」不行了，就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優於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
真是一團亂麻。我在這裡簡單講一下：中國只是名義上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經濟領域，實行的是比西方更加自由（但這些年越來越不自由）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西方也就是名義上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領域，西方的社會主義比中國還要嚴重。
請大家記住：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就來源於西方，不是中國人的專利。不僅目前的西方國家的制度比中國更偏向社會主義，而且在西方知識分子中間，社會主義是個好詞，而資本主義才是個壞詞。甚至民主黨美國總統候選人之一的桑德斯，公開聲稱自己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我堅信，大多數人都會明白：社會主義和民主，兩者之間沒有什麼是不兼容的。」——伯尼·桑德斯
所以大概搞明白了么？不要再把中國稱為社會主義，西方稱為資本主義了。
好。以上是前言。下面講正題。
產業政策的實質是什麼？
產業政策的實質是什麼？很簡單。國家搞產業政策，計劃讓哪個行業發展，計劃不讓哪個行業發展，這就是計劃經濟。廢除國家的產業政策，就是讓市場自己來決定哪個行業發展，那個行業不發展，就是市場經濟。就這麼簡單。
誰的計劃？
有人問了：任何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行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計劃。怎麼能沒有計劃呢？
這是一個低級的邏輯錯誤。反對國家的產業計劃，並不代表反對計劃，而恰恰是支持企業家自己計劃。
所以「產業計劃」這個詞是不準確的。如果國家沒有依靠金錢和暴力對產業進行干預，那麼國家的計劃就是一張廢紙。誰會理你？你計劃你的，我做我的，與你何干？所以國家的「產業計劃」實際上是產業干預，而不僅僅是計劃。
那麼明明是赤裸裸的產業干預，為啥要美其名曰「產業計劃」呢？因為干預這個詞太不好聽了，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計劃」則比較順耳。誰不需要計劃呢？這樣，就用一個中性辭彙抹殺了國家侵犯私有財產的本質。這種例子還有很多，大家可以舉一反三。
例如，每個家庭要不要生小孩，生幾個小孩，什麼時候生小孩，相信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有計劃。那麼國家愣是要插手進來，一會兒只許你生一個，一會兒又讓你生兩個，多懷了就要拉去強行墮胎，找不到孕婦就扒房牽牛交罰款。這些喪盡天良，畜生不如的人，給自己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你猜叫什麼？（中國的計劃生育翻譯成英文就是 Family Plan，但是中國人都是到這從來都不是家庭計劃，是國家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是經濟治理失敗歸結為中國人太多找的一個原因，進而實行計劃生育，這個政策歷史會給出客觀地評價）
計劃生育。對，我是來「計劃」的。難道你們家生小孩不需要計劃么？沒有計劃怎麼行啊！
這樣，干預、侵犯的行為，就以「計劃」的名義被小心地遮掩了。所以下一次你見到有人大談什麼「計劃」、「規劃」，你必須問他：誰來計劃？為什麼由這個人計劃？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政府官員的計劃還是企業家的計劃？
產業計劃有兩種。政府官員的計劃，或者是企業家的計劃。我們的爭論核心不在於要不要計劃，而在於為什麼政府官員自我感覺良好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他們認為自己比企業家高明，能夠代替企業家對他們自己的生意進行計劃？
因為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懂行業趨勢，更懂技術進步，更懂經營企業？
並不見得。這個世界術業有專攻。企業家之所以成為企業家，是因為他本身向社會提供了別人需要的商品或服務，別人給他金錢的回報，他才能一步一步做大成企業家的。
而政府官員的升遷之路，你懂的，不細說。
