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敘利亞很多人願意變成難民逃亡別國，不留在自己國家抗爭？
這個問題沒有任何歧視意思，其實更想比較一下，如果內戰發生在中國，國人會想逃亡別國，離鄉背井，還是留下來做抗爭？
先說原因：敘利亞這場所謂的革命，從2011年發展到現在，已經完全演變成了一場不具有進步性、不具有階級性的內戰了。這場內戰已經成為了各大帝國主義國家所支持的宗派勢力的火併。這種情況下，要麼成為宗教派系的一員，要麼逃走，並沒有反抗這一選項。接下來詳細講。
是不是很亂？簡單說來就是，所有人都說自己在打ISIS，但除了庫爾德人沒人真的在打；ISIS其實想跟所有人打，但其實沒人願意跟他們打。。。。
說到這裡老虎君要吐個槽，這個「溫和」反對派是個什麼玩意兒？西方媒體說到「溫和」反對派的時候其實隱喻的是「民主派」。然而果真如此的話為什麼不直接管他們叫「民主派」呢？這是因為，事實上目前在敘利亞的各種派系沒有一方可以稱為「民主派」，這些「溫和」反對派其實也都是伊斯蘭極端武裝，只不過他們還沒有極端到像ISIS那樣連美帝的資助都不要。他們表面上聽美帝的話，實際上在意識形態上跟ISIS只有非常細微的差異，跟基地組織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更有意思的是，前段時間西方媒體一直批評俄軍只炸「溫和」反對派，不炸真的ISIS。有位反對派軍官也站出來作證，說他們跟ISIS沒有關係，空間上隔著100多公里，結果還被俄國人炸了[2]。問題是，美帝他們不是說他們的盟友在地面配合他們打ISIS么？隔了100公里打個球呢？這位豬隊友看起來好像說漏了嘴，而且真心說了句大實話。據紐約時報10月2日的敘利亞局勢圖，反對派武裝跟ISIS的地理接觸似乎並不多。大概是美國粑粑在空中轟炸，反對派配合在地面搖旗吶喊吧。
[2] http://www.nytimes.com/2015/10/01/world/europe/russia-airstrikes-syria.html?_r=0
[3]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5/09/30/world/middleeast/syria-control-map-isis-rebels-airstrikes.html?smid=fb-share_r=1
謝邀。
圖：伊斯蘭國將男同性戀者從高樓推下處決。
題主在問題闡述中說的話，可以隱約感覺到，題主可能覺得這種戰爭如果發生在中國，中國人就不逃難。這顯然是受我國抗日宣傳的影響而產生的幻覺，認為中國人民和別國人民不一樣，有著和罪惡勢力作鬥爭從來不怕犧牲的良好品德，甘願留下來參與抗日。
但這也只是幻覺。事實是，之所以敘利亞人外逃別國，而中國人極少逃到別國，主要是因為中國太大了：
日軍侵華時，中國人可以在國內逃難，敘利亞人就沒得選了，走兩步就到海邊，不去別國，還能往哪裡跑？中國國內的逃難以四川和雲南等地為終點，從北京到昆明的距離，比從敘利亞到義大利還要遠。
梁從誡《長空祭》：我的父親梁思成，「七七事變」前在北平從事中國建築史的研究，母親林徽因與父親是同行，又是詩人和文學家。1937年7月底，為了不願見到日本侵略軍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們領著外婆，姐姐和我，匆匆離開了這座古城，往西南大後方撤退。沿途一片混亂，10月間才輾轉到達長沙。不久，戰火又燒到長沙。12月初，我們又乘長途汽車前往昆明。
劉武生《我的八十自述》：
逃難童年在我幼小的心中，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給我們這一代兒童，造成了逃難童年的深重災難。
那時，記得我家住在常德縣雷祖殿街，離常德三德小學很近，以便就近上學。當年，我還不滿四歲，先進了三德小學幼稚園。「七七事變」後的一天，日本侵華飛機轟炸常德縣城，警報拉得震天響，幼稚園的老師抱我送回家，母親感激不盡。儘管當時我才四歲不到，這幕情景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至今雖已七十九年，仍歷歷在目。時隔不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發生了長沙大火，史稱「文夕大火」。當晚，我從天井上空看到半邊天一片通紅，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隨即，父母都說，長沙城發生了大火，一定出了大事。不久，傳來為預防日本鬼子轟炸常德城，需要安排逃難的打算。在我幼小的記憶中，我的爸爸、媽媽決定離開縣城去偏僻的鄉村逃難。第三天，我爸爸同他店裡的一位炊食員師傅商定，準備逃到他的老家常德前鄉黃土店附近一個小山村。逃難地點確定後，我爸爸、媽媽就忙著收拾簡單的行裝，帶一隻大木箱，把比較值錢的細軟放進去，還帶一些日常需用的家什。
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是會逃難的。如果再發生戰爭，逃難也會隨之進行。這並不是什麼貪生怕死，這是忍辱負重，背井離鄉。炮彈都打到跟前了，不需要伸著頭讓人當活靶子。退一萬步講，就算人人都有個自我犧牲的大義，那也很不划算。作為普通人，留在敵占區，不要說抵抗了，時間久了，會被同化的。
對於這個問題，相信很多人的腦海中都會浮現出『哇，看來所有敘利亞難民都逃難去歐洲了 ，這下子歐洲要倒霉了，這次麻煩玩大了』，那麼我們用數據提問：到底敘利亞內戰產生了多少敘利亞難民？又有多少敘利亞難民選擇逃難去了歐洲呢？
有圖有真相，如圖所示，截止2015年7月，敘利亞總計有一千二百二十萬難民，這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其中敘利亞本土安置七百六十萬，與周邊鄰國邊境上的也安置有數量不少的難民，其中土耳其邊境最多，安置有一百八十萬，黎巴嫩安置有約一百二十萬敘利亞難民，約旦安置有六十萬敘利亞難民，伊拉克安置有約二十萬難民，埃及安置有約十三萬難民：
顯然，多達93%的敘利亞難民主要被安置了敘利亞本土以及周邊國家邊境地帶，並沒有外逃去歐洲國家。
敘利亞內戰至今已有四年，但是真正的難民開始外逃歐洲是兩年開始的，原因很簡單，大家都以為內戰只是大家沒事玩玩，打上一兩年就差不多了，結果一年一年又一年，戰爭越來越擴大化且難解難分，絕望之下，無數人不得不選擇了逃難歐洲。
按照下面圖片的數據，從2011年4月敘利亞內戰開始不久到2013年12月，整整兩年半時間裡，整個歐洲接收的敘利亞難民數不到五萬人，相比千萬級別的難民基數，這個數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直也沒有給歐洲大陸造成太大的困擾。
即便小男孩意外死亡事件發酵至今，事實是絕大多數難民都還是在安置在本土或者鄰國難民營里，並沒有外逃去歐洲國家。
如果你覺得佔1.2%的難民進入廣闊的歐洲便會引起如此多的讓你感覺噁心的話，那麼請問其他安置在本土及其邊界的98，2%的難民帶給這個國家以及周邊國家會是多大的社會問題和苦難，而整個敘利亞人民又是在怎樣的一種環境下生存，整個畫面請自行發揮想像。
