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人民日報》重視鄉賢的文章？
以下為兩篇文章全文：
重視現代鄉賢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頤武隨著時代發展，我國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傳統社會的架構並沒有完全坍塌，鄉村社會錯綜的人際交往方式、以血緣維繫的家族和鄰里關係依然廣泛存在。作為農村中有聲望、有能力的長者、賢人，鄉賢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們協調衝突、以身作則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現代社會存在兩種鄉賢，一種是「在場」的鄉賢，另一種是「不在場」的鄉賢。有的鄉賢紮根本土，把現代價值觀傳遞給村民。還有一種鄉賢出去奮鬥，有了成就再回饋鄉里；他們可能人不在當地，但由於通訊和交通便利，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關心和支持家鄉發展，他們的思想觀念、知識和財富都能影響家鄉。我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有濃濃的鄉愁情懷，無論知識分子還是農民工，只要出自農村，即使身在異鄉、異國，對於故土就有深深的眷戀和認同。在鄉村社會結構發生很大改變的當下，他們保持著精神的穩定和內心的堅守，很大程度上就是傳統的鄉賢文化給了他們心靈的慰藉。在鄉村的傳統秩序受到衝擊、傳統社會紐帶越來越鬆弛的情況下，如何讓鄉土社會更好地粘合起來，讓社會轉型中的個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關注，讓「風箏不斷線」，讓人走得再遠也不至於「失魂落魄」、沒有認同感，鄉賢就是能起到這種作用的關鍵人物。鄉賢大都對傳統和現代有較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們紮根本土，對我國傳統文化和鄉村情況比較熟悉；另一方面，他們具有新知識、新眼界，對現代社會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有一定把握。因而，現代鄉賢成了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橋樑，讓傳統與現代有了「可譯性」。他們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來感染周邊的人，用村民們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傳遞現代知識，讓現代的法律和契約精神與傳統的價值和倫理得以協調。
在以城鎮化為主要表徵之一的現代化進程中，傳統鄉村社會受到衝擊，在改革發展進程中會出現很多難以預料的矛盾。鄉賢在村子裡地位比較高，村民比較能夠聽得進他們的意見，可以起到彌合社會分歧的作用，使社會改革發展進程在鄉村這一層面變得更加平順，有利於農民、農村順利融入現代化進程，分享改革開放的紅利。從這個意義上說，鄉賢就像高壓鍋的「安全閥」，可以把社會矛盾化解於無形。鄉賢用自己的知識和人格修養成為鄉民維繫情感聯絡的紐帶，讓村民有村落的歸屬感和社區的榮譽感，這樣的鄉賢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當代中國需要鄉賢文化的復興。這不是傳統士文化的回歸，而是要實現社會賢達和社會體系的有機融合、現代社會治理在鄉村基層的有效落實。傳統社會的鄉賢不僅是道德模範和價值觀的引導者，而且是鄉民行為的規範者和約束者。傳統鄉村，人們生活在熟人社會中，並不太重視法律和契約的作用，而更加看重有威望的鄉賢對於社會公正的維護。我們當然不能回到過去那種狀況，但在依法治鄉、完善現代鄉村治理的同時，也應強調鄉賢對於當下鄉村穩定的重要作用，以更好地讓村民行為有法度、價值有引領、操守有規範。重視「軟約束」「軟治理」：用新鄉賢文化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 黃海鄉賢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植根於鄉村社會土壤，蘊含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優秀文化基因。結合時代需要建構新鄉賢文化，對於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紮根鄉村、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新鄉賢文化的精神實質。從基本理念上說，建構新鄉賢文化應摒棄傳統鄉賢文化中等級森嚴、尊卑有別等糟粕，倡導民主法治理念、開放競爭意識、包容創新氛圍、幸福平等精神等現代文明因子；從文化主體上說，新鄉賢既包括道德模範、社會賢達等，也包括以自己的專長、學識和財富建設鄉村、改善民生的優秀人物。因此，新鄉賢文化應是對傳統鄉賢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它既汲取傳統鄉賢文化中的價值精華，又踐行和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發揚傳統鄉賢品格，又凝練現代鄉賢品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社會相契合、傳統與現代相對接的文化。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有效推手。新鄉賢文化作為一種「軟約束」「軟治理」，有利於健全鄉村居民利益表達機制，營造新鄉賢參與家鄉建設的氛圍，激發村民參與鄉村事務的積極性，建設鄉村共同體，並提高其凝聚力和自治能力。從優化鄉村治理文化看，新鄉賢文化所蘊含的文化道德力量，能延續傳統鄉村文脈；新鄉賢的示範引領作用，能教化鄉民、反哺鄉里、涵養文明鄉風，使村民遵循行為規範、價值導向。新鄉賢文化作為鄉村地域精神和文化的標記，還可優化整合鄉村文化與價值體系，推動鄉村社會善治。從提升鄉村治理手段看，在一些鄉村出現「空心化」等現象的情況下，推進新鄉賢和鄉村社會結構有機融合，能促進公共服務普及與公序良俗形成，構建兼具鄉土性與現代性的現代鄉村治理模式。培育新鄉賢文化需多策並舉。注重發揮離退休幹部、知識分子、優秀農民工、企業家等在形成新鄉賢文化中的引領作用，實施新鄉賢培育與成長工程。頌傳「古賢」，挖掘整理、培育宣傳傳統先賢的思想、精神及其先進事迹；引進「今賢」，鼓勵新鄉賢回鄉投資、參與公共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培育「新賢」，培養有見識、有擔當、有威望又自願紮根鄉土的新鄉賢。注重完善機制，搭建新鄉賢投身鄉村建設的平台，通過組建縣、鄉、村三級鄉賢協會或商會等社會組織的形式，鼓勵和支持新鄉賢積极參与鄉村公共建設和公益事業；搭建新鄉賢引領鄉風良俗的平台，通過鄉賢理事會、鄉賢調解員、鄉賢宣講員等形式，邀請新鄉賢參與鄉村建設，傳承和弘揚鄉村文明；搭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平台，實行鄉賢掛職「村官」和鄉鎮長助理等制度，鼓勵和支持新鄉賢參與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推動中國特色鄉村治理現代化。
張教授的這篇文章邏輯嚴密，讓我深刻地了解到現在的鄉賢是可以促進農村繁榮、穩定的。
要不是張教授的文章，我還被水滸傳蒙在鼓裡呢。看看施耐庵是如何污衊宋朝的鄉賢的吧，簡直是慘不忍睹，怪不得人說少不讀水滸啊:水滸里比較明顯的鄉賢有史太公/史進、劉太公、孔明/孔亮、穆弘/穆春，還有柴進這樣像極了大貴族的大鄉賢。當然了，最標準的鄉賢當屬穆弘、穆春兄弟。二人還沒出場，就有個窮賣藝的薛永辛辛苦苦地表演了一番，但沒一個人敢給錢，因為穆大哥說了，這人不懂規矩沒來拜碼頭，你們都不許給他錢。後來外地人宋江給了薛永錢，差點被穆春暴打。接著去吃酒時，神奇的一幕又出現了——沒有一個酒家肯賣給他。因為穆大哥吩咐了，你們不能賣給他。聽穆大哥的話，只會少賺一兩銀子。不聽，床上躺上一個月，還是店鋪稀里嘩啦聽陣響，你總得選一個吧。按日常經驗看，大宋官府出台什麼政策，店鋪一般都是能拖就拖，能賴就賴，陽奉陰違。但穆鄉賢一發話，他們就立刻不打折扣地執行。你還真以為穆大哥說的〖明日送去江邊，捆做一塊拋在江里〗，是嚇唬你的?你可以說宋朝的鄉賢再大，但宋朝有王法啊。他敢這樣欺行霸市，隨便殺人，咱用王法制約他啊。你覺得王法會對穆大哥有多大作用?大宋怎麼說也是個王法社會，你說穆大哥違法了，證物呢、證人呢？你作為穆大哥統治下的村民，穆大哥為咱們鄉里做了那麼多好事，你還指正他，你的良心不會痛嗎？當然了，如果你的良心不會痛，穆大哥的小弟會讓你的骨頭痛上倆月。開了堂，你總得有訟師吧，你感覺哪個讀書識字的敢跟鄉紳惡霸作對。不要說封建的宋朝了，哪怕是現代，那些錚錚鐵骨敢對政府喋喋不休的公知，有哪一個敢對一個還沒有落網的黑老大說上一句壞話了？民間傳說中專斗土豪劣紳的書生，僅存在於民間傳說中。你可能會說，他們都是軟骨頭，換了你一定跟不遵王法的黑惡鄉賢鬥爭到底。好，你敢當面折穆弘面子，到了晚上你就被人打的兩個月下不了床。打你的人很快抓到了，人家供認不諱，被縣太爺判了三年。然後，人家家裡多了二百兩銀子（普通人家二十年生活費），大名府一套房。你不服，說這個嘍啰是穆弘指使的，不能只抓小蝦，放走大魚。拜託，宋朝是王法社會，犯人已經招認了，因為看你不順眼才打你的。再污衊穆大哥，小心告你誹謗，縣裡的一流訟師已經饑渴難耐了。然後又有幾個地痞小混混，來看望你，同時親切問候一下你孩子在哪裡讀私塾。你感覺有你作榜樣，其他人是前赴後繼低像你一樣錚錚鐵骨呢，還是對穆大哥更加令行禁止呢？你可能會說，大宋的鄉賢怎麼大，也大不過大宋的朝廷吧？縣太爺怎麼也不會允許穆弘這樣的人橫行鄉里吧，對他的統治也不利啊。確實，宋太祖趙匡胤曾經剷除過鄉賢，如果大宋仍像以前一樣，哪個鄉賢敢冒頭，輕則刺配遠惡軍州，一般狗頭鍘伺候，那絕不會出現穆弘欺行霸市，想打誰打誰，想殺誰殺誰的情況。但是，穆弘穆春已經擁有了大片莊園，這就可以產生大量的錢。有錢了就能養活大批打手，跟大批為他們出謀劃策、搖旗吶喊的文人。有了這些打手跟文人，穆弘穆春還能進一步壟斷酒家、客棧、商鋪，更有錢。更有錢了，就能提高打手、文人的待遇，讓他們更依賴穆弘穆春，以至於誰想打擊穆大哥，他們就會自發上去拚命，因為穆大哥倒了誰還會給我們這麼高的工資?在這種情況下，你縣太爺敢不給穆家面子，都不用跟你硬幹，利用民望跟掌控的經濟資源，就可以讓你走一步穿仨小鞋，到時候你給上級交不了差，等著挨批吧。
