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01-07

」研究者所指出的某些制度變化,如『唐宋監察制度的主要對象,由皇帝轉向宰相和百官』等,並不能得到足夠的實證支持,更像是為某種既有史觀——譬如宋代皇權強化——『量身定製』而成。這使得我們難以對制度變革形成真正清晰的認識。「——王化雨《唐宋變革與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1期。

知道這裡說的是誰吧？

上面有人問反問一個答主」你怎麼從吳宗國原話「無論是宋人還是今人，在沒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斷發展變化的前提下，企圖以一種模式來概括唐朝政治制度，這種做法的後果是嚴重的，因為它給人們描述的是一個不存在於唐朝任何一個時期的制度。」中了解到他所指是錢穆？「

我只好告訴你，現在歷史專業的批評都不大點名，把觀點亮出來了圈裡人誰都知道說得是誰或者誰和誰。不點名，相互留兩分面子。

回到我的引文，正說明了錢穆的一個最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正是現在廣大歷史愛好者們最推崇錢穆的地方。

那就是「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有問題嗎？這就是問題的根子。

要溫情要敬意，那麼對他自己心裡格外「光榮」的時代，就格外溫情和敬意，所以錢穆把漢唐捧得格外高。錢穆自己在書中的一句話足夠說明了「專就中國論，漢以後有唐，唐以後卻再也沒有像漢唐那樣有聲色，那樣值得我們崇重欣羨的朝代或時期了」

然後呢，對於他認為不夠「光榮」的時代，比如我們翻翻《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宋、明、清的部分，請問溫情何在？敬意何在？

正因為錢穆對於漢唐格外溫情，格外敬意，所以他的脈絡就是漢唐制度最好，宋在退步，明更退步，清直接掉到谷底了。

到這裡，問題來了，已經事先有這個「答案」了，那對於史實和史料的運用當然是圍繞這個答案展開的。回到我的引文，因為要描繪宋代中央政權比唐退步，所以提出「宋代皇權強化」，因為要說明「宋代皇權強化」，所以特別定製了「唐宋監察制度的主要對象,由皇帝轉向宰相和百官」這個與史實不符的「證據」

換句話說，先有結論，再編製證據。

這和近代以來歷史學的邏輯是反的，作為近代以來一門學科的歷史學，其基本的邏輯是從史料出發辨析歸納，推出史實，再從史實得出解釋的「結論」。

也就是說，歷史學不能上來就「溫情和敬意」，歷史學起始必須是犀利冰冷，只有在史實階段之上，才有「溫情和敬意」的空間。

這也解釋了錢穆為何遲遲不能入選史語所。傅斯年的路子才是正道，在他熏陶下的史語所自然看不上錢穆這種「外道」。

順便說一句，各朝代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自身獨特的社會結構和獨有的時代基礎之上，面對的具體挑戰，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都各不一樣，得到的「體制」自然也不一樣。政治體制的認識首先不能脫離這些而存在，更何況還有在體制之上的政治實際運作，就要考慮更多的東西，更見研究者的認識水平。要做異代政治制度比較，這些都是繞不過的。當然，這在錢穆的書里是完全沒有的。

而空對空的隔代大比拼，也就是「愛好者」等級乾的事。

究其原因，錢穆終究是個儒家，本不是近代以來歷史學的專業研究者。

架空歷史。

這個評價真不是我的發明。吳宗國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的序言里就直接吐槽說錢書中描述的是「不存在於唐代任何一個時期的三省六部制」。實際上僅從唐宋兩講來看，確實是幾乎每段都有大量的事實錯誤，場面慘不忍睹。

所以，每當看到剛入門的歷史民科，捧著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呂思勉的《中國史綱》等等民國大師的半吊子著作為圭臬，就哭笑不得。雖然這些作品的出爐確實有其歷史特殊性，但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基本屬於粗製濫造，偏偏大師們的名氣又特別唬得住人，所以誤導性也就特別大。現在做古代制度研究的，不得不多踩踩錢大師，不踩他錯誤理論就繼續深入人心。

最後說幾句為錢穆先生辯護的話——

首先，錢穆是經學家，不是史學家，歷史研究不是其所長；

其次，《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只能算科普小冊子，不是學術專著；

第三，學術在發展。民國大師這一代學人處於新舊思想交織期，個個都有志融合舊學與西學，然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說的好聽點叫中西兼修，不好聽就是半吊子，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學不來就罷了，像下面的栗子里連基本的史料都看漏的，比比皆是。當然，這不是錢穆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普遍現象。但是，不踏出這半吊子的第一步，中國學術永遠得不到發展。有一個證明就是，真正在歷史學各個領域有開創之功的，往往是錢穆、胡適這一代「大師」的弟子輩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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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完一點點上乾貨——

