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民國時代華人的數理學術水平看起來比現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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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民國時代華人的數學、物理學術水平看起來比現在高？（高當然是指在整個世界中，以同時代的水平相比較而言）為什麼看起來他們的國際影響力相對比較大？這是一種錯覺嗎？
有人說民國只出了一堆所謂的文史大師，在真正的學術方面不值得說到。難道下面這些人不是真正的大師嗎？
比方說，數學有陳省身、周煒良、曾炯之等人

陳省身生於浙江秀水縣(今屬嘉興市)。1922年秀州中學畢業，1923年入扶輪中學。1926年畢業，入南開大學數學系，1930年畢業，獲學士學位。1931年在北京清華大學開始攻讀研究生，1934年畢業，獲碩士學位，為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名數學研究生。同年赴德國漢堡大學學習；畢業時去法國巴黎跟從埃利·嘉當研究微分幾何。1937年夏任清華大學教授；後因抗戰隨學校內遷至雲南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講授微分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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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煒良，1924年起留學美國。1929年入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1932年前往哥廷根大學，後又入萊比錫大學，隨凡·德·瓦爾登工作。1936年獲博士學位，擔任南京中央大學數學系教授。1947年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1949年起執教於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1955年起任霍普金斯大學數學系主任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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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炯，1922年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1928年公費留學，赴德國柏林大學數學系學習，翌年轉入德國格丁根大學，師從 Emmy Noether。1934年獲博士學位。1935年7月回國，前後任教於浙江大學、北洋大學、西北聯合大學，參與創立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1940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43歲。

還有很多被共和國也尊為大師的人：

蘇步青，出生於浙江平陽農家。1927年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數學系，後入該校研究院，獲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受聘於浙江大學數學系，1949年，擔任浙江大學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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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功，1910年考入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1916年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和東京物理學校。1923年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並於1929年取得理學博士學位。1921年任教於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後任浙江大學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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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羅庚，小學就讀於金壇仁劬小學。1922年，進入金壇縣立初級中學，1925年夏畢業，由於家中貧窮而退學。1926年，幫助父親料理雜貨鋪，同時開始自學數學。從1931年起，華羅庚在清華大學自學，被熊慶來破格任用為助教。

比方說，物理學有楊振寧、李政道

李政道出生於中華民國上海市，曾在蘇州東吳大學附屬中學、江西聯合中學等校就讀。因抗日戰爭，中學未畢業。1943年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1945年轉學到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為二年級生。1946年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1953年任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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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生於中國安徽合肥，少年時代就讀廈門市演武小學，北京教會學校崇德中學，昆明市第一中學等。1942年楊振寧畢業於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1944年在西南聯大研究所畢業。此後他於1945年考取公費留學赴美，就讀於芝加哥大學。1949年，楊振寧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

當然，他們得獎時，已經是民國的遺民了。但是他們的導師，聽起來也似乎都是響噹噹的人物，比如束星北、王淦昌、吳大猷、葉企孫、王竹溪等。
還有吳有訓、胡剛復等人，聽說也做出了世界級別的工作。很多人民國時代念書的人也為共和國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鄧稼先、周光召、王大珩等，被尊為大師的不計其數。
縱觀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似乎很難認為那些做數學、物理的人水平很低，而且他們的主要活躍時代也不可能是大清（彼時已經滅亡 40 年左右了，雖然很可能出生於大清），也不可能是共和國（彼時尚未建立，或者剛剛建立），只能是中華民國。

