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的過去是怎樣的，他們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下改革，取得了什麼樣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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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24日的晚上，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嚴立華家殘破的茅屋裡擠滿了18位農民。關係全村命運的秘密會議正在召開。此次會議的直接成果就是誕生了一份不足百字的包干保證書。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有三條：一是分田到戶；二是不再伸手向國家要錢糧；三是如果幹部因此坐牢，社員們保證把其小孩養活到18歲。在會上，隊長嚴俊昌還特彆強調，「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準向任何人透露。」在1978年，這個舉動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卻也是一個勇敢甚至是偉大的創舉。

暫住證，農民不準入城、不準乞討、抓盲流，實際上都來源於毛時代的發明，該體制隨著經濟發展逐漸瓦解。

那個時代，文革陰雲尚未遠去，村民們選擇「大包干」式的改革，無疑要冒著被污衊為「資本主義尾巴」甚至「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風險。前人的悲慘下場依然歷歷在目，小崗村的農民卻依然敢為天下先。那麼，小崗村的農民為何要冒著坐牢的危險，自發而起地選擇改革呢？

要想理解其中小崗村農民們的勇氣，就必須了解他們在極左經濟體制下的貧窮和絕望。

上世紀60年代，時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的皮定均到甘肅張掖視察地形時，發現當地農村婦女竟貧窮到連褲子都沒得穿；70年代李慶霖在給毛澤東的上書中，對當時農民的悲慘生活做了詳盡描述：哪怕是在最好的年景里，農民一年也只能有100多斤口糧留給自己，這麼少以至於連最基本的溫飽都無法做到；中共元老萬里調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後，親眼目睹了農民極其困難的生活狀況：在肥東縣八斗，一戶姓張農戶一家7口，2個大人、5個小孩全部家當只有一床被子和一口有缺口的鍋；在金寨縣燕子河山區，萬里看到農民用鍋膛給沒衣服穿的孩子防寒。

衣食住行乃是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是在極左體制時代，中國農民連這些都得不到起碼的滿足。而農民們的極端貧窮，離不開極左思維下被強行扭曲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正是這種體制嚴重限制了農民自由就業的權利，並人為地製造了工農產品的剪刀差，從而剝奪了廣大農民的致富能力。

建國以後，隨著極左經濟體制的建立，農民的經濟地位被逐步邊緣化。從1953年4月《關於勸阻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禁止農民入城就業，到1957年12月的《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嚴禁農民入城乞討，再到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條例》中對城鄉二元戶籍的確立，以及暫住證制度的落實，標誌著廣大中國農民喪失了遷徙勞動的基本自由。

另外，極左經濟體制通過人為製造的工農剪刀差，以極低價格收購農民手中糧食。「徵購糧」、「三超糧」、「戰備糧」、歲時攤派上交物資和無償平調徵用勞動力等一系列類稅性徵調，使得中國農民的負擔極重。三年的大饑荒中，全國範圍內特別是四川、河南、安徽三省之所以出現大範圍的農民死亡，便是源於這種難以想像的重負。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農民陷入種糧卻吃不上大米白面，種麻卻穿不上衣裳，養豬養雞卻吃不上幾頓肉的困窘局面。而這種貧困，並非農民的懶惰，而是在這種體制下，農民從根本上致富無門、吃飯無路。

是以，面對極左思維留下的巨大陰影，當大人物們還在猶豫躊躇之時，在飢餓中掙扎多年小崗村農民只能選擇投袂奮起，用自己的命做賭注，為了吃飽飯而拚死一搏。這其中固然透露著捨我其誰的勇氣，又何嘗沒有走投無路的悲涼。而體察民情的萬里能夠將小崗村的經驗在全省推廣，總攬全局的鄧小平最終在全國範圍內推動改革開放，即是歷經滄海醒悟後的高瞻遠矚，更是順應民意的適時而動。

今天，中國的改革同樣走向了不進則退的懸崖道。面對艱危，決策者只有大膽改革當前體制中的弊端，才能順應民眾的呼聲，符合時代的潮流。否則，民意就會像小崗村的農民一樣，最終不得不自我行動，倒逼改革的進行，而又這何嘗不是三十多年前「大包干」帶給今天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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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8年，轄23個村民組，940戶、3970人，村域面積15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土地面積1.9萬畝。

截至2012年，全村實現工農業總產值5.8億元，村集體經濟收入410萬元、較上年翻一番，村民人均純收入10200元。

百度到的數據……這村真的很富么……

加一句吐槽，如果大家一起種地，然後寧願挨餓也不願多干，這真的該怪體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