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共產黨看待知識分子是什麼態度 ?
雖然知識分子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建國初期過得好像並不好，後來反右，文革就更慘兮兮啦。那麼，共產黨高層到底是怎麼看知識分子的呢？認為他們是地主，資本家這些傳統統治階級的幫凶嗎？
1949年之後一段時期內，TG話語體系里的「知識分子」，不是泛指所有有知識的人（如何判定有沒有知識，那是另一個問題），而是特指有知識的人當中沒有早早投奔TG（但也沒有投奔常記KMT）的那一部分。
如果不考慮上述TG話語體系的特殊語境，以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教育普及水平論，TG的早期成員和後來的領導層，基本上都算得上知識分子，有的甚至是高級知識分子。即使是後來被塑造成「莽夫」形象的彭德懷，那也是能對民主、自由這些概念侃侃而談的人；看看他在廬山上寫的萬言書，那扣帽子的手法，也與歷史上常見的文人作派無異。
TG的這一「知識分子黨」的特徵，其時代背景是20世紀初新式教育帶來的知識分子「相對過剩」。所謂「相對過剩」，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知識分子絕對數仍然很少，絕大多數國人仍然是文盲；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大環境下，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太低，社會並不能為知識分子提供合適的就業崗位，比如交大這種學校培養的工程師，畢業之後沒幾家鋼鐵廠機器廠造船廠飛機廠汽車廠可選，又比如復旦這種野雞學校培養的學生，想要找個心儀的工作也得打破頭。尤其是師範生，其膨脹速度和貶值速度是最快的：毛當初師範畢業就能當小學校長，而20世紀30年代的師範生就沒那麼好運氣了。
這些「相對過剩」的知識分子，自然就成了巨大的不穩定因素：一方面，他們見過世面，知道「文明世界」里有電燈電話電影汽車高樓，現實卻又是國之不國、「一片蠻荒」，自己的生活也不盡人意，這種巨大的反差讓他們有足夠的動力去改造社會；另一方面，他們有知識、同時相互聯繫緊密，有能力或者潛力去改造社會。儘管其出身和成分不一定是（甚至很少有）無產階級，但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是很快成為了TG最初的成員。當然啦，也有不少青年知識分子在1920年代加入了KMT，以至於常凱申發動主觀上對付TG、客觀上毀滅KMT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浙江等地逮人殺人的標準之一就是「頭上戴眼鏡、胸口插鋼筆」。
浩浩湯湯的革命大潮已經篩過一遍知識分子、其中一部分成為了TG的「自己人」，同時也就有一部分遊離於TG之外。其中投奔常記KMT者自不用說，當然是TG的敵人；剩下的既未投奔TG、又未投奔常記KMT者，他們對TG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究竟是什麼態度呢？
他們很快用實際行動表明了各自的立場，有唱反調惹事兒的，也有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TG也作出了與之相應的反應：跟TG作對的自然是容不下的，跟著TG走的就好好利用起來。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不但適用於知識分子，甚至也適用於資本家。比如劉鴻生明明是官僚買辦（連他自己都這麼認為），但因為跟著TG走，還是被劃分為民族資本家。
再往後，TG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成長起來了（隨之而來的是新的社會矛盾和運動），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推薦閱讀葛蘭西《獄中札記》。GCD看不過去的就是「知識分子」這種盜取公器的行為。知識應該是全人類共同財富，而不是由某個集團壟斷。這種」知識分子「的自詡，本質還是特權意識的反映。
接受思想改造
（刊於《中國社會導刊》2004年第11期）
建國初年，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還算開明。在1950年頒布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中，教授、專家、工程師是被劃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黨領導人對知識分子採取「包下來」政策，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被一攬子「包下來」，並被安排適當的位子。但是，「包下來」的政策遠非表面那麼簡單，它含有「包」與「被包」的微妙內涵：「包者」是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和具有馬列主義修養的幹部；「被包者」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具有不等程度問題的知識分子。於是，包者就成了改造者，被包者就成了被改造者。在新的話語體系中，黨對知識分子「包下來」的政策就體現為「團結、教育、改造」。
歷史的發展，總是出乎人的意料，往往因一突發事件而改變原來進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志願軍秘密入朝，中國大陸隨即掀起一股抗美援朝反美文化侵略運動的浪潮，知識分子聚匯的教育界，自然「都成為革命改造的領域」。[1]朝鮮戰爭激起的愛國主義情緒，不僅成為群眾運動的最好資源，也成為建國後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產生的原因之一。
由於抗美援朝運動加劇社會各階層的緊張局面，黨對知識分子「包下來」的政策開始發生轉變，毛澤東重新強調，「從來沒有說過可以把有『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的人們包下來」，[2]並強調，要「採用整風方式，對留用人員和新吸收的知識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3] 黨對知識分子政策也由「團結、教育、改造」，演變為只強調「改造」二字。
在中國社會強調「階級鬥爭」的宏大敘事框架里，知識分子被打上階級烙印，反映在工農幹部眼裡，「他們都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
他們受過帝國主義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和封建主義的教養。他們的思想充滿著毒素，他們的靈魂是不健康的，有些甚至是反動的。。。。。。團結他們，爭取他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去教育他們，改造他們，使他們從舊的椅子上把屁股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確立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協助新中國建設，這又是今天急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之一。」[4]
在革命史敘事中，「靈魂不健康」的知識分子「天然地」要接受思想改造。