那麼政府里就沒有能幹的人了么？當然有的。我們就假設這個政府官員是清正廉潔，剛正不阿，每天為國計民生操碎了心，好嗎？但是他經營過一天企業嗎？沒有。那麼我必須提出一個問題：
政府官員何德何能，要認為自己比企業家更懂經營企業？
有人說了，你說政府官員不懂經營企業，可能確實是這樣的。可是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里有很多專家，他們可以給政府官員充當智囊，使得政府的決策更加科學呀！
說這個話的人根本不懂管理，不懂決策。世界上永遠不缺少「正確」的意見，缺少的是為你的意見承擔風險的能力。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里確實有很多專家，他們也確實很懂行業趨勢和技術，但是重要的是，買單的人是誰？誰來獲得你決策正確的收益？誰來承擔你決策錯誤的風險？
如果一個人做出了重大的決策，卻無法獲得決策所產生的利益，也無法支付決策所帶來的損失，那這個決策是靠得住的嗎？問號。
進一步問：如果一個人做出了重大的決策，這個決策會給某些人帶來巨大的利益，給某些人帶來巨大的損失，帶給他自己的利益卻很有限。那麼這些人有沒有動力來向他行賄，或支付各種各樣的好處，想要影響決策？當然有了！
這就是所謂專家。不要以為政府請來的專家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一心為百姓謀福利的好人。這麼些年，人民大眾也知道了，專家是不可信的，因為很多表面上是專家制定的政策，實際上是專家們根據政府官員的意思制定的。（在這個處女摸都能造假的時代，我們還能相信什麼，很多專家奉行的都是犬儒的實用主義）
所以不要相信什麼專家。而且就算他們很清廉，他們的決策也是靠不住的。因為他們報銷了經費，就去逍遙快活了。民間的死活他們是不管的。
一個人在廟堂上寫了一行字，10萬人就有可能一年到頭的辛苦都白費了。一群專家在某一天出台了一個文件，100萬人的飯碗就可能搞砸了。懂得中國產業現實的人都明白我說的是什麼。為什麼中國的製造業現在一蹶不振？好了不說了。說多了都是淚。好好的製造業全球第一大國就被這樣毀了。
有人說了，企業家也許比政府官員更懂經營企業。但是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能滿足社會的需要。
我斗膽問一句。啥叫社會的需要？社會是誰？他會吃飯，穿衣服，打計程車嗎？他有什麼需要？社會不是一個人。所謂社會的需要，其實就是一個一個的真實的人的需要。那麼一個一個的真實的人，他們需要什麼，政府官員何德何能，要比企業家更加清楚？
為什麼說企業家比政府官員更加懂得社會的需要？這就要涉及到我們奧地利學派的核心問題：經濟計算問題了。
為什麼需要計算？因為資源是有限的，我們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那麼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者提出了「按需分配」。這完全是錯誤的。因為前面說了，資源是有限的。按需分配，一下子資源就搶光耗盡了。
為什麼呢？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情況下，你的東西，既是你的東西，又不是你的東西。所以你永遠都不太清楚這件東西在一段時間之後還是不是你的。那麼你還會去投資嗎？不會的。投資需要時間，而過一段時間這個東西就不一定是你的了。所以你會把它立刻吃光耗盡。因為如果不耗盡，就有可能被別人拿走了。因為沒有了投資，只有消費，所以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總是越來越窮。
所以人為了能過上更富裕的生活，首先就是要規定：這個東西是你的，那個東西是我的，我們平等交換，互通有無，但是我不給你，你不能搶。這就是我們自由意志主義說的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就這麼簡單。
那麼為什麼要計算？因為如果這個世界只有兩三個人，我知道你要什麼，你知道我有什麼，大家見面一聊，交易就完成了。這個世界不是只有兩三個人。全球幾十億人，一個城市幾百萬，上千萬人，誰需要什麼，你作為一個個人根本無法知道的。那麼以什麼來做為信號，來傳遞「A有五斤面，想換一隻雞」的這個信息呢？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主張者認為：國家可以知道這些信息，然後將面和雞在A與B之間進行分配。甚至國家可以搜羅民間的面，民間的雞，然後按照每人每月30斤面，一隻雞的標準，發放給全社會的人。甚至國家可以知道面生產的多了，雞生產的少了。應該少種糧食多養雞。這就是林毅夫主張的「產業政策」。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張者認為，國家無法知道誰需要什麼這些信息。因為信息，必須以價格的形式體現出來。而價格，又只能在市場中形成。所以沒有了市場，你就不能知道誰需要什麼，並卻願意為此支付多少代價。只有市場才能使得經濟計算成為可能。
