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是概念炒作嗎?
我談談我的理解吧。
首先你要知道所謂的「結構主義」,這是一個發展經濟學的概念,特點是強調政府干預,強調政府通過投資等方式,代替市場,來推動發展中國家發展。
與之對應的是「新古典主義」,強調市場比政府更有效率。與其政府直接干預經濟,不如致力於培育市場。
早期的發展經濟學都是「結構主義」的,他們有各種關於市場失靈的論述,例如認為經濟發展需要一個規模經濟,而市場配置是不足的,或者認為培植一個主導產業)會帶來一個非常大的刺激等等(尤其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比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更重要)。在國際貿易上,一般結構主義主張發展進口替代戰略,主張國家控制國際貿易。
但是充分發揮政府配置的國家,例如計劃經濟國家,以及印度、南美等地區,最後被證明發展不起來,而亞洲四小龍這種強調市場的配置作用,積極發展出口導向的國家反而發展的很好。這就促使人們反思結構主義,從而開始強調新古典主義的發展觀。例如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認為政府配置資源,而不是依靠一個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場來配置資源,是會有很大問題的。
林毅夫是一個官派的經濟學家,他需要把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奇蹟理論化。所以他必須刻畫這樣一個國家是如何取得成功的:首先它具有很強的國家採取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扶植經濟發展的色彩,其次它又是一個外向經濟,並且在輕工業、中小企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重大發展。因此這個經濟體的發展,既具有結構主義的特質,也具有新古典主義的特質。
所以林毅夫把他的理論命名為「新結構主義」。它既具有老結構主義的特質,主張國家干預;又與老結構主義有所區別,它並不主張國家干預的手段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和進口替代戰略,而是主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導向。
所以林毅夫的理論就出來了,他認為國家還是應該有調節,有產業政策的(這和老結構主義是一致的),但是這個政策需要和本國的資源稟賦,也就是相對價格相一致,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這又具有尊重市場的意思)。具體來說,在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早期,它是一個資本稀缺而勞動力豐富的國家,這個時候按照結構主義的觀點去發展資本密集型企業是違背市場規律的,而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尤其是依靠比較優勢積极參与國際貿易,反而能夠取得很大的利潤,從而加速了資本的積累。等到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資本相對豐富,而勞動相對密集,國家再扶植髮展資本密集型企業,豈不是更加牛逼?
所以林毅夫的觀點在發展經濟學領域還是有一定意義的,作為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如果沒有這個意義也就白混了。至於這個意義有多麼巨大,個人認為沒有那麼大。。。。就其內容本身只是探討和歸納,把以前未成體系的、相對「非主流」的經濟學觀點(隨著凱恩斯主義的發展、盛行及其弊端的暴露,早就有學派以「反/超越凱恩斯」的旗號闡述過多種「新」觀點,只是未能形成比較詳實完整並且廣為接受的系統)做了一個整合併且梳理了脈絡,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
但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等說辭,個人覺得有概念炒作的嫌疑。我看完後最大的感受是主要在強調不同階段基於不同經濟水平和社會環境,政府角色的變化,相較「舊」結構(舊結構主義主張政府主導產業結構的升級,林認為此舉成效並不好,"普遍失敗")——「凱恩斯主義不分投資項目,而超越凱恩斯主義必須有選擇性,選擇提高生產率的投資項目,從短期來講是提高就業、創造需求,但從長期來看是提高生產率。」
——而其實這一點並未被凱恩斯主義奉行者所忽略,所以「新」和"超越"其實說是改良和細分更為合適。
在低迷的經濟環境中西方國家慣用的手法是延續凱恩斯主義的刺激發展行為,多方認為"舊"結構下的「舊」式經濟學理論無法涵蓋、解釋和指導新的、更多元、更危機四伏的現狀。
但是新結構經濟學能否為(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接受、並行之有效地指引政府行為,個人持不太樂觀的態度。經濟上的主義和模式,與政治上的主義和模式有很多相似之處,且都由於其波及範圍深廣,無法採取「革命」式更迭,而在緩慢學習和推行的過程中,經濟學的新主義與模式,尤其是設計產業結構的,往往會由於利益糾葛和其龐大的慣性導致更多的阻力。
而「新結構經濟學」是否概念炒作,關鍵看效用,如果只是為了推陳出新而提出,那這個理論就是炒作。但是個人認為政府是不會給林機會去「創造性」地實踐一把的,就算舊結構經濟學對於解決目前的全球經濟疲軟並不是很給力,但要用新東西的話這盤棋就下得太大的,而且發展中國家一向喜歡沿用發達國家克服經濟危機的辦法(結合國情加以修正),真要接受一個"新"理論,應該希望不大。
所以,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不給機會實踐林的新理論的話,就算其初衷不是炒作,恐怕淪為空談流於無法真正付諸現實的理論層面的可能性更大,並且很可能因為其經歷與職務,被貼上各種標籤,受到各方(比如芝加哥學派)炮轟。很湊巧,之前有幸聽了有林毅夫教授參加的一個講座,有關2015年後千年發展議程。他和另一位教授講了一下他們的想法,主題我沒有完全記清楚,不過大意是「新結構經濟學,超越凱恩斯主義,超越馬歇爾計劃」。