舉個栗子，錢穆書中從唐代部分到宋代部分，不是以為唐代中書門下=中書門下兩省，就是以為宋代中書省=中書門下。

丙、中央最高機構政事堂
……故唐制遇下詔敕，便先由門下省和中書省舉行聯席會議，會議場所稱為「政事堂」。原先常在門下省舉行，後來又改在中書省召開。會議時，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及侍郎皆出席。若尚書省長官不出席政事堂會議，即事先不獲預聞命令決奪。故唐人目光中，須中書門下始稱真宰相……
尚書左右僕射若得兼銜，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即得出席政事堂會議，獲得真宰相之身份。最先尚書僕射都附此職銜，所以三省全是真宰相。但到開元以後，即尚書僕射不再附有出席政事堂之職銜了。如是則他們只有執行命令之權，而無發布命令及參與決定命令之權。他們職掌的，並非政府的最高職權，因此也不得認為真宰相……
當時的尚書省，則略等於現在的行政院。因他只管行政，不管出命。政府的最高機構，則在政事堂。

這一段是從《新唐書?百官志》里發揮而來——「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禮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

錢穆對此的理解錯誤有幾點：

1、政事堂是個議事機構——在開元十一年之前是，但之後就成為了獨立並凌駕於三省的宰相機構

2、中書門下=中書省+門下省——如上，政事堂=中書門下，而不是中書、門下兩省的連稱

3、尚書省只管行政，決策在政事堂——尚書省的行政職能正是被政事堂（中書門下）所徹底取代，此後政事堂即為最高決策機關，也為最高行政機關。

總結下來就是說，唐代中央制度其實分為「三省制」和「中書門下制」兩個階段。但是顯然錢穆在梳理這個過程中自己給搞糊塗了，把兩種制度糅雜在一起，於是進一步做出了種種似是而非的解釋。

當然了，這裡可以洗地說錢穆先生主要是想說唐代前期的代表三省制，更何況當時對中書門下制的認識也沒有現今那麼深刻……但是，至少在寫唐代的時候，錢先生還是知道政事堂是幹什麼的吧？至少他在最後寫下了「政府的最高機構，則在政事堂」——然後到了幾頁之後的宋代部分，他好像徹底忘了自己之前寫的，認為中書省=政事堂了。

宋代也有三省，實際上只有中書省在皇宮裡，門下尚書兩省都移在皇宮外面了，故亦只有中書省單獨取旨，稱政事堂……中書則為丞相，地位獨重。門下尚書兩省長官不再預聞政府之最高命令。

到了這裡，錯誤就比較離譜了。宋代其實繼承的就是唐代中期以來的「中書門下體制」，包括中書省在內的三省都成了擺設。所有的文獻里都清清楚楚寫的是中書門下=政事堂，絕不可能像唐朝一樣造成混淆。就我所知，錢穆之前從沒有人這麼離譜的把宋代的政事堂（中書門下）等同於過中書省。

說穿了，這就是在梳理唐代體制時候囫圇吞棗，在唐代部分還勉強能矇混過關（因為三省制和中書門下制都存在過），而到了宋代部分這個漏就再也補不上了。更糟糕的是，錢大師連自己剛在前面幾頁說的都忘記了，於是這一段錯上加錯的描述，就徹底成為了架空歷史。

其他的低級錯誤在全書中俯拾皆是，有時間有興趣的可以自己找找看

這本書的唯一作用就是對本國歷史建立溫情。

錢穆啊，作為經學家，他的水平是很高的，作為歷史學家……只能說，呵呵了。

《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得失》名氣很大，但是略略看過以後的感覺只能是：什麼玩意啊，這也敢寫書？當自己是袁騰飛么？

