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省為什麼要廢除？可能恢復嗎？

01-09

西康省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最短命的一個省份了，建國初期的那些不算的話。

這裡面牽扯到很多民族史和邊疆治理的東西了，慢慢道來吧。

一個消失的省份——西康省

西康省是民國時期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早期的一個省，所轄地主要為為現在的川西及西藏東部，多數地區是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聚居地。當年北洋政府在22個省之外設了熱河、察哈爾、綏遠、川邊等幾個特別區，後來國民政府又將它們和寧夏、青海建為6個省，並且將川邊特別區改建為西康省。1939年1月1日成立，省會設在康定，劉文輝為省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0年4月26日成立西康省人民政府，省府駐地雅安市，省主席廖志高。1955年7月3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關於撤銷西康省建制的決議，西康省人民委員會於1955年9月底撤銷，其政務由四川省人民委員會接管。

西康建省，明末清初就有倡議。1935年（民國24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員會在雅安成立，劉文輝任建省委員會委員長，次年遷往康定。在劉文輝的努力下，西康省政府於1939年（民國28年）1月1日正式成立，劉文輝任主席，省會設在康定。1949年12月9日，西康省主席，第24軍軍長劉文輝與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在四川彭縣通電起義，宣布西康省和平解放。1950年4月26日，在雅安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西康省人民政府，廖志高任省主席，省會設在雅安。1954年西康省人民政府改為西康省人民委員會，廖志高當選為省長。1955年9月西康省正式撤銷，金沙江以東各縣劃歸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縣劃歸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從民國到新中國，西康省的建制共存在了16年9個月，因此，西康省的各類實物資料正成為人們回憶這段歷史的見證。

西康建省始末及昌都地區地位：

清朝在1908-1911年間，取消川邊的全部土司，改設府、廳、州、縣，並乘機進軍藏境，把昌都地區、拉里和布工地區，以及波密地區，一併改設流官，擬設4道、十餘府、州，作為一省，並已在巴塘修好巡撫衙門。由傅高炑負責川邊，其著有《西康建省記》。

民國元年（1911年）駐防西藏漢軍發生混亂，紛紛離隊回家，達賴十三唆使藏人驅逐漢官，一時佔領已設治的太昭（工布江達）、嘉黎（拉里糧台）、碩督（碩般多）、科麥（桑昂曲宗）、察雅5縣和未設治的波密區，留在川邊的舊邊軍守住瓦合山脈，保留了瀾滄江流域以東地區。1917年西藏地方政府又大舉進攻，於1918年攻下昌都，後進軍察雅、貢覺、寧靜、武成、同普、德格、白玉、鄧科、石渠等縣，在「停戰協議」中將上述各地劃歸臧軍佔領。1931年初，西藏地方軍又大舉進攻，一時佔領甘孜、瞻化兩縣和爐霍縣一部分，後遭川康軍反擊，敗退回金沙江，簽定和約，以金沙江為兩方駐軍界線，川邊收回德格、白玉、鄧科江東地區和石渠、甘孜、瞻化。但是巴安（巴塘）江西和鹽井縣由藏軍佔領。

解放後，昌都地區名義上屬西康省，實際上西康政文不能傳達，為西藏地方所制，本人查過不少文獻，在1954年前，昌都地區一直列在西康省名下，如：昌都地區全稱為「西康省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簡冊（1954）》及《世界知識（1953）》都沒有將昌都地區單列，而1955年的《國務院關於幫助西藏地方進行建設事項的決定》將西藏地方定義為「西藏地方政府、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

1951年12月成立的西藏軍區包括昌都地區的昌都警備區、丁青警備區，說明從1951年開始昌都地區就附屬於西藏地方，因此本人的西康省沿革中不包括昌都地區。

西康建省，明末清初就有倡議，但未實行。清康熙39年（1700年），和碩特部駐康定的營官殺死明正土司，清廷派四川提督進剿，攻佔康定，並降雅礱江以東的土司，將雅礱江以東納入四川勢力範圍，稱為「爐邊」地區。康熙58年（1719年）以後，清朝在進軍西藏驅逐準噶爾部和平定羅布藏丹津叛亂的過程中，相繼招降了康區各土司，整個康區基本納入四川的範圍。但由於行政區劃尚未明確，達賴和雲南都提出對理塘等地的要求。雍正三年（1725年），川陝總督岳鍾琪提出「將距打箭爐甚遠，難以遙制」的昌都、洛隆、桑昂曲（察隅）等地賞給達賴喇嘛管理；將中甸、德欽等地劃歸雲南管轄，將巴、理塘等仍歸四川轄屬的建議，清廷批准了這一意見，次年川、滇、藏三方派員在四川提督周瑛的主持下據此會勘了地界，在寧靜山山頭豎立了界碑。這樣，元明時的康區便被劃分成了三部分。屬川的稱為「爐邊」地區，屬藏的部分統稱為「喀木」（「康」的異譯）；雲南部分稱為「建塘」。