另外，問題還問到了『為什麼不抗爭』，因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我們現在對家庭的理解是一家三口便是一個完整的家庭，但是在傳統的伊斯蘭國家，一個家庭是這樣子，生四個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抗爭？能夠在中東這個人類文明最為悠久且從古至今戰爭最為頻繁的地區生存下來的民族，哪個民族的歷史不是血與淚的歷史，君不見古巴比倫人，古埃及人在這片土地直接在歷史上被滅種，近代亞美尼亞人在這片土地直接被種族滅絕從此縮居高加索一隅，曾經輝煌的古亞敘人現在這片土地直接被淪為二等民族。在這片土地，能夠生存至今的民族哪個不是戰鬥的民族。在這片宗教理念遠高於民族理念，民族理念遠高於國家理念的土地上，即便是內戰，誰敢不抗爭。在這片土地，從來不接受弱者。
PS:如果你對敘利亞難民問題感興趣，可以參考本人正在編寫的系列文章：
敘利亞3歲男孩Aylan Kurdi難倒整個歐洲？第一篇： 視而不見的歐洲敘利亞3歲男孩Aylan Kurdi難倒整個歐洲？第二篇：世界在行動總結篇第三篇：Ola和她的敘利亞朋友們的故事 正在醞釀中。
至於為什麼我對這些感興趣，有興趣寫下這些，因為我前不久從土耳其，約旦，埃及以及歐洲走了一圈回來，一路上有緣遇見很多正在跟敘利亞難民打交道的歐洲志願者，感同身受寫下了這些文章。
9.18日更新：
總結篇第三篇：Ola和她的敘利亞朋友們的故事 已經完結，其中將敘利亞女孩Selava的故事抽取出來分享給大家：
Selava來自敘利亞邊境城市科巴尼（Kobani), 今年23歲，跟很多90後一樣，有自己的夢想並喜歡自拍：
抗爭從來都不是靠個人，而是靠組織。
中國人在抗日戰爭時候，如果沒有組織，可以讓日本三五個士兵就佔領縣城，可以被成批成批無反抗的殺戮，可以成群結隊的國內逃難。但一旦有了組織力量，就煥發出驚人的戰鬥力。
敘利亞的問題是，就算你想抗爭，你加入哪個組織呢？相對最世俗化也最靠譜的阿薩德政府？自己一身不幹凈，既腐敗獨裁任人唯親信仰上又是少數派，還未必勝得過當年蔣校長。那幫民主派武裝們？就是依附歐美金主生存的渣渣，拿了槍的公知而已，除了嘴炮啥也幹不了，嘴上主義肚裡生意，打起仗來還只有挨揍的份。土耳其等國支持的武裝？且不說土耳其和ISIS本身千絲萬縷的聯繫了，土雞什麼時候是省油的燈？身邊一個對你垂涎的老虎說幫你，也能隨便信么？庫爾德武裝？人家是自己一個民族，也要有自己地盤，你一個外人也加不進來啊，自己不是庫爾德人的話還得提防他們趁機挖你國土呢。
算來算去，能夠抵抗ISIS的組織，沒有一個是靠譜的。所以怎麼辦？只能還是一盤散沙，然後，逃亡吧。
「他們有機槍、毒氣和戰壕。
而我們只有天靈蓋，和胸膛。」一戰俄國逃兵我先貼兩張圖：
引自《追風箏的人》，這是男主從美國回到阿富汗的初始遭遇。
先歪個題。全球化了之後，任何欠發達國家裡面都會誕生全球化了的上等人，和對任何事情都躲無可躲的下等人。比例有多有少，但這樣的劃分總沒毛病。你眼中的國破家亡，在上等人眼中不過是漂洋過海，在咱們抗日戰爭的時候其實也有不少這樣的上等人。這種事情在哪兒都一樣，不管是現在的中東，還是民國，還是蘇聯解體，都一樣。
但真正不同的是，留下來的人抗爭是否有希望。
中國其實是二戰的獲利者，所以很多人就覺得只要堅持，勝利好像理所當然。我想提醒大家看一下阿富汗，如果阿富汗的塔利班只在國內殘酷統治，而沒有本拉登惹美國呢？那推翻塔利班還必然么？
我還想提醒的是，雖然都叫國家，但其實國家與國家的實質可以完全不同，有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有的其實是個大雜燴，而且根本就燴不到一個鍋里。各部分人民間並沒有共同的信念。因為宗教、種族的不同，互相很容易勾起仇恨，無法打造一個統一的國家。
我最想提醒的是，雖然都叫戰爭，卻更有天差地別：內戰里就有宗教戰爭，民族戰爭、階級戰爭、黨派戰爭、地方割據戰爭……對外戰爭的類型可能就更沒法界定了。不是每一個戰爭最後都會有好結果，不是每場戰爭都通向光明，這事兒得看機緣巧合。
中國的抗日戰爭自然有其不幸，碰上個倒霉催的神經病鄰居，但抗日戰爭也有很多幸運的因素：
比如祖宗留下的基業還夠大，沿海打不過還能往西部跑。
比如幾十年的軍閥混戰和常凱申崛起，讓中國至少表面有一個統一面貌。以上兩點決定了當中國精英階層想留下來堅持抵抗的時候，有舞台能讓他們發揮。
比如上千年的中華文化教育，讓國內大部分精英都有統一的價值觀，而不是互相敵視。
比如二杆子日本其實沒有計劃滅亡中國，而是每天想著佔個便宜當王八蛋。哎呦，不讓占，那就揍到你服。哎呦，還不服，還有大哥罩著，連大哥也打。其實遇到這種國家意志像小流氓式的，估計全球也不多。
比如國際局勢。美帝慢慢被逼到了英法中俄一邊，日本又神經病地炸了珍珠港。於是國際社會總體上是幫助中國的，而不是一人支持一個軍閥，然後持續搞亂。
因為我們是受害者，這些幸運其實很少有人看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多數人都是聽說過沒看過，其實裡面分析的很清楚。既然當時就看得到光明，自然值得努力去爭。
說到底，中國在1945年完成的事情，敘利亞還離著十萬八千里，不能因為帝國主義讓你獨立了，你就一下子繁榮昌盛了，沒這個道理。
近現代的中國，打的不是一場戰爭。從推翻滿清帝國的國體戰爭，到軍閥混戰，到國民黨北伐的政黨戰爭，到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最後到解放戰爭。仗要一個一個打，一口吃不成個胖子。而且中國還算是幸運的，打仗的順序比較合理，每個階段都解決了現階段的問題。
阿富汗也從來不是一場戰爭：從國王弟弟政變的王權戰爭，淪落到軍閥混戰，人民厭倦了軍閥混戰，迎來了宗教戰爭塔利班，算是走上了歪路。還好後來不作死就不會死，然後引來了美國的降維打擊，要不然真不知如何收場。不過即使現在，阿富汗還隱藏低烈度的恐怖主義和民族宗派戰爭壓著沒爆發。
敘利亞人現在面對的更不是一場戰爭，裡面混雜了國王與起義軍的王權戰爭，伊斯蘭與世俗勢力的宗教戰爭，阿拉維派和遜尼派的教派戰爭，ISIS和其他派別的恐怖主義戰爭，以及美歐俄土支持的代理人戰爭。這麼多戰爭你也只能一個一個打。這麼多戰爭你讓敘利亞人打哪一個？
你不是敘利亞人，沒有權利決定敘利亞人是否值得留下來打這一仗。但是你是中國人，現在的中國是否值得，未來你有權利思考。敘利亞的打法，現在和我們認知的內戰不太一樣。
美國內戰，南北打。各種國家的內戰，2，3家主要玩家，其他的要麼打醬油，要麼很快就滅了。敘利亞是這個打法：
我跟你講，春秋戰國都沒這麼亂過。
敘利亞18萬平方公里。跟廣東差不多大。上面有阿拉伯人，敘利亞人，庫爾德人。有伊斯蘭教，有基督教，還有各種原始信仰。各教還分派。
各大國內戰都是幾個大省聯合起來打另外的。這個你基本上理解為廣州軍打深圳軍打珠海軍打汕頭軍打韶關軍打佛山軍打江門軍打湛江軍打肇慶軍打清遠軍
亂成這個樣子，你能不逃嗎？這是我見過第二亂的東西了。
BTW，第一亂是我現在在做的項目。
以下是一位在德國避難的敘利亞難民在 Reddit 上的現身說法。原地址 IamA Syrian immigrant in Germany, AMA! : IAmA
1- "Why did you leave your country instead of fighting for its freedom and culture..."