隋唐宋史學部分簡直錯得跟篩子一樣，都找不到什麼正確的地方了。

或者說，他對軍制和官制，都是七竅通了六竅，或許看過點書，但是看下來基本全是錯的，作為一個學者來說，也算是奇葩了。

有時間可以把他這些錯到無敵的地方一個個點一下。

也別扯什麼溫情之類的，如果基本事實都是錯的，那這個所謂溫情，跟朋友圈編的那些心靈雞湯有一分錢區別么。

先看他吹得最厲害的三省六部制

現在再說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職權之分配：中書主發令。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書省發出。此種最高命令，名義上是皇帝的詔書，在唐代叫做「敕」。凡屬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但實際上皇帝自己卻並不擬「敕」，而系中書省擬定，此所謂「定旨出命」。在中書省中除中書令為正長官外，設有副長官「中書侍郎」。中書侍郎之下，又有「中書舍人」，員額有七八人之多。中書舍人官位並不高，而他們卻有擬撰詔敕之權。遇中書發布命令，多由他們擬撰。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並不取決於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而中國人傳統，則常求取決於賢人。春秋時即有「賢均從眾」之說（見《左傳》）。哪一人賢，就採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於多數。賢屬質，眾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這一觀念，反映在漢代的選舉制度上，便極明顯。所以國家的選舉權，並不託付於社會一般民眾，而徑由地方長官行使之。照理，地方長官應該擇賢而任。他既是一位賢長官，自能博採輿情，為國家選拔真才。這是理論。至於事實之不能全合於理論，則屬另一問題。即如唐制，中書舍人擬稿，亦由諸舍人各自擬撰，是謂「五花判事」。然後再由中書令或中書侍郎就此許多初稿中選定一稿，或加補充修潤，成為正式詔書，然後再呈送皇帝畫一敕字。經畫敕後，即成為皇帝的命令，然後行達門下省。所以唐代政府定旨出命之權，是操於中書省。皇帝只同意畫敕而止。待門下省主管長官侍中及副長官侍郎接獲此項詔書後，即加予複核，這是對此項命令之再審查。在門下省侍中侍郎之下，設有若干第三級官，謂之「給事中」。給事中官位並不高，但對皇帝詔書亦得參加意見。若門下省反對此項詔書，即將原詔書批註送還，稱為「塗歸」。意即將原詔書塗改後送還中書省重擬之意。塗歸亦稱「封駁」「封還」「駁還」等，其意義略相同。此項塗歸封駁之權則屬諸門下省。若以今日慣語說之，門下省所掌是一種副署權。每一命令，必須門下省副署，始得發生正式效能。如門下省不同意副署，中書命令便不得行下。詔敕自中書定旨門下複審手續完成後，即送尚書省執行。尚書省則僅有執行命令之權，而於決定命令則無權過問。

裡面關於門下省一段，意思是門下省不通過就可以駁回，如果不懂文言文的話，讀原文能讀出這個意思，實際上上吶？鬼扯……

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鈔，以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之；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自露布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省。
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課。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三司詳決失中，則裁其輕重。

實際上原文啥意思？門下省長官侍中的職責只是判斷這個詔書是不是合法下發的，是不是皇帝本人意思而已，他是沒有凃歸權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只是負責機要流程是不是合法的，允許凃歸的只有給事中，而給事中意見並不是門下省意見，門下省本身是不允許對詔書有意見的。先搞清楚這個再說門下省比較好。

中書令二人，正二品。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大除授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勉贊勞則用之；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製，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大祭祀，則相禮；親征纂嚴，則戒飭百官；臨軒冊命，則讀冊；若命於朝，則宣授而已。冊太子，則授璽綬。凡制詔文章獻納，以授記事之官。
侍郎二人，正三品。掌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為使，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獻贄幣，則受以付有司。古
舍人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制敕既行，有誤則奏改之。大朝會，諸方起居，則受其表狀；大捷、祥瑞，百寮表賀亦如之。冊命大臣，則使持節讀冊命；將帥有功及大賓客，則勞問。與給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冤滯。百司奏議考課，皆預裁焉。以久次者一人為閣老，判本省雜事；又一人知制誥，顓進畫，給食於政事堂；其餘分署制敕。以六員分押尚書六曹，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唯樞密遷授不預。姚崇為紫微令，奏：大事，舍人為商量狀，與本狀皆下紫微令，判二狀之是否，然後乃奏。開元初，以它官掌詔敕策命，謂之「兼知制誥」。肅宗即位，又以它官知中書舍人事。兵興，急於權便，政去台閣，決遣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復押六曹之奏。會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議：台閣常務、州縣奏請，復以舍人平處可否。先是，知制誥率用前行正郎，宣宗時，選尚書郎為之。

中書省問題也是錯得一塌糊塗，他對中書舍人的地位完全一塌糊塗，知制誥的中書舍人是直接接受皇帝和政事堂下發的要求擬稿，而且早期制度是只有一個值班的中書舍人，根本不存在多人判事，六人分判六曹，是協助宰相處理日常工作而已。

他完全是對唐朝的決策體制毫無理解，才寫出來這一套所謂的流程，實際上唐朝存在三省，但是三省本質上都是機要機構，而不是決策機構，決策機構哪怕是從唐朝初期武德年間，就是宰相集議制度，是通過宰相決策來集議。所以一旦形成決議，中書令、侍中都是只允許監督流程的合法性，而所謂門下省副署，本身也根本不是什麼監督，而是門下省長官侍中確定這個文件是合法發出的而已。

因為很簡單，命令的產生本身就有門下省長官參加，如果集議裡面通過的命令，當時侍中自己也認了，翻手過來不承認，那這個行政流程還怎麼走？

唐朝是給了負責起草的中書舍人和最後發出的給事中一個諫言的機會，但是他們的諫言跟門下省副署不副署一毛錢關係也沒有，跟中書的決策也一毛錢關係沒有，根本是兩碼事。這實際上跟宋朝甚至明清的行政流程是一碼事，根本毫無區別，不是他吹得很牛的什麼皇權弱化下的所謂三省六部民主體制。