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數理）：
姜立夫 | 許寶騄 | 陳省身 | 華羅庚 | 蘇步青 | 吳大猷 | 吳有訓 | 李書華 | 葉企孫 | 趙忠堯 | 嚴濟慈 | 饒毓泰 | 吳憲 |吳學周 | 庄長恭 | 曾昭掄 | 朱家驊 | 李四光 | 翁文灝 | 黃汲清 | 楊鍾健 | 謝家榮 | 竺可楨 | 周仁 | 侯德榜 | 茅以升 |凌鴻勛 | 薩本棟
第一、二（55，57）屆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化學學部委員：
陳建功 · 段學復 · 葛庭燧 · 胡寧 · 華羅庚 · 黃昆 · 江澤涵 · 柯召 · 李國平 · 陸學善 ·馬大猷 · 彭桓武 · 錢臨照 · 錢三強 · 錢偉長 · 饒毓泰 · 施汝為 · 蘇步青 · 王淦昌 · 王湘浩 ·王竹溪 · 吳有訓 · 許寶騄 · 嚴濟慈 · 葉企孫 · 余瑞璜 · 張鈺哲 · 趙忠堯 · 周培源 · 周同慶 · 郭永懷 · 錢學森 · 汪德昭 · 吳文俊 · 張文裕 · 張宗燧
有人說都是留學生。可是現在也有留學生。另一方面，這些人很多是大學，乃至研究生才去留學，跟現在也差不多。
還是說只是看起來，而我們不了解行業內幕。這些只是後人吹捧民國學術的結果？
還是說現在作出成就不像當時那麼容易？還是說學術界認為越老的人越尊貴，對其越加吹捧。這些人到底有沒有真才實學？他們的結果是不是沒有什麼技術含量，只是順應了時勢罷了？

謝邀。

看不懂題主的論據。像報菜名一樣報一串名人的名字就能說明那個時代數學水平比現在高了？那為什麼不把現在華人數學家的名字也報一遍呢？是根本不知道現在有哪些華人數學家，還是不了解現在華人數學家的水平，所以無法比較？

而且怎麼就看出同時代中華民國數學的國際影響力比現在大了？當時的數學中心是歐洲，現在的數學中心是歐洲和美國，中國在兩個時代都處於後發位置，怎麼就看出「過去比現在好」了？即使限制在亞洲範圍內，中國數學的影響力也沒太大差別啊，當時和現在都是日本數學比較發達啊，你舉的例子不也提到蘇步青和陳建功是在日本求的學么？

其實國內很多人對數學研究的認知，主要取決於宣傳的方式和力度。說得直白點，「媒體說哪些人比較厲害，大家就覺得哪些人比較厲害；媒體不報導的人，就算再厲害，大家也當他們不存在」。我在某微信公眾號上還看到過「中國數學界即便是文革期間也在世界上佔據相當高的地位」這樣自大可笑的話。其實中國數學好還是壞又怎麼樣呢？有多少人真正關心數學，關心數學研究？即使有數學大師，大家也不認識他們，不能欣賞他們的工作，那對公眾來說，有和沒有，又有什麼大區別么？只是因為大師的存在能為他們提供很多談資么？

謝邀請。

1983年5月27日，我國首批18位博士誕生。

原因很簡單啊，心態唄，就覺得民國好唄。

你去找任何一種科研能力的評估數據，看有沒有任何一種現在的中國比不過民國的？

你去看看任何一個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看看有沒有任何一個現在中國的比重低於民國的？

你去對比一下各個領域的重要雜誌，看看有沒有任何一個現在中國發表文章數比不過民國的？

這麼多都看不到，就是覺得民國好，說明還是要學習一個啊。

http://www.natureindex.com/annual-tables/2016

附個2016年自然指數，我猜有人覺得民國數理能排全球第二？？

因為你活在現代。淘寶告訴你，我這個東西便宜喲，快來買，京東告訴你，我送優惠券了，快來買啊。各種各樣的信息膨脹了你的慾望。當你想學習時，你突然發現，十年題海兩茫茫，不思量。同時，蜂擁而來的新聞告訴你，北大博士賣豬肉，清華女生打電競。你突然覺得連這種高材生都淪落至如此。你身邊的人大肆鼓吹讀書無用論，他們用自己的人生經驗去碾壓你本就支離破碎的三觀。如此一來，你的上升空間幾乎被擠壓到沒有，你唯一的一點雄心壯志被信息洪流碾在泥土裡。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你還未曾靠近科學家，大師的圈子就已經被淘汰了，人生好絕望。

但是，民國的歷史電視劇每天可以看呢，你可以很容易的接觸那些民國的大家們，你可以沒有任何距離的看到他們如何用行動證明了什麼叫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他們談笑鴻儒，厚積薄發，用他們超越常人的智商和情商扶大廈之將傾，傾一人之力救亡圖存。題主你很佩服他們，我也很佩服他們，如果不是這些人，今日之中國是如何？歷史沒有假設。題主啊，你想接近民國大師的圈子太容易，零成本。非要說有成本開個會員算不算？可是，你接近當代中國大師的圈子呢？接近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題主努力學習吧，他日你金榜題名時，你就會知道當代中國大師圈子如何了，和民國比起來到底怎麼樣。而我們呢？就被淹沒在信息的洪流中了，但是我們為你祝福的心不會被淹沒。

