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者擴大到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問題？

另外：我反對神棍式的胡說八道。請不要把你們所相信的，被篡改過無數個版本的傳說等同於事實。

【參考一】譯言精選-約旦河西岸：定居者的理想家園？

在許多人的想像中，猶太定居者應該是長著大鬍子，掛著M16步槍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居住在山頂上的拖車裡，光著腳的女人和孩子在車廂里進進出出。有時現實確實是這樣，但也並非總是如此。

2010年，有269位猶太人從美國移居到了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有許多定居點在市場上以「卧室社區」的名義向在美國的白領階層和專業人士推銷。這種移民被稱為「做阿利亞」，這是從希伯來語翻譯過來的，意思為「向上遷移」。以色列不在乎這樣做違反了日內瓦的有關條約，作為佔領該地的強權以色列在西岸大張旗鼓地安置平民。據奧斯陸協議，這個地區有五分之一屬巴勒斯坦當局管轄。

為了鼓勵猶太人到約旦河西岸非法定居，以色列政府資助定居者購房，還提供土地出讓金的折扣優惠。除此之外所有以色列新公民還能獲得免費醫療和減免90%物業稅的優惠待遇。要進一步深造的人可以免除學費，對於一個五口之家政府還給予14000美元的安居補貼。定居者購房的第一筆分期付款可以在到達特拉維夫本.古里安國際機場時用現金支付。

有移居打算的人可以在由政府資助的各種名目繁多的房產推銷活動中購買房產，如最近在紐約舉辦的以色列房地產展覽會，或者我本人幾年前參加過的在時代廣場萬豪酒店舉辦的「阿利亞展覽會」。布魯克林不動產公司的蘇穆爾.阿隆把鬍子修剪得很整齊，他頭戴一頂針織的猶太人小帽坐在一面膠合板牆前，牆上貼著哈爾霍馬城新房子的漂亮照片。這個地方被稱為是以色列的城鎮，但事實上是在伯利恆附近巴勒斯坦領土上的一個定居點。簡而言之，以色列政府蠶食了約旦河西岸的土地，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建起了非法的定居點，並把這些地方說成是以色列領土，然後邀請猶太人移居過來。展棚里有各種向買家提供的信息如房屋平面圖等，還有政府對阿利亞移居資助的情況介紹。在看了展覽後我看到一碗幸運餅乾，我撿到的幸運餅乾寫道，「以色列是為硬漢準備的地方。」

以色列鼓勵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移居到聖地的任何地方，巴勒斯坦人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在1948年的戰爭中以色列宣布建國，猶太復國主義者從現在已經成為以色列領土的土地上強制遷離了70萬巴勒斯坦人。對於以色列人這是一場爭取獨立的戰爭，而對巴拉斯坦人這場戰爭卻是一場災難。直到今天以色列政府阻止那些被遷離的巴勒斯坦人和他們的後代回到他們的家鄉來。

1949年在戰後停戰協議中劃定的邊界是國際社會承認的以色列邊界，這就是聲名狼藉的綠線，綠線把約旦河西岸與以色列領土區分開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建立定居點開始於1967年，當時在六日戰爭中以色列佔領了西岸。從一開始定居點工程的目標就是建立一種「土地上的既成事實」，以達到擦掉綠線的目的。現在在西岸已經居住著50萬定居者，他們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偶爾有以色列定居者傷亡的情況發生，如在2011年5月有人潛入以色列定居點伊塔馬爾用刀對一個家庭的全部成員發起攻擊，結果有三個孩子在這一事件中喪身。

1967年是以色列在西岸建立定居點的開始之年。到了1980年政府推出了一個方案，通過向以色列人推銷大城市「郊區」的房產來加快定居點建設，如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等。政府對於財政補助的慷慨允諾從以色列本土和世界各地吸引了大批喜愛居住在郊區的人群。人們越過綠線進入到西岸並非完全是為了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覺得這是一筆划算的買賣。以色列政府奪取了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土地修建了只有定居者才能使用的公路，把定居點與在綠線另外一邊的以色列城市連接起來。

「政府資助的郊區理念真正改變了西岸的人口統計數字，」《以色列佔領》一書的作者奈維·戈登告訴我。在過去的30年里，在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人數增加了1600%。這種觀念認為有越多的以色列人越過綠線，以色列對西岸的佔領就越穩固。在奪取領土和控制權的遊戲中，定居者被當作了一種工具。