實際上稍微把兩唐書讀細一點就知道了，中書令侍中是宰相，中書舍人和給事中可以諍諫退迴文件，而中間的中書侍郎門下侍郎能幹嘛？不加同三品或者參與朝政之類的頭銜，屁都不能幹，就是個禮儀官而已，連中書舍人和給事中看的文件，他們都沒資格看。

「以六員分押尚書六曹，佐宰相判案」

中書舍人的這個定義也很清楚了，他們是宰相的輔佐官，而這個宰相指的也不是本省的中書令，而是中書令、侍中、各種同三品、參與機要、參與朝政都是宰相，他們實際上是政事堂的輔佐官，而不是中書省屬官，只是領工資還掛在中書省而已。門下省的給事中其實也是一樣。

所謂三省，只是從漢朝延續下來的機構而已，本身的事權其實都已經集中到宰相的集議機構了。

真正的三省六部，反而是南北朝前期才真正存在，因為中書，尚書本身是有龐大屬官的機構，中書令直接領導中書郎，尚書令直接領導各曹。但是實際上到南朝中期，中書通事舍人自己都取得了宰相地位，中書令都根本不是中書舍人的直接領導了，中書作為實體實際上都已經解體，更不要說到隋唐。門下省更不用提了，從創始開始，給事中都是直接受命皇帝，跟侍中、散騎常侍都是平行，只是級別有差異而已。

到了唐朝，本身的行政體制，就是皇帝領導宰相，中書舍人和給事中作為他們的辦事機構進行具體文件的發布工作，對比現在來說，皇帝和宰相就是常委會，而中書舍人是書記處，給事中是辦公廳的機要局。

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成書於1952年，是由該年三四月間在戰略顧問委員會的講演彙編而成。因為受講演本身的制約，只取漢、唐、宋、明、清五朝政治制度之大綱，主講「政府的組織」、「考試和選舉」、「賦稅制度」、「國防與兵役制度」。雖然只是中國歷史上數十個王朝中的五個，但以其最具代表性，我們從中仍然能夠對歷代的政治得失管窺一二。
錢穆先生認為制度源於人事，單一的制度也絕非孤立的存在，而是隨人事而變，因人事而設，由此他提出了人事的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制度的時代性與地域性，並且制度根植於制度背後的文化，他認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纔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
錢穆先生是一名儒者。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政治的讚美之情不時溢於書中的字裡行間，可以說，他撰寫本書的第一大要旨就是要指正人們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忽視」與「傳統文化之誤解」。
錢穆先生是一個中國文化本位論者。快人快語的李敖就曾直言不諱：「錢穆作為史學家，本已令人皺眉；但他不以為足，還要做經學家、理學家、甚至儼然當代朱子，這就更鬧了大笑話。」
我本是後輩晚生，但我覺得對於學術上的爭議，大可以不用「為尊者諱」，故特此淺述我對錢穆先生《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的若干不滿之處，如有謬誤，請不吝指正。
錢穆先生在最後的總論說：「在此我只想專舉我們認為一些不好的趨勢，再一陳述。至於好的地方，我們且暫略不講了。」既然是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何必只提「失」，而迴避「得」，中國的傳統政治真有這個「得」可以迴避么？
錢穆先生是個擅長推銷的人。你不能說他所說的不是事實，他總是強調自己的立場是中立客觀的，但他卻在語氣、情感上有所偏向，而且總是企圖通過個案來否定全盤。
他講中國的驛站制度。「舉此一例，便知現在我們所喜歡說的「中國人一向沒有時間觀念」那句話，也不盡正確啊！」他又舉了唐中宗的斜封官一例，藉此提出「不能說中國人絕無法制觀念」。可就在同一本書中，他又舉了張居正弄權、自己提倡法治卻又違法之事。「現代一般人，都說中國人不講法；其實中國政治的傳統毛病，就在太講法，什麼事都依法辦。一條條文進出，一個字兩個字，往往上下往複，把緊要公事都停頓了。」這其實實為中國古人所中的名教之毒，絕非法制精神。而且就連緊要公事都停頓了，要置時間觀念於何地？
「中國政治比西方先進步，這是歷史事實，不是民族誇大。這句話也只有孫中山先生曾說過。」我讀了兩遍，總覺得後一句話正好可以拿來反駁前一句話，既然「只有」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何以說明這一觀點是正確的？又何以說明這是歷史事實？從他嘴裡說出來就成了事實，難道孫文還能發明歷史？
「我們今天卻不能單憑此等事駡中國文化不好，甚至說我們民族已衰老。」「我們不要說中國民族衰老了，他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話。」錢穆強調「價值中立」，覺得不應該夾雜個人的意見。然而人之為人，正是因為人是有意識的動物，意識表達出來，見於他人，自然也就成了「意見」。想孔子著春秋，微言大義，其中就有他的意見，司馬遷著史記，這「太史公曰」必是他本人的意見無疑。但這並不意味著史家治史全是自己的意見，歷史研究沒有價值中立，我們應該區分兩種歷史，一種是人事，一種是制度。人事是四維的，有空間，有時間，我們只需要直敘其事即可，這便是價值中立；而制度是一維的，現要談其「得失」，自然不能迴避意見，否則就真成了毫無意義的「空洞話」。
那錢穆先生寫的就真沒有自己的意見，全是「空洞話」么？當然不是。只是錢穆先生舉著價值中立的大旗，給讀者灌輸自己的意見而已。他的意見可以高度概括成一句話：中國傳統政治好。
他對於意見只作事實陳述，彷彿一切都已是定論，如此的理所當然，然而沒有邏輯推理，自然是經不起推敲的。意見有了，但意見的對錯自然是另一回事。讀國粹家的書，我們尤其需要提防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的詭辯。
錢穆說：「中國人一向意見，皇帝和政府是應該分開的，而且也確實在依照此項原則而演進。皇帝是國家的唯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徵此國家之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在他這裡，中國的政治制度彷彿是變成了立憲君主制，皇帝難道僅僅是象徵統一的虛君么？難道有了宰相就君王從此不早朝了么？其實錢先生自己早已道破天機：「這一家為天下共同所戴，於是家務轉變成政務了，這個大家庭也轉變成了政府。原先宰相是這個家庭的管家，現在則是這個政府的領袖。」這一家是否為天下共同擁戴暫且不論，宰相是管家，哪有管家當家作主，主人卻聽之任之，毫無發言權的道理，至少管家的任免權在主人手裡，事無大小他都有資格過問、干預，不只是一個象徵。中國確實有皇權與相權、主人與管家之爭，但這種分歧從來都沒有達到燒香趕走和尚的程度。
又比如：「今天我們卻把歷史切斷，一概想模仿外國制度。明明知道這一制度與現實不配合，卻想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實革命的本質，應該是推翻制度來遷就現實的，絕非是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的。」這裡的現實有爭議，現實可以理解成當下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內在動因，也可以理解成現存的制度所造就的現實環境，因為就後者而言，任何改革都是不合於現實的，於是乎人類的歷史就成為了靜止的歷史。他這話中還默認了兩個不經證明的前提：給革命所要建設的制度貼上「外國制度「的標籤，現實與此種制度不合。前者默認現代政治制度與中國的歷史傳統不合，後者默認現代政治制度與中國當下的國情不合，如此筆法不勝枚舉，如果只是一眼掃過，自然是要中毒的。
「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已造成了社會各階層一天天地趨向於平等。」「當知近代西方所謂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權不開放而起。而中國則自唐一下，便已犯了政權開放之流毒。」「若要講平等，中國人最平等。若要講自由，中國人也最自由。」
在錢先生的另一部大作《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中，他說：「中國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伯夷、叔齊，他們反對周武王伐商紂，但他們仍有言論的自由。可見反對的意見，在中國常被容忍的。」
那麼，在這個有時間觀念、講法治、最自由、最平等的中國，兩位異見人士的結局又是如何呢？他們餓死了。