他自己在講座上強調了一點,就是投資的作用,我覺得我可以補充這一點。他提到他「超越」的部分在於,由發達國家以及其他國家向非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也就是把本來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投資放到國外去。這樣一方面投資的國家享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高回報率,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也因此受益匪淺,整個事情為國際減貧與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至於是不是炒作,就不好說了。我覺得他是當過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人,炒作應該是沒必要了。關於林毅夫老師是事兒不如讓林老師自己回答。
新結構經濟學那些事兒
文/林毅夫
我2012年從世界銀行任期結束回國工作後,倡導的作為發展經濟學第三波思潮的新結構經濟學,受到了國內各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的高度關注,引發了諸多討論,讓我深受鼓舞。
發展經濟學是因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為滿足許多新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而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子學科。第一波思潮結構主義,主張發展中國家採用進口替代戰略,以政府主導的方式直接配置資源,發展發達國家當時擁有的那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化大產業。遵循這種政策建議的國家在早期取得了一段時間的投資拉動的增長後,經濟便普遍陷入了停滯狀態,危機不斷,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拉大。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經濟學界便開始反思結構主義政策失敗的原因,由此催生了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主張按「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激進的改革措施,建立像發達國家那樣的市場經濟體制。但其結果卻是使眾多發展中國家經濟面臨崩潰,經濟增長速度較之前緩慢,危機發生較之前還更為頻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四小龍」和日本是少數追趕上發達國家的成功經濟體。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四小龍」開始推行出口導向戰略,重點發展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並利用工資優勢承接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外國資金和技術。當時的主流理論認為,實行這種發展戰略的經濟體將永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但它們卻實現了經濟的快速騰飛,成為追趕上發達國家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20世紀80年代,中國、越南、柬埔寨等社會主義國家啟動改革,採取的是一種務實的漸進式的雙軌制,即對原有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國有企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同時放開傳統的、受抑制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准入,並設立經濟特區和工業園,改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因勢利導促其發展。當時的主流理論認為,這種雙軌制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是這些國家卻在轉型中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的發展。
迄今,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是根據主流理論制定的政策而實現成功發展的。少數取得穩定、快速發展的成功經濟體,推行的政策以主流理論來看卻是錯誤的。新結構經濟學試圖從發展中、轉型中國家自身的成敗經驗來總結出一套新的經濟發展和轉型理論。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是:每個時點上的生產力和產業結構是由該時點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的,作為上層建築的制度安排則需與之適應。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要素稟賦狀況各異。在發展中國家,資本較為稀缺,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在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資源相對短缺。要素稟賦結構在每個時點是既定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將發生變化。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邏輯是,任何經濟體在每一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是該經濟體在此時點的總預算,而要素稟賦結構決定著要素的相對價格,並由此決定在那個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結構主義的失敗在於不了解產業結構是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的,誤認為發展中國家市場中的資本密集型的現代化大產業發展不起來是市場失靈所致,因此主張由政府直接動員和配置資源來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化大產業。