所以企業家比政府官員更加懂得社會的需要。為什麼？因為企業家懂價格懂成本，價格減成本就是利潤。利潤就是企業的紅綠燈。有利則行，無利則停。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具有邏輯之美的制度。
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有更大的動力制定更好的計劃？
並不是每個產業計劃都能成功。政府官員能為企業投資失敗買單嗎？不能。即使能也是用別人（納稅人）的錢。並不用他自己的錢。所以他能為此負責嗎？不能。
記住，政府官員並不是因為自己比企業家更懂企業戰略，才成為政府官員的。
並不是每個創業者，最終都能成為企業家，大多數成為了失敗者。而篩選他們的，是無情的市場，是消費者。只有那些最能滿足消費者的企業家留下來了，其餘的都變成了歷史的塵埃。
而並不是每個公務員，最終都能成為局長，大多數也同樣成為了失敗者。而篩選他們的，是領導。只有那些最能滿足領導的公務員升到了局長，其餘的都變成了中年發福不得志，等待退休的男男女女。
所以一個企業家最重要的是滿足消費者，他用自己的財產作為賭注，為自己的投資決策買單，所以他有動力制定更好的計劃。而一個公務員最重要的是滿足領導，他非但沒有用自己的財產作為賭注，為自己的決策買單，反而有可能利用手裡的權力去尋租，損害無辜的企業謀求個人利益。
所以怎麼可能一個公務員的決策要比企業家的好？
而產業計劃是個什麼東西呢，就是要消滅企業家，把那些為自己的投資決策買單的企業家，轉變成為讓納稅人為自己的投資決策買單的偽企業家。而企業家也是人，也想走捷徑，賺快錢。更何況政府的決策，誰不跟誰死。所以企業家也會被產業政策收買，變成靠政策吃飯的偽企業家。
那麼有人說：既然企業家都成了偽企業家，那就應該讓政府管住並且引導他們呀！不是這樣。而是應該放開政府的手，讓偽企業家在市場中優勝劣汰，讓真正的企業家佔領市場的舞台。
政府官員和林毅夫為何需要產業政策？
政府官員為何需要產業政策？很簡單。他們要把經濟大權牢牢抓在手裡，以便隨時尋租，所以一定要表現的很關心經濟的樣子。實際上他們的任何，注意是任何，經濟政策都只能對經濟起到破壞的作用。
那麼有人就問了：那中國經濟為什麼在前30年越來越好呢？因為政府官員的手當時還沒有破壞的很深，而現在越來越深。所以中國經濟當時越來越好，但是現在已經出現拐點了。還有，必須注意到這個拐點和勞動人口的拐點是不謀而合。所以要保證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人口的增長非常重要。
政府的經濟政策只能破壞經濟。政府的房地產政策只能破壞房地產，讓房子越來越貴。政府的教育政策只能破壞教育，讓教育不僅貴，而且洗腦。政府的醫療政策只能破壞醫療行業，讓人看不起病，讓醫生被打被殺。政府的任何經濟政策，都起到了和他們聲稱的相反的結果。
而林毅夫為什麼需要產業政策？因為這是他的職業。只有這樣他才會收到國家的歡迎。
但是我們不能僅僅從動機上去懷疑一個人。因為動機的不良，不足以論證理論本身的錯誤。理論就是理論，只能被理論駁倒。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夠學會我的思想，並且把它傳播給更多的人，讓更多的人明白正確的經濟學，反對國家對經濟的粗暴干預。也許我們的經濟還能回到高速增長的軌道上來。
我們必須關心經濟。因為我們擔憂未來。
經濟不僅僅是經濟。經濟是我們賴以生存的一切：小孩子的教育，中年人的事業，老年人的醫療，我們所有人的健康，我們所有的快樂和幸福，都建立在經濟物質基礎之上。
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如果整個中國變窮了，那麼我們身邊就會有更多的悲劇發生。我不想在老了以後，對著自己的孫輩們說：爺爺經歷過2013年。你知道嗎？那可是中國經濟最輝煌的一年，從此之後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希望這一句話永遠也不要說出來。
我們能做的還是好好學習努力工作做一個合格的社會主義接班人。
做一個合格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從點贊開始（要對你認可的答案）……補充：第一點政府的產業政策有時會很好，但是執行到下面就……（王安石變法就是前車之鑒）