舉例來說，2012年11月30日，在聯合國投票決定把巴拉斯坦在聯合國的地位從「觀察員國」提升到「非成員國」的一天之後，以色列政府宣布將在西岸新建3000套定居點房屋。假如在過去的四十年里他們在奪取土地的過程中還沒有明確表態，那麼這次以色列政府確定無疑地表明他們不想把西岸太多的土地留給巴勒斯坦國。

不久以前，攝影師吉莉安·勞布訪問了哈許莫乃姆定居點，這個定居點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向有40分鐘車程的地方。哈許莫乃姆的居民們享有修剪平整的草地，一流的學校和俯瞰四周群山的全景式景觀。在進口處過了崗亭的地方甚至還有一個棒球場。

在哈許莫乃姆的2600名定居者中，差不多有一半來自紐約地區。這裡到本·古里安國際機場只有22分鐘的車程。事實上有許多居民還保留著他們在美國的那份白領工作，他們遠距離工作，在有必要的時候回紐約去一趟。未來的定居者們收到一份介紹情況的問答，有一個問題問道「這個地區越過綠線了嗎？」回答是，「從地理和稅收方面來說，是的。但從安全和政治方面來說，沒有。」換句話說就是：是的，這個定居點從技術上來說是違法國際法的，但因為它有武裝人員全天候的守衛，有以色列政府對於定居點的支持，所以哈許莫乃姆不會給人違法的感覺。

哈許莫乃姆的定居者在宗教上是猶太復國主義者，這意味著他們把他們屋子下面的土地看作是上帝的饋贈。這樣一種領土主張遭到了鄰近巴勒斯坦村莊尼林的激烈反對，這個村莊是兩塊用帶刺鐵絲網隔開的飛地。

但事情也並非一直是這樣的。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打敗了埃及、敘利亞和約旦之後開始佔領加沙地帶、格蘭高地和西岸，尼林也包括在其中。到了1985年以色列侵佔了尼林234英畝土地以建造哈許莫乃姆定居點。然後到了2002年，以色列開始建造隔離牆——這是一堵長達273英里的牆，而且長度還在增加中。今天穿過尼林的隔離牆是一道圍籬，把巴勒斯坦人與哈許莫乃姆定居點隔離開來（在其它地方的隔離牆中有高達25英尺的混凝土牆）。除了提供安全保障外，隔離牆實際上是以色列奪取土地的另外一種策略：隔離牆的走向深入到巴勒斯坦領土上，把尼林村居民的農田連同定居點一起劃入到以色列一邊來。這樣尼林村的居民與自己的土地隔離了開來，他們實際居住在巴勒斯坦那一邊。以色列控制著被圍籬圍起來的地方，並且利用隔離牆的建造來奪取更多的土地。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策略：今天在哈許莫乃姆定居點有89%的土地曾經屬於尼林村。假如一切按計划進行，當以色列完成隔離牆的建造後，尼林村將失去另外625英畝的土地（占尼林村剩餘土地的20%）。這種受隔離牆影響的情況在許多巴勒斯坦村莊都有發生，以色列因此并吞了西岸全部土地的10%。

像在許多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一樣，尼林村居民在每個星期五都要舉行示威活動抗議建造隔離牆和定居點。以色列定居者是受到以色列民法管轄的公民，而巴勒斯坦抗議者由於在被佔領區而受到軍法的管轄。根據許多人權組織如B』tselem、大赦國際和保護兒童國際的報告，巴拉斯坦人——包括孩子——常常在夜間被包圍起來，他們被詢問而無法得到律師的幫助，他們被毆打甚至毒刑拷打。以色列人強迫巴勒斯坦兒童為他們提供抗議活動組織者和參加者的情報。（在尼林村上方的比林村，有一位巴勒斯坦教師兼抗議活動領導人阿卜杜拉·阿布·拉瑪最近被指控「煽動和組織非法示威活動」而被判刑16個月）從2005年至今，以色列國防軍已經槍殺了5名尼林村的示威者，而至少有23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12名兒童——在抗議建造隔離牆的示威活動中喪身。

在一個下雨的星期五我探訪了尼林村，和穆罕穆德·阿米拉一起在村子周圍種有橄欖樹的農田裡行走。阿米拉是比爾澤特大學的畢業生，他經常參加村裡每周一次的抗議活動。我們在從村子到以色列定居點哈許莫乃姆半路上的一堵低矮的石牆前停下腳步。穆罕默德指著隔離牆那一邊哈許莫乃姆定居點的紅色屋頂：「那些拐角上的屋子是建在我的土地上的，」他語氣平平地說。像這樣的房產被當作「平房」或「別墅」售賣給定居者，價格在100萬美元以上。