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

頂峰來講，民國出生的學者達到的高度確實更高，比如楊振寧，陳省身倆人達到的高度目前來看還沒有人有希望達到。但是現在學者的數量，平均水平完爆民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歐美不也一樣嘛，德國哥廷根學派的輝煌期和索爾維會議物理群星的燦爛期，正好對應到民國時代。現在的美國歐洲有龐加萊，希爾伯特級別的數學家，還是愛因斯坦和量子力學眾級別的物理學家？新中國出不了陳省身和楊振寧，現在的歐美同樣出不了嘉當和費米。科學大師的出現通常都在科學革命發生的時候，與現實政治關係並不大。

按照題主這種半點數據都不找的提問方法，民國的文科生數理水平超過題主倒是真的

因為少唄，晚上天上只有那麼不足百的星星，你覺得每個都亮。

滿天星星的時候，大多數人只會注意有沒有滿月

民國時代的人到底是出生於民國時代還是受教育於民國時代還是出成果於民國時代？

水平高是指其掌握的知識後人不能掌握還是指其在當時的成就相對影響大?

我說十七世紀的人數理學術水平比二十世紀高。

補充一個原因：那個時候物理學是楊振寧口中的「白銀時期」（黃金時期是20世紀初），非常容易做出傑出貢獻，現在不是大家沒本事做不出貢獻，而是理論都很完善，只能修修補補搞搞應用了（媽的，怎麼感覺在立flag）

這個論點不是很嚴謹啊！民國時期在教育領域確實很自由開放，尤其是北洋時期！很多教授也非常的有氣節，知識分子的地位和收入是很高的（雖然後期欠薪）。但是說民國時期的學術水平高於現在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說高於知識分子被殘酷迫害壓制的56----76年，那是肯定的，畢竟大批知識分子被打倒，學校也不怎麼教知識，而是搞造神呢（想想現在知乎最近幾年的一些不明生物---沒有xxx它們也沒有死），一些自己學些知識的，在恢復高考後就湧現出來了，可是畢竟中國和世界隔離那麼久。我大學是211,985的院校，我們學院在我讀本科的時候的最主要的研究方向還是50年代從蘇聯弄來的，最近十年才告訴發展。數學方面是一個道理的，脫離世界太久，全民反智時間也太長，那幾十年和在國外的一些比，那是差距太大了，陳省身、邱成桐先生在中國走正路以後可是大力幫助中國數學的（物理方面楊先生、李先生一樣的），晚年陳省身先生一些在南開的，中國在新世紀後學術發展越來越快的，和日本、歐美比還有相當的差距，比民國時期那是遠遠超過的。只要中國人別在噁心造神作死，穩定發展，誰都擋不住的

知乎真應該出個可以踩問題的機制

今天剛好看到一篇論文，批評科層化管理以及學術量化對於學術研究的阻礙，這也能回答一部分關於「我國當代的學術水平為何整體不高」的問題，我摘出一部分來，可能文不對題，但希望對題主有幫助。

根據韋伯的理論，科層化組織和科層化管理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根本原因在於其對效率的追求，即對速度和數量的追求。而其效率主要是建立在可預計性和紀律原則之上的。可預計性意味著組織內部工作過程精確、連續、穩定和明確，所以韋伯說「可預計性」對於科層組織具有決定性意義。紀律就是組織成員在其工作範圍內嚴格服從規則的精神，意味著「按照事先訓練的方式、精確地、毫無批評地去執行所接受的指令」。可預計性和紀律減少了不確定性、偶然性、人為因素，從而使組織能夠按照明確的規則精確、有效地運行。

而大學作為學術性組織以學術性活動為中心，學術活動的特點也就決定了大學獨特的組織特徵。學術活動在本質上是一種探索性活動，而探索未知活動的最大特點就是其不確定性與不可預計性。不僅探索的內容具有不確定性，探索工作的過程也同樣難以標準化，所以大學以鬆散和靈活的組織安排而非嚴格的規章和紀律為主要特徵。按照洪堡的說法，大學無非是學者們的精神生活本身，根本無法被納入國家行政的組織，國家行政管理的介入必然會侵擾學術工作本身。洪堡雖然也承認國家的扶植對大學和學術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時明確強調，國家的行政管理在大學中應當降低到最低限度。學術研究和學術自由都是現代大學的重要標誌，這兩者的結合也絕非偶然。學術自由是學術研究的基本條件，這不僅適用於教學和研究的內容，同時也適用於學術工作的組織形式。就是說，學術自由也意味著符合學術活動節奏和特點的組織安排。