再說了，你以為縣太爺和穆家兄弟傻啊，非得對著干。通常情況下，縣太爺一上任，穆弘穆春就會帶著厚禮登門拜訪，然後大家一起上坑朝廷，下榨百姓，得了銀子，穆家七成縣令三成（《讓子彈飛》語）。所以在江州揭陽鎮，什麼是道理?穆家就是道理。什麼是王法?穆大哥的話就是王法。有他們的門路，同為揭陽三霸的李俊想犯點私鹽啦，李立想開個黑店麻翻客人作人肉包子啦，張橫想江心打個劫殺個人啦，張順要霸佔漁業啦，出點什麼事給穆家兄弟一說，黑白兩道都給擺平了。你可能要說那是因為大宋朝沒有選舉制度，要是像八百年後的礙美瑞克國一樣，一人一票選鄉賢，肯定就沒事了。且不說穆弘要是競選鄉賢，誰敢跟他爭，誰能爭過他。只說就算你選上了，經濟是穆家控制，人口依附於穆家，穆大哥一句話商店都不敢賣你東西，縣太爺都得看他臉色，你還不得唯唯諾諾地聽穆大哥的當個傀儡鄉賢。人家才是真鄉賢。你要說難道大宋朝只有穆弘穆春這樣橫行霸道的鄉賢嗎，難道沒有那些心地善良的好鄉賢嗎？有，還真的有，一出場就是兩個好鄉賢:史家村的史太公，桃花庄的劉太公。劉太公真是個好人，沒看出他哪裡仗勢欺人，客人來投宿，還招待〖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但是客人看到了什麼情景呢？看到了〖數十個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原來劉太公有一個獨生女兒，被附近道上的兄弟看上了，要強娶了她。劉太公不願意，卻無力反抗。因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身為個大宋的鄉賢，家裡要地有地，要米有米，要錢有錢，多少人盯著眼紅呢。要不你就像穆弘穆春那樣，自己拉起一股勢力來；要不你就像柴進一樣多結交這些勢力。你只會給鄉親們做點好事（穆弘穆春肯定也沒少做），熱情招待一些無著落的客人，道上的兄弟來找你麻煩了，你找誰去?找大宋官府?縣太爺不給他們面子，就當不穩這個縣太爺。現在大宋底層是鄉賢和土匪的天下。幸好劉太公遇到了魯智深，不然的話，肯定女兒被土匪強娶走了，以後家產也順理成章歸土匪了。同樣史太公也是個善良的鄉賢，素不相識的客人投宿不僅熱情招待，病了還給找大夫。他教育出來的史進也是個很善良的人，不僅不欺壓人，還保護村民不受土匪侵襲。但土匪一看就火了，敢這麼不給我們面子，我們就去你們那借糧，看你咋地。結果被武藝高強的史進帶領村民打退了，並且生擒了陳達。土匪一看史進還真不好惹，於是來到史家莊〖雙雙跪下，擎著兩眼淚〗，又是奉承又是賠罪。史進還能怎麼辦，把他們殺了或者送官府?人家土匪已經這麼給你面子了，你卻殺了他們告發他們，你也太給臉不要臉了。史進會在鄉賢跟土匪中受到一致的唾棄，以後哪天死於非命也不是什麼意外。畢竟現在的大宋基層是鄉賢和土匪的天下，朝廷管不到，平民沒有話語權。史進只能跟他們交朋友，然後被他們拉下水去當強盜去。史太公要再多活幾年，看到鄉賢和土匪抬頭，要麼像劉太公一樣被強盜欺負死，要麼像他兒子一樣跟強盜穿一條褲子，要麼成為穆弘穆春那樣的惡霸鄉賢，決沒有第四條路可走。這一點做的比較好的是柴進，雖說他是前朝皇族後裔，家有誓書鐵券，但並沒有結交多少實權在握的達官貴人，主要還是靠著莊園在基層混，所以也屬於鄉賢。
道上的朋友，哪怕〖便殺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裡〗，更不要說殺幾個平民，劫幾個老百姓了。好漢殺個人搶個劫，一投奔柴進、穆弘這樣的鄉賢，哪個都頭敢不長眼繼續要求一查到底?再加上結交官吏，支援土匪建設，柴進在江湖上的地位越來越高。有人說，你柴進之所以這麼逍遙自在，是因為有朝廷給你當後盾。如果大宋丸了，那柴進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你這麼支援黑道，保護犯罪分子，不是在孜孜不倦地掏空大宋的根基嗎？你上了梁山，就不得不把所有家產分給土匪們了。跟這些黑道絕交吧，你想要名聲，平時修個橋補個路，支援下孤寡老人，捐助下失學兒童不也可以嗎？還真不可以，你想獨善其身，那是在大宋有強勢官府的前提下，一旦基層被土匪和鄉賢控制了，柴進不結交他們，只不過是又一個劉太公罷了。宋朝呼喚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看看，施耐庵把好好的宋朝鄉賢寫成什麼樣了，小說畢竟是小說啊。張教授的文章才能讓你了解真實的情況，我要好好學習張教授的文章去了。最後再說一句:支持張教授，支持鄉賢，反對把小說當現實。材料一我高中的舍友，家族散居世界幾百人，每年定期召開家族年會，族內出版和發行族報，還寄到過他寢室里。他爸爸是當地的政協委員。高三時他任性選擇考編導專業，零基礎從頭學起，在某校自己組織的筆試中是全國前五，畢業後暫未工作，周遊列國。我讀高中的時候是2005到2008年。世界未來是誰的不知道，但現在肯定是他們的。
馮軍旗2005年考入北大攻讀社會學博士。讀書期間曾在河南新野縣掛職副鄉長、縣長助理，接觸了該縣包括縣委書記在內的大量幹部的信息，後寫成博士論文《中縣幹部》。該文是基層政治生態研究領域的力作。
論文全文下載鏈接
馮軍旗-中縣幹部
161個政治家族把持了該縣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
其中，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以上的大家族21家，5個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這就意味著每十個幹部中至少有一個背後有家族勢力，有20%的幹部屬於官二代。
新野21個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張家。馮論文中的張家核心人物張泰康，實際是新野原組織部長，政協主席張以彬的化名，張以彬後來在唐河縣當過縣委書記，從南陽地區勞動局長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張秀彬也做過新野的副縣長和政協主席，妹夫則為衛生局長。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晉陞實例：李姓官員有二子，長子初中未讀完輟學，被安排到檢察院當司機，幹了幾年後又借調到財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員，在這一期間，李又運作關係更改了兒子的檔案，花錢買了個大專文憑，用聘乾的指標將其轉化為幹部身份。因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過初中，就將其調到南陽市，從某區辦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現任區長。李的次子中專畢業，通過研修大專的方式取得了幹部身份，先安排到一個鄉當一般工作人員，經三年歷練，作為第一梯隊推薦副科人選，進入幹部圈子，後借調南楊某市直機關。幾年之後，回新野擔任一正科實職不在話下。上述運作模式，可用一句經典的新野土語進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運作，窮盡關係網而求得上升。
我認為，TG在這個問題上主要是承認既成事實。
制度設計這個領域，革命黨總是通過改變制度來改變世界，反動派保守派則是則是通過改變制度來追認現實，維繫現狀，得過且過。
噁心，噁心的要死。
找回鄉賢？什麼樣的鄉賢？
文中是這麼說的：
注重發揮離退休幹部、知識分子、優秀農民工、企業家等在形成新鄉賢文化中的引領作用，實施新鄉賢培育與成長工程。頌傳「古賢」，挖掘整理、培育宣傳傳統先賢的思想、精神及其先進事迹；引進「今賢」，鼓勵新鄉賢回鄉投資、參與公共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培育「新賢」，培養有見識、有擔當、有威望又自願紮根鄉土的新鄉賢。
核心——離退休幹部——官僚
骨架——企業家——資本喉舌——知識分子——話語權價值觀——優秀農民工——寡婦的牌坊翻譯成人話就是：
以離退休幹部、知識分子、優秀農民工、企業家來「維護鄉村的穩定」進一步翻譯成人話就是：
以官僚為核心，以資本為助力，通過掌控話語權和價值觀為手段。在經濟最為落後、法制最為薄弱、中央最難以控制的鄉村，建立起獨立而穩固新利益群體。
眼熟不？這一套就是GMT當年玩剩下，被TG爆出翔的鄉賢體系。一股腐爛的殭屍氣息撲面而來。-
謝 @晚池邀請。1.