江湖傳聞，少林一冊「易筋經」能打通任督二脈讓人功力大增成為一代武林高手之秘籍寶典。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就是這樣一冊打通脈絡的秘籍寶典。

通史有三部我很喜歡，錢老的《國史大綱》，呂思勉先生的《中國通史》，黃仁宇先生的《中國大歷史》。現在還有一套《易中天中華史》。其實通史應該是脈絡的，打通其時間的慣性，把文化串聯起來，形成文明。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程度淺，所以領悟不到，讀歷史常讀著讀著就淪為讀小說一樣以情節發展為重點了，今天你殷下明天我周上，後天你秦統一，大後天我劉家得你的天下，王莽這樣的中途篡一回才繼續往後面論，一代一代，一輪一輪，代代傳，論論回，情節怎麼這麼相似，輪迴怎麼如此重複呢，常常此疑惑，真的是因為歷史的循環嗎。

而一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正是把這個疑惑慢慢解答了。

從漢的三公九卿，何為三公，何為九卿，太多人詳細敘述過了，可錢老用工資待遇來做一個比較劃分：中央九卿兩千石，各郡守也是兩千石，九卿下放郡守，再回中央可升三公，要想當丞相，先要當御史大夫，如何檢舉人才，如何從一開始各郡守把漢武帝要求的察舉人才的指標當任務敷衍，到後來發展到被世族集團慢慢影響，爭相需要這些名額，補吏。是一種趨勢發展的形式，沒有最好的制度，每一種制度都是有時間效應的，需要隨著時間的增長而優化制度，把好的地方繼續改良，把壞的地方要異化修正，從而保持一種向上的精神狀態，保持制度的活力，保持制度的精神力。

對五個朝代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從人才檢舉到經濟、政府制度、兵制等各個方面剖析，制度背後的時局、時勢，以及影響制度的人，時間等各個方面，誰都再也不能繼續說中國沒有制度，中國只是皇權，那只是因為你不懂中國。

