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分子人類學研究人員對血統進行研究，是否有損民族認同，是否缺乏責任感？
民族主義是現代國家的基石。即使是科學性的研究，也要考慮到現實啊。說人類都起源自非洲，最搞得民族自信喪失，天下大亂就開心了？
題主真的對此有了解嗎……
在國內，提到「分子人類學」，一般說的就是復旦大學那個團隊。我也找該團隊的嚴實老兄抽過一管血。
事實是，分子人類學的結果並不會破壞民族認同。正相反，這些結果很容易就能被血統論者解讀出他們想要的東西。即使是較為激進的皇漢，在看到這些結果後也感覺說話更有底氣了。
（雖然這個團隊的人肯定不希望自家結論被這樣用……）
篡改人類學研究結果來強化所謂民族主義認同的政權是什麼樣的呢？
我舉個例子：納粹德國。
納粹為了強化德國的民族主義認同，搞出了所謂的日耳曼血統優越論，並招募了大批人類學家、醫學家來為其服務，推出了一系列證明日耳曼人最優秀的「研究成果」。
而根據這些「科學的研究成果」，納粹將其他的民族貶低為劣等的民族，並主張消滅一切劣等的民族，將日耳曼人移民到被佔領國的土地上，禁止不同種族的人通婚，保持日耳曼人的純潔，對佔領區的人民進行節育手術等等。而這些所做所為，在納粹官員的宣傳中都是有所謂的「科學依據」的。
甚至為了強化這種扭曲的人類學研究成果以作為納粹種族主義的理論依據，納粹還開展了大量的人體實驗，甚至妄圖「人造優良人種」。
以納粹科學家約瑟夫·門格勒的理論為例：「人和狗一樣，都有譜系，有人在實驗室里培養出了良種犬，我也能在裡面培養出優良人種來。」
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低於一米五的孩子被殺，無辜孩子的眼球被注入顏料，在活人身上注射病毒以排除「免疫力低下者」，活人被丟入壓力艙以測試人類受壓極限，在無麻醉狀態下切除人體器官，對雙胞胎實施一系列對照組實驗……
這正是以民族主義宣傳為導向的人類學研究所結出的惡果。
這種為了政權宣傳而扭曲人類學研究的方式真的是題主你想要的嗎？這種研究真的是題主你所期盼看到的嗎？
分子人類學目前的研究追尋到了人類的元祖，證明了人類祖先的共同性。這是追求真理的研究，也是人類真正進步的基石。國家不是僅僅因為民族主義而存在的，更何況中國也並不是一個民族主義國家，而是謀求56個民族共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分子人類學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各族都有共同祖先（摒棄O、D等譜系繼續上溯），這難道不是對國家宣傳機構的貢獻嗎？
民族主義不是種族主義，更不會被分子人類學打倒。
相反的，分子人類學的進展可以推動民族主義向更加健康理性的方向發展。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平等和人民主權。
對於公民民族主義來說，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公民政治權利基礎之上的身份認同。
以憲法和法律為保障，任何本國公民，不論何種族裔，信仰和性別，均享有同等的權利。而對於文化民族主義來說，最重要的是語言，歷史，文化的認同。
所謂「夷狄而華夏者,則華夏之」，就是以文化和語言作為劃定共同體邊界的標準。只有族裔民族主義這一分支，和種族主義糾纏太深，也是我所不欣賞的。
隨著分子人類學的發展，我相信會有更多的族裔民族主義者轉向文化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這也是我所樂見的。
那麼為什麼他們不會轉化為國際主義者呢？
我的知乎回答：為什麼部分左派仇視民族主義？ 我一直都堅信，利益決定立場，立場決…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388329/answer/154896050?utm_source=com.zui.notesutm_medium=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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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說到上邊就可以了，但是我又想起了回答這道問題的初衷。
哲學大家，尤爾根·哈貝馬斯曾經在《包容他者》里說過：「所謂民主，也就是民族的民主。」
他在《後民族結構》里又說過：「民主，是與民族國家聯繫到一起的。民主政體一旦出現，它們就會表現為民族國家。 」哈貝馬斯在認識到民族國家構成了現代性的核心範疇的基礎之上通過強調普遍主義，批判特殊主義來重建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後民族民主」，我是十分佩服的。
不過，既然民族的民主的合法性來自於民族成員對民族的認同，那麼如果沒有超越國界的公民認同，就不可能有超越民族的民主。
哈貝馬斯樂觀的認為，雖然現在還不能在世界範圍內建構公民身份的認同，但是在歐洲範圍內建構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認同是可能的。
「丹麥人和德國人必須學會把西班牙人和希臘人看做是『我們中的一員』，反之亦然」。現在是2017年，哈貝馬斯的構想實踐的怎麼樣，由知乎諸君自己判斷吧。
這個話題扯得太遠，有點收不回來了。如果有知友感興趣，可以以後慢慢聊。
其實我就是想說，那些對民族主義缺乏基本了解的人，「你也配批判民族主義」？上帝造人是人類尊嚴的基石。即使是科學性的研究，也要考慮到現實啊。說人類都起源自進化，最搞得人類自信喪失，天下大亂就開心了？
天圓地方是人類認知的基石。即使是科學性的研究，也要考慮到現實啊。說人類住在球上，最搞得人類3d眩暈，天下大亂就開心了？
君臣父子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即使是科學性的研究，也要考慮到現實啊。說人性解放，最搞得人民無君無父，天下大亂就開心了？
用意識形態指導科研
這個問題簡直是為什麼人們反感民族主義，教科書式的說明花刺子模問題 王小波《思維的樂趣》
