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形成的原因是什麼？

01-08

本題已被收錄至知乎圓桌 ? 離不開城市，歡迎關注討論。

9月16日更新：

其實在最初的時候，我傾向於把現代城市和古代城市一分為二，即往往處於政治原因建立的城市和私以為經濟佔有更主導地位的現代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形態。

但我錯了。

在繼續說明這個問題之前，我覺得我們需要對這個問題的內涵做出界定、澄清。

我看到大部分人對著問題的理解是：「是什麼原因促使了一個城市的建立、存在？」，然而我覺得還有一種理解是：「為什麼城市會出現、並且長久存在在人類的歷史之中？「，後者在 @下午去趟新德里的答案中：」城市是人類聚落的終極形態「中有所體現。其實這裡也可以理解為對問題不同角度的理解。

我現在更加傾向於從歷史的、連續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問題。也就是後者。這也恰恰是我之前犯錯的原因——無論對城市成立的政治、經濟、軍事原因分析的怎樣透徹，城市始終是人的容器。這就註定了城市必然具有一種歷史的連貫與傳承。無論我們對於現代城市的出現的分析有著怎樣的理解，現代城市的出現一直都是以古代城市為基礎的，不僅僅是地理基礎，更重要的是人的行為與思想——正是後者決定了古代城市與現代城市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不能一分為二。即，城市實際上是從古至今始終延續的一種聚落形態，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不叫做」城市「二字，但這種形態卻的的確確存在，極其重要，並且我確信將長久地延續下去。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那麼所謂的經濟、政治、軍事原因都不具有長久而持續的解釋力。我覺得劉易斯·芒福德對於這個問題有著深刻的見解：

」城市最早是作為一個神祗的家園：一個代表永恆的價值和顯示神力的地方。至今，那些象徵它的東西雖然變了，但它的實際內容沒有變。「
」城市的最終認為是促使人們自覺地參加宇宙和歷史的進程。城市，通過它自身複雜和持久的結構，城市大大的擴大了人們解釋這些進程的能力並參加來發展這些進程，以便城市舞台上上演的每台戲劇，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輝，明確的目標和藹的色彩。通過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傳遞和技術上的精通熟練，尤其是，通過激動人心的表演，從而擴大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範圍，這一直是歷史上城市的最高責職。它將成為城市連續存在的主要理由。「

實際上我們處於政治、經濟、軍事等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都可以歸於：城市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大量集中物質和文化力量，大大加速了人類溝通的效率，並且成為人類歷史重要的見證者和承擔者（無論是城市內的圖書館還是城市形態本身的記錄）。其實我最初寫的關於經濟學角度的答案，在這裡看來，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解釋——經濟學意義的集聚產生效率。

那麼政治呢？軍事呢？其實也是同理。城市比起鬆散的鄉村更適合建立緊密、有效的權力機構，關於這一點在斯科特的國家的視角 (豆瓣)裡面做了十分詳盡的闡釋——即權力如何塑造城市，使之成為更高效的傳遞機構以及在廣大的鄉村這些權力又是如何失敗的。

最後，還是想引用芒福德那句：」城市應當是一個愛的容器，而城市最好的經濟模式應是關懷人和陶冶人「。

我想這應該是我最認同的關於城市形成原因的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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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參考文獻：《城市經濟學》（第四版）【美】阿瑟·奧沙利文

本答案只是簡化概括，大部分來自於《城市經濟學》

庭院經濟

我們先假定一個沒有城市的區域：

假設有一個區域：

生產襯衫和麵包兩種產品；
使用羊毛和小麥兩種原料；
區域內交通為步行

假設區域內的經濟活動滿足下列條件：

勞動生產率在空間上都相同；
商品交換沒有規模經濟；
生產也沒有規模經濟；

那麼

勞動生產率都相同就沒有專業化分工，沒有分工也就沒有貿易是產生；
每個家庭用自己所生產的麵包去交換襯衣時交易成本與執行交易耗費的時間一直，因而工人也不會從專業化生產中獲得額外收益，即人口均勻分布。

貿易城市

讓我們先放鬆所有工人具有相同勞動生產率的假設。

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會產生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

先來看絕對優勢：

這種情況下的進行交換，如果南方北方進行1：1交換，那麼南方用1個麵包交換到了1件襯衫，總體收益是多了一個麵包；北方則是多了一件襯衫。

再來看比較優勢：

實際上北方面包相對來說是貴一點的，這是如果是南北方2:3交換，南方用2個麵包換了3件襯衫，收益是一件襯衫（或一個麵包）；北方則是得到2個麵包，失去3件襯衫（相當於失去1個麵包），總收益是得到一個麵包。也就是說，雙贏。

讓我們放開第二個假設，如果商品交換有規模經濟的話，

那麼商業企業也將會隨之出現，一個商業企業可以購買大型機械設備，在南方和北方之間運送貨物。當然，專門從事運輸業務的工人的操作效率要高於那些以生產麵包襯衫為主的工人，否則也不會產生交通運輸部門。

與此同時，商業企業選址於更適合運輸、集散貨物的區位，那麼相應區位的土地價格就會上漲，人們更加註意土地的利用，使得人口高度密度的城市成為可能。

讓我們放開第三個假設

如果生產具有規模經濟，那麼集中生產就更有優勢，規模越大，平均成本也就越低。

規模經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重複勞動使得工人的熟練度提升；規模增大可以使用更多的機器，效率也就隨之增長等等。

隨著規模經濟的出現，那麼工廠也就出現了。工廠附近地價上升，工廠支付的工資必須能夠補償人口密集地區更高的生活成本，否則農村的家庭生產的人口就不會進入工廠進行工作。

假設工人每小時工資為1.5（其中0.5支付城市較高的生活成本），家庭勞動者工資為1；

工廠生產的勞動力成本也就是1.5（工人的工資），機器成本為0.5，

那麼工廠每小時成本就是2。

假設襯衣每小時產量是6，家庭為1，那麼其前者每件襯衫成本為1/3，後者為1。

下面討論工廠的市場範圍：

其他消費者購買工廠產品需要支付一定的交通成本，如果往返的時間中恰好能夠使得家庭彌補規模經濟產生的差值的話，那麼交易就不會發生。因此市場範圍由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共同決定。

工業革命

正如前面提到，規模經濟使得工廠取代了家庭作坊。而工業革命實際上為工業城市的出現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

零部件的標準化（伊利·惠特尼），使得工人能夠對每個零部件進行大規模的生產。也降低了工人的門檻。
交通運輸業。收費公路、多條運河的修建等等。
農業機械化。如鑄鐵犁、收割機等等。
動力裝備。蒸汽機，也導致了工業的能源導向（靠近煤礦）。（記得在對中國為什麼沒有工業革命的這一問題的探討上，有一種說法是英國煤礦、鐵礦恰好毗鄰，而中國則少見）。

這裡多說一句，很多關於城市出現的動力的解釋多從技術排斥勞動力的角度進行說明。其實與這一條是相吻合的。

工業城鎮體系

一個區域內，會不斷有襯衫工廠進入，直到利潤為零；
勞動力也會在務農和工廠工作之間達到平衡；
距離工廠較近的居民以較低的價格購買襯衫，但是這些家庭也會支付更高的土地價格；
土地所有者從生產的規模經濟中收益，越靠近城市，土地價格也就越高。

企業區位導向

企業在運營的時候，會考慮到總成本最小。

原料地指向（原料運輸成本較高）
市場地指向（產品運輸成本較高）
中點區位指向（多種原料、多個市場區、評分加權運輸成本的區位）
轉運點指向（往往是在交通方式發生變化的地方，否則會白白增加一個裝卸成本）

以上四種企業區位指嚮往往決定了很多城市的區位。

總結

只有當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同時存在的時候，貿易城市才能夠發展。
生產的規模經濟效應導致工廠的出現。
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使得工業城鎮出現。
多個工廠通過競爭達到均衡。

另：

很多人東西方古代城市來進行比較。這裡就涉及到一個城市定義的問題。嚴格來說古代的城市與現代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我記得有一句話，說中國的城市是一個巨大的鄉村。我覺得著巨大能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種差異。

古代城市的出現，政治原因往往起到了決定性的因素。這種城市的出現，往往不是自發的。

本答案已經整理入專欄：城市是怎麼形成和發展的？城市的未來 - 地圖、地理與區域 - 知乎專欄

一、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就得弄懂什麼是城市？

城市，意味著城+市。

「城」，《說文解字》曰：以盛民也。《康熙字典》釋：城，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都是說「城」是一種容納居民的建築群，保護居民不受侵害。今天的《新華字典》第一個解釋就是城牆。《史記·始皇本紀》曰：帝築萬里長城。這些都說明了「城」這個概念是一種保護性質的事物，在古代就明確指有形的城牆。在古代，野獸、土匪遍行郊野，而在城內，這一隱患要大大降低，除非戰亂或病疫流行時，城內居民的生命能夠被城牆和護城士兵有效的保護，而提供安全保護是古時城市最為重要的公共服務之一。所以「城」這個字表明「城市」一種能夠為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場所。
「市」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再把《說文解字》和《康熙字典》拿出來看一看，前者說「市」是「買賣所之也」，也就是一個交易的場所。後者乾脆把這個解釋直接搬了過來。我們翻看新的《新華字典》，可以發現這一解釋一直延續至今。市就是一種彙集物資的場所，這些物資在這個場所進行集散。相比於草市等不固定的集市，城內或城邊的「市」有固定的交易場所，同時也能夠享受安全保護的優勢。另外，道路網路一般以城為中心修建，這也使得城擁有更加方便的交通，進一步促進了交易傾向於向城集中，人流、物流等就在「市」中轉。

所以剖解「城市」一詞，至少可以得到兩個信息：

（1）城市這個空間是容納居民的場所，這些居民同時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居民被公共服務「保護」起來；

（2）城市是一個物資、信息匯聚的地方，這意味著城市與外面是要存在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往。

這裡並不想區分城市與村莊，因為之間並沒有什麼界限，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對於城市的界定都是不同的。比如華西村在中國是村，在馬爾他等小國這就是城市（馬爾他規定建設用地即為城市），埃及的謝赫村在中國的行政體系中是村，但是在埃及就是一個城市，因為埃及規定各省行政中心即為城市。定義城市沒有意義，抓住城市這個概念的特徵才好繼續分析。

各國對於城市的定義：

各國通過人口定義城市的標準：

二、所以城市有什麼特徵呢？

共同體特徵
高度流動性

共同體特徵

城市中居民享受公共服務，並通過合作進一步會促進居民形成一種共同體意識，並形成共同文化認同。在日本人森田明的《中國對「水利共同體」論的批判和建議》一文和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一書或多或少強調了公共服務與合作對於促進共同體形成的作用，雖然以上文和書並非以城市為對象，但是城市卻是促進共同體形成的最理想試驗場。而從上海等年輕城市迅速形成的且穩定的城市文化來看，城市共同體的確成為城市真正形成的重要體現。城市，包括小鎮的居民都有共同體意識，主要就是對於同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認同。深圳是近年來這種意識逐漸形成的代表案例，深圳人的認同已經成為許多年輕深圳居民的重要認同。共同體意味著城市的地域要集中在一起，才能以最低成本來享受公共服務和進行合作，所以城市在空間表現上是集中的。但是也有例外，有些城市受到城市產業特點、地形特點的影響也會出現空間上分散的情況，比如伊春、雞西、重慶、攀枝花等，這些城市由多個分散的城區組成。雖然分散，但是共同體的意識依然存在。而且在更大的區域範圍內，他們還是集中的。

上海話電視劇《老娘舅》：

伊春地圖，由於林場與地方兩套系統，加上開採需要，伊春市城區比較分散，各個區之間距

離較遠：

同樣，攀枝花也是在空間上比較分散的幾個城區所組成：

高度流動性

說完城市的共同體特徵，再說說所謂流動特徵。西班牙社會學家卡斯特爾在《網路社會的興起》最先提出了城市是「流」的場所這一理念。他認為現代信息社會流動的人、物、信息是組織現代社會的關鍵要素，而城市要想立足，就得讓儘可能多的流穿過自己，使得自己成為各種「流」的集中與分散之地。從整個社會來看，各種「流」交織就形成了網路，存在網路就存在結點，這些結點將各個流組織起來，形成了網路中的「中心」所在，而城市就是這些中心。流動特徵表明城市是一個內部諸多要素隨時與外界產生聯繫，同時對穿過自身的流進行中轉的場所。用之前所說的城市共同體特徵，我們可以說，城市是隨時在與外界發生聯繫的。在這一過程中，城市裡面諸多的要素就可以視作一個整個的城市共同體。

共同體並沒有一個明確的邊界，由於流動特徵使得城市內人、物、信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所以也難以給城市劃定一個邊界，無論是有形的土地邊界還是無形的身份邊界。而在一個城市內部，也存在小的共同體，這些共同體一樣會發生與外界的聯繫，形成流動的空間。

綜合起來說，城市一方面是一種居民集中並形成的生存共同體，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流」的集中地。