另一方面，如何產業政策或者政府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是錯的呢，這會產生更重要的影響「樓市之惑」系列報道之四：引發樓市亂象的「二次房改」官僚系統有擴張權力的傾向，所以要告訴你小孩要生幾個，念書老家念好，北京霧霾嚴重，不要來了，網路約車計程車司機有什麼好的，都讓北京人做吧，甚至乾脆通過戶口制度擋在外面。第二點就是有人說企業家單純追求利益，企業家不追求經濟利益那該追求什麼呢？為人民服務嗎？企業家不追求經濟利益就是不務正業啊，創造就業率，為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有錯嗎？的確，也會出現假貨，什麼瘦肉精，染色饅頭，甚至三鹿奶粉，但是我們有法律啊，企業家可以投機 我們也應該允許投機的存在，當一個人瘋狂時，內心深處也是帶著自信的。產品或者服務有問題，需要監管，這才是政府的使命，就像阿里巴巴一樣能通過大數據追蹤到假貨的來源，但是沒用，這些生產廠家的各種證書還是政府發的，阿里沒有權力關閉廠家。你有一口小鍋，做不了這麼多人的飯。究竟是把鍋砸了等錢買口大鍋再吃飯好好還是吃小鍋飯雖然不飽但是吃完去賺錢慢慢買大鍋好？勸你砸鍋的有沒有告訴你買鍋錢他出？你要是相信你就是俄羅斯。
個人始終認為中國路徑是最好的創新路徑。保證資本自由流動，絕對不會使得資本流向創新這個他不懂的領域。既然是賭，資本自由流動，最願意去的方向是賭場，香港最好的股票就是賭博股。這個才是資本最喜歡的。全世界只有中國的創業板成功了。 有些東西你不管制，大家還不如去算牌。你那個我都看不懂，我為什麼不參與一點我能搞懂的。我也反對產業政策，我在園區，深刻感受到了好多產業政策養的都是白手套。但是務虛的講，我確實覺得張維迎的很多觀點，不是具體到這一個爭論，很大程度上會覺得他也很迷茫。他真正提出過的見解，其實仔細想一想，是和林是一脈相承的。雙軌制，計算社會主義，然後是國企激勵機制，每一次中國重大改革，其實都是他的某些不成熟觀點，然後他是學者，凡是支持他的，例如郎咸平，完完全全是按法律實務揭示了他說的國企激勵機制的運行，當然會有很多荒唐的存在，人人只看見顧行賄，就是不知道行賄的指向是誰，抓了行賄的，沒有受賄的。於是他站出來說國企改革就是無條件支持。否則改不了中國的官僚體制。他其實很反對民主，所以很大程度上他可能就是覺得改革開放初期就是最美好的時代。所以其實很矛盾，即便是哈耶克，很大程度上說市場重要，也是在於市場能夠保護我們既有的民主。中國右派往往連這一層的接受都沒有，甚至更多的只是在談，如果民主了，我們的市場就極大的損失效率。我也不知道到底應該支持誰，只能說我認為，中國應該搞市場化，但是我最看好的是重慶。所以，我始終認為，社會主義的最大錯誤在於堅信人類有一種完美的體制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所有問題。張維迎繼承了這種觀點，只是他認為市場可以完美的解決所有問題。我覺得可能信念沒有那麼強，可能市場的偉大性只是在於，如果存在政府干預的話，市場運行一定比政府干預要有效率。不代表完全自由市場能夠勝過政府干預下的市場。
我認為張的結論在當今中國是正確的，但他找錯了主要原因。現實中每個人都是不完全理性的，那麼由這麼一個個不完全理性的個體所組成的市場與政府，雖然一個是自發形成一個是組織形成，都不可能達到一個整體的理性，就是說關於是否施行產業政策，張所提的兩個反對角度：認知能力與激勵機制，他認為認知能力更重要，但我覺得其實市場和政府的認知能力都是不足的，在目前可見的未來中人類的認知能力永遠都是不足的，可知論可能正確，但肯定不能適用於現在，從認知能力方面來看施行產業政策的結果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壞，所以其實激勵機制才是決定要不要實行產業政策的關鍵因素，從這個角度，我國由政治而經濟的扭曲的激勵機制才是我國產業政策終將失敗的原因所在。
為什麼中國政府就比企業家更能判斷未來，更能做出正確決策？
讓中國的最智者都去做教師，或者去做國家管理者，我看民族有望復興！可如今，你們猜中國的最智者都在哪裡？
當年赤壁之戰前，吳國內大部分人主和，小部分人主戰，孫權能最終採取主戰，那是因為他的英明。如此雄主，當世有否？張維迎雖然激進孤獨，但我卻更多的在林毅夫身上看到了張昭的影子！兩人對於產業政策的定義不同,根本不知在爭辯什麼。
林先生講的是宏觀層面的政府作為,張先生講的是政府不應對特定行業進行干預,兩者矛盾之處其實不多,主要在理論層面。 我讚同張先生的觀點我,但他對產業政策的批評更像是對計劃經濟的批評,我認為計劃經濟與產業政策有本質的不同,一些基礎建設、研究、人才培養、關稅、土地優惠、監管、融資等,這些不是指導,但都是產業政策,我聽不到張先生在這些方面的具體批評。
單靠企自由競爭,貪富差距、區域發展不均、經濟危機、企業缺乏競爭力這些問題如何解決? 羅斯福當年不行新政? 非洲欠發達國家的企業如何在公平競爭環境下生存?