為什麼你離開自己的國家，而不是為了敘利亞的自由和文化戰鬥……
First, keep in mind this is a civil war, it"s not an invade by a foreign nation, it"s a civil war, who am I supposed to fight against in such a situation? who decides if I"m wrong or not, should I go and fight against some guy just like me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battle? one of us will end up kill the other, which didn"t change anything and won"t stop the war in any way, but the country just lost one man who could"ve contributed to its future in better ways than holding a rifle. what saddens me the most is almost all of the people asking why I"m not staying and fighting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Syria, and never experienced who bad a war can be, specifically a civil one.
首先，請記住這是一場內戰，這不是外國侵略，是內戰，這種情況下我應該和誰打？誰來決定我是錯的還是對的，我應該去跟戰場另一邊的，和我一樣的某個人打仗？最終我們總有一個會殺了另一個，這並不改變任何事情，也不會結束戰爭，但是國家就失去了一個人，他本可以在未來為國家做貢獻，總比拿著槍好。最讓我難過的是，幾乎所有問我為什麼沒留下來打仗的，都不了解敘利亞的情況，也沒有經歷過戰爭可以有多可怕，特別是內戰。
我們可以不支持接收難民，但不能侮辱難民智商
高票答案說的很清楚，在敘利亞人民看來，這次戰爭的性質是內戰。而在內戰中，所有「抗爭」的本質無非就是對同胞開槍。
無論在哪一個國家，內戰都是讓百姓最無力也最迷惑的，對一個國家的損失也是最大的。一個可以被民族和國家立場清晰界定的敵人可以讓很多老百姓毫不猶豫地反抗，但如果敵人是模糊的呢？如果他們是你的朋友，你的鄰居，你的同事，只不過因為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而和你分道揚鑣呢？又有多少人能在這樣的立場下毫不猶豫地開槍呢？
高票答案提到的地理位置和國家面積，是難民逃亡到其他國家的一個因素，這裡想補充另三個因素：語言，資金和國外的關係。當前並沒有很精確的數據說多少難民掌握英語，但這個比例不會太小。可以說，這些掌握英語的難民，無論其原本的工作是什麼，對一個國家來說都應該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素質勞動力，他們本來應該就是中產階級的中流砥柱。他們代表了一個國家相對精英的一群人，本身就有儲蓄和資金支撐逃亡（據報道蛇頭的船票要7000歐元）。同時，他們中很多人都有親人和朋友在歐洲其他國家工作和生活。
可以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擠在火車站和難民營里髒兮兮的可憐的難民們，就是一個國家的教育培養出來的精華，他們身上原本肩負著一個國家的未來。
同樣，如果我們看發生在中國的國共內戰期間，多少會說粵語的中國人逃亡到香港？東南亞？多少會說英語的中國人直接逃亡到美國和歐洲？
歷史上，那些在內戰中「奮起反抗壓迫」的老百姓，都是那些逃無可逃的老百姓，一是不會說任何其他的語言，二是在海外沒有任何可以投靠和求助的親朋好友，三是一貧如洗只有爛命一條。這些人，何曾有過選擇逃亡的奢侈和自由？他們的身影被炮火硝煙遮蔽著，他們的屍體被斷壁殘垣隱藏著，他們的聲音被槍聲掩蓋，他們的意願被政客扭曲。他們中很多人全部的積蓄就是腳下的土地和莊稼，他們很多可能都不識字，更別說用Facebook和Twitter向西方聖母們訴苦，或者操著流利的英語和BBC記者談論逃難經歷。最初，他們只能護著家人躲在門後，沒有勇氣反抗任何一方勢力的徵召。然後，他們只能拿著槍，為了保命和保家而沖在前面。最後，僥倖站在勝利者一邊的那些，會被冠以愛國者的稱謂而紀念和教育後人，而站在失敗者一邊的那些，只會被歷史和後人踐踏和唾棄，沒人會關心你當年是不是被迫的。無論勝利和失敗，他們都變得一無所有，僥倖活著的，一身傷殘，不幸死去的，無人知曉。
而他們那些在德國難民營里的「難民同胞」，還在抱怨沒有足夠的難民補助買煙，孩子的紙尿布不夠，讓很多聖母們憂心忡忡。
很多人知道這句話：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同樣的道理：那些被媒體大肆報道和曝光的難民，也都不是真正的「難民」。
當我們在舒服的椅子上打字質疑難民為何不「抗爭」的時候，也許更應該捫心自問：我們何曾「看到」過真正的難民？為何一個國家憑藉舉國之力培養和教育的中產階級精英們，迫不及待地逃亡到其他國家享受難民待遇，而把一個戰爭的地獄，留給那些最衰老，最貧窮，最無力的同胞們，讓他們去背負自相殘殺的命運和罪孽，如同曾經發生在我們的歷史中的那樣？
然而，我們更應該看到，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刀刀見血，卻特別熱衷在其他國家扶持和推廣對立的政治格局，而很多時候操作失當，這種對立就會立刻超越了黨派的理性對立，而變成了信仰的感性對立。再沒有比這更容易削弱和毀滅本來就已經錯過發展機遇的國家了。所以，敘利亞完了。它的精英人才流失殆盡，他的國家意識被內戰撕裂，最重要的是，它的新鮮血液的年輕人被美好的辭彙和移民的預期晃花了眼睛，以至於失去了最後的血性，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只有自己能夠拯救」的事實。他們寧可聚集在火車站集體絕食要求放行，也不願意再回歸故土。
破而後立，不破不立。對一個經歷戰爭國家來說，再沒有比這更殘酷，更現實，更違背道德和人性的真理了。我們不能怪難民的為了自保和家人而逃離，不能怪歐洲為了人道和和平而拯救，不能怪同胞為了信仰和自由廝殺。戰火總有一天要終結，然而面對千萬同胞的殘肢斷臂，面對千瘡百孔的山河家園，倖存者們最後卻發現，原來自己連個可以刺激民族凝聚力和國家向心力的外敵都找不到！連一個可以全國人民一起恨的敵人都沒有！新的迷茫和失落又會降臨，倖存者會一遍遍追問問：戰爭到底為了什麼？誰應該負責？於是，等到歐洲難民們再回去的時候，在那些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同胞們的眼睛裡，他們就會變成了叛國者，成了發泄怒火的靶子。新的對立，新的撕裂，新的仇恨，將為新的戰爭埋下種子。
歐洲用一隻溫柔的手，堵住了一群難民破的可能，也同時扼殺了一個國家立的勇氣。而敘利亞的歷史將在這裡繼續，沒有誰對誰錯的爭吵，只有一塊墓碑，一聲嘆息，一滴眼淚。抗爭？
敘利亞的問題不是起義的勢力太少，而是跳出來的帶頭大哥太多。
現在皇帝沒幹掉，大哥們已經打得不亦樂乎了，普通老百姓想抗爭？
完全沒問題，你想反抗誰，都有合適你的豪華套餐可以加入。