長期從事黨的宣傳理論工作，建國後擔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夏征農，有一段講話很有代表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滿身滿臉都是齷齪」，所以「在革命的進程中，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只能是從屬，只能是工農兵的服務員，而且只有這樣，革命對伍中才有他們的地位」，他還提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時時洗臉抹身，自己洗，讓群眾幫助洗，讓黨幫助洗。只有這樣經過不斷的改造，才能希望改變成為一個合格的服務員」。[5]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領導人也認為，要完成教育界「破舊立新」的改革任務，首要任務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這所有的一切說法，都是在遵從毛澤東的指示。早在1950年6月，毛澤東就提出，要在知識界開展自我改造的教育運動。[6]
從目前的史料看，建國後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啟動，和兩個人有直接關係，一是周恩來，一是馬寅初。
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在《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提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要為新中國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7]這個講話引起剛上任三個月的北京大學校長、老中央研究院院士馬寅初的呼應，他欲在北大搞一場「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
9月3日，周恩來和私交甚篤的馬寅初作過一次重要談話，馬專門「介紹北大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總理八月關於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周恩來就馬提出擬邀請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事交換意見。[8]
馬寅初以口頭和書面邀請中共中央領導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以推動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展。馬寅初的書面意見寫道：「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9月9日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
9月11日，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道：「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9]毛澤東把這次思想改造運動定位於「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所應採用的方法，是「批評與自我批評」[10]從實際情況來看，也基本上如此。
周恩來第一個接受馬寅初之邀，到北大講演，並指示教育部：「以北京大學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學的先生以及同學代表也請來。」周恩來同時責令教育部對北大教師政治學習問題加以研究。教育部的調研結論是：這種政治學習對於全國高校都很有必要，應當推廣到京津兩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經驗後再推向全國。開展思想改造運動的決策就此形成。
[11]9月24日，周恩來召集彭真、胡喬木和文化部負責人齊燕銘、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負責人陽翰笙、清華大學校長兼北京市高等學校黨委第一書記蔣南翔等召開如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座談會，會上周強調：「學習運動要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應從政治學習入手，逐步發展到組織清理」，「著重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保證學校的革命化」。[12]於是，「思想改造+組織清理」的經驗被適時地提了出來，逐漸成為日後群眾運動的一種模式。
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3] 思想改造運動之意義和重要性被大大提高。
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14]明確了思想改造運動的目的、作用、步驟。至此，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廣泛地開展起來。這場運動，是以唯意志的群眾動員形式進行的，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看，群眾性動員的形式來自於列寧政黨組織的傳統，但與之相比，毛澤東的群眾動員不僅更為主動深入，而且更為有效，時間也更長。[15]
政治動員、道德激勵、思想檢查、組織清理，這些來源於革命根據地的經驗，使黨的領導人相信，在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中，政治權威同樣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低的社會成本達至預期目標。韋伯說過，一切形式的權威都包含著下列三種因素：由掌權者制定的一系列道德或意識形態信條；臣服於權威給人們帶來的「理想」的實現或物質的利益；由權威的形式造成的特定社會衝突方式。[16]
知識分子對新的政治權威的承認，有積極擁護，有道德上認同，或出於利益上的算計，更多的是隨大流。
他們的思想狀況極其複雜。西奧·陳(Theodore chen)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新中國成立之前就信仰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對這些人來說，適應新的形勢、或至少適應建國初期的形勢不是件難事。
第二類是有政治抱負的知識分子，是積极參加政治活動或運動、領頭喊口號的人。
第三類是樸素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厭惡國民黨腐敗政權下的生活，希望落後的祖國獲得新生，將自己的命運交給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大多數屬於此類。
第四類是除了協助新政權之外無別的選擇、因而對自己不可能改變的現狀不得不接受的一批知識分子。[17]
不管哪一類，大學所有教員都要面對這場「思想蛻變」運動，徹底檢討自己思想中的「三美」（親美、崇美、恐美）主義。當時黨的一位理論幹部對此有形像地描述：「當前正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義社會蛻變的過程，在這塊土地上呼吸濡染著的一切人，都非跟著蛻變不可。蛻變，是新生，但需經過一段苦痛的過程。
教育者的蛻變，應該是自覺的。只要肯丟掉包袱，把由貶值而產生的『心虛』一變而為『虛心』，虛心當小學生。。。。。。一言以蔽之，就是學習如何在自己的思想行動上服膺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18]
只是這些受「教育者的蛻變」遠說不上「自覺」：他們在運動中被迫「排隊洗澡」，當時北大領導把教師「洗澡」分為四類：「第一類問題小，其中有的還比較進步、積極，不用幫助就可過關。這類佔大多數。
