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看待中央2017年對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整治？
1月，中央紀委七次全會強調，加大對「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整治，決不允許其橫行鄉里、欺壓百姓，侵蝕基層政權。1月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強調各級檢察機關要堅決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刑事犯罪，突出打擊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
王二狗是一個放羊的， 2001年，在他38歲的時候，參加了村民委員會的選舉。他哥哥給他出謀劃策：每家給你投票的，發一袋白面和一大桶色拉油！
因此，38歲的王二狗擊敗了68歲的老村長，成了趙家莊的新一任村主任。2005年，一個化工廠和一個飲料廠來忠虢縣投資，縣委決定把廠址設在趙家莊。王二狗負責征地，以3000塊一畝的價格徵到了兩千多畝地。又以7000塊一畝的地出讓給了廠方。剩下的錢，上交縣財政一多半，剩下的分給縣領導一大半，王二狗自己得了四分之一。王二狗於是買了奧迪。這件事後，王二狗突擊入了黨。隨後的兩年里，王二狗成功地兼任了趙家莊的村支書。趁機讓自己的哥哥當了村治安主任。
王二狗回家想了想，以每畝3500元的價格徵收了三千畝地。聲稱是要設廠，可是並沒有廠子來。王二狗用圍牆把耕地圈起來，假裝是一個廠子。任其荒蕪。2008年，某電子廠在趙家莊設廠。又要徵收2000畝地。此時，村民們已經不願意賣耕地了，王二狗拍胸脯子說，價格比三年前翻三倍，以9000元每畝的價格徵收到了一千畝地。又從自己圈佔的土地中撥出一千畝，湊成兩千畝，以每畝三萬元的價格，出讓給了電子廠。
不久後，縣裡下來工作隊，要求徹查土地出讓中的腐敗問題。王二狗上下打點，又向被征地的村民補償每畝4000元，因此實際征地價格是每畝一萬三千元。王二狗於是買了保時捷。王二狗用手中的資金成立了旅遊開發公司。上馬了一批人造景點。又上下打點，結果是，與村裡的老牌旅遊景點趙王府聯合起來，打造成了趙王封地大景區。趙王府原來的門票價格是40元每人，趙王封地的門票價格是72元每人。王二狗的旅遊開發公司可以在每張門票上名義上收入30元，2元是文物維修費，上繳縣財政。實際上，王二狗可以在每個遊客頭上剝取20元，另外10元是主要縣領導入股分紅。
王二狗現在開賓利，瑪莎拉蒂。並組織了一批保安隊，隊員是趙家莊里的輟學青年，主要負責王二狗的保鏢工作。村裡的老頭老太太，也吸納到旅遊公司，做打掃衛生等活計。王二狗於是收穫了好名聲，也編織出了一個依附於他的龐大利益集團。王二狗在北京、省城、縣城等處有數套房產。趙家莊的村莊規模也急劇擴大，沿著國道，到處是商鋪、飯店、旅館。趁著村委換屆選舉，王二狗家徹底控制了基層政權。這是2008年的事情。似乎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幸福的日子。
2010年，忠虢縣升級為市，市區面積擴大，到達趙家莊邊緣。王二狗被任命為拆遷征地辦公室成員，負責趙家莊的征地工作。王二狗將手頭囤積的土地中一千畝地賣給了開發商，由於中間穿插有村民的飯店、商鋪。王二狗命令村委會人員走家串戶，以每戶補償30萬元、等面積回遷的條件談下來大部分商戶。但是有梁家釘子戶拒不搬遷，王二狗在一個黑夜，命令保鏢隊前去強拆。
王二狗的兒子被送入市區上學。擔心報復，王二狗也很少在村裡居住。2011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開始向趙家莊普及。王二狗在耕地上大興土木，蓋了一個無產權小區，動員農民上樓。
旅遊部門向忠虢市政府發文，通報批評景區水平。隨後，趙王封地景區進行景區治理，興建配套的遊客中心等。市政府全力推進此事，需要拆遷一大片村民民居，王二狗又擔任了拆遷辦公室成員，有村民拒不拆遷。王二狗動用保鏢對隊，在黑夜強拆數家，結怨村裡。但是此事被推進成功。被拆遷的村民，住進了王二狗以村委會名義興建的小區中。2012年，八項規定頒布。
2013年，忠虢市區繼續擴張，新一輪的拆遷工作來臨。王二狗賣出了手中囤積的全部土地，並輔助徵收一萬二千畝耕地，拆遷與強制拆遷了一大批商鋪、飯店。忠虢市新區在趙家莊周邊拔地而起。趙家莊已經呈現被包圍形勢。
隨後的一年裡，王二狗繼續營建安置小區，但因資金不足，王二狗及其依附團隊以村委會名義貸款，繼續建設。每天為了銀行的貸款利息而焦慮，頭髮變白。2015年，反腐敗形勢空前嚴峻。忠虢市已經有數名常委因拆遷及建設腐敗問題被抓，整體換血一遍。王二狗感到天要變了。趙家莊村民也熱切期望既能夠打老虎，又能拍蒼蠅。但是王二狗繼續建設、繼續強拆。並且把趙家莊剩餘的耕地全部賣出。用於市區建設。趙家莊於是成為了無地村莊。
與此同時，王二狗的兒子不成器，但王二狗謀求把兒子送入上層，離開底層。狗兒對影視非常感興趣，王二狗於是斥資將狗兒送入京城，混圈子。
2016年年初，趙家莊已經被全部包圍。市裡通過決定，年內全部解決城中村問題。趙王府與趙王封地進入新的階段，開始徹查門票問題。王二狗感覺末日來臨，但是還是繼續推進上樓。王二狗在村內離心離德，僅靠威勢支撐。
2016年年中，趙家莊實行戶籍改革。全體村民從農業戶口轉成非農戶口。村級行政單位撤銷，改為社區。王二狗的村主任職務已經隨著村民自治組織的變更而消亡，但他仍然擔任負責人，繼續推進最後的城中村整治。在這期間，王二狗被某被拆村民襲擊，住了一段時間醫院。
2016年底，趙家莊村內仍然有十幾戶釘子戶，市政府要求年底必須徹底解決城中村問題。於是，在除夕之前，王二狗率領保鏢隊，指揮挖掘機，一夜之間將全村夷平。全村天怒人怨，莫不欲將王二狗食肉寢皮。從此，趙家莊徹底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耕地沒有了，村莊沒有了，真古迹被拆掉，人造古迹遍布。宗族勢力解體了，村民身份也轉變為市民身份，全部上樓。所謂的趙家莊社區，將作為忠虢市的一個小區，翻開歷史新的一頁。王二狗此刻累資千萬，但手下沒有一個村民，也不再管理一畝土地。他是一條肥肥的、不能動彈的，被用完了的惡霸。平坦的歷史前途在趙家莊社區居民眼前徐徐鋪開。
2017年1月，中央紀委七次全會強調，加大對「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整治，決不允許其橫行鄉里、欺壓百姓，侵蝕基層政權。1月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強調各級檢察機關要堅決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刑事犯罪，突出打擊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很多城市人不明白為啥有些農村死活要生兒子，他們不知道農村地區還是靠拳頭說話的，沒有幾個壯漢鎮宅就等著被村霸欺負吧 。。
家族大，男丁多，選舉修路分蛋糕
有兒子，有族親，村霸上門不用愁
孤女兒，寡婦人，分完爛地被人欺
你說中國已經是GDP世界第二的現代化工業大國，怎麼還有這麼多100年前散發著腐臭死屍一般氣息的現實？tg：我能怎麼辦，我也很絕望啊
打破宗族的最好方式還是農業的大工業化，宗族是建立在小農經濟之上的，用再多農機農藥雜交種子，只要還是這種小農模式，就註定是人多者勝，那麼人們自然就會建立血親同盟來謀取利益和獲得安全感。
這種局面是農村基層組織渙散的必然後果。
不管外國人怎麼說，但就我的觀察，現在基層管理還是比較民主了。現在村集體的重大事項基本都是通過「一事一議」解決，但是其基礎——村級選舉卻仍有問題。