適當的政府協助是必須的,尢其在發展中國家對於產業的補貼、保護主義政策、協助研發是必須的,因為在公平競爭環境,它們永遠不可能與外國產品競爭,政府的不給力亦解釋了為何眾多的第三世界的自由經濟體,它們的產業永遠不振 發展中國家產業跟隨前人足跡根本不需要什麼創意,需要政府的鼓勵及保護才會慢慢形成競爭力,張先生的觀點更多適用於發達國家,需要更多創意的行企業,而我始終認為兩人的觀點無根本的矛盾,我不明白張先生為何這麼激動
多談理論沒有意思,討論歷史事實及具體政策更有意義,個人認為林先生的解釋更實在,更貼地。
我認為張維迎的觀點是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必須要走的，但是中國到沒到必須要走的地步，我覺得不一定。一切問題交給市場，好處當然很大，因為市場規律會自動檢驗並且淘汰企業不正確的策略，留下正確的，而政府指定的產業政策依賴於少數精英的決策，他們犯錯的幾率可不低。但話從另一頭說，這種市場淘汰檢驗的周期是多長，一個不夠成熟的市場會嘗試一個不正確的企業策略多久才會將其檢驗出來並淘汰掉。拿次貸危機來說，嚴格來說市場沒有錯，不正確的策略被市場淘汰掉了，但是這是靠爆發金融危機的方式，最後美國還是靠市場干預來止的血。而林毅夫的觀點，在過去改革開放的歷史中被證明是正確的，畢竟林毅夫不是今天才拋出他的觀點，對於一個經濟學家來說，觀點被驗證是最好的證明。畢竟經濟學如此複雜，太多地方從不同角度分析就會得到不同的答案，不像物理學可以設計一個巧妙的試驗來證明自己。使得預測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最難得議題。林毅夫的很多理論在之後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定程度得到了驗證，比如後發優勢。實際上政府干預帶來的經濟加速，張維迎及其支持者也一定程度的認同，但他們更多的認為在以後的中國，這一套不一定會繼續管用，下一步市場自由會比政府干預更有用。這也有道理，包括林毅夫也多次說他認同當今市場應該更自由化（只是不能拋棄政府干預）。但林毅夫的理論過去幾年被證明過，張維迎的沒有被證明。那麼大部分人就會疑問，為啥這個轉換的拐點就是當前？為啥不是過去幾年證明對的東西繼續對下去呢。反正我個人的看法是，拋棄政府干預也許在更發達的市場體系下能做到，但現在還沒到時候。當然大部分人，相信政府的決策者也包括，都了解在這種一方難以取勝的爭論中，2者折中，走中庸路線會是更安全的。我也是這麼想的，微觀上市場理應更開放，尤其是政府對某具體行業的發展應該更少插手，畢竟上層精英的決策在面臨越細化越底層的問題，就越可能出現出現偏差。但在宏觀上，完全放棄政府干預，靠著資本家來主宰市場，我覺得顯然是不安全的，也是低效率的，亂搞的企業家不比亂搞的經濟顧問少，更何況企業家只逐利，我死之後哪怕洪水滔天，一個市場是否健康往往都不在一部分企業家的考慮範圍之內，他們又如何去考慮一個跨行業的市場發展呢。====================================================看了更多人的回答，我感覺也許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爭論可能是學術的，是經濟學範疇的。但更多民眾這場爭論的看法卻是意識形態決定的。說白了，政府干預可能比自由市場更高效，但前提是政府作出正確的決策。這樣就很簡單了，相信政府會作出大部分正確決策的選林毅夫，不相信政府能做到的選張維迎。
他倆是兩個極端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608日本產業政策的神話聽起來很爽很給力，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日本政客吹牛半世紀，中國某些經濟學家想都不想就接受了，連林這種進過嚴謹訓練的經濟學家也誤入歧途。美國也有產業政策，這並不意味著產業政策是有益的。中國政府應該做的不是為了匹配美國在集成電路方面的政策支持而大規模收稅搞自己的產業政策，而是理直氣壯的宣稱因為美國的產業政策影響自由市場，對進口的美國產品加增關稅，並把這部分關稅「全部」注入中國的集成電路發展基金，支持中國的集成電路企業。
