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決定論在革命中究竟是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
階級決定論一方面可以強化本階級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也會排斥其他可能參與革命的階級，大家認為究竟對於革命要不要談階級決定論？說明理由
關於什麼是階級決定論應該不用解釋了吧？提供例證，正面為被批駁過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病幼稚病，右傾機會主義妥協病，反面為中共建國前的領導層階級分析和向忠發顧順章的叛變。
階級理論：解釋世界，抑或改變世界？
不過，如前面所說，灌輸論儘管在理論上存在難以自圓其說的悖論，但列寧實踐上的成功光芒足以掩蓋他的缺點。但對於在共產主義沒有取得成功的歐美而言，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就很難用這套說辭來掩飾了。比如，理查德·洛文塔爾就發表過《我們時代「缺席的革命」》一文，就指出了後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實際上表達了社會主義革命沒能在歐美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焦慮，這實際上是一種「革命焦慮」。但是這種革命焦慮並不始於80年代中後期的後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開始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其中，薩特與馬爾庫塞是典型的表現。 例如薩特就認為：這些人犯了多麼大的罪，他們一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一些意思，而現在已變成陳詞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於我們黨，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關於權利等等的空洞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扎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
而這裡的超個體的整體，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那個作為社會總體性存在的階級意識。特別是薩特說道，「我模鑄自己時，我模鑄了人」，這顯然意味著，自由選擇的個人意志更為優先，而非階級意識。在這裡，個人的選擇優先於階級意識的決定作用，即一個人既可以選擇投奔列寧主義，也可以選擇投奔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總之，這不是由任何形而上學的人的本質或階級的本質決定，而是由在歷史運動中的個人的自我確定來確定。因此，在薩特與萊文的對話中，薩特悲觀地表示沒有永久的同志，未來是無法決定的，誰都有可能在明天背叛革命。 於此相比，薩特的學生安德烈·高茲，他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更為鮮明。在1980年他在法國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告別工人階級》，他在文中說道：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完全通過自己所屬的社會，通過驅動他們的歷史運動來自我確定的人；如果我們不希望辯證法變成一種神聖的法則、一種形而上學的宿命，辯證法就應該來自於個體，而不來自於某個超個體的整體
而高茲則認為，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傳統工人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工人貴族，而在後工業時代的那些新無產階級則甚至構不成一個階級，因此，高茲把這些臨時工、實習生們稱為「非工人的非階級」。這意味著他們不太可能像傳統列寧主義政黨一樣團結起來，反抗現存體制。不過高茲仍然沒有放棄希望，他認為：傳統的工人階級現在不過是一個享有特權的少數派，大多人現在屬於後工業的新無產者。由於沒有就業保障和明確的階級認同，他們是實習工、合同工、臨時工和兼職工。在不太遙遠的未來，自動化基本上會消除這樣的職業。
新無產者不過是一個模糊的領域，由不斷變化的個人組成，他們的主要目標不是奪取政權以便建設一個新世界，而是通過擺脫生產主義的合理性來奪回自己的生活權力。
不過高茲的這套「用生活來反對生產」、離開了奪取政權道路的「革命」觀點顯然也已經脫離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了。
而在上個世紀幾乎是同一時間，另一位著名學者赫伯特·馬爾庫塞也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理論，原因也是一致的：即工人階級們蛻化為與企業家合謀的同夥，而缺少批判能力。總之，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裡，傳統工人階級蛻化為工人貴族，作為一種事實刺激著他們。因此，放棄階級理論與其說是，他們的背叛，倒不如說是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不能實現的「革命的焦慮」逼促著他們不得不做這樣的思考。第三， 步履蹣跚的階級鬥爭1890年德國，在高漲的工人運動的支持下，反對社會主義和自由民主的「非常法」被廢除，緊接著俾斯麥也下了台。而德皇威廉二世也出面宣稱他「反對鎮壓」。雖然「非常法」在頒布實施的12年里，總計有1300多種社會主義刊物被禁止，322個工人組織被解散，900多人被放逐，1500多人被監禁和服勞役。但這卻並沒有鎮壓住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當時的勢頭。恰恰相反的是，德國的反動行為卻促進了廣大群眾與社會民主黨的接合。這體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877年只獲得31.2萬多張選票，但是在1884年就增加55萬票，而到1887年又得到76.3萬票，1890年更增至142.7萬票。用倍倍爾的話來說，非常法實施的歷史表明「被擊敗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俾斯麥。」於是社會進步的勢頭給了社會民主黨人一種錯覺，誤使他們以為理想社會即將要到來。在1891年，被馬克思、恩格斯欽定的年輕的《前進報》主編考茨基也在這種熱情洋溢的氛圍下，向黨提出了一個草章方案。他在這個草案中使用了拉薩爾的其他階級都是「反動的一幫」的提法。恩格斯看到後，立馬覺得提法不妥，並在10月14日回信給考茨基，批評了這一觀點，並寫道（考茨基的提法）其所以錯誤，是因為它把本身是正確的歷史傾向當作既成事實。在發生社會主義變革時，其他一切政黨對我們來說，都會表現為反動的一幫。可能它們現在已經是這樣的了，已完全無力採取任何進步行動，但也不一定。
而恩格斯這段話妙就妙在最後這一句「但也不一定。」上。總之，經驗豐富的老革命恩格斯同志比當時的還年輕天真的考茨基更為審慎和務實。他深知到社會局勢變化的複雜性，因而絕不會把一時的勝利趨勢，看做是未來勝利的絕對保障。在恩格斯看來，如何看待階級是反動，還是革命，終歸接地要看他們在現實中的行動來決定。但從策略上而言，在1882年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中，恩格斯表明了自己的憂慮，即當時的德國工人階級仍很孤立，這種孤立使得他必須聯合其他民主黨派，而非採取任何孤立主義的冒險行動。所以恩格斯認為未來德國的革命要堅持兩步走策略，第一步是，人民及各政黨聯合起來推翻德國的專制政府（這頗為毛澤東的類似於人民統一陣線）。第二步是，在各黨鬥爭中，促使各資產階級政黨垮台，無產階級奪取統治權。在恩格斯看來，如德國這樣的專制國家只能聯合各階級進行暴力革命推翻，然後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接著在資產階級共和國里，才可以通過政黨選舉的方式，由無產階級政黨和平奪取政權。而這仍然是非常明顯的階段論思維。因此在思路的本質上，恩格斯與被欽定的考茨基並沒有不同，只是恩格斯面對德國局勢更為審慎罷了。
所以在考茨基在1891年發表的《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一書中，仍然延續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觀點，即《共產黨宣言》所表達的也因為考茨基對恩格斯的理論發展有限的緣故。所以考茨基在《埃爾福特綱領解說》中所得出的觀點，也仍不過是一個關於社會結構和對抗會日益簡單化的理論——其中資本主義社會會日益貧困化，財富被少數幾個企業寡頭所掌握，而且與之伴隨的是大量的工人階級徘徊在生死的邊緣。而除了資本家以外，社會的各個階層以及職業類型都迅速地無產階級化，而導致這一切的正是無情的資本主義發展規律。而在政治上這體現為兩個日益對立的階級的出現，並在一場搏鬥中，最終開啟新世界的大門。但在拉克勞與墨菲看來，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所以取得不錯的成績實乃另有原因，而絕非考茨基所述，在這一點拉克勞與墨菲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一書中寫道：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
首先，德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自主性是兩個失敗的結果，一個是1849年後德國資產階級未能使自己成為自由民主運動的領導性力量；另一個則是拉薩爾的工團主義把工人階級整合到俾斯麥的國家中去沒有成功。其次，1873年到1896年的大蕭條以及伴隨的使所有社會階層產生的經濟不安全感，滋長了關於資本主義即將崩潰和無產階級冒險革命的樂觀主義。第三，當時德國工人階級只有低程度的結構複雜性；工會是初級的並且在政治和財務上從屬於政黨，而且在20年來的壓迫環境中，期待通過工會活動來改善工人的條件似乎相當有限。
且不管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勝利形勢到底是出於何種原因。但我們眾所周知的是，在進入20世紀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好運就到了頭。實際上，大蕭條一結束，考茨基的假想就立馬出現了危機。一方面，是持續到1914年的經濟繁榮使得對「資本主義總體性危機」的某種期待變得不確定了。而另外一個原因則來自於工人組織的工會的壯大發展。特別是在歐洲成功的工會經濟鬥爭浪潮，不僅鞏固了工會組織在工人中的權力，特別是擴大了工會成員在社會民主黨中間的影響。但是由此導致的也是，工會和政黨領導權之間形成了持續的緊張關係。換而言之，當工人組織的工會具有不可小覷的影響力的時候，工人便具有一種開始脫離黨的組織和領導的自發性。而最這一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英國工會。因此工人組織的工會力量越大，它實際上也就越不可能受黨的政治領導，也就越更趨向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而非共產主義者的理想藍圖。因此，工人的自發性不僅不能促進政治革命，反而工人的自發性一開始就抵制黨的政治領導。而這種自發性的產生，是工人在資本主義市場中議價權力上升的表現，而絕非其先天固有之革命本性所造成的。換而言之，我們過去以為工人的自發性是工人階級不成熟的表現，但事實恰恰相反，正因為工人階級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熟悉和掌握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鬥爭方法，其在政治影響中日趨具有獨立性，他在策略上和共產黨結成同盟的必要性也就越來越小。
如在法國，由於共產黨不對外來工人採取強硬抵制態度，一些原來支持共產黨的工人轉而去支持那些強硬抵制和排擠移民的極右翼政黨。在德國，萊茵-魯爾工業區的100多萬工人拋棄了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轉而支持基民黨；在義大利，在米蘭、都靈等傳統工業地帶，共產黨也逐漸失去工人的忠誠支持。
（《當代西方工人階級研究》姜輝）
換而言之，在全球化市場背景下，堅持普世價值的左翼政黨無法滿足封閉自守的傳統工人的利益需求。因此，行業越傳統，越無法適應全球化經濟趨勢的工人，也就越傾向於保守的極右翼勢力。
第四，內部爭議中的階級劃分（待續……）這個問題要歷史地看。
在革命的低潮時期，以階級決定論作為主要標準是可笑的，因為無產階級還沒有覺醒，你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合格的黨員。
在革命的高潮時期，大量的無產階級覺悟起來，這時應把階級決定論作為一條重要的標準，大批吸收覺悟工人入黨。 前面答案所舉的1925年中共黨員成分的例子，正是革命高潮中大量發展工人黨員的結果。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也發展了大量黨員。
革命低潮的時候小知小資多一些，革命高潮的時候工農群眾大量湧入，本來像人的呼吸一樣，很簡單的道理，被你們搞得這麼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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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把題主的問題反覆看了幾遍，感覺問的有點不知所云，舉的例子也有問題。還有江津的梅菲斯特的答案，看似列舉了不同時期的史料，實際上仍然是靜止地看問題。左派幼稚病、右傾妥協病都是對黨內同志講的，是說他們的錯誤路線是小資產階級性質的，迎合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而不是說小資產階級的黨員搞出來的。持這種錯誤觀點的有知識分子黨員，也有工人黨員，列寧本人也是知識分子出身。中共叛變了一個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向忠發，那麼第二國際各種大小知識分子的社會民主黨叛變了多少？德國老大哥只有李卜克內西一個人投票反對戰爭撥款啊，一個人，而且他一讀還是投過贊成票的！
題主啊，你不要把革命團體中的小知小資和無產階級人為對立起來，搞一個大新聞，挑動群眾斗群眾。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當然要以無產階級為主。你問我知識分子入黨茲磁不茲磁？他是知識分子我就不支持？可是如果人數很多呢？人數很多要看他革不革命啊，你發展黨員不按唯物辯證法嗎？
來來來給你算一道數學題：
假設社會上知識分子的人數是10，小資產階級是20，無產階級是100。那麼在革命低潮的時候，可能有10%的知識分子、5%的小資產階級和1%的無產階級是支持革命的，那麼我們先鋒隊的成分就是：知識分子/1+小資產階級/1+無產階級/1無產階級佔33%，你可能會說基層工人都是人窮志短成天加班哪有心思革命，還是要靠知識分子拯救勞苦大眾，精英黨才是正道。其實這時你是沒有多少選擇的，革命同志一隻手就數的過來。那麼到了革命高潮時期，無產階級可能有20%都覺悟起來了，知識分子和小資受其影響，如果也分別有20%支持革命的話，先鋒隊的成分就變成了：
知識分子/2+小資產階級/4+無產階級/20