這裡面唯一的問題就是，如果哪一派你都不想參加，只想保住老婆孩子的安全，反倒只剩下任人魚肉的命。所以，對於不願到戰場上做屠夫，打一些意義不明的仗，也不願意呆在家裡被一撥又一撥的軍閥過來割草的普通老百姓而言，避走他鄉是唯一選擇。
關於一些答主對難民們想方設法去高福利發達國家的不解和鄙視，我才是看得醉了。
都是逃難，憑什麼不逃到能讓日子過得好一點的地方？這種事情站在一個人的角度，站在一個非趙家人的普通老百姓角度，有半點難以理解的么？
我不是說逃難合法，有理。我不是說難民們製造的罪惡就不是罪惡。
只是，說一千道一萬，對於生存權沒有保證的人而言，優雅的討論有沒有自尊心的問題，不過是種事不關己的優越感而已。
-----------------------------------------------人生首次點贊過百，發個別人的精華答案做為感謝吧----------------------
私以為，要評論敘利亞難民的問題，多少還是需要對敘利亞的局勢有所了解，否則看一些人的答案，洋洋洒洒卻與實際情況豪不沾邊，會讓人有種欲罷不能想吐槽的衝動
@赤坂凌太郎不好意思直接把你的答案拉過來了。
敘利亞2015年內戰進行到現在局勢如何？目前存在哪些派別，政府軍的現狀，以及未來戰局的發展趨勢？ - 赤坂凌太郎的回答
赤坂的這個答案基本上可以算一份高度概括的敘利亞局勢簡報了。大家有意願前往看看的話，也能對敘利亞內戰的前世今生有所了解。
從他的答案中可以推理出來，敘利亞那邊不是人們抗爭的太少，而是各懷鬼胎的軍閥勢力太多。另外，相比敘利亞3000萬的總人口，逃亡歐洲的難民數量其實佔比很小，不管哪個階層，留在國內，被迫卷在各種鬥爭中的人才是大多數。
所以，強行區分敘利亞人和抗戰中國人誰更有抗爭精神的回答，恕我實在無法贊同。因為不是所有國家都值得留下來抗爭。
有的國家在每一次抗爭之後會越變越好，比如美國和韓國，而有的國家經過了數十年，數百年的抗爭，死了無數的人，結果只是原地打轉，甚至不進反退。比如俄羅斯經過蘇聯解體這麼多年的陣痛，仍然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每年仍然有很多反對普京的人意外身亡，屍體能裝好幾個火車皮。留在這樣的國家抗爭，除了成為無數個分母的一部分還有什麼價值嗎？
特別是有的國家的人民對現狀特別滿意，拒絕進行改變，你強行去改變不是給人不痛快，也給自己不痛快嗎？就像俄羅斯反對普京的人死了好幾火車皮了，普京的支持率還是節節升高。你就算為抗爭獻出生命，人民也不會感激你，只會朝你屍體吐口水，為你的死拍手稱快。既然這樣，那你留下來抗爭的意義又是什麼？
所以我從來不主張抗爭，並不是出於明哲保身，我只是不想做拿臉貼人家屁股這種事。既然人民拒絕改變，明智的做法是離開這個國家，這樣人民高興，自己也高興，而不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最後落個凄慘下場。與其斗個魚死網破，不如與人方便。他們只是平民，留在家鄉只能遭屠殺，逃出去或許有一線生機
中國有著很大的縱深，國內不愁沒處跑。能把中國人逼的大規模往國外逃，想想這是多麼大規模的戰爭，你逃過去人家會收敢收么
搞社會主義還得靠自己」
——阿拉伯地區共產黨和左翼黨談當前的任務、挑戰和出路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
「萬壽論壇」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2016年初發起主辦，旨在打造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交流平台，邀請來華訪問的各國政黨政要、智庫學者、民間組織代表等圍繞國際重大熱點問題、社會政治思潮、政黨政治、治國理政經驗教訓等闡述觀點，加強交流，更好地推動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了解與理解。「萬壽論壇」迄今已舉辦3場，今後還將圍繞不同主題開展系列活動。
2月25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萬壽論壇」系列活動之「阿拉伯地區社會主義的發展狀況與前景」主題對話會在北京萬壽賓館舉行。
來自埃及、伊拉克、黎巴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巴勒斯坦、敘利亞、突尼西亞等8國16個共產黨和左翼黨的領導人，圍繞阿拉伯地區社會主義發展現狀、面臨挑戰、鬥爭策略以及世界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世界中左翼力量團結合作等問題，與中聯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黨校、中共中央編譯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等單位數十位專家學者進行了深入研討。
統一敘利亞共產黨主席哈寧·尼姆爾：前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崩潰，但崩潰的只是蘇聯模式，而非社會主義本身。導致蘇聯式社會主義崩潰的原因也並不必然存在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能將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神化」和「宗教化」，應根據本國國情來理解和建設社會主義。
世界上並不存在唯一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和道路，各國應根據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民眾思想覺悟水平和革命形勢等實際情況自主決定本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實現廣泛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前提。創造性地提高生產力，為建設社會主義夯實物質基礎，是當前阿拉伯各國共產黨和左翼黨的重要任務之一。
埃及共產黨總書記薩拉赫：社會主義是將人類從野蠻、墮落的資本主義中拯救出來的唯一方式，社會主義就是未來。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過程，有著不同發展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其必須完成和不可逾越的任務。
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當前正處於「愛國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擺脫國家的依附性、實現經濟社會獨立可持續發展、建立世俗的民主現代化國家，是共產黨在現階段面臨的三大任務。
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積極作用，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應當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有關機制和規則的有益要素。