不可否認，大學科層化是一種趨勢。這是因為，一方面由於學術研究的規模擴大和科研成本的提高，在組織和實施方面需要更多的行政性支持，所以學術工作也逐步被納入科層管理的體系之中；另一方面，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出現了大量的應用性、技術性研究，此類研究離不開分工協作和優良的組織，因而也通常會採用科層化的組織與管理形式。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視學術活動在本質上與科層組織精神的根本差別，特別是涉及學術探索和創新工作時，學術活動與科層組織的衝突尤為突出。科層組織追求可預計性和可靠性，從根本上排斥一切不可控制的風險性行為。這種不允許失敗的原則對學術上的創新不但很難產生正面的作用，反而會限制學術創新的空間，學術創新需要探索、需要冒險。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事實上，除了行政、財務、後勤和科研服務等方面應實行科學管理外，大學的核心領域，即研究和教學本身，在根本上是排斥『效率』、『競爭』、『合理化』這類思維的。」而「效率」、「合理化」正是科層組織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奠定一位學者學術地位的是其學術成果的「質」而非「量」，這一點在學術界是很清楚的；但由於行政部門無法處理「質」的問題，因而退而求其「量」的標準，「量」被等同於「質」。眾所周知，行政系統的成績通常是以數量來體現的，比如申請了多少個博士點，發表了多少專著和論文，獲得了多少獎項，SCI的總數是多少，有幾個重點學科和幾個重點實驗室，等等。比如在一所大學的網頁上可以看到這樣一項成就：某年全年文科的科研成果總數達到3020項，比去年的2689項增長了12.3％。籠統地說，此類成就是全體教師的成績，但用數字表示出來的抽象成就，實際上被看做主管行政部門的成績。所以行政部門十分看重這種統計的結果，會積極致力於數量增長的百分點，並進而用數量標準來要求學者的學術研究。對於行政部門，量化的指標還為大學之間的攀比和排名提供了基礎。如果要求學術研究和創新必須服從量化管理的原則，其結果往往不是學術創新和學術質量的提高，反而可能是學術水平的降低。因為以量化為基礎的激勵手段通常導致重視量而忽視質，「如果大學教授的晉陞機制強調發表文章的篇數……那麼加大激勵的強度只能誘使學術研究人員粗製濫造，以量取勝」。
按照博蘭尼的觀點，在人類活動中存在兩種秩序，一種是人為設計的秩序，另一種是自發的秩序，兩種秩序都有其正當性。科層組織顯然屬於人為設計的秩序，而學術工作則可歸入自發的秩序。科層制在現代社會備受青睞，而自發的秩序則遭到排斥，受到科層制的擠壓。目前我國大學面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因於科層理性對自發秩序邏輯的傲慢。 如果能夠明辨學術工作與科層化工作之不同，看到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的差別，便不難找到管理大學的明智之法。所謂明智之法不外乎尊重學術工作本身的法則，把行政管理限制在其可以發揮作用的範圍之內，即為教學和科研提供更好的基礎條件，而不是為其制定更多的規章制度。

其實優秀大學的領導人都懂得這一道理。斯坦福大學歷史上的一位傑出的校長斯特靈(J.E.W.Sterling)說：我的哲學 ……就是不去發展一種教育哲學，而是要去發現最好的教師，然後培養學生，提供必要的硬體設施，然後坐在後邊看將會有什麼結果。斯坦福大學榮譽校長卡斯帕爾 (G.Casper)更明確地說，大學領導「要提醒自己記住，最關鍵的決策—— 比如課程、教師的聘任、研究項目的選擇、學生的挑選——在當前全世界的一流大學中幾乎全部是由教師控制的，因為他們擁有各個方面的專業知識」；「而大學領導的主要責任是要建立並維持一系列的條件，使得學習能夠運轉。這些條件，就我看來，不包括嚴格規範的程序」。這體現了對教師的尊重，對學術工作的尊重，對學術工作自發秩序的尊重。
正如一位學者所說：「行政權力要做的，是給學術發展搭建一個平台……而不是總在那裡定指標，要政績，急著『催化』什麼。」 尤其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場域中，行政權力有其特殊的土壤，行政思維因此更容易膨脹。所以，從行政的立場看，應該小心呵護來自學術的自發秩序，這應該是激勵學者進行學術創新、建設高水平大學的一個重要前提。