這個事兒乍一看，還真有點政府跟著名公羊家數卷阿姨合流的意思。沒在農村呆過的人可能不太清楚，農村很大程度上就是個家族林立的世界。打從前的田頭械鬥，到現在的利益分割，總是少不了所謂「鄉賢」、甚至是鄉愿的身影。他們就是那個社會的凝結核，無論意識形態還是社會影響力意義上。或者可以說，正是他們的經濟實力、社會影響力，才最終導致了他們在道德評判上的主導地位。有了槍杆子，才能佔領道德高地，這是個非常通俗的道理。但是大部分情況，鄉賢們連白嘉軒都算不上，頂多也就晁保正那個級別。
更何況，連白嘉軒都被黑娃捅壞了腰眼。現在你們要找的，連白嘉軒都不夠格，而應該是白嘉軒與朱先生的結合體。真想建立他們嘴裡說的那個鄉賢，除非就是發動一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播種機，去重走長征路，再度於鄉村地帶建立起當年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還要看到這一波的主旨不在於打破原有的社會結構，而是維護、並導向一種新的結構（就是所謂傳統與現代媾和的新產物）。
從前引為盟友的（比如流氓無產者），如今都成了被打壓的對象；而從前反對的（比如具有廣泛社會關係的人），如今卻成為新的盟友。到底是建起社會主義大熔爐，還是最終變成與虎謀皮，這事兒還真說不定。當然我們有理論自信。
或許眼下的這個東西，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另一個變體？我也不知道。書齋里的先生，想法是好的，什麼「讓風箏不斷線」，什麼「傳統與現代有了可譯性」等等。魯迅先生在《風波》里寫：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搖著大芭蕉扇閑談，孩子飛也似的跑，或者蹲在烏桕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冒煙。河裡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呵！」
不用說，文豪擱到現在肯定是中文系的，說不定還混到了P大博士生導師的隊伍里。隨便看見個什麼動靜，就敢一頓揚發，也不想想讓晁保正們充當傳統與現代的介紹人有多麼無稽。
總而言之：你要找的大爺只是你心中的大爺，而你要面對的大爺卻還是幾千年前的那個大爺。
2.
重建鄉賢文化的另一個大背景，就是城鎮化。重走長征路的想法是好的。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再走一次長征路，無非就是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傳播一回。從前要破壞的，現在要修補，甚至還冀望誕生些什麼新生事物。
但是真神教育我們：「手裡沒把米，叫雞都不來」。從前你對老鄉們說打土豪可以分田地，這次有什麼好處呢？總不能光靠那24個字硬頂吧？城鎮化的浪潮把讀點兒書的人都帶到了城市，讓他們回鄉無疑是砸他們的飯碗。那麼鄉賢就只好從剩下的人里挑了。這又不是去械鬥，是真正搞具體的文化/倫理建設工作。你去對他們講，去宣傳小時候書本里反對的那一套，他們怎麼看？橫豎都是你有理，難道社核也是颳風嗎？
真正在談重建鄉賢文化的，都是城裡的圍觀者，而關乎到具體利益的人卻很難從這種重建里收穫什麼實際利益。
當然，如果只是統治者與晁保正們的合謀（就像樓上諸位說的那樣，背叛），那也就沒有「讓非鄉賢們參與討論」的必要了——反正鄉賢也不是選出來的，是欽定的。我先不說這套東西有用沒用。你練什麼武功我們不管，但你非要練一個破解之術路人皆知的武功，那就已經不是反革命了，而是反政治啊。據說《明朝那些事兒》裡面寫到鄱陽湖水戰，當年明月老師在感慨，當時《三國演義》應該已經成書，且流傳甚廣，怎麼陳友諒還會擺連環船。我也根本搞不明白，有些人是不是忘了，下面這套書印的滿大街都是啊，專門治各種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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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鄉賢文化」這一套東西，最早是從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搞起來的。時間是2011年。
平心而論，這套東西在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的浙江省搞一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當地的特點是，存在大批出身於農民的資本家，這些人雖然在城市發家致富，但由於從小在農村的成長背景，與本鄉本土並沒有脫離開聯繫。第一批農民資本家的年齡大概在60歲上下，他們發家致富本身帶有光宗耀祖的成分，所以，村裡有個修橋搭路的事情，讓他們過來捐個資出把力，人家也樂得掏錢，再在功德碑上記一筆，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你扔到全國範圍去搞，69萬個行政村，哪來那麼多鄉賢？
其實新聞要聯繫起來看。
近日，江蘇省委組織部下發通知，對大學生村官服務期限做出相關規定：2016年及以後新選聘大學生村官，最長在村工作期限為兩個聘期（6年），工作滿兩個聘期後不再續聘；2015年及以前選聘的大學生村官，今後簽訂續聘合同時，要明確在村（社區）工作滿一個聘期（3年）後不再續聘。
大學生村官期滿不再續聘是特別的愛
與「鄉賢文化」興起同時的，是大學生村官的退潮。本來在2012年中組部計劃，到2015年時，將大學生村官擴充到30餘萬人，保證一半的村有大學生村官任職。但這一計劃被中止，此後，中組部的提法改為四分之一的行政村，也就是說把員額壓縮到17萬人左右。
2014年5月30日，中組部召開全國大學生村官座談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趙樂際提出：「規模適度」。要合理規劃總量，科學控制流量，注重分布的合理性。用2到3年時間，逐步將大學生村官總量保持在15萬人左右，覆蓋四分之一的行政村。
大學生村官總數降低 進入門檻將提高
這代表著執政黨對農村治理問題上的思路轉換。原本的思路是，通過派駐大學生村官，設法抓住基層，但在成效不明顯之後，被迫放棄了這一計劃，轉而尋求依託少數鄉賢的委任統治，從而使政權對基層的控制收縮到鄉鎮一級。其中的原因，恐怕一方面是由於財政壓力確實不容小覷，除了負擔村官的開銷外，每年大批村官的轉崗也帶來新的就業壓力，這對於正在逐漸惡化的各級財政而言是難以負擔之重。另一方面，大學生村官在基層開展工作比想像中困難得多。
解放初期，我們黨確實能夠派去幾個南下幹部就掌控一個縣，南下幹部發展幾個中學生就能派去控制一個鄉，中學生髮展幾個貧農就能控制一個村。核心在於抓階級鬥爭，依靠一部分人去打倒另一部分人。在人民公社時期，基層幹部更是掌握了包括招工、考學等事關村民切身利益的核心權力，充足的資源帶來了充分的威望，使他們能夠控制住基層。而以上這些，大學生村官統統都沒有。那麼，一個20多歲的小年輕，扔到農村去，又怎麼能夠搞好工作呢？
於是，只好從上級機關往下派駐在編公務員，任命為「第一書記」，其中的典型人物自然是沈浩。但是，派駐公務員的成本比招募村官又要高出許多倍。因為在編公務員的實際工資待遇是大學生村官的兩倍以上，而有些地方甚至為顯示工作力度，派出大批縣處級幹部，等於國家用養縣長的錢去養村長，這個成本就更不知高到哪裡去了。更不用說，全國有69萬個村，都靠「第一書記」，那又要增加69萬個編製崗位，這顯然是不靠譜的。
因此，又只好退而求其次，只對貧困落後、組織渙散的重點村派駐第一書記。那麼問題又來了。派駐的第一書記既然被委任了扶貧的重任，那麼究竟依靠什麼扶貧？眾所周知，經營村集體經濟，實際上就是開辦一個企業，而且往往是勞動密集型企業，你讓幾乎毫無經商經驗的行政官員去幹這種事情，專業不對口，依靠個人能力根本是難以經營的。話又說回來，假如人家是天賦異稟的企業家，又何必留在機關拿那點死工資呢？於是，這種扶貧往往變成依靠行政權力的扶貧。