第二類問題小，但不願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幫助然後過關。
第三類問題較大，需要在較大範圍內認真加以幫助，才能過關，這類人是少數。第四類問題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範圍內加以幫助，這類人更少。」[19]教育部領導人的指示是，「盡量用熱水燙這些人，只要燙不死就成。他們在大會、小會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檢討，一面用廣播、大字報揭露他們的劣跡，一面發動許多青年黨團員（助教、學生）給這些人『搓背』。
在檢討會上通不過，再跟到老教師的家裡去，觀察他們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語不合，第二天在檢討會中再加上新的罪名。」[20]清華大學教授金岳霖、潘光旦先後檢查了12次才過關。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在全校師生大會檢討4小時，講到動情處禁不住熱淚縱橫，仍然不獲通過，全校師生還運用各種宣傳工具對他進行批判，要他承認自己是「美帝份子」，讓他檢討自己怎樣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政策」。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的幾次檢討不被接受，最後說了違心話，才獲通過
根據於風正的《改造》的記載，在普遍「洗澡」之前，黨組織、學習委員會先要把教師們排隊，根據他們問題的多少與嚴重程度，確定洗「大盆」、「中盆」或者「小盆」：洗「大盆」的在全校大會上作檢討；洗「中盆」的在全系大會上作檢討；洗「小盆」的則在小組會上做檢討。初步確定之後，要先開「控訴醞釀會」，背著要檢討的教師，在群眾中收集他的材料，看他如何宣揚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有什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等，然後向他本人轉達，要求他寫出檢討報告或者發言提綱，先作啟發報告或典型示範報告。
在檢討大會上，個人檢討之後，群眾提出批評，然後決定是否過關。問題輕、態度好的，一次通過；問題重、檢查不夠深刻的，要再三檢討，或「澡盆」升級。對那些有抵觸情緒或「頑固不化」的人，要開展群眾性的反覆批鬥，直到認罪為止。
大詩人聶紺駑有兩句名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說的就是檢討時內心巨大的痛苦。文化觀念是一種綿延久遠的強大力量，但就階段性效果來看，政治因素的宰制力量時有比文化觀念強大。當年清華大學的楊絳回顧道：「我們閉塞頑固，以為『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們驚愕地發現，『發動起來的群眾』，就像通了電的機器人，都隨著按鈕統一行動，都不是個人了。」[21]
政治高壓下的群眾性運動如同一張不可逃遁之網，限制著人們的抉擇和出路，痛苦「蛻變」後出現思想「轉變」當屬意料之中：如北大化工系主任著名化學家傅鷹不得不違心檢討，「我是一個多麼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變成敵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斷向同仁同學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學校行政工作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我）骨頭裡卻充滿了歐美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和對美帝國主義的感情，我就是這樣一個人。」[22]
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更是全面自我否定：「我為了個人利益……二三十年來，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就通過我，穩紮穩打來在學校里做著"太上皇"……而拿著武器，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人，卻是自以為『清高』的我。」[23]
著名建築家清華大學的梁思成說：「我在二十餘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動統治集團的外圍，成了可供它們驅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人』，被敵人拉攏，為他們的侵略政策服務。」 中國當代第一橋樑專家茅以升說：「我在反動統治下三十年的『服務』里，既不知階級立場，又不能分清敵我，那時所作所為，不知損害了多少人民的利益！」[24]
在這種高壓的環境中，絕大部分的教師對自己或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從事的工作進行了千篇一律的清算。他們「否定過去」，「從頭學起」，「檢討自己」，批判自己的「崇美思想」、「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教育思想」、「反動買辦思想」、「剝削思想」，檢查自己的「清高思想」、「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等等。他們按照所學文件的精神檢討反省自己，大量地重複使用著政治性色彩很強的官方語言。
當然，也有堅持不肯認錯的，但在強大政治權威下，其命運可想而知。如建國初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燕京大學教授的張東蓀，由於他公然反對中共向蘇聯「一邊倒」政策，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他受到毛澤東毫不留情的批判，毛澤東說：「看來除了像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極嚴重的敵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把張東蓀與敵特分子並提，而不在「可以過關」之列。「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
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毛一錘定音，張東蓀完全落入深淵。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一個學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見他，只見他身穿陳舊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蒼老，低著頭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認出的樣子。愛國志士、學術泰斗竟潦倒至此。[25]
運動到尾聲時，北京大學有7個人自殺身亡，北京大學教授沈從文也從此被解聘，到故宮博物院當講解員。
三步走，斬頭，去尾，翻一番
只是越多越反動。水淺王八多
先說結論，慢慢論證。共產黨高層認為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不符合國家建設方向和需要，需要改造。
需要改造，「與工農結合」，現在看改造很不成功。
衛生巾，抹布，杜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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