無產階級的佔比就大大提高了。如果你此時仍然固執地堅持精英主義的錯誤路線，那麼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拒絕工人入黨眼睜睜看著群眾被其他黨派爭奪（同期高呼類似口號的革命組織至少有一打），要麼放寬標準把各種有的沒的其他階級「同盟軍」拉入黨內維持平均學歷水平（同時各種調和主義、機會主義佔據主流），哪一種自殺更快一點，請自行選擇。套用軍事術語來講，先鋒隊有一點點類似教導隊、基幹民兵、預備役軍官，平時訓練的自然都是精英，戰時當主力的肯定都是群眾。不同的是，軍隊只要打勝仗就行，有時把老百姓當炮灰也能打贏；先鋒隊的目的不只是打勝仗，更重要的是解放無產階級，進而解放全人類。如果抱著精英主義的思想運動群眾，只會為他們套上新的枷鎖。
工人黨員不守紀律、沒素質、各種陋習怎麼了？這在他們的生活中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馬克思要推翻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家和地主富農都十惡不赦，工人農民都英勇善良？如果你真的是第一天知道，而且還把那句話加粗的話，倒也情有可原。
資本主義選總統，無產階級選黨員，不是選誰素質最高，而是選誰最能代表階級利益。否則我們直接在各大高校的馬克思主義學院發展先鋒隊好了，實際上呢，那裡的人都像老毛說的那句話——知識越多越反動。一個普通工人，平時也許不會關心任何政治問題，甚至有關其切身利益的本廠事務。但是革命的時候他敢扛槍打冬宮，大學教授敢不敢？大學教授也許能夠在革命低潮時直面秘密警察的刑訊，但是當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覺悟起來的時候，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是動搖、分裂的，作為一個整體無法擔當革命的主力。
任何一個階級都不是鐵板一塊，革命的一定都革命，反動的一定都反動。但是，他們的經濟地位決定了其在社會變革中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講，要不要堅持「階級決定論」根本無需討論。我在這裡要替 @江津的梅菲斯特背個書。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不止一次發現，真正的貧困農民因為長期受壓迫，導致精神麻木、缺乏反抗性，而積極性較高、頭腦較為靈活的 農會活躍分子反而多為雖然受壓迫但程度相對較輕的一群人。所以在「純潔幹部隊伍」和「有效發動群眾」之間產生了不少矛盾，而且這種矛盾在理論上處於極為尷尬的境地。
引自《熊式輝回憶錄》
還有：
引自《人間思想：作為人間事件的新民主主義》
純正的貧農僱農精神麻木、頭腦遲鈍、缺乏反抗精神；而能說會道、頭腦靈活、戰鬥力強的積極分子又大多屬於中下農。作為土改領導人，你會吸收誰發展誰？
——————————————————————————————————多說一點，樓上反對周老師答案的人，多多少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沒有分清革命理想的彼岸性和革命道路的現實性，而承認現實性是實現彼岸性的前提。脫離現實空談理想恰恰是對革命的極端不負責任。開宗明義：無產階級「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存在逆相關1、首先，參加政治活動需要空閑時間。而有閑本質上是因為有錢。2、其次，參加革命無法從個體利益推出。個體博弈的最優解，實際上是等待別人革命，成功後分享革命果實。如果自己主動參加革命，反而會增加犧牲的風險，落得更悲慘的結局。3、理解政治理論、理念需要知識和教育訓練。在一個教育和社會分層相綁定的社會，這本身意味著什麼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歷史上先鋒隊的成分與其運動基礎有著明顯的的「倒置」。早期的中共黨組織，包括蘇維埃革命時期的中共黨政軍組織當中，出身或成分是地主、富農者投身革命的人相當多。即使到了四十年代，在土改中嚴格按照成分進行的結果就是鬥地主變成了斗黨員。
又比如毛澤東本人明確承認：瑞金早期的黨員曾經「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上猶黨員八十多人，地主富農佔三十多人」。因而1930年反富農鬥爭開始後，被「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餘人」。贛西南中共黨組織和根據地，早期恰恰就是當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們在地方上的資源艱辛創立起來的。
在現實鬥爭的殘酷面前，TG不得不拋棄唯成分是舉的毛病，重視吸收知識分子（從而不得不大量吸收小地主富農），但是這僅僅是殘酷鬥爭下的實用主義選擇，並沒有在理論上清算，因此一旦環境放鬆，就重新開始糾結成分問題了。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對於一些地區「每縣都停止了三百左右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的黨籍」和聽任群眾斗幹部的做法，劉少奇是高度肯定的。他表示「斗黨員就是鬥地主，斗幹部就是鬥地主，整黨就是整地主，過去黨內許多錯誤及不法行為，就是地主富農鑽到我們黨內來搞。」包括群眾吊打幹部，雖然有些「野蠻」，但他認為也「是正義的」
此外，受制於當時中國落後的現實，這種實用主義的手段還有不少成分是向落後、封建的群眾的妥協，和單純的權謀藝術。我們一方面要學習當時的共產主義者實事求是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時代的變遷，條件的變化，當時的許多做法並不能直接照抄。
完整論述請看我下面這篇最近剛寫的文章。http://youngchina.review/archives/2038學生、工人和農民
——漫談歷史上TG的群眾運動
按：本文是主題讀書交流活動演講記錄，主要參考了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裴宜理《上海罷工》和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為便方便讀者查閱，轉引以上著作的引用時，直接了標註原始出處。
中共的革命歷史過去並不久遠，卻已經經歷了「歷史變成了傳說，傳說變成了神話」的過程。政治教育把革命歷史簡化為偉光正的傳說，在喪失了權力保護之後，自然成為歷史研究嘲諷和瓦解的對象。對於進步青年們，此時尤其需要回顧歷史，正本清源，不要怕把革命的歷史請下「神壇」，因為同時也就把革命請下了「魔壇」。
一、「學生很危險」
（一）小知識分子黨
中共雖然自我定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實際上最初是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精英團體。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再加上「五四運動」，這兩大事件為中共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在小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中塑造了崇拜馬克思主義等泛左翼思想的輿論基礎。雖然對於各種泛左翼理論的了解不深、理解模糊，但普遍以信仰一種左翼的主義為榮。
中共成立時，在小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中，馬克思主義佔據了怎樣的地位呢？用孫中山的話講，中共的締造者們是「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i]。孫中山還嘆喟多數青年對馬克思主義過於崇拜[ii]。
當時中共黨員之間互稱「大學同學」，而把青年團員稱作「中學同學」；連中共中央通告的正文前，其稱呼也不稱「同志們」，而稱「各級同學們」，團中央轉發黨中央的通告時，叫做「轉發大學講義某某號」。從這些「暗語」，我們可以體察當時中共的「學生氣」。
基於這樣的現狀，再加上與共產國際合作，孫中山在理論體系上也刻意與馬克思主義保持曖昧關係。比如國民黨一大上，孫中山說「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在民生主義中」、「共產主義之實行，並非創自俄國，我國數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已經實行，且其功效較俄國尤大」。
上圖是1927年的青年信仰調查，可以看出「新青年們」對三民主義、安那其主義、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等概念的理解模糊不清，且一般同時信仰多個主義。
（二）「群眾黨」與「先鋒隊」的矛盾
雖然最初是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精英團體，但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我定位，使中共創黨伊始便申言要採取「群眾路線」的革命方法。
中共二大：「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團體」。「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鬥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iii]
但是，「群眾黨」的組織路線實際表現為放鬆組織的嚴密性，放寬紀律約束。
1、放寬組織路線
如1925年9月，中共中央通告全黨，原先的入黨規定「當次本校極鬚髮展之際」「頗不便適用」。擬定了一個變通辦法，比如兩名入黨介紹人中只需要一名是正式黨員，縮短候補期，比如工人的候補期由三個月縮短為一個月等。
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區委更進一步規定：黨員每人每月必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iv]。並批評在入黨問題上重質不重量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v]。
按照黨章，連續三次不到會、無故欠繳黨費三個月、連續四個星期不為黨服務，都要開除，但是上海區委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規定：「非萬不得已實在無希望之同志，不可開除」[vi]。
然而即使不斷放寬組織路線，發展黨員的指標依然無法完成，基層黨組織往往臨時拉人湊數，或者虛報浮誇，導致每月各部委報給區委的黨員人數，時增時減，很不穩定。
1927年初的統計顯示，大約60%的支部每周能開會，50%的黨員每周能到會，按規定交黨費的黨員約60%，實際能發揮作用的黨員只有20%[vii]。
那麼這樣的黨組織是否是黨內的平均水平或者較差水平呢？不，1927年左右的中共上海黨組織在組織工作方面可以說是全球領先的共產黨組織了。
一是當時與同時期中共其他地方組織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viii]。中共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將製造為「全黨的模範區」。二是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相比，中共的組織要算最好，共產國際「很誇獎中國支部，要歐洲各國模仿」。[ix]三是與同時期的國民黨組織相比，中共的組織要算最好，當時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組織的嚴密性，既無比羨慕又無比恐懼[x]。
2、黨的散漫與團的嚴謹
中共與共青團幾乎同時建立，因此20年代的共青團相對於共產黨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兩者更像是兄弟關係，而非父子關係。在20年代的上海，不僅團員與黨員人數大體相當，而且團的組織效能明顯優於黨。比如共青團的支部大都能按時開會，開會時缺席的很少。這一點上海的黨就很難做到。五卅運動中，黨和團的組織都有過一次大發展。上海團地委擔心在這次大發展中有「投機分子」混入，曾舉行了一次「洗團」運動，洗後洗出百人[xi]。而上海的黨組織從未洗過黨。
在這種情況下，團員頗有不少看不起黨，自認為能力比黨員強，組織比黨嚴密，不願意在到齡之後轉為黨員。甚至反過來出現團組織指揮黨組織的現象，黨方稱之為「大C.Y主義」[xii]。
這種黨組織的散漫與團組織相對嚴謹的背後，是兩個組織在發展對象上的不同。20年代的黨組織，有意讓黨組織發展工人，而團組織（和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所掌握的國民黨組織）相對多發展一些學生。兩者在能力和受教育水平上的懸殊差別而，導致了紀律性、對主義的理解等方面的差距。
1926-1927年，上海的中共黨員中，工人佔80%以上，知識分子僅佔10%左右，學生黨員只有一百五六十人[xiii]。
五卅運動以前，知識分子（主要指學生）大約佔上海團員的50%。五卅運動後，團員中的工人比例有所上升，知識分子比例下降，但依然比黨員中的相應比例高到不知道哪裡去了。1926年1月，上海團員2131人，工人1009人（62%），知識分子360人（28%）。
按照1927年2月底的統計，國民黨在上海有黨員7024人，其中學生較多，有2700人，佔38%。此時上海大學中學生共計約15000人。
（三）無產階級「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的逆相關
二十年代上海的中共黨組織（更多工人）的散漫和團組織（更多小知識分子）的嚴謹，已經初步展現了一個問題：「階級覺悟」並不與工人階級成分的純潔度正相關，深入考察中共的歷史，更能進一步發現，「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的關係，甚至是逆相關的，相對有閑有錢的一批人，反而更有「階級覺悟」。這裡有三個原因
1、首先，參加革命無法從個體利益推出。
個體博弈的最優解，實際上是等待別人革命，成功後分享革命果實。如果自己主動參加革命，反而會增加犧牲的風險，落得更悲慘的結局。比如，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犧牲率極高（李大釗、鄧中夏、澎湃、惲代英、張太雷、蔡和森和方誌敏等等）。以「本人是深受壓迫、剝削的被剝削階級成員，革命成功有利於自己的解放」的理由去參加極可能進一步損害個人利益的革命，並不充分。
不是為了實現個人利益，而是冒著犧牲個人利益的風險去參加革命，這就只能是基於意識形態和理想，基於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去革命。
2、其次，理解政治理論、理念需要知識和教育訓練。
經濟地位上的階級只是客觀存在，所謂「自在的階級」，而非有效的集體行動的單位，或曰「自為的階級」。作為集體行動單位的無產階級是必須經由「階級覺悟」實現的「想像的共同體」。
而所謂「階級覺悟」就是意識到同一個階級的人是一個共同體。然而絕大多數同階級的人與自己並不認識、也不相干。不依靠足夠的抽象思維、對世界和社會的基本認識，是無法理解到這一點的。至於說馬列主義、政治理論更不是當時文盲率超過80%的中國社會的普通民眾所能接受的。可以說，階級覺悟並不是直覺，而是抽象的世界觀。
當時，黨員中80%以上是工人；而工人黨員中十分之六不識字，能看機關報《嚮導》的僅十分之一二，有階級覺悟的僅十分之二三，能分清工會與黨關係者約十分之六七，還有十分之三四連工會與黨的關係都分不清[xiv]。
更有甚者，三十年代上海市社會局對人力車夫進行調查，發現調查非常困難，不僅是因為被調查者濃重的蘇北口音，而且還因為這些對「生活」、「改良」和「救濟」之類的「抽象」辭彙完全不懂。其中只有9%的車夫能識得該市街道上所有的標誌。[xv]
當無產階級不知「天下」為何物的時候，又如何能理解看不見摸不著的人是自己的階級兄弟呢？
3、參加政治活動需要空閑時間。
而空閑時間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基礎。二十年代上海地方黨組織觀察，工人黨員多不願開支部會議，原因有五個：
（1）每天12-14小時的做工，非常疲勞很少有餘暇來開會；
（2）開會的材料太理論，議題太乏味，不感興趣，也受不住抽象生活的約束；