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刺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於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刺子模是否真有這種風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具有的說明意義，對它可以舉一反三。敏銳的讀者馬上就能發現，花刺子模的君王有一種近似天真的品性，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另外，假設我們生活在花刺子模，是一名敬業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籠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為傳輸了壞消息。最後，你會想到，我講出這樣一個古怪故事，必定別有用心。對於這最後一點，必須首先承認。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的形象和花刺子模信使有相像處，但這不是說他有被吃掉的危險。首先，他針對研究對象，得出有關的結論，這時還不像信使;然後，把所得的結論報告給公眾，包括當權者，這時他就像個信使;最後，他從別人的反應中體會到自己的結論是否受歡迎，這時候他就像個花刺子模的信使。中國的近現代學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比方說，現在大家發現了中華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賴東方文明。不過也有「壞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馬寅初。五十年代初，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只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後來才發現，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假如學者能知道自己報告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問題也就簡單了。這方面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所歷。我和李銀河從1989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並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發現很有意義，就把它報道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了霉，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刊物受到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一位顧問(八十多歲的老先生)，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此時我們才體會到這個發現是不受歡迎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我們此時是多麼的慚愧和內疚。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誌，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刺子模信使問題第一個結 論是：對於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於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刺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設可以對花刺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說，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實，然後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無辜。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後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複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實。假如花刺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遞送壞消息時就會隱瞞不報，甚至濫加篡改。魯迅先生有篇雜文，談到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討論的就是此類現象。據我所知，學者沒有狡猾到這種程度，他們只是仔細提防著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歡迎的結論來。由於日夜提防，就進入了一種迷迷糊糊的心態，乃是深度壓抑所致。與此同時，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歡迎的結論，因此連做人都不夠自然。現在人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我以為主要起因於此。還有一個原因在經濟方面——掙錢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學問，再掙很多的錢，那就什麼危機都沒有了。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信息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面，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專心要聽好消息，與其養學者，不如養一幫無恥小人。在中國歷史上，儒士的死敵就是宦官。假如學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對於學術來說，是一種自殺之道。