怎麼說呢，對我們這樣跑田坎的工作人員來說，是真心希望所有的村級選舉都能民主、順利地選舉出有號召力、有能力、私心不是太重的村組幹部。因為現在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給農民送錢，興建田、水、路等各種基礎設施，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但是在現在這種小戶經營的格局下，有時真的是送錢都送不出去。君子不患貧而患不均，原本太平無事的地方，只要項目一開工就沸反盈天，你多了他少了憑什麼要佔我三寸地他還曾經差過我……陳穀子爛芝麻雞毛蒜皮的事全翻出來。在村組幹部得力的地方，問題都能很快協調解決，工程質量也能得到保障（村幹部天天守在工地上比任何監理都管事），不談什麼高調，能順利交差就是我的心愿。但有些村組幹部就不同了，順便修條小路打個地壩都是小事，麻煩的是要強行分包工程，遠親近友人人均沾，偏偏質量又過不了關，修路路陷，建渠渠塌；可不讓他分包他就能召喚一大堆人來以遺留問題、土地佔用問題等等，「合理合法」地阻工……
最關鍵的是這樣的村幹部都是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連鄉鎮政府對他們也沒什麼辦法，扣工資？那點小錢無所謂，撤職？重新選舉七八成還是他；因為遠親近友就是一大堆，再以團結的少數對分散的多數，或一言蔽之：宗族殘餘勢力。當然，並不是說所有民主選舉出的村幹部都是這樣，也有很大部分選舉出的村幹部是能為群眾辦事的。但是，在這種宗族殘餘勢力影響仍然較大的偏遠山區農村，應該如何改良選舉方式？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卻毫無頭緒。
當然，這和當年祠堂中可決人生死（聽說過浸豬籠吧）的情況好多了。民國及以前的中國，皇權（國家權力）不下縣，整個農村在宗族勢力和宗法制度的控制下，每個鄉鎮都有類似紅樓夢中那種「護官符」，只是粗俗的多，如「張頂子（官帽）、楊銀子、王定子（拳頭，指武力）」等等。在除縣城周邊以外的農村，「鄉紳階層」的權力在和平時期幾乎不受任何制約，而山高皇帝遠的我們縣，甚至縣衙都曾因其爭鬥的影響而遷移過。
所以，如果沒有其它措施和制度的跟進，我不認為一、兩次「整治」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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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亂談談感想。想想在村裡當第一書記也一年了，各項工作開展還算比較順利，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我和老書記處的比較好，而他有弟兄七個，加上叔伯弟兄有三十多家，這是什麼概念？整個村只有一百三十一戶…基層組織已經渙散到底了，鄉鎮黨委書記大年初一要到轄區各個大哥家裡拜年，這種事你們在城裡可能聽了都不信，但現實就是如此。也不能怪基層幹部，不跟大哥們合作，怎麼開展工作，施展抱負？旱廁改造，修渠打井，硬化路面這都是實實在在的惠民工程，大哥不支持，你就做不了。村霸不是自己長出來的，基層政權崩潰，基層權力真空導致基層需要他們，不是紀委老爺們一句話就解決了的，根兒在黨國自己身上。
有人疑問，為什麼不跟這些村民斗到底？除非你真擁有能對抗整個村莊的勢均力敵的後盾以及能承受為了動用這張後盾而付出的代價，對面可以以宗族名義分攤風險，而你呢？一般城鎮居民恐怕像我家這樣，只有自己一個人和自己的家庭一同面對。
你真說這種宗族對外壓力是惡勢力吧，人家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為本村本族爭取利益，天經地義，我也不打你不嚇你，我只是和你講道理：這是我們村子的地界，你進來接這些活不方便，要麼我們一起合作，要麼乾脆讓給我們村子自己做，大家和氣生財，何樂不為？別以為人家就只會像電影里的古惑仔一樣滿嘴巴打打殺殺。看那些來我家的老家長們，哪一個不是慈眉善目，和藹可親，走到大街上叫他一聲「大爺」，還會樂呵呵的給你回應。
但這種宗族壓力之下，一般外人，還真的難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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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親身經歷，我家就是農村宗族惡勢力的受害者。
我家在福建漳州，按說已經是相對開放和發達的地區了吧？上世紀80年代開始，台商到我們這裡投資。當年，我父親本來是一家集體工廠的工人，據說當年還是8級鉗工，鑒於工廠效益不好，就出來自己找活干，弄了個家庭工坊，帶著我兩個初中畢業讀不上高中的哥哥給台商工廠接點外包工程。
如果按劇本，以我父親的技術，還有他任勞任怨的人品，我們這個小工坊發展到現在，估計會變成一個億萬企業了，可惜夢想很美滿，現實很骨感。
那些台商企業基本都開在城鄉結合部，用到了所謂的農村的地，於是，那些村子就有了理由，不斷向台商企業吸血，招工人得先招他們村子的，進原料得先進他們村子的，連門口開飯館也得是他們村子的，外人根本開不了，外包工程就更別說了，好的工程自然也是村子人先拿走。至於邊邊角角的活呢，村子人不屑接，外人才能做，做是做，還得給抽成。
父親一開始不知道，一開始接的也是小活，沒人留意，倒也先賺了點小錢，我們家當時是我父親工廠幾百個工友里先買了電視買了商品房的。父親也開始有野心想要把工坊做大，雇了兩個徒弟，加我兩個哥哥，5個人又接了某台商企業的工程，然後噩夢開始。
我記得的是某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家裡來了幾個陌生的中老年人，很嚴肅的跟我父親「商量」事情，母親把我轟進房間讀書，房門還被鎖上，到了深夜他們走了，我出來一看，父親陰著臉坐在椅子上手裡捏著茶杯，突然狠狠一摔，把我嚇哭了。十幾年以後，母親才告訴我，那一晚來的是村子裡的所謂「家長」們，是來要工程抽成的，要拿走50%的工程款，不給就不讓進工地。
一分錢不出，一個勞力不出，憑空就要走50%利潤，說得好聽，是入場費，實際上，就是那個村子以村子名義要收的保護費！這不是幾個小青年小流氓圍著你暴力勒索，是那村子裡所謂德高望重的老人們集體出來的溫柔勸說！！！
不給當然是不行的，所以當年父親好不容易膨脹起來的創業信心，瞬間被打沒了，做好工程之後，遣散了兩個徒弟，只帶著哥哥們安心接那些不起眼的小活做，混個家庭溫飽，順帶供我讀大學就知足了。所以我家並沒有成為傳說中的第一批「先富起來」的階層，等到我也能稍微自立了，父親索性關了工坊，讓兩個哥哥改行開小店，自己隱退領社保退休金，天天打老人麻將去了。
兩年前我才知道一個更震驚的事情，我讀大學那四年，我父親和兩個哥哥住院了2次，全是被打傷的，為什麼，因為他們「不小心」接到了人家村子想接的工程，然後村子裡派了幾個血氣方剛的村民直接堵到我家工坊門口要討說法，當然，是用拳頭說服我父親和哥哥放棄工程讓給他們。為了讓我安心讀書，家裡人一起瞞著我，說實話，我知道了又能怎樣？去屠村為父兄報仇嗎？
長大之後做過社會調查，像我家這種遭遇，在閩南地區，並非個例，只是，絕少有人點破。即便是像我們漳州這邊，農村城鎮界限實際上已經蕩然無存的地方，農村的宗族勢力也仍然是根深蒂固，說正面點，這樣的宗族勢力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基層組織所不能起的穩定農村，建設和諧農村的作用，說負面的呢？一旦這種宗族勢力和小農思想一起發作，那就會形成一股幾乎嚴絲合縫的無形能量，足以吞噬任何想要插足進去從這些農村地帶拿走一點點小利潤的外來者。
這樣的宗族勢力，我是希望能將它粉碎的萬劫不復，可事實是，這是一種維繫了兩三千年的傳統文化，已經滲透到了我們的骨髓里，整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鬥爭，實際上就是在爭奪基層組織的控制權，是宗法社會和法治社會的鬥爭，這樣的鬥爭，註定是無形而艱巨的，其實也並不是一次兩次的集中打擊所能達到的，因為一旦外界壓力稍微鬆弛，那麼這種浸透到我們骨子裡的宗法思維就必然死灰復燃。