（3）怕開會被廠里開除；
（4）受家庭的壓迫與事務的束縛。[xvi]
工人黨員無法積极參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活動，正因為他們是真正的工人，正因為他們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回到家要自己操持家務。
另一方面，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托派組織人數較少，但是戰鬥力卻很大，相同的黨員數卻能出更多的「黨工」，因為當時美國托派基本是有閑的學生或者無工作的人。
當時的美國托派政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成員在1971年的平均年齡是28.4歲，其中25歲以下的人佔了大多數。其中48.6%的托派成員曾經上過大學並中途退學，而34.9%的成員則完成了大學學業。這意味著1971年的美國托派政黨，其成員的大學入學率高達83.5%，而當時美國社會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僅50%。在教育與階級再生產高度綁定的私有制社會，這本身已經很好地表明了美國托派成員的成分。美國托派成員中，約有21%的人是全天候地為激進運動工作；另有12.5%的人因為是失業人員，也可以隨叫隨到；還有1.9%的成員則是做零工，時間相對寬裕。至於托派的青年團體，則有更多的全天候工作人員。[xvii]
（四）先鋒隊成分與其運動基礎的「倒置」
無產階級「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的逆相關，最後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成分和其運動基礎（無產階級）相悖。
如果前文所述的美國托派這個「大學生黨」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我們來看看以土地革命起家的中共，在二十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的黨員成分。
早期的中共黨組織，包括蘇維埃革命時期的中共黨政軍組織當中，出身或成分是地主、富農者投身革命的人相當多。陳耀煌對鄂豫皖中共組織及蘇區的研究，對此已有說明[xviii]。而毛澤東本人更是明確承認：瑞金早期的黨員曾經「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上猶黨員八十多人，地主富農佔三十多人」[xix]。因而1930年反富農鬥爭開始後，被「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餘人」[xx]。贛西南中共黨組織和根據地，早期恰恰就是當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們在地方上的資源艱辛創立起來的[xxi]。
實際上，中國的小地主（包括許多富農）因為多半力農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對來自軍閥官僚政治和帝國主義的壓迫相當敏感，因而往往會同情革命，甚至參加革命。毛澤東在江西尋烏調查時，就很敏銳地發現：因為小地主占著絕大多數，政治上卻受中地主階層的統治，「在經濟上受資本主義侵蝕和政府機關（大中地主的）壓榨（派款）」，因而他們「接受新文化比哪一個階級（都）要快要普及」，「他們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運動中也表現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動亦很猛進」。「如死去了的鬥爭領導者潘麗（共產黨縣委書記）、劉維爐（三二五暴動時革委會主席）、劉維鄂（共產黨區委委員）等，現在的鬥爭領導者古柏（共產黨縣委書記）、鍾錫漻（紅軍營長）、黃余貴（共產黨區委書記）等等，以及沒有參加合作社後頭參加革命的，如梅汝黃（紅軍大隊政治委員）等，都是這個階層裡頭的人。」[xxii]
到了四十年代後半期，因為痛恨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在國民黨統治區內許多官僚、將領和地主、富農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將領和富有的地方人士，投入中共組織的地下活動，乃至於武裝鬥爭之中。
在解放戰爭期間的分田鬥地主的過程中嚴格按照成分操作，導致鬥地主的過程竟然變成了斗黨員。1947年末、1948年初，三個月中晉綏根據地總共二十五六萬基層幹部中，有四萬人被停止黨籍和撤職[xxiii]。整個晉察冀，這時被停止黨籍者有數萬人之多[xxiv]。在部隊中，同樣也出現了類似的事情，陳賡縱隊中一些出身貧僱農者立即罷免了司令部總支書記、軍政處王步青的黨內職務，選舉了清一色貧僱農出身者擔任書記和委員，並且對出身富裕家庭的幹部進行財產搜查，一直搜查到陳賡本人。當陳賡召集會議怒斥這種做法時，一些人甚至當場散布說：「他（陳賡）是地主家庭出身，不能聽他的！」[xxv]。
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對於一些地區「每縣都停止了三百左右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的黨籍」和聽任群眾斗幹部的做法，劉少奇是高度肯定的。他表示「都黨員就是鬥地主，斗幹部就是鬥地主，整黨就是整地主，過去黨內許多錯誤及不法行為，就是地主富農鑽到我們黨內來搞。」包括群眾吊打幹部，雖然有些「野蠻」，但他認為也「是正義的」[xxvi]。
最後，五十年代鎮反運動，上海地區逮捕的反革命最主要的來源就是工廠工人。412反革命政變後，中共在上海的工人工作受到挫折，並於抗日戰爭期間將重點轉向白領和技術工人。而廣大體力工人、非技術工人普遍地依附於幫口體系，最大的青幫及其控制的工會運動則投靠了國民黨。因此相當多的工人受益於國民黨的工會體系，在鎮反運動前，上海各行業中謠言最甚之處往往就在工人中，而出現人為破壞較多的，主要也是在工廠。根據上海總工會的不完全統計，全上海公私營工廠僅1951年4月27日前後，就被逮捕了6077人。其中有325個基層工會主或委員，上海總工會及產業工會的機關幹部中也有73人被捕。而1951年全年「鎮反」運動被判刑或者管制的也只有萬餘人。
（五）被意識形態束縛的「唯物主義者」
分析完了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先鋒隊成分和先鋒隊的運動基礎之間的背離問題 ，我們回過頭來看當年中共學生運動的歷史，就能明顯感受到這批「唯物主義者」受意識形態束縛而走了一段彎路。
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早期中共，在將「研究的小團體向群眾的政黨」推進的時候，對吸納知識分子同道並不積極。上海區委認為，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屬性，具有「革命」與「反革命」雙重性，因而也「比較含有危險性」[xxvii]。而且，在組織管理層面上，認為知識分子「腦筋較複雜，不易宣傳」、「行動浪漫」、「太重視人格」、「很難以紀律想繩」[xxviii]。
然而，在具體事務上，他們並非不知道學生的作用。「在上海各種運動中最好的朋友為學生」[xxix]。鄧中夏在總結五卅運動時也指出：「在資產階級眼中，學生是被他們所比較重視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殺，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學生，資產階級一定是漠不關心，一屁不放（譬如資產階級對顧正紅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證據）。惟其是因為屠殺學生，他們才慢條斯理的討論他們對慘案的態度。所以此次學生運動有很大的作用。」[xxx]有部委在報告中專門提到「工人崇拜學生」的現象[xxxi]。
明知學生的具體的、重要的作用，但受到意識形態束縛，不積極吸收，最後只能在現實面前坦誠過去的失敗。1926年9月，上海區委組織部在分析上海形勢和黨的組織現狀時說：
過去吸收黨員中，不太注重學生、多數青年，以致在這種群眾中，共產黨無一點的影響的，以致每次運動上，工人階級黨哼獨軍獨戰的形勢。在五卅運動中及過去時期中
，共產黨絕對不好做學生運動……以致形成今日之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在學生群眾中偌大之勢力[xxxii]。
二、中共如何搞工運
（一）寫作「工人」，讀作「農民」或「工匠」
此處我們依然以上海工人為例，實際上民國時期中國的工業主要也就是集中在上海等少數城市。
從1885年到1949年，跨越64年（兩三代人）的時間，上海的非本地人始終佔了華人總數的85%，這意味著新移民輸入速度遠遠超過舊移民落地生根的速度，上海工人的主體始終是第一代移民，始終是從工匠或者農民轉行過來的人，而非從一出生就在上海、就在大城市生活的「純種工人」。
因此，民國時期上海的工人群體，在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組織模式、文化氛圍、同鄉關係等方面，一部分更接近工匠，而另一部分本質上是在工廠里工作的農民。
來自不同地區的工人，因為地緣、祖籍、性別、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經歷等不同而存有差異，工人本身並非鐵板一塊。總體而言，民國時期的上海工人可以分為兩類：1）來自南方的前工匠群體，在上海一般從事技術工人，收入和教育水平都較高，一般通過特權性的行業公所組織起來。2）來自北方的原農民，在上海一般從事非技術工作，收入較低，文盲率高，一般通過工作場所內的幫口組織起來，對幫口幫會的依附性強。
1、來自南方的工匠
來自廣州、寧波等地的移民，通過建立同鄉行會（公所）凝聚在一起。在這種同鄉行會中，都施行學徒制（拜師，並經過一定時長的學徒期才能正式工作），從生產到銷售的用人都有一定的傳統規矩。他們從其所在的外國人的或中國官員控制的企業領取很高的薪水。他們事實上是工人貴族，在就業市場上擁有一定特權，而同鄉行會起到了就業介紹（專門只介紹本鄉人）、社會救濟等作用。
例如1858年，廣州包工頭盧文的「魯班殿」，凡從廣東新到上海的，在他們能作為木匠找到工作之前，都被要求加入魯班殿。入會費和年費為會員薪水的15%-30%，魯班殿保證會員的就業機會，並在遇到生老病死時提供一定的救濟救助[xxxiii]。
為了有充分的能力保障會員的就業，行會必須實現對有關生意的「限制」。如1880年，英屬耶松船廠控告六位木匠，因該廠工頭僱傭了一些不屬於寧波木工行會的工人，這六人出於報復、將工頭打傷。當會審公廨開庭時，寧波魯班殿所屬的工人將公廨團團包圍，嚷鬧著要求保障行會權利[xxxiv]。
又比如金屬加工業的「菊社」。該行會每當秋天菊花盛開時便舉行年會，故名菊社。為了限制工匠數量，菊社規限定每個工場每隔3年方可招收一名單身學徒[xxxv]。至1920年，該白鐵工行會已擁有相當財產，能保證其4萬名成員每天工作9小時。成員一般來自無錫、寧波和江南其他地區，大多為受過良好教育的手藝人[xxxvi]。
1920年，一位記者對上海最大、獲利最豐的機器廠之一進行了採訪，他對場內沿襲的「封建行會關係」感到驚訝。新學徒必須進行「拜師傅」儀式，舉行儀式的地方必須備有香燭和臨時供桌。燃香後，學徒要對白牆三磕頭，以示向工廠行禮，然後是再向師傅磕頭3次。入會式後，徒弟對師傅的從屬地位仍未改變，在工廠食堂進餐時，徒弟要先進飯廳，將飯盛好，遞給師傅。[xxxvii]。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江南製造局內的職業與籍貫的關係已經非常清晰。木匠來自廣州，機匠（俗稱銅匠）來自寧波、紹興，白鐵匠來自無錫。而要想成為江南製造局鍋爐車間的學徒，不僅必須是無錫人，而且必須是無錫鍋爐工的親生兒子。該局幾乎所有技術活都從特定的南方地區招收工人（尤其是江南），大師傅拒絕招收蘇北等北方人為徒。只是那些工資低微的工種才有蘇北人和浦東人的份[xxxviii]。
2、來自北方的農民
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延續至20世紀初的第三次移民上海浪潮，主體是江蘇及以北的移民。絕大多數都是被頻繁的戰爭和自然災害逼來的貧苦農民。他們到達上海以後多數都蝟集在沿江沿河的棚戶區，並且有許多難民以船為家。
他們主要分布於人力車夫、碼頭工人、繅絲工人、紡紗工人等行業，還有來自蘇北揚州的理髮、澡堂幫工、肉鋪、娼妓等等。
這批移民因為貧窮無力建設公所廳堂，所以主要通過幫口結成同鄉團結組織。這種幫口，是與行業、原籍高度重疊的。幫會中的包工頭，往往只招收來自家鄉的工人，並且經常煽動地緣衝突，以控制擴張範圍[xxxix]。比如湖北幫抱成一團，便可以阻止山東人進入有錢可賺的裝卸行列。
幫會幫口對非技術工人滲透到了什麼程度呢？可以說「這個城市的工作機會都與犯罪活動有關」。
丐頭：上海的乞丐按照籍貫分為鳳陽幫、淮陽幫、山東幫、蘇北幫和上海幫；按照地段分為北區、南區、東區和西區。美邦各有一個「老大」，「老大」之下有8個丐頭，分掌東北南北四區。
妓院老鴇、龜奴：妓女的生活與活動受到老鴇和龜奴的嚴密控制，而後者與幫會聯繫緊密，向青幫頭子進貢輸錢。由於妓女受到老鴇和鬼奴的嚴密控制，因此幾乎無力反抗其主人的行動，但個別情況下，可以其主人的指使下，採取集體行動。例如，1948年，成千上萬的舞女擁向上海社會局，抗議該局不許舞廳營業的禁令[xl]。
糞霸：掏糞業由糞霸—糞頭—糞工三級體制組成。為了抗議每月必須向政府繳費，糞頭們曾經在1912年春季發動了一場很有影響的罷工。法租界糞霸是杜月笙的情婦，她死後這一肥缺落到她兒子手裡[xli]。
碼頭包工頭：專管招工、工人按比例交工資給包工頭。組織工人搶地盤，爭奪就業權。
工廠把頭、車間拿摩溫：即是工廠基層管理者，也是幫派小頭目。
總的來說，同鄉組織無論採取形式，行業公所也好，幫口也好，都成了介紹就業和壟斷就業機會的組織。而工人階級的文化表現，也就與上海勞動市場密切相關。
行業公所或者幫口之類的「封建殘餘」事實上在當年起到了團結工人群體的作用，但是這種與地緣政治高度綁定的組織形式，既促成了同鄉工人的團結，又產生了異鄉工人之間的壁壘，當時的上海工人就在分裂中團結，團結中分裂。
（二）中共的策略
由於當時中國的工人階級內部高度分化（其實今天也是如此），因此中共發動工人的策略也就因人而異。對於文化素質、生活水平較高、能夠理解政治理想的的（南方）工匠、技術工人或者白領，中共就和他們談理想、談理念；對於文化素質較低、抽象理解力較低的（北方）非技術工人、苦力就和他們拜把子、談交情。
1、和有文化的談理想、談理念
革命就是為了理想信念去冒犧牲的風險，需要具有一定的對社會的抽象理解力，因此技術工人、白領等雖然收入相對較高、社會階層相對較高，但是在理解革命為何物方面卻更有優勢。對於有文化的這一批工人階級，可以直接和他們談理想、談理念。
最典型的當屬商務印書館工人。北伐戰爭中上海工人三次起義中，第三次起義，商務印書館的工人起到了主導作用。早在五卅運動時期，商務印書館的僱員中就有大約170名共產黨員，主要集中在編譯所。其中著名人物如後來的國家領導人陳雲、左翼作家茅盾。到了1926年10月，商務印書館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增至約400人，約佔該館僱員的10%。站在第三次武裝起義最前線的大約100多名糾察隊員都來自商務印書館。該館工人的戰鬥性無疑與他們的文化背景和世界觀有關。正如有位老工人回憶的那樣：「我們商務印書館是個教育程度高的地方，我們當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其中不少人能說英語……我們有些同志與外國人聯繫，而另外一些人則組織糾察隊」[xlii]。
其次則是郵政局工人。在規模和能量上僅次於商務印書館糾察隊的事上海郵政局糾察隊。這裡也集中了一批受過良好教育待遇較高的工人。此處的激進主義傳統也是根深蒂固。一位前糾察隊負責人回憶道：「我曾參加過辛亥革命，懂得一些軍事知識。看到其他工人沒什麼作戰經驗，我就教他們列隊」[xliii]。
在保險業工人中，中共也比較能夠進行直接的意識形態傳播。1931年創辦上海寧紹人壽保險公司的的胡詠琪，1938年申請入共產黨，被黨中央特批。之後黨組織通過他在保險業中建立業餘聯誼會，在保險業職工中積極開展文化、教育和福利活動。這個聯誼會所做的工作，包括設立讀書室、出版刊物（《保聯會刊》），由思想進步的職工舉行系列時事演講，組織話劇組等。劇組演出的收入直接轉送給了新四軍。上海保險業職工約有60人被吸收入黨。