但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相對短缺,在這類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此類產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的保護補貼下才能建立起來並繼續生存。所以,結構主義強調的市場失靈,是對發展中國家資本密集型先進產業為何不能發展壯大的誤判。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則在於,對政府失靈的原因缺乏正確的認識。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市場扭曲,是政府為保護趕超戰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而存在的。若取消保護補貼,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必將倒閉,進而引發失業和動蕩,經濟發展無從談起。同時,一些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是國防產業的基礎。為避免社會動蕩和損害國防安全,轉型中國家推行了「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取消保護補貼後,實施隱蔽的保護補貼,但其效率更低。新結構經濟學為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為何成功也提供了合理的解釋:給予原來優先發展的產業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以必要的保護,有助於維護經濟和社會穩定;放開對原先受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部門的准入,有利於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進而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的快速增長積累了資本,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逐漸獲得了自生能力,當傳統部門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時,再取消保護補貼,就可以實現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個經濟體按要素稟賦結構的特性來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經濟取得穩定、快速、包容發展的最佳途徑。企業會按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必須能夠充分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而這種價格體系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存在,而所有的有效市場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前提。隨著技術的創新和產業的升級,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必須隨著產業和技術水平提高的需要而不斷完善,因此,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必須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以克服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以及改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協調等市場失靈問題。
發展中國家軟、硬基礎設施普遍不足,但是,政府的資源和執行能力有限,只能針對所要發展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需要來完善軟、硬基礎設施,也就是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針對特定產業的「產業政策」才能發揮「有為政府」所應該有的作用。從歷史經驗來看,許多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是,尚沒有不用產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也沒有不用產業政策而繼續快速發展的發達國家。我們不能因為有些產業政策的失敗而否定產業政策的必要性。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絕大多數產業政策失敗是因為政府所要支持的產業違反了比較優勢,這些產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長期的保護補貼,這就導致了資源錯配,滋生了尋租和腐敗行為。成功的產業政策應該通過因勢利導使企業進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這種產業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特性,要素生產成本在國際同行業中處於較低的水平。但在國際競爭中,由於電力、交通基礎設施、金融、法制等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導致了企業的交易成本和總成本太高而缺乏競爭力。產業政策的目標就是,通過改善基礎設施、金融、法制環境等以降低交易成本,並給予先行企業一定的激勵以補償其外部性,將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快速發展成為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