小農經濟云云的人明顯就是對農村不了解，糧食價那麼便宜，傻瓜都知道種地不掙錢了。農村現在宗族坐大的情況不是因為小農經濟仰仗壯丁、進而壯丁多的家族坐大，恰恰是因為小農經濟逐步瓦解，釋放出來的壯丁無處可去，這才坐地轉變成了宗族惡勢力。
打工這方面，打工是不可能每個人都進城打工的，做生意又不會，只有在中央控制薄弱的地方發點歪財這樣子。
我小的時候，老鄉們相信勤勞致富，相信知識改變命運，進城也不那麼容易，比的是誰家能在原有的盤子上發點勤勞財。那時候農村的物質生活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面是自己家麥子磨的，饅頭是自家下鍋蒸的，瓜果是地趟里隨手栽的，蔬菜是後院兒自己種的，鞋子是自己納底自己做的，甚至連被子里的棉花都是自己彈的，此外還餵雞餵豬喂牛羊，賣一部分吃一部分，價值觀上鼓勵儉樸持家，哥哥的衣服穿不上改小了給弟弟，需要花錢的地方也就是油鹽醬醋孩子學費之類的，想買本兒教輔資料都得跑縣城新華書店。到了冬天的時候，各家各戶要出勞力去挖河修堤，農閑的時候還想趁空去干點兒泥水活，太窮和太富的都是少數，你看個黃色錄像都算犯罪分子臭流氓。
那時候怎麼掙錢呢？開個賣鋪，做點小生意，能掙著錢，也累，眼紅的人不多。種大棚，累，一季菜能掙個一兩萬，當時在村裡已經很多了，攢個三年就能蓋新房。心眼兒活的去組織施工隊到縣城蓋房子，這個基本上是最掙錢的了，也不是誰誰都能做，而且還要應付拖欠款不還、安全問題等事項。
做流氓當時能幹啥？
截車當然也是可以的，我們那兒交通還算比其它村子好一點，但是也不大好截，第一你得組織人，要不然人家不給錢，真動手了打不過，第二開車的人也不富，不是那種跑貨車的，截下來的錢也就是夠大夥改善一頓伙食。
搞黑社會？黑社會也得有產業不是，我們那兒當時都有啥呢？撞球廳一個，一局5毛錢；遊戲廳一個，遊戲幣一個兩毛，老闆天天被鄉親們指脊梁骨；洗頭房一個，生意不好，後來還因為洗頭女要賬逼死一個老頭；開賭場倒是有點可能，不過政府一年幾次嚴打，也就是圖個樂呵罷了。什麼舞廳KTV之類的壓根沒用。老百姓一年忙到頭，說實話也沒時間、更沒錢去消費。
老鄉都知道種地苦，不想讓孩子繼續走自己的路。加上那時候政府又非常重視教育，天天呼籲讓孩子長大了給四化做貢獻。所以讀書上學的氛圍非常濃厚，我剛上初中的時候，學校里出了個中專生，就開始到處宣傳，光榮的不得了。一個班能有六七個讀高中（到畢業時總共剩下30人左右）那是我們那年才有的事情。意思這上了高中，以後就不用再干農活了，說不定還能混個大學。村子裡成年勞力一抓一大把，也沒見誰整天搞犯罪活動的。
後來有錢人多起來了，有能耐的逞能耐，有關係的走關係，貧富差距也拉開了。原先自己在家做的事情，現在也都靠買了。最典型的就是饅頭，那時候還繼續蒸饅頭的人家已經不多了，都是買。割小麥也開始雇收割機，播種用播種機。我小時候麥季到了，收完麥大人小孩都去拾麥子，後來慢慢就沒有了，只有那些鎮上的會過來拾，因為他們沒有地。第二季的莊稼，原先的時候都是黃豆、玉米、棉花、花生、紅薯等等一樣種點兒，中間還要播幾溜芝麻好收了炸芝麻油。現在呢？清一色的玉米地，因為方便侍弄。
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錢能買到的東西、服務越來越多，人的空閑時間也越來越多，壯勞力們都去城裡打工了，都去鎮上打工了，大家都在想辦法掙錢，好像勤勞致富的氣氛也更濃了。這是我讀高中的時候。
同時生產和消費觀念也在發生變化。
我高中有一回的暑假裡，因為打工天天騎自行車去鎮上，那個自行車的內胎太破了，慢撒氣。每天都有到馬路上打氣，隔三差五的還要補胎，補一次一塊還是五毛錢。有一回補胎老頭就跟我聊，說學生你想想，為啥你的輪胎老是補。我說車胎太破，該換了。他說你再想想。我說那你咋說呢？
老頭神秘一笑，說：你們課本上是不是有一句話，叫擴大內需？
我說是啊，有這麼一回事，咋了？
老頭說，學生你讀書讀迂了，啥是擴大內需？就是國家讓你買東西啊。這車胎要是還像從前一樣造的那麼好，咋讓你換胎，咋擴大內需？
說完老頭繼續笑，大概有一種智識上的愉悅感。
國家是不是一門心思要把車胎變成快消品，這個事兒我是不清楚的。不過很顯然的一點是，那時候老鄉們的一些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比如衣服大了改小，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這種事情，已經徹底成為歷史了。現在你再這麼做，會被人笑話。物質資料充裕了，大家手裡有錢了，於是可以可勁兒造了，反正你能花又能掙不就成了。
再說對那些在鎮上打工的人來說，那些活計比種地舒坦，一群人有說有笑，掙的錢又多，而且不用下本錢，何樂不為呢？
但並不是每一代人都這麼想。
我們這一波大了以後，外出讀書的跑到城裡，沒讀書的不願意種地，實際上也不願意打工，而且很多人又不喜歡去適應外面的世界。
我知道的幾個，一個是在鎮上的賓館當服務生，一個家裡開了超市整天遊手好閒，一個是到鎮上做了交通警，還有一個在鎮上跟人學做飯。高興了幾個人一起喝個酒，次數多了就那麼幾張面孔，互相挖苦，誰混的好誰占控制權。
也有混的更不好的，老婆也抱怨，沒事兒就喜歡喝點兒酒，自己一個人能一天喝醉好幾次，醉了就發點人生感悟，都是錢不在多高興就行、男人的苦女人你能理解么之類的。讀了高中而沒出去的情況要好一些，比如我哥們的哥們，上學的時候不喜歡讀書，後來去了警校還是哪裡，現在在跟人放貸，據說混的挺好的。
搞放貸這個，現在在農村貌似非常流行。前面說過，現在有錢的人多了，能花錢的地方也多了，很多人在家閑著沒事兒做，團團伙伙也就有了土壤。
比我大十幾歲左右的幾個年輕人，之前因為不滿村裡的那群幹部，聯合起來揭發他們，搶班奪權成功以後他們就上位了，賣地賣樹賣沙子，在家裡開賭場，還不是美滋滋。
做了村支書的那個，上台前家底就不薄，後來趁著政策那就更厚了，不過就是喜歡賭，把家底全輸進去後又借高利貸，還不上了就挪公賬，搞了幾年以後就成功連任，現在已經下不來了。
比誰的支持誰的硬點都好使。
賭博只是一條，就能滋生很多相關的灰色產業，比如放貸、看場子等等，此外還有網吧、KTV，這幾年也起來了。
於是宗族惡勢力什麼的，好像也就成了剛需。
我前段時間回家，一個賓館裡面的會議廳，幾天連軸轉的開會，一場接著一場，幹什麼？賣保險。高中歷史老師，挺漂亮一個女人，從保險干到非法集資一條龍，後來沒有辦法，跑了。
繼10年前的「擴大內需」後，這次回家老鄉又給我補了一節高中經濟常識課。
在鎮上打的的時候碰見一個老鄉，打廣西回來的，以前搞傳銷，沒發財，就回來了。
老鄉教育我，不要談傳銷色變，現在很多人都不了解傳銷，還說限制自由啥的，以他的經歷根本就沒人限制自由。並且老鄉認為，傳銷這個事情其實跟其它生意沒啥區別，掙錢的總是少數，自己沒掙到錢，一個是能力問題，還有一個是沒有抓住風口。
「傳銷這個事兒，政府不是不讓幹嗎？」我問。
老鄉非常不屑地笑了笑，說真要是不讓干，能發展這麼大。你好好想想，對當地政府來說，搞傳銷是好事兒還是壞事？接著他就幫我捋了捋：首先那些項目也不能說一定就搞不成，萬一成了，那就不是傳銷，是試點，就算搞不成，人來了，錢來了，消費被釋放出來了，就業就拉動了，那些掙了錢的還在當地買房買車，對政府不是好事兒嘛。
最後老鄉告訴我，這個事情，在經濟學上，叫做「宏觀調控」。
他怕我理解不了這個陌生的術語，進一步解釋說：
啥叫宏觀調控呢，我給你打個比方，比如說最近ZF想抵制肯德基了，明面上當然不好這麼做，做了老百姓也不定配合。怎麼辦呢？放出新聞，去查那些死雞病雞的新聞，老百姓一看，誰還敢吃啊，自己就不去了。
「這個就是宏觀調控。」老鄉非常有把握地說。
2002年，賈樟柯拍了《任逍遙》。
影片里斌斌的女朋友要高考，高考要考中國加入WTO，她想看電視了解時事政治，她媽擔心影響高考就不讓看。
斌斌對女朋友說：要是不參加高考，也就不用管什麼WTO了。