全球城市機場排名（城市中所有機場，來源維基百科）：

全球城市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排名（

來源維基百科）：

一個城市的核心特徵就是共同體特徵和流動特徵，任何其他的特徵，包括基礎設施完善、收入高、非農產業、文化素質高都不是一個城市絕對的標誌，在農村一樣也會有。高樓大廈、車水馬龍之地雖然是城市，但是這只是表面。高樓大廈是為了更好的容納人與經濟活動；車水馬龍則是為了更多的加強人與人、物與物的交往和運輸。城市的核心就在於這是一個由公共服務與合作形成的共同體，並且這些共同體不僅內部聯繫緊密，而且與外界也有極為強烈的流動聯繫。

香港高樓大廈：

巴黎樓房普遍不高：

三、為什麼形成城市？城市為什麼發展？

前面說了那麼多不是廢話，了解事物的形成，一定得認識事物是什麼以及它有什麼特徵，才能從源頭髮掘它的起因，並探尋未來。

城市既然是一種空間上人流、物流、信息流集中的地域，那麼了解它的形成，就得從「集中」這一點入手。

集中的好處

集中在經濟學中被稱為「集聚」。企業的集聚有很高的正外部效應，因為企業可以利用集聚經濟分享中間投入品、勞動力儲備、技能匹配性和知識溢出效應。當一個地區產業越來越多時，每一個產業就類似原來的一家企業，繼續享受集聚帶來的好處。功能的專業化，也就是每個個人、企業可以去干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同時知識溢出效應又使得各個領域的知識可以共享，催化產生新的技術和變革。從集中入手，結合城市的特徵，再通過相關文獻，就可以認識到城市是如何形成的。

另外，我們這裡說的是形成「城市」，而不是形成聚落，聚落的形成非常偶然，而從聚落形成城市就意味著發生了質的變化：統一的共同體、有了有效的管理、對外建立發達便捷的聯繫、居民的思想行為的變革，聚落如何成為城市，或者城市如何發展成今天的樣子也具有了挖掘的價值。我梳理了以下幾種城市形成與發展的原因：

安全統治：

保護安全一直是古代城市一種重要的功能，修建城牆、組建軍隊可以說是成本最低的一種保護方法，尤其是將成本攤到每個人頭上時，這個成本比給每個人配置發武器要效果好得多。大家在一起時，一道城牆、一支軍隊就足以保護這些居民的安全。古代，城市在安全和統治的功能上並沒有太明顯的區別，城市一方面作為統治領土的據點，另一方面也是保護統治者的堡壘。當人們對一個新的疆土進行開拓時，都是通過據點式的擴張推動的。開普敦、阿拉木圖、雅庫茨克等據點城市是近代這樣的城市的代表。這些城市往往作為一個地區的統治中心，以及外來統治者、商人的保護點而建立起來，往往地理位置優越，隨著貿易量的擴大和統治人口的增多，城市也就相應地擴大，並建立了大規模的工業、服務業，成為綜合性的大城市。

貿易：

城市能夠保護居民，自然也能夠保護貿易的開展。這吸引周邊鄉村的居民前往交換物資，而一個區域的道路也多半由城市來組織，城市的交通也非常便利，居民可以通過城市中轉，來與其他地域的居民開展貿易。而城市能夠給各個店家提供正的外部性，比如足夠的人手去搬運商品、為外來的客商提供服務等。貿易便成為城市形成的另一大原因。在中國，上海、香港均發軔於貿易，哈爾濱、鄭州、石家莊等鐵路城市也類似於這樣的形成原因，鐵路的修通使得這些城市可以將更遠範圍內的物資進行集散，使得其迅速超越了身邊的老城，最近的例子大概就是格爾木，她的形成得益於其西藏旱碼頭的地理優勢。

一般而言，安全或統治是形成聚落的重要原因，而聚落繼續擴大，居民出現共同體意識，相應的管理機構建立起來，聚落便形成城市了，貿易等因素就成為主要的原因了。再往後發展，各種其他的原因，比如行政、文化、產業則成了主角。

文化傳播：

有一些城市形成頗為特殊，雖然地理區位不好，而且自然條件惡劣，但是卻依然發展成為重要的城市，比如麥加。雖然麥加早期是一個交通樞紐，但是隨著地中海時代的落幕，麥加的地理優勢也逐步消退，但是麥加卻並沒有因此而默默無聞，依然在中東算得上有聲有色的大城市。這主要是因為麥加的宗教地位，每年的朝覲都吸引全球的穆斯林來麥加進行旅行，他們的衣食住行便需要當地來提供，這就養活了麥加城大大小小的店鋪，麥加至今依然是沙特第三大城市，僅次於利雅得、吉達兩個現代化城市。宗教是文化的一種，教育算是另外一種促進城市形成的原因，比如劍橋、牛津、筑波等城市。在中國，各個郊外的大學城也可以理解成這樣的城市的代表：大學城學生往往會共享一些體育場館、商業設施，同時與外界保持著緊密的聯繫，而且這種聯繫並不一定是和大學城周邊地塊，而更多地和城市中心、外地的聯繫，有一定的共同體和流動特徵，算是一種特殊的城市形態。

產業：

城市是一個具有生產能力的共同體，規模經濟使得城市必然要成為一個強大生產力的地域空間。馬克思說了，城市是生產力達到一定程度的產物。生產是城市的核心之一。靠產業誕生的城市在中國非常多，很多城市原本就是一塊空地，因為一個工廠、一個礦山便迅速成為一處城市。比如伊春、攀枝花等，三線建設時期，山溝里的城鎮多半因為這些原因而建立起來。現在旅遊業發展起來了，很多城市因為旅遊而發展，國內並沒有這種單純憑藉旅遊業而發展的案例，很多還只是小城鎮，缺乏共同體特徵，高度的流動性特徵還顯得單薄，談不上城市，北戴河可以算一個。國外的坎昆、沙姆沙伊赫、雅爾塔、索契姑且算是這類城市的代表。

行政中心：

行政是一種承上啟下的行為，承上即接受上級的命令，啟下便是將命令向下傳達，這一功能與貿易很類似，一個區域需要一個城市來起到這樣的作用，保證區域與上一級有一個順暢的聯繫，或者就乾脆作為整個區域的行政中心，來協調各地。所以許多城市最早都是作為行政中心而出現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國的華盛頓、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亞。

城市形成的原因也反映在一些城市的功能上（以下包括一些城鎮）。

行政：華盛頓、堪培拉、巴西利亞、耶路撒冷（也算宗教城市）
軍事：直布羅陀、關島、火奴魯魯、旅順、土倫、塞瓦斯托波爾、南口
文化（宗教教育）：麥加、九華山、梵蒂岡、普陀山、庫姆、劍橋、牛津、筑波、沙河、松江（大學城）
貿易集散：紐約、上海、香港、新加坡、迪拜、張家口、二連浩特、東興、綏芬河、廷巴圖克、科隆（巴拿馬）、塞得港、納霍德卡、馬賽
產業：匹茲堡、馬鞍山、攀枝花、伊春、陶里亞蒂、安加爾茨克、豐田、坎昆、沙姆沙伊赫、雅爾塔、索契

城市形成的早期就像以上幾個故事一樣，非常偶然，卻是我們這個漫長歷史中必然要出現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城市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的產物，但是其形成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生產力，也只有城市，在以後的漫長歲月里催生了工業革命等產業變革。城市的形成就像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兒，終究要綻放，一滴雨露、一陣風都可能把這花蕾打開，開出美麗的花朵。

四、新的城市形態

城市發展到了今天，依然在不斷隨著時代而更新，從形態、功能上發生著變化。我們對於城市的理解就不能再局限於一塊蓋了密集樓房的土地這種非常簡單的概念。新的城市形態正在產生，值得我們關注。

工業園區：

工業園區不算新的城市形態，早在80年代就已出現，這一城市形態是推動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基礎。工業園區的居民是各個工廠，他們聚在一起享受工業園區的基礎設施，而且中國的工業園區一般也都會提供稅費等方面的優惠，所以對於小型工廠來說，入駐工業園區要比自己建廠成本更低。工業園區這種城市形態在未來會發生一些變化。首先是隨著精細化和定製化的發展，工廠規模變小。客戶不需要那種大規模生產的產品，而需要定製的產品，同時對於貨物獲取的時效性要求變高，相應的物流中轉就顯得重要；同時，工業園區內部的企業不再是分散的、僅僅與總部保持聯繫的加工點，各個工廠之間會形成合作，共享一些產品、勞動力和技術，這就要求在工業園區的建設與組織架構上，與過去的形式做一些變革，促進園區內工廠之間聯繫的增強。

城市群：

城市群也不是新的城市形態，早在20世紀60年代，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就已經提出了這個概念。一個城市難以完成所有的功能，必然會向其他城市尋求幫助，而距離自己近的城市就成為最合適的選擇，因為距離帶來的成本最低。當一群在一起的城市聯繫多的時候，各個聚在一起的、等級不同的、聯繫緊密的城市便形成了城市群。城市群依然滿足城市兩個特徵：共同體與高度流動性。城市群發展到很高的高度時，便會有融合的要求，設立一個統一的市政管理體系來統一協調，城市群便成了一個城市。武漢便是三個城鎮合在一起的產物，誰能保證深圳、惠州、東莞不會這樣呢？

新城新區：

如今各大城市都在如火如荼的建設新城或新區，這些新城區往往被領導們大手一批，拿下個幾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傲視老城區。新城的土地通過賣地將未來的收益變現，充實了城市政府的腰包，導致政府樂於開發各種新城。新城往往與老城在地域上相連，或者隔著不遠，但是建設都很大氣，也很現代化，與老城區截然不同。新城的建設往往由政府主導，他們也有足夠的動力去做：賣地賺錢。當然少數新城也由老百姓自己去投資建設，比如溫州的龍港，這是農民出資建設的，號稱中國第一個農民城，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龍港早期也是由鎮政府來組織和協調進行投資、建設的。新城的開發中，政府佔據了主導的地位，也通過其公共服務來塑造了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不一定體現在新的文化認同上，但是可以體現在細小之處，對於居民來說包括對新區房價的期待上，對於企業來說可以是稅費的減免等，這也促使新區的管委會或政府向更高一級政府爭取權力和優惠。新城這種與原有城市藕斷絲連的形態不算新的城市形態，英國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著手建設新城了，戰後又大規模建設，他們主要的想法是把新城作為居民居住的地方，騰出老城空間進行寫字樓、工廠建設。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這些新城往往成為獨立的產業-居住城市，比如米爾頓凱恩斯，它們也成為城鎮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中國，許多新城也一樣，最後取代了老城區成為城市新的經濟、文化中心，比如上海的浦東、大興的亦庄等。但是為了賣地而建起來的新城，在現在這個土地財政早已枯竭的時代里，後續已然不足，前景實在不看好！新區能不能帶來新變化，需要時間的檢驗。

半個月內國務院批了兩個國家級新區：

福州新區：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9/content_10152.htm

滇中新區：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15/content_10168.htm

大型社區

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的城市社區建設打破了過去「單位制」的傳統。然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城市的社區缺乏了一種凝聚居民的力量，社區居民力量分散，形成了所謂「原子化」的特徵。開發商主導的住宅開發也忽視了社區共同體建設，生活在一起的居民需要合作來完成很多事情，比如物業監督、交通線路調整等，但是很顯然，商品房小區做不到這一點，老死不相往來是這些社區的典型特徵。居民基本上不可能為了物業、交通線路等去聯合起來，成立業主委員會來與開發商、物業公司以及政府進行博弈，沒有精力也沒有能力。這樣的社區只是一個大型居住區，談不上是一個社區。不過近年來，人們越來越發現，許多社區的事一定得住在一起的人協作完成，自己的力量是弱小的，好在互聯網的普及使得大型社區的居民不用挨家挨戶去敲門串聯，直接在網上就能協調商量好，然後派出代表統一對外。而過去做做樣子的業主委員會也派上了用場，可以通過這一組織架構來幫助居民協調統一去完成物業監督、交通線路調整等對外協商工作。最近的例子就是北京的天通苑與回龍觀，這兩個超大型社區都擁有30到50萬的人口，過去也是典型的居住區，居民之間基本沒有聯繫，但是隨著兩個社區的逐漸擴大，交通、基礎設施、商業的供應遠遠不足或供給不合理，單個居民可能難以改變現狀，但是在許多社區居民一起努力下，情況就不一樣了。政府在進行交通線路調整、管網改造時都會考慮居民的感受，並與業主委員會進行商量和協調。天通苑、回龍觀只是代表，全國這樣的社區還有很多，過去城市居民之間聯繫分散，被社會學家稱為「原子化」的社會。居民直接與就業單位、政府發生聯繫，而忽視了社區這一單元，隨著社區在社會服務中地位的提升，可以預見以後很多城市社區會逐漸增強自己的力量，社區作為一個整體在城市中會加強話語權。城市居民也會更多的參與到社區中來，許多社區形成新的共同體，這些共同體在城市中佔據了一塊無爭議的地域空間、擁有很強的話語權，這些會給城市治理帶來新的挑戰。

網路給社區組織帶來了便利，使得社區居民可以有效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天通苑社區網：天通苑社區網-天通苑生活第一社區網