我所理解的市場經濟學中市場派和政府主導派之間的根本區別是兩者前提條件不同，市場派認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更大，而政府主導派則認為對未來的確定性更大。
所以前者強調企業家這個具有較大不確定性的群體，強調好的制度環境，給企業家群體好的「土壤」，就能有利於創新、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而後者強調政府這個擁有大批精英、豐富資源的主體，在豐富的歷史經驗、未來具有較大確定性的條件下集中力量做事，發揮比較優勢，效率更高，從而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
可以看出兩者的分歧在於哲學觀不同，「決定論」與「自由意志」孰好孰壞，現在我談不上來了，但是我更偏向目前中國經濟情況更適合後者，因為前者所需的較完備的制度和法律，正如張所說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模仿經濟到創新經濟轉型過程還有更長的路要走。需要逐漸簡政放權，完善制度和法律，出現更多的創新，後者逐漸向前者過渡的階段。上面的很多回答都是先找立場再談證據，但往往就忽略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其實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的計劃經濟（產業政策）真的水火不容？借用我上面的一個回復來做一個回答：
完全計劃經濟是不合理的，這內在的根本原因在於人類至今也沒有掌握一個強大到無所不知的統計工具，既然無法對未來的需求甚至當前的需求做出準確判斷，那麼自然，計劃經濟最後很容易走向錯誤的道路。但完全沒有政府調節和計劃的自由市場經濟同樣是存在很大隱患的，這內在的根本原因就是人類並不是完全理性的經濟動物，必然存在貪婪、衝動和各種非理性因素，而信息流通的滯後性以及不對稱又加劇了這個問題，本來市場可以通過震蕩來調節這種由於信息滯後和不對稱帶來的風險，緩解人們因為只顧眼前短期利益而帶來的危機，但市場本身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當這種震蕩超出其市場能夠承擔的底線時，帶來的後果就是災難性的崩潰，如果沒有政府這個「托底」的存在，那麼市場靠自己重新回到平衡的難度將大大增加。有人會說，沒有政府托底市場也會回歸平衡，政府的措施可能會起負面作用，這個假設即便成立那也是建立在無視市場失去平衡帶來巨大損失的前提之下的，一個市場經過災難性的洗牌後確實會回到平衡，但是付出的代價會有多大呢？恐怕不比計劃經濟失敗帶來的代價小！所以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是兩條腿，缺一不可。
PS：上面有人提到毛時代，其實毛時代中國的發展並不算很慢，只是初始基數低，另外，當年全世界籠罩在冷戰陰影之下，毛做出的判斷是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因此軍工和戰略儲備消耗了國家大量的資源（其實不奇怪，當年的美蘇也是這麼做的，只是美蘇家底厚），比如農村，農民上繳比例較高導致了生活不寬裕，工農業剪刀差又加劇了貧困。但70年代很明顯糧食產量還是由於化工體系的建立而大幅增長了，反而是全面改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前兩年出現了糧食產量大幅下滑，那麼這是計劃經濟的鍋還是承包制的鍋呢？實際上老鄧在改開之初乾的幾件事情：1、對越作戰 2、知青回城，幹部落實待遇 3、給公務員事業單位漲工資 4、引進外資開廠投資 試問如果沒有前三十年儲備的資源、工業基礎和勞動力，老鄧拿什麼來干這幾件事？如果真的是一窮二白跟解放前一樣，那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重建工業體系而不是先打仗漲工資了。其實根本原因就是方向選擇問題，放棄了世界大戰的預期，停止三線建設，把主要資源拿來投資和消費，自然生活就寬鬆了（實際上80年代的經濟發展過熱是為後來90年代的低谷埋下了很大隱患的），所以這並不完全是市場經濟的功勞，也不能說明計劃經濟就是完全失敗的。