因此學者往往在求真實和受歡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條兩全之路，文史學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歷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憑良心說，這節課我沒聽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東西還很多。不過我也能體會到學者的苦心。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孟子當年鼓吹自己的學說，提出了「仁者無敵」之說，有了軍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彈」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刺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何況對於君主來說，「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馬上能聽見的好消息。因為這個原因，學者們承受著一種壓力，要和騙子競賽語驚四座，看著別人的臉色做學問，你要什麼我做什麼。必須說明的是，學者並沒有完全變狡猾，這一點我還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對本學科用途的說明做一比較，就可發現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說：科學可以解決問題，但就如中藥鋪里的藥材可以給人治病一樣，首先要知識完備，然後才能按方抓藥，治人的病。照這種觀點，我們現在所治之學，只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麼病不做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於現在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賣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少想像力。
我記得馮友蘭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和領袖，這是變狡猾的例子——羅素先生曾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從未提出為別人做修改，所以馮先生比羅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過佞人。從學問的角度來看，馮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犧牲，但上面也沒看在眼裡。佞人不做學問，你要什麼我編什麼，比之學人利索了很多——不說是天壤之別，起碼也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場紅海洋把文史哲經通通淹沒。要和林彪比滑頭，大夥都比不過，人文學科的危機實質上在那時就已發生了。
羅素先生修西方哲學史，指出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說，萊布尼茲)，我仔細回味了一下，也發現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頓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後，為什麼要說上帝是萬物運動的第一推動力?顯然也是朝上帝買個好。萬一他真的存在，死後見了面也好說話。按這種標準我國的聖賢滑頭的事例更多，處處在拍君王的馬屁，仔細搜集可寫本《中國狡猾史》。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帶點花刺子模君王氣質。我國的文化傳統里有「文死諫」之說，這就是說，中國常常就是花刺子模，這種傳統就是號召大家做敬業的信使，拿著屁股和腦殼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顯然，只要不是悲觀厭世，誰也不喜歡犧牲自己的腦袋和屁股。所以這種號召也是出於滑頭分子之口，變著法說君王有理，這樣號召只會起反作用。對於我國的傳統文化、現代文化，只從誠實的一面理解是不夠的，還要從狡猾的一面來理解。扯到這裡，就該得出第二個結論：花刺子模的信使早晚要變得滑頭起來，這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處境有適應能力。以我和李銀河為例，現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戀問題了。
實際上，不但是學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為他們產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認這些信息是自己隨口編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區別。大家都說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說是學術，有人說是藝術，還有人說自己傳播的是新聞。總之，面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於，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有關信使，我們就講這麼多。至於君主，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的君主，聽到不順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愿地只報來受歡迎的消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里，就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後一種君主至今是我們懷念的對象。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也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過得多。