摩洛哥進社黨政治局委員拉布拉克·愛莎：當前阿拉伯地區左翼力量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政治伊斯蘭力量的崛起，其衝擊不僅體現在組織上，而且體現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伊斯蘭勢力迅速擴張使得阿拉伯左翼力量不斷分化和弱化，特別是在「阿拉伯之春」發生後的一段時間裡，阿拉伯地區左翼思潮出現了大幅倒退，傳統左翼和工會運動日漸式微。建設社會主義只能靠我們自己。當前形勢下的阿拉伯左翼力量應選擇「歷史中間道路」，通過民主、透明的選舉參與政權，讓本黨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才能有資本和能力去建設社會主義。
黎巴嫩共產黨副總書記瑪麗·娜瑟菲：
2008年以來的危機並非簡單的國際金融危機，而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表現形式，這是我們正確認識當今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態勢的大背景。當前，阿拉伯地區各國正處於通向社會主義過程中的民主革命階段，面臨的主要是發展問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僅局限於一國一地，而應在整個阿拉伯社會主義運動大背景下努力保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力量。這一過程中，阿拉伯國家左翼聯盟將大有可為。
黎巴嫩社會進步黨秘書長扎菲爾·納賽爾：阿拉伯地區左翼力量目前十分分散，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意識形態分歧，而是部族、教派之爭。要實現地區左翼復興和社會主義發展，必須改變各自為戰的現狀，在地區甚至全球層面實現團結聯合。同時，我們需要進行變革和創新，勇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以變革者的姿態直面問題和挑戰。
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中央委員希爾米：由於自身難以克服的體制弊病和無法約束的貪婪本性，資本主義必將衰亡。世界的未來是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充分吸收「兩個主義」優勢的基礎上做出的獨特創舉。近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功不可沒。我們為中國的成功感到自豪，希望借鑒中國經驗，推動本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希望效仿中共把自身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領導型政黨。
茅利塔尼亞進步力量聯盟副主席卡利盧·代德：蘇東劇變後，資本主義大肆宣揚「歷史終結論」，阿拉伯地區左翼力量一度普遍感到絕望和無助。如今，我們希望能從中國身上找到社會主義再次勝利的希望，重新彰顯世界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
然而並沒有卵用
2011年6月，埃及左翼學者、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替代道路世界論壇主席薩米爾·阿明委託本刊發表其最新寫作的文章《2011年：阿拉伯之春？》，認為穆巴拉克政權放棄了獨立工業化努力，取消了社會平等和和諧的政策，支持反動的政治伊斯蘭而全面引進新自由主義，使埃及淪為發達國家的邊緣地區，從而導致埃及民眾特別是青年重新政治化、左派激進化和民主中產階級憤怒，最終使埃及陷入政治動蕩。
阿明同時認為，美國將通過支持反動的宗教力量來阻擊埃及的真正民主化。作者同時指出，未來三大洲都可能繼續出現動蕩，而這和中心國家的衰落正好相遇，第三世界國家應爭取更民主的未來。文章內容如下：
2011年伊始，阿拉伯世界接二連三地發生暴動。這場「阿拉伯之春」會帶來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覺醒嗎？還是如我在《第三世界的覺醒》一書中所提的第一次覺醒一樣，這些反抗也將止步不前、歸於失敗？如果前一種假設成立，阿拉伯世界的進步必將載入全球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光輝篇章；如果失敗，阿拉伯世界則會繼續徘徊在被主宰的邊緣地帶，無法成為重組世界的積極力量。
把這一地區泛稱為「阿拉伯世界」而無視各國客觀條件的差異是非常不合適的。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針對埃及——不可否認，它一直都在該地區的發展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埃及是資本主義邊緣地帶中第一個試圖「崛起」的國家。早在日本和中國之前，19世紀初，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就制定並實施了一項旨在振興埃及及其馬什里克（Mashreq）近鄰的改革計劃。這項偉大的實踐持續了三分之二個世紀，直到19世紀70年代伊斯梅爾總督（Khédive Ismail）執政後半期才停滯不前。分析失敗原因，當時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勢力英國的殘暴入侵不能不提：1840年入侵兩次，70年代控制財權，1882年軍事佔領。英國鍥而不捨地要把一個現代化的埃及扼殺在搖籃中。崛起中的埃及被打敗，又在被統治的邊緣地帶徘徊了近40年（1880—1920）。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其施加改造，以便服務於自身積累的需要。這種強制性倒退不僅打擊了埃及的生產制度，也破壞了原有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它還不斷強化保守反動的思想文化，以便把埃及控制在從屬地位。
但埃及從來沒有接受這種地位。因為這種執著的抗拒，接下來半個世紀（1919—1967），埃及出現了聲勢浩大的運動浪潮。它有三重目標：民主、獨立、進步。雖然它們的表達方式有時狹隘而混亂，但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隨著1919年華夫脫黨的成立，埃及半世紀解放鬥爭的第一階段側重於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的）政治現代化。這一設想的民主形式使埃及在去宗教化方面取得了進步。「正常的」選舉不僅使科普特基督徒得到穆斯林的選票支持，更讓他們得以擔任國家要職。
但英國和由君主派、大地主及富農組成的國內反動集團合力阻撓華夫脫黨領導下的埃及民主進程。20世紀30年代，西德基·帕夏（Sedki Pacha）的獨裁統治（廢除了1923年民主憲法）遇到了當時作為反帝民主鬥爭先鋒的學生團體的堅決抵抗。所以，英國使館和埃及王室支持以新「政治伊斯蘭」中最反動的思潮（原教旨主義）為理論根源的穆斯林兄弟會的成立（1927年）並不是偶然。