回龍觀社區網：回龍觀社區網回龍觀網回龍觀

回龍觀地圖：

天通苑地圖：

創業空間高技術園區

創業，尤其是高新技術，需要一整套複雜的支持系統，包括金融、技術、物業、基礎設施、交通等，全球創業空間為特點的城市不多，矽谷算是典型的。在這個城市中，原有的市政體系已經無法滿足這些天馬行空的創業者和高科技從業者的需求了，許多公司自己提供適合自身的公共服務，比如谷歌、FB等，他們有自己的獨立的園區，在園區內提供食堂、交通等服務，小公司則依賴於矽谷中的孵化器、風險投資基金來進行生存，在這裡面，政府的角色被大大淡化，許多服務都由社會來提供，這也保證了這種空間擁有自由的氛圍。促進城市共同體形成的莫過於創立公司、上市、合作新項目等。創業空間這種城市形態要求政府淡化自己的色彩，將更多的服務交由市場來完成，創業空間不能有太多政府的色彩，因為這種城市形態共同體的形成不依賴於政府公共服務，而是依賴於目標性的合作來實現。

城市聯盟

隨著通訊和交通的發展，城市聯繫越來越不受制於距離的約束，而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去尋找更加符合自身需求的城市開展合作，這個城市可能與自己相距半個地球。早期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漢薩同盟這樣的城市聯盟，在海盜協防、促進貿易上，這些城市展開了密切的合作，但是隨著時間漢薩同盟逐漸衰落。到了全球化的今天，國家的力量在許多領域顯得無能為力，這就需要國家裡面的公司、城市等自己開展對外的聯繫，城市作為一種共同體，也有著與其他城市合作的動力。比如全球著名的氣候城市聯盟，由全球40個大都市組成，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在國內，各地的城市協調會也類似於這樣的形態，城市之間不一定地域相連，但是卻有著共同的目標，會促使城市之間進行合作，在醫療、旅遊等方面進行一體化的嘗試。比如中四角的四個省會：武漢、長沙、南昌、合肥就開展了醫保互認、旅遊互通等一體化的嘗試，而這四個城市地域上並不相連，而且分屬不同的省份，但是差不多的地位和合作的需求使得他們走在了一起。城市聯盟算是一種特殊的城市形態，它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但是一樣具有城市所擁有的共同體和流動性的特徵，甚至城市群也是城市聯盟的一種。如何協調城市聯盟，如何設計相應的協調措施和制定政策，城市聯盟如何合理分工與合作目前還都是空白。未來需要重視對這一點的認識。

世界氣候城市領導聯盟：C40

長三角協調會：相聚馬鞍山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第15次市長聯席會議召開

目前排第一的答案提到了貿易起源，還建了模型，看著挺好，只是歷史可能不是這樣的。農業社會經濟自給自足，普通人對貿易的需求極低。為市場提供需求的主要是權貴。所以通常是先有軍隊入駐，軍事領袖進化成元首，元首招徠官僚、巫人，緊跟著的是為上述人群提供服務的醫生、廚子、樂師、舞女、畫師、裁縫，再然後是制器的工匠，勞力。這些人不稼不穡，城市的糧食需求在帝國框架內靠榨取農村來滿足。在農業時代，發達的工商業往往是城市的附屬品，而非成因。一直到中世紀晚期，行會與自由市的出現才讓政治的重要性降低。