賈樟柯在這部影片里使用很多黑色幽默的對比、並置，展現出了兩個中國：官方意識形態里的中國和三四線小城市裡的中國，兩者之間顯著割裂，又因為三四線的中國努力想跟上前面的中國而產生了諸多誤讀。
中國的老百姓似乎一貫追求進步的，哪怕是三四線、農村的老百姓，也想跟上組織的步伐。然而在這部2002年的電影里，追求進步已經顯得非常吃力。
那麼我們換個角度想想，如果他們始終無法進步，追求進步而不得，下一步該怎麼樣？
三四線城市學大城市，農村學三四線城市，人民幣用一種可以量化的指標，為所有人安排好了動力、歸宿。至於怎麼做到的，真有人去在意？
不是說城鄉之間的這種追求沒有區別，區別還是有的：
有些地方叫基層失控，另一些地方叫財務自由。
人和人是不一樣的，當一部分人談著理想、情懷、匠心的時候，另一部分人要麼失語到只能用「君王」、「天下」、「成仙」等陳詞濫調釋放自己的不滿。
再要麼，就是冷漠地淪為失落之地，任憑他人給裝上「階級固化」、「上層通道已經關閉」之類的標籤，變成城裡人的心理投射之物。
他們到底想要什麼呢？
是「打開上升通道」，還是「殺到北京城，一人一個女學生」？
看起來似乎後者更有可操作性。
前幾天去電影院，《戰狼2》前面有個關於中國夢的廣告。
漂亮的李冰冰大大方方地說：只要你做好自己的事情，你就是在為中國夢添磚加瓦。
有這麼回事吧？是說所有中國人的吧？
李冰冰這麼漂亮，說話應該是可以算數的。
微信公眾號：凱鵝
就怕村霸沒打倒
一直以來和村霸抗爭的人被當成村霸給打了村霸掌握的資源和信息比較多，提前知道打擊村霸的消息設計個局把和他抗爭的人坑了不要太簡單別不信我一個美分同學工作後突然哀嚎要再來一次文革把經理打一頓反而是我說，別鬧，真來文革還是你們經理先給你扣個地富反壞右的帽子先打你一頓，而且打完了到了82年他們還會被正式下文平反證明他們在文革時候是受迫害的···我的父親是中部某省份的一個鄉鎮基層黨委書記。從他身上我感受到基層工作確實難做。 首先，他說做基層工作首先要保持一份黨性，要明白什麼是底線，老百姓的利益就是底線，如果失去了這個底線，開始退了一步，最後就可以退一萬步。要明白做事情依靠的是群眾，而不是社會上的那些地痞流氓，大混混，所以不要和他們來往。雖然位卑權輕，但是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不能忘記自己是幹什麼的。 其次，做基層工作要保持一點匪性，現在的鄉村，乃至鄉鎮，有很多時候做工作要依靠當地的村幹部，但是有很多村幹部或者鄉鎮幹部，本身就是地痞流氓做派。這些人之所以選擇干這份工作，就為了給自己謀取利益，所以根本不可能和黨委政府保持一致。這個時候就不能怕得罪他們，你退一步，他能進兩步，你退兩部，他就能蹬鼻子上臉。所以不惹事，但不能怕事，該鬥爭的時候要鬥爭。 我父親畢業於中文系，當過幾年中學老師，在家裡喜歡練書法。他說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他和我母親的工資夠家裡開支，我從農村考到了某985高校，我父親說我的爺爺沒有給他留下一片瓦，因此他也不會給我留一塊磚。生活和工作上的他很不一樣。我從來沒想到他在工作上是這麼暴脾氣，很多時候都控制不住自己高聲痛罵，會說髒話，但我想他還是保留了他知識分子的一個本性。今年大年三十，他一個人在單位值班，轄區有一戶人家因為燃放煙花爆竹導致失火，他帶人救了一夜的火。大火撲滅後，這家人慾哭無淚，同行的幹部讓他們自己找親戚想想辦法，我爸說你說的不對，我們身為共產黨的幹部，就要為老百姓負責。他翻了下身上的錢包，把身上所有的現金留了下來（絕對真事）。
這其實是政府自己埋下的一個苦果。村霸屬於反噬。
在2010~12年左右，涉穩涉法涉訴形勢嚴峻。在基層治理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很討巧、很「和諧」的辦法：危穩事件苗頭初現時，就用軟性力量緩衝，公安、司法、鄉鎮不介入，反而是轉向鄉紳，要想培植一批鄉紳，發揮高僧大德、民間賢達的作用，去開導老百姓不要鬧事，不要集聚上訪，想的是避免政府處處出頭，把矛盾蓋住。
聽上去似乎很完美，可是，這樣就反倒是把村霸和鄉紳宗族勢力合流了。村霸雖然魚肉鄉里，一般來講也是本鄉最有威信者，他把頭一點就沒人敢說話，矛盾也就「強壓」下去了，上面的幹部一看，好，沒人鬧事了，轉身就走。吃虧的是老百姓。有時候老百姓、基層幹部甚至也算是和村霸一塊干，因為他們的利益都是綁在村霸搞的鄉鎮企業上面的，老百姓支持，幹部掩護，村霸會更加囂張。
鄉鎮幹部們是大碗喝酒的，很有點匪氣，因為不這樣工作就搞不下去。有的鄉鎮幹部對我說過「山高皇帝遠」，有的喜歡說「穩定壓倒一切」，就什麼社會矛盾都敢壓，什麼失誤都敢以維穩名義掩蓋，結果自己也就和宗族勢力同流合污，強龍不壓地頭蛇，機關空降下來的沒人沒手段的鄉鎮幹部，甚至黨委書記，被宗族勢力弄得蹬鼻子上臉，到最後還要給人家賠禮的事情，多了去了。
接下來，一些正直敢幹事的鄉鎮幹部，都不敢去動宗族勢力，對其聽之任之。更高一級別的就是挾村自重，村霸以開採砂石、開設農村企業一類的手段吸納和收買村民，結交保護傘，陌生人闖入會很容易惹來是非。有的村子是不允許外人隨意進入的，如果外人不明闖入，輕則遭到敲詐，重則遭到毆打。報警也沒用。有時，基層公安機關對這種「獨立王國」都無可奈何。在某些情況嚴重的地區（尤其是北方較大的鄉村），在這個階段的村霸就像土皇帝、土霸王一樣。
目前來看，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合流是最難解決的問題。要強打，抓他一家人，那可以，這個村子也就失去了頭人失去了主心骨，衰落勢在難免，還有可能遭到鄰村欺負。不打，不抓，那這個村就是獨立王國，你選哪個？
宗法社會和法治社會的較量已經到了白熱化地步。
基層治理能力、掌控能力退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原因在我看來，是群眾基礎的變化和部分基層工作的弱化。TG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把注意力放在了城市化和經濟建設上面，農村工作的老本行丟掉了很多，2010年左右涉訴涉穩形勢嚴峻，想了個培植鄉紳的短平快辦法來補足，卻種下了苦果。現在整治村霸是補欠賬，掉過頭充實農村。
群眾基礎變化不用多說，老一輩人的老去和新一輩意識形態混亂的農村青年交雜一起，很容易產生歷史的空虛感。而基層工作問題就更大，我親眼看到一些地方基層班子選舉制度不健全，幾百塊錢，甚至幾片豬肉幾桶油就能收買到選票，然後就堂而皇之地當上了村主任/支書，有的想當兩委的人，反而又倒過去拉攏成氣候的村霸、宗族，實際上就是基層村民自治選舉制度被完全破壞了，變成了村霸為所欲為的工具。
解決的辦法，還是要讓老百姓過好，打破農村城市的二元格局，宗族勢力的根在祠堂，宗法社會的根在土地，用公民意識代替祠堂的香煙，用工業化代替落後的農耕，也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吧。