至於說這些年來發展最快的幾個行業，有個別確實是因為野蠻生長而獲得發展的，比如網路購物和物流，有一些則是政府產業政策鼓勵和扶持的功勞，比如液晶面板、晶元產業，中高端機床、汽車製造等等，有人拿張維迎那個通訊標準的例子來做反例，但這個目光太局限了，任何創新都有代價，也都有可能失敗，試問自由市場經濟下企業自己的努力就不會導致失敗？這種例子太多了吧！而政府的產業政策扶持實際上是幫助企業減少風險，再說，就像我們搞研發一樣，即便是失敗也不能說完全沒價值，美國失敗的東西多了，互聯網泡沫也破滅過一輪了，但是這也為後來人總結了經驗教訓，指明了道路，倘若沒有政府鼓勵參與，那麼這些投入巨大的研發項目，別說自主開發了，恐怕就連嘗試的人都少，大家各自一套可能還互相保密，搞壞了也沒人知道，最後整個市場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走更大的彎路，這種事情也不是沒有可能發生的，所以失敗本身並不能說明問題，這些年整體上高新產業在西方技術壟斷的陰影下獲得不少發展，這同樣是需要正視的結果！比如通訊行業失敗的只是一個研發項目，但華為等通訊業巨頭這麼多年長足的發展依然是政府產業政策扶持的結果，所以盯著張維迎這個例子來說的人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林毅夫的政府產業的政策，帕累托有效，是非常有限的，因為決策失誤，錯配資源，貪污腐敗等，實際上造成即使有一定的效果，實際上以損失社會其他地方利益為代價的。
「帕累托有效」是由維弗雷多·帕累托提出的一種科技術語。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也可以理解為經濟活動的非零和遊戲。一部分的人收益不可以以另外一部分的損失為代價。
而張維迎的自由主義帕累托有效就非常多，因為企業家一旦經營失敗就終止了。是沒有多少資格去損壞其他人的利益去獲得自己的利益的。而政府不同，他會繼續投入資源去掩蓋一個原先的錯誤導致犯下更大的錯誤。拿新余的光伏產業來說就是這樣，明明已經失敗的企業，政府決定繼續輸血，最終虧損幾百億，由銀行買單。
而且政府掌握了意識形態的工具，往往遮掩自己的失敗。
經濟學家在台上舞刀弄槍，大喊:刀!給我刀!他們面前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路線圖景。產業政策、市場、企業家在他們手上輪翻飛舞。他們使用武器而不生產武器。來來來，抬出我的義大利炮。發展是在現有基礎之上的發展;想像力是在已有想像之上的想像。發展的表現是滿足需求，發展的實質是依靠資源增長滿足需求增長。資源包含物質資源和智力資源。智力資源起決定作用，可持續擁有、積累和使用。智力資源是啥？是人類實現生存和發展的一切非物質資源，智力資源決定對資源的改造利用水平;是生產者改造對象實現產出的知識和技能;是生產者個體、企業家及其企業、政府和社會服務組織，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以及整個社會的協作水平，體現於制度和實際規範;它從無到有，由少至多的過程，就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智力資源的增長速度對應了經濟發展速度;智力資源的增長機制決定了經濟發展潛力。脫離智力資源增長搞經濟都是耍流氓。開放是引進、學習、吸納直至創造它;改革是消除它增長的障礙，提高它增長的效率。智力資源穩定高效的增長，主要來自市場中的企業。企業以其領導者、生產者所擁有知識和技能，以其管理、技術與協作作為智力資源，實現產出和市場競爭，這是企業生存和逐利的自發過程。而其他與市場所需智力資源的不適應和可促進，如科教服務體系，政府服務效率與成本，皆是需要主動有為之處。一個行業一個地區乃至一國，好好分析其智力資源基礎和增長機制，自可得出其最佳發展途徑。窪地重引進，高地重創造，獲取關鍵智力資源，創造智力資源增長條件和環境，穩定開放是前提，市場需培育，創新需鼓勵，服務需完善，人才需先行，效率需提高，協作需緊密。理論認識和戰略執行也很重要。