永安百貨的職工更是傳抄毛澤東講話稿，並登在秘密刊物「小草」上。在「小草」上，百貨職工還自行創作與共產黨思想相吻合的作品。如1944年4月的「小草」有這樣一篇短文：「大自然給人帶來了冷和暖，可是人類自己創造了階級社會——幸運兒獨佔了溫暖，留給不幸者的只是寒冷……為什麼人類不能消滅階級差別呢？」
抗戰開始（1937年）後一直到建國，中共在上海的工運工作由劉長勝負責。在他的主持下，中共在上海特別重視在經驗豐富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中開展工作，所吸收的黨員，主要也是熟練工匠、技工、工程師及其他白領階層的職員。這種轉變不是偶然的，的確效果顯著。1946年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技術協會，協會成員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和技師，協會中有100多人加入了共產黨，國共政權交替之際，他們積極組織護廠隊。
在抗戰結束後，中共在上海工運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公用事業部門，除了該部門乃城市動脈之外，也因為公用事業部門僱傭了相當數量的受過教育的技工和工程師，因而這些部門的工人更傾向於投身革命。
2、和沒文化的拜把子、談交情
文化水平較低意味著並不能抽象理解社會，無法用你看不見、摸不著的階級兄弟的利益進行動員，就必須依靠直接的、切身的關係。所以動員的過程也就成了拜把子、談交情的過程（自然也是混幫派的過程）。
中共組織紗廠工人的關鍵人物陶靜軒，是內外棉廠工人，原籍湖北，曾當過碼頭工人。他在廠內聯絡五大幫口首領（安徽幫、湖北幫、蘇北幫、山東幫和紹興幫），最終讓他們盡棄前嫌，在廠後的一座小廟裡舉行結拜儀式。在互換帖子，喝過雞血酒後，五人共拜陶靜軒為大哥。實際上，要有效發動這一批缺少教育經歷的工人，就不得不藉助許多「封建性」的習俗，注入結拜盟誓之類的。
又比如，滬西有位極有勢力的穆斯林幫會分子，共黨領導的總工會花錢請他吃了兩頓宴席，不下10位共產黨工運領袖和他拜把，才收攏過來。
在碼頭工人方面，中共一直未能打入，於是決定找碼頭工人中的青幫領袖，請他們吃酒。後來青幫幫助聯絡到八九名碼頭首領。在海員方面，鑒於工人對工會無信仰，決定聯絡其「公所」，後來乾脆直接把「公所」轉為工會分會。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我們前文已經提到，非技術工人主要是來自農村的第一代移民，因此他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也都是農民式的，實際上毛澤東在做農民調查研究時，也注意請客吃飯的作用。
一九二五年我搞農民運動講習所，作農村調查。我在家鄉找貧苦農民調查，他們生活可慘，沒有飯吃。有個農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長三、板凳），然後請他吃一頓飯。事先事後，吃飯中間，同他談話，了解到農村階級鬥爭那麼激烈。他願意同我談，是因為，一把他當人看，二請他吃頓飯，三可以贏幾個錢。我是老輸，輸一、二塊現洋，他就很滿足了。
——毛澤東，《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1964.8.18
革命不僅是請客吃飯，但首先是請客吃飯。
在混跡幫派幫口的共產黨員中最為著名的應該是汪壽華，他被一些人稱為《上海灘》的原型。通過他牽線搭橋，在北伐戰爭中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前兩天，杜月笙向中共提出了不要干涉鴉片的請求，作為交換，所有青紅幫的成員交給了中共指揮[xliv]。最終，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其成員包括了共產黨、國民黨、青幫和商界人物[xlv]。
但是，幫口是把雙刃劍。
中共藉助幫口幫會這種「封建殘餘」來動員非技術工人，首先是不得已而為之。前面提到，這種以地緣為基礎的組織，起到介紹就業和壟斷就業的職能。工頭同時也是幫口的小頭目。大部分工人是工頭招來的同鄉或親戚朋友，和工人的人身依附關係極為密切，不僅在廠內聽工頭的話，即使出廠也要受工頭約束，規矩極嚴。多數工人信仰工頭，工人也最怕工頭，一切都要工頭出面，方敢在後面行動。工人只敢參加工頭所組織的團體。對於中共這樣的外來政治團體，如果不透過幫口很難將觸角延伸到工人中去。
但另一方面，工頭利用工會和黨組織所賦予的新身份，由「封建」式的幫口首領，搖身一變為現代「工人領袖」或黨的支部書記，進一步強化了工頭的地位。黨組織並沒有真正深入工人群眾。而工頭轉化來的「工人領袖」在黨組織和工人群眾之間，難免上下其手。一面挾黨的權威以令工人，一面藉助工人群眾的名義脅迫工會和黨。
這種上下其手的問題，首先就是表現在罷工救濟費上。
（三）工運的經濟和武力基礎
工運需要解決四個經濟問題，一是罷工補貼，二是因為罷工而被開除的工人的生計，三是由此產生的工頭揩油問題，四是僱用黨員問題。
工人階級沒有多少積蓄，罷工期間資本家不可能給你發工資，這時候要讓罷工能維持下去就必須籌款對罷工工人發放補貼或者說生活費。
發放補貼的時候必須避免重複領取，五卅運動期間，總工會要求工人從其包工頭或拿摩溫那裡開出證明，憑證發放一周補貼。但是對於打零工的人（如野雞碼頭工人）來說這就不那麼簡單了。所以一度出現碼頭裝卸工人衝擊上海總商會、抗議商會拖欠罷工經費的事件。
另一方面，「罷工要發救濟費」逐漸成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如上海區委曾總結：小沙渡工潮如有救濟費就不至於完全失敗[xlvi]。也就是說，上海區委也認為，罷工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救濟費的有無或多少。
結果，基層黨組織在鼓動工人罷工時，往往輕易對工人許諾說：「你們倘若能夠罷下來的話，則上總可藉機幾千或幾萬元。」罷下來以後，因無法兌現承諾，工人極為不滿。區委批評這種做法為「幼稚的煽動」[xlvii]。
罷工之後，往往接踵而至的是罷工骨幹被開除。而且這些骨幹人員往往是中共黨員。這些失業黨員，工會和黨組織無法接濟，導致失業黨員「對團體怨望」，甚至到區委和工會「鬧事」[xlviii]。如小沙渡廠罷工結束後，資方開除了罷工中的大批首領。失業工人向工會要求：出錢給他們做生意；派他們到工會工作；工會替他們重新找工作。工會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常常在馬路上、工房中將工會和部委負責人包圍，甚至毆打[xlix]。
當時中共對於失業工人黨員如何救濟，也無良策。陳獨秀說：在歐洲，失業工人必更革命；在中國則失業者易於反動[l]。上海區委的看法則是：歐洲失業工人多為經濟失業，而中國則多為政治失業，為黨、為運動而失業，此種失業，黨非管不可，如不管，則同志將不敢工作[li]。但上海區委也只能有選擇地救濟少數失業黨員。[lii]
既然工運需要大量的經費作為基礎，那麼經費的往來免不了要面臨「揩油」。特別是前文提到的工頭是黨和工人的中間人，起到了隔絕上下的作用，工頭揩油也就成了工運中的重要問題。
中共上海區委將這一現象稱為「五卅惡習」。五卅運動期間，國內外各方為支援上海工人罷工而募集的捐款超過300萬大洋[liii]，大約相當於中央政府全年經費開支的一半。捐款大部分用於工人的生活補貼，但是「工人領袖」也從中「揩油」不少。有了這樣的「經驗」，工頭便認為只要能發起大規模的罷工，必能得到社會各方的捐款救濟，他們便好從中「揩油」。1926年八九月間的小沙渡日廠工潮，便是完全應「工人領袖」主動發起、也自始至終受「工人領袖」控制，而黨組織只能被動跟進的一次運動。
事後，上海區委分析認為：「許多（工人）領袖以為罷工便是他們揩油的機會來了……（工人）領袖們的壞習慣太多。這些壞習慣可以說在五卅運動中養成。事情還沒有做好，就要錢揩油，視為正當……這次工會與黨都沒有錢，他們就常常表示不滿。」[liv]
工頭希望「揩油」，工會和黨也快速僱傭化，因為在五卅運動中，工會「幾乎全變成為發錢的機關，工會內負責人員，亦幾完全變為發放救濟費的特派員。工人入會，似亦專為救濟費而來，甚至於會內要叫一工友送封信往數百步之外的地方亦非先給他以錢不可」[lv]。
在黨內也是如此，中共只有五年黨齡時，僱傭勞動化問題已經十分令中共頭痛。下級負責同志要有錢才工作[lvi]。「在黨內部負責同學……僱傭性質格外厲害，你罵他也好，打他也好，只要不裁他生活費，此重任永遠不會提起精神，到了裁掉生活費，他就發現各種不好的景象」[lvii]。
最後，工運還需要暴力基礎，一方面抵抗鎮壓，一方面進行內部管理、嚴肅紀律，避免內部出現叛徒或者動搖者。一般來說是通過組織糾察隊的形式。如「五卅」烈士顧正紅，有一位在幫的親戚，背著總工會與日本廠主討價還價，40位總工會就差隊員在一個晚上沖入他家，將他拖到辦事處，狠狠揍了他一頓。
三、中共的農民運動
如果說缺少教育的工人階級覺悟很低的話，農民種這一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對於中共來說，農民中的落後、不覺悟甚至各類反動思想，是非常棘手的事情
（一）革命與宗族
1、農民信仰富翁、「大耕家」
雖然民國時的農民生活非常困苦，但是發動農民向地主奪取土地並沒有那麼容易。中共發現當時農民的階級觀念非常淡薄，反而鄉土觀念重，對於所謂「大耕家」比較信仰。
如陸豐東南部一區委在接到上級黨部要求大殺反革命的命令後，召集大會積極布置，並指定專人進行。未料被黨組織指定去殺反革命的農民回家後幾次欲懸樑自殺，人問其故，他回答說：「共產黨要我殺鄉里的人，倒不如自己死去還了得」。即使在農民運動發動較早的陸豐地區，仍有一些農民以為土地是地主用錢買來的，將它沒收覺得有點過激[lviii]。
番禺縣委在給省委的報告中提到農民多有信仰富翁的心理[lix]，「當地貧苦農民往往做事都要大耕家帶頭，他們乃敢隨之。他們依賴大耕家的心理，非常難以打破。」[lx]而農民所依賴和信仰的「大耕家」，正是中共眼中的豪紳地主。
於是出現了一個詭異的情況，理論上土地越集中，越是有地主豪強的地方壓迫越深，但是相應地，中共的組織力量卻也不容易滲入。對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共，參加革命踴躍的往往是一些偏僻的、自耕農為主的小村；而地主勢力占統治地位的大鄉村，中共勢力反而不容易打入，農民所受族長、耆老等豪紳地主的控制。
2、農村黨組織的村落性、宗族性、落後性
由於中共組織的滲透度和當地農村地主的控制力相關，因此，中共的農運必然出現「赤色鄉村」和「白色鄉村」的區別。赤白鄉村之間相互仇視，「革命」和傳統的宗族矛盾、農村械鬥互相重疊，難分彼此。有些地方的農民踴躍到別的鄉村去打土豪，而不殺自己鄉村的地主豪紳。
廣東省委指出「因為廣東異姓間械鬥的封建習性最深，因此在屠殺反動派的時候，還是舊的械鬥的宿怨、封建的遺毒，使到一村一村的人整個的（被）屠殺或逃走。」[lxi]廣東省委在分析海陸豐、普寧、惠陽等縣革命受挫的原因時，認為「以前各地所謂群眾的鬥爭，實際上是小豪紳所領導的對大豪紳的鄉村械鬥，以致造成今日鄉村的分化遠過於階級的分化。黨實在此等鄉村械鬥中生長起來的」[lxii]。省委在給瓊崖特委的信中也指出：「瓊崖以前因為反地主階級的觀念甚為模糊，所以始終一切都不免鄉村械鬥的色彩。」[lxiii]
另一方面，由於農民階級觀念淡薄、鄉土觀念重，中共在農村發展黨員雖然鄙視農民的封建意識，但是另一方面又鼓勵基層黨組織利用血緣、地緣等傳統社會關係去大力發展黨員。如廣東省委在給下級黨委的指示中，鼓勵黨員通過親戚朋友鄰里關係吸收同志，還提示可以通過諸如結拜把兄弟、開教館（私塾）、教拳頭和秘密結社等方式及舊式行會、同鄉團體去發展組織[lxiv]。有的縣委還要求黨員「注意訓練自己的老婆，發展農婦同志」[lxv]。由於農民交往圈狹窄，農村黨員在發展組織時，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家族、親友、近鄰和同村村民中進行，藉助、依附於傳統的社會人際關係網路。一些知識分子出身的基層幹部，往往來自於地主富農家庭，他們則利用農民對讀書人和鄉紳的信仰來開展工作。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共組織的發展，受到血緣、地緣、親緣等傳統社會關係的制約和影響；在黨組織內部，各種社會關係交錯混雜，親戚、鄰里、同學、故舊等瓜葛穿插其間。在一些地方，黨員的發展明顯帶有村落性和宗族性。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全村入黨（或者多數入黨）的「共產村。」
黨在改造農村的同時，也在被農民改造著。
（二）薄弱的理論認識水平
由於農村整體的落後，在農村發展黨組織不得不依靠舊的封建的組織，因此農村黨員理論認識水平非常薄弱。表現在幾個方面：
1、黨是什麼？
大革命時期農運基礎較好的地區，農民對中共已有一些粗淺的認識，如認為共產黨是「窮人的黨」等，但總體而言，當時廣東農民對中共的認識程度相當低。如在海陸豐、順德、廉江、化縣、遂溪等地，不少農民黨員分不清農會與共產黨的區別，以為農會便是共產黨[lxvi]。在陸豐，2000餘名黨員中，「同志不明黨是什麼的甚多」[lxvii]。在惠來，四一五事變後，黨組織在舉行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時，吸收黨員上千人。「這一千多黨員中，竟有九成不懂得共產黨是什麼一個東西」[lxviii]。很多黨員對黨缺乏基本認識，連什麼叫做共產黨都不能十分了解[lxix]。一些黨員甚至不清楚自己有沒有加入共產黨[lxx]。
2、洋「概念」太多了
這個問題倒不僅僅是農民的文化水平低，黨中央和省委的文件通告，的確也是文字深長、晦澀難懂，有時候中央通告連省委委員也都不能理解。1928年12月中央巡視員毅宇再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廣東省委「最近對政治問題常討論，但對於反帝通告討論結果甚壞，一方面是同志對國際情形太不懂，而另一方面是中央通告太長了，包括的「概念」太多了」[lxxi]。
像「蘇維埃」這樣的洋「概念」對於當時的中國農民，自然猶如天書。即使在已經有三年歷史的鄂豫皖蘇區，「蘇維埃」的含義還不為一般農村黨員和人民所了解，有的認為「蘇維埃」是蘇兆征的別號，有的認為「蘇維埃」是蘇兆征的兒子[lxxii]。
（三）談點經濟基礎
1、黨員養黨，還是黨養黨員
從黨的原則來講，無產階級政黨要求「黨員養黨」，但既然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多數黨員是窮人，則客觀上只能「黨養黨員」。
對於當時的革命者來說，謀生與革命常常是難以兼顧的。如雲浮縣委書記再給省委的報告中寫道：「對於各支部的負責同志未有全力的工作，其原因不做工冇飯食，對於經濟非常痛苦。」[lxxiii]
而養專職革命幹部並不便宜。如二十年代末，廣東一些縣委的經費預算每月一二百元不等。開支項目中，最主要的是縣委委員和巡視員的生活費。如惠陽縣委每月預算為250元，內種伙食費135元，交通費50元，宣傳費15元，雜費50元[lxxiv]。所謂雜費，主要用於縣委委員的醫藥費以及購置衣服、鞋、雨具等費用。縣委每月預算中約有70%—80%用於縣委委員的日常生活開支。
在國共合作時期，由於有政權支持，可以依靠政權獲得財政的補貼，以及共產國際的資助。但是國民黨清黨反共之後，就越來越需要自力更生解決經費。為此，當時流行「捉豬」，也就是對土豪綁票之後勒索。各縣縣委、區委甚至一個支部，都忙於計劃「捉豬」，動員群眾等革命中心工作被擱置一邊[lxxv]。在海陸豐，因富有階級多半已跑了，特委為了籌款，飢不擇食，所捉的「豬」只是稍有資產者，甚至自耕農都捉，農民群眾中目之為「赤色土匪」。
2、入黨謀生
與工人中的普遍想法相同，在農村中許多人入黨也是抱著入黨謀生的觀念。東江特委再給省委的報告中，批評黨員存有兩大錯誤觀念：一是把黨看做就機會，以為你黨可以有錢給他，當白色恐怖厲害時，黨的財政來源斷絕了，他們也離開了救濟會了；二是僱傭革命觀念，「在哪些財政來源容易的地方，一般同志對於金錢觀念非常厲害，無錢不做工，路不過一二十里，每送一信非一二元不可」[lxxvi]。有些地方，農民不是因為地主壓迫而是因為自然災害而要求入黨謀求生路。如南雄縣委報告，1928年2月暴動之所以發展快，是因為上年早稻不熟，許多村莊糧食恐慌。一些村莊要求全村加入共產黨，因為暴動「吃大戶」可以在短期內解決吃飯問題，後來這些農民均受地主誘惑而反動[lxxvii]。還有如海豐蘇維埃初建時，因黨員分得的土地比普通農民多一倍，於是農民為了分雙份田而紛紛要求入黨[lxxviii]。