1.基層的腐敗和所謂「地頭蛇效應」，是基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有基層，時間長了就必然有地頭蛇，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可以一勞永逸地保障基層的公平和合理的秩序。土地改革可以短時間內改變這一點，營造那麼幾年的政治清明；但時間久了，也不過就是把地主的初夜權變成大隊書記肆無忌憚地強姦女知青，地頭蛇永遠不死。2.不光是基層。人類社會就是如此。任何一種長期的穩態，都意味著資源的不斷集中，意味著階級的固化，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惡劣。任何改革乃至革命，短期內可能確實可以帶來明顯的清明，但長期中必然回歸到惡劣的穩態。這是牢不可破的人性。3.只有永不停止的發展能夠不停地打破穩態的產生，製造儘可能多的清明。現在消滅了農村，釜底抽薪地打破了村霸的霸權，基層進入了鄉鎮一級。隨後的幾年裡鄉鎮的霸權逐漸沉澱和穩定，那就加快營造更新的平台來容納基層。不斷的發展才能支付得起不斷改革的成本，而不斷的改革才能真正打破不斷產生的趨向於腐敗和集中的穩定。4.從熱力學上講，每一塊玻璃都會最終自發地變成晶體。但從動力學上講，這個過程很慢，而我們又不會把一塊玻璃用上幾千年，我們不斷地生產新玻璃，於是我們就總是有好用的玻璃用。從熱力學上我們解決不了基層腐敗的問題，那我們就從動力學上去「解決」它。靠制度與監督以及一次次的運動式政治來儘可能地減緩腐敗的產生，再通過不斷的永不停止的發展來不斷地打破平衡，創造新的空間。這也是一種平衡，是動態的平衡。5.但是在此之前，我們至少要睜開眼睛。要看到基層腐敗，要看到基層有多麼的腐敗，多麼的一手遮天。同時，我們也要牢牢記住：人性如此，沒有什麼完美的制度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什麼問題，不論這個制度叫什麼，不論是社會主義，是民主監督，是基層自治，不論它的名字有多好聽都不可能。想要「維持」清明，就必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打碎它。
這個問題中央都發話了，說明這個問題真的到了不管不行的地步。 十五年前最常見的村長選舉場景是一戶村民夫妻在床頭燈下合計:「」你說選村長，兩個候選人都給咱家送了1000塊，那你說咱家的兩張選票是都投給一個人？還是一人一張？ 十五年後，最常見的的村長選舉場景是，聽到門外一聲悶響，出門一看，一個血淋淋的口袋從院牆丟了進來，門外一個黑影悶聲說：「羊給家了，投票的時候你知道投給誰，不然，哼~」 某次飯局，在城市周邊的一戶農家樂喝酒聊天。從作陪的幾個人的隻言片語中就能感受到剛結束的選舉中的腥風血雨。拉幫結派，軟硬兼施，威脅恐嚇，甚至大打出手都是家常便飯。走在路上，對門家的狗都會斜著眼掃你。 當監管不力，權利可以輕鬆兌現成經濟利益的時候。人性中的貪婪和黑暗會利用一切手段把權利攥到手心。在權利的遊戲競爭激烈的單選，能在權利的遊戲中分一杯羹的，需要的不僅是錢，還需要爪牙和黨羽幹些見不得人的活兒。 在上層政治管理部門明令不得插手的時候，宗族勢力成了競爭中最為倚重的力量。亂紛紛你剛唱罷我登場，得勢的群體彈冠相慶，有便宜大家一起占；失勢的怨天尤人，呼爹罵娘，甚至有的在「高人」指點下，四處舉報對手不擇手段，卻忘了自己同樣也是一屁股屎。因為河蟹社會，總有人不願意事情鬧大，總會有板子打下來，總會有屁股接著。我得不到的東西，你也別想舒舒服服拿到。 村一級選舉，說群魔亂舞一點都沒錯。 十年前，當我們嘲諷村一級賄選達到社會政治底線的時候，誰會意識到在中國社會，還有一個更為兇殘的黑社會性質的宗族選舉在等著我們？ 過去的賄選，吃相是難看了了點。要點臉面的，在吃完肉，可能還會給同村的分些殘羹冷炙；當宗族進場，這個村子就是某個群體的天下，油鹽不進，水潑難濕。想提意見？ 房子給你點了信不信？ 想上訪？ 你家妻小走夜路小心點，除非你有本事搬走不再回來了。 村長千秋萬代，一統江湖。 而政府在自己制定的制度下，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與這個社會的基礎農民逐漸割裂，政府無法染指的集體資產，被一個小群體不斷出賣獲利，而失去的除了資產，還有民心。 南橘北枳，也許說的就是所謂的民主普選制度。 至少在中國基層，完全不適合。
別關顧這打東南地區的啊，西南也不少低頭蛇，特別是在旅遊景點，希望國家一視同仁，漢民少民一起打。
我有一個親戚，50年代生人，以前是一個國企倉庫管理員，21世紀初她跟隨時代的潮流下崗了。
她老公跟她是一個單位的電工，雙職工家庭，一夜變成了雙下崗家庭。
那個價值3億的企業被作價5000萬賣給了私人老闆，轉手後廠房全部拆掉，改建樓盤。
政府僅僅給了他們幾萬元的遣散費，買斷工齡，拋到社會上撒手不管了。
她的丈夫好歹是個電工，但畢竟年紀大了，干這種技術工種時刻都面臨著被年輕人淘汰掉的可能，下崗後輾轉在很多家企業干過，工資始終跟不上經濟增長的腳步。
我那親戚沒有任何專業技能，只能零散做一點小工，這十幾年，他們的孩子經歷了初中，高中，大學，一家人住在當年國家分配的40幾平米房子里，眼看著老廠房變成了新小區，他們卻只能望而興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她夫婦二人信了教，不是正經的基督教，類似於民間教派那樣，不知道有沒有邪教性質。
從那以後，他們就像變了個人一樣，不再和親戚朋友走動，親哥哥過世都不出面。家裡人聊起他們總是說什麼愚昧迷信，信個教連人情味都信沒了。
他們的兒子跟我是發小，我從前經常在他們家玩，我還記得那時她非常熱情，幽默。做飯特別好吃，每次給他兒子做好吃的都會有我的一份，只多不少。
昨天我家裡人又聊到了她，我很生氣，跟家裡人爭辯道，如果不是當年政府一刀切讓他們下了崗，扔到社會上不管不問，把國有資產便宜打包賣給資本家，她們會信那個教？如果不是如今對於基層失去了掌控，基層意識形態建設完全丟掉，他們會去信那個教？
《蘇乞兒》有一句台詞，丐幫的勢力多大，不在於幫主，而在於皇帝。
你們面對黨旗的時候作何感想？那上面印的是鎚子和鐮刀，不是鈔票。
其實「鄉賢」和「惡霸」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
在鄉村社會的權力文化網路中，「鄉賢」和「惡霸」都屬於掌握一定的組織能力和話語權的人。主要區別在於，前者屬於被扶持的對象，具有官方權威賦予的合法性支持；而後者則是不被承認的鄉村宗族惡勢力。兩者都是底層農村組織潰爛，國家權力逐步從鄉村社會撤退之後的自然產物。如今不過是回到建國前的農村社會舊光景，而當局選擇與鄉村精英妥協轉而加快城市化進程，企圖在延緩基層組織潰爛速度的同時利用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手段徹底摧毀農業社會的根基，從而完成整體社會的現代化轉型。而如今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城市崛起，商業經濟逐漸取代農業經濟成為市場主流，城市成為中央政權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對於國家而言，底層農村社會的地位已經不如農業時代那麼重要了。
歷代中央政府要想徹底掌控整體社會擴大國家權力，就必須將中央政權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然而中國在歷史上長期都是處於「皇權不下鄉」的狀態，中央王朝的國家權力很難深入底層農村進行直接統治。中央政權通過委派縣長官作為中央在底層的正式代言人，然後依靠大量的非正式任命的吏役（贏利型經紀）和地方鄉紳鄉賢（保護型經紀）實現對底層社會的治理和控制。然而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只不過後者往往要承擔保護所在社區的責任，而前者只是為官方跑腿承擔收稅等具體任務，然後依靠抽成為生。
每當中央政權企圖向底層收稅時，營利型經紀往往會在收稅的過程中層層剋扣、中飽私囊，這種腐敗最終造成了政府稅收的減少和社會資源的浪費；而地方鄉紳組成的保護型經紀往往傾向於保護自身所在村莊和社區的利益，選擇瞞報底層地方實際人口、土地和收入情況，最終造成中央稅收來源的萎縮。由於中央政權對底層農村社會的掌控力極低，無力解決底層農村的偷稅漏稅問題，因而其實際稅收水平往往達不到中央政權的財政要求。
因而對中央政權而言，如何將正式的國家公務員安插進鄉村社會進而壟斷徵稅的權力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將官方正式編製人員投放至底層社會，進而使國家權力滲透進鄉村社會的過程是十分緩慢的，而且這樣往往無力阻止贏利型經紀（土豪）繼續發揮作用，甚至會造成「國家內卷化」現象——國家政權由於自身能力有限，無力建立有效的正式官僚機構來取締非正式的機構，從而無法結束後者對鄉村社會的長期剝削與壓榨。
