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進步的方式,是改良好,還是革命好?

如題


社會進步必須革命。改良是天真的烏托邦。這一點其實在楊小凱先生與林毅夫先生的十年之爭中已經明確給出了答案。關於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十年爭論現在基本上答案已經很明顯。套用馬克思他老人家的話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但是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被生產關係制約,和經濟基礎決定好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過來作用於經濟基礎。道理是相通的,其實按馬克思的理論,沒有脫離了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也就沒有脫離了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沒有一種制度是脫離當時的經濟條件而出現的,只是制度的發展具有滯後性,所以馬克思的理論中最後不是和平改革,取而代之的是暴力革命。時代的進步是流血革命的,當快速發展的生產力創造出一些板結的權貴階級之後,不可避免的剝削就出現了,此時的生產關係既得利益者是不會主動去改革生產關係的,因為觸動到自己的利益,自然而然的當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一定會量變帶來質變發生階級革命推動新的生產關係到來,打破束縛生產力的桎梏,產生社會進步。

所以按照林的觀點中政治制度的內生性,制度的變革應審時度勢,選擇合適時機進行,不能在經濟發展狀況不成熟的時候預先進行制度的變革。具體到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在科技和經濟方面存在巨大的落差(後發優勢),首先應該利用這種落差迅速發展經濟,等到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根據情況進行政治制度的變革,以適應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這其中最大的錯誤在於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不會有一個合適的時期進行政治變革,留給社會進步的唯一出路就是代價更大的流血革命。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事實上,前三十年的情況非常清楚,是生產關係嚴重製約和嚴重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已經極清楚的說明了這一事實,但是有學者的意見是應當將所謂「改革開放」的改革主攻方向放在:全面調整生產關係,以吳敬鏈先生為主的強調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遺憾的是一直未被採納。楊小凱的「後發劣勢」實乃切膚之見,學者認為三十多年前如從法治入手,始終直指改革官僚體制,何來今日之困?

其實這點更深一層來看也是辯證的,當生產力還未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改革生產關係就不會顯得那麼迫切,所以生產關係束縛生產力是一定到後期二者發展速度不一致帶來的,物質文化的水平快過精神世界的發展也是一個道理。當時80年代初的時候剛經歷過政治運動,百廢俱興,沒有自由民主土壤的貧窮國家連飯都吃不飽,此時發展生產力才是正道,然而現在產生的矛盾也是必然的,而且無法通過林毅夫的溫和改良解決,一定只能通過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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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閱讀:

楊小凱與林毅夫二者的理論:

林毅夫認為,像中國這樣制度的國家在發展上其實可以發揮諸如勞動力價格低類似的後發優勢;而楊小凱則認為,社會制度的痼疾會讓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走向反面。

林毅夫的厲害在於的確解釋了部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因素,而楊小凱更像一個哲人一樣預測到了我們現在的窘境。兩個人並沒有本質上的衝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過來影響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的觀點,林毅夫顯然強調的是上半句,楊小凱顯然強調的是下半句,其實楊小凱強調的是經濟基礎雖然決定了上層建築,但是上層建築反過來制約了經濟的繼續發展。而且這種制約是由於經濟的發展優先於上層建築的進步導致。


人類歷史上大多數的革命都有個共同前提,即改良(改革/革新)的失敗。


當然是改良好,這個不需要討論吧。


常常所謂的革命即使成功也並不長久,或徒有其表,改良才是促使社會前行的實用主義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社會是變的,即發展。

由於制度要適應社會的發展,故而出現了所謂改良。

社會的變化是因,制度的改良是果。

因此,制度的改良必然落後於社會的發展。

理論上來講,只要改良不要過於落後於社會的發展,社會就能穩定的發展。

一旦這種改良過於落後於發展,就會出現矛盾激化,就需要提高改良的速度,就需要另一種手段了,即革命。

現實中,不僅僅是制度的改良程度會落後於社會發展程度,其改良速度也是遠遠低於社會發展速度的。

因此,從來沒有穩坐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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