轉一篇文章，名字叫《權勢造就城市——論農業時代的城市起源》，刊載在社科學報上的。文章比較長，所以描黑了一些論據，可以挑著看。

城市的起源不是一個新問題，它是研究城市的學者著力探討的三大主題之一。[1]這一問題已有不少答案。起初，學者們傾向於從經濟方面去闡述城市的起源，因為城市繁榮的工商業活動總是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利時歷史學家享利·皮雷納是工商業起源說的代表，[2]他不僅用工商業發展解釋中世紀歐洲城市的起源，而且把它當成是一切時代、所有地方城市起源的基本原因，他說，「在任何一種文明中，城市生活的發展都必須依靠工商業。······過去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帝國或阿拉伯帝國的城市是這種情況，今天歐洲、美洲、印度、日本或中國的城市也是這種情況」。[3]皮雷納的思路和觀點在學術界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在一些人看來，城市似乎就天然地成了工商業中心：農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出現剩餘，人們就開始用剩餘的產品進行交換，從而形成工商業中心。[4]後來，也有學者不同意皮雷納的觀點，但依然從經濟方面去分析城市的興起。[5]當然，也有學者反對單純地從經濟方面解釋農業時代的城市起源，認為中世紀的城市有多種類型，城市因為不同的性質而有不同的興起原因。[6]還有人認為，城市興起並不只有一個原因，而是貿易、政治、宗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7]
　　以上各種解釋體現了在城市起源這一主題上的學術進步。但存在一個主要問題，就是人們傾向於根據城市生活中某一個或某些突出的特點，去探討城市興起的原因，這就容易為表象所蒙蔽。本文認為，在農業文明時代，城市普遍地由統治者的權力所締造，作為政治中心的城市是如此，工商業較為發達的城市也是如此。城市是各種非農業活動的匯聚之地，其中，政治及與政治相聯繫的軍事、宗教活動對於城市的興起最為重要，工商業活動追隨權勢而發展，圍繞權勢的消長而興衰。
一
在農業文明中，任何城市都存在較為活躍的工商業。上古時期的城市，規模一般都不大，但工商業已比較發達。兩河流域的烏魯克，形成於約公元前35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在鼎盛時期，它的面積達450公頃，人口5000。在這個城市裡，商人和工匠的社會地位儘管不高，但他們與數以千計的漁夫、農民、水手和奴隸一起，構成了城市中的絕大多數人口。[8]在公元前3000年，蘇美爾人的小城市拉伽什，手工業分工十分明確，僅在巴烏[9]的廟宇中工作的麵包師就有21名，並附帶了27名女奴。有啤酒釀造者25名，並配有6名奴隸做助手。有40名剪羊毛的女工。另有女紡線工、女織布匠、男金屬匠若干。[10]在印度，考古學家能從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一些城市裡，發掘商店和作坊遺迹，而遺存的建築物和器物表明，當時應存在著磚匠、木匠、陶工、銅匠、釉工、石匠、金匠和珠寶匠等工匠。[11]在美洲，考古學家揭示的特奧蒂瓦坎城在長達八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共興建過600座金字塔，500個作坊區，一座大市場，2000座住宅建築以及廣場區。一些工匠和商人就生活在各自的區域里，「貿易是這座城市致富的源泉」。[12]
古時有個別族群專門以貿易為業，並形成城市。馬克思曾講過，腓尼基人是以經商為主的民族。[13]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2000年代前期，腓尼基已經出現了一些沿海的城市國家，比如北方的烏伽里特和北方的比布羅斯，比布羅斯是一個位於今天的黎巴嫩朱拜勒這一地方的城市，是當時最重要的商業城市，與兩河流域、埃及和塞普勒斯等中東地區的經濟體有經常的貿易往來，它是介於敘利亞和埃及之間的重要港口。在公元前1000年代的前期,腓尼基最重要的城市是南部的西頓和推羅，腓尼基人在塞普勒斯和愛琴海的貿易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他們的足跡遍及地中海世界的每個角落。
上古時期的城市不僅有了繁榮的工商業，而且，不同的地區和城市之間的貿易往來也十分密切。古代兩河流域城市與尼羅河、印度河流域的各城市都有貿易往來。在兩河流域一些城市出土了一些不像是蘇美爾特徵的印章、珠子甚至陶器，但卻與同期信德和旁遮普各個城市的同類產品相同，這就表明，兩河流域與印度河流域存在著貿易交往。[14]現在有很多考古材料可以證明，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在兩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河流域之間存在著一個聯繫廣泛並且密切的商業網，所以，有人提出，「世界體系」應有五千年的歷史。[15]
到中古時期，城市的工商業活動更加興旺，一些城市甚至呈現出工商業城市的面貌。中世紀英國的萊斯特就是這樣一個繁榮的工商業中心。但它是從軍事要塞、行政中心發展起來的。[16]公元一世紀時，羅馬軍隊在當地建了一個軍事要塞。7世紀時，萊斯特成為一個主教駐地。再後來，萊斯特就成為萊斯特郡的首府。到1086年時，萊斯特有教堂八所，人口約2000。但是，到13世紀中葉，萊斯特逐漸地從區域性的政治中心演變成工商業發達的城市。14、15世紀，萊斯特製革業繁榮。16世紀初，萊斯特所記錄的行業從業人員包括屠夫、製鞋匠、裁縫、布商和麵包師。
另一個城市諾里季，在1194年時由英國國王理查一世授予建城特許狀。根據1377年人頭稅的記錄，諾里季當時的人口將近6000人，成為英格蘭第四大城市。[17]諾里季發展很快，到16世紀時，它已成為除倫敦以外英國最大，也是最富有的城市。16世紀上半期，諾里季有79種不同的職業，其中有12種主要的職業，包括呢絨織工、裁縫、綢布商、屠夫、日用雜貨商、木工、皮革匠、剪毛工、麵包師、鞋匠、石匠、床罩織工。到16世紀下半葉，諾里季成為服務於諾福克和薩福克兩郡的主要工商業中心。[18]
　　大城市的工商業最為發達。在中世紀的巴黎，僅手工業就有一百多種職業，1291年的一份地租冊表明，當時的行業達128種，所涵範圍極廣，包括紡織、皮革、建築、五金、零售、餐飲業。[19]因為人口眾多，巴黎的商業貿易不僅興旺發達，而且影響力波及廣泛的地區，巴黎象一個巨大的胃，吞筮著來自四八方的糧食、肉類、水果、蔬菜、牛奶等食物，當然還有大量的生活用品。巴黎的影響力甚至決定了方圓幾十公里的範圍內人們的經濟活動的走向。[20]倫敦作為英國的政治中心對於英國經濟生活的影響，一如巴黎對於法國。13世紀下半葉，倫敦的工商業已十分發達，不僅行業眾多，而且都形成各自的組織，影響最大的工商業組織是商人組織。1300年前後是中世紀倫敦人口最多的時期，據估計達到8至10萬，龐大的人口規模就產生了廣泛的糧食和原材料的供應區，倫敦成為英國最大的糧食需求市場。研究顯示，在只有陸路運輸的情況下，倫敦從距離其20英里以上的集鎮吸收糧食；在可以水運的情況下，輸送糧食的距離達到60英里。牲畜和畜產品的供應地更遠。滿足倫敦需求的糧食供應區包括倫敦周圍的10個郡，其最大補給區超過4000平方英里，最大補給距離超過100英里。英格蘭東南部地區因為向倫敦供應糧食而長期保持繁榮。[21]
　　中國古代的城市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商業化的趨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變化就是在唐宋之際，中國城市內部的坊牆逐漸被拆除。唐代中期以前，城市內部還都是劃分為若干個裡或坊，四周築以高牆，夜晚關閉坊門，實行宵禁，居民經商只能到官府設立的官市進行，不得隨意開門設店。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居民迫切需要擴大商業市場和活動空間。在由唐至宋的社會變革過程中，「里坊制」和「官市制」逐漸被廢棄，坊牆被拆除，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沿著街道布置住宅，開設店鋪，城市面貌因而大為改觀。宋代以降，這種新的空間結構和市井面貌已成為城市的常態。
　　農業文明上起新石器時期，下至18世紀工業革命，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時代。在這個時代，城市的發展經歷了很大的變化，城市的規模也有極大的差別，但是，它們普遍地具有較為活躍的工商業，上述城市僅僅是作為例證，以說明這一事實。從世界城市史的一般趨勢看，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農業生產出現更多的剩餘，分工越來越細，人類物質文明也更加發達，這些都為城市文明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可以說，在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到來之前，繁榮的工商業都已成為農業社會城市生活的一個典型特徵。
二
繁榮的城市工商業容易使人以為，城市是隨著工商業的發展而興起的。但是，在農業時代，僅僅靠手工業和貿易活動的集聚，很難發展為城市生活。
　　生產出現剩餘以及工商業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助於形成地方上的市場，四鄰八鄉的農民在約定俗成的日子匯聚到某個地方進行交易。通常，集鎮或小城鎮就是大家趕集的地方。較大的城市裡有常設的市場，那裡的市場開放時間更長，商品更加豐富。因此，在城市和城鎮，在人口集聚的地方，就必然有市場。但不能反過來說，有市場就必然形成城市。
　　單從商品交換這個角度來看，簡單的、偶然的商品交換，根本不可能形成城市。甚至定期的、大規模的交易也不一定形成城市，從歷史上看，這種交易活動充其量只能形成市集，中世紀歐洲發達的長途貿易和興旺的市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2、13世紀，歐洲工商業興盛，到處都形成市集，最繁忙的市集都集中在由義大利和普羅旺斯通往法蘭德斯海岸的貿易大道靠近中點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市集當數香檳市集，12和13世紀的香檳市集吸引了整個歐洲的商人，香檳市集大約在13世紀下半葉發展到了高峰，但到14世紀初便開始衰落。以香檳集市優越的地理環境和交通運輸條件，加上它在長期的貿易活動中形成的交易規模和影響力，都沒有使當地形成重要的商貿城市，那麼，在更早的古代，在經濟不夠發達的條件下，僅僅依賴當時那種水平和規模的工商業，是很難形成最早的城市的。
那麼，城市是如何興起的呢? 我們認為，農業時代的城市由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所開創。很多關於城市起源的傳說，傳達了這樣一種信息。
　　關於最早的城市怎樣起源的問題，往往充滿著神秘和想像的色彩。根據兩河流域的神話傳說，城市是這樣建造起來的：恩基神為了給人類尋找棲身之地，交給磚神庫拉斧和磚模，選擇房址，打好地基，又交給恩利爾神的首席設計師穆什達瑪建造。在另一則神話中，描述了恩基建立城市和農村，讓人類生活其中。神建城市，神等同於城市的觀念在古代兩河流域人的觀念中根深蒂固。[22]兩河流域人認為，尼普爾是神最早建立的城市，它位於天地的交界處，是宇宙的中心。伊新第一王朝的國王伊什麥·達干這樣描繪尼普爾城：「啊，尼普爾聖殿，你的光輝普照蘇美爾大地，你是神的傑作」。[23]
　　在古代兩河流域的都城中，巴比倫城是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城市。巴比倫人同樣視巴比倫城為神最早建立的城市，在中巴比倫時期的文獻中，巴比倫城被稱為 āl sacirc;ti（最初的城）和 duru? ta-ku-un-x-x-nu（永恆之地）。巴比倫人把巴比倫看成是他們的宗教中心和精神首都。在巴比倫人的神話、史詩以及各種文獻中，巴比倫城的地位等於尼普爾和埃利都的地位。而兩河流域的創世紀史詩（Enuma Elish）在確定馬爾杜克的首神地位的同時，也將巴比倫城提高到聖城的地位，超越了尼普爾城，成為天地交界處的城市，成為宇宙中心，永恆之城。在巴比倫人統治末期編纂完成的一部著作《巴比倫地形》中，巴比倫人這樣描述巴比倫城：「一個富庶、快樂的地方，公正、自由、美麗，它是最古老的城市，由神建立，並被他們當做家鄉；它是一座聖城，是生活之源、智慧之泉，是天下的宗教中心和宇宙中心，掌管節日慶典、行使王權、執行神御人之命」。[24]
　　神或英雄創造城市的傳說流行於很多地方。無數的城市為了強化城市共同體意識，以及為了從傳統中尋求城市榮譽感，總是訴之於神靈的啟示和英雄的開端這類故事，來描述城市的起源和歷史。關於羅馬城的起源就形成了好多種充滿傳奇色彩的說法。[25]這種故事往往十分動聽，而且，有的城市的確可以從某個英雄人物或某個事件中找出其開端。
　　不過，撩起神秘的面紗，我們仍能發現，正是統治者創建了早期的城市。
　就以羅馬城來說，這個從台伯河邊七座小山中發展起來的「七丘之城」，最初只是幾個小村落，它後來發展為羅馬帝國的政治中心，到公元2世紀時，它的人口至少有100萬以上，成為西方世界的大都市。羅馬城不斷擴大與羅馬政治體制的演變和帝國的擴張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羅馬先後共修建過七道城牆，第一道城牆圍繞著七丘之一的帕拉蒂諾山修建。共和國時期，即公元前378年至前352年，第二次修建城牆。公元272年至280年，羅馬城修建了奧雷里安城牆，這道城牆長11.5英里，城牆內的面積大約為5.3平方英里，城牆本身寬13英尺，城牆外部的防守地帶寬33英尺，城牆內環繞城牆的道路寬16英尺。(公元402年霍諾瑞亞斯在位時，又在城牆上修復了381座突出的尖塔，間隔32碼。)直到19世紀，羅馬城的防禦工事主要利用奧雷里安城牆。羅馬城的規劃和城內的建設也是在統治者的主導下進行的，比如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奧古斯都重新改造羅馬城，用大理石替代磚修建羅馬。公元64年羅馬發生大火，羅馬城幾乎全毀。但這也給了羅馬統治者全面重建羅馬的機會，果然，後來的歷任統治者都不遺餘力地建設羅馬城，終於把羅馬建設得輝煌燦爛。[26]羅馬有多壯麗，現在的人們只要看看它的遺址，看一看它的公共建築殘留下來的遺迹，就不能不發出由衷的讚美和感嘆。
　　在前殖民時期的南美，這個長期「與世隔絕」的新大陸，城市也是統治者的傑作。在那裡，城市人口的增長和積聚，不是簡單地因為有了較高的農業生產水平和更密切的商業交往關係而造成的結果，所有的城市中心都沒有自然而然地發生這種線性的發展過程。在城市形成過程的中、晚期，新的政治組織出現了，為了更為合理地利用勞動力、土地和水資源，統治者建立了規模空前的城市中心。於是，在墨西哥中部高地，出現了特奧蒂瓦坎；在佩騰有蒂卡爾；在瓦哈卡有蒙特阿爾邦；在玻利維亞高地有蒂亞瓦納科；在的的喀喀湖的北部盆地有普卡拉，等等。當需要擴大或重建一個城市的時候，總是由國王、高級僧侶或某位有權勢的人下令進行的。帕查庫提是1439年到1471年印加帝國的皇帝，是他下令重建了庫斯科的中心。阿茲特克首都令西班牙人驚嘆，基本上也是阿茲特克國王蒙提祖馬一世的傑作，他在位期間下令擴大特諾奇蒂特蘭，建造主神殿。像這樣由一位擁有絕對權力的人物改造或建造城市的事情在殖民者到達以前的南美還有很多。貴族們修建了城市，用以管理和控制廣大領土內的生產、貿易和文化生活。[27]
　　在農業文明時代，政治權力締造城市和城市體系的事例，最典型的莫過於羅馬帝國時期推行的都會化運動。一些學者認為，羅馬帝國是由各城市或各城邦有機地匯合而成的一個大聯合。[28]的確，羅馬帝國的皇帝們幾乎是一任接著一任地在帝國境內建立市鎮，推廣城市生活。奧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和克勞迪亞斯(公元41—54年在位)是其中致力之最積極者。到圖拉真(98—117年在位)和哈德良(117—138年在位)統治時期，仍在推行都市化措施。內戰期間及其以後的幾任皇帝統治期間，義大利人大批向其他地方遷移，造成了市鎮發展的開端。皇帝們支持這個運動，他們希望建立新的城市生活中心，有更多的羅馬化居民的中心。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各個行省的都會化運動都受到了鼓勵，特別是當羅馬由於對外進行戰爭而盡量需要徵募新兵的期間鼓勵尤甚。奧古斯都在整個東方就是追隨了龐培(公元前106—48年)、愷撒(公元前100—44年)和安東尼(公元前82—30年)的政策，在許多村莊、聚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邦。對西方，如高盧、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奧古斯都所採取政策和對東方的政策原則相同。竭力向高盧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部落制度中傳入都市生活，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國境中恢復都市生活。[29]韋斯巴薌(公元69—79年在位)也積極鼓勵各行省發展城市生活。他的目的首先在於擴大皇帝權力最後憑藉的基礎，對於那些多少已經羅馬化了的行省，特別是那些主要的徵兵地區和駐紮有羅馬重兵的行省，如西班牙、日耳曼尼亞和多瑙河流域諸行省，他就加速其都會化運動。在羅馬化程度較高的行省內，把羅馬公民資格和拉丁公民資格授予新建立的都市中心。無論什麼地方，都會化運動都儘可能地被推進到極限。在圖拉真(98—117年在位)和哈德良(117—138年在位)時代，羅馬帝國仍致力於推行都會化。到二世紀時，羅馬帝國看上去就像一個由城邦組成的大聯盟，每一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30]