清末，由於西方勢力加緊對西藏的侵略步伐，加之土司制度的弊端越來越突出，清廷在趙爾豐改土歸流的同時設立川滇邊務大臣，以加強對康區的治理，建衙門於巴塘。原擬將雲南藏區一併納入，後由於形勢的發展未實現。在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的銳意經營下，「川邊」轄境又恢復到了元明時的康區範圍（雲南除外），甚至收復了原來一直屬於幾不管的地區，如三岩、波密等地，東邊直到今工布江達（太昭）。宣統三年（1911年），清朝決定以邊務大臣所轄地建立「西康省」，「康」即指原地名，「西」指在國家版圖之西。西康省的轄境「東起打箭爐，西至丹達山頂止，計3000餘里；南抵維西、中甸；北至甘肅西寧，計4000餘里」。不久，大清朝退出歷史舞台。

民國元年(1912)，民國政府設立了川邊經略使，積極籌劃西康建省，當時西藏局勢動蕩，1914至1918年，達賴十三世受英國人慫恿派軍攻入康區西部，佔領了康區甘孜、新龍以西的地區，當時由於辛亥革命，民國政府無暇顧及，後經英國人台克曼「調停」，將康區的鄧科、德格、昌都、類烏齊等13縣劃歸西藏暫管。西康建省一事遂告停頓。1914年劃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區）為川邊特別區，受四川節制。1927年夏，劉文輝入主西康，並成立西康特區臨時政務委員會。1928年9月，國民黨中央全會決議，將西康特別區正式建為行省。但當時劉文輝無意於此，僅在其24軍軍部邊務處之下設了一個西康政務委員會，敷衍其事。1935年川邊特別區改為西康行政督察區，四川劃為18個行政督察區及西康行政督察區。這樣，四川省共轄成都、重慶2市、19行政督察區、166縣、3局。1935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員會在雅安成立，劉文輝任建省委員會委員長。次年遷至康定。當時僅轄康定地區（隸屬）20個縣以及已被西藏地方政府佔據的13個縣。1938年3月14日，國民政府改組西康建省委員會，並於9月1日將原屬四川的寧（今西昌地區）、雅（今雅安地區，除名山縣外）兩屬14縣2設治局正式劃歸西康建省委員會管轄。隨即撤銷西康建省委員會，改組省政府，將原西康行政督察區和四川省所屬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區合併，建置西康省，實行川、康分治，1939年元旦（民國二十八年），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會設在康定，劉文輝為省主席。康定成為康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1949年12月9日，國民政府西康省主席、第24軍軍長劉文輝、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在彭縣通電起義，宣布西康省和平解放。在劉、鄧、潘宣布起義的第三天——十二月十二日，李昆崗（西安行署幹部訓練團訓導處副處長）由西昌飛成都，向胡宗南報告解決第24軍副軍長、36 師師長伍培英部的經過及恢復西康省政府組織人事的意見，衚衕意由賀國光兼任西康省主席，在西昌恢復西康省政府組織（李昆崗本人不願再留在川康，堅辭「西昌辦事處」主任之職，匆匆忙忙向台灣飛跑了）。

1950年1 月1 日，國民黨軍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在西昌重新掛牌，胡宗南被任命為代長官，西昌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賀國光被任命為西康省代主席。

為及早向西康進軍，中共西康區委員會於1950年1月中旬經中共中央的批准，在成都正在宣告建立，由廖志高任書記，劉忠、秦力生任副書記，具體著手實施進軍西康、建設西康的戰略部署。

1950年2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2軍進駐雅安，隨即成立雅安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廖志高，副主任劉忠、白認。雅安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後，開始正式接管西康省的軍、政、民、財工作,在接管舊政權，開展征糧剿匪、生產自救等工作的同時，開始籌建新政權機構。。2月7日，解放軍西康軍區在雅安成立，劉忠任司令員，廖志高任政治委員，方升普任副司令、魯瑞林任副政委。