面對義大利佔領衣索比亞和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前景，英國不得不對民主勢力做出讓步：允許1936年華夫脫黨重新上台執政，並於同年簽訂《英埃同盟》。二戰讓很多矛盾退居二線。1946年2月21日起，隨著學生工人聯合會的成立以及共產主義者的加入和工人運動的發展，鬥爭浪潮再次高漲。受到英國支持的埃及反動勢力殘酷鎮壓起義力量，並且動用支持西德基·帕夏第二任獨裁統治的穆斯林兄弟會，但沒能使運動噤聲。華夫脫黨重新執掌政權，宣布廢除1936年的《英埃同盟》，蘇伊士運河佔領區內的游擊戰爭也蓬勃開展，這些努力直到1951年「開羅縱火案」後才宣告失敗。
「自由軍官組織」1952年的第一次政變和1954年標誌著納賽爾掌權的第二次政變終結了這一階段風起雲湧的鬥爭浪潮。納賽爾主義抹煞了1919—1952年的埃及覺醒史，只把「埃及革命」定位於1952年7月。當時很多共產主義者否認這一思想，認為1952年和1954年的政變旨在結束日益激化的民主運動。
他們沒有錯，因為納賽爾主義直到1955年4月萬隆會議後才轉變為反帝綱領。它不僅「缺乏民主」（禁止民眾組織社團），也「取消」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由此產生的真空有利於政治伊斯蘭乘虛而入。1955—1965年的短短10年，這一綱領就失去了活力。埃及發展遲緩給了改由美國統帥的帝國主義可乘之機，它以以色列為軍事工具破壞埃及運動。埃及1967年的軍事失敗標誌著它長達半世紀的運動高漲形勢正式結束。納賽爾選擇了向右妥協的道路（「向資本主義全球化」開放），運動浪潮轉入低谷。繼任的薩達特加重了右傾趨勢，把穆斯林兄弟會納入專制統治內。穆巴拉克也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
接下來的運動低潮持續了近半個世紀（1967—2011年）。受制於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美國戰略的埃及不再扮演地區和全球的積極角色。美國的主要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佔據了當地舞台。以色列在埃及和一些海灣國家的默許下，在巴勒斯坦擴張殖民勢力。
納賽爾時代的埃及制定了一套雖有爭議但和諧統一的經濟社會制度。納賽爾大膽發展工業化，希望擺脫埃及棉花出口國的殖民地位。這一制度下的收入分配對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有利，但也沒有使普通民眾陷於貧困。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卻摧毀了這一生產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企業最大限度追求利潤基礎上的極其鬆散的制度，而那些企業很大部分只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加工商。30年來備受世界銀行稱讚的所謂高增長率其實毫無意義，並且極端脆弱。與此同時，社會不平等加劇，失業率激增（年輕人首當其衝）。埃及形勢一觸即發；它也的確爆發了。
美國吹噓的「制度穩定」建立在龐大的警察機器上，這導致了粗暴執法、罪行頻發。帝國主義宣稱：這一制度可以避免埃及成為伊斯蘭國家。這只是一個粗鄙的謊言：這一制度已經把反動的政治伊斯蘭納入政權體系，給它教育、司法和國家電視廣播的管理權。
美國的表裡不一正是為其目的服務的：對政治伊斯蘭的實際支持摧毀了埃及社會應對世界現代化挑戰的能力；對它「濫用職權」（如殺害科普特基督徒）的偶然揭露又證明了美國以「反恐」為名進行軍事干涉的合法性。在窮人和中產階級能夠大規模移民到石油國家的情況下，這一體制似乎還可容忍；但當亞洲移民取代阿拉伯移民的勞工位置時，反抗活動就重新開始了。2007年的工人罷工，因為土地資本化而導致有可能被剝奪地權的小農的頑強抵抗，中產階級內部民主抗議社團的形成（如凱法雅運動[Kefaya]和4月6日運動），預示了革命的爆發不可避免。我們由此進入了解放鬥爭高漲的新階段。
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
埃及這場聲勢浩大的人民運動包含三支活躍力量：「重新政治化」的青年、激進的左派和民主中產階級。
青年（100萬左右）是運動的先鋒。激進左派和民主中產階級隨後迅速加入。最初四天呼籲抵制遊行的穆斯林兄弟會（以為遊行很快會被鎮壓）在發現運動吸引了1500萬民眾後才參加進來。青年和激進左派有三個共同目標：恢復民主（結束軍警制）；制定有利於民眾的經濟社會政策（不再屈從於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實行獨立的國際政策（不再屈從於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它控制全球的軍事部署）。他們呼喚的民主革命是反帝的、社會的民主革命。
中產階級的團結基本以民主為唯一目的，對當下的「市場」機制和埃及的國際關係並不一定持否定態度。三大力量發出的遊行號召很快得到了全埃及人民的響應。政府最初幾日的瘋狂鎮壓（1000多人死亡）並沒有使青年及其盟軍退縮。他們的勇氣帶動了1500萬城鄉民眾走上街頭示威抗議。這一聲勢浩大的場景改變了局勢：希拉里和奧巴馬意識到他們應該放棄支持穆巴拉克了；軍隊領袖也打破沉默，拒絕參加鎮壓，並最終捨棄了穆巴拉克及其主要幕僚。
運動的普及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因為各個階層遠沒有形成「和諧的陣營」。工人階級的加入（500萬勞動者）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他們通過一次又一次罷工不斷完善2007年構建起來的組織形式。全國已有50多家獨立工會。小農階級因為取消土改有可能被剝奪地權，也進行了頑強抵抗，加劇了運動激化的趨勢。還有數量眾多的「窮人」，他們積极參加了2011年2月的示威遊行，又往往在街區的人民委員會中任職以「捍衛革命」。競賽由此展開：是兄弟會及其伊斯蘭盟軍還是民主聯盟能與這些不明方向的民眾結成有效的同盟？
在民主派與勞動者構建統一陣線方面，埃及取得的進步無法忽略。五個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埃及社會主義黨、人民民主聯盟、勞動者民主黨、革命社會主義者黨、埃及共產黨）已於2011年4月組成「社會主義力量聯盟」，為共同目標而奮鬥。與此同時，參與運動的各個政治與社會力量（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各個民主黨派、獨立工會、農民組織、青年社團、社會機構等）組成了「國民議會」。穆斯林兄弟會和右派政黨拒絕加入該議會，再次證明了它們反對運動深入下去的立場。國民議會大約有150名成員。
反對民主運動的反革命陣營正如過去鬥爭的高漲階段一樣，這次的反帝社會民主運動也遇到了強大的反革命陣營。反動集團由埃及的資產階級領導。他們不是世界銀行口中的成千上萬個「創新型企業家」，而是與國家機器相勾結大肆斂財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屬於買辦勢力。他們積極支持埃及融入當代帝國主義全球化中，是美國的絕對盟友。在它的陣營里，有軍隊和警察的將領，有與國家和執政黨（民族民主黨）緊密相聯的「文職人員」，還有宗教人士（穆斯林兄弟會的所有領導人都是億萬富翁）。
當然，也有作為中小企業家的資產階級存在，但他們已經成為買辦資產階級詐騙制度的犧牲品，往往處於加工商的地位，受到地方壟斷集團的控制，而地方壟斷集團又是外國壟斷勢力的傳送帶。這部分由真正企業家組成的資產階級對民主運動抱有好感。