羅馬帝國統治下的歐洲地區的城市形成，主要的原因在於羅馬帝國出於軍事征服和政治統治的需要而廣泛建立的權力中心，這些權力中心首先是作為軍事據點或戰略要地而建立起來，並在後來發展為管治一方的政治中心。[31]比如在英國，羅馬人到來之前沒有真正的城鎮。羅馬人在英國建立殖民地，並最終建立了四個城鎮作為當地的行政中心，其中包括倫敦。[32]在英國，所有的羅馬城市實際上都有軍事起源。歐洲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城市化效果明顯，據估計，除義大利土地上建立的城市以外，歐洲的羅馬城市起碼有300個以上，雖然其中的大部分城市規模很小，但的確有很多大城市，其中，有的城市的人口已超過50000。羅馬統治下的歐洲城市人口100-140萬，城市化水平約為8-15%，[33]在那個時代，這個比例就相當高了。相反，在沒有受到羅馬帝國統治的歐洲地區，當時就沒有什麼城市，[34]這從反面說明了帝國的政治力量在歐城市化過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由於城市為統治者所建，很自然地，最早一批脫離農業生產並能夠聚集於城裡的人，首先就是社會的管理者，也是階級社會中的統治者，統治階級連同為統治者服務的軍隊、僧侶等，構成早期城市的主體。根據唯物史觀，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會產生私有制，出現階級的分化，而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其中一部分人佔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所以，最早的生產剩餘除了一部分流入市場，用於交換外，很大一部分被統治階級所佔有。統治者用這些剩餘去養活自己的軍隊、神職人員、隨從，以及為他們自己服務的工匠[35]。這樣，當人們被迫將剩餘的糧食交到統治者手中的時候，城市就開始興起了。[36]
三
既然是統治階級創建了城市，那就不難理解，農業時代的城市主要就是一個政治中心。古代城市的政治性質突出地反映在城市主要功能上：對外防禦和對內實行統治。
　　人類聚落從一開始就是有組織的。兩河流域最早的人類聚落傑里科就建造了防衛設施，城鎮周圍有開挖的壕溝，城牆高12英尺。在公元前6000多年時，城牆高度已經達到15英尺。稍晚於傑里科的人類聚落查塔·休於也重防禦，那裡的房屋聚集在一起，共同構成一個大的防禦體系。[37]有堅固的城牆和防禦體系，這足以說明：穩定的、永久性的、較大規模的人類聚落不可能存在於無組織、無權威的狀態中。
　　城市出現以後，為了防止外來侵略，大規模的防禦成為一個現實和迫切的需要。世上第一座城市烏魯克的防禦功能十分突出，在公元前三千紀早期，烏魯克城市建起了巨大的圍牆，已發掘的城牆有9.5公里長。大約公元前2700年，烏魯克城市的統治者吉爾伽美什下令修建了這道城牆。[38]上古時期的城市往往也是一個軍事要塞，即使處在平原地帶，也會建築城牆以防入侵。古代亞述人的城市就突出防禦的功能，亞述國家先後有6個首都，阿淑爾城為古亞述（約公元前2000—1800年）和中亞述(約公元前1400—1050年) 前期的首都，後來阿淑爾城一直是亞述人的宗教首都和王陵所在地；中亞述時期王圖庫爾提·尼努爾塔一世和新亞述王薩爾瑪那塞爾三世(公元前858—824年)先後建立新都，但使用時間不長。中亞述末期，卡爾胡、尼尼微先後成為首都，城市裡同樣有的高大城堡建築。新亞述王國的薩爾貢二世(公元前721—705年)建立了薩爾貢要塞（今科爾薩巴德），是亞述人城市新觀念的典範，薩爾貢要塞是一個嶄新的城市，佔地2平方公里(0.8平方英里)，城堡依城牆而建，甚至高於城牆。城堡中有神廟，寺塔和宮殿合成一體，龐大的人工平台建在原來的居住區上，另有一個平台建築了納布神廟，一個低一些的城堡是貴族官邸，有城牆與城市其他部分區隔。第二層防禦工事仍建在城牆上，靠近主城門，是帝國軍械庫所在，用於儲藏武器和戰利品。[39]
　　中古時期，農業生產有所發展，工商業活動也活躍起來，來城市居住和經營的人多了，於是，城市面積不斷擴大，但新擴的城區依然需要修築城牆以防衛，這在中世紀歐洲城市復興運動中是十分常見的事情。在12至14世紀間，許多城市曾拆毀它們的老城垣，填滿它們的舊城壕，把郊區變為城區，並建造了新城垣。在1078年到1175年差不多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佛羅倫薩築了兩圈城牆。在老德意志區各地，薩克森或薩利安時代所建造的古老城垣對人口來說已顯得太狹窄，因而被拆除，並另造了擴大範圍的新城垣。在萊茵―多瑙河地區諸省內,差不多每個城市經過兩次這樣的擴大,一次在12世紀，又一次在13世紀。1281年，科倫的城垣有65座城堡和13座城門，這就是城市聚合擴大的結果。[40]事實上，農業文明中的城市幾乎都被圍圈在城牆裡，而沒有城牆的城市倒是罕見的。
　　早期城市另一個基本功能是實行統治。因此，從一開始，城市就是作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統治者及其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各種人員構成城市中的基本居民。
　　在兩河流域，國家產生以後，城市化進程加快。公元前三千紀初，兩河流域南部地區有146個城鎮或大型聚落，但城市僅2個。到公元前2700年，城鎮或聚落則減少到24個，而城市數量增加到8個。公元前2500年左右，80%的人口居住在大於40公頃的城市裡。[41]城市人口中包括城市的最高統治者、各職能部門的大小官員、城市中從事各種職業的手工業者、商人、小商販、農民等。值得指出的是，在古代兩河流域居民的社會生活中，城市的身份認同一直是區分一個人的民族身份的重要標準。城市產生之初，在民族認同標準中，是否生活在城市裡是認同的唯一標準，在《吉爾伽美什史詩》中，恩基都通過被引介到城市，著城市人的服裝，過城市人的生活後，才被烏魯克人接受成為自己人。[42]可見，城市居民的身份成了一個政治符號。
　蘇美爾城邦時代(約公元前2900—2340年)的城市在城邦的控制之下，城邦的核心是一個中心城市，周圍有小城市、城鎮和農村。阿卡德人的統一戰爭結束了蘇美爾城邦時代，再經過烏爾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2004年）和古巴比倫王朝（約公元前1894—前1595年）的發展，兩河流域地區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建立，城市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都城成為中央統治的政治中心，其他城市則成為地方的行政中心。阿卡德國家的建立開創了一種新的統治模式，而在城市發展的歷史中，這個新的國家帶來的最重要的變化就是首都的出現。薩爾貢在王室銘文中說：他創立了一個新的城市阿卡德以為自己的首都。都城，蘇美爾文寫為Uru-sag，Uru就是城市，Sag在蘇美爾語中的意思為「頭」、「首」、「第一」等。阿卡德城在當時已經具備政治中心、經濟中心的地位。原來各蘇美爾城邦中的中心城市現在成為地方行政中心，如烏瑪，成為烏瑪省的首府，由中央派遣官員管理行政和軍事事務。阿卡德時期（約公元前2296—前2112年），城鄉差別進一步明確，在城市中居住的人除上下層官員外，還有他們的扈從和手工業者，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在城邦時期是居住在城市裡的，這時已經被排除在城市之外，他們無權享用城市中生產的生活產品。從烏爾第三王朝開始，隨著官僚體制的進一步完善，中央統治的加強，特別是烏爾第三王朝的統治者舒爾吉進行稅收體制改革，又出現了一批新城市。根據兩河流域地區的古老傳統，城市一般遵循從小的定居點到聚落，到大型聚落，再到城鎮、城市的發展道路，一般城市都由統治者負責修復和改造，傳統城市，如烏爾、尼普爾、拉爾薩、烏瑪、基什等，在歷朝歷代都是重要的地區性政治、經濟、宗教中心。
　　兩河流域的城市作為政治中心體現在神廟和宮殿等建築上。在蘇美爾城邦時期，城市中有神廟、寺塔、王宮、城牆和房屋等建築，但神廟是城邦觀念的核心，參與祭祀城邦神表明城邦成員資格。城邦是城邦守護神的財產。因此，在城邦的中心城市規劃中，神廟是標誌性建築，一般位於城市的中心。神廟的出現與城市化進程幾乎同步，有學者甚至認為兩河流域城市起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神廟的發展[43]，神廟的作用是積聚和再分配剩餘財富。公元前3500年的烏魯克城市裡，唯一的管理機構是神廟，最早的文字、合同文獻、藝術、建築等都在這裡興起。烏魯克城的統治者也是神廟的負責人，承擔了世俗和神聖領袖的雙重角色。[44]城市間，後來是城邦間的戰爭使得軍事首領的地位日益提高，一些城邦統治者採用盧伽爾的稱號，這是一個軍事化特徵明顯的稱號，蘇美爾文直譯為「大人」，後譯為王。有學者認為，原來這個稱號只是城邦在戰時軍事首領的稱號，後來逐漸固定下來成為城邦統治者的稱號，比如拉格什的最後一個統治者烏魯伊尼姆基那（即烏魯卡基那）就已經自稱為王盧伽爾；基什的統治者麥塞里姆也自稱盧伽爾。[45]由此稱號也派生出另一種城市機構，即王宮，是王居住辦公場所。在多數蘇美爾城邦中，王宮控制政治、軍事權力，而經濟權力仍然掌握在神的手中。在文獻中，行政長官的官邸與王宮沒有區分，但建築樣式和規劃並不相同。在蘇美爾地區，王宮建築以統治者名字命名，而其他公共建築名稱比較模糊。在可以區分王宮和神廟的遺址中，王宮的位置亦不固定，或位於神廟旁邊，如拉爾薩；或距離神廟非常遠，如埃利都和烏魯克。在多數情況下，神廟與權力機構的位置對比說明世俗權力與神權的關係。
　　在中國，城市的起源也很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前，早期的中國城市充分展現了政治中心的作用。目前考古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城市，是距今已有5500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這處城市遺址沿河而建，方圓達160萬平方米，以三個台階為界線劃分成三處功能不同的區域，既有大型宮殿、神廟等標誌性建築以及布局整齊的房屋、墓地，又有護城壕溝、手工作坊和集市。[46]
　　夏、商、周時代，城市進一步發展，出現了不少規模宏大的城市。《淮南子·原道訓》中有「夏鯀作三仞之城」之說。近年對河南新密新砦遺址的發掘顯示，這是一處設有外壕、城牆和內壕共三重防禦設施、中心區建有大型建築的大型城址，整個城址總面積逾100萬平方米，極有可能就是夏代開國之君夏啟的都城，即古文獻中所說的「夏啟之居」。[47]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的大型都城遺址，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其中宮殿區面積達12萬平方米左右，據碳－14測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1900至前1600年，應是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故址。商代的城市遺址，迄今已發現多座。如鄭州商城周長近7公里，城牆估計能達到7－8米高，東牆、南牆長1700米，西牆長1870米，北牆長1690米，平面基本呈方形，東北有一抹角。位於洛陽的東周王城，《逸周書·作雒解》謂「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據考古實測，東周王城南北長度大約3320米，東西寬度約2890米，總面積約為9564800平方米，規模確實十分巨大。
　　商、周以降直至近代以前，中國城市的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在世界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其他地區鮮有能與之匹敵者。自商、周時代就形成的中國城市的形態和特徵，也長期保持下來而無大變化。學者們大多認為，中國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原因，基本上是出於政治和軍事的需要，而非經濟活動的結果。如張光直指出：「中國初期的城市，不是經濟起飛的產物，而是政治領域的工具。」[48]這種看法大體上符合中國城市起源和發展的實際。直至清朝時期，中國的城市基本上仍是各級行政機構的治所，而且城市的等級與其行政等級相互對應。
　　再來看歐洲，歐洲文明的源頭在古希臘，古代希臘的城邦制度發達，是古希臘社會發展到「高級而完備的境界」[49]時的一種狀態。人們通常認為，古代希臘城市中的工商業活動十分發達，這的確是一個事實。但是，古希臘的城邦就其實質來說，仍是一個政治單位，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所謂「城邦」，實即政治社團(城市社團)。[50]城市的政治性質體現在城市的建築上，比如城市需要防衛，古希臘城市的地理位置除了選擇天然適合於防禦的地方以外，還建造衛城、城牆等設施。而城市的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主要反映在古希臘城市的大會場和古羅馬城市的廣場上，它們分別處於城市的中心，並通過街道路網與城市的其他地區聯接在一起，它們標誌著城市在政治上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獨立。[51]羅馬帝國時期在都會化運動中造就的城市，其政治性質不言而喻。羅馬帝國垮台後，歐洲的城市工商業衰退，那時，城市作為權力中心的特點反而更加明顯，例如從公元5世紀晚期到7世紀初，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原有的羅馬城市上建起的最初城鎮，都是由世俗的和教會的權力所佔有。這些城鎮儘管缺乏羅馬帝國時代的城市所擁有的完善的功能，但它們有城牆，有與世俗和教會貴族有關的低水平的貿易和手工業活動，它們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最早的城市，國王和主教則在當時的這一城市復興時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52]
　　農業時代的城市普遍地具有政治性質。在歷史的早期，很可能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即當工商業尚未發達到使工商業者形成一定的規模、可以穩定地匯聚於一地的的時候，統治階級的隊伍已經十分龐大，為了實行有效的統治，他們集合在一起，創設國家機器，建立官僚機構，以此為基礎，號令天下。這個最初的權力中心就是城市文明的胚胎，權力的掌控者以及所有與他們有關的人員，組成最早的脫離了農業生產的定居者。隨著官僚機構的進一步發展，權力中心的各種設施也更加完備，不僅建立宮殿和其他議事或執行機關，還建起了神廟、學校。當然，市場也是不可少的。為了滿足各種需要，權力中心吸引了各種各樣的工商業者，城市生活就這樣慢慢地發育、生成。可見，城市的政治性質並不排斥發展工商業。
四
事實上，正是因為城市裡有強大、穩定的政治力量，工商業才欣欣向榮。早期城市中的工商業是以政治中心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並主要為統治階級服務。在古代的兩河流域，工匠和商人的職業活動依賴於城市統治者，有些貿易，如在對武器製造極為重要的金屬貿易，甚至為王室壟斷[53]。與宮廷有聯繫的商人集團推動了對青銅武器和奢侈品的廣泛需求。寺廟和宮廷工匠，加上與宮廷有關的市場的出現，從而也催生了獨立的工匠，他們聚集在城內的空曠地帶，自由地交換他們的產品。[54]印度在朱羅王朝時期(公元850—1279年)的城市化進程是從村落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不同的社會宗教集團以寺廟為中心進行各種經濟活動。寺廟充當了社會經濟和政治整合的制度性基地，在公元7到9世紀的印度教一神崇拜運動(Bhakti Movement)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守貞專奉(bhakti)中心成了重要的政治和朝聖中心，並且演變為龐大的城市綜合體，它們或者以某個大廟為中心，或者是幾個寺廟共同組成某個城市綜合體。這種寺廟由統治者建造，寺廟也是大土地擁有者。9世紀以後，寺廟也開始接受錢財捐贈，並且再把所接受的捐贈投資到土地和貿易中去。寺廟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的發展，導致城市的發展。農產品和當地製造品貿易，以及為這些中心所需要的、來自於遠方的奢侈品貿易是城市發展中的一個輔助性因素。由地方貴族和寺廟所產生的，而本地的生產又無法滿足的需求，將行商帶到這些市場，並鼓勵大量的工匠、藝人定居下來，他們最終在寺廟中心從事經營活動。這個過程十分緩慢，跨越了四個世紀。[55]
　　經濟活動不僅為統治階級提供服務，而且也為統治者帶來利益，因此，工商業受統治者鼓勵和支持。中世紀歐洲發生城市復興運動，是由權力所推動的。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商業的復興、城市工商業的成長往往就是在這些權力中心周圍開始的。正是以羅馬帝國時代的那些政治中心為基礎，形成了封建歐洲最初統治一方的權力中心，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中世紀的工商業，乃至長途貿易。比如中世紀英國的赫里福德和諾丁漢都是重要的貿易中心，早在10世紀時已是發展成熟的自治市，但追溯歷史，我們發現赫里福德早在7世紀晚期就已是主教駐節地。對於像赫里福德和諾丁漢這樣的城市來說，城市的規劃和形成可能更多地由商業以外的需要來決定。[56]皮雷納對中世紀歐洲城市的興起持「商業起源說」，但追溯一下他所說的那些城市的歷史，仍可發現這些工商業城市是從以前的權力中心演變而來的。大多數比利時的城市歷史都可以追根溯源到中世紀，這些地方往往是作為封建的和教會的領地上的政治中心、管理中心和宗教中心而被選中的。世俗封建主和教會領主將他們設防的住處變成了他們的司法管轄權、領地的行政管理權的所在地。[57]二是新興的城市也是由封建主來設置的。封建主鼓勵在自己的屬地上設立城市是出於獲取利益的考慮，城市成為中世紀封建領主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地。所以，中世紀的西歐到處都有封建領主積極設立城市的情況。[58]德國的封建主創設的城市數量最多，而且不少城市後來都成了重要的工商業中心，比如慕尼黑、哥廷根、漢諾威、烏爾姆、呂貝克、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凱撒斯勞騰、茨維考、開姆尼茨等，都是由封建主創建，授予特許狀後成為城市的。[59]從12世紀起，佛蘭德和埃諾的伯爵、布拉班特的公爵、甚至一些較小的封建主都建起了一些新城。在不拉奔，大約在1234年左右，公爵享利一世在邊境和新兼并的土地上建立了許多新城市，則是出於領地擴張的需要，這些城市一旦建立，就成了附近農村的共同市場。[60]
　　甚至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城市，也形成相應的工商業。在主教城市，由於是大主教、主教的駐地有教堂、寺院的存在，宗教中心的經濟影響十分明顯。比如在中世紀盛期的阿爾勒，除了大教堂以外，還有大約11所寺院。在馬賽，在同一時期的初期，大約建起了6所以上的寺院。這些寺院不只是宗教信仰的中心，其中還有一大批牧師、教士，以及為他(她)們服務的僕人，這些人有服務和物質供給方面的需求。這就意味著應有一批工匠、店主和小販在這些地方居留下來。所以，法國的主教城市從中世紀前期起就具有商業功能。在英國，主教城市的數量要比法國少得多，只有17個主教城市。所以，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英國的主教城市網路的規模比較小，但是，主教城市作為權力中心和貿易中心的作用可是一點不小。坎特伯雷在公元9世紀時就建起了大教堂，並在城牆外建立了聖奧古斯丁修道院。在大教堂周圍，建造了密集的房屋，教堂的東側有一個市場，在通往多佛的大道邊形成了一個牛市。在同一個時期，另一個主教城市溫切斯特，也存在類似於坎特伯雷的土地市場，它的街道的名稱表明專業化的工匠集中的地區，比如盾牌工街、製革匠街、肉鋪街、市場街等。伍斯特也是一個主教城市，9世紀時，這裡就有土地市場，還有不止一個的商品市場，主教有權對欺騙顧客的商販進行罰款。[61]