不難看出定居點的增加已經成為本地區局勢緊張的原因之一。「假如有人跑到你家裡來佔據了你的兩個樓面，而把你趕到了地下室里，你的感覺會怎樣？」比爾澤特大學教授馬辛·庫姆希亞說，他是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積极參与反對格西·艾其昂定居點的活動。這個時髦新潮的定居點在哈許莫乃姆東南方向大約有一小時車程的地方，里住滿了美國人。

2009年11月，一份支持定居點的報紙「阿魯茲·西瓦」做的民調給出了回答——問卷要求被調查者想出解決以巴衝突的理想方法，有超過一半的人回答：「讓巴勒斯坦人搬到其它阿拉伯國家去。」

艾莉森·萊文和巴魯克·斯派塞在2008年11月的大選中都投了奧巴馬的票。次年8月他們帶著自己的三個孩子從新澤西州的高地公園搬到了西岸定居點米茲皮·亞利柯。他們三個孩子中的兩個是通過新澤西州領養機構領養的。「我們原本不是一家人，」艾莉森解釋說，她以前曾做過環境保護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和學校教師。米茲皮·亞利柯定居點的居民當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這對艾莉森和巴魯克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們希望能居住在一個地方，在那裡孩子看上去就像是我的孩子，家庭看上去就像是我的家庭，」艾莉森說。

軟體工程師巴魯克對於搬遷到定居點有很實際的理由：這裡的價格比較便宜，而且比較容易找到合適的郊區環境——「有鄉村環境卻不是在鄉下」。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艾莉森是一位「共好」（某種活動的積极參与者），她堅持他們的家只搬到西岸，而不是以色列本土的任何地方。他們兩人都是宗教意義上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但艾莉森更願意如她所說的「表明立場」。「我妻子有著自由的精神，」巴魯克說，他對於艾莉森住在拖車裡的想法付之一笑，「她有著開拓這片土地的浪漫想法。」去年六月是六日戰爭45周年的紀念日，「他們輸了，我們贏了，我們得到了土地。」艾莉森說，她那帶有新澤西州中部口音的語調上揚了。

喬和艾薇瓦·奧芬巴切的親戚一個接一個移居到了以色列，直到他們成了家庭中唯一留在新澤西州提內克這個現代東正教城鎮里的人。他們面對的選擇是要麼搬遷到喬父母留下的在曼哈頓上西區空著的公寓里去，或者就如喬所說的「搬到更加東面的地方去」。2004年他們出售了在16街的信息服務公司，搬到了喬姐姐的家庭居住的哈許莫乃姆。喬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創業幫助，他開始在這塊希望之地做起了進口和銷售思樂冰冷飲設備的生意，在這裡由於品牌原因思樂冰飲料改變為「弗利茲」品牌出售。喬現在與當地警察一起參加在定居點的巡邏。「很可怕，」艾薇瓦說起在隔離牆那一邊尼林村每周舉行的抗議遊行，「我看見巴勒斯坦旗幟在我的後院里揮舞。」

當艾薇瓦和艾薩克·納格爾在八年前生下他們第一個女兒時，他們給她起了阿利亞的名字。這是他們兩人之間開的小小玩笑，他們總是希望去「做阿利亞」，即移民到以色列去，他們給女兒起了這個名字可以經常提醒自己。作為信奉猶太復國主義現代東正教的猶太人在以色列生活將充滿機會，如艾薩克所說，這是「一個民族把上帝帶到大地上來的特殊使命。」2010年8月他們離開了在新澤西州西奧林傑的家，搬遷到了西岸定居點阿里爾。據在特拉維夫的非政府組織「現在和平」的統計，這個居住著18000人的城鎮有31%的面積是巴勒斯坦人的私有土地。艾薇瓦和艾薩克把阿里爾與在以色列本土的其它城鎮相比，覺得這裡有以色列政府用於鼓勵定居者的財政資助，這樣他們可以買得起一幢帶大院子的房屋。

艾薩克是一名心理醫生，他通過視頻會議與病人見面。他每天下午6時到凌晨2時（美國中部時間上午9點至下午5點）與在密爾沃基的一個辦公室進行遠程通訊，他本人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城市。孩子們白天去上學了，艾薇瓦和艾薩克在咖啡館或阿里爾的鄉村俱樂部里度過白天的時光，這個俱樂部是美國猶太人捐贈的。