1950年3月26日晚，西南小城西昌，一架運輸機向海南島飛去。機上載著國民黨政府最後一位逃離中國大陸的大員——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長官胡宗南上將，以及他的同僚與部屬賀國光（西康省政府主席）、趙龍文（胡的秘書長）等10人。3月27日，西昌解放。民國政府經運了11年的西康省就這樣結束了。

1950年4月26日，西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隸屬於西南軍政委員會，1954年6月西南行政區撤銷後，直屬中央人民政府。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副主席張為炯、魯瑞林、格達（藏，甘孜縣白利寺活佛，1950-8-24日在西藏噶廈遇難犧牲）、夏克刀登（藏）、果基木古（彝）、劉聚奎（1952年9月～1954年1月）、白認（1953年8月～1955年1月）、康乃爾（1954年7月～1955年1月）。西康省人民政府下轄雅安市人民政府，雅安、西昌兩個專員公署，康定、涼山兩個自治區（州）人民政府。

經過基層普選，1954年8月西康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聽取和審議了西康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報告，選舉西康省出席全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1955年1月15日～19日，西康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會議根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將西康省人民政府改為西康省人民委員會，選舉了由29名委員組成的西康省人民委員會，選舉廖志高為省長，白認、桑吉悅布（藏族）、康乃爾、張為炯、果基木古（彝族）、夏克刀登（藏族）為副省長。會議選舉劉長健為西康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選舉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批准趙朴為西康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1955年7月30日，根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關於撤銷西康省建制的決議，金沙江以東各縣劃歸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縣劃歸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西康省人民委員會於1955年9月底撤銷，其政務由四川省人民委員會接管。

至此，新中國成立後建立的西康省在經歷5年零5個月後划上了句號

1939年的康定，只是中國內陸一個偏遠的小城，但它卻是一代梟雄劉文輝全力施展其政治野心的最大舞台與根據地。在他的苦心經營下，原本滿目瘡痍的西部小城，急速從政治邊緣走向政治中心，西康社會也從邊地踏上了邁向經濟中心的進程。但在這個更新過程中，卻有著揮之不去的尷尬和無奈。

1939年，抗日戰爭爆發已兩年。元月一日，陪都重慶顯得異常熱鬧：夫子池公共體育場舉行抗戰建國宣傳大會；中央公園舉行露天音樂會，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郭沫若到會演講，中國製片廠合唱團在音樂會上合唱著抗戰歌曲。

但是對於康定，這一天值得被濃墨重彩載入史冊：國民黨政府一個新的省份--西康省成立了，康定就是它的省會。

一個浮出水面的新省

1933年秋，劉文輝與劉湘的叔侄大戰如火如荼，劉文輝腹背受敵，很快敗下陣來，一路退守雅安。在雅安，他用八個字形容自己當時的情景：「處境最艱，朝不保夕」。但當地一位精通星相術的神父卻送給他一句充滿玄機的話語：「生命始於40。」

40歲的確是一個轉機，這一年劉文輝當上了西康建省委員會主任。1939年1月1日，在四川邊遠貧瘠的康定，44歲的劉文輝如願以償，被國民黨政府正式任命為西康省主席。

1939年元月的康定，劉文輝為了表示自己對蔣介石的忠心，彌補內戰時留下的隔閡，大街面上貼滿了當時流行的標語和蔣介石的畫像，他還特意把康定最寬的一條街道命名為「中正街」。為了突出建省的喜氣，街上四處張燈結綵，彩旗飛舞。

元月的西康省成立大會是在康定城外一個平壩上舉行的，規模很大，場面隆重。戎裝的軍人，戴禮帽的官員，百姓和喇嘛，幾乎全城出動。主席台上，大會主席劉文輝端坐正中，左右為與會的高官、大員和各縣縣長。

當劉文輝作演講時，瘦高而兩頰鬆弛的他，一改從前的沮喪與低調，在台上豪情壯志地闡釋了自己為這個新省確定的目標：「化邊地為腹地」，趕上內地各省市的水平，更好地擔當起抗日大後方的重任。

化邊地為腹地

1939年的康定，因為一個新省份的出現，政治上出現了少有的振興氣象。軍人出身的劉文輝帶頭每日堅持開會辦公、苦坐辦公椅，而他為政治機構運轉立下的許多規章，也的確收到了成效。1939年的西康省府，各廳處長每天除分別辦公外，必於12：00-13：00由主席劉文輝領導聯席辦公，將重要事件當場提出即時解決，不勞收發傳達的傳遞，效率提高不少。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出身的他，深知教育的重要。在1939年對國立康定師範專科學校學生的一次演講中，他用少有的溫情語調對學生們說：「你們這些學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們國家很需要你們，你們是我們國家的後起之秀。

