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是如何學習外語的?他是通過什麼方法達到了精通N門外語的水平?
先來看看其他人的回憶。首先是常風,以下文字出自《和錢鍾書同學的日子》:
我第一次碰見錢鍾書是在馮友蘭先生的邏輯學課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現在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我們那時上課在舊大樓,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沒有課桌。我進了教室,看見大約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個椅子上坐下來。後來又進來一位同學,和我一樣也穿著藍布大褂,他走到我這邊,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誰。
馮先生河南口音很濃,講課時口吃特重,所以記他的筆記很不容易。比如,他講到亞里士多德時,總是「亞、亞、亞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這位同學忽然從我手裡拿過我的筆記本,就刷刷地寫開了。我當時有些不高興,心想這個人怎麼這樣不懂禮貌呢?可是當時也不便說什麼。馮先生講完課後這位鄰座就把筆記本給了我。下課後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謝。我看了筆記本才發現他不但記下了馮友蘭先生講的亞里士多德,還把馮先生講課中的引語、英文書上的原文全都寫了下來,這著實讓我吃了一驚。
這著實讓我大吃一驚,還沒完呢:
錢鍾書看見我書桌上的書就翻開了。他看見《國學概論》一書(錢穆著),前邊有鍾書父親錢老先生寫的序,就說:「序是我寫的,只是用了我父親的名字。」後來他又看見了別的書,其中有愛爾蘭作家喬治·穆爾寫的《一個青年的自白》。他很驚訝地問:「你看這本書嗎?」我說:「以前看過郁達夫介紹這本書,所以來到清華後就到圖書館借了出來。」這樣,我倆就聊了起來,這就是我與錢鍾書友誼的開始。也就是這時候,我知道鍾書很崇拜約翰生。後來幾十年我雖未見他提及這位偉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歡看各種字典,也許與他崇拜約翰生有關。
《約翰生字典》,這書後面還會出現,不急,繼續看:
鍾書搬到曹覲虞房間後,我才對他的讀書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個禮拜讀中文書,一個禮拜讀英文書。每禮拜六他就把讀過的書整理好,寫了筆記,然後抱上一大堆書到圖書館去還,再抱一堆回來。他的中文筆記本是用學校里印的16開大的毛邊紙直行簿。讀外文的筆記用的是一般的練習本。他一直就是這樣的習慣,看了書每天要寫筆記。他的大作《談藝錄》和《管錐編》都是這個時期就打了基礎的,他當時的看法後來有些由他自己糾正了。前些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以前對克羅齊的著作有偏見,沒有認出人家的正確性。我想,他在晚年想糾正的年輕時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再來看看鄒文海的回憶,文字出自《憶錢鍾書》:
二十八年十一月,我間道赴辰溪湖南大學任教,他亦去寶慶藍田師範學院。我們結伴同行,日夕相共者幾及一月。······從寧波到溪口,一節乘汽油船,一節乘黃包車,足足走了一天,此後則全部乘長途汽車,每站都得停留三天五天,不是買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達,沒有一站是順利通過的。開始我還利用等車的時間就近尋險探幽,以後因步步為營,心境愈來愈惡劣,真是懶得動彈了。鍾書君卻依舊怡然自得,手不釋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麼書,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驚奇之色,正色告訴我說:「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國時,輪船上惟以約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隨,深得讀字典的樂趣,現在已養成習慣。」我說我最厭字典,看書時寧肯望文生義地胡猜,不願廢時失業地查字典。他說我不求其解的態度不能用之於精讀,而且旅途中不能作有系統的研究,惟有隨翻隨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記幾個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記載舊時口語,表現舊時的習俗,趣味之深,有不足為外人道者。我那時才知道鍾書君真是博聞強志,積學之深。
還有很多就不舉了。
最後看一下楊絳的回憶,以下文字出於《錢鍾書是怎樣做讀書筆記的》:許多人說,錢鍾書記憶力特強,過目不忘。他本人卻並不以為自己有那麼「神」。他只是好讀書,肯下功夫,不僅讀,還做筆記;不僅讀一遍兩遍,還會讀三遍四遍,筆記上不斷地添補。所以他讀的書雖然很多,也不易遺忘。
他做筆記的習慣是在牛津大學圖書館(Bodleian——他譯為飽蠹樓)讀書時養成的。因為飽蠹樓的圖書向例不外借。到那裡去讀書,只准攜帶筆記本和鉛筆,書上不準留下任何痕迹,只能邊讀邊記。
······做筆記很費時間。鍾書做一遍筆記的時間,約莫是讀這本書的一倍。他說,一本書,第二遍再讀,總會發現讀第一遍時會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讀幾遍之後才發現。 ······鍾書的筆記從國外到國內,從上海到北京,從一個宿舍到另一個宿舍,從鐵箱、木箱、紙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進進,幾經折磨,有部分筆記本已字跡模糊,紙張破損。鍾書每天總愛翻閱一兩冊中文或外文筆記,常把精彩的片段讀給我聽。我曾想為他補裰破舊筆記,他卻阻止了我。他說:「有些都沒用了。」哪些沒用了呢?對誰都沒用了嗎?我當時沒問,以後也沒想到問。
以下重點:
第一類是外文筆記 (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極小部分是鍾書用兩個指頭在打字機上打的,其餘全是手抄。筆記上還記有書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頁數。他讀書也不忽略學術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關文學、哲學、政治的重要論文,他讀後都做筆記,並記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鍾書自從擺脫了讀學位的羈束,就肆意讀書。英國文學,在他已有些基礎。他又循序攻讀法國文學,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而二十世紀;也同樣攻讀德國文學、義大利文學的歷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細讀,並勤勤謹謹地做筆記。這樣,他又為自己打下了法、德、義大利的文學基礎。以後,他就隨遇而讀。他的筆記,常前後互相引證參考,所以這些筆記本很難編排。而且我又不懂德文、義大利文和拉丁文。恰逢翻譯《圍城》的德國漢學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 Dr.Monika Motsch)來北京。我就請她幫我編排。她看到目錄和片斷內容,「饞」得下一年暑假藉機會又到北京來,幫我編排了全部外文筆記。筆記本共一百七十八冊,還有打字稿若干頁,全部外文筆記共三萬四千多頁。
以上是錢鍾書讀書的經歷,大致勾勒出了他學外語和外國文學的方法,「天道酬勤」,有些東西,堅持一年是一個境界,堅持十年是另一個境界,堅持一輩子就是錢鍾書的境界了。
錢鍾書的語言天分是肯定的,通過《錢鍾書生平十二講》和《無錫時期的錢基博和錢鍾書》,我們得以詳細考察錢鍾書早年的學習經歷,不要忘了,錢基博本人就是國學大師,加上「無錫國專」的大師們,錢鍾書20歲之前就通古典文學是無疑的。錢鍾書中學所上的桃塢中學和輔仁中學是教會學校,上課主要科目都用英文教材、用英語教,中學時代他就能獨立翻譯《世界史綱》中的一章文字了,這是早年的基礎。我們看一下錢鍾書自己的「供述」,以下文字出於《林紓的翻譯》:林紓的翻譯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上公認的事實。他對若干讀者也一定有過歌德所說的「媒」的影響,引導他們去跟原作發生直接關係。我自己就是讀了他的翻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遊記》、《聊齋志異》以外另闢的世界。我事先也看過梁啟超譯的《十五小豪傑》、周桂笙譯的偵探小說等等,都覺得沉悶乏味。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我把林譯里哈葛德、歐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厭地閱覽。假如我當時學習英文有什麼自己意識到的動機,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夠痛痛快快地讀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險小說。
最後看一下楊憲益的回憶,比較符合對錢鍾書的客觀認識,以下文字出於《回憶錢鍾書兄》:
記得只有一次,向覺明兄拉鍾書兄同一些中國同學見了面。在座談中,鍾書兄好像沒有什麼話,他只拉我在一起,大談一位法國女作家的書札集如何機智有趣,這位女作家是17世紀的瑟維葉夫人,她在路易第十四時代同一位侯爵結婚,作了侯爵夫人。侯爵不久就與人決鬥死了。她在守寡期間曾給親戚朋友寫了不少信,現在留下來的還有一千七百來封。信的內容大都是寫當時法國宮廷中的瑣事,從其中可以看到不少當時法國上層社會的風俗人情。我沒有讀過這部書,但記得當時鐘書兄只顧得同我大談瑟維葉夫人,而置大家不顧,回想當時情況很可笑,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實鍾書兄是個書獃子,整天沉醉於書堆里,置一切於不顧。當時並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書來唬人,實際是他從來不善應酬,除了談書本以外也無話可說。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誤認為他愛擺架子,看不起別人。
事實上,錢鍾書不懂日語、俄語、梵語。關於日語,現在漢文化圈研究很火,主要是對日語、漢語、越南語的掌握。俄語,主要是搞馬列主義的要用,還有俄國文學。梵語,陳寅恪在此處(包括吐火羅文等)更擅長,當然還有他的學生季羨林。
所以,錢鍾書精通的主要是歐羅巴的語種,這使得在東西文化研究方面下工夫很得心,三百年出一個錢鍾書,呃,抱歉,再最後,請允許我引用鄭朝宗在《但開風氣不為師》中的一段文字收尾:已經是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一天,吳宓教授和幾位青年學生在清華園的藤影荷聲館裡促膝談心,興趣正濃,吳先生忽發感慨說:「自古人才難得,出類拔萃、卓爾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其餘如你我,不過爾爾!」
錢鍾書有天分有家庭環境熏陶(或者是條件和傳統)有興趣有勤奮努力,恐怕不是一般勤奮者可以達到的。他的閱讀和聯結能力太強,除非他讀不懂的科技類知識,文史心理學哲學等東西無不為其所化,廣博深刻準確完全,又是警句格言愛好者,性格飛揚狷介。目前看不到近似的接近者。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他是自學語言的。無非多看書,多查字典,在海量的閱讀里練就。外文方面,他的引用比較多,原創幾乎沒有,一個勤奮的外語學習者應該都可以達到的高度。
本身是個非常聰明的人,而且一輩子都在讀書。他專攻比較文學,掌握其他語言跟我學objc、swift一樣,算是份內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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