新結構經濟學誕生不久,已得到經濟理論工作者的廣泛關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是我國發展經濟學界青年學者王勇經多年深入思考,在參與學界的各種討論中形成的優秀學術成果。其主要貢獻在於:第一,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地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分析框架、核心觀點及政策內涵,有助於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更加全面、準確地認識和看待新結構經濟學;第二,提出了對新結構經濟學主張的產業政策的深刻見解,並指出經濟學家們應果斷拋棄「產業政策究竟應不應該要」的意識形態糾纏,著力研究如何幫助制定和執行正確有效的產業政策;第三,總結了各類有限政府的不同內涵,闡釋了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有為政府」的界定,探討了新結構經濟學中「有為政府」的「動態變遷」與「改革」內涵,分析了「有為政府」與「有限政府」的主要區別,澄清了一些學者對「有為政府」的誤解;第四,分享了作者對相關經濟發展問題的獨到思考,並結合有關經濟專題,展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我相信,展讀此書對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和關心中國經濟學科發展以及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廣大讀者大有裨益。希望更多的經濟理論工作者關注中國實踐,注重理論創新,為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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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經濟學理論的建立,基本都是從解釋既有經濟現象開始的。經濟學家很少有誰能超前於時代,產生出來一套完整的論述。他們往往是對已經出現的現象進行總結,然後進行一定程度的推理,並試圖把這套總結應用起來。
韓國、日本,尤其是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都有政府在後面起巨大的作用。這些現象,的確有大量的經濟學家試圖解釋,但在之前並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2004年的時候有人提出來一個「北京共識」,其內涵太過模糊,也不成體系。
林毅夫的新結構主義,說白了就是起源於後發經濟強國的發展歷程中政府起到巨大作用的現象。他試圖解釋這些現象,然後進行推理,得出優秀的經濟發展路線,並試圖應用。
這顯然不是炒作。
至於這套理論究竟有多少意義,以後是否會在歷史上佔據重要地位,這都要看中國能不能把政府干涉發揮的更好,中國經濟能不能持續發展下去。
新古典自由主義的興旺發達,說白了就是歐美國家的成功案例在後面支撐。所以即便在發展中國家遭遇了無數失敗,仍然徒子徒孫源源不絕。
如果中國以後發展仍然很好,這套理論就會越來越有地位和影響力。如果中國未來發展一蹶不振,這理論也就沒什麼市場了。
有人說林毅夫是官派經濟學家,所以要把中國經濟成功理論化。我認為這是偏頗的說法。
歐美經濟學家按照當年歐美的經濟發展模式,構思出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如今中國經濟學家按照中國的發展模式構思出新結構主義經濟學。這是完全相同的模式。和官派不官派,沒有什麼聯繫。如果中國經濟發展的好,而沒有中國經濟學家根據這個模式來構建一套理論,那我覺得才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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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比較樂觀。因此我認為未來二三十年,林毅夫這套理論的地位恐怕會越來越高。
無數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眼巴巴等著一套好用的新理論。新古典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都基本成貶義詞了,卻還沒有一個新的主義成熟起來。
如果我們妄想一下,中國人均GDP能達到哪怕美國的一半。新結構主義和目前主流經濟學分庭抗禮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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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林毅夫談的超越凱恩斯主義,我覺得是有深意的。
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人力成本會越來越高。大量產業將不可避免地要流向國外。
因此,經濟危機時,向國外大舉投資是一個合適的選擇。而且,無論是哪個國家投資,都是對中國的利好。
這個道理很簡單,現在其他國家的產業水平低,人口素質低。能生產的商品,水平也不高。正好是承接中國的輸出產業。他們承接中國的產業,所需要的生產設備和建築設備,顯然買中國的最合適。這又會增強中國的中高端產業。說白了,就是當年日本雁行模式那一套。
現在歐美在搞TPP、TTIP、PSA,基本就是發達國家自己玩,把新興經濟體扔一邊的架勢。中國要繼續發展,想方設法擠進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竭盡全力把比自己落後的經濟體拉到自己一邊,融合進自己的經濟圈。宣揚這种放大版雁行模式,恐怕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不過,難就難在,這世界上不太發達而且還靠譜的國家,實在不多……你想投資,對方國家也未必能很好地承接你的投資。當然,要讓對方能很好的承接中國的投資,就免不了用中國的發展模式來給對方「洗腦」了。這時候,自然就要用到新結構經濟學。在建築上,有材料力學,有結構力學。前者主要以單個材料為對象來研究其力學特徵。後者則主要研究通過不同的材料進行組合,利用各種材料的力學特徵來實現更大的價值實現!前者是基礎理論,後者是應用方法。
比如,鋼材比較抗拉,而混凝土比較抗壓,這兩者力學特徵是相反的。我們通過設計鋼和混凝土結合建造建築,我們用非常少的材料建造出一座大橋。
在經濟領域上,不妨大膽類比一下。有基礎經濟學,也可以有結構經濟學。前者從經濟性上研究經濟的各要素,後者從應用角度來研究經濟的可能性。市場有市場的固有性質、企業有企業的固有性質、政府有政府的固有性質………,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在自己的性質上最自私利己,但為什麼不能出現一種把這些不同的性質利用並組合起來的經濟學呢?