例如我們在沈浩同志的先進事迹里，讀到這樣的段落：2007年，沈浩爭取來資金，全村每戶發兩萬元加蓋2層樓房，修復自來水和廣播電視等設施，興建黨員活動室、衛生服務中心和檔案室。當年，3個居民小區200多戶村民入住新居。
小崗村人心中的豐碑
實際上，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財政廳派來的第一書記，就靠「爭取」財政資金扶貧。而小崗村是安徽省最需要扶貧的村嗎？當然不是，這個村是80年代最紅最紅的明星村，是農村改革的先行者，怎麼可能是最窮的？而第一書記依靠權力、人脈，強行改變財政扶貧款流向，給村民發錢蓋房，的確扶貧了，但這種扶貧實際上更加難以為繼。還是那句話，全國有69萬個行政村，你去哪找那麼多錢，每家每戶發2萬蓋房子？大學生村官開展不了工作，第一書記覆蓋不了大範圍，那麼怎麼辦？就只好病急亂投醫，依靠「鄉賢文化」了。至於你問長期怎麼辦。還是凱恩斯他老人家說得好，從長期看，我們都死了。卸腰。
不少知友提到了TG本身的基層組織收縮、瓦解，認為這為宗族勢力的復出提供了土壤。我認為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從第一共和國的時代起，TG在農村（尤其是南方的農村）就與宗族處於一種較為穩定的「共生」關係。
農業社會的常態就是聚族而居。即使發生人口死掉一大半那樣的大洗牌、重新出現廣泛分散在待開發土地上的自耕農，隨著人口增長、待開發土地銳減，很快也會恢復到聚族而居的局面。按照我老家的縣誌和我母親家族的族譜的記載，三藩之亂結束後全縣僅餘十來戶土著，我母親家族的始祖一家五口隨著湖廣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來到當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到了光緒年間，全縣已有五萬餘戶，而我母親家族已經繁衍到兩三百人，期間還進行了縣內的幾撥小移民；到了解放之初，全縣共四十餘萬人，以我母親家姓氏為名的「院子」已有好幾處，每處都有幾十上百人。
解放之後，TG搞了土改。除了組織反共救國軍的袍哥頭子，我老家縣裡的那幾戶大地主還算識時務、沒跟TG硬來，TG也還算客氣，除了鎮壓袍哥頭子，把土地住宅耕牛分了、沒出什麼人命。而我母親家族並沒有什麼排得上號的地主，之前頻繁下山敲棒棒的「棒老二」（土匪）也被TG剿了，於是過上了幾年種地交稅的日子，宗族也還是那一大家子。再往後TG搞農業合作化、集體化，宗族就成了現成的組織渠道，人民公社下面的生產大隊、生產隊、組基本上就是以姓氏宗族為單位進行劃分的。基層幹部也基本上來自於原本的宗族、家族，事實上就成為了各個宗族、家族的族長。——TG既然不能把農民全部打散重新安置（這麼做的前提是廣闊的待開發土地，或者極少的農業人口），那麼聚族而居的宗族自然也就保留下來了。
當然，這種「共生」關係並不意味著原樣照搬、一成不變。一共時期的TG一直在不斷地往農村裡面摻沙子：派幹部和技術人員（農技員、教師、電影播放隊、劇團等等）下鄉，就地設置婦女幹部，退伍軍人回鄉，知識青年回鄉和下鄉（知識青年「回鄉」和「下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農村本地出生的知青，後者則來自於城鎮），等等等等。通過摻沙子，從人力上、組織上確保TG對宗族的主導權，更重要的是藉此輸入工業社會的思想：掃盲，普及教育，破除迷信，構建民族國家觀念……
在TG的直接干預下，農村宗族的動員能力甚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我母親家族聚居地背後山上的小水庫就是在60年代修起來的：附近幾個生產隊/幾大家的男女青壯年勞動力夯土挑石，老幼則做飯送湯，在縣裡和公社提供的技術支持下，用兩年的農閑時間完成了水壩和配套的水渠，從此解決了附近幾千畝田地的旱澇問題。
一共時期的TG不但在往農村摻沙子，同時也在不斷吸納農村的新一代進入工業社會。我母親家族裡有長輩因為算盤學得好、能左右手同時打倆算盤而被「南下幹部」相中攬進糧食系統，有長輩在新中國的紅旗下進了大學成了氣象學家……一進一出之下，總的來說，一共時期的農村宗族在穩定中慢慢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在80年代TG為贖買民眾而採取的民粹化政策之下，城鄉通道大收縮、基層組織大瓦解，終於在90年代迎來了「改革的陣痛」，農村的宗族也如脫韁野馬一般搞出不少大新聞，時不時地燒個鄉政府什麼的。但很快，21世紀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開始迅速地瓦解農村的宗族：以往過年的時候，我母親家族總能聚齊一大家子祭掃祖墳，而近幾年呢，雖然還在祭掃，但都是三三兩兩地去，很難湊齊一大家子了。也有長輩試圖通過重修族譜來凝聚族人，然並卵，各自的階級身份、生活空間已經差得太遠。——俗諺云：一代親，二代表，三代四代認不到。
資本主義高速消滅著舊的組織（無論是宗族的還是TG的），更高速消滅著農村。但資本主義不是永動機，當它開始顯得乏力時，問題就一下子爆發出來了。這時呢，有人鼓吹舊時代的藥方也不足為奇，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過太多次了。這裡我情不自禁地又想引用一段文獻了：
——引用分割線——
為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為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他們用來泄憤的手段是：唱唱詛咒他們的新統治者的歌，並向他嘰嘰咕咕地說一些或多或少兇險的預言。
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輓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迴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剌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鬨而散。
——引用分割線——如果忘記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情景啊！
——毛澤東
曾經有這樣的一群人，他們還算都過得下去，生活的挺有滋有味，
他們年輕，他們覺得未來還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彩色的無限可能，所以當他們看到那些大聲疾呼的「瘋子」的時候，他們發自內心地感到恐懼，他們害怕，他們所珍視的一切，都會在這狂飆突進中玉石俱焚煙消雲散，於是，他們不自覺地成為了放逐者執行計劃的沉默的幫凶；於是，他們今天有點錯愕地看到了這樣的言論，看到了裹屍布都已經腐爛發臭的「社會賢達」搖搖擺擺地、大有回來的趨勢了，他們破天荒地感覺到一絲不對勁兒，然而這點異樣的感覺還是被下面的說辭打消了：我們當然不能回到過去那種狀況，但在依法治鄉、完善現代鄉村治理的同時，也應強調鄉賢對於當下鄉村穩定的重要作用，以更好地讓村民行為有法度、價值有引領、操守有規範。
是呀是呀，這並不是開始倒車，只是所謂「法治」的一個甜蜜的補充而已，
