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啦圈為什麼不流行了？

小時候用的呼啦圈恨是瘋魔了中國一陣子，為什麼現在很少人用了嗎，難道沒有健身效果嗎

很少有某種玩具像呼啦圈那樣，流行到不分男女老幼、不管天南海北的人們幾乎全部熱烈的捲入其中，然後，忽然之間蹤跡全無。20世紀50年代末的美國以及80年代末的中國，呼啦圈的故事幾乎完全按照同樣的節奏在兩個大地上演繹了一遍。這是一個多麼有意思的命題啊，值得經濟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科技史的學者們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去認真做一番研究。可惜，我沒有找到這種研究的蛛絲馬跡。

「一種新的玩具——塑料呼啦圈——在美國各地旋轉開了。據製造商及銷售商估計，大約幾周時間，上市的總量就達到2000萬隻，零售總額約3000萬美元。製造商們加班加點來滿足不斷上升的需求。如果有終點的化，現在似乎還看不到」。這是《紐約時報》1958年9月4日一篇報道的導語。「流行的呼啦圈使人們旋轉起來，也帶來了可觀的利潤」，這篇報道長長的題目概括解釋了這項遊戲的風靡和商業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

從產品悄無聲息的上市，到《紐約時報》對呼啦圈的產業鏈進行深度報道，只用了2個月的時間。

呼啦圈被稱作是有史以來真正風靡世界的玩具，在加利福尼亞州一個名叫聖加夫列爾的小鎮，兩個年輕玩具製造商理查德·內爾和阿瑟·梅林經營著一家名叫惠姆·奧的玩具公司。據說在1958年3月，紐約的一次玩具博覽會上，有個人告訴他們，有一種大木圈正在澳大利亞到處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轉著玩。兩位老闆覺得這也許是個不錯的商機。樣品出來了，木圈太沉，轉起來太費勁。他們想起了塑料。化學工業的迅猛發展讓高分子合成材料從戰前的奢侈品變成使用範圍廣泛的普通材料。一根3米長的經營性塑料中空管兩頭一接便成為一個漂亮的圈。他們把新產品命名為呼啦圈——hu la hoop，每隻售價九角三分。

或者是沒想到申請專利，或者是不符合專利條件。兩個商人沒能獨享呼啦圈帶來的豐厚利潤。生產玩具的、生產塑料製品的、生產服裝的、搞電視娛樂的都紛紛湧進來分一杯羹。

「就像曾經在年輕姑娘和少婦中流行的緊身褲一樣，呼啦圈並不像通常那樣在某些商店的某個櫃檯上出售，而是在任何商店的任何一個角落出售，只要有一小塊地方和一個售貨員就行。」《紐約時報》的報道這樣描述呼啦圈在當時的商業地位。

「在1958年，如果世界上的哪個地方沒有人玩這種美國塑料圈就說明這地方尚未『與世界接軌』。」這是描述呼啦圈流行的最經典的一句話。呼啦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衝出美國，走向世界。當然不包括「鐵幕」中的蘇聯和當時正處於大躍進中的中國。

就連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也沒有抵抗住呼啦圈的誘惑。一家華沙出版的青年周報說「如果輕工業部和手工業局還不開始生產呼拉圈，我們在這方面的進展，特別從國際範圍來看，就將大大落後了。」

約旦的太后旅歐返國時，行李中裝著一個呼拉圈；一支比利時探險隊出發去南極時，在他們的行裝里也有20個呼拉圈：這筆錢是作為文娛費用開支的。有關呼啦圈的負面報道也不斷見報：一位荷蘭婦女懷疑得了闌尾炎，但經醫生檢查，發現她的病實際上是腹肌受到損傷，被歸因為玩呼拉圈的結果。在日本，醫院急診室里擠滿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脊椎扭傷的病人。

呼啦圈讓女性毫無顧忌地扭動起了屁股，這被看作是當時部分國家拒絕呼啦圈的原因。在1958年的秋天，每當舉行橄欖球賽時，女拉拉隊隊員在觀眾尖叫聲中扭動著腰部成為球場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1958年，中國人唯一知道呼啦圈的消息來自於一篇批判文章。在一家名為《文化動態》內部雜誌上，1959年1月17日刊出一篇名為《西方墮落文化的畸形產物———玩「呼拉圈」》的文章把呼拉圈舞和「脫衣舞」相提並論：「南斯拉夫最近對此大加欣賞，極力宣揚，許多報刊常常登載英美等國女人穿著游泳衣跳醜態百出的『呼啦圈舞』的照片。」呼啦圈成為鐵托集團搞修正主義的證據。

