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站」的「站」源於蒙古語嗎？
《說文?馬部》：「驛，置騎也。」，「驛」字本義驛馬，後意義衍生為置騎之所——「驛站」。但單稱「驛」稱或「郵驛」（李白《為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今大舉天兵，掃除戎羯，所在郵驛，徵發交馳。」），現在日語里「駅（えき）」仍有車站的意思。「站」出自蒙古語?am/djam，這也是古史上的常識之一。不過這個詞最早很可能是蒙古人從突厥人那裡借來的，突厥語中讀yam——而突厥人的yam最初卻很可能是從漢語「驛」移植過來的，值得注意的是：日語中「駅」東京音讀作eki，但其東北方言讀作jegi。一般認為，蒙古語的j和突厥語y，在讀音上經常可以互相轉換，故此造成?am和yam的差別。
不過或許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因為「驛」在古漢語中本來就是複輔音（王力擬音?yak）而東亞的驛站系統，毫無疑問最早是由漢人的中原王朝創立的，最早的記載可追溯至戰國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齊景公游少海，傳驛從中來謁。」漠北各族借用此字也並不奇怪。
伯希和在1930年曾寫道，北魏拓拔氏很可能是突厥族屬。他的證據之一是《南齊書·魏虜傳》里記載的，拓拔鮮卑的語言中，謂「諸州乘驛人為咸真」。伯希和把「咸真」還原為Yam-Tchin（今吳語、閩語、粵語中仍讀咸為Ham），並認為這與突厥語中把驛馬/驛金稱Yam，驛夫稱Yamdji是有同源關係的，並且與蒙古語的「站赤」顯然有密切關係。俄語稱驛村為Ям（Yam），驛夫為Ямщик（Yam?ik）極可能也是蒙古征服時代突厥語的影響。
《魯布魯克東行記》第15章：「後者讓我們走遠道去見一名叫做驛站的官員，這樣稱呼是因為他負責接待使臣。」何高濟註：「驛站（Jamian），在另一處正確拼作Iam，即Jam，馬可波羅寫作Yamb，實際是漢語的『站』，不是人名。」何氏在這裡的解釋容易給人一種誤解，似乎蒙古語的Jam倒是從「站」而來的。馬可波羅寫作Iamb，而非Yamb（參見《馬可波羅行紀》卷二，第97章）。馮承鈞註：「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現代蒙古語尚名驛傳之所曰djam或dzam。義大利語iam可讀作djam，則與漢語『站』之對音合矣。」馮注在此有小失誤，蓋現代蒙古語中djam已無「驛站」之意漢（現代蒙古語中，?am卻已經沒有了「驛站」的意思，而轉為道路、途徑之意，表現「郵遞」意的則改用?rtege），倒是在突厥方言中yam仍保留這一意義。
翁獨健在格魯塞《蒙古帝國史》第一章注釋中加按語云：「蒙古語謂驛站為Jam則是出於中國的站字，突厥語以Y代J，因此伯希和舉出此字以為拓拔是源出突厥的佐證。」這句話的前半段是錯誤的，倒果為因；後半段其實也可以商榷，蓋此並非最強有力的證據。如亦鄰真根據同樣的證據，認為鮮卑語後綴-?in是對表現族屬有決定關係，據此推斷拓拔鮮卑語理應與蒙古語更接近（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
漢語的「站」，現在是一個常用字，但它和「做」一樣，是一個相當後起的字，不見於唐代以前的文獻（因此日文也更不可能引進這個外來語了）。較早見於宋朝丁度的《集韻》，但意思卻是「坐立不動貌」，並無現代漢語最常見的「站立」或「車站」的意思。如秦少游《踏莎行》：「驛寄梅花，魚傳尺素。」陸遊《卜運算元》：「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宋時顯然不可能用「站」來替代上述的「驛」字。