　　農業時代城市的工商業繁榮程度，往往與城市作為政治中心在整個權力層級中所處的地位相聯繫，地位越高，城市中的工商業也相應地更加繁榮。
　　一國的首都通常是達官貴人云集，經濟生活也更為活躍。在農業時代，凡是大城市多為一國的首都，羅馬、長安、開封、杭州、巴黎、倫敦等均是如此，這些城市的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的規模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同時，大都市還為工商業帶來了更多的發展機會，比如巴黎作為法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創造了相應的奢侈品市場與經濟生活。法國最重要的統治機構都在首都：巴黎的老議會、審計院、大委員會(the Grand Conseil)，等等，這些機構的存在，意味著有大批的官僚及相關人員在巴黎的集中，同時，也意味著有大量的地方官員進出巴黎。據估計，1515年，巴黎的行政系統需要5000王室官員，另需8000「技術專家」。朝廷和各類官僚機構集中，達官貴人及其家眷雲集，這意味著在巴黎，他們除了日常的消費之外，還有大量的奢侈品需求，僅此一個方面的消費需求，足以使首都形成一個檔次較高、規模不小的消費市場。巴黎作為文化中心也帶動了當地的經濟，巴黎的大學吸引了一些教師和學生，並支撐起一些相關的經濟活動，如印刷業。[62]
　　然而，大都市繁榮的經濟活動，又是靠強大的權力為後盾的。在農業時代，市場經濟還未得到充分的發展，要維持大規模人口的日常生活，沒有一個強勢的力量控制物資供應，那是不可想像的。
　　有人認為，在古代，即使在相當繁榮的地區，要讓一個人脫離土地而生活，就需要超過10個人在土地上幹活。[63]城市文明在初期就是靠著這樣一點少得可怕的農業生產剩餘來支撐的，而這點剩餘完全可能因為乾旱、水澇、瘟疫、社會混亂或戰爭而很快遭到破壞。所以，以今天的城市人口規模來衡量，上古時期城市的人口規模都不大。到中古時期，農業生產力有較大的發展，但維持一般規模的城市人口的生計，也需要有廣大的農村腹地來支持。波爾頓曾經計算，一座3000人口的城鎮每年至少消費掉1000噸穀物，這就相當於4500英畝耕地的年收成。如按二圃制生產，這個面積加上休耕地，共需耕地9000英畝。如按三圃制生產，也需要7500英畝的耕地來供養。[64]
　　參考以上估算，我們就容易理解，存在於農業時代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必須靠相應的權力為支撐。唐代長安盛期的人口數量大約為100萬左右，北宋開封、南宋杭州盛期的人口數量約為150萬左右；北京曆元、明、清三代都是帝國的首都，其人口規模元朝盛期約為95萬，明朝和清朝盛期均為100萬左右。[65]這些人口眾多的首都城市，僅靠本經濟區域內的農業生產是無法維持的，它們都需要從遠方運輸糧食。唐都長安從關東輸入的糧食，每年都有數十萬石，多時達數百萬石。北宋開封仰賴於江淮漕糧，每年漕額約為600萬石左右。[66]元、明、清時期，京師人口全賴江南糧米接濟。從江南調運北京的糧食，元朝時期每年少則100餘萬石，多則300餘萬石；明朝初期數額不固定，每年少時100萬石，多時達500萬石，明中葉以後至清朝則固定在400萬石左右。[67]除政府調運外，商人們每年也向首都販運大量糧食。長距離的糧食轉運，需要有一個比較便利的水上運輸體系。除元朝主要依靠海運外，其他朝代都主要依賴運河向首都漕運糧食。因此，歷代政府都很注意運河的開浚與維護，其中京杭大運河對於首都的糧食供給發揮了長久而關鍵的作用。[68]
羅馬帝國時期羅馬城的糧食供應問題，也是在帝國這樣的政治框架內才得到解決。公元初，羅馬的人口將近100萬，小麥的消費總量約為4000萬摩底(古羅馬計量單位，1摩底約合8.754升)，其中，大約佔75-95%的數量是從義大利以外的地方輸入。[69]羅馬城依靠強權解決了它的糧食供應問題，糧食供應由皇帝負責，所以，是整個羅馬帝國供養著羅馬城：羅馬城的糧食供應有來自埃及的穀物，還有來自西西里和非洲的皇家田地與公共田地上的穀物，高盧和西班牙也要送來一些，這都是佃戶繳納的地租，使京城裡的無產者和宮廷得到充足的糧食供應。此外，皇帝們還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來保證羅馬城一切居民得到足夠的糧食供應，其措施是使羅馬城的居民對一些產谷行省的產品有優先取得之權，換言之，就是規定埃及出口的穀物除特殊情況外不得輸往羅馬城以外任何地區。[70]
　　首都的繁華取決於權力，地方上其他權力中心也是這樣，布羅代爾曾詳細地描寫過法國城市貝桑松從中世紀到近代早期的經歷，很好地說明了政治地位的變遷對其命運的影響。早在羅馬統治之前，貝桑松就已成為高盧的一個重要部落塞卡尼人的首府。到古羅馬時代，貝桑松又成為一個交通要道上的城市。到中世紀，城市已相當發達，成了大主教的駐地。1290年，貝桑松建立市鎮機構，成為帝國的自由城市。不過，貝桑松在孔泰地區的政治地位長期不確定，使得它的發展很慢。它是孔泰地區的宗教首府，但多勒才是法朗什-孔泰的首府。多勒與貝桑松本來是勢均力敵，但多勒成了本地區的行政中心以後，情形不利於貝桑松，1422年，省高等法院遷往多勒。隨後，又有一所大學也遷走。多勒因此而發展起來。而貝桑松儘管人口不少，但一直不夠繁榮發達。到17世紀時，貝桑松還是一副「災難深重」的樣子。戰爭、瘟疫、饑荒在貝桑松周圍遊盪。路易十四統治時期終於確立了貝桑松的省城地位，把設在多勒的高等法院又遷了回來，並創設了一個初等法院、一個中等法院和一系列非常法庭。貝桑松還接納了一所大學，迎來了巡按使和軍事總督，最後還有一支強大的駐軍。貝桑松因其地位的改變而得益，首先是各種官員大量擁入，官吏總數大約有500人，連同家屬可能達到2000人，城市人口大為增加。不過，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成為省城以後對本地區其他城市的控制。到18世紀末，貝桑松的商業已十分活躍，商人眾多，出現一些著名的商號，甚至還有專做大宗批發生意的商人，貝桑松成為四周小城鎮的貨物集散中心。不僅如此，這裡還成為一個活躍的匯兌中心，幾乎全省所需的匯票，都直接或間接地與貝桑松有聯繫。在工業方面，新建的針織業也很有成效。成為當地政治中心的貝桑松就這樣慢慢地又成了工商業中心。貝桑松的發展速度我們可以通過對比它與孔泰省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長狀況可知，18世紀末，該省的城市增長率為32%，而貝桑松市的這一增長率為75.6%。1788年，貝桑松的居民為20228人。同年，其他城市的居民分別為:薩蘭6630人，多勒7774人，格雷4784人，阿爾布瓦5902人，隆勒索涅6500人，其他城市的人口都在四千以下。由此可見，成為孔泰省的政治中心對於貝桑松的發展是多麼的重要。但是，正像權勢給它帶來繁榮一樣，失勢也使它衰敗。貝桑松的繁榮並沒有長久保持，法國大革命使它遭受致命的打擊，貝桑松一下喪失了高等法院、巡按使以及各個宗教團體，等等。從此以後，貝桑松顯得無精打采，不斷地走下坡路，它在法國城市中的排名從1801年的第18位，下降到1851年的第25位。[71]
　　在農業時代，由於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經濟生活首先是圍繞著權力而發展起來，並在權力的支撐下繁榮、興旺，因此，權勢的消長往往就決定了城市工商業的興衰，不僅貝桑松如此，連不可一世的羅馬城也沒能免遭這樣的命運。羅馬的衰落開始於公元200年，初時，衰落的趨勢十分緩慢。從公元330年起，這種趨勢加快，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約280―337年)將首都遷往君士坦丁堡以後更為明顯。羅馬帝國在公元476年滅亡，羅馬城便失去了帝國政治中心的地位，羅馬城衰落了，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和光彩，在後來的幾百年中，羅馬城對商業和工業來說就是一個死城[72]，這可以從城市人口的變化中看到，羅馬盛世時，城市人口大約有上百萬。但到公元700年左右，羅馬城的人口只剩50000人左右，而到11世紀初，人口下降到只有35000人。1377年前後，羅馬人口處在谷底，那一年，教皇駐地從阿維農遷回羅馬，羅馬的人口只有大約15000至20000人。[73]　
五
權力締造了城市，權力的大小決定了城市的規模和影響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在農業社會裡，尤其在較早的歷史時期，城市主要是政治的中心。但是，這一說法並不是想否定政治性質的城市同時也可以成為工商業中心，作為政治中心的城市並不排斥經濟功能，只要在那裡集中了一定數量的非農業人口，那裡就必定有對商品(無論是農產品，還是製造品)的需求，形成相應的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同時，城市裡的市場也為周圍農村地區提供了一個穩定的交易場所。而且，發展城市經濟本身也給城市當局帶來利益。這樣，從權力中心發展出工商業活動就成了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對農本經濟時代的大多數城市來說，它們的政治作用是主要的，而經濟功能則是從屬的、隨之而發生的，這就是農業時代城市中的權力起伏決定城市經濟的繁榮程度的主要原因。
　　所以，農業時代城市興起的根源在於政治統治的需要，而不是工商業發展所造成的結果。那種根據城市的類型去尋找城市起源的思路，雖然注意到了政治或宗教在造就某些類型城市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這種思路依然是以默認一些城市的工商業起源為前提的。而把城市的起源歸結於貿易、政治、宗教等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低看了權力在創造城市中的作用。
當然，在肯定越是在城市歷史的早期，政治因素對城市命運的影響越是重要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隨著人類生產力的發展，工商業逐漸發達，它在城市生活中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有些城市儘管還是一定區域內的政治中心，但興旺發達的工商業已經使這些城市的政治角色退居幕後，表現出工商業城市的面貌。這一變化在中世紀後期的西歐社會表現得十分明顯，本文在第一部分提到的英國城市萊斯特和諾里季就是這樣。德國的一些城市也是如此，14世紀末的科隆已有36個行會。到15世紀末，這裡的行會達45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它的規模遠小於科隆，只有萬把人口。1355年時，它有14個行會。到1387年，行會增至20個，從業人員1544人，其中，從事第一產業的人佔6.1%，從事第二產業(包括紡織、制衣、食品加工、建築、金屬加工、製革、燃料生產)的人佔81.4%，服務業從業人員佔12.3%。到15世紀，法蘭克福發展到了28個。[74]一些原來名不見經傳的地方也發展為喧鬧的城市，如法國的蒙彼利埃、第戎、里爾，德國的柏林、萊比錫、紐倫堡、慕尼黑。還有一些城市，如安特衛普、哥本哈根、鎊。儘管西歐的城市那時依然處在封建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歷史的潮流逐漸地把工商業者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推到城市生活的中央，他們所從事的活動不再僅僅圍繞城市裡的封建權力，也不再僅僅是為當地居民的生活提供日常服務，他們也為遙遠的國際市場組織生產，從事長途貿易，他們是正在形成中的資產階級，創造並生存於具有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
　　正是新興的資本主義賦予新生的資產者日益強大的力量，並且使城市的命運逐漸擺脫對政治權力的依賴。一些城市的興衰，主要不是受位於城市中的政治權力的變化的影響，而是取決於城市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位置，從13世紀中葉開始，義大利的城市由於地處東西方貿易的交匯點，它們就成了歐洲從事國際貿易的中心，先是熱那亞，後來是威尼斯，在兩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它們先後成為歐洲無可匹敵的商業首都。新航路開闢以後，國際貿易的中心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和波羅的海沿岸。結果，從1570-1578年以後，阿姆斯特丹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貿易中心，經歷了大約兩個世紀。以後，阿姆斯特丹又讓位給倫敦。
　　從權力創造城市並決定城市的命運，城市生活圍繞權力而發展，到城市的興衰取決於城市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位置，這一變化體現了資本的力量。
　然而，在商業資本主義階段，資本的力量還沒有發展到能夠獨立於封建的權力體系的程度，就城市發展史而言，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初期的歐洲，商業資本仍然需要藉助於現存的、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城市體系和從過去留下來的權力中心，來發展和壯大自己。資本創造城市的力量要等到工業化時期才充分地展現出來，那時，資本創造並推動著歐洲新興的工商業城市蓬勃發展，那些雖然有著悠久的、甚至輝煌的歷史，但不能適應資本擴張需要的舊的權力中心，無情地被邊緣化了。在資本主義佔統治地位的城市裡，權力與工商業的關係已經顛倒：以前，工商業圍繞權力而發展；現在，則是權力屈從於資本。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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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說的「權勢」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權力及其在運用中所造成的影響。在古代，世俗統治者常常以神的名義行使其權力，因此，僧侶（或教士）也是擁有權勢的社會階層。關於「城市」的定義，現代的城市概念不適用於古代農業文明中的城市。這裡所說的「城市」，是一批脫離了農業生產，以非農活動服務於社會的人們的聚居之地。「脫離了農業生產」當然不是說城市與農業毫無關係。事實上，農本時代的城市與農業的關係千絲萬縷，城市中有農田，居民中有農民，是農業社會城市的普遍現象。但是，城市居民的主體已不是農民，他們不再以農業生產為主業。所謂「非農活動」，是指農業以外的其他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行政管理、工商業、文化和宗教、軍事活動(如防衛)。至於「聚居之地」的規模，在不同歷史時期，從幾千人、幾萬人，乃至數十萬人不等，一些城市的規模甚至不見得比現在的村莊大多少。參見吉迪恩·肖伯格《城市的起源和演變》(G.Sjoberg，「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ities」)載《科學美國人》1965年9月(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1965) H.范.沃維克：《城市的興起》，載M.M.波斯坦等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三卷「中世紀的經濟組織和政治」(H.van Werveke,「The rise of the towns」, in M.M.Postan, E.E.Rich and Edward Miller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ume III,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Pol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63.)第6頁。伊迪斯·恩南編：《中世紀的城市》(Ennen, Edith, ed., The Medieval Town, Translated by Natalie Fryde, North-Hollander Publish Company: Amsterdam·New York·Oxford, 1979.) 第185頁。〔法〕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顧良、施康強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第573頁。簡·埃爾文特·邁萊：《北歐國家》，載理查德·羅傑編：《歐洲城市史:展望和回顧》(Jan Elvind Myhre, 「The Nordic Countries」,in Richard Rodger ed., European Urban History, Prospect and Retrospect,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第178頁。
[1]見〔美〕保羅·M.霍恩伯格、林恩·霍倫·利斯著：《都市歐洲的形成：1000—1994年》，阮岳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8-9頁。　
[2] 〔比利時〕亨利·皮雷納著：《中世紀的城市》，陳國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3] 〔比利時〕亨利·皮雷納著：《中世紀的城市》，第84頁。　　
[4] 保羅·貝勞奇：《城市和經濟的發展：從古至今》(Bairoch, Paul,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dawn of history to the present,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Braid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第11頁。希格托·楚魯：《城市的經濟意義》：載奧斯卡·漢德林、約翰·伯查德編：《歷史學家與城市》(Shigeto Tsuru,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Cities, in Oscar Handlin and John Burchard, ed., The Historian and the City, The M.I.T. Press,1966.)第44-55頁。