說多了無益，只能劇透一遍，這本書值得都看看。

要想評價得失，離開背景是無法做出正確評判的。讀《資治通鑒》後，發現，很多事情不像自己理解的那樣。盛唐到底有多盛？弱宋到底有多弱？匈奴、柔然、突厥、契丹、女真、奚是怎麼和中原互動？怎麼影響農耕文明的進程?中央王朝是在怎麼樣的背景下作出決策的？如何影響王朝的興衰的？為什麼說是「得」，說是「失」。最重要的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所有的問題都有一個過程，單單說某件事某時刻的某決策是對的還是錯的，完全是架空事實談理論，根本就是空中樓閣。了解具體歷史背景，會發現，很多決策是無奈之舉。得失僅僅是「後人亦將復哀後人」的談資，任何人在那樣的環境下都會作出相似的決定。而離開了大背景，談也是談談而已，不是真的要戀愛。

褒貶不一啊，來簡單說兩句吧，首先明確定位，是學這個專業的，還是單純為了興趣，每個人做什麼事都有自己的目的，只是自己有沒有認識到罷了。無論學不學，這本書都可以拿來好好讀一讀，哪怕你是為了批判錢穆，起碼也要仔細讀過才有資格說話。

那先說不是歷史專業做研究的話，這本書拿來當普及或通俗讀物是可以的。前面說的這本書的問題，專業點的基本是集中於書中對史料的解讀有問題，但是在西方哲學邏輯學流派里，還沒有定論說，前提錯誤結論必然錯誤。翻譯一下意思就是，這本書的史料例證可能存在部分錯漏，但對於國家歷史和傳統文化的結論還是值得提倡的，而且從國家發展的宏觀層面上來說，民國那個時期存在這樣的聲音，是尤為珍貴的！要不是專門針對哪一塊做研究的話，沒必要因為有錯誤而否定這本書存在的價值，誰敢說目前為止看到的書有準確無誤的嗎？只是錯的多和少罷了，至於說錢穆錯得離譜的，很抱歉，就算作為專業學習中國古代史的人，也很難理解這個論斷。至於前面提到的劉後濱吳宗國這些先生的書，如果有深究的興趣也可以看看。但有一點，後來的這些學者能得出更為合理的結論，也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做到的，如果放到同一時期，未必誰比誰高明，讀歷史要學會用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那最後是學歷史專業的，不管做哪個時期的，都不會只把這本書當參考資料吧。所以讀書時心裡留有懷疑和批判的意識也沒什麼，學這個專業應該都有過考證辨析推翻之前認識的經歷，這都不算個事。看哪一本書會從頭到尾連標點符號都信，就算是史書典籍，還會有記錄者個人相當程度的主觀認識影響。真正的中國古代史的第一手史料能見到多少？考古資料能輔證多少？第二手第三手史料都存在很多錯誤，更何況錢先生這本都算第五層或第六層認識了吧。所以專業學習歷史的人，除了導師影響等個人經歷導致的情感傾向外，對這本書雖然不說奉為圭皋，但也不至於貶到一無是處甚至於架空歷史這樣的地步。而對於錢穆先生，考慮到民國時期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氛圍，以及有些書撰寫時，全憑個人記憶，因為戰亂手邊根本沒書，所以有錯漏也並不能因此全盤否定至這種地步。所以覺得離譜和架空歷史的諸位，要不把您放到那時候，看看能不能寫出一本像樣的來？

還是狠值得讀。

全書的靈魂是闡述一切制度都是由於各種因素逐漸發展演變的，沒有什麼腦門大開的政治發明。

再就是對足下土地，身上血液深深的愛。

尤其在當下，我們既沒有了這種愛，更不知道歷史是逐漸發展演變的，從來無視促使推動歷史發展的因素。

讀書，是讓你選擇其中正確和有益的，而不是盯著錯誤的不放，更好的，就是化錯誤為有益。

歷史，終究是大悲與大愛。

樓上寫的很全面，我只提一處吧，唯一覺得錢穆對清代的評價有失偏頗，可能與他身處的時代有關。

你看他全書的筆調都是輕鬆而又不乏深度，洋洋洒洒幾千年的政治格局讓他講的極為明朗，唯獨到了清代，口吻一下就變了，很多東西也是為了批評而批評。

怎麼說呢，歷代的史學家都有這種情況：即對過去的時代無限緬懷，甚至極力謳歌，而對身在的時代感到沮喪。

當然了，這並不妨礙這本書在歷史學中的重要意義。

一個朝代的制度不是幾頁紙就能說完的，錢先生出這本講義的目的，是讓大家在漢唐宋明清之間的制度變遷有一定的了解！對細節上有一定的誤差，但仍然不妨礙本書的價值！

看見高票答案忍不住過來說一句。

這本書是我們政治學老師推薦我們大一學生看的一本書。比起亂七八糟之流，我更信任老師，好歹也是一個專業的副教授吧。而且我自己讀著也沒有那麼不堪。看看所謂獨立之思考之挑剔答案，也是醉了。