在過去，由於中央政府與鄉村底層社會處於某種疏離而穩定的關係，因而即便贏利型經紀（土豪）可以隨時壓榨底層農民，而保護型經紀（鄉賢）出於維護自己在鄉村社會的政治資本等目的會出面保護自己所代表的社區利益，兩者可以起到一定的相互制衡作用，即對應依靠官方的「惡霸」和保護地方的「鄉賢」。
然而一旦國家政權企圖深入底層社會時，中央政權——地方社會的平衡關係開始被打破。鄉村精英作為充當官府與農民之間中間人的中介緩衝作用開始失效；政權建設與連年征戰所造成的重稅，迫使利益受損的鄉村精英迅速退出鄉村社會的政治舞台，從而使鄉村徹底失去保護。虎視眈眈的贏利性經紀開始趁虛而入，利用官方授權的合法權力欺壓底層農民，底層社會開始承受悲慘的命運。
贏利型經紀（土豪）在底層社會的寄生存在並未因國家政權的深入而受到重大影響。相反，他們與新建立的底層國家機構建立起了合作關係，繼續在鄉村社會中為所欲為，迅速填補保護型經紀（鄉賢）的權力空缺，其數目得到快速增長。鄉村社會原有的生態平衡反而因為國家權力企圖深入底層而打破了。
而且每當中央政權精英企圖變革國家治理結構之時，下層的鄉村精英可以通過諸如官方承認的「鄉賢文化」或正式的任命等諸多合法手段完成轉型，順利地從舊體制中脫身並融入一種新型的政治關係結構當中。於是官方在地方的負責人很大可能是來自於當地具有實權的地方望族，新組織的劃分方式也會與舊有宗族組織產生很大的重合；由於人力有限，底層的國家正式機構人員往往傾向於將工作承包給原有的非正式編製人員——吏役。而且一旦和官方建立起合作關係變成合法化的盈利型經紀之後，以「鄉賢」和「土豪」為代表的鄉村精英得以更方便地左右底層社會的治理結構。無論是「鄉賢」還是「土豪」，洗白都很容易。
歷代中央政權總是受制於自身有限的能力，無力建立起有效的正式官僚機構來取締非正式的機構，進而結束後者對鄉村社會的長期剝削與壓榨。而中共利用馬教思想進行武裝，通過高效的組織能力和強悍的治理能力，建立起高效的基層組織，徹底重構了底層社會結構，一度成功地解決了中央政權無力掌控基層組織的問題，進而戰勝國民黨奪取政權。通過解決基層組織偷稅漏稅等問題，進而徹底掌控底層社會，是中共得以取勝的根本原因。
而今中央的基層組織正在伴隨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沒落而逐漸消失，中央對基層社會組織的控制能力正在逐年減弱，而呈現出某種歷史循環倒退趨勢。大學生村官、扶貧、鼓吹鄉賢文化和打擊土豪惡霸等政策手段措施都是為了延緩鄉村基層失控以盡量爭取到更多的時間來完成城市化目標。
然而無論是「鄉賢」還是「土豪」，都不過是國家權力退出鄉村社會時填補權力真空的自然現象，除了這兩者之外，也有可能是宗教領袖，比如宗族勢力比較弱的華北平原。在國家權力隨著國家意識形態破滅而收縮的現狀下，這些政策手段不過是治標不治本而已。中央長期利用剪刀差對農村進行壓榨而非補貼，導致如今長期累積的的巨額財政窟窿如同無底洞一般限制著鄉村社會的發展步伐，未來的地區發展差距只會越來越大，社會撕裂加深，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相比於中央對城市的嚴格管控，當局對底層鄉村社會的管制則放鬆許多），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民主選舉制度就一直在底層農村廣泛實行（半實驗性質半無力管控而長期處於放羊狀態），然而由於受限於公民素質、教育水平、監督手段和利益關係等因素的影響，基層選舉往往流於形式，而淪為利益交換場，賄選等現象屢見不鮮。
當今鄉村社會日益凋敝的現實是工業化轉型的時代陣痛。當國家政府和鄉村社會之間的關係發生嬗變，舊的社會主流思潮走向沉淪而新的思潮尚未確立之際，當代中國的每一次嘗試都將是史無前例而充滿風險的。未來的底層鄉村社會將走向何方，讓我們拭目以待。
註：以上觀點多來自於杜贊奇的社會史書籍《文化、權力與國家》，非本人原創。說到底社會上正常的上升渠道越來越窄，農村讀書上學教育資源被城市孩子完爆，就算上了好學校讀了生物，化學還是哭瞎，就算走狗屎運有在大城市打工的表哥出主意，報了計算機專業，家裡沒積蓄30歲之前一線城市還是買不了房，追妹子天天遭遇冷暴力，為了攢錢買房也不敢有什麼娛樂活動，活的苟苟且且的。你告訴我，農村孩子應該怎麼上進才能擺脫出身不好的原罪呢？
反過來，如果不求上進，就靠耍橫鬥狠，玩命撒潑，反而可能得到特殊照顧，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雁過拔毛，不高興了再去鄉鎮府那裡要一筆維穩資金，會來事的人再組織一下團結一下，跟政府議價說不定一議一個準，在家老婆孩子熱炕頭，打打老婆罵罵孩子，膩歪了去縣城洗個頭，農村人覺得這活的才叫滋潤。
改革開放之前，工業化水平跟現在比就是渣渣，那個時候村霸多嗎？那個時候哪個村民不相信知識就是力量？那個時候哪個村民不希望自己孩子好好學習將來考大學？那個時候別說向政府無理討要東西了，政府一聲令下，免費出義務工村民都廣泛響應。所以村霸是因為工業程度不夠？只需要閉著眼睛提升生產力就可以了？
拿生產力發展，拿工業化解釋這件事，你真的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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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就200+贊了，寫的時候只顧嘴上爽快，有些事情主觀判斷太嚴重了，為了避免煽動仇恨，我就多說兩句吧。
關於一共和二共的農村孰優孰劣：
我政治光譜偏左，因此對一共有些美好的幻想是很正常的，但我的認識也是清醒的。看了一整本《俄羅斯史》和一共的歷史之後，蘇聯的崩潰，一共的絕境，都證明了共產主義這個意識形態從天堂落實到人間的可行性極其渺茫，但我還是會對一共有些好感，怎麼說呢，就像普京評價蘇聯，我們評價一共的時候，也應該用上這麼一句話「誰不為一共感到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要回到一共，誰就沒有腦子。」
有些人質疑一共時期的農村也很不堪，但我認為至少在村霸的問題上要比二共好很多的。一共的農村和二共的農村孰強孰弱，這麼大的命題，靠一兩個例子肯定證明不來，知乎上也不可能有人親歷過一共的農村和二共的農村，親歷過的人現在應該都是老農民了，怎麼可能上知乎。
那麼從純粹推理的角度來思考一下，一共有沒有村霸？我相信當然是有的，考慮到一共自上而下的任命體系，假設每一級的領導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看走眼，那麼從中央到村，要經過省廳縣鄉四個等級，最終有4%的村幹部是不稱職的，放到中國龐大的基數上（70W個行政村），受其害者也是不計其數，更何況僅靠人治，99%的正確率根本無法達到，再加上理論上村級別的幹部是所有管理者中素質、能力、思想覺悟最薄弱的，就算說一共有大量的、數以萬計的村霸欺壓百姓，也是可能的。
但問題是，一共的村霸大多是紅色權貴，喊著「反對我就是反對毛主席」的村幹部之流，那麼至少他們的霸道權利是直接源於一共的意識形態和統治合法性的，他們的霸道都是建立在他們是組織的一部分上的，中央要解決他們再簡單不過了，直接打成反黨反革命，不承認他又紅又專，他的霸道生涯就自然結束了，要知道一共是連（嗶——）都敢直接炮轟的（嗶——）boy，想要靠宗族跟一共剛正面簡直是痴人說夢。
關於城市和農村：