如果感興趣建議閱讀原文，

[1]陳洪捷,學術評價：實踐與方法——學術創新與大學的科層制管理.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2,10(3)
「以行政管理為基礎的量化學術評價制度雖然意在鼓勵學術創新與學術質量的提高，但其精神與學術工作的邏輯有著內在的矛盾。本文對這一矛盾進行了分析，指出大學應當在以科層製為基礎的行政秩序與學術自發秩序之間保持平衡，真正為學術創新提供空間。」

因為民國時期有天才或者牛人也只能去最先進的國家或者外國大學，在國內連個屁都研究不出來。

tg以後，有天才或者牛人，多了一種選擇，可以在國內不那麼先進的環境下研究。

雖然研究結果沒有那麼吸引眼球，卻是能被你我享受到，而不是打著為人類研究但是絕大部分紅利落在國外

人家的東西再先進，跟你一個落後國家有什麼關係

今天完成第一次接私活做的數學模型，我很高興我的日薪第一次超過出去賣的了！！！作為力學系的學生，我只知道最好的那一部分人大多都沒能堅持走研究的道路。

原因很簡單，學問做的好在這個浮躁的時代是很難有成就感的。

你如果知道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的工資你就明白了。

八娼九儒十丐。如今不也是么……一個不學無術坑蒙拐騙畢業三四年的房地產銷售輕而易舉能高過國內大多數35歲左右的副教授。

個人認為題主問的是有道理的，確實給人一種感覺似乎民國時代華人的數理學術水平看起來比現在高。簡單的講，論華人數學家，迄今無人出陳省身，華羅庚之右者，論物理學家，無人出楊振寧，李政道之右者。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個人認為是如下幾點：

第一，時代的需求不同。時代變了，正如有人講，20世紀頭20多年是物理學的黃金時代，50年代到70年代是物理學的白銀時代。至於數學，20世紀以來越來越細分，也越來越支離破碎了。也就是說，現在數理學科進入了相對低谷期，之前遍地黃金，現在非得大浪淘沙才行。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這裡不得不提兩個科學家，一位是DNA雙螺旋模型的提出者之一，中心法則的主要提出者克里克，本來是一位物理學博士，看到薛定諤的《生命是什麼》這本書之後，毅然轉行生物，取得了大成就。另一位就是石墨烯的發現者安德烈·海姆，安德烈海姆博士做了一個沒有任何前景的項目，辛苦奮鬥才勉強畢業，還不得不千辛萬苦的做千年博後，然後他認識到做就要做有未來的有前途的項目，順應時代的需求，終於獲得諾貝爾獎。

現在搞數學物理的，能搞出來點兒大新聞的全是什麼LIGO，什麼大型對撞機，其他的什麼拓撲能有幾分錢關注度，而且好東西越來越難發現了。

第二，中國國情。分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現在迫切需要的是應用型人才，技術型人才，對理論性的需求仍然沒有特別迫切，更注重效率與效益，數理人才在現在的中國雖然還是扶持，但是力度肯定不如其他急需的要大，宣傳力度也就不夠了。比方說航母總設計師，殲20總設計師，核潛艇總設計師這類的，受到的關注度和官方的肯定要強得多，宣傳聲音也比較大。當年陳景潤這種現在就夠不到頂級宣傳推力了。另一方面，基礎研究往往是有底子的家庭才搞的，華羅庚算是號稱貧苦的了，但是在民國期間也家有餘財能夠上到高中，當然他有伯樂也很重要，其他大牛基本都是書香門第，家庭富裕。現在中國這形勢，賺錢就業是絕大多數家庭的首選，第一代積累資本，第二代才有可能飛，基礎性研究想積累資本的概率太小。當然，隨著國力增強，基礎性的研究肯定會被漸漸重視起來。