元代以「站」來翻譯，或許也是因為這個俗字當時還比較冷僻，不致使人誤解。《元史》志表總序：「元制站赤（?am?i）者，驛傳之譯名也。」但正因此字是蒙古語讀音，到明初朱元璋恢復漢人衣冠，矢志去除北虜風習，洪武元年又將通用的「站」字改稱「驛」。但沿用成習，「驛站」連稱也已成為常用短語，百姓口語中仍稱「站」，甚至明末奏章中也有用「站」。如《水滸傳·楔子》：「 洪太尉 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説：『 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才得到此。』」「清代在各省腹地所設稱「驛」，而軍報所設稱「站」；但一般通稱「站」（參見《詞源》「站」條）。滿語「驛站」也一樣自蒙古語借入，今黑龍江佳木斯，即滿語驛站而來。1931年後，日本在東北也改站稱驛，但行政措施始終行不通。
綜上「站」很可能是「出口轉內銷」的辭彙，類似滿語的「福晉」、「章京」、「台吉」等辭彙。
方齡貴《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對「站」字有詳細考證，認為來自蒙古語。
方齡貴指出，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韃事略》寫成「蘸」：「置蘸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
宋末元初方回《姑蘇驛記》寫成「站」：「舊姑蘇館今改為驛。若姑蘇郡、姑蘇台皆一新之。新之者誰？嘉議大夫、平江路總管、真定董侯也……大徳五年辛丑七月朔，淮浙閩海溢動百里，潮高數十丈，為患巳甚，而蘇之颶風尤惡……首新郡治，繼及姑蘇馹。曰館，曰馹，曰站，名雖三而義一，新三站而其地一。馬站曰光遠，傍為思政亭，水站曰賓賢，傍為通波亭，以至遞運站，鞍韂舳艫，僕從烝徒之需，無一不飭。」此處之「馹」指驛站。大德五年是1301年。
《漢語方音字彙》蘇州「站」（車站）zE陽去，溫州dza陽去，聲母猶是濁音，與「蘸」或「站」（站立）有別。其他南方方言「車站」的「站」聲調大多來自陽去，也與「蘸」有別。如廣州「蘸」tsam陰去，「站」（車站）tsam陽去。梅縣「站」（車站）tsham去聲，當地只有一個去聲，但「站」（車站）聲母送氣，可見來自陽去，附近的河源「站」（車站）就是tsham陽去。
「站立」的「站」比「車站」的「站」出現時間要早，見於唐代。北宋《廣韻》陷韻陟陷切收「站」字：「站，俗言獨立。」時間在《廣韻》之前的蔣斧藏本《唐韻》陷韻都陷反也有「站」字：「站，俗言獨立。」蔣斧本《唐韻》是個殘卷，僅存去、入二卷，且去聲不全，屬於唐代天寶本系統。宋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和《裴務齊刊謬補缺切韻》陷韻未收「站」字。依蔣斧本《唐韻》體例，若是新加字，會在每紐第一字之下標明幾加幾，而蔣斧本《唐韻》都陷反小韻下徑標「二」，可見「站」不是蔣斧本《唐韻》所加，而是依據其他底本而來，時間更在天寶之前。
樓上提到蒙古語的「站」來自「驛」，方齡貴《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也提到類似觀點：「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突厥語之yam，乃源於漢語的『驛』字。」方齡貴只是提了一下，而無具體論證。「驛」中古收-k尾，變成雙唇韻尾比較奇怪，雖然南方有的漢語方言確實存在少數收-k尾的字現在改收-p尾的現象。如福建寧德「脊」tsep陰入。
《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記載，洪武元年九月，「甲寅，詔改各站為驛」。朱元璋的命令沒有成功推行，老百姓習慣了用「站」，後來大臣的奏章中還是出現「站」字。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癸丑，戶部言運解州池鹽，計其路程，自河口楊壺站至淮安白萍站共二十七站，每站一百里，當用船二百七十艘，次第接運至京倉收貯，宜令工部造船，刑部都察院發囚夫往運。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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