城鄉發展不均衡，已經非常顯著，正如人們常說，中國的一二線城市是發達國家，三四線城市是發展中國家，鄉鎮農村是第三世界國家，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世界。城市擁有比農村更好的資源是理所應當的，農業人口進城變成工業人口能夠提高生產率，也是大勢所趨，但是，中國的農村所做的犧牲，（嗶——），不免讓人心酸。1.一共時期，工業化發展依靠對農業的吸血，農民上繳糧食換取還不成熟、不好用的工業品，給工業人口超國民待遇，雖有不公，但這都是必經之路，也是正路。再說沒了地主階級的壓迫，農民的生活比舊社會是有提高的，建國後的人口暴漲就是證據，還有農村子弟只要學有所成，不管是學好數理化，還是會寫文章字跡漂亮，都有可能被招工，而進入城市，也就是工業社會，和老城市人一樣拿工資，分房子。也沒誰敢說三代、四代之類的話，來了就是城市人，我的父母都是在一共的農村長大，除了物質條件惡劣，並沒有向我講其他的不好。所以，我只是稍稍心疼一下，別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2.改革開放初期至2005年，最為（嗶——）和（嗶——）的時刻，經歷了思想和執政方針的劇變，我懷疑（嗶——）。想了解的可以看一下李昌平的《一個鄉委書記的心裡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嗶——）！盲流如（嗶——），幹部如（嗶——），負擔如「枷鎖「，簡直觸目驚心，知乎上很多95後估計都不知道盲流是什麼......雖然李昌平最後成了一個水平並不怎麼高明的「公知」，但是他寫這篇文章的拳拳之心，從字裡行間都能看到。
硬要為至執政者辯護的話，也可以考慮一下那是時局動蕩，物價闖關，台海危機，國企臃腫膨脹，三角債、雙軌制......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說在崩潰的邊緣，還好挺了過來，不是朱相的雷霆手段，現在我哪能坐在這侃侃而談呢？那個時候國企員工也告別的鐵飯碗，對前途充滿了惶惶不安，就算拉下面子擦皮鞋，擺小攤也因為大家都下崗了沒有客戶。農村和城市只能說彼此彼此，難兄難弟吧。
順帶提一下，有人在我的評論下面提及路霸，其實路霸在改革開放初期最為猖獗，我有個舅舅頭腦靈活，八幾年就開始做生意，但是剛賺了兩筆就碰到了路霸，被搶光了貨物和錢款，還差點丟了性命，於是嚇得再也不敢繼續做生意了。
3.2005至2008年，2005年註定是個特殊的年份，農業稅與2005年決定廢止，2006年執行，那個時候中國處在加入WTO的蜜月期，外貿出口漸入佳境，房地產行業也逐步起飛，農民工種地也有賺頭，打工也有賺頭，去大城市也沒有限制，錢越賺越多，農村裡的小洋樓越來越多，那個時候的農村孩子就算成績不好，學個挖掘機，北大青年編程就能拿到足夠在大城市買房的薪酬，在這段時間裡步入職場的八零後如果能留在大城市把房子婚姻的事情解決了，那現在已經妥妥的是人生贏家了。在一線城市打拚的90後們看看部門的80後小頭目有多少外地人就可以了。
4.08年至今，粗放式發展漸漸碰到天花板，地方官員為了GDP拿出房地產這個法寶，需求端貨幣開閘放水，供給端城市飢餓供地，物價不斷上漲，而GDP增速卻在逐漸下降，在高通脹的情況下實際利率其實是負值，有頭腦又有啟動資金的人只需要不斷的貸款買房再抵押，就能走上人生巔峰，只要家庭資產到達了一個臨界標準（首付），其後的增長便是指數型的爆炸增長，香港把買第一套房叫做「上車」，就是這個道理；而在臨界值之下的只能繼續吃死工資，是一個線性增長，在通脹的情況下，資產還有可能萎縮。
這個時候已經在大城市有房的土著居民的家庭財產，自然的要高於這個臨界值的，北上廣深的土著只要一房在手，家庭凈資產最少百萬起。（嗶——嗶——嗶——嗶——),而 每次房價暴漲，何嘗不是對所有無房者的一次殘酷剝削，城市人口的資產數倍於農村人口，農村孩子殫精竭力，歷經三代，才能達到別人的起點，何其殘酷啊。
不知不覺已經坐在電腦前2個小時了，還是不婆婆媽媽說這麼多了，我知道我窮因為我不努力，我還是早點休息，明早起來好搬磚罷......
—————————————————分割線———————————————————————像知乎管理員低頭，能改的都改了，再不給過也沒法改了，就這樣吧。制毒第一村背後：不容忽視的宗族黑幫化(轉載)
1.陸豐製造的冰毒佔全國四城，充沛的產量甚至拉低了全國的冰毒價格
陸豐地區的制毒販毒其實有一定年頭了，1999年和2011年就兩次被國家禁毒委掛牌重點督辦毒品問題，是全國乃至全球制販冰毒最嚴重的地區。最近3年來，陸豐製造的冰毒在全國查緝的冰毒份額中飆升，從14%到16%，再到33.4%，目前已經超過40%，來自汕尾陸豐的冰毒，已銷往全國除西藏地區所有省份和海外。而近兩年，由於「產量實在太高」，甚至遠超需求增速，致使冰毒價格一直下降。隨著2013年下半年陸豐地區的冰毒產量直線上升，冰毒的價格從25萬元/公斤降到2～3萬元/公斤。
單看2013年12月29日這次「清剿」涉毒嚴重的「第一大村」陸豐市博社村的行動，就摧毀了18個特大制販毒犯罪團伙，77個制毒工廠，抓捕嫌疑人182名，繳獲冰毒近3噸、K粉260公斤、制毒原料23噸。在陸豐，這樣制毒人員有AK-47、手雷，還有炸藥製造點的「堡壘村」有很多。
2.除規模和武裝外，陸豐毒村販毒最顯著的特點是「宗族黑幫化」
「第一村」內有20%家庭參與制毒，且多為同姓，還有村幹部和警察做保護傘
如果想要更簡要的描述「制毒第一村」博社村的制販毒情況，「血緣」，「宗族」和「幫派」一定是不能忽略的關鍵詞。根據進一步的披露，在博社村全村直接或間接參與制毒的家庭超過20%。制販毒已經半公開化，「禁止隨意傾倒制毒垃圾」的標語貼滿了全村。此外，全村基本都姓蔡，制販毒也都在同族內進行，不讓非姓蔡者參與。而在毒品加工的過程中分工也很明確，剪麻黃草、剝康泰克膠囊的手工活交由老弱婦孺。婦女工作一天可得三五百，甚至小學生利用寒暑假剝康泰克，倒出粉末，一個月也能掙到1萬多元。
可以說，在博社村，參與制販毒的蔡姓宗族成員實際上已成一個「幫會組織」，擁有自己的武裝，敢於暴力抗法。而這個凝聚於親緣和利益的組織在某種程度上很有效。2013年，廣東省公安廳懸賞通緝涉毒人員，博社村有37人被網上追逃，而其中的18人竟就躲藏在村子裡，從未離開。此外，部分人員還利用手中的資源和在宗親中的地位，順利的把持了當地公務職位，成為了整個制販毒組織的「保護傘」。「毒村」原書記蔡東家在當地的影響力可以算是數一數二，根據禁毒人員回憶，過去警方進村抓捕涉毒人員，屢次遭到村民阻擾甚至是圍攻，一旦出現這種，蔡東家就會出面，振臂一呼，吆喝幾句，這些前往阻擾警方辦案的村民都自行散去。而且蔡東家利用自己汕尾市人大代表、村黨支部書記的身份，收集警方偵破毒品案件的信息，在警方行動前通知重要人員潛逃。還通過行賄辦案人員的方式，幫一些被捕毒販逃離法律制裁。蔡東家的堂弟蔡良火則是博社村制販毒的「開山元老」。此外，博社村黨支部副書記蔡漢武，行動當天警方也從其家中搜出冰毒350公斤。而在圍剿博社村行動以前，當地就已查處10宗涉毒違法違紀案件，牽涉21名黨政工作人員，包括3名派出所所長和部分民警，21人中已有7人被「雙規」。行動中，為了防止包庇，根據央視在最近節目中的披露，陸豐掃毒時的警員大多也從外地調配。不僅在「制毒第一村」，整個汕尾、海陸豐地區都有這種「宗族黑幫化」趨向「部分鄉村宗族存在黑幫化」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有學者早在2006年就提出過論證。事實上，不僅僅在「第一村」，在整個汕尾、海陸豐地區這種遊走於非法與不規範之間的交易隨處可見，而各種非法交易中也都有這種「宗族黑幫化」的影子。
3.整體看，中國的宗族有復興態勢，而犯罪加之宗族常會釀出惡果
在廣東福建部分地區，宗族是有傳統的，也是復興最猛的
以親緣作為紐帶的宗族、家族聯繫是有天然生命力的。傳統的鄉村自然不用說，即便是在高度城市化的日本，宗族作為一個天然的組織單位，也沒有銷聲匿跡，而是表現出驚人的適應能力。儘管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化，日本的宗族不斷地進行自我調整，出現了「核家族化」，宗族成員日漸減少，親屬構成趨於簡單化，但它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生產經營仍然有深刻的影響，比如，家族主義經營承擔了企業重任；車間里，傳統的宗法關係至今仍然保持著；甚至繼承了祖輩人脈的政治家族也廣泛存在。