但是等等，這一幕，難道不是有些眼熟么？德國的社會主義也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當這種小市民的夸夸其談的代言人。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範的民族，德國小市民是模範的人。它給這些小市民的每一種醜行都加上奧秘的、高尚的、社會主義的意義，使之變成完全相反的東西。它發展到最後，就直接反對共產主義的「野蠻破壞的」傾向，並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階級鬥爭之上的。現今在德國流行的一切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著作，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屬於這一類卑鄙齷齪的、令人委靡的文獻。
——《共產黨宣言》
百年之前的批判，早就已經在理論上完全把這一縷陰魂擊得粉碎了，
有趣的是，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的所長，竟然如此迫不及待地為這種招魂表演加油打氣，那麼，是不是可以說，某些人、某些勢力的真正利益和真正的面目，已經大白於天下了呢？幹嘛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來嘛，
這些人的暴露，是從某個時間點以來、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的事情，只不過這一次，遺矢之臭更勝以往而已。一切變著花樣鼓吹封建宗法與「新儒學」的「田園社會主義者」，都是整個民族、整個時代的敵人，他們的失敗與成為笑柄，是早晚的事。這一步等於承認了底層農村組織的潰爛，當局選擇與鄉村精英妥協轉而加快城市化進程，企圖在延緩基層進一步潰爛的同時利用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手段徹底摧毀農業社會的根基，徹底解決內卷化問題。工業化時代，我朝的基本盤早已不是廣大的基層農村了。
中國在農業社會時期一直都是「皇權不下鄉」，中央通過委派縣長官作為中央在底層的代言人，依靠大量的非正式的編製人員（盈利型經紀）和地方鄉紳鄉賢（保護型經紀）實現對底層社會的治理和控制，而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中央政府要想徹底掌控整體社會擴大權力，就必須將中央政權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
每當中央政權向底層收稅時，盈利型經紀往往會在收稅的過程中層層剋扣、中飽私囊，從而造成了政府稅收的減少和社會資源的浪費；而地方鄉紳往往傾向於保護自身所在社區的利益，從而瞞報底層地方實際人口和收入情況，進而完成中央稅收的萎縮。
對中央政權而言，如何將正式的國家公務員安插進鄉村社會進而壟斷徵稅的權力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將官方正式編製人員投放至底層社會的過程是十分緩慢的，而且這樣無力阻止營利型經紀與保護型經紀發揮作用。
而每當政權上層精英企圖變革國家治理結構之時，下層的鄉村精英可以通過諸如官方承認的「鄉賢文化」等合法化手段順利地從舊體制中脫身並融入一種新型的政治關係結構當中。其官方負責人很大可能是來自於地方望族，新組織的劃分方式也和舊有宗族組織基本重合；由於人力有限，底層的國家正式公務人員往往傾向於將工作承包給原有的非正式編製人員。
而且一旦和官方建立起合作關係變成合法化的盈利型經紀之後，以「鄉賢」為代表的鄉村精英得以更方便地左右底層的治理結構。
在過去，由於政府與鄉村底層社會處於某種疏離的關係，因而即便營利型經紀可以隨時壓榨底層農民，鄉村精英出於維護自己的政治資本的目的會保護自己所代表的社區利益。而一旦國家政權企圖深入底層社會時，鄉村精英作為充當官府與農民之間中間人作用開始失效；政權建設與連年征戰所造成的重稅，迫使鄉村精英迅速退出鄉村的政治舞台，從而使鄉村徹底失去保護。而虎視眈眈的營利性經紀開始趁虛而入，底層社會的災難開始降臨。
對農業時期的中央政權而言，如何超越內卷化現象一直是老大難問題。歷朝中央政權總是受制於自身有限的能力，無力建立起有效的正式官僚機構來取締非正式的機構，進而結束後者對鄉村社會的長期剝削與壓榨。
中共通過高效的組織能力和強悍的治理能力，建立起高效的基層組織，徹底重構了底層社會結構，一度成功地解決了社會內卷化問題，進而戰勝國民黨奪取政權。
而今中共基層組織正在伴隨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沒落而逐漸消失，中共對基層社會的控制能力正在逐年減弱，而呈現出某種歷史倒退趨勢。大學生村官、扶貧和鼓吹鄉賢等措施都是延緩基層失控以爭取城市化時間的手段。
當今天朝鄉村凋敝的現實是工業化轉型的陣痛，當舊的社會主流思潮走向沉淪而新的思潮尚未確立之際，當代中國的每一次嘗試都將是無先例可循且充滿風險的。
但願我朝的城市化目標能夠成功實現。《光明日報》發過這樣一篇文章：鄉賢文化與核心價值觀，裡面對鄉賢有個定義：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一些在鄉村社會建設、風習教化、鄉里公共事務中貢獻力量的鄉紳或鄉賢之士，也都被稱為「鄉賢」，由此而形成了鄉賢文化。
言下之意，好鄉紳才叫鄉賢，壞鄉紳那就是村霸。我們常常有一種錯覺，鄉紳臉上都貼著「好鄉紳」和「壞鄉紳」兩個標籤，就像好萊塢電影裡面好人長得總是漂亮，壞人總是長得醜陋一樣。但遺憾的是，「好"與"壞"，對鄉紳來說其實是一體兩面的。
什麼時候是好鄉紳呢？年景不錯，餘糧滿倉的時候，他們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公共產品。比如捐資建個廟，修座橋，減免一點租稅，總之是在國家能力之外承擔了社會治理的某種有益的補充。什麼時候是壞鄉紳呢？長期讓佃農對他們保持半人身依附關係，用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佔有大量土地，讓多數人少地或者無地，以此獲得一種比較優勢，掌握大量財富以及在鄉村間的特權。這兩者並不分裂，而是根植在傳統的社會生產方式裡面的。在任何一個鄉紳身上，恐怕都能找到二者共存的痕迹。在現代的語境里，為」造福鄉里「而提供的諸如傳統教育、傳統道德等公共產品，也可以理解為在擋在社會變革面前的最後一座中世紀堡壘；維護社會秩序，倡導」公序良俗「，也有可能蛻變成試圖在新時代繼續維持半人身依附關係及阻礙人員流動和階層流動。這兩者沒有清晰的界限，更難以相互剝離。魯四老爺這類愛讀書的農村地主想必也是教育過很多有文化的下一代的，但並不影響他所代表的農村父權一定會有意或者無意地迫害祥林嫂。（這讓我想起毛澤東的父親。）在思想層面認同新文化的地主往往在行動上無法實現。這就是為什麼托爾斯泰這樣誠實的、受啟蒙思想影響的地主，一旦覺醒，就不可能再去心安理得地回到過去的生活。對於革命，托爾斯泰的態度是矛盾的。他歡迎革命，也歡迎消滅剝削者的暴力的民眾運動，因為它能夠從大批劊子手和掠奪者手中拯救俄國。但是，他不贊成用暴力消滅私有制。他號召革命者不要採取殘殺和武裝起義的手段，他認為殘酷的行為不能達到目的。
托爾斯泰真誠地熱愛自己的人民，但事實上他卻影響了人民實現自己的崇高目的。他覺得自己提出的建立理智的社會制度的道路，既簡單又容易，然而事實上卻是無法實現和不符合現實的。他的說教，他鼓吹的道德自我完善以及他生活的平民化、簡單化，並未能改變現狀，但卻又無路可走。他既認為革命是合理的，卻又覺得革命手段過於殘酷，他無法接受革命的思想，更不可能參加革命。他惟一能做到的是表白自己真心實意地實現平民化。托爾斯泰苦難的晚年
今天的「鄉賢們」，有些是在當地野蠻生長起來的，有些是借城鄉流動走出去然後又回來的。這些人在宗族、家族和利益集團的關係錯綜複雜，他們的子侄早就滲入了基層行政、司法和銀行系統的深處。他們和一百年前的魯四老爺一樣，在建設著某種東西的同時，也在阻礙著另一些東西。