在得出第三個結論之前，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有句老話叫做「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這就是說，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刺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點滑頭，更搞不清自己以為是學術、藝術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真是假。不過，我知道假如一個人發現自己進了老虎籠子，那麼就可以斷言，他是個真正的信使。這就是第三個結論。餘生也晚，趕不上用這句話去安慰馬寅初先生，也趕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魯諾，不過這話留著總有它的用處。
現在我要得出最後一個結論，那就是說，假設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在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做「文藝復興」。我們現在就有召喚的衝動，但我很想打聽一下召喚什麼。如果是召喚古希臘，我就贊成，如果是召喚花刺子模，我就反對。我相信馬寅初這樣的人喜歡古希臘，假如他是個希臘公民，就會在城邦里走動，到處告訴大家：現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們節制一下。要是滑頭分子，就喜歡花刺子模，在那裡他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恕我說得難聽，現在的人文知識分子在誠懇方面沒幾個能和馬老相比。所以他們召喚的東西是什麼，我連打聽都不敢打聽。誰主張誰舉證，題主要想說人類的民族，國家及其他共同體是靠所謂血統血緣維繫的，請先拿出可靠的自然科學依據來。
人類自己有偏見，就不要怪科學打臉。
事實就是事實，讓大家知道事實是科研最大的責任
至於你說的什麼「天下大亂」，如果讓大家知道一個事實，這天下就要大亂，那隻能說明這天下自己有問題，都脆弱成這樣子了，不要也罷，就讓它亂去吧世界上本就沒有哪個國家的民族認同是根據「基因」構建的。
人類起源於非洲為什麼會導致民族自信心喪失？因為非洲黑人現在貧窮落後？
人類走出非洲的時候，現代意義上的人種還沒有完全分化。「人類起源於非洲」和「我們是非洲黑人的後代」完全不等價，明白么？你怎麼看這個回答呢？五胡亂華以後漢族人的血統並不那麼純正了嗎？是不是胡人和漢人就沒什麼多大分別？ - 知乎
人家是在用分子生物學的成果證明漢族的傳承呢。
當然反例也有的：漢族是不是純血統？ - 知乎
總之，事實就是事實，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科學就是科學，一個好用的工具而已。
工具無法背鍋，需要負責的是使用工具的人。
你的民族自尊心來自於不承認自己的祖先是從非洲走出來的古代猿人？這麼脆弱的民族自尊心，簡直是給民族主義者丟人。
通過這個問題我倒是知道了為什麼那麼多人反民族主義。
沒事的，中華民族從來就是更看重文化認同的，血統什麼的是次要的。
而且如果能夠證明民族什麼的都是浮雲，不是正好順理成章的把五十六個民族的劃分淡化掉，讓大家都認同一個共同的豐富多彩的中華民族，而不是五十六個割裂的群體。
我覺得這樣挺好。
我覺得題主根本就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故意來黑民族主義者的。
首先得說現在中國網路上的民族主義者一般都是漢族民族主義者。
漢族民族主義者分為兩類，一類是認同「血統決定論」的，一類是認同「文化決定論」的。
對於持「血統決定論」的人來說，現在的科研成果不是證實漢族的父系血統非常的純正么，所以這類血統研究反而證明了漢族是一個非常「純正」的民族。
對於持「文化決定論」的人來說，血統研究什麼的，他們根本不在意，只要是接受認同本民族文化的，就都是同一個民族。
所以說，無論哪一種漢民族主義者都不會反對血統研究。你得出題目中的結論，只能說要麼你是思路奇葩，要麼你就是故意來黑民族主義者的。
這種血統研究將大大破壞建國以來誕生的少數民族認同，是可惡的漢族想讓少民民宗萎失業，領不到補助的陰毛，嚴重損害了民族政策的根基，建議叫停。按基因測序，土家族基因竟與湖北漢族基本一致，不是證明80年代的湘西改族運動的錯誤么？那次運動暴漲的土家族，人口從1957年從漢族裡識別出來時的不足50萬猛增至2010年六普的835萬，而土家族生育率和漢族相當，同期漢族人口僅增長1倍，而土家族人口增長近16倍！湘軍將官後裔的沈從文出生的鳳凰作為清朝鎮壓苗民的重要據點，人口多為軍屯移民（古城的萬壽宮就是原江西會館），而現在拱位鳳凰的南長城內還有多少漢民？沈從文已經是少民，甚至賀龍也變成少民，湘鄂川渝千萬人的改族運動創造了人間奇蹟！而80-90年代滿族的爆炸性增長又是一幕現代活劇，因歷史上分駐各省重要城市的原因滿族是目前國內人均財富量及教育水平最高的民族，這才造成了低於漢族的負增長的極低生育率，5普到6普期間滿族人口甚至出現了下降，而這樣的滿族人口竟然從64年二普的269萬（其中多是漢八旗，按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孔飛力教授研究，入關時八旗滿族壯丁僅佔16%）增長到2010年五普的1068萬，增長近4倍，同期漢族增長僅為78%。說到滿族在80年代所謂播亂反正中的大躍進就不得不講講河北寬城滿族自治縣為套取國家少數民族優待的瘋狂的改族運動，建國時漢族人口占絕對多數的寬城一夜之間許多人突然就有了滿族祖宗，現在寬城滿族人口比例為64.5%。據日本朝日新聞統計僅80年-2000年就有超過5000萬漢族改族。剛建國時的改族運動看看雲南壯學會翻譯的美國人的(創造壯族)大概能有點了解。覺得我瞎扯的，自己去國家統計局網站看歷次人口普查數據，建議再看看生育率和漢族差不多的蒙古族這些民族的增長，有個詞「隨蒙古人」（山西人後裔民族成分劃蒙古人）。以上數據均來源於國家統計局官網~人口普查數據。
你以為大家的民族自信心都這麼脆弱
突然想起了一個老笑話：
一對夫婦生了一個孩子，如果長得像父母，那就是按照反動的基因學說生出來的，如果長得像他們的鄰居，那就是按照李森科的革命的環境決定學說生出來的。我的自信心是鋼鐵的，所以不會沒事就壞。
題主的自信心估計是紙糊的，一捅就破。
明明是幫助理解民族形成，促進民族融合的大好事！你不要唯恐天下不亂了！
民族主義是現代國家的基石？？？
WTF？？？您老是阿道夫轉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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