新中國成立以來，宗族一直是被打壓的對象，「土改」、「人民公社」對宗族有著強烈的瓦解作用，而正是海陸豐這類傳統宗族勢力強大的地區成了「土改」、「人民公社」運動阻力最大的地區。而到了80年代，隨著政府管制的放鬆，有調研顯示在山東、青海、廣西、江西，特別是在廣東和福建的一些地方，修建祖祠，續寫族譜已經成為了一種趨勢，宗族有復興的勢頭。當然，雖然是宗族復興，但是形式較傳統意義上的「封建式宗族」還有很大不同。宗族更多的僅體現為有血親紐帶的利益共同體。不過這其中也有極端，某些地方的宗族還是會以「宗法」干涉成員的私生活。比如在2011年，廣東連南縣香坪鎮盤石村村民自治的《村規民約》中就出現了類似舊式族約的「通姦罰款」的條文。宗族不全然是負面，相反，正是宗族的紐帶助閩粵人士在生意場「開疆破土」利用宗族紐帶互相幫襯，相互信任，在生意場上共同富裕有很多例子。其中的一個典型就是散佈於全國各地的生殖、美容醫院。全國相當數量的這類醫院都可以溯源到福建省的地級市莆田下屬的東庄鎮。而在這些醫院中，高層基本都來自一個家族，有著一樣的姓氏，很少有外姓存在。據莆田本地的《湄洲日報》稱，東庄鎮有2.1萬外出人口在全國從事醫療行業，經營醫院200多家，固定資產300多億元，行業年創利潤13億元。這些數據，絕大部分是由以詹國團為首的「詹家」，陳金秀旗下的「陳家」，林志忠所率領的「林家」和黃德鋒領軍的「黃家」這4家所創。
而即便放眼全球，在很多歐美城市，某一個城市的中餐館或者洗衣店，也往往會被一兩個姓氏的同鄉所壟斷。「@解釋系主任」曾在微博上解釋了「為什麼潮汕人如此團結」這個問題：很多人自幼一起長大，知根知底，有天然的信用系統；宗族觀念強，長者意見極受重視，行動易統一，便是重要因素。而這兩條，其實對廣東和福建很多宗族都同樣適用。除了生意場，老百姓也常常把宗族力量作為保護自身利益的一種手段，特別是在計劃生育和拆遷這兩個問題上。在宗族觀念很強的潮汕地區（希望一定要有個男孩繼承家業且族內人員很團結），超生幾乎就是常態，而面對強勢的反抗，計生部門往往也是無計可施。拆遷也是如此，在宗族觀念很強地方很難推進。同樣在陸豐界內的烏坎就是一個例子，儘管當地還沒有所謂的大姓，但強拆仍然會招致三五成群的族人抱團反抗。不過，宗族的凝聚力如果和犯罪結合，往往會成倍的放大苦果宗族帶來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以及可以互相庇護這些優點，假若和犯罪結合，往往會成倍的放大苦果。近年來曝光的一些有組織的犯罪，幾乎都帶有宗親的影子。2011年廣西北海打掉了一個黑社會團伙，其中33名主犯都同宗同族；2012年，深圳揪出了一個盤踞在沙井18年之久的本土黑幫樣本，該團夥同樣有極強的宗族性。
4.再看本案，經濟和傳統共同作用使陸豐「宗族黑幫化」更嚴重
比鄰發達的深圳香港的汕尾、陸豐地區卻是廣東省最落後的地區，相對剝奪感嚴重
在2012年的一篇報道中，有媒體這樣形容汕尾地區——「汕尾，一個本不應該落後的地方，卻真實的落後著」。而這樣的描述並不誇張，雖然地處珠三角東岸和潮汕地區兩大民營經濟繁榮帶之間，距離香港只有80多海里，距離深圳只有一個多小時車程，但汕尾的經濟卻長期在全廣東倒數之列，建市22年落後21年，最近十幾年來也沒有太大改善。
央視的導演孫濱在汕尾呆了一些時日後，在其博客里寫道：「來到這裡後才明白……，（汕尾）儘管沿海儘管被稱為城市，但怎麼看怎麼不像廣東的地盤，其經濟發展的水平比起珠三角來差得不是一點半點。」如此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經濟形勢慘淡的現實無疑會帶來巨大心理落差。再加之東南沿海早期比較普遍的走私等非法經營遺留，就使得汕尾和海陸豐地區的不少人走上了「另一條路」。而眾多灰色交易和非法經營又使得該地區的社會穩定程度和市場經濟秩序缺失，投資環境讓人卻步。於是，即便珠三角的民間資本開始外溢的時候，比鄰珠三角的汕尾並沒有能夠成為大量接納上述投資的腹地。這反過來又使得該地區經濟更加慘淡，陷入了死循環。另一方面，汕尾和陸豐地區又是廣東宗族傳統最根深蒂固的地區
「咱們這爛一點，大清國就爛一片……」
部分官員還是能夠認識到問題所在的。村霸在一些地區其實非常泛濫了，TG的執政根基受到了極大的侵蝕。除了現階段TG不敢動的XXX，漢族村霸倒是可以動了。凡事新聞喊什麼，恰恰缺什麼。我國現在所謂的宗族勢力其實和過去舊社會的宗族勢力還是有區別的，現在的應該叫地痞加強版。其權力仰仗的不再是血緣或者宗法制，而是貧富差距給惡霸帶來的經濟優勢；勞動力紛紛進城又使得惡霸在村中更有話語權，因為智力、體力和見識上能夠遏制村霸的群體都走了。這也是普遍的問題。人口增速大幅下降，有能力的年輕人都走，而大部分農村也都到了經濟發展的瓶頸，必然讓滯留在農村的富戶動起歪腦筋。比較現成的辦法就是合併行政村，小村子的選舉實在不敢恭維。基層民主雖然看起來可笑，但起碼搭起了個「架子」。不過農村的經濟基礎和思想意識還是不太適應。現階段能做的只是先提高賄選和賄賂鄉鎮官員的成本，然後再一步步完善農村基層自治。而最近，央視也報道過中央要求加強建設鄉鎮政府的新聞。鄉鎮政府的問題其實更嚴重。由於不收稅，經濟權力小；由於編製不夠，要麼效率低要麼工作太累；權責不清，混得好的鎮長如同市長，窮地方的鄉長不如村長，管人管事權力小，穩定基層責任又太大。社會劇變和貧富分化是農村惡霸產生的原因；鄉鎮政府設計缺陷是助長惡霸的原因。
作為一個村裡人，我說兩句吧。實在是看不下去有些高票答案的答主完全沒在村裡生活過，上來就是套套理論，完全憑想像答題。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村的命名？村命名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姓氏＋集／村／庄等等詞。
為什麼村命名裡面要有姓氏？雖然村名來源已久，但是這也是該地大姓人家在告訴大家，這是某姓的地盤！
就拿我們附近的幾個村的民主選舉來說，基本上村裡大姓就那麼一個（偶爾有兩個，很容易懟起來）。既然民主，大家就公開選舉公開投票唄，候選人基本上來自那個大姓，投票人大姓人家佔主體，稍微有點兒人數的小姓基本也因為聯姻等形式和大姓人家成了親戚關係。所以，選來選去，村幹部還是那個姓的人！
這樣的選舉公平嗎？這是大家一人一票公開選出來的！你敢說不公平？
那麼整個村的權力就合理合法地落到了大姓人家手裡！
有了權力，該怎麼用呢？鄉賢與村霸就在一念之間。
像我初中同學他們村，他們姓為主體，整個家族在外地打工的人特別多，賺了錢都在支援家鄉建設，當地幹部也是他們家族裡面的人，辦起好事來也很配合，雖然他們村自然條件不好，但是要比其它村明顯富裕很多。這是正例。
像我們隔壁那個村，就比較悲催了，屬於典型反例，一姓獨大，同姓內部分為多個派別！這個拆那個的台，那個拆這個的台！一片混亂，修個水泥路都能拖n年，各種搶地盤搶工程！這種家族才是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就應該嚴厲打擊！
如何看待中央的這個政策，當然是應該支持。
你們沒有生活在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統治之下，不知道那些地頭蛇有多無恥。
最後，作為一名村裡人，只想吐槽一句：窮山惡水出刁民！！！
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
基層渙散，早就已經病在腸胃，不治恐深。這時候能掏出來，曬一曬，洗一洗，拾掇拾掇，總比某一天天下有變，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強。
不過這時候還鼓吹「寡人無疾」的，恐怕就是盼著死了吧？
查查國際儒學聯合會的名譽會長是誰。查查又是什麼人一直鼓吹鄉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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