呼啦圈去得比來的還快。到1959年夏天，許多城市的垃圾場上都堆滿了丟棄的呼啦圈。

30年後，不知道從哪家工廠、哪個姑娘開始，呼啦圈一夜之間風靡中國，成為全中國男女老少的最愛。每一個城市的每一個廣場、每一個公園都變成了扭動腰部的海洋。然後，又彷彿一夜之間，這個帶來全民狂熱的玩具便銷聲匿跡，先是被冷落到房間的角落，之後幾乎全部進入了廢品收購站，成為製造塑料盆、洗衣板的最好原料。

這是一項多麼物美價廉的運動啊，居然就這麼快的消失了。它的短命——無論是在高度發達的美國還是剛剛走向改革開放的中國，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也許，這相隔的30年，恰好是中國和世界之間社會開放程度的差距。劇烈的扭動腰部——這個動作帶來的身體的反應是如此的新鮮和奇妙。而這種刺激由於商業的原因變得如此的易得，當身體的新鮮感被其他更加新鮮的活動所代替，人們便輕易地將其拋棄。

當搖滾樂和迪斯科呼嘯而來的時候，呼啦圈丟盔卸甲、一潰千里。我驚奇地發現，無論在美國及其代表的「自由世界」還是在中國，呼啦圈和搖滾樂、迪斯科都是前後腳的關係。或許，人類都需要一個身體的自由解放過程，那是一層特別薄的窗戶紙，一捅就破卻影響深遠。當人們對身體的自由扭動不再感到難為情的時候，思想的自由便如影隨形。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呼啦圈就是中國人思想開放的一段序曲。

呼啦圈讓我對1958這個年份產生了特殊的興趣。那個時候，蘇聯和美國是世界舞台的主角。太空競賽是全世界的大戲，並且，蘇聯領先。1957年10月5日，蘇聯《真理報》發表公告：蘇聯成功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大戲是從這裡開始的。美國人被蘇聯在太空競賽中的優勢搞的憂心忡忡。專家們認為，衛星是教育和技術鏈接的產物，能否實現這種鏈接，決定美國的前途。他們提議，從教育的角度分析兩國在未來競爭中的優劣。

一名叫庫茨柯夫的蘇聯中學生和一名叫拉佩卡斯的美國中學生分別被對方工作小組選作觀察的標本。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美蘇兩國專家對兩位學生的學習態度、讀書習慣、課餘愛好進行了全程跟蹤。

調查表明，庫茨柯夫和拉佩卡斯雖然同齡，但庫茨柯夫的文化水平至少比拉佩卡斯高兩年。庫茨柯夫讀莎士比亞和蕭伯納的作品，而拉佩卡斯剛讀完斯蒂文森的一本驚險小說。專家指出，總的來看，在美國的學校，學生們一般不完整地閱讀文學作品，只是讀書評，而蘇聯的學校通常不允許這樣做。

兩個人都愛好運動：拉佩卡斯每周遊泳約11個小時，庫茨柯夫每周在排球俱樂部活動3次。拉佩卡斯每天都和女友見面，喜歡參加晚會。而庫茨柯夫與女性的關係明顯低於美國標準。拉佩卡斯善於交際，有幽默感，在學校組織的各種活動中表現突出。而庫茨柯夫是個熱愛勞動、目的性強、甚至有挑戰性的人。

當各自專家組把兩個在各自國家都被認為優秀的好學生的調查報告公布後，無論是蘇聯人還是美國人都認為，蘇聯的教育更先進。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不但取得了太空競賽的勝利，而且取得了對美國未來的領先地位。30年後，蘇聯解體，美國是推手。

當然，庫茨柯夫和拉佩卡斯的區別肯定不是玩沒玩過呼啦圈所能概括的。但這種巧合背後所隱藏的不同的社會寬容度、不同的文化政治理念顯然會塑造出不同能力的人。很難想像，在一個有益身心健康的遊戲因為不符合意識形態規範被批判和禁止的地方，如何誕生有創造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