[5] 比如劉景華在《西歐中世紀城市新論》一書中，雖不同意皮雷納的觀點，提出了很有見地的「生產不足論」，但依然在工商業的範圍內尋找中世紀城市興起的原因。　　
[6] 見馬克垚著：《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二版，第278—293頁。　　
[7] 〔英〕A.E.J.莫里斯著：《城市形態史——工業革命以前》(上冊)，成一農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45—46頁。　　
[8] 〔美〕布賴恩·費根著：《世界史前史》，楊寧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第232頁。　　
[9] 巴烏(Bau)是美索不達宗教所崇奉的神靈，是拉伽什地區的護城女神。　
[10] 〔英〕戈登·柴爾德：《歷史發生了什麼》，李寧利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第80頁。　　
[11] 〔英〕戈登·柴爾德：《人類創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東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第126頁。　　
[12] 〔美〕布賴恩·費根著：《世界史前史》，第330–333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2頁，注90。　
[14] 〔英〕戈登·柴爾德：《人類創造了自身》，第113–114頁。　
[15] 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巴里·K.吉爾斯主編：《世界體系：500年還是5000年?》，郝名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美〕威廉·伯恩斯坦著：《茶葉、石油、WTO：貿易改變世界》，李暉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20—43頁。
[16] 參見保羅·M.霍恩伯格、林恩·霍倫·利斯：《城市歐洲的形成,1000—1950年》，第24—28頁。
[17] 〔英〕A.E.J.莫里斯著：《城市形態史——工業革命以前》(上冊)，第264，397頁。
[18] 見龐德：《諾里季的社會和職業結構,1525—1575年》(J.F.Pound，「The Social and Trade Structure of Norwich 1525-1575」)，載《過去和現在》1966年第34期( Past and Present, No 34,1966.)，第49—69頁。　
[19] R.H.希爾頓：《英法封建社會的城市：比較研究》(Hilton, R.H., 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Feud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第66頁。
[20] 參見〔法〕費爾南·布羅代爾：《法蘭西特性（空間和歷史）》(1)，顧良、張澤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206-208頁。以及龐茲：《中世紀歐洲經濟史》(Pounds, N.J.G.,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Longman, 1974.)，第271—272頁。
[21] 參見戴維·尼古拉斯：《中世紀晚期的城市》(Nicholas, David, The Later Medieval City 1300-1500,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7.)，第45頁。謝豐齋：《英國封建社會市場研究：12—14世紀的擴張時期》，2002年北京大學博士論文，第51頁。
[22] 威斯頓霍爾茲：《城市的宗教基礎。都城和巴比倫》(Westenholz,J.G.,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ity. The Capital City and Babylon」, in J.G. Westenholz (ed.) Capital Cities: Urban Planning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Held on May 27-29, 1996. Jerusalem, Israel Bible Lands Museum Jerusalem.)第45頁。
[23] 威斯頓霍爾茲：《城市的宗教基礎。首都和巴比倫》，第47頁。
[24] 威斯頓霍爾茲：《城市的宗教基礎。首都和巴比倫》，第50頁。
[25] 可參見《世界史資料叢刊·上古史部分：羅馬共和國時期》（上），楊共樂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6–12頁。
[26] 可參見A.E.J.莫里斯著：《城市形態史——工業革命以前》(上冊)，第162—189頁。
[27] 見喬根·E.哈舵：《拉丁美洲的城市建設》，載A.吉爾伯特編：《當代拉丁美洲的城市化》(Jorge E.Hardoy, The building of Latin American cities, in A.Gilbert ed., Urb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John Wiley and Sons Ltd.,1982.)第20-23頁。
[28] N.J.G.龐茲：《中世紀歐洲經濟史》，第20頁。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第1頁。
[29] 〔美〕M.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上冊，馬雍、厲以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9－80頁。
[30] 〔美〕M.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上冊，第166，196頁。
[31] 基思·霍普金斯：《古典古代的經濟增長和城市》，載菲利普·艾布拉姆斯、E.A.里格利編：《社會中的城市：經濟史和歷史社會學文集》(Keith Hopkins, Economic Growth and Town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in Philip Abrams and E.A.Wrigley, eds., Towns in Societies: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第59 ，68頁。
[32] E.J.歐文：《希臘羅馬世界的城市》(E.J.Owen, The City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Routledge and New York,1991.)，第124頁。
[33] 保羅·貝勞奇：《城市和經濟的發展：從古至今》，第91-92頁。
[34] 參見龐茲：《中世紀歐洲經濟史》，第71頁。
[35] 可參見柴爾德《人類創造了自身》上的論述。見該書第108至111頁。
[36] 肯尼思·博爾丁：《城市之死：驚恐觀望後文明》，載奧斯卡·漢德林、約翰·伯查德編：《歷史學家與城市》(Kenneth Boulding, The Death of the City: A Frightened Look at Postcivilization, in Oscar Handlin and John Burchard, ed., The Historian and the City.)第134-135頁。
[37]圖見麥克·羅夫：《兩河流域和古代近東文化圖集》，紐約，1990年（Michael Roaf,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Ancient Near East），第32及44頁。
[38]斯蒂凡妮·戴利：《兩河流域的神話》，牛津，1991年（Stephanie Dalley, Myths from Mesopotamia），第50頁。
[39]圖見麥克·羅夫：《兩河流域和古代近東文化圖集》，第184頁。
[40] 戴維·尼古拉斯：《中世紀晚期的城市，1300—1500年》，第4頁。戴維·尼古拉斯：《中世紀城市的成長》(Nicholas,David, The Growth of the Medieval City: From Late Antiquity to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ongman,1997.)第93-95頁。〔美〕湯普遜著：《中世紀經濟社會史(300—1300年)》，下冊，耿淡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82頁。龐茲：《中世紀歐洲經濟史》，第231—232頁。　　
[41] 阿米利亞·庫爾特：《古代近東(約公元前3000–300年)》(Kuhrt, Amélie,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BC.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1995.) 第31頁。
[42] 斯蒂凡妮·戴利：《兩河流域的神話》，第53—59頁。
[43] E．斯通：《古代兩河流域城市的發展》，載J．薩松主編：《古代近東文明》，（Elizabeth Stone，「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in Jack M. Sasson，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Peabody，2000）第235—248頁
[44] 〔美〕布賴恩·費根著：《世界史前史》，第332頁。
[45] J.N.珀斯特蓋特：《早期兩河流域社會經濟史》，倫敦，1992年（J.N.Postgate, 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第31頁。
[46] 周劍虹、孫曉勝：《含山凌家灘：中國最早的城》，《江淮晨報》2002年7月26日。
[47] 桂娟：《多年苦尋公元前2000多年夏代開國都城始有結果――初步勘定位於河南新密新砦遺址》，《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年10月9日。
[48] 張光直：《關於中國初期「城市」這個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
[49]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7頁。
[50]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3頁。
[51] 參見E.J.歐文：《希臘羅馬世界的城市》，第1-3頁。
[52] 丹尼爾·G.拉索：《英國早期的城市起源和發展，400—950年》(Daniel G.Russo, Town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in Early England, c.400-950 A.D., Greenwood Press:Westport,1998.)第232-233頁。
[53] 〔英〕戈登·柴爾德：《歷史發生了什麼》，第85頁。
[54] 琳達·曼秀尼拉：《早期城市社會:挑戰和希望》，載琳達·曼秀尼拉編：《早期城市社會的出現和變遷》(Linda Manzanilla, Early Urban Societies: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in Linda Manzanilla ed., Emergence and Change in Early Urban Societies, Plenum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97.)第6-8頁。
[55] R.錢伯卡拉什米：《貿易、意識形態和城市化：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300年的南印度》(R.Champakalashmi, Trade, Ideology and Urbanizatio:South India 300BC to AD 13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第207-208頁。
[56] 科林·普拉特：《英國中世紀城市》(Platt, Colin, The English Medieval Town, London, 1976.)，第30頁。
[57] 雷蒙德·范·尤特溫：《比利時》，載理查德·羅傑編：《歐洲城市史》(Raymond van Uytven, 「Belgium 」, in Richard Rodger ed., European Urban History, Prospect and Retrospect,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 第111頁。
[58] 可參見基思·D.利利：《中世紀的城市生活，1000—1450年》(Keith D.Lilley, Urban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1000—1450, Palgrave:New York,2002.)第106-136頁。
[59] 戴維·尼古拉斯：《中世紀城市的成長》,第96-98頁。
[60] 雷蒙德·范·尤特溫：《比利時》，載理查德·羅傑編：《歐洲城市史》，第112頁。湯姆·斯科特：《德國的社會和經濟，1300—1600年》(Scott,Tom,Society and Economy in Germany 1300-1600, Palgrave, 2002,.)第114 頁。
[61] R.H.希爾頓：《英法封建社會的城市：比較研究》，第27—29頁。戴維·尼古拉斯：《中世紀晚期的城市，1300—1500年》，第1-2頁。蘇珊·雷諾茲：《英國中世紀城市史導論》(Reynolds, Sus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 Clarendon Press·Oxford, 1977.)第20頁。
[62] 讓·雅卡爾：《巴黎:現代早期的首個大都市》，載彼得·克拉克、伯納德·勒帕蒂編：《近代早期歐洲的首都城市及其腹地》(Jacquart, Jean, 「Paris: First Metropolis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n Peter Clark and Bernard Lepetit, eds., Capital Cities and their Hinterland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ldershot: Scholar Press, 1996.)第106-107 頁。
[63] 林恩·懷特(小)：《500-1500年技術的發展》，見〔意〕卡洛·M.奇波拉：《歐洲經濟史》，第一卷，「中世紀時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10頁。
[64] J.C.博爾頓：《中世紀英國經濟，1150-1500》(J.C. 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London and New York,1980.)第119頁。
[65] 關於歷代都城的人口數量，學者們的估計頗為懸殊。茲處所用數字，唐長安據寧欣《唐代長安流動人口中的舉選人群體》，《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北宋開封據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21－324頁；南宋杭州據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方鍵、何忠禮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9－331頁；元大都、清北京據韓光輝《北京歷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81－84、120－128頁；明北京據高壽仙《明成化年間北京城市人口數額初探》，《北京檔案史料》2005年第1期。
[66]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第185頁。
[67] 韓光輝：《金元明清北京糧食供需與消費研究》，《中國農史》1994年第3期。
[68] 常征、於德源：《中國運河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69] 保羅·貝勞奇：《城市和經濟的發展：從古至今》，第86頁。
[70] 〔美〕M.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上冊，第287頁。
[71] 參見〔法〕費爾南·布羅代爾：《法蘭西的特性（空間和歷史）》(1)，第150一163頁。
[72] 〔美〕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399頁。
[73] 保羅·貝勞奇：《城市和經濟的發展：從古至今》，第109-110頁。
[74] 龐茲：《中世紀歐洲經濟史》，第294—295頁。
[75] 戴維·尼古拉斯：《中世紀晚期的城市，1300—1500年》，第9頁。
[76] 〔美〕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24頁。
責任編輯：周學軍
來源：中國世界史研究網
中國社會科學報網2013年01月28日