農村的反動勢力也不容小覷。它由富裕的農民組成。這些富農是納賽爾土地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取代了之前的大地主階級。納賽爾時期的農業合作社把小農和富農結合在一起，因此運行時主要對富農有利，但納賽爾的體制還是設置了限制富農壓迫小農的預防措施，是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在世界銀行的建議下廢除了這些措施，使得富農得以加速淘汰小農。富農在現代埃及歷史上總是充當反動角色，現在更是變本加厲。
他們是保守伊斯蘭教在農村的主要支持者，並且憑藉與政權及宗教代表的緊密關係，主宰著農村的社會生活。此外，城市裡的中產階級很大一部分直接來自富農階層。
這一反動集團擁有為之服務的政治工具：軍隊、警察、國家機構、特權政黨（薩達特創立的民族民主黨）、宗教機構、政治伊斯蘭流派（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美國給予埃及軍隊援助（每年15億美元）從來不是為了增強埃及國防，恰恰相反，是為了藉助腐敗消除它國防強大的危險。憑此「援助」，軍隊高層得以掌控買辦經濟的重要環節。因此，負責執掌過渡時期的軍隊領袖並不是「中立的」，雖然他與鎮壓行動劃清界限，希望保持中立形象。
他執掌下的「文職」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旨在阻止運動深化的反動措施，例如，反對罷工的法律（借口恢復國家經濟），嚴格限制成立政黨的法律（目的是只讓因受舊制度支持而組織完備的政治伊斯蘭派別有機會參加選舉）。但是，雖然如此，軍隊在最後關頭的態度依然無法預測。因為雖有幹部貪污，也不是每個人都沒有民族感情。此外，軍隊實際上一直被排除在有利於警察的政權之外。加上運動明確表示不希望軍隊進入國家領導層，軍隊最高統帥很有可能在將來退居幕後，放棄推出人馬參與競選。
不同於其他國家機器（新領導依然是舊制度下那批人），警察機構保持完好（沒有對警方負責人提起任何訴訟），民族民主黨的確在暴風驟雨中消失不見了，最高法院已經宣布了它的解散。不過，相信埃及資產階級很快就會讓它的新政黨以這樣或那樣的名字重新誕生。
政治伊斯蘭
穆斯林兄弟會是國家政權不僅容忍其存在、並積極支持其發展的唯一政治勢力。薩達特和穆巴拉克讓它管理教育、司法和電視三大基本機構。穆斯林兄弟會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溫和」，更談不上「民主」。它的領袖是自封的，整個組織建立在對領袖命令的服從和執行上，不允許任何討論。領導層完全由極度富裕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沙烏地阿拉伯、也就是美國的金融援助）組成，外圍是中產階級中的蒙昧主義者，基礎是宗教協會通過慈善服務招募的平民（同樣由沙烏地阿拉伯贊助），至於打擊力量則是從流氓無產者中僱用來的非正規軍。
穆斯林兄弟會贊同以市場為基礎、完全依賴外部的經濟體制，它實際上是買辦資產階級的組成部分。它反對工人階級大罷工和農民為保留地權進行鬥爭。穆斯林兄弟會只在兩方面「溫和」：它拒絕提出一個經濟社會綱領，所以不反對反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它實際上接受美國在全球和該地區的軍事控制部署。它是美國的有效盟友。（美國還有比沙烏地阿拉伯更好的盟友嗎？而它正是兄弟會的幕後老闆。）
但美國不能承認它在該地區的戰略是建立「伊斯蘭」政權，它必須假裝伊斯蘭勢力讓它「感到害怕」，這才能賦予它「長期反恐戰爭」的合法性。而這場戰爭的實際目的是：軍事控制全球，保證美國—歐洲—日本獨享世界資源。這種兩面派手段還有另一優勢：引發民眾的「伊斯蘭恐慌症」。歐洲對這一地區並沒有特殊戰略，只是日復一日追隨著美國的腳步。
目前最急迫的是揭穿美國的兩面派手段——它有效地操控了民意，讓民眾上當受騙。美國（以及尾隨其後的歐洲）最害怕的是埃及真正實現民主化，因為一個民主化的埃及必然質疑經濟自由主義和美國及北約的侵略戰略。美國一定會千方百計地阻撓埃及民主化，並以此為目的，不遺餘力地支持穆斯林兄弟會。
帝國主義與政治伊斯蘭在埃及的勾結既不新鮮也不特別。穆斯林兄弟會自1927年創立以來，一直是帝國主義和當地反動陣營的有利盟友，也一直是埃及民主運動的凶暴敵人。政治伊斯蘭同樣是美國及其盟友北約在穆斯林國家的戰略夥伴。美國為塔利班提供武器和資金，在他們反對「共產主義」人民政權時（蘇聯進攻阿富汗前後）形容他們是「自由戰士」，在他們關閉「共產黨」創立的女子學校時宣稱應該「尊重傳統」！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支持。原教旨主義者是極端分子，製造了很多起謀殺科普特基督徒的罪行。沒有國家機器、尤其是司法體系（主要由兄弟會掌控）的默許，這樣的行動是很難想像的！這種奇特的分工有利於穆斯林兄弟會裝出溫和的嘴臉；美國方面也假裝相信這一點。但埃及伊斯蘭教派內部對未來的走向還有激烈的鬥爭。埃及歷史上佔主導地位的伊斯蘭教派是蘇菲派，現在擁有1500萬信徒。蘇菲派開放、寬容，強調個人信仰而非宗教儀式。
它一直受到政府的猜忌，但胡蘿蔔與大棒並用的政府又避免直接捲入針對該派的戰爭。海灣地區的瓦哈比教派與此相反：因循守舊，提倡儀式，把持異見者視為敵人。瓦哈比派發動了旨在消除蘇菲派的戰爭，受到了政府的支持。今天的蘇菲教徒已經去宗教化，他們號召政教分離，是民主運動的盟友。瓦哈比主義20世紀20年代由拉希德·里達（Rachid Reda）引入埃及，1927年後受到穆斯林兄弟會的推崇，但直到二戰后海灣國家石油收益大增從而獲得更多資金援助才活躍起來。
美國的策略：巴基斯坦模式
1967—2011年，主宰中東舞台的三大力量是美國、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它們是非常親密的盟友，都不願意看到一個民主埃及的崛起，因為一個民主的埃及必定反對帝國主義，拒絕自由主義全球化，降低沙烏地阿拉伯和海灣國家的地位，重振阿拉伯人民的團結，迫使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國。
埃及是美國控制全球戰略的絆腳石。美國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埃及的民主運動流產。為此，它們願意看到由穆斯林兄弟會領導的「伊斯蘭政權」的出現，這是永久控制埃及的唯一方法。
為了讓兄弟會政府合法，大家一直談論土耳其模式。但這仍是障眼法。因為位居幕後的土耳其軍隊雖然並不民主，還是北約的忠實盟友，卻可以有效保證國家的「世俗化」。華盛頓方面公開宣布的計劃來源於巴基斯坦模式：（「伊斯蘭」）軍隊位居幕後，（「文職」）政府由一個或多個「選舉出來的」伊斯蘭政黨負責。很明顯，這種設想下的「伊斯蘭」政府不會反對自由主義，不會推翻有利於以色列領土擴張的所謂《和平條約》，只會致力於實現「國家和政治伊斯蘭化」，並繼續殘殺科普特基督徒！沙烏地阿拉伯自然會千方百計（從財力上）支持這一計劃，因為它想擁有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霸權，就必須把埃及削弱到無足輕重的地位。
這種伊斯蘭化模式是否可行？也許吧，但代價將是慘痛的暴力衝突。爭論集中在舊政權憲法第二條：伊斯蘭教法是國家立法的來源。這是埃及政治史上的新事物：無論是1923年憲法還是納賽爾憲法都沒有提到這一點，是薩達特在美國（「尊重傳統」）、沙烏地阿拉伯（「《可蘭經》取代憲法」）和以色列（「以色列國是猶太國」）的三重支持下把這一條款加進了他的新憲法。