第三，稀釋效應。中國的高考其實要算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選拔升級制度了。所以即使窮人家的孩子，也往往有機會接觸數理基礎行業，相對民國時代，肯定有更多的人搞基礎性的數理研究，但基數大的壞處，就是產生了稀釋效應。相比民國，當代科研的競爭者更多了，機會也就相對少了，得出來成就的爆炸性也就小了，很有可能只是運氣好一點，結果同一水平的人太多，反而拔尖的人才就無法凸顯出來了。

正如民國時代阿貓阿狗出個國回來都了不得，能混個不錯的位置，現在稀釋效應下，海龜變海帶。同樣的，數理人才也出現這種問題，很多人凸顯不出來，其實水平還是很高的。據說北大的數理實驗班人才都是巨強，可是就是不凸顯。

第四，環境影響。我也經常會想，為什麼莫扎特那麼高產，莎士比亞那麼高產，巴赫那麼高產，現在的人怎麼就比不上當年那些人呢？當代的作家，莫言陳忠實啥的等等，別說曹雪芹的紅樓夢比了，連魯郭巴曹老茅的車尾燈都看不見。個人認為是環境的影響。一方面，劇烈的碰撞，思維風暴可以激起創造的靈感和火花，亂世出英傑就是這個道理，現在太平盛世發展平穩，環境條件不夠好；另一方面，誘惑太多了，物慾橫流，需求太多，能專心做好一件事，務實的做精一件事太難了。

總的來講，實際水平應該還是現在更高些，但因為種種原因，看起來確實是民國時代要高。

許多大師活著的時候你會知道他們是大師么。。

如果你知道的話，又怎麼會提這個問題呢。

問題可能是因為你見到的太少所以思維局限了一點點吧？

矮子裡面拔將軍，並不是這幾個人水平高，而是整體水平低才顯得他們水平高。

為什麼民國時代華人的數理學術水平看起來比現在高？

首先，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到數學的發展與數學本身在科學中應用的速度。

民國時代，我就把這個時代大致定在1911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讓我們回顧這個時代的數學發展：

首先這個時代的基礎是1900年希爾伯特的23問，這可以說是帶領了整個二十世紀初的工作方向，那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重點是什麼呢？

瘋狂在物理上進行工作，這一點是在廣義相對論後微分幾何的快速發展期
馮諾伊曼遍地開花
測度論的發展與實變函數的進一步發展
柯爾莫哥洛夫的公理化概率論
幾個比較瘋狂的社團（譬如布爾巴基學派）

現在我們看看整個學科的開始情況

矩陣這個詞是1922年進入中國的，矩陣論的奠基人凱萊士1821年生人，哈密頓定理沒記錯的話是1896年完成的。
十九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末正式剛剛建立起現代分析（Weierstrass）
泛函的概念不早於1887年，泛函分析的誕生可以說不早於1900年、

現在我們開始看一下幾個你列出的重要的數學家或者工程學物理學家：

華羅庚-解析數論、矩陣幾何（華老用矩陣的操作學不來啊學不來）

解析數論士什麼時候開始的呢？1837年

陳省身-微分幾何，可以說現代微分幾何之父，歷史背景呢他的微分幾何論文是1944年在數學記事上發表的（45卷9）請考慮上述微分幾何的時代背景
錢學森-戰爭背景對於火箭的需求

為什麼我要考慮時代背景呢？

有幾點

時代造英雄是不錯的，哈代當年美滋滋吹自己的數論說這種幾乎是完全美學的數學是墜吼的，但後期的快速推進的還是密碼學的大型應用時代。尤其是微分幾何的工作，可以說真的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快速促進了學科的發展與學科的需求，正好像物理科學在20世紀初快速發展了一輪，同樣的工程學在20世紀初點出了火箭這個科學技術技能點。
其次，我們在考慮時代背景的時候，我國的第一批博士也必須要考慮到他們的工作的影響是由滯後性的，對於我國第一批博士畢業到現在也不過是不到50年來說，留給他們的時間還有很多很多。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很多人真的不需要用到那麼現代的數學，就算知乎北大清華遍地走北美藤校聯友會「這種」社區，也沒有那麼多人要了解到那麼深入的數學，就算你搞ML或者DL我也不信有多少人有必要搞到非線性泛函分析等工具。
最後還有一點，真正關心數學的人不多，你看到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很多都處於宣傳口徑而獲得了更多的關注與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