艾薇瓦是為了財務原因在西岸定居的，但是她支持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假如山頂上住滿了阿拉伯人，那就沒有猶太人的地方了。」艾薇瓦說。

【參考二】想到瑪利亞事件 —— Maria Hertogh riots

2009年7月8日，一位叫Maria Hertogh的女士去世了，享年72歲。她死的時候，烏魯木齊的種族衝突正吸引全世界的眼球。但是很少有人記得幾十年前，當瑪利亞還是個十三歲的小女孩的時候，因為她的原因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種族衝突。在中國大陸，幾乎沒人知道瑪利亞事件，即使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年輕一代里，也很少有人知道她。

瑪利亞的父親來自荷蘭，她母親則是一位會說馬來語的印荷混血女子，父母都是天主教教徒。二戰期間，父母在新加坡先後被日本人抓捕，成為戰俘。母親被捕前，瑪利亞被委託給一個叫安米娜（Aminah binte Mohammad）的馬來族婦女撫養。

1950年，瑪利亞的父母到新加坡找到女兒，要奪回孩子的撫養權。生母Adeline Hertogh說自己當時是委託孩子給安米娜看管一段時間，但是養母安米娜說實際上已經把孩子過繼給她了，她決不放棄孩子的監護權。瑪利亞本人對養母感情很深，聲明不願離開養母安米娜。

這本來只是二個家庭爭奪一個孩子的撫養權，卻因為一些很敏感的問題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在馬來家庭長大的瑪利亞從小受到穆斯林的教育，已經加入了伊斯蘭教，教名Nadra binte Ma"arof。要是她的撫養權被生母奪取，作為未成年人，父母有權決定孩子的宗教信仰，她很可能會成為天主教的基督徒。所以全新加坡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都關注這個案子。

1950年的8月1日，安米娜上訴成功，瑪利亞和安米娜很開心，4天以後，安米娜安排了一場婚禮，把瑪利亞許配給一個22歲的穆斯林教師，期望靠婚姻留住瑪利亞。由於安米娜未滿十六歲，有人指出：她作為一個未成年的荷蘭裔，這次婚姻是無效的。也有穆斯林領袖給報社寫信指出，雖然瑪利亞的結婚不違背穆斯林教義，但是即使一些穆斯林國家，比如埃及，也規定法定婚齡為16歲以上。

法庭後來的審理越來越對安米娜不利。12月2日，法庭判決生母獲得監護權，在等待回國的期間，安排瑪利亞住在一家修道院-——Roman Catholic Convent of the Good Shepherd，期間有三張12月7日照片登在報紙上，引起軒然大波。

英文報紙出現她怎樣被換掉沙籠改著西服的報道，用了「回教撫養不敵血緣關係」之類的敏感字句，標題甚至出現了「跪在聖母瑪麗亞面前」之類很能刺激穆斯林神經的文字。馬來報章則討好穆斯林大眾，把官司說成是一場「靈魂」的爭奪戰。

於是，一場兩個母親爭奪女兒的官司，演變成基督徒和穆斯林維護他們的宗教信仰的戰爭。1950年12月11日，安米娜的上訴被駁回，據說法庭僅用了5分鐘就駁回了她的上訴。這時候最高法庭外面已經聚集了不計其數的馬來人和印度族的穆斯林。他們在法庭外開始鬧事，一連三天，只要看到歐洲人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圍上去打，甚至一些歐亞混血的或雖然是亞洲人但僅僅是相貌上有點歐化的也挨打。參與暴亂的除了馬來人和印族穆斯林，也有少數華人暴徒。當時的新加坡警察里有很多馬來人，有些馬來族警察同情穆斯林，採取了不作為的態度，導致暴亂升級。最後英國殖民政府從馬來西亞各地調集內安部隊，在新加坡實行戒嚴，才控制了局面。

瑪利亞事件導致18人喪生，其中7名歐洲人，2名警察，9名是平息暴亂時被軍警開槍打死的暴徒。173人受傷，燒砸車119輛，燒大樓至少2幢。

瑪利亞監護權官司導致暴亂的過程中，沒有什麼「疆獨」或「東土」之類的分裂組織參與，沒有人造謠「韶關強姦」之類的故事，沒有「海外反華勢力」秘密策劃，沒證據表明有「一小撮幕後黑手」，新聞報道基本上事實清楚，沒有偽造事實的成分，法庭審理沒有黑箱操作或黨委干涉，整個過程我們也看不到「有組織有預謀」的跡象。