知乎現在的風氣，我非常贊同苗小小答主說的：大家都說好的，就撲上去，高票答案挑刺的，就不拆封皮了。評論區有些人的腦袋留著吃飯就夠了，讀什麼錢穆。（不知道引用侵不侵權，如果不恰當我去刪掉）

個人覺得，這個小冊子，主要是一個邏輯比較好：即是田地的平均，然后土地的兼并，人民失去土地起義，再平均土地。這樣的一個中國歷史循環的邏輯。我讀了這個書，以此可以理解為什麼現在的土地要國有？也更加理解社會主義不是外國的東西，他是跟中國的歷史相吻合產物。下面是我大一時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不見官，才不掉眼淚

中國古代考試製度，為選撥政治人才而誕生。雖然今日之高考，早已判若雲泥，但人們兩千年來的流品思想根深蒂固，依舊有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認知，究其原因，不可不追溯到歷代考試製度。今讀錢穆先生《中國歷史政治得失》，敘述古代制度精闢有力，我獨取「考試」一制，淺陋談之。

對於中國古代制度，很多人印象里多是封建專制。卻不知道，中國古代人才選撥制度的公平、開放、民主程度，一直領先西方至近代。秦漢時期開始，貴族權力世襲逐漸打破，普通官員的子女已不能繼承權力。漢武帝後，漢代形成「察舉制」，以孝廉加考試的標準選撥人才。從此，中國政治面向全國開放，此時的政府不再是貴族政府，也不是軍人政府，更不是商人政府，而是一個士人政府。漢代用分封制削弱貴族，同時規定「當官不能經商，經商不能做官」；唐代規定商人和工人不得參加考試；宋代的「重文抑武」，更是大張旗鼓。綜上，雖然執行各有偏差，但歷代盡全力去營造一個「讀書人」的政府。西方社會政治對政黨貴族開放，而中國對全社會讀書人開放。中國的讀書人是來自各階層，往往不能形成統治集團，難怪有這樣說法：西方有階級，無流品；中國無階級，有流品。

沒有一項制度是永遠正確。歷代對讀書人的推崇，「學而優則仕」成為絕大多數人的追求。然而，人才的向政治的全面靠攏，其他行業，如商業經濟的發展受阻。從而形成了「才智」的貧富差距，社會運行變得臃腫。明代下半期，由於考試人數的增加，為了方便統計，不得不對考試評判標準化，因而誕生了毀喪人才的「八股文」。至清代的考試製度，雖然基本沿襲舊制，但已「貌似神離」了。滿洲人的統治下，對漢人進士之路極為壓制，可以說此時政府便是一個貴族政府，一個滿族階級統治漢族階級的政府。中國考試製度，本意在於開放政權，選撥政府各部門真才。而到清代，通過考試，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嘗到甜頭，不致絕望造反，考試製度變為了鞏固滿洲政權的小手段。至此，中國的古代考試製度，正式壽終正寢。

總結。橘生淮南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一種制度的創建，當符合地方水土，符合地方人情。錢穆先生認為，中國人推崇賢人治國，賢人代表民意。補充一點是，人們推崇的賢人，應是沒有明確階級或者是難形成統治集團的讀書人。我們觀歷史，中國往往人治多於法制，好制度往往因人而變。這是中國人的靈活變通，也算是舊俗陋習了。我們觀歷史，一旦發生變革事件，讀書人為了保住已得勢力，往往倒向貴族一邊。這或許可以解釋，歷代農民起義失敗的原因吧。綜上，中國古代考試製度創造性把政權開放到社會各個階層的代表讀書人手裡。讀史反思，在當代，如何把知識分子的力量合理分配到各個階層，避免讀書人為「貴族」服務，或許更值得我們去探究。（讀錢穆先生《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我看書一般不求甚解，粗淺的來說下看法，歡迎拍磚。

我不是歷史專業的，不大懂高票答案說的那些專業辭彙。而且我覺得記住了三省六部或者司法權是在哪個朝代開始分離對不考試的人來說並無卵用（現在都才開始強調法制呢，何況幾百年幾千年前），是不是「三省制」和「中書門下制」共存也好，反正兩種都代表了相權。錢穆表達的是中國的歷史上大體相權和君權之爭中，從明代開始相權落敗，中國至少在制度設計上開始走向倒退。

我覺得這本書最大的意義在於其中心思想。

一本書肯定要有中心思想的。比如司馬遷的《史記》要藏之名山，傳於後人，我的理解是沒有摻入自己的自來水的話為何要藏之名山，肯定私貨很多嘍；比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就是教治（di)國(wang)精(xin)要(shu)，所以慈禧看了書後從後宮的甄嬛進步到了可以操持一個國家的水平（當然生在末世偏運消，讀書筆記再好也是白搭）；那我覺得錢穆的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前言裡面說的：「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絕不能配合上活的人事。就歷史經驗而論，任何一制度，決不能有利而無弊。」「我們若不看重人事，專求模仿別人制度，結果別人制度勢必追隨他們的人事而變，我們也還德追隨而變，是何等愚蠢」。