聽了兩位教授的辯論，我覺得關於產業政策應該也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比如當中國屬於落後國家，各行各業都比較落後的時候，我們的產業政策應該更多的時候表現出一種政府強烈干預的現象，因為這個時候我們是有很多可以參照對象的——比我們優秀的發達國家的產業。當初的國防航天和鋼鐵應該是個典型，雖然出現過一些問題和彎路，但是總體絕對比讓企業家自由發展這種產業更能促進產業的發展。但是這種產業政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時間到了現在我國的某些產業或者說美國的某些產業已經屬於全世界領先的地位，這個時候國家的產業政策更多表現在放任自由上，比如手機未來向哪個方向發展，政府也不知道就更提不出正確的產業政策，對於環境的保護和專利的保護等等這應該是一個無差別的政府服務行為。對於遇到經濟危機這種非常時期，產業政策是否該執行，或者該執行什麼樣的產業政策，凱恩斯說的一句話還是值得深思的「從長遠來看，我們都已死去」。也許，我們還是應該做點什麼的。創建於 12:43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直播｜林毅夫張維迎面對面論辯產業政策
兩位資深學者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結為，林毅夫需要產業政策的主要根據是「市場失靈」，張維迎不需要產業政策的主要根據是「政府失靈」；前者是希望政府利用馬太效應機制，把國企做大做強，後者是希望利用市場的馬太效應機制，把民企做大做強，行業做的更廣。
這在張弓效應看來，張維迎的「政府失靈」也罷，林毅夫「市場失靈」也好，他們主要是利用馬太效應機制，打開市場之門，把國企、民企做大做強，而沒有提及利用市場高效與政府公平，對中小企業平等打開進入市場的機會之窗，才是導致兩位資深學者政府「失靈」、市場「失靈」針鋒相對的根本原因。
市場的馬太效應高效機制與政府張弓效應的公平機會，二者發生完美結合進行社會政治經濟運行的聯合機制，是解決「政府失靈」、「市場失靈」針鋒相對矛盾，東方傳統文化與西方傳統文化雙劍合璧的中國方案！
例如前幾年的光伏產業政策，地方政府豪賭，希望將光伏產業扶植成主導型產業，用土地、信貸和稅收等優惠來招商引資，導致產能過剩，破產一大片。
如果光伏產業引入張弓效應機制，會是怎樣？
任何產業包括光伏企業，如果參與全球競爭，按照市場馬太效應贏家通吃機制，剩者為王，全球性巨頭只能留存10家左右，全國性巨頭3家左右；但是在政策之初，假定各地共有30家申請光伏產業扶持項目，批准20家。
各地土地和稅收等優惠條件招商引資，中央可能沒有辦法控制，但是信貸卻是可以，所以可以運用企業經濟活動微觀的張弓效應機制，設定這樣一套規則：光伏企業不管是民企還是國企，貸款10億，其中3億可能歸國家產業基金會，0.1億必須歸天之道創投基金會；歸國家產業基金會的3億，其主要目的是，3年內如果不能在全國進入前10的企業，這3億是作為前10的併購資金；前10的企業如果在5年內如果不能全國進入前5，2家光伏企業的6億就作為前5的併購資金；歸天之道基金會0.1億是直接劃撥參股下游雙創企業。光伏企業的貸款越多，偏向國家產業基金、天之道創投基金會比例越高。
這樣，不管是民企還是國企，都必須接受這一條件，都在光伏產業同一起跑線上，體現的是大型國企與民企之間的公平競爭；光伏產業天之道創投基金，讓中小企業也能參與光伏這一新興產業，體現的是大型企業與中小之間的公平機會。
相信通過上述張弓效應機制，除了能夠解決國企與民企之間的公平競爭，還能夠解決大型國企、民企與中小企業之間市場發展機會的公平問題。
（手機不好打字）任何一個熟悉ppp行業的都會知道政府主導。。。真的。。。只能引導。政府自己都不敢領頭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