很多教授筆下的既傳統又現代，既法治又民主，既開明又堅守的完美鄉賢，恐怕依然是一種神秘物種吧。「全國農村更多「無公德的個人」出現在公共領域，我個人親身經歷過這種情景。2003年，我從外面弄來一筆錢支持家鄉打井灌溉，因為灌溉井最大灌溉面積只有200畝左右，井打在什麼地方就很重要。經過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了打井地點。結果，打井出水後，一個農民以灌溉井不能灌溉自家農田為由，將井填埋，上萬元的打井費化為烏有。」
以上打引號的文字是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賀雪峰寫的，他可以算鄉賢了，建的井還不是被砸了？砸了他又能怎樣？
先不談假鄉賢，只談真鄉賢。真鄉賢要發揮作用，必須具備三個條件：1、有德；2、有才；3、有足夠的資源（權或錢）鎮得住少數刁民。最理想的鄉賢建設農村大概就是范仲淹這類文化修養好而且道德好的高官退休後回鄉主持公道、培植文化。
在21世紀，德行、才華、力量三合一的鄉賢有沒有？如果有，願意回鄉么？
我給政府提個建議，鼓勵（甚至強迫）黨員領導幹部（某級以上）退休後回老家或祖籍地農村買房子居住養老，干一下主持本村公道、培植本村文化的事。
如果領導們覺得北京好、鄉下不好，不願意回鄉居住，那就別提鄉賢了。這種事情其實就和男女談朋友是一個道理，本來可能就是去喝杯咖啡看看小貓，結果一不留神就木已成舟了。本來說好的先富帶動後富，一不小心什麼牛鬼蛇神就都請了回來，蛤蛤
所謂鄉賢，可以想見肯定是農村那些「先富起來的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你道德再好再坐懷不亂遇到事情要人沒人要錢沒錢還沒什麼權力誰會拿你當回事？所以這些「先富起來」的人有了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就會試圖謀取政治上的優勢地位，以圖鄉村實際的統治權。在鄉村內部，一個小系統內，很容易就會形成系統內部的壟斷性聯合，推廣的文化，我想必然是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文化，所謂的正能量，估計也就是犧牲基層的控制換取基層的穩定和鄉紳有產者的支持。
就社會主義制度而言，從大學生，基層公務員和退役軍人為基礎，深化落實基層黨委建設是絕對可行的，在試探中完善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也是可行的，在普及基礎教育的今天，那些壟斷知識的精英根本沒那麼稀罕。我們很難相信那些有想法有理想有抱負有姿勢的大學生，那些有幹勁有擔當敢為人先的退伍軍人，那些有經驗有權術有思想有本領的基層公務員，他們對基層的經濟發展，文化現代化上的作用會比剛剛完成資本的初期積累的所謂鄉紳差。這和十八五規劃中的已經開始在部分落後地區實行的定點扶貧，精準扶貧的精神也是部分契合的。
不知道為什麼是江浙先試點～
不過話說有個浙江人世代顯達，即便家族出了一個叛徒Johnson，依舊能進入元老院，成為貴族議會的議長。真是什麼樣的政黨就有什麼樣的政策，進步主義的政黨會相信群眾，為人民服務，走群眾路線；保守主義的政黨只好大肆鼓吹精英主義，重塑鄉賢。把民族主義請回來，把孔老二請回來，還不如改名國民黨
TG:「鄉賢吶，讓你們帶著在城裡掙的錢建設家鄉好不好哇？」
鄉賢：「嚎哇，資磁！我給你修條路，你給我立個碑，花錢買的都是情懷。」
TG：「不不，我的意思是說，讓你幫我接盤，和我一起搞共治。」
鄉賢：「醬紫啊？那好，說白了吧，我在城裡想當洛克菲勒，在鄉下想當黃老爺，我就是看上農村的地了。你看要不把土地流轉開放一下？」
TG：「……這他喵的是要挖我的根啊……」
鄉賢：「呵呵……」
TG：「呵呵呵……」
「呵呵呵呵……」
所以呢，起碼現階段，胡漢三還回不來。農村基層組織再渙散，起碼維持自耕農制度還是沒問題的。城裡的資本短時間內還鬥不過官僚。等什麼時候資本壓倒官僚了，回來的也不是胡漢三那蹩腳模樣了。我記得《新聞聯播》播出這個主題的時候，我是寫過一篇的，好像還被頂得很高。
如何看待新聞聯播推出「走基層·我眼中的鄉賢」系列報道？ - 吳天微的回答
遺憾的是，似乎我過於直白的一些表達引起了廣泛的誤解。
比如認為我在斥責朝廷的背叛——隨後這個問題下風起雲湧。。。
比如認為我在賣大青果材質的藥丸——呢，真是個好玩的誤解。。。
其實問題沒有那麼複雜，我曾經強調，現在還要再次強調的是，基層秩序主體的缺失是一個長期過程的結果，是「早已發生」的事情，搞鄉賢也好，搞村委會自治也罷，是承認既成事實。說背叛有點過了，因為這不是個主動去做的過程。
出去玩兒了~~周末有空更新~~~基層失控與漢維矛盾是共黨統治兩大無解難題。
歷史發展過程中，血緣產生氏族，氏族產生部落，部落產生部落聯盟，部落聯盟形成國家。而血緣、地緣是構成古代社會基層組織的基礎。在古代基層社會中，相同姓氏的會基於血緣關係形成宗族，宗族形成一個地方基層。
宗族中會出現有聲望、有權力、有財富的人，他們成為了宗族的領袖（如族長）。這些宗族領袖或者是科舉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或者當地較有文化的地主、或者是退休回鄉或長期賦閑居鄉養病的官吏、或者是宗族元老等。由於相同姓氏的歸屬感，宗族領袖們操控了宗族內部的「執法權」。宗族（主要是大宗族）的領袖們形成一個龐大的階層，這個階層形成了士紳。古代社會，由於物質力量的局限性，官府對基層控制太難，也樂得把基層的控制權轉移給士紳。社會基層就形成了「官府與士紳共治」的場面，當政治穩定時，官府、士紳和諧共處；而到政治動蕩時，士紳可以組成一支小武裝力量（即家兵）。魏晉時的塢壁就是著名的代表，中國史上有很多軍閥多起於家兵。近代以來，曾國藩的湘軍團練也是這種地方基層武裝的一種代表。士紳有其優劣：優點在於開明的士紳是農村良性文化的組成部分，起到協調宗族內部、宗族之間矛盾、維繫基層穩定的作用，同時可以宣傳科舉與教育，使農村基層實現文治，以配合官府。近代以來，地方士紳投資鐵路、實業，獲得美名。缺點就在於劣紳土豪推行基層的陋習，管理不公混亂，有時會鼓勵宗族械鬥，成為地方不穩定因素。在動亂時，士紳可能組成武裝，使亂象更亂，官府更為失控。近代以來，由於近代化的需要，迫切需要調動地方的剩餘勞動力投入對外戰爭與發展國內經濟。士紳成為了近代化的阻力，從慈禧、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都迫切的需要完成這個任務。四一二政變導致的結局就是，國民黨基層組織交給了共產黨，中國社會斷裂成兩個階層：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代表了社會上層，包括官僚資本、大地方、士紳等；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代表社會下層，包括工人農民等。兩層之間爆發了內戰，最終是共產黨勝利，國民黨被逐至小島。
毛氏當權後，迫切的要打破士紳控制的基層，便進行了土地改革。當然地方士紳被打倒了，黨幹部成為了基層主導，「官府與士紳共治」局面似乎變成了『』官府獨治『（或官紳一體化）。這種措施確實起到調動了基層積極性的作用。毛氏當政期間，利用了廣播、電報、鐵路、公路等現代設施，加強了對黨幹部的思想控制，進而控制整個基層，建立了一個自上到下的金字塔極權社會。但這種極權社會帶來個弊端，就是：一旦領導層政策失誤，將會在底層造成無限放大。古代社會，士紳對於政權的批判作用隨著土改不復存在。另一面，黨幹部的文化素質、政治素質不僅並未提高，相對於傳統士紳還下降了，傳統士紳社會的文治局面蕩然無存。再有，黨組織極權化強行輸入信仰，黨組織極權化，而非法治化，這是一種政治春藥，藥效一過必然引起強勢反彈。第四，基層由黨幹部統治，並未打破血緣、宗族關係，而共黨的農村戶籍政策（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限制人口流動，反而更強化了這種血緣宗族關係。不少黨幹部仍來自於當地血親宗族中。所以，隨著文革的破產，極權主義被打破，中國步入了威權社會。而基層宗族組織復活了，復活的原因有：一、傳統的血緣、宗族關係一直存在，甚至為毛共的農村戶籍政策強化了；相同血緣姓氏的歸屬感重新點燃了，宗族文化復活了。二、改革開放後，農村出現了貧富分化。極權主義的消亡，與重商主義的萌生，讓會賺大錢的人成為了當地的名流、「鄉賢」。當前的「鄉賢」成分與古代社會不同，主要是黨幹部及後代、致富商人、宗族元老，有時還有回鄉創業的大學生。