3、革命與眼前利益
階級觀念淡薄的農民群體多講求眼前實際利益，謀求立刻兌現的報酬。打土豪分田地、暴動建立蘇維埃雖然符合農民的長遠利益，但是有時候可能與眼前利益相衝突，不能理解階級利益的農民，也可能幹脆不認為這有什麼利益在。在寶安，農民不願因參加暴動而影響農作，「蓋他們認為暴動鬥爭，究竟得到了什麼利益尚不知到（道），如果拋棄田工，即眼光光看到了損失利益。」[lxxix]
而即使真正發起了暴動，農民也更看重個體利益而非群體和階級的利益。各地暴動時，農只對搶劫「反動鄉村」的財物感興趣[lxxx]。有的地方在暴動時，因絕對不準農民搶掠，農民認為暴動對自己有損無益，便不願繼續暴動[lxxxi]。廣東省委為了廣泛發動群眾，只要指示各地在暴動時，讓群眾自由攫取財物，決不可去阻止他[lxxxii]。有時為了獲得農民支持，不得不遷就農民的落後價值觀。
（四）經濟鬥爭與政治翻身
面對階級意識淡薄、認識水平薄弱、宗族關係盤根錯節的農村，在農村運動中，中共將打碎舊權威、建立新權威（或者說所謂「政治上翻身」）放在了比平均地權更重要的位置。
當然，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分田到戶這樣的小農經濟政策原本就並非其真正的經濟主張，特別是中國這樣人口密度較高的社會，即使均分土地也不能改善多少農民的生活。土改的真正作用是重建了基層權威，為之後中共進行農業集體化，並抽取農業的剩餘價值支持工業發展提供了基礎。
1、分田的重點是什麼
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鬥爭中，康生率工作組進駐郝家坡，一方面承認村裡的地主在經濟上已經「大大削弱」、「土地問題解決了」，但又強調，地主階級在政治上還沒有被打倒。因此他聲稱：打倒地主階級的問題，「如果只從經濟上看，那就犯了絕大錯誤」，主張「我們不但要從經濟上把他打垮，而且要從政治上打垮他」。其政治上打垮地主的方式，就是要進行訴苦清算鬥爭，組織農民批鬥地主。並且鼓勵農民使用暴力，打耳光、跪瓦渣、澆毛糞、剝衣服……用康生的話來說，就是「教育農民敢於同地主撕破臉鬥爭，要把地主的氣焰打下去」[lxxxiii]。
其實，這種暴力土改的手段並非康盛的郝家坡經驗始。蘇維埃革命時期不論，僅在1934年—1944年根據地減租減息運動中，許多根據地因為強調「大膽放手」，就到處出現了亂打亂斗的局面。這在很多回憶錄和土改問題的相關著述中都可以看到。
2、小地主小農的海洋
暴力土改是術而非道，反映這個方面的另一點，是當時劃分階級的方式。當時的中國實際上是小地主、小農的海洋，兩者之間邊界模糊，流動頻繁，而真正民怨沸騰的大地主不僅分布不均勻，而且與小地主在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生活方式等方面完全不同。但是出於斗一遍重建權威的需要，在劃分階級時，按比例劃分階級，小地主富農也受到一樣的衝擊。可以說，中共領導的土改和地主的「罪惡」無關，尤其和佔地主的小地主的「罪惡」無關，而是為了在一個落後農業國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須的過程。
毛澤東1930年對江西尋烏農村調查後曾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地主全數為一百，則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佔百分之一，中地主（租兩百石以上的）佔百分之十九，小地主佔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數很少，在全縣不顯特別作用。[lxxxiv]」
陶直夫（錢俊瑞）1934年統計的數據：
當時全國地主，240萬戶（農戶總數的4%），共佔地7億畝（可耕地面積的50%）。這意味著戶均耕地面積290畝，平均水平僅為中等地主[lxxxv]。
按照1937年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調查的16個省163個縣129.5萬農戶情況：戶均佔地120畝以下者，佔98.66%，人均佔地16畝以下者，佔99.62%[lxxxvi]
但請注意戶均水平和人均水平完全是兩個概念。許多家庭是依靠不分家，靠幾十人、上百人的人口共同持有的土地才保持了較大規模的家庭地產。如東北雖有許多大地主，但正如當年的調查者所說：「人口眾多，二三十口、四五十口，以至七八十口、一百餘口，幾世同堂的大家庭在東北農村中到處都有」[lxxxvii]。如果不計算人均土地，只計算戶均土地，很難說清楚到底誰是剝削人的地主，誰是大規模的小農。
黃道炫對東南地區土地佔有情況的研究也顯示，「東南地區乃至長江三角洲集中佔有巨大規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佔有數十畝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絕大多數」。如附件南平縣地主佔地最多，人均21.76畝；浙、皖、閩、蘇南235個縣略次，地主人均佔地14.26畝；浙江76個縣再次，地主人均佔地7.96畝；附件66個縣又次，地主人均佔地7.74畝；浙江東陽區8個村，地主人均佔地僅3.918畝；附件古田、福州鼓山、沙縣3縣，地主人均佔地更只有2.1畝。[lxxxviii]
五十年代解放軍對中南區100個鄉的調查統計，河南地主人均佔地最高21.29畝，最低6.31畝；湖北地主人均佔地最高12.11畝，對子2.63畝；江西地主人均佔地最高21.10畝，最低3.58畝；湖南地主人均佔地最高10.06畝，最低3.74畝。廣東地主人均佔地大約5.7畝上下，廣西地主人均佔地大約7.5畝上下。55個鄉統計，地主人均佔地8.37畝[lxxxix]。
實際上，傳統的中國農業社會，大地主和小地主，在財產制度、政治權力、生活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小地主很難上升到大地主。倒是小地主和小農之間卻沒有明確的區別和邊界。
和歐洲的貴族世襲和限制土地買賣不同，中國的農業社會很早就實現了土地自由買賣、諸子均分、科舉取士等制度。因此歐洲的地主階級是和封建等級相綁定的，不可避免地充斥著大地主，而幾乎沒有小地主的生存空間。但中國的小農經濟體制卻周期性地（通過諸子均分、土地買賣等）分解著大地主，又不斷在小農種製造（力農致富的）小地主。而中國的大地主的確是另一個世界，他們往往是官宦世家，和政權關係密切，同時人均土地畝數很高，能夠實現超經濟剝削。在當時的中國，大小地主其實完全不能等量齊觀。
總結：
中共初期一度被意識形態所束縛，但是在嚴酷的鬥爭面前，不得不採用實用主義，注意吸收知識分子（從而不得不吸收小地主和富農）,但是這僅僅是殘酷鬥爭下的實用主義選擇，並沒有在理論上進行清算，因此一旦環境放鬆，就重新開始糾結成分問題了。
此外，受制於當時中國落後的現實，這種實用主義的手段還有不少成分是向落後、封建的群眾的妥協，和單純的權謀藝術。我們一方面要學習當時的共產主義者實事求是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時代的變遷，條件的變化，當時的許多做法並不能直接照抄。
[i] 孫中山：《批鄧澤如等的上書》（1923那年11月29日），《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頁；《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第21頁。
[ii]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58頁、384頁、386頁。
[iii] 《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57-58頁）。
[iv] 《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5年8月25日）《上海文件》乙1，第124頁。
[v] 《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文件》甲1，第3-4頁。
[vi] 《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3日），《上海文件》乙2，第15-16頁。
[vii] 《上海區委召開支部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1月1日）、《中央、上海區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1月10日），《上海文件》乙5，第244、318頁。
[viii] 《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頁。
[ix] 《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18日），《上海文件》乙2，第275-276頁。
[x]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29年中國國民黨組織形態》，第一至第三章。
[xi] 《團上海地委工作進行計劃》（1926年1月），《上海文件》甲8，P208
[xii] 《團上海地委關於青年運動與今後團的工作方針》（1927年1月）、《團上海地委關於一九二六年十一、十二月兩個月工作報告》（1927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403、414頁。
[xiii] 《上海區委組織部各項統計表》（1926年4月），《上海文件》甲3，第205-206頁；《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6年9月25日），《上海文件》乙3，第510頁-511頁；《中央、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1月10日），《上海文件》乙5，第316頁。
[xiv] 《引翔港部委關於各支部情況、群眾運動及國民黨工作的報告》（1926年10月1日），《上海文件》甲4，第82-85頁
[xv] 《上海人力車夫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書》，《社會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P103、107
[xvi] 《上海區委關於怎樣做部委組織工作的報告》（1926年10月25日），《上海文件》甲1，第442-443頁。
[xvii] 相關數據參見Woolley，Barry：Adherents of Permanent
Revolution,University Press ofAmerica,1999,Chapter 5.
[xviii]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年。
[xix]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72頁。
[xx] 《贛西南會議記錄——關於組織問題》，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檔案館編：《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半，第143頁。
[xxi] 參見戴向青、羅慧蘭：《AB團與富田事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83頁。
[xxii]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27-129頁。
[xxiii] 薛冶生：《葉劍英光輝的一生》，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228頁。
[xxiv] 參見《中共中央關於土改和整黨問題給晉察冀中央局的指示》，194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86—387頁。
[xxv] 參見戴其萼、彭一坤：《陳賡大將在解放戰爭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162頁。
[xxvi] 河北省檔案館藏檔，572/1/35/3;河北省檔案館藏檔，572/1/84/6.
[xxvii] 《上海區委召開知識分子會議記錄》（1926年8月1日）、《上海地委會議記錄》（1925年5月8日），《上海文件》乙3，第201頁—202頁；乙1，第102頁。
[xxviii] 《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7月3日）、《上海區委特別擴大會議記錄》（1926年7月26日），《上海文件》乙3，第29、156—157頁。
[xxix]《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7月3日），《上海文件》乙3，第26頁
[xxx] 鄧中夏：《五卅運動》，《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第43頁。
[xxxi]《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乙2，第121
[xxxii] 《上海區委組織部關於滬區形勢分析及鞏固黨組織的報告》（1926年9月），《上海文件》甲3，第425頁。
[xxxiii]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上海民族機器工業》，北京，1979年，第59—60頁；《上海船廠工運史》，上海，1984年，第16頁。
[xxxiv] 《北華捷報》1879年11月4日；《中國近代化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1247—1248頁。
[xxxv]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上海民族機器工業》，第19頁。
[xxxvi] 李次山：《上海勞動狀況》，載《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44頁。
[xxxvii] 《民國日報》1920年6月21日。
[xxxviii]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江南造船廠廠史》，南京，1983年，第154—155頁。李次山：《上海勞動狀況》，載《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37頁。
[xxxix] 陳港：《上海港碼頭的變遷》，上海，1966年，第46—47頁；《上海港史話》，上海，1979年，第297頁。
[xl] 《上海舞潮案內幕》，上海，無日期。
[xli] 李次山：《上海勞動狀況》，載《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76—77頁；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載《文史資料選輯》1080年第3輯，第171—172頁；上海市衛生局編：《上海市清除糞便工作概況及改進計劃》，上海，無日期；《申報》1912年6月22日、23日、24日、25日、27日、28日、29日、30日；朱夢華：《舊上海的四個廢品大王》，載《上海地方史資料》第3期，1984年，第162頁—163頁。
[xlii] 「謝青齋（音）訪談錄」，1925年2月25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
[xliii] 《上海郵政職工運動史料》，上海，1986年，第1卷，第56頁。
[xliv]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研究》，上海，1987年，第156—157頁、209頁。
[xlv] Jean Chesneaux,Chinese Labor Movement,chap.14.