當年，遍布康定與西康的一大景觀是：簡陋的縣政府與豪華的學堂。這恰好證明了劉文輝的那句話：官府建設不得好於當地的學堂，否則官員就地免職。1939年，就連劉文輝的西康省省政府也樸素得近乎簡陋了：大門洞開，未設一扇門戶，門前磚石柱子斑駁，書寫著「西康省政府」的牌樓背後，不得不用幾根巨大的木樑在兩邊支撐著，以免這座年久失修的建築轟然倒下。而劉本人對教育是如此重視，以至於同年，巴安縣縣長趙國泰為表自己對省主席的忠心不二，親自到當地小學代課教書，當起了國語老師。

1939年，康定全城僅有一座裝機容量為50千瓦的小水電站。在俄國人顧彼得的記述中，康定當時許多民房和店鋪雖然配備有足夠的電燈泡，但燈泡的象徵意義遠遠勝過它的實用價值。電站發電機常常損壞，由於功率太小而負荷太大，電燈在夜裡開始很亮，但慢慢地會變得昏暗下去，在漫漫長夜中繼續變成黯淡的隱隱約約的一絲紅光。當店鋪、飯館、戲院都關了門，人們開始回去睡覺時，電燈又會猛地亮了起來，由此燒掉不少燈泡。

康定古城二水夾流，滔滔的河水成為劉文輝眼中發展康定的最佳自然資源，1939年10月25日，西康省著名的《康導月刊》刊登了一條新聞：省政府要在康定城外的升航村建立一座新的500千瓦的水力發電廠。其發電機是從美國運來的，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花了兩年的時間，才把發電機運進了康定。

然而，正是在包括修建水電站等一系列革新舉動中，劉文輝卻面對一個巨大的矛盾：金錢。升航水電站前後共花了一億元，劉文輝幾乎動用了當時康定所有的銀行資金，最後還自掏腰包拿出了一筆錢。不僅建水電站，百廢待興的西康省到處需要用錢。

康藏茶葉公司誕生，姜氏家族退場

解決的辦法，劉文輝想到了：整治「邊茶貿易」。

20世紀30年代，康定早已成為聞名於世的藏漢貿易的中心，是與上海、武漢齊名的三大商埠之一。據相關資料記載，1939年的康定向內地運出羊毛40萬斤、麝香1200斤、獸皮4萬餘張，蟲草、貝母等名貴中藥材累計15萬斤左右；而內地輸入茶33萬包，布10萬匹，麵粉、青油兩項累計近80萬斤。一個彈丸小城，因為漢藏貿易竟成了商家必爭之地。

因此，上任不久，他便匆匆忙忙成立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葉股份有限公司」，並要求所有茶商一律統一到康藏茶葉公司旗下，不允許私自賣茶入藏。

劉文輝的這一決定，對於西康的大茶商來說，是一個由盛轉衰的分水嶺。比如四川雅安滎經縣姜氏家族。這個茶葉大戶，從清嘉慶年間在北京立案「請引」設店辦茶廠算起，經商之路幾乎是風和日麗。

直至1939年以前，雅安邊茶每年都在600萬斤以上，最高年產竟達830萬斤，這其中姜氏茶業佔據了很大一部分。

但「康藏茶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的告示中，以後邊茶貿易的操作已講得明明白白：統制購銷，茶商入股，把原來五斗米一擔的茶價壓低至二斗米。同時，因收購價低，茶農紛紛砍伐茶樹改種其他作物，且軍閥強迫農民種鴉片，割煙季節又正是採茶時季，茶農乾脆割煙而疏忽採茶，茶葉生意似乎再也不好做了。

於是「公興茶店」分店的商鋪內，姜氏兄弟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不加入「康藏茶葉公司」，把錢投資到了一個做綢緞生意的遠房親戚處。不久因姜家停止運茶進藏，西藏的高僧喝不到姜家名茶「仁真杜吉」，為此還專門派人來到滎經取茶。由於從雅安經康定再進入西藏的道路被劉文輝把持，被逼無奈的寺廟中人選擇了一條前所未聞的道路將「仁真杜吉」運入西藏：背夫將茶從滎經背到雅安，坐竹筏到樂山，乘輪船到武漢後，再通過火車轉運到廣州，然後經遠洋輪船到印度，最後從印度進入西藏。這次運輸雖然成功了，但由於運輸成本實在太高，西藏的寺廟在運過這一次以後就再也沒來找過姜家了。