以力學為例,也許一個材料力學家通過研究了鋼和混凝土的力學特徵後得出定論認為混凝土是不能和鋼材混合使用的,因為它們的性質特徵是相反的。就如同我們很多經濟學者認為市場經濟不能加入看的見的手一樣。但事實上,鋼和混凝土卻產生了非常豐富的合作!就如同我們三十年來摸索嘗試用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相結合,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樣。
很多經濟學者這種排他性的思維方式或許其實對自我產生了非常大的制約,或許也因此失去了指導未來經濟發展的很多可能性的機會。
事實上,經濟學未來的發展應該遠遠不僅僅是結構經濟學這個範疇!我們不妨大膽設想未來或許有更為廣泛的經濟學模式來適應未來世界的發展。
現代經濟學基本還處於一種比較類似經典力學的初期時代,就如同在愛因斯坦之前人們無法解釋放射物質的某些特徵。而更具有兼容性的經濟學應用理論應該會隨著中國經濟模式的發展而逐漸清晰!就如同西方資本主義搞了幾百年後才有個亞當斯密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論來解釋。
結構經濟學應該還處於經濟學應用領域的早期階段,因為類比結構力學而言,它還只是一個簡單的無生命的混合型經濟模式。
不妨大膽設想一下,經濟學的發展應該會走向類生命形態,未來中國的經濟形態應該可以發展成「內骨骼架構的經濟模式」,這種經濟理論的應用模式應該不適用於新加坡等小國,就如同脊椎內骨骼不適用於昆蟲體量的小動物一樣!同樣,新加坡以及美國等很多國家的經濟理論的應用模式也不完全適用於中國。
現在的經濟學家大部分更願意提出一個通用的理論來解釋世界各國的經濟,哪個國家不符合其通用理論他就認為這個國家這錯那錯。中國經濟三十多年來遭受了人類歷史上最密集的批評,卻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高速的發展!
很少有經濟學家專門針對一個不同的國家提出一個不同的經濟理論的應用理論。事實上,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其實很早就意識到中國案例的珍貴性,比如張五常的導師告訴他應該回到中國,比如林毅夫把結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相結合來提出自己新的理論。
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是通用的,但對這些理論的應用方法卻可以是多樣的!如同計算機語言,簡單的二進位卻產生千變萬化的各種程序,簡單的三原色組合成無數的顏色。
當然,經濟學應用方面固有的問題也是不可迴避的!結構經濟學首先最直接讓人擔憂的問題在於,這個結構有太大的政府的影子!而「權力」這個雜質一旦進入經濟體系,我們無法知道它會給經濟帶來多大的危害?就如同用海沙和鋼筋建起的大橋。海沙的鹽分會逐漸腐蝕掉鋼材,我們卻永遠無法知道這個大橋何時會垮掉。
或許,好的經濟應用理論還需要有好的權力理論相匹配吧!反正他販售的對象又不是你們,說白了他需要對大眾炒作麽?
他上課對象是南南學院裡那些南南聯盟國家的政經要員,他們不遠萬里跑來研修,到某些人口中就成了炒作?
如果是概念炒作的話那真是炒得太失敗了炒了這麼久也就發展經濟學圈子裡關注
新結構、酥康邏輯、有為政府,
都分三個層面。1、人口規模尺度,2、歷史金融能量,3、立體美學綠洲。制定政策可以考慮3000年、300年,也可以考慮30年。沒有當年「一胎化」政策,80後90後00後的教育水平不會這麼高。這個理論確實有一定意義,但是並不值得為此單獨設立一個institute.總感覺林老此舉有些在ccer混不下去另拉大旗分庭抗禮的意味,反正中心內部諸人對此都略有些嘲諷不屑,但是大家也不公開談就是了。林老三次創業,最後這一次年紀都這麼大了,也不再是最有創造力的時候了,到底結果會如何呢?我想我也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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