[xlvi] 《上海區委主席團臨時會議記錄》（1926年7月31日），《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9月17日），《上海文件》乙3，第195、427—428頁。
[xlvii] 《各地工作的缺點和教訓》（1926年7月15日），《上海文件》甲1，第276頁。
[xlviii] 《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記錄》（1926年5月7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8日），《上海文件》乙2，第85、9699頁。
[xlix] 《王炎夏同志關於小沙渡九月份罷工後的情況報告》（1926年10月5日），《上海文件》甲4，第258—259頁。
[l] 《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6月17日），《上海文件》乙2，第254—255頁。
[li] 《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18日），《上海文件》乙2，第277頁。
[lii] 如1926年12月11日上海區委決定：現在失業同志有70人，如每人給5元，要350元。現只好照每人5元分發。見《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上海文件》乙5，第56頁。
[liii] 李健民：《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986，第164—168頁。
[liv] 《小沙渡日廠罷工的經過與教訓》（1926年9月20日），《上海文件》甲1，第357—258頁。
[lv] 《上海區委通告，胡字第四號》（1925年11月30日），《上海文件》甲1，第80—81頁。
[lvi] 《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7月23日），《上海文件》乙3，第129—130頁。
[lvii] 《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0日），《上海文件》乙3，第387頁。
[lviii] 《海、陸豐十月暴動略記》（1927年12月）、《廣東文件》甲7，第292—293頁。
[lix] 《中共番禺臨時縣委四月份給省委報告》（1928年5月），《廣東文件》甲32，第98—100頁。
[lx] 《中共番禺臨時縣委四月份給省委報告》（1928年5月），《廣東文件》甲32，第98—100頁。
[lxi] 《中共廣東省委致東江特委並轉全體同志信》（1928年1月24日），《廣東文件》甲8，第172頁。
[lxii] 《中共廣東省委致東江特委信》（1928年7月7日），《廣東文件》甲11，第67頁。
[lxiii] 《中共廣東省委》團廣東省委致瓊崖特委信》（1928年9月25日），《廣東文件》甲12，第294頁。
[lxiv] 《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黨的問題決議案》（1928年4月13日），《廣東文件》甲9，第228頁。
[lxv] 《中共興寧縣委的報告》（1928年1月20日），《廣東文件》甲31，第147頁。
[lxvi] 《中共南路特委給省委的第一號報告》（1928年4月26日），《廣東文件》甲23，第234頁；《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黨的問題決議案》（1928年4月13日），《》光東文件甲9，第223頁；《中共廣東省委致順德縣委信》（1928年8月6日 ），《廣東文件》甲12，第101頁。
[lxvii] 《中共陸豐縣委給省委的報告》（1928年），《廣東文件》甲30，第140頁。
[lxviii] 《中共東江特委給省委的報告》（1928年6月24日），《廣東文件》甲26，第161、162頁。
[lxix] 《組織報告大綱——鄧鳳翱關於東江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20男7月7日），《廣東文件》甲29，第394頁。
[lxx] 《中共東江特委徐國聲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7月17日），《廣東文件》甲29，第434頁。
[lxxi] 《中共中央巡視員毅宇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12月31日），《廣東文件》甲13，第450頁。
[lxxii] 張國燾：《我的回憶》（3），第84—85頁。
[lxxiii] 《中共雲浮縣委給省委的報告》（1928年6月24日），《廣東文件》甲26，第181頁。
[lxxiv] 《中共惠陽縣委給省委的報告》（1928年6月11日），《廣東文件》甲31，第263頁。
[lxxv] 《中共廣東省委給東江特委信》（1929年4月7日），《廣東文件》甲14，第266、267頁。
[lxxvi] 《中共東江特委給省委的報告》（1929年8月2日），《廣東文件》甲27，第187頁。
[lxxvii] 《中共南雄縣委給省委報告》（1928年4月），《廣東文件》甲32，第58頁。
[lxxviii] 《關於海陸豐的失陷與當前形勢的報告》（1928年3月），《廣東文件》甲26，第103頁；《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次擴大會議關於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1928年11月），《廣東文件》甲13，第194頁。
[lxxix] 《中共寶安縣委給省委報告》（1928年5月2日），《廣東文件》甲32，第279—280頁。
[lxxx] 《中共陸豐縣委給省委的報告》（1928年），《廣東文件》甲30，第129頁。
[lxxxi] 《中共興寧縣委的報告》（1928年1月20日），《廣東文件》甲31，第141—142頁。
[lxxxii] 《中共廣東省委致潮陽縣委信》（1928年1月30日），《廣東文件》甲8，第247—248頁。
[lxxxiii] 張稼夫：《康申憶逝》之二，《中共黨史資料》第8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07頁。
[lxxxiv] 毛澤東：《尋烏調查》，1930年5月，《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頁。
[lxxxv] 參見陶直夫：《中國現階段的土地問題》，《錢俊瑞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225頁。
[lxxxvi] 參見《土地委員會關於全國土地分配狀況的調查報告》，1937年1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七），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頁。
[lxxxvii] 《東北農村調查》，第48頁。
[lxxxviii] 參見黃道炫：《1920—1940年代中國東南地區的土地佔有》，《歷史研究》2005年第1期。
[lxxxix] 參見中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中南區一百個鄉調查統計表》，1953年2月，第20—25、344頁。
姐妹篇：後工業時代的革命主體危機 - 江津的梅菲斯特的文章 - 知乎專欄補充閱讀：如何理解「階級鬥爭已經過時，階級鬥爭並不能帶來經濟發展」？ - 江津的梅菲斯特的回答安利一下最近的講座活動：
紅岸讀書會：學生、工人、農民——漫談歷史上TG的群眾運動 _豆瓣
紅岸讀書會：學生、工人、農民——漫談歷史上TG的群眾運動
既然討論的基礎延伸到「階級意識」，那我也來接著批判吧。新開答案的最大問題是混淆了「階級意識」的多重性質。為了便於討論，我們姑且把歷史分為兩段：馬克思之前的歷史和馬克思之後的歷史。（這裡並非時序性的敘述，僅僅是比喻性質的指涉。）在「馬克思之前的歷史」里，「階級意識」更多的表現為「自在的反抗」，即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反抗，被剝削者對剝削者的反抗。這種反抗主要是社會關係、生產關係「真實體驗」上的「反抗」，帶有一定的機械性質，極易被其他階級篡奪了果實。在「馬克思之後的歷史」里，「階級意識」更多的體現在「自為的鬥爭」，即無產階級對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鬥爭。這也是各位答主通常所理解的理論「灌輸」之後的「革命」。值得注意的是：經過漫長的過渡之後，「馬克思之前的歷史」必然會到達「馬克思之後的歷史」，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們的貢獻之一就是極大地縮短了這兩者的過渡時間。但是，「縮短」不等於「消減」，「過渡歷史」還是存在的。正是馬克思對「馬克思之前的歷史」分析研究之後，「鬥爭」才指向了「馬克思之後的歷史」，即「馬克思之後的歷史」必須是建立在「馬克思之前的歷史」之上的。也就是說，「自為的鬥爭」如果缺失了「自在的反抗」，單憑所謂的「革命精英」推動，必然會走入歧路，形而上化，黑格爾化。以上是我對兩種「歷史」下的「階級意識」的簡短分析。但「真正的革命歷史」卻又跟這兩種不同，它是這兩段「歷史」合流之後的「歷史」。自然，存在於合流之後「歷史」之中的「階級意識」，既包含了「自在的反抗」，也包含了「自為的鬥爭」。正是在這種交匯的基點之上，我們才得以理解馬克思對「階級意識」的形容，所謂「創造了歷史」云云才能解釋。最後再批判一下，「先鋒隊」真正的任務是「馬克思之前的歷史」與「馬克思之後的歷史」之間的合流；而不少所謂的左派，把「先鋒隊」理解為「共產主義者俱樂部」，單單把「馬克思之前的歷史」導向「馬克思之後的歷史」，便是目的。可笑。=================================@江津的梅菲斯特 惡意裁剪材料，顛倒黑白。反對。此人有言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商業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作者：江津的梅菲斯特鏈接：階級決定論在革命中究竟是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 - 江津的梅菲斯特的回答來源：知乎無產階級「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的逆相關，最後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成分和其運動基礎（無產階級）相悖。
如果前文所述的美國托派這個「大學生黨」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我們來看看以土地革命起家的中共，在二十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的黨員成分。
早期的中共黨組織，包括蘇維埃革命時期的中共黨政軍組織當中，出身或成分是地主、富農者投身革命的人相當多。陳耀煌對鄂豫皖中共組織及蘇區的研究，對此已有說明[xviii]。而毛澤東本人更是明確承認：瑞金早期的黨員曾經「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上猶黨員八十多人，地主富農佔三十多人」[xix]。因而1930年反富農鬥爭開始後，被「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餘人」[xx]。贛西南中共黨組織和根據地，早期恰恰就是當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們在地方上的資源艱辛創立起來的[xxi]。
實際上，中國的小地主（包括許多富農）因為多半力農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對來自軍閥官僚政治和帝國主義的壓迫相當敏感，因而往往會同情革命，甚至參加革命。毛澤東在江西尋烏調查時，就很敏銳地發現：因為小地主占著絕大多數，政治上卻受中地主階層的統治，「在經濟上受資本主義侵蝕和政府機關（大中地主的）壓榨（派款）」，因而他們「接受新文化比哪一個階級（都）要快要普及」，「他們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運動中也表現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動亦很猛進」。「如死去了的鬥爭領導者潘麗（共產黨縣委書記）、劉維爐（三二五暴動時革委會主席）、劉維鄂（共產黨區委委員）等，現在的鬥爭領導者古柏（共產黨縣委書記）、鍾錫漻（紅軍營長）、黃余貴（共產黨區委書記）等等，以及沒有參加合作社後頭參加革命的，如梅汝黃（紅軍大隊政治委員）等，都是這個階層裡頭的人。」[xxii]
此人引用的是毛在《尋烏調查》中的文本。
而《尋烏調查》在此段落以下尚有幾個段落，被此人省略了。上面所說的小地主，不是說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說他們的一部分。普通所講的小地主包含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從所謂老稅戶傳下來的，這一部分的來源多半
是由大中地主的家產分拆，所謂「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許多小地主。這部分的人數在整個地主階級中佔百分之三十二。依他們的經濟地位又有三種分別:一是年有多餘的，人數佔地主階級總數百分之零點九六，他們在鬥爭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劉鴻翔、賴世芳、劉瑞標就屬於這個階層。他們都是合作社社員，三二五暴動中以及失敗後，就陸續表現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過一年，須陸續變賣田地才能維持生活，時常顯示著悲慘的前途的。這一部分人數很多，佔地主階級全數百分之二十二點四。他們很有革命的熱情，尋烏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屬於這個階層。如死去了的鬥爭領導者潘麗(共產黨縣委書記)、劉維爐(三二五暴動時革委會主席)、劉維鍔(共產黨區委委員)等，現在的鬥爭領導者古柏(共產黨縣委書記)、鍾錫璆(紅軍營長)、黃余貴(共產黨區委書記)等等，以及沒有參加合作社後頭參加革命的，如梅汝黃(紅軍大隊政治委員)等，都是這個階層裡頭的人。三是破產更厲害靠借債維持生活的。這一部分佔地主全部百分之八點六四，他們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參加現在尋烏的實際鬥爭。以上說所謂老稅戶破落下來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說都是參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員來說，有三十個中學生，一百個高小學生或小學教員，都是過去或現在參加革命的，都屬於這兩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階層，尤以第二部分為特別多。普通所講小地主，除上述老稅戶部分外，另有一個佔地主全數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階層，那就是所謂「新發戶子」。這一個階層的來歷，與從老稅戶破
落下來的階層恰好相反，是由農民力作致富升上來的，或由小商業致富來的。這個階層是在一種「方新之氣」的活動中。他們的經濟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種(雇長工幫助的很少，雇零工幫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窵遠的瘦瘠的土地租與別人種而自己收取租谷。他們看錢看得很大，吝嗇是他們的特性，發財是他們的中心思想，終日勞動是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糧食年有剩餘，並且有許多不是把穀子出賣，而是把穀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遠的八尺等處發賣，以期多賺幾個銅錢。他們又放很惡的高利貸，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穀子出去，壓迫貧民「上檔量本，下檔量利」(上檔下檔即夏收冬收)。他們又放「撿谷錢」和「撿油錢」。什麼叫做撿谷錢?趁著青黃不接時候，以錢撿與農民，到了收穫時候以谷還與債主，大概撿給兩塊錢，就要在收穫時還一擔谷，而那時谷價常常值得四塊錢一擔了，這是一種對倍利。撿油錢也是一樣，多屬對倍利。所有放高利貸，差不多全屬這班新發戶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債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撿谷錢、撿油錢可說沒有。還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見月還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對倍有過。這種借貸都要抵押品，並且要借一種「會」做面子，如「訂同會」。還有「印子會」，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訂同會更厲害。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前清時候放惡利的比較少，民國以來放惡利的漸漸加多。「現在人心更貪了」，就是貧民對於高利貸者含有歷史意義的評語。「今個人，人心較貪了咧」這個話，在尋烏貧民群眾中到處都聽見。這班新發戶子看錢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費錢米拋棄勞動送他們子弟去進學堂。所以他們中間很少有中學生，高小學生雖有一些，但比破落戶階層卻少很多。至於破落戶階層為什麼進學堂的多，就是因為他們看錢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經手賺來的)，而且除了靠讀書操本事一條路外，更沒有別的路子可以振起家業，所以畢業生就多從這個階層中涌了出來。上面所說那種所謂新發戶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說法卻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農，即所謂「半地主性的富農」。這種半地主性的富農，是農村中最惡劣的敵人階級，在貧農眼中是沒有什麼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擁有革命熱情的小地主階層不過佔地主階層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四加百
分之八點六四，總算不過百分之三十一零四。而反動的半地主性的富農，佔地主全數百分之四十八。卻被此人用來證明小地主階層的進步性。簡直可笑。==============================================竟然此人發問了那麼問題來了，其他階級階層擁有革命熱情的達到【百分之三十一零四】了嗎？
那我就回答吧，