1939年的年末，曾經邊茶年產值達數十萬兩白銀，堪稱當時商界巨子的姜家退出茶葉貿易。伴隨著「仁真杜吉」品牌的消失，伴隨著西康新省的發展，民間大茶商以康定作為茶馬古道中轉站，趕腳運茶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消亡了。

飲鴆止渴的鴉片貿易

茶葉是可以擺在明面上的交易，而鴉片，則是暗地開放的「惡之花」。的確， 20世紀30年代的康定及至西康，無疑是鴉片毒品鼎盛的黃金年代。

1939年，學成回國的黃萬里，以四川水利局道灘委員會工程師、測量隊長的身份，正在實地踏勘長江上游和四川境內所有主要支流。在日後的報告里他這樣寫道：「揚子江在敘府（宜賓）以上，稱為金沙江，綿延數千里，上游直通西康青海，一路山巒起伏，步履艱難，其山勢每直逼江邊，道路崎嶇，莫此為甚。」

同是這一年的五六月間，黃萬里的父親黃炎培也在四川。他受國民黨政府外派視察西康省寧屬地區，目睹地方政府與地方軍閥只顧搜刮民財以飽私囊，民不堪命，水患匪患頻起，到處種植鴉片，大鴉泛濫，曾痛心疾首地賦詩《西昌》云：「我行郊甸，我過村店。東有載，載鴉片；西有儲，儲鴉片。父老唏噓而問我曰：殺人哉鴉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我哉鴉片！但願他年吾輩來都不見，勿忘敵騎已過湖湘線。」

1939年，在康定，面對全國的禁絕鴉片令，劉文輝經常召開「禁政」大會，大會主要有兩大議題：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銷「公土」。目的都是維護軍閥政權對鴉片的壟斷經營，使鴉片貿易這個利潤最大的產業，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大限度地從鴉片中攫取財富。

據有關資料統計，在川康廣袤的土地上，鴉片種植廣泛，川康地區年產鴉片六七萬噸，大半產於劉文輝的防地。據笑蜀在《劉文彩真相》一書中披露：鴉片的利潤是如此之高。以至於1939年的康定城內，劉文輝部下的職員要搞煙，只要對禁煙處招呼一聲：「我這個月的工資要買煙。」一個月後，他就能獲利一倍，兩個月又翻了一番。這樣，一個普通的職員哪怕一年做幾趟，也能獲利許多倍。

四川大學教授、中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任乃強老先生晚年回憶道：西康時期劉文輝有兩大支柱產業，鴉片就是其中之一。

惡之花四處綻放，這是當時一個新省誕生時無法逃避的尷尬。晚年的劉文輝也曾說：「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個破落戶，財政陷入極度困難，加之蔣介石又唆使劉湘在政治上給我製造了許多亂子，弄得我焦頭爛額，無法應付。在無可如何之中，竟至從鴉片中去增加收入。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曾經引起國內輿論的非議。」

影像與歌聲中的康定

1939年，在康定，有人早已將「溜溜調」列為「康定十景」之一，名曰「子耳樵歌」。而此時，「跑馬溜溜」山歌的重要傳播人之一戴愛蓮，正在英國為購買一張回國的船票而費盡心機。而在康定，這一年，張央，曹淑芳、李郁青、李培源、孫玉華等一批熱血青年，正收拾行李，準備去陪都重慶市就讀直屬教育部的國立邊疆學校，在那裡，5年後，一位叫沙梅的音樂人，將把這首「溜溜調」記下，出版在一名本叫《沙梅歌曲集》的書中；也在這一年，一位名叫吳文季的福建學生，正立志報考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學校，不久後，他將在從軍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後轉交給他的聲樂老師伍正謙，伍正謙將請作曲系的江定仙老師配樂伴奏以便演唱，江定仙又將把《跑馬溜溜的山上》正式改名為《康定情歌》，並推薦給當時走紅的歌唱家喻宜萱演唱。

同時，1939年夏天，一支馬隊開往人煙稀少、偏僻荒涼的川西藏區，這是「川康科學考察團」

在西康，孫明經完成由8部影片組成的《西康》系列，他後來回憶說：「在西康我們工作了五個月，最遠到了金沙江上的德格、白玉、巴安，是中英庚款董事會西康科學考察團四十幾人中走得最遠的。此行我也收集了累積幾尺的資料，並有一百封信稿。另外此行也拍攝了八百多張照片，業經編目。」