1，【城市最初是效率的產物，現在也是】X3，是的重要的話要x3

（為什麼明明10w元就能在郊區農村蓋百平的大房子，50w就能蓋500平的「豪宅」，而很多人還願意花幾十萬幾百萬在市中心住幾平米幾十平米的鴿子籠呢？就是為了享受城市的效率）

2，城市是目前人類聚落的終極形式。

3，城市的初衷是降低生存成本（物價），提高生產效率。

4，在遠古，初級的聚落則是單純的獲得安全保全群族自身的手段。

這一時期的聚落還不具備商業屬性，屬於一種類似軍事目的的組團手段，用來對付野獸和異族的侵襲。

5，地租水平一般而言被視為為效率所支付的代價意願。

這進一步說明城市是效率的產物。

6，最初出現手工業，把農產品與自然產品加工為可交換的商品的時候，由於商品交換的需要，市集就出現了。

隨著市集的規模的擴大，人類分工變得更多更細，效率得到極大提高，生產剩餘加大，細分需求越來越專業化，於是城市出現了。

7，城市出現之後，出現了更多的專業，職業，出現了更多的結社組織。現代社會才真正意義上開始形成。

人口聚集：平原盆地河岸沿海河流起訖點河流交匯處

社會分工：從事商業手工業服務業等，一部分人離開耕地等生產第一線

交通要道：隨著交通運輸的發展，公路、鐵路路口、車站、交匯處

產品剩餘，產品流通是城市之所以產生和維繫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精細化分工

從地理的角度講，人類會自然的形成聚落，經過千百年演變，逐漸成為今天的各種城市，城鄉結合部，鄉村等等。按照人文社科的角度，我看答案里已經有很多大牛講了，我這裡敘述一個新的角度，也就是從結合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來講述城市的各種現象，從而從一個側面回答題主的問題。

可能要從一個很遠的地方引入話題

即在任何一個封閉的環境里，各種要素都將有向混亂髮展的趨勢。

這也就是熵理論的不嚴謹的表達，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熵增理論是自然界的第一定律，這句話我感覺還是很有道理的。具體熵增理論參考http://wapbaike.baidu.com/view/354435.htm

也就是說汽車不會自己自發的由鐵礦石變成鋼鐵再變成汽車的樣子

石油也不會自發的變成各種型號的燃油，再跑到你汽車的油箱里

大馬路上的汽車，本應該是有互相碰撞的趨勢，而不是有序的各行其道

同樣，路面的道路材料，也不是自發的變成那樣，一層一層的。

……

人類在數千年來的活動，都可以歸納為，建立起有序的事物，這個事物可以是具像的如建築，冶金產品，種植，也可能是抽象的，例如法律，規則，政治制度。這些東西相輔相成，不斷的以小聚落，大城市，乃至國家的形式體現。

進一步說，人類的生產活動產生了比較有序的物品，人類社會也在向有序的方向發展，那麼這豈不是違背了熵增定律？

事實上，所有的局部增加有序的活動必然伴隨著其他地方的無序，也就是混亂程度，的增大。

熵增必然伴隨著能量的釋放，我們的生產生活都需要各種能源，而且在使用這些能源的時候，往往是不可逆的。

綜合前兩段舉個栗子，你用焦炭和鐵礦石煉鐵（本身也需要熱源提供強熱），產生了熱和各種氣體（這是混亂度高的部分）以及鋼鐵（相對於鐵礦石，鋼鐵的有序程度更高），後面這幾樣東西不會再變成鐵礦石和焦炭了，總的看上去，整個系統的混亂度是增加的，但是局部是減少的，而且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

人類不僅希望建立有序，而且希望有序建立的規模和速度都要不斷提高，這一情況反映在前兩次工業革命上就是，人類學會利用加快自然界的無序程度從而釋放並傳輸能量，來實現自己社會的有序程度提高。同樣的，現代城市的發展都是伴隨著工業化的進行的。

城市幫助人類上述的過程，各種要素在城市裡有序的流轉。城市實現了人類追求更高更快的目標，催發著他們更加努力的去重複這個循環。

這個過程中，巨型城市，大城市圈就形成了。這也必然需要要求，在這些城市裡生活的成本越來越高，因為你需要融入這個有序的系統里，必然需要你創造更多的有序來維繫你在這個系統里的位置。

當然這樣巨大的系統，要維持，並且繼續發展他的有序程度，必須伴隨著其他地方大量的無序程度的出現。例如污水、垃圾的正確處理。

如果這些無序因素影響到了我們已經建立好的有序部分中，這變可能引起事故，並且損耗掉有序，這是人類不能接受的。

如果我們都騎馬車出行，自行車出行，那麼，每年就不會有那麼多交通事故，死那麼多人。可是，這樣的交通不能滿足我們創造價值、交流溝通的需求。這就是矛盾點。所以，汽車民航高鐵應運而生，但是他們的有序程度是很高的，同樣他們向無序發展的趨勢也是最大的。

百邁的汽車，幾百邁的高鐵，亞音速的飛機，從自然界的角度來講，並沒有「義務」那樣有序的的運營。一旦某個因素破壞了這個有序，他們會非常快速的走向無序，伴隨著也就是巨大的事故，因此需要我們耗費更多的資源去管理他們。

城市同樣是有序性非常高的地方，容納了各種各樣的元素在內，如果一個點不慎破壞了這個高有序度，如果放任發展，那就是快速的崩塌。

在處理無序，建立有序的過程中，要麼在城市內部實現，要麼需要和城市外部進行交流，那麼從這點講，就類似細胞的發育，大的細胞要分裂就是因為與外界交流的界面無法滿足內在需求。

同樣巨大的城市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可是人是自私的，又是善於說謊的，城市外的人，不清楚自己幾斤幾兩都想往這個看似美好實際危機四伏的地方鑽。而城市內的人不願意看到自己的蛋糕被別人分去。這就形成了現在大城市的各種壁壘。從客觀的角度講（我既不生活在大城市，也不在山溝溝里），這個機制是有利於城市維持他的有序的，以我的價值觀來看，相對於城市內部的人，無數湧入的外來人口，也許需要更多冷靜的，基於自身的思考。因為，生活的幸福作為一種人類的高級精神感受，與這個所謂的高有序度並不是鎖死的，畢竟一種維持的心態往往帶來的是焦慮。

人類一味想要索取，惰於付出的心態是建立在需求在某種程度上滿足的前提下的，只是大多數人嘴硬不承認，但行動總是出賣了他。

城市之間，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城市在維持自己有序的過程中向外輸出無序，這些無序必然會影響到周邊，某京周圍的城市有吃到地域紅利（當然，這些紅利仍舊吃進了少數人的嘴裡），但更多的是對於大城市給他們的不利影響的怨聲載道。

長三角和蘇北安徽的發展差別就是這樣的矛盾。讓一批人先富起來，帶動更多的人發財的想法是好的，但是要看這第一批人是怎麼富起來的，抽血總是比鍛煉強壯來的快，掠奪總是比種地來的快，這個世界上愛好掠奪的民族要比愛好種地的民族的人口多的多。

同樣的矛盾，也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矛盾。只是在民眾的潛意識裡，中國的嚴格的戶籍制度是萬惡的，北上廣深限制落戶是不合理的，而美國限制他入境和移民的條條框框則是理所應當的，如果從我上面抽象出的模型來看，兩者的移民性質是一樣的。當然你罵政府也好誇美帝也罷，都沒有任何卵用。現在這個難民潮，仔細想想，就是無序的闖入與有序的焦慮，而無序不會無緣無故的產生過量，還用我把話說完么？

那些中國崩潰論的論調還是有些道理的，同樣美國崩潰論的論調也不是天方夜譚，作為高度有序的系統，崩潰的趨勢本就更大，雞湯的說法，作為強者，要能承受更多。500年前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個像今天美國那樣的國家，因為全世界生產力可能都無法滿足這樣一個國家的存在。所以說，在生產力生產方式沒有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微小的個體的人最重要的是找好自己的定位，選擇適合自己的城市，也許人類只有這樣才能更加靠近良性的有序化建立的道路。

姿勢水平決定意識形態，這就好比文理在我看來是互通的，但在更多人看來是需要撕逼的

因為有些懶逼不想種地

《全球通史》里說：「各種生物均以遺傳因子適應環境實現進化，只有人類的進化相反，不是遺傳因子適應環境，而是改變環境適應自己的遺傳因子」。

一個東西的形成是幾方面的原因：主觀需求、客觀原因。不可言說的時運。

人類的主觀需求是逐步被開發出來，它們不斷投射到空間環境之中。

首先是溫飽（住宅與食物）；安全；宗教方面精神需求。

聚落以這個為基礎建成。聚落的人均密度很低，因為人們食物來源與採集、獵取，到後來的耕作，這些食物來源都建立於相對較大的地理空間之上，同時食物數量限制了人口規模的增長。也就是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

然後人類為了生活的更加便利化創造了各種工具。在前工業時代，這個過程稱為手工業。

交換具有比較優勢，創造了商業，人們開始交換物品。為降低交易成本，集市被創造出來，加上一些基本的商貿服務業。然後管理者出現，管理與被管理實際上也是一種貿易行為，用賦役和部分權利的犧牲換取公共服務（國防、法律、大型基礎設施等）

手工業、貿易、行政管理並不像獲取食物一樣需要，龐大的地理空間。同時很特別的，還具有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生存成本得以不斷降低。

這就是前工業時代的士農工商，囊括這樣的基本功能的空間環境形成後我們稱之為城市。但其規模取決於食物數量、就業機會。

地理髮現大時代與工業化解決了這兩個問題，釋放了農業人口，外來的農業人口進入城市，這一行為稱之為城市化。於是城市化迅猛發展的時代開始。

城市的內涵也不同於前工業時代。工業區與住宅區、商業區一樣，成為城市的主體部分。

工業以人們的需求為基礎，或者引導人們的需求，創造了許多產品。

商業以工業為基礎，因為它交換的是產品。更多的服務業種類也開始顯現。

同時城市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產品也更加豐富多元。

而實際上，從功能內涵上看，現在許多城市依舊算是工業時代下的產品。

而內涵能更為延伸的城市，是因為金融業的出現。

金融業的意義不亞於工業化，金融是一種跨時間空間的價值交換。一方面它為城市發展提供動力，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城市獲取影響超脫於國家邊界的其他城市也就是所謂的全球城市。

因此，不同的時段有不同內涵的城市形成，有些城市得以橫跨這幾個階段，不斷地重生；有些在全球化大分工背景下止於某個層次；然後更多的是消失無際。

不過話說回來，人類為求生存發明了各種工具，傳播學觀點認為這些工具可以被看作為人的延伸。那麼，城市可不可以被看作是人類發明的最大工具，最大的延伸呢。這樣，城市其實也就是縮小版蓋亞吧（一個小腦洞~~）

城市

早期的城市是由部落、群居而演化而來的。從聚落形態來看，臨水逐水是部落的優先選擇，不僅是水源的需求，更是通過河流、溝渠形成小封閉的環境，保護不受到外來的猛獸的侵擾，也更容易在部落衝突中防禦和保持實力。

在之後的發展過程中，由於生產力的發展速度很難追趕部落內部的數量增加規模，部落之間的聯合、入侵、挑戰行為隨著資源的不足而產生。這個過程中，用土堆砌防禦工事，掘地成渠成為了聚落內部對外防禦的重要方式。

部落戰爭之後的奴役行為逐步演化為奴隸制的社會形態。勝利者通過奴役行為獲取資源，並開始向具有保護性質的土牆內移動，成為管理者。奴隸制時期的「商人」象徵著商業文明的產生。不過奴隸制社會的交通不便、管理不便、管理分散的局面很快形成了新的分裂主義，諸侯分封國的分裂開始產生，他們在有限範圍內管理民眾，在「城」中，商業交換形成「市場」，專業化、社會分工開始形成。

春秋戰國時期的黃河流域處於數百年的大暖期，這對中原地區部落農業的生產發展帶來了積極的影響。隨著生產工具的進步，農業生產的生產力大幅度提高，隨即對社會制度與管理帶來了新的思考。最終，採取法家「重農抑商」思想的西秦取得了勝利。這一時期的社會生產力顯著提高，秦統一後建長城、修一系列水利工事、修馳道，領導集體的管理範圍變得無比龐大，為了維持統治秩序，這個治理的隊伍變得十分龐大。社會財富和生產的增加也給這些領導者以人力、物力修築城池的可能，大規模的「城市」容納更多的官員、手工業者、商人。資源和權力的集中最終使城市規模越來越大。

直至現在，城市的發展也是通過生產力進步與社會分工精細化的結果，個體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

人口在某一地域的大量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