但是，這件本來很純粹的民事小官司被大眾的非理性思維上綱上線為宗教問題和種族問題，新聞媒體為了搶奪眼球嘩眾取寵，人群的正義感和神聖感越來越強烈，血越來越熱。到後來，連一些完全無關的國外團體也紛紛表態，巴基斯坦、印尼、甚至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些伊斯蘭組織聲援瑪利亞和安米娜並提供經濟援助，國內外很多穆斯林宣誓要保護瑪利亞，他們譴責法庭審判是對穆斯林的歧視，一些組織認為站在瑪利亞親生母親後面的荷蘭政府是「悍然挑戰穆斯林世界」。

於是，本來應該只涉及二個家庭的瑪利亞官司，演變成一場種族和宗教的大衝突。

這事讓我想到最近幾年一些跟中國人有關的事件。一個叫趙燕的中國人旅遊美國被打，國內網上一片叫囂說美國人歧視中國人，一定要討回公道。趙燕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說:「我身後站著十三億中國人民！」後來因為人肉搜索出趙燕有高幹背景，這次旅遊又是公費的，於是網上又多了一片謾罵，說這人丟盡了十三億中國人的臉，挨打活該。

另一件事發生在四年以前的這個時候，一群到馬來西亞雲頂旅遊的中國人，因為服務員在他們住宿證上畫一個卡通豬頭代表已經用餐，認為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六百人聚集起來齊聲高唱中國國歌，集體示威，表示中國人決不可辱。其實畫個豬頭僅僅表示這些遊客是吃豬肉的，有別於那些不吃豬肉的穆斯林而已，跟侮辱華人毫無關係，甚至雲頂集團的老闆也是個華人，高層管理人員基本上也都是華人。但是，一些特敏感的中國人能夠把這個豬頭記號上升到國家尊嚴或民族尊嚴的地步。

瑪利亞事件中，主角是馬來人和印族穆斯林，還涉及一些歐洲洋人，大多數華人似乎是旁觀者。但是該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非理性思維，跟趙燕事件、雲頂豬頭事件中那些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非理性如出一轍。

或許人類的「同類」思維或集體主義思維來源於遠古時代的進化歷程，是「綠鬍鬚效應」之類的東西導致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要上綱上線到民族、宗教、國家之類的宏大問題，把一些本該法律解決的小問題變成宗教衝突、民族衝突、國家衝突。如果用幾萬年前進化出來的心理本能去解決今日的問題，總會有很多不適合的地方。

什麼時候趙燕之類的人在美國挨打了，想到的第一句話是「我背後站著美國的法律」而不是「十三億人民」，什麼時候雲頂600名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的中國人只是找經理說一聲：「我們不喜歡這樣，希望改掉這種記號辦法。」那樣的人民才會讓人更有信心。

至少現在，我感到人民大眾還是一種讓人害怕的力量，尤其是特愛國、特有信仰、特有集體主義歸屬感、特有神聖感和正義感的人群，比那些一團散沙的個人主義者要危險得多。

這個問題，讀讀歷史，再問問法國人和英國人就知道了。

這一輪的巴以衝突，對於以方的態度主要分為兩種觀點：

一，今年上半年，巴勒斯坦內部兩大派別法塔赫和哈馬斯宣布雙方達成和解，將組建聯合政府。以色列政府擔心，巴內部的統一將會削弱以色列在巴以對峙中的絕對優勢，因此，一直尋找機會通過對哈馬斯的打擊破壞巴內部和解。三個以色列青年被害事件的發生，正好給了以色列一個採取軍事行動的借口。

二，以色列不堪哈馬斯持續的火箭炮騷擾（據說巴方炮火的射程及危害力日益增長），並且迫於國內壓力，對加沙地帶開始了新一輪的軍事打擊，希望藉此打擊哈馬斯囂張的氣焰。

至於同意哪個觀點？我不知道也不重要，就像加沙控制者——哈馬斯，也可能是希望通過故意打擊以色列（甚至故意犧牲）來獲取近期舉行的國內選舉中，更多選民的同情繼而支持。

所以，衝突甚至戰爭也是一種轉移國內矛盾、爭取國內民眾支持的手段。

很同情加沙地帶的居民，失去了親人、失去了光陰，不論戰爭輸贏，贏家永遠都不會是他們。

假如黃帝部落和蚩尤部落勢均力敵，也許今天前者的坦克還在被後者的孩子投石塊。但是前者碾壓性的優勢早已「解決」了這個矛盾。

假如蒙古部和塔塔爾部勢均力敵，略。

假如蒙古帝國和花刺子模帝國勢均力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