這些話，現在聽來也還是有非常現實的借鑒意義。首先，是不是完全照搬別人家的模式就是好的？別說政治制度了，就算是經濟上的商業模式我們抄過來的時候都會水土不服啊。其次，一個政治制度在當時的情境下一般來說是諸多因素博弈之後的結果（王莽這樣類似穿越的自己作死的不算），但並不是說博弈後得出的政策就是好的，只不過是暫時可以將就的，有待後人不斷改進的。

大家都說好的，就撲上去，高票答案挑刺的，就不拆封皮了。評論區有些人的腦袋留著吃飯就夠了，讀什麼錢穆。

這不是填鴨考試用的教材，不是逗比騙贊，或者抖機靈裝逼用的段子。在他活著的環境與地位上，他也不曾給馬列三民主義背書。

是一個追求士君子的學者，給剛剛開始對國家政治制度問題有想法的人看的書。關心的是你國何處來，你國何處去。

他想論證的只有一點：

「文化的本身實際上一個國家，一個族群、一個文化，不要以為它是外在的，它實際上如同一個生命，就像我們要認識自己一樣，要真正讓自己站起來就得認識自己。在認識自己的過程中，不論好壞你都得接受，那不然的話，你一直站在另外一個立場攻擊自己，那這本身對自我的否定不足以讓自己成長，或者成熟。也不見得能夠真正認識自己，從而能幫助自己去自我發展。」

以上。

對於歷史的溫情之類，想必在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開頭便已提及。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開頭，作者就已經說明自己作此書的狀況。看過此書還是覺得對於中國整體政治制度之認識是非常具有建設性指導作用的。儘管全書有一些細節存在問題，但是這不能夠影響整本書的價值。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閑，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閑，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目而神欲行，此技，近乎道矣。

世人嘗以觀感識人，以己度人，甚至在門縫裡看人，漸漸地也就失了心靈之通感。辜湯生先生曾在其書中寫道，中國人是用心靈來生活的。然百年之後，國人之心靈與身體，卻愈發尖銳了。人人碰不得，管不得，好似渾身是刺，但實質上是被「整個難以了解的世界所賦予的神秘負擔」所累。

辜先生亦有一觀點頗為有趣，他說中國人不是沒有信仰，實則是將心靈與靈魂上的信仰需求並歸於儒道精神而已。

儒，是須「仁」也，旨在「愛人」。近代以來，迫於各種需要，我們推翻存在幾千年的皇帝，推翻了「吃人」的仁義禮教，卻不曾想到幾千年間紮根於民眾心理的安定也隨之崩壞。禮義崩卒，信仰缺失，我億萬國民何以安身立命？

我新朝立國不足百年，正直良君中興之時，我莘莘學子當勤奮讀書，投身於浩蕩時代大潮中，不求功名，也要在人生中畫上濃墨一筆，方而無憾。

法蘭西的培根先生曾言，讀史使人明智。但歷史書上的那些枯燥文字似乎並無此類功效。朝代更替，王朝興衰，也不過是歷史書上的幾段文字，看過也就罷了，還不如歷史類電視劇引人入勝。何也？孰培根先生誑我哉？

非也！

近日拜讀錢穆先生之講演稿《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方知培根先生所言，是為真知灼見也！

錢穆先生抽出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給當時台灣的戰略顧問委員會講演歷史，按先生所言

「只講此五個朝代，大體上可代表中國歷史上之全進程。」

先生從四個範圍內對此五朝進行了簡述和評判：

1)
政府的組織，即為政府職權的分配

2)
考試與選舉，即為知曉是何人可參加政府。

3)
賦稅制度，即為財政經濟如何處理的制度。

4)
國防與兵役制度。

短短十餘萬字，又是先生倉促所作，其中難免有些疏漏謬誤，但我們完全可取其精義進行學習，無傷大雅之處即可略過，如要深究，便需諸位埋頭於《二十五史》，或有興趣於典章制度者,可參閱《十通》。

初讀此書，余誠不能已於手舞足蹈、心曠神怡也！有人曾言，我們所看到的也不過是我們心底的投射，吾本就對古時頗有嚮往，而錢穆先生字裡行間對中國傳統文化持有的一種「溫情與敬意」自然讓我滿心歡喜。

細讀之下，發現此書提綱挈領，把握時代意見與歷史意見，較為公正地對歷史大勢進行了科學地梳理，就如文前的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

縱覽過去千年，我泱泱中華創造了多少奇蹟，又有多少謀略巧計，豈是封建二字能抹殺掉的？錢穆先生眼中的古時，大多數制度起意是好的，但往