「官府獨治」重歸「官府與士紳共治」的局面。但是根據「螺旋式發展」的哲學講，當下的「官府與士紳共治」比以前好得多了。其一近代化過程中，破除了陋習，現代的法制意識一定程度進入基層；其二，當前的鄉賢們可以帶領當地宗族、民眾致富；其三，鄉賢能起到和以前一樣，協調矛盾，扶助鰥寡，維持基層穩定的作用，還能儘可能避免了大規模械鬥的發生。
當然缺點也有（有些甚至不如古代）：其一，帶得不好的鄉賢帶頭作違法犯罪的事情。如陸豐的三甲村帶領大家制毒。其二，一些黨幹部、宗族元老利用職權與名望，獲取財富，有些黨幹部甚至成為當地土皇帝。其三、當前的黨幹部的文化素質較差，缺少現代法治民主精神，可能成為法治民主化的阻力（如果趙家真有考慮過這問題的話）作為趙家而言，鄉賢對於他而言是既打壓又聯合的。
聯合，是因為基層失控，鄉賢崛起不可避免的話，趙家需要他們協助基層，帶領基層致富以維持穩定。打壓，是因為「鄉賢」會消解趙家的權力，甚至塢壁化干起違法犯罪的事情（如陸豐三甲村）；「鄉賢」缺少法治精神，可能成為趙家改革的阻力。趙家對鄉賢採取了一定措施。例如推行大學生村官制度，目的是提高基層幹部素質，一定程度上消解鄉賢的權力，推行現代法治民主精神。當然限於大學生的政治素質，收益甚微。目前趙家只能被迫承認了「鄉賢」的作用，並積極引導鄉賢良性發展，還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鄉賢能否實現良性發展，還得依賴於①鄉賢現代法治意識的深化，②經濟發展人口流動打破傳統血緣關係，使鄉賢不再單單是宗族的產物。前兩天坐公交去浦東路過一個工地，外面的圍牆上是「中國夢」宣傳畫，四個大字：遵德守禮是遵德守禮不是遵紀守法了，大家自己看著點
中央對此應該沒有定論，左右搖擺。而人民日報僅僅是個爭鳴的平台。反映黨內的一種聲音。
對於這種重建鄉賢的呼聲，作為共產主義者，必定是堅決反對。這無論多麼冠冕堂皇，實際就是封建宗族復辟的先導。它還未來，卻先造勢。而封建宗族勢力，恰恰是共產黨的死敵。當年之所以土地革命，就是為了清除這些封建宗族力量。鄉賢的呼聲，反映的是既得的大地產力量的話語權。這些勢力也滲透黨內。積極鼓吹鄉賢政治的是任志強等地產大佬。所謂鄉賢，就是這樣的大地主勢力，以及依附他們的社會賢達。當然，中國共產黨基層力量的弱化，使得基層出現了權力真空。所謂基礎自治，實際是放棄了基層領導權。這樣腐朽落後的宗族勢力就重新主導局面，而權力真空導致了黑社會勢力盤踞基層。但它們並沒有合法性。他們渴望的就是將自身的力量合法化，作為一方豪強被政治承認。所謂鄉賢政治，實際就是這部分人。這當然是一種基礎問題的解決方案——所謂皇權不下縣。士大夫們在基層搞叢林政治。所謂基層民主？這就別提了。喪失基層控制，談何監督？這是妄圖在根子上取消黨的領導。但應該如何反對鄉賢政治呢？也得拿出共產主義的方案來，重新強化黨的基層組織。但這需要一番黨政改革。也就是說，黨的基層支部絕不能只是一種政治存在。而必須是種生活存在。即是能夠提供生活服務的精神家園。這需要的是使其「宗教化」，就是黨要走「教黨」路線。由政治教會轉型生活教會。實現政教分立。這可以詳見「教黨論」。分享文章里。而對農村基層，經濟層面上還是要積極推行集約化，走農場化，機械化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小農成為了農業工人。勞動生產率與城市工人不相上下。這才沒有了小農基礎，血緣紐帶的宗族，所謂鄉賢政治的根基才會被徹底瓦解掉。金融共產主義學堂：eziv587決定撰寫這則答案之時，我是很激動的，以至於用了一天時間來整理思路。鄉賢的廢和立，背後承載著極為宏大的背景，這也是孔飛力最重要的著作中所強調的：鄉賢涉及到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核心問題。
我盡量長話短說，剖析一二。
稅收，永遠是支撐一個王朝的最重要的柱石。但是，在科舉制度和儒家傳統的雙重深刻影響下，中國歷代王朝的官僚階層對比其所統治的廣大人民來說，人數始終是太少了而且與普羅大眾有著強烈隔閡，以至於基層官員（縣官）無法對廣大農村進行直接控制，遑論以單人之姿從廣大農民手上收取稅收。這時，胥吏和鄉賢勢必登上歷史舞台。胥吏服務於基層主官，充當著封建王朝進行統治和汲取稅收的最前沿觸角，鄉賢是納稅農民的統領，一般以享有法定特權地位的讀書人如舉人、生員等充當，負責為農民們包辦稅收和抵禦胥吏敲詐的保護傘。因為有作為政府辦事員的胥吏的存在，王朝的統治得以深入基層和鄉村，因為有作為農民首領的鄉賢的存在，農民在他們的保護下不至於被貪婪的政府和胥吏逼得家破人亡，這構成了一種動態平衡。但我們必須牢記的是，胥吏和鄉賢都處於灰色地帶，絕非國家機器的法定組成部分，他們有不可控的傾向。
胥吏和鄉賢歷來為各封建王朝所深惡痛絕，稅收經過這兩層外人的手往往要大打折扣，但是國家又實際上離不開他們。當最底層這層平衡遭到破壞時，往往會出現例如在胥吏的盤剝下農民交稅越來越多朝廷收入卻越來越少、鄉賢帶頭抗稅乃至造反等等情況，盛世之時還好說，一旦有天災人禍，國家政權的脆弱性極容易在這兩層不可控的人物的爭鬥中凸顯出來——國家收不上稅沒錢了，這個王朝也沒救了。這種現象不是中國所特有，譬如在法國波旁王朝後期，許多行政職位成為佔有者的私產，可以買賣和繼承，這和中國的亞官僚階級的胥吏十分相似，革命前夕法國政府財政上的弱點即來源於此禍根。
清朝式微後，更是逐漸失去其對基層的控制，在滿足上層的貪婪需求的同時，胥吏和鄉賢成為廣大地方的實際統治者——一方面勢單力薄的縣官要看數目龐大的、幫助其維持官位和稅收的胥吏的臉色，一方面有功名有特權有智慧有方法的鄉賢又具有威脅縣官地位的實力。清朝滅亡後，民國政府試圖吸取清朝無法控制基層和流暢吸取稅收的教訓，建立了鄉級政府並增加了僱員，可仍與農民的保護傘鄉賢處於拉鋸狀態。到了新中國時期，共產黨深諳清朝和民國的衰亡史，建立了廣大的基層政府，並在農村設立了合作社，至此，跟著封建王朝一起活躍了千百年的胥吏，終於徹底成為了國家的僱員，成為了國家機器可控的部分。另一方面，通過打倒地主和富農的一系列運動，使得鄉賢階層受到了巨大破壞，然後國家糧食統購系統的建立，使得國家可以直接從農民手上汲取價值，鄉賢的農民保護傘的角色被徹底遺棄。從此，新中國建立了對基層的徹底控制，這就是孔飛力所說的，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這裡多嘴一句，孔飛力沒有站在西方史觀為中心定義「現代國家」，而是以政府能不能實際控制國家為核心，這是偉大的史學研究創新和貢獻，在此再次向孔飛力先生致敬。
有胥吏和鄉賢，就沒有政府對國家的全盤控制，就沒有現代國家，更何談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是共產黨政權乃至所有現代國家穩固和合法和核心議題。但是呢，近幾年中國竟然重提構建鄉賢，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其實並不是黨要拋棄革命理想了，而是個十分現實主義的構想。鄉賢具有兩面性，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成為國家控制基層和汲取稅收的重大阻礙（威脅甚於胥吏），一方面它又是起到穩定鄉村、提供社區服務的重要角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日益萎縮，對其進行投入和補貼卻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無法減少，而鄉賢可以替國家負擔少許壓力；另一方面，黨和國家對基層的控制已深入神經和骨髓，不再懼怕鄉賢威脅其權力，而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從農村地區吸取的價值和稅收也不那麼重要了。鄉賢這把雙刃劍被從垃圾桶里撿了回來，並被一隻大手拆掉了一半，成了把有用的工具，遠與歷史上的鄉賢大相徑庭了。表面上看，把鄉賢請回農村地區是一種「背叛革命」的滑稽之舉，但出於現實考慮，這是一種精明的決策。本題中有些冷嘲熱諷的答題者其實很像當年質疑改革開放姓資不姓社的人（當然，只為單純獲得快樂的諷刺還是挺有趣的），而國家決策不羈於意識形態爭鬥、努力尋求現實主義下的最優解，這不正是總設計師的理論精髓嗎。