這些老照片記錄了一段不該被人們忘記的歷史，這段特殊歲月的時間起始在1939年，故事的主人公只有短短兩個字：康定。

1939年，「跑馬溜溜」的康定原本是中國內陸一個滿目瘡痍的西部小城，但它卻在劉文輝的苦心經營下，從政治邊緣走向政治中心，西康省也從邊地踏上了邁向經濟中心的進程，「跑馬溜溜」的山歌在這個過程中傳出山外，外省的年輕人帶著現代化的照相器材來這裡，留下了一個城市變革時期的容顏，以及這個過程中康定擺脫不掉的尷尬。

清末民初，為加強對西藏的控制，設立川邊特別區，因政治經濟文化都落後，由四川省代管。

1932年，四川統一之戰(二劉大戰)結束，劉湘成為四川王。作為劉湘的同族叔父、戰敗方劉文輝，仍保有一定實力盤踞在貧瘠的雅安、康定等地。為統一四川、消弭內戰，劉湘允諾為劉文輝謀取西康建省，也就可各守疆界、相安無事。

1939年，國民政府已遷都重慶，蔣系勢力趁劉湘病逝之際滲透成都。為了平衡四川各派軍閥，又當時大片國土陷於日寇，鞏固大後方，終於完成西康建省，劉文輝為省主席。

1949年底，受蔣系勢力欺壓多年的四川軍閥們以劉文輝為首，起義投共，西康省解放。

建國初期的省份建制是延續的民國政區，只是各省長官肯定要由幾大野戰軍的將領擔任。

1955年，三大改造完成，全國政區也順理成章做調整，西康省撤銷，金沙江以東屬四川省，以西屬西藏自治區。

如果雅安、康定2座城市發展成攀枝花、西昌2市那麼牛逼，或許可以考慮恢復西康省。但目前，康定七線強，雅安五線弱，而西昌也只五線強，攀枝花四線弱。

就全國城市水平對照：拉薩屬五線，海口、銀川、西寧屬四線中，其餘省會無一不是三線及以上，地級市躋身二三線的也很多，謀求成為省會或直轄的大有人在。

要成為一個省級政區，除非特別的民族政策(自治區的西藏寧夏)、地理位置(省的青海海南)，必然要有過硬的中心城市。雅安與康定顯然還達不到那種實力，和平年代無經濟繁榮，如何開展文化教育科研體育藝術乃至政治。

對比雅安+甘孜州的情況

對比攀枝花+涼山州的情況

恢復西康不如建立：南中省(蜀漢時川西南與滇北叫南中)，以攀枝花、西昌為核心，原涼山州全部、甘孜州一部、雲南一部為轄區。但攀枝花以資源型城市立足，不適合為省會，西昌實力又遠不夠。

我川除了成都二線強，最強也就綿陽、瀘州、自貢3個四線中，攀枝花、樂山、宜賓、南充、德陽5個四線弱，自從重慶直轄後就未出現可以另立省會的城市。

2017.09.09

補充，可以考慮建一個川南省，以現在的自貢、瀘州、攀枝花、樂山、宜賓、內江、涼山州以及雲南的昭通，組成一個幅員13.9萬平方公里，人口3000萬，GDP達到1萬多億（與現在貴州省相當）的中等省份。

2017.12.16

以康區的人口結構，如果保留西康省到現在必然得是自治區，法理上又是藏人治藏，併入四川成為既成事實之後，對「理論上的少數民族自製區域」是一個非常大的壓縮。

四川省其實承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同化（漢化）康區少數民族（非藏的土司領地，比如涼山瀘定等地），管理（世俗化，去宗教化）康區藏民的歷史重任。以前也是土司領地的瀘定一線，現在已經和內地縣城沒有區別了，偏東的低海拔藏區（比如康定），世俗化的也非常厲害了，西邊的幾個區域（德格白玉阿壩等等）雖然仍處於宗教勢力壓制世俗政府的狀態，但各種漢化（更多的是世俗化）工作也一直在進行中。如果換成「西康藏族羌族自治區」，即使內核仍是漢人統治，法理上的羈絆會大的多。

西康省是清朝末年防止英國入侵的產物，後又被老蔣作為軍閥中搞平衡的東東。其轄區內山川為南北走向，不便通行，又不能形成中心城市，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撤銷有合理之處。從現在來看似乎無恢復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