自五四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革命的一條重要線索是「知識階層的下潛」。什麼叫「知識階層的下潛」？首先必須得承認，在舊中國，在舊軍閥、宗族幫派、封建道門等等各種反動勢力的壓迫下，中國的底層人民陷入了極其悲慘的境地，很難產生明確的階級自覺，甚至相當一部分人墮落了，成為形形色色的「流氓無產者」。這是事實。但這絕不是所謂的「經濟地位」所造成的，而是舊中國陳舊的，腐爛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所導致的。正因為此，哪怕有一部分人上升了「經濟地位」，短暫脫離了底層，他們也大多成為新的壓迫者，而不是革命者。這也是事實。而在民國（北洋）以來蓬勃發展的新式學校里，短暫的脫離了「陳舊的，腐爛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的支配，學生和教員們很自然地擁有了某種短暫的進步性。請注意，這種進步性是短暫的，在「陳舊的，腐爛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重新回到視野之後，一部分學生和教員和光同塵，還有走向反動的，真正決定革命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這些人之中，還有不少對革命的堅定也是相當可疑的。這之後才是各種左傾右傾病。在《尋烏調查》中，三十人的大學生，僅有小地主出生的五人是革命的，大地主出生的二十五人全是反動的，這恰恰有力地說明了此人的「經濟地位論」有多可笑。這些知識階層只有下潛到底層人民，與勞苦大眾一起打碎舊社會「人吃人」的枷鎖，才能獲得真正的進步。而人民在革命進程中，一旦毀滅了「陳舊的，腐爛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脫離反動勢力的支配，「翻身」了。他們比知識階層更加堅定，他們構成人民軍隊的主體，在人民解放戰爭付出絕大的犧牲，摧毀了舊社會，他們才是中國革命真正的主人。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他們對革命熱情低於【百分之三十一零四】，對反動勢力的支持高於【百分之四十八】，中國革命能成功嗎？我認為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已經回答的很清楚了。
在野時從只重視工人運動屢遭挫折，到後來發動工農學並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贏得勝利。
執政時從搞階級鬥爭斗幹部斗知識分子鬥富農，搞的國家幾乎完蛋，到團結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共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取得偉大成就。
有純潔的革命理想，沒問題。但抱著純潔的革命理想溺死還想拉著黨和國家一起陪葬，媽的智障。@江津的梅菲斯特完全是精英主義的論調。難道說革命性或者說階級意識會隨著知識的增長而增長？真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那麼傳統馬列主義語意中階級意識到底是指什麼呢？我個人認為，馬列所謂的階級意識是指對於無產階級政體的利益的根本認識也是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根源的認識，即「私有制問題」，所以這裡的階級意識應當是指「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內涵，正如一個生活在封建社會的人無法想像資本主義社會一樣，我們這些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是無法擁有社會主義社會意識的。而無產階級革命也像支持資產階級革命確立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一樣，只是也只能去建立公有制，除此之外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其他的任何意義。說完階級意識再說革命性的問題，既然無產階級意識是指消滅私有制，那麼個人的革命性也就是個人對消滅私有制這一運動的犧牲與奉獻程度。但是，這裡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所有人首先都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的，如果說一個人每天為自己的生計而奔波，那麼他是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從事革命工作的，這也說明了無產階級「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存在逆相關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因為整個社會依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如果說為一個人自己多數情況下是為自身基本需求忙碌，首先是要參與到資本主義分工中去的，那麼他在物質上首先就向資本主義屈服了，而物質先於意識。所以我主張「先鋒隊專政」，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先鋒隊這樣一個組織，使有革命傾向的個人，不至於從物質上屈服於資本主義，從而去更好的從事革命工作。因此，無產階級「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存在逆相關但是並不是說經濟地位越高階級覺悟就越高，革命性的高低還是要在革命工作檢驗，即便如此在革命中也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託於個人覺悟上，還是要建立嚴格、嚴密的組織，來保證革命的成功。～因為社會主義是有利於大多數人的，所以只要向人民群眾宣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可以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得到了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勝利了。這種幼稚的民粹主義思想完全沒有意識到，群眾並不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簡單選擇，而是在選擇「以暴力革命謀求建立社會主義」還是「平安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接受剝削，哪怕是忍受貧窮，但是還有些希望改善一下自己個人的生活條件」。在一個無產階級的個體做出以上選擇時，他將面對至少三個問題：1、這個社會主義制度是否可行；2、即便這個社會主義制度是可行的，那麼這場革命能否取得勝利；3、即便這場革命能夠取得勝利，那麼他自己是否願意為這個制度的誕生和革命的勝利，不顧犧牲。因此普通群眾並不能義無反顧的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少數覺悟的馬列主義者才能夠首先投身無產階級革命。他們必須組織起具有高度革命性和紀律性的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組織才能領導這樣艱巨的革命。這個先鋒隊組織必須通過建立革命武裝，不斷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才能不斷擴大自己在無產階級及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力，堅定他們對這場革命的信心，使支持自己的人民群眾逐漸增多。因此可以說暴力革命原則決定了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始終由馬列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領導。～過去有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出身論，現在又有無產階級天然革命出身論，真是一幫好學生，民粹主義者總是不自主的回到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上去，彷彿無產階級個體身上有一種天然的魔法。而事實是每個人，對，我說的就是在座的諸位，都有自發性，就是說多數情況下都考慮自身利益的，因為人天生是要吃飯的，正如我回答的那樣，先鋒隊使傾向革命的個人不在物質上向資本主義屈服，然後再去改變現有的物質條件。可是總有刁民說，無產階級個體會在公有制都尚未確立的情況下擁有社會主義意識，自覺走向社會主義。說真的你們真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打入馬列主義內部的姦細么？～看到若羽大同學的回答那麼多車軲轆話，我就說幾句簡單的，無產階級這個概念本身就抽象的，而社會中的個體都是被各種形式包圍的，所以才會說無產階級意識是被賦予的。再者，一天到晚說什麼歷史實踐，那就來說說歷史吧，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從封建社會中自發生長出來的，而資本家的利益比無產階級利益相對集中，往往單個資本家的利益訴求就能代表整體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但無產階級個體在利益上極為分散，所以在意識上就不容易形成統一的階級意識，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顯著差別。
階級與階級意識---駁江津的梅菲斯特先生
我們可愛的市儈社會主義者---「江津的梅菲斯特」先生最近又有高論，這一次他的新的理論成果叫「無產階級「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存在逆相關」。開宗明義地反對梅菲斯特先生，由於他的整個分析問題的方法是建立在一種形而上學的基礎之上，他的倫理觀點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小市民的功利主義哲學，由此往下說他的很多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更重要的是，在梅菲斯特先生的敘述里，歷史是為價值服務的，所以他摘取了某些歷史片段呈現給我們，而另外一些歷史事件在他的邏輯視野之外。無論從他的分析問題的方法、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意識到理論認識和工人運動歷史來看，他的論述都是片面的。梅菲斯特的經驗主義方法論和功利主義倫理觀梅菲斯特君文章一開始就寫道「首先，參加革命無法從個體利益推出。個體博弈的最優解，實際上是等待別人革命，成功後分享革命果實。如果自己主動參加革命，反而會增加犧牲的風險，落得更悲慘的結局。」[1]作者在這裡大談個體行為選擇，這種立論乍看有理，實際上他是從資本主義制度下那種個人主義者的狹隘經驗出發，孤立地討論所謂的個體博弈最優，梅菲斯特君洋洋自得地談論著功利主義的行為選擇，似乎這就是「標準的工人」考慮問題的情感起點。這種經驗主義的方法從一個個孤立的個人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然而，如果從事物不斷聯繫發展的辯證方法論基礎上去考慮這些問題，梅菲斯特君的觀點就無法解釋整個階級意識的形成與發展過程。馬克思的社會科學的方法同舊的社會科學的方法區別在於，馬克思考察的人從來就是具體的社會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個體。同時，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不承認任何社會制度或及其衍生的意識形態是永恆的存在，比如梅菲斯特君得意的「等待別人革命搭順風車」的「市儈社會主義倫理學」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多數人追求在經濟生活中維護個體利益最大化的一種變種。歷史的本質在於它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歷史是實體，是人類社會實踐的客觀歷史過程；歷史又是主體，是人類自己的能動創造。整個無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出賣勞動力被剝削覺醒並在大工業基礎上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消滅階級的過程。不過，在梅菲斯特的個體博弈學說下，我們看不到一種具體的運動方向。如果按照梅菲斯特君的解釋，每個市儈的工人都是現實社會中的標準人的話，他無法解釋在反抗資本主義的過程里，工人組織工會、合作社、黨乃至工人委員會，所有的實踐都充滿著犧牲的風險，然而，基於群體利益的清醒考慮又使得無數覺悟工人甘願為此付出。梅菲斯特之所以強調市儈意識對工人個體博弈的意識形態影響，無非是想歪曲無產階級在社會變革事業里的主體地位，在梅菲斯特筆下，無產階級似乎有著甘願接受資本統治的「天閹症」，等著我們的社會主義者去包辦替代他們的未來命運。梅菲斯特君在考察工人階級意識的時候並沒有採取一種具體總體的辯證法方法，而是用一種經驗實際的心理學方法去進行踹度，另外出於他的偏見，他把大量的關注點放在了工人階級剛剛進行反抗時候的起步階段，拿「虛假的意識」和奴隸偏見試圖倒置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在後面的分析中，我們將指出，梅菲斯特君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歷史事實是片面的。歷史實踐維度里的無產階級階級意識與先鋒黨的出現考察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就絕不能脫離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來談。所以，在談論階級意識的時候，必須首先建立起歷史實踐的維度。什麼是歷史？如同盧卡奇指出的，「歷史的本質在於它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歷史是實體，是人類社會實踐的客觀歷史過程；歷史又是主體，是人類自己的能動創造。所謂歷史，不過是歷時態的人類社會實踐，其本質是社會的、實踐的。"[2]正因為此，馬克思主義超越了舊唯物主義的自然本體論，用動態方法研究人的社會實踐活動，此之為歷史唯物主義，建立在歷史實踐里的辯證法。什麼是階級意識呢？盧卡奇認為階級意識是被賦予的（Zugerechnetes Klassenbewusstsein），他認為，這是一種「變成為意識的對階級歷史地位的感覺」，[3]或「人們在特定生活狀況中，如果對這種狀況以及從中產生的各種利益能夠聯繫到它們對直接行動以及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4]他還強調指出，這種階級意識「既不是組成階級的單個個人所思想、所感覺的東西的總和，也不是它們的平均值。作為總體的階級在歷史上的重要行動歸根到底就是由這一意識，而不是由個別人的思想所決定的，而且只有把握這種意識才能加以辨認」[5]。可見，在盧卡奇看來，階級意識是一種客觀的可能性，是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的合乎理性的表達；它不是超驗的東西，而是階級的歷史發展和現實實踐的產物。無產階級在這裡是歷史進程中主體和客體的統一體，而不是實證主義的經驗現實里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生計而奮鬥的單個原子化個體工人的集合，梅菲斯特君根本就沒有用辯證法「具體總體」的概念去做考察，任意裁剪歷史事實，他是從結果而非原因；從局部而非整體；從癥狀非事物發展本質；它不是把局部利益和它為之而進行的鬥爭，看作是為最後的鬥爭進行的教育的手段（最後的鬥爭結果取決於心理的意識接近於被賦予的意識的程度），而看作是某些自身有價值的東西，並因此得出階級意識與經濟地位逆相關的結論，在他筆下，消極不覺悟的無產者似乎沒辦法成為社會變革的主體；一句話，它混淆了無產者實際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偏見影響的心理意識狀態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意味著無產階級自身的揚棄，資產階級可以在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以前，就依靠表面的經驗充分展開其階級意識，因為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直接實現，而無產階級則必需超越經驗世界所得到的認知，所以，短期利益和最終目標、個別因素和整體情況的辯證矛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把無產階級的消極心理當作一種永恆的自然規律，是各種機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里的篡權官僚一貫的超歷史分析的必然路徑。好，既然提到了這種辯證矛盾，如何進行克服呢？資產階級佔據了意識形態和組織資源上的各種優勢，無產階級所擁有的優勢在於，他們可以從整體出發分析考量資本主義社會，即「他們只有揚棄自身，通過不斷革命，實現無階級社會」，這就是社會主義意識。這種社會主義意識無法從直接的經驗領域獲取，如同梅菲斯特君在經驗領域所看到的工人群眾消極心理那樣，經驗領域工人只能產生自發的「工聯意識」，而社會主義意識只能從經驗世界以外的認知世界所賦予，為了克服這樣的矛盾，擁有社會主義意識並掌握理論的人必須從組織手段上賦予這種意識以物質力量，這裡就有了列寧主義先鋒黨理論最原初的邏輯意義。作為科學，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發展的最高表現，然而，正如曼德爾所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和體現的階級鬥爭實踐在理論上的提煉，但工人獲取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自動的，「沒有實際上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產生。工人階級在鬥爭中形成的共同的歷史經驗與那個用最有效的方式，並且以集體的歷史的階級意識反映這種經驗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著作有著密切的聯繫。但是堅持認為科學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歷史產物並不是說無產階級所有的或者大部分成員都能輕易的重新產生這些知識。馬克思主義不是階級鬥爭和階級經驗的自動的產物，而是科學的理論產物的結果。只有在參與那個生產的過程中，這種吸收才有可能；這一過程從本質上說是個個人的過程，儘管這隻有通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階級矛盾的發展才有可能。」[6]曼德爾概括性地指出了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核心，被黨吸引的先進工人與一般群眾意識行動的發展變化趨勢[7]：群眾：行動-&>經驗-&>意識革命核心：意識-&>行動-&>經驗先進工人：經驗-&>意識-&>行動 俄國二月革命里，平時毫不過問政治的女工的示威引導起義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如果按照梅菲斯特的理解，根本不可能解釋這樣「一日如十年」的例子。革命階級的黨的建立就是革命核心的意識與先進工人的意識的結合的過程。革命的準備階段的成熟（潛在的革命爆發）是廣大群眾的行動與先進工人的行動的融合。一個革命形勢——即通過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的可能性——只有在先鋒隊的意識和革命部分同廣大群眾的行動結合在一起時才能產生。先鋒黨、工人階級自發性與工人革命高峰史一場真正廣泛的群眾運動是會展示並且永遠是會展示創造性的力量，無比的智慧和首創精神的巨大武庫。列寧主義組織理論理解群眾自發性的局限性，然而正因為其在外部賦予了政治教育以活塞的意義，才使得群運高漲時代的蒸汽能化作社會革命的動力。群眾運動高漲時期，工人階級通過自我行動開始介入社會管理領域的例子比比皆是，這裡面不少工人正是接受先鋒黨階級意識啟蒙的覺悟的戰鬥性工人，而我們的梅菲斯特君只會喋喋不休地強調工人革命者在工人運動起步階段那種朦朦朧朧既要維護本群體切身利益又覺得讀書討論浪費時間的半消極狀態，所以，有必要帶大家領略下歷史上的工人革命時期的圖景，看一下群眾是如何介入社會管理生活的。首先是俄國十月革命，世界大戰背景下，帝俄政權在工人起義下崩潰，其中的先頭部隊是不懂政治的女工，托洛茨基寫道：「二月革命是從下層開始的，無產階級中間受壓迫與受摧殘最深的部分，即女工----紡織女工（其中想必不少人是士兵的妻子）排除了自己的革命組織的阻撓，自發採取了主動行動。日益加劇的排長隊買面白現象成了最終的推動力。當天參加罷工的男女工人達到了9萬人左右。戰鬥的情緒以遊行、集會乃至跟警察搏鬥的形式表現了出來。」