穆斯林兄弟會希望建立神權政治（它對薩達特/穆巴拉克憲法第二條的擁護可以證明這一點），最近又提議設立「伊斯蘭學者委員會」，負責審查所有法案是否與伊斯蘭教法相符。那時，唯一的宗教政黨把持政權，所有要求世俗化的政黨變成「非法」，非穆斯林信徒（如科普特基督徒）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儘管如此，美國和歐洲還煞有其事地鄭重對待兄弟會最近「放棄」神權政治的聲明——
一個機會主義的欺騙性聲明（根本沒有修改綱領！）。難道中情局專家不懂阿拉伯文嗎？結論很明顯：美國希望建立兄弟會政權而非民主派政權，因為前者可以保證埃及依然留在美國懷中，而後者很可能質疑埃及的從屬地位。新近成立的「自由正義黨」只是兄弟會的工具。兄弟會還轉守為攻，成立了「工會」、「農民組織」和各種名目的「政黨」，唯一目的就是分化工人、農民和民主人士正在構建的統一陣線，為反革命陣營服務。
埃及民主運動能在將來的新憲法中廢除這一條款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頭審視一下現代埃及史中出現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爭論。
我們發現，鬥爭高漲時期，公開表達的觀點層出不窮，「宗教」問題退居二線。19世紀從阿里到伊斯梅爾的三分之二個世紀便是如此：「現代化」問題佔據了歷史舞台。1920—1970年同樣如此：衝突主要在「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共產主義者」之間進行。納賽爾主義廢除了這場爭論，代之以民眾主義的、泛阿拉伯的、現代化的思潮。這一制度的矛盾為政治伊斯蘭的回歸開闢了道路。與此相反，鬥爭低潮時，言論多樣性消失，伊斯蘭復古主義在政權授意下把持了話語權。1880—1920年，英國通過流放埃及現代主義思想家和行動家構建起這種復古態勢。受其影響，里達在該時期末寫出了極其反動的文章，班納加以利用，創建了穆斯林兄弟會。1970—2010年同樣如此。薩達特和穆巴拉克政權的官方言論實際上也是伊斯蘭主義的，證明就是「伊斯蘭教法」被寫入憲法，穆斯林兄弟會被授予實權。我們不能低估這一時期去政治化的危害。我反對把敘利亞戰爭稱之為內戰。阿薩德在前段時間採訪中，關於內戰這個說法，就說過完全不成立。
傅：早上好，阿薩德總統。感謝您在前總統府接受我們的採訪。當人們談到敘利亞危機的時候，常常會提到「內戰」一詞。但是好像您對此並不認可，您並不認為現在敘利亞的危機是一場內戰，是嗎？
阿薩德總統：首先，非常歡迎你們來到敘利亞，很高興首次接受鳳凰衛視的採訪。談到這次危機的性質，它的確不能算內戰。如果是內戰，那麼必定存在一條分界線，無論是宗派、族群還是政治立場的分界線，將社會中的不同成員分割開來。但是我們敘利亞不存在這樣的分界線。內戰源於內部因素，而不是其他國家支持來到敘利亞境內的恐怖分子，還公開宣稱其目的是推翻現政府，或是他們所說的當局。所以敘利亞危機不是內戰，而是一場戰爭。
如果說反對派和阿薩德之間還能稱得上是內戰，那麼ISIS的出現，以及ISIS招募全世界的士兵，與這些人戰鬥怎麼能稱得上內戰。一個個國家派人、派錢來到敘利亞，扶持起一支支要毀滅現在政府以及一切的軍隊（包括一些反對派，總部都是設立在土耳其這樣明目張胆支持ISIS的國家，而且也常常有新聞曝光反對派有許多人加入ISIS，說他們與阿薩德之間戰爭算內戰都很勉強），這分明是八國聯軍的節奏，怎麼能算得上內戰。至於很多人成為難民逃跑，除了戰亂，阿薩德也說過另外原因。傅：總統先生，今年夏天我們看到了一張令很多人心碎的照片，一名年幼的敘利亞男童的遺體在希臘海灘被發現。你看過這張照片嗎？第一次看到的時候你是什麼心情呢？目前難民危機是歐洲國家面臨的一大難題，有些人認為敘利亞政府需要負首要責任。對此你怎麼看？
阿薩德總統：我看過那張照片，事實上我們看過太多其他照片。僅憑一張照片無法反映危機全貌。我們每天都面臨著恐怖分子的血腥屠殺，每天都很悲傷。那張照片其實是被西方用來做政治宣傳的，而且很不幸，是以一種很惡劣的方式。為什麼這麼說呢，難民離開敘利亞，背後有兩大原因：一部分人是為了躲避恐怖分子的嚴重威脅，不得不背井離鄉。他們有些逃到了政府控制的區域，有些則逃往國外；另一部分人離開不是因為受到恐怖主義的影響，而是因為西方國家對敘利亞實施的禁運影響到了日常生活，包括教育和受影響最嚴重的醫療業，以及基本的日常生活。當西方國家利用那張照片進行政治宣傳、表現出同情敘利亞人民的時候，他們卻一如既往地採取雙重標準，一隻手給敘利亞人民送來食物，另一隻手卻送來炸彈。這就是現實，因為他們支持恐怖分子。難民們、這個男童、還有其他的孩子們受苦受難、失去生命，恰恰就是因為西方在全世界、在我們地區，特別是在敘利亞境內實行的政策。
對於普通民眾我是同情的，因為戰亂對於平民實在太可怕。我所反感的只是一些白左，不肯用嚴刑峻法來管理與審查難民中的刺頭以及恐怖分子，一味同情、脫離現實，不肯用腦子好好想到底怎麼做才是真正的保護難民，只知道去當聖母，搞得恐怖分子實施了一場場大屠殺，這樣反而會害更多的難民。不過現在最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敘利亞人已經明白，還有很多弱者是沒能力離開敘利亞的，要保護這些人，要保護自己，就得先贏得這場戰爭。
我們抗日保家衛國，死難同胞3500萬，怎麼來的？我們抵抗了嗎？當然抵抗了，還是半壁江山淪亡敵手。敘利亞巴掌大一個地方，打的是全面內戰，你說沒人抵抗，誰信呢？能上的都上了，不能上的才跑。解放戰爭多少難民，恐怕沒機會統計，也統計不出來了。但只要看看，太平輪，不就知道了么，內戰割裂的社會和國家。抵抗，抵抗誰？都是父母兄弟親戚朋友，打仗沒意思。說起來，中國人逃難的經歷，可從來沒少過。建國後幾次的喜聞樂見，你抵抗去？個體在歷史的大潮面前從來都是隨波逐流。有句話說得好，人們往哪兒走，看看領頭的家人往哪兒走。非黑蕪湖。
愛國主義能給予我們能量，卻不能消滅內心的恐懼，想要活命，不想莫名奇妙就死在炮彈和槍口上，而且對方是恐怖分子，根本毫無人性可言啊，別說他們了，就新疆，七五過後有多少漢族人走了，我們還有特警軍隊保護呢，但是都無法消滅我們內心的恐懼。很多沒走的只不過是在內地已經無親無故，自己能力又不足罷了。
有位答主說，逃難不是貪生怕死，而是忍辱負重、背井離鄉。雖然我經常給這位答主的答案點贊，但這次我不得不表示不屑了。
在深圳認識一個伊拉克人，此人曾和中國女學生認識不久就啪啪啪，在中國過的還算滋潤。談及自己的祖國，卻有一種厭惡的情緒，他說他討厭伊拉克，這輩子不想再回去了。
對於這樣的人，我看不到任何「忍辱負重」，只看到懦夫一個。反對一切把內戰作為理由的答案。照這麼說，是不是1946年土共全都投降就行了？
對外戰爭可以以保家衛國為目的，對內戰爭沒法保家衛國，但是找不到一個自己可以為之付出生命的理想嗎？像方誌敏、瞿秋白一樣為了理想信念犧牲，很難嗎？
具體說敘利亞，把反對伊斯蘭國、讓孩子不再受到極端宗教的威脅，很難嗎？把反對阿薩德政府獨裁、反對政府投靠國外，走獨立自主的人民路線，這個理想也不可行嗎？
如果逃跑的敘利亞難民都沒有點理想，或者都沒有為理想信念犧牲的覺悟，活該他們流離失所。
萬幸，在中國最黑暗的時候，有一群為了理想信念犧牲生命的英雄。
You wanna fight, you fight.I"m gonna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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