前幾天，有個問題如何看待四川閬中農民工討薪不成反獲刑？ - 政治 吸引了我的注意。國家近年開始鼓勵開發商繞過包工頭直接給民工發工資，雖然會造成效率的損耗，但可以免除包工頭這一中間層。一些既得利益的包工頭就不幹了，於是煽動組織起民工進行鬧事。這類鬧事也許確實為了維護民工，但主要還是為了包工頭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在這個小模型里，包工頭就扮演了類似歷史上鄉賢的角色，從國家和民眾的相互關係間分一杯羹。但末路上的淘汰者們始終是不甘心的，這一鬧，最後還把人家民工給害了。歷史的演變就在我們身邊。
-看到這個詞，真是震驚了好久
中國歷史上最血腥的時代，都是鄉賢最發達的時代造就的，古今概莫能外「鄉賢」一詞源自東漢,是用來追認生前為國家棟樑的官員或聲譽德行威望為人推崇、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地方人士的一種榮譽稱呼。明清時期的鄉賢祠，形成了完整的祭祀禮儀制度。
必須強調的是「鄉賢」的鄉，是指故鄉而非建國後的一種縣以下、城鎮外的行政區劃。所以，鄉賢原本的含義：
1、不是指某個時間上、空間上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階層。2、不單指農村的賢人。3、不是對某類人群的描述，而是總結。說直接點就是等蓋棺定論之後，民間給的榮譽。而現在推崇鄉賢文化的人群，特別是一批院校知識分子、中高層政府官員、中小企業主，對鄉賢一詞有著充分的代入感，以至於將「鄉賢」錯位成了以社會地位準入、以資源貢獻量化的「農村貴族」階層。
比如題目第一篇文章中的「農村中有聲望、有能力的長者賢人」說法，就乾脆將鄉賢變成了一種對比出來的含義——三人行，必有鄉賢。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官媒主導的現象？難道中文系教授寫文章連基本的文化背景都不了解嗎？顯然不是。
這兩篇明顯應邀撰稿的評論，顯然是對於高層對農村問題關注的回應。客觀來講，「鄉賢」一詞可以說是近些年掌握傳統文化復甦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們對農村問題開的一劑偏方，是包裝在「鄉賢」一詞下的傳統農村秩序。所以，討論偏方有沒有效，必須看看其是否對症下藥。「鄉賢」所針對對的就是農村之症的「亂」，從以下四個方面大致歸納：
1、道德混亂。私德方面，近些年農村倫理、治安惡性事件頻發；公德上，哄搶事件引人深思。2、政治混亂。基層民主制度不容樂觀，惡霸村官屢見不鮮，農村黨組織渙散。3、經濟混亂。農村勞動力匱乏，小農經濟轉變效果不彰、城鄉落差巨大，販毒村、要飯村、算命村等畸形經濟形態。4、以上引發的其他混亂。土地污染問題、農村養老問題、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由亂到治，則需要約束力，曾經基層黨組織對農村的主導力是建立在深入社會細胞的政治力量上的，改開以後政治運動退潮，經濟因素權重提升，村支書的影響力為萬元戶超越，甚至兩者合二為一。「鄉賢文化」最早由民營經濟最活躍的江浙一帶提出，實質上是包裝在傳統辭彙下的民間強勢的主導力回歸。
在路遙《平凡的世界》中，雙水村的村委會變遷就這種歷史進程的微觀再現。但是，這種以傳統文化為大旗「重建鄉賢」恐怕只是空中樓閣。
因為中國城市化進程早已超過50%，農村人口比例的減小所反映的本質是經濟主導力的變革。鄉賢文化的基礎是傳統小農經濟。 其最大特點：土地、農民是最重要的社會資源。評價財富的標準是土地，哪怕在民國的三十年代，四大家族最重要的財產也是土地，而非城市的工商業。因此導致：上層社會人士普遍傾向於回歸農村，告老還鄉的傳統就是最直接的體現。底層農業人口被土地固定，在制度上就演化為宗族制度。最終形成了一個熟人社會，這是鄉賢文化的存在基礎。而在今天，社會財富的核心轉向了城市工商業，再加上工商業的高流動特性，導致
1、社會中上層人士不會真正回歸，即使有造福鄉里的行動，但其本身是不可能再回到農村的社會關係網中的。而這正是重建鄉賢文化所要求的關鍵所在。2、隨著土地流轉與戶籍制度改革，農業人口將大大減少。現在看到的農村勞動力老齡化是一個徵兆，當勞動力缺乏到一定地步時，一定會有新的農業經濟形態順應而生，而不會是逆城市化強迫人口回到農村。所以，若以國家之力推行所謂「重建鄉賢」，在缺少經濟基礎與人文條件的情況下，更可能演變為農村主導權的混亂。因為城市化進程依舊轟轟烈烈，期間涉及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誰能把自己標榜為鄉賢而獲得國家的背書無疑將帶來現代版的「土豪劣紳」。所謂的鄉賢，最終必然會蛻變成古代的地方土豪，近代的劣紳，以及傳說中的還鄉團。這無關個人的道德，只關係階層的利益。
古代豪強靠兼并土地，最終因為利益固化，形成豪強。中央統治力強，他們就是爪牙。中央統治力衰落，他們就大肆吸血。
現在呢，可以兼并房子，可以通過各種資產，來形成利益固化和結合。換湯不換藥而已。農村裡確實存在很多宗族幫派，村官腐敗，組織渙散等問題了。解決這些問題，肯定不是靠所謂的鄉賢來解決。兩千年來的鄉賢們沒搞好的事情，重建鄉賢能解決？笑話！
或者某些人認為回到封建時代是一種進步。畢竟秩序穩定，屁股下面的椅子安穩一點了嘛。"鄉愿，德之賊也"。我不知道所謂的好的鄉賢和鄉愿怎麼分。
只有精神分裂的人，才會在現代文明的構架里，去找封建時代的紙糊冠冕。
封建時代的農村，神權，族權，父權，夫權，號稱四大壓迫。我不知道這個鄉賢是什麼鬼，我天然的認為，這個階層，必然會對普通人構成統治和壓迫。千萬不要來扯道德。再高尚的道德，沒有法製作為依託，也抵擋不住實際利益的侵蝕。
那麼這個鄉賢是誰？由誰來認定？最終會代表誰的利益？說白了，鄉賢不過是統治者的幫凶，只能充當爪牙和維持統治秩序。文明社會需不需要法制和秩序？
當然需要。但是不需要由「鄉賢」們來提供這種穩定和秩序。傳統道德的魯四老爺，喝過洋墨水的柿油黨文明棍秀才，甚至迂腐可愛的孔乙己，在某些人的眼裡，都可以做一個好「鄉賢」。這個鄉賢，可以算是一次新的權力收編不。
作為德先生，賽先生的信徒，我對這些提倡鄉賢文化的人，就一個字，「呸」。
百度鄉賢兩字，得到了一些讓我很刺心的東西，這就是傳說中的「不走老路，不走邪路」？
那走的是什麼路？我看是絕路！
說白了，人民日報鼓吹鄉賢，還是上頭的人對老百姓不放心。「鄉賢」們必須得是得到組織認可的人，而不是得到群眾認可的人。如果是群眾和組織都認可的人，那當然是最好咯。但是本質不同。
參見某大人物當年在香港的評論。將來報道出了偏差，我一樣也是不管的。如果是群眾自己選舉，自己推舉出來的代表，還需要「鄉賢」來代表群眾？
什麼叫教化，意思就是你是傻瓜，什麼也不懂，不明真相的群眾嘛，所以要有德高望重的鄉賢來教育你，改造你，讓你做一個遵紀守法的良民！但是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滴，這個人辦事靠譜不靠譜，大家能不知道？在法制的秩序下，公民自己選舉，自己管理自己，上面依法施政，下面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不就完了。用的著搞什麼鄉賢？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