[8]沙皇政府試圖鎮壓，隨即迅速垮台，在舊秩序的廢墟上形成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和代表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最初工人群眾選擇了較溫和的改良主義左翼），平行政權模式下，統治階級怠工、關廠、抽逃資金，為即將開始的內戰做準備，然而，他們面臨的對手是自我組織程度極高、富有戰鬥精神的俄國無產階級，正是這個群體構成了十月革命的內在動力。資本家試圖通過歇業迫使工人就範，一些工人開始自發行動起來接管工廠，購買原料、組織生產、定價核算、在市場上尋找銷售渠道，並廣泛在工廠里實施增加工資、落實八小時工作制、保證工人人身尊嚴的改良措施，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1917彼得格勒工人監督運動。約翰.里德說平行政權中的工人代表大會喚醒了工人階級的激情，使他們精神飽滿[9]，而工廠委員會是經濟生活中的基石，他是工人監督運動的物質體現，在這場運動里，無產階級證明了沒有資本家的鐵腕秩序，工人照樣可以把社會管理好，如同十年前一個中國托派所提到的，「正如一位彼得格勒工人代表所說，「資產階級很清楚形勢，所以放話要耐心等待，等到饑荒的鐵手扼住工人脖子，消滅無產階級的勝利果實。但只要我們還沒給掐死，就有機會。假設我們犧牲，這會是公開和沒有遺憾的戰鬥。我們絕不預先放棄戰鬥！」。經曆數月的辯論、分化、背叛與新的結盟後，列寧為首的先鋒黨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並領導了這場驚天動地的階級戰爭——「俄國工人階級的確在消除資本主義，而把重建的國民經濟建築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這不是『狂想』不是『自由意志』的結果，我們根本沒得選。……蘇俄是另一個巴黎公社？抑或會演變為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這取決於國際形勢的發展。但我們別無選擇」 （1918年版《工農業：從工人監督到工人管理》）。」[10]正是由於群眾自發行動的蒸汽動力，列寧起草的正確預計形勢的《四月提綱》才找到了科學理論的物質基礎，俄國革命也正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領導（當然黨不是一貫正確的，是在內部派別鬥爭基礎上完成了黨的武裝）加上群眾的自我覺醒（不是一下子被激怒而上街，而是客觀經濟危機加上先鋒團體的不懈的政治教育促使他們意識到變化）。梅菲斯特君喜歡談論歷史上中國的革命運動，他舉了共產黨在剛剛向群眾宣傳時候 一些工人黨員的不積極狀態，我們也跟他分享下二十年代中國幾場重要的工人鬥爭事件，看看被他認為難以覺醒的工人群眾在歷史事件中的表現。首先是歷時一年零四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工人階級形成了自己的「准政權」----省港罷工委員會，鄧中夏說罷委會擁有極高的權威[11]，除了干預經濟生活，罷委會還管理政治、外交等事務，此外還有財政委員會、食堂、醫院、學校，介入社會公共服務，為工人罷工提供保障，工人的罷工糾察隊對資產階級和工賊進行了極大的威懾。這一系列的行動按照梅菲斯特的經驗邏輯根本無法推演出來。接著是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後的場景，「上海的中國地界已完全落在工人掌握之中，工人糾察隊完全有能力維持治安與秩序。表現新興無產階級政權的景象。暴動的勝利，無疑地已大大提高了共產黨的威望，工人大批地湧進工會，五十萬的工人正在守護著他們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取得的東西，他們因昨天的勝利歡欣鼓舞而意氣軒昂，充滿著信心和希望。只要湖州會館和商務印書館俱樂部的總工會來一道指令，上海的男女工人沒有一個不立即起來響應或行動的，他們完全信任共產黨而受它指揮。」[12]，請問「無產階級「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存在逆相關」對於這類工人群眾「一日如十年」的例子怎麼解釋呢？梅菲斯特君可以再看看近些年的例子，即使共產主義運動經歷了大失敗，即使十月革命的燈塔不復存在，黑暗中，被壓迫無產者的那種初步的階級意識依然迸發著火花。2001年，阿根廷爆發經濟危機，比索貶值，大量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失業率高漲，工會或不作為或喪失作用，面對這一困境，工人階級發起接管工廠運動，在自我組織基礎上成立了多家工人合作社。「2004年，阿根廷共有161個被工人接管的工廠，到2010年這個數目上升為205，目前為300多個。這種增長態勢表明工人接管工廠並非2001年危機的獨特產物。阿根廷法律承認這些被接管的工廠為工人合作社。工人合作社對原工廠的機器設備等財產擁有所有權，可以享受低稅收，並且不必為原工廠遺留的債務負責。」[13]工人合作社對內實施民主管理，保障工人權益，對外接受合約訂單並按照市場價值出售產品。儘管面臨著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的競爭壓力、金融資本在發放信貸時對工人接管運動的限制以及整體社會上佔主導地位的社會改良主義思想的統治，工人階級能行動到這一步已經很難能可貴了，因為阿根廷並不存在像布爾什維克和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那樣的階級先鋒團體，整個工人監督運動是在工人階級政治領導缺席的情況下阿根廷無產階級自發行動的產物。所有這些例子都被梅菲斯特君給忽視了，他的歷史事實是服務於價值的，也就是他的理論，在他的理論里，工人階級不是社會革命的主體，而代替資本主義之後的一個所謂公有制社會，因為工人階級在意識上的不足，似乎要把過去那種尊卑有別的秩序給繼承下來。梅菲斯特倒是給了所謂進步學生和知識分子不少強調，「1、首先，參加政治活動需要空閑時間。而有閑本質上是因為有錢。......3、理解政治理論、理念需要知識和教育訓練。在一個教育和社會分層相綁定的社會，這本身意味著什麼是毋庸置疑的。」[14]他其中特別列舉了歷史上美國托派的例子。好，那麼下一部分，讓我們來談論下共產主義運動里知識分子的作用。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運動在共產主義運動里，知識分子無疑是發揮的重要的作用的，因為如前所述，無產階級的優勢在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性辯證認識，所以，這一武器的化身就是革命的理論。然而，無產階級解放是無產階級自身主體化的過程，認為腦體對立決定了工人在解放進程中的宿命論一般的從屬地位也是不妥當的，它把社會分層當作了一種自然律而不是社會歷史發展中所經歷的過程，由此衍生出來的包辦替代主義思想與否認科學理論的盲目經驗主義和反智主義同樣是錯誤的。1910年，托洛茨基和奧地利左派馬克斯.阿德勒就共產主義運動里知識分子的作用進行了一次爭論，托洛茨基認為「知識分子最廣泛地湧向社會主義的現象——這包括所有歐洲國家，——是在黨存在的初期發生的，當時黨還處於幼年時期。這第一個浪潮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最優秀的理論家和政治家。歐洲的社會民主黨愈發展壯大，它團結在自己周圍的工人群眾愈多，從知識分子中湧來大批新人的勢頭就愈來愈減弱，——這不僅是相對的，而且是絕對的。」[15]在當時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一個工人個體參加社會主義運動，與自己的階級群體聯繫在一起，使他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和自信，然而，知識分子的情況相反，大多數知識分子出身資產階級或貴族家庭，少數是那些富裕的小資產階級子弟，他們參加運動意味著斬斷跟自己階級的臍帶。「知識分子的最重要的和最有影響的部分是靠工業利潤、地租或國家預算生活的，他們處於直接或間接地依從於各個資本主義的階級或資本主義國家的地位」[16]，當時的知識分子主要是指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在兩次世界大戰前的歐美，一般無產階級家庭很難負擔子弟進行大學深造的費用，所以托洛茨基判斷這個社會集團在物質上對統治階級的依賴。然而，托洛茨基還觀察到了學生作為知識分子群體中間更獨特的一部分的特點，這個群體「不履行任何社會職能，沒有感覺到自己對資本或對國家的直接依從，不受任何義務的束縛，並且——至少在客觀上，如果說不是主觀上的話——在認識善與惡方面是不受約束的。在這個時期，他們身上的一切還都是變化不定的，他們的階級偏見像他們的思想興趣一樣，也是未定形的，良心的問題特別尖銳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的思想第一次面臨重大的科學概括，對他們來說，超越常規的東西幾乎成為一種生理的需要，——如果說集體主義一般說來能掌握他們的意識的話，那麼這種情況正好發生在這個時候，而且正是由於它的論證具有體面的科學性質和它的目的具有無所不包的文化內容，而不是像「刀和叉」那樣的實際問題。」[17]因此，學生成了知識分子中最容易被無產階級政黨吸引的群體，在這裡起作用的不是他們的階級出身，而是因為學生是社會思想的晴雨表，在工人群眾起來反抗的時候，他們被剝削階級在歷史進程里所體現出來的意志所感染，因而與群眾一起反抗自己的父輩。然而，托洛茨基不無悲觀地指出，當學生真正走入社會的時候，黨就很難爭取他們，轉向社會主義不是一種抽象思辨的行為，而是一種政治行動，在這裡社會意志是佔主導地位的。工人階級運動不能展現出強大的力量，就很難造成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以吸引知識分子與自己依附的階級決裂；同時，在群眾運動高潮來臨的時候，黨的知識分子或葛蘭西所謂的「無產階級有機知識分子」也有可能因為階級社會主義強調分工、效率造成的「上下有序」的官僚化偏見，同有組織工人自發行動起來介入社會管理的嘗試產生衝突，前者覺得後者笨拙，因而敵視後者對自己之前在階級社會下難以涉及領域的試錯。這就是一種令人唏噓的二律背反，不過，當時托洛茨基提到了後一種知識分子個人主義偏見同工人群眾集體主義精神衝突的可能性，但並未深入展開。到了1932年，托洛茨基在他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流亡國外的時候，對丹麥左派學生團體發表講話，在談話中，他指出學生和知識分子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催化劑，但他們來到工人運動中要以學徒的資格，虛心向工人學習，學習未經篡改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也必須以高標準嚴要求對待這些學生和知識分子，錘鍊出真正的階級戰士，以使他們的知識立場為無產階級解放所用。[18]列寧在這個問題上跟托洛茨基略有不同，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腦體分工的現實，所以他認為應用唯物主義分析和估計所有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生活和活動的一切方面的知識，也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意識，只能由知識分子從外邊帶入給無產階級。這也是他在《怎麼辦》里對革命理論和革命知識分子作用的強調。然而，無產階級的有機知識分子要發揮核心的作用，必須真正理解階級現實，且要在社會運動中發揮先鋒官的作用，以求能傳播這種批判精神。而且，對於處於黨和群眾之間的覺悟工人，如巴布希金和施略普里尼柯夫，列寧是無比珍視的，他認為那種通過鬥爭經驗學習的戰鬥性工人一旦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完全有資格在黨裡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知識分子理論上的優勢並不足以支撐其優越感，教育者本身一定是受教育的，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語境里的作用不是毛主義語境下的「先當群眾的學生，再當群眾的先生」，而是真正精神上融入無產階級群體且願意為階級解放事業奉獻自己，然而歸根到底，無產階級解放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事情。1917年俄國大革命中，列寧更是寫了多篇文章指出群眾階級意識「一日如十年」的變化，認為黨的政策與路線必須適應群眾的覺醒，他號召將工人監督運動里的一些成果在法令層面加以承認，他的小冊子《國家與革命》深刻揭示了，在一個經濟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過渡社會裡，無產階級完全可以走出之前被外在環境施加的愚昧狀態。「讓廚娘也能學會管理國家」，這是階級意識發展的歷史辯證法，也是工人革命的努力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大學教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無產階級子弟進入大學；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使得大量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成為被僱用的工人。今天，再強調把「知識分子」是「非無產階級」的刻板印象看上去有點不合時宜了。然而，工作場所的異化感只是幫助形成階級意識的一個方面，生產過程里對集體認同的培養、集體維權的經驗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中國和其他地方，高技術工人以及類似於金融等高利潤行業那些貴族化的工人，依然是無產階級較難組織的群體，儘管工人革命必須把無產階級中間廣泛的階層動員起來。腦力無產者進入革命團體雖然像體力勞動者一樣是以個體的形式出現，然而他們的途徑是通過書本與理論敘事，而非實際鬥爭經驗。儘管階級出身和社會功能與從前略有不同，但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的知識分子在革命團體里扮演的作用並沒有過時。結語在我們討論無產階級意識發展的時候，如果離開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放棄了具體總體的辯證法，就無法全面地看待問題，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從局部出發討論問題的，這樣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最早曾在自然科學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然而，它不能在社會科學領域生搬硬套。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闡述無產階級意識發展的經典著作毫無疑問當屬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編年史作品當屬託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這樣偉大的社會實驗歷史上就此一次，傳記體的話可以參考俄國布爾什維克工人巴布希金的回憶錄還有趙英來撰寫、劉建洲老師翻譯的《全泰壹評傳》，供大家參考。[1] 江津的梅菲斯特，《無產階級「階級覺悟」與經濟地位存在逆相關》http://www.zhihu.com/question/40319965/answer/86208598[2]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譯本，杜章智、任立、燕宏遠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版，第6頁。[3]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譯本，杜章智、任立、燕宏遠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159頁。[4]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譯本，杜章智、任立、燕宏遠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162頁。[5]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譯本，杜章智、任立、燕宏遠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126-127頁。[6]曼德爾，《列寧主義組織理論》，兆立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IA-chinese-mandel-1970.htm[7]同注[6]
[8]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丁篤本譯，2014年商務印書館版，第一卷，第116頁。[9]約翰.里德，《俄國工人監督的起源》，晨星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john-reed/mia-chinese-reed-19191123.htm[10]李星編譯，《一九一七，彼得格勒工程委員會運動綜述——工人監督與無產階級政權》，網路資料，《李星國際左翼報告文集》。
[11]鄧中夏，《罷工工人的組織》，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19250530/grzl-022-192507-01.htm[12]陳碧蘭《我的回憶》（又名《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第十四章《北伐與上海工人的武裝起義》，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第248頁。[13]林少貓，《關注合作社，阿根廷「工人接管工廠運動"》，破土網，http://groundbreaking.cn/shehui/guoji/1504.html[14]同注[1]。[15]托洛茨基，《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0.htm[16]同注[15]。[17]同注[15]。[18]托洛茨基，《論學生與知識分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211.htm當然利大於弊革命嘛 當然是大範圍的暴動 沒有階級分析這把利劍 很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任何理論後面加上了「決定」二字都是扯淡
廣義的革命包括技術革新，狹義的革命是暴力革命，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沒有階級決定論，就不會有社會革命了，只有政治革命，或曰改朝換代，暴力循環，從而無法實現真正的進步。所以，階級決定論讓革命真正成為革命。
屁股決定觀點和階級決定論是一樣的，只是表述不同罷了
可是，要分，怎麼分呢？
尤其是對於中國的革命來說：鄉村社會的多樣性高於都市。並且tg針對農民的論述也是有模糊的——更何況當代社會動亂，小土地資本家很容易破產。
孫犁的美化革命的小說《鞦韆》就寫了階級決定論在現實運用中，出現的差錯。很諷刺的是現代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都沒有經歷過所謂的階級革命！
他們的革命更多的都是憲法革命！他們是為了有一部人民自己的憲法而革命。
進行階級革命的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非法化過，例如中國的打地主，文革，俄羅斯，越南，朝鮮都是這樣，即政治任務比法律更重要。
法律不能保護你權利的時候，不要期待一個強權政府能保護你，他只會對你說：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
革命意識從來不是階級決定論強化的，否則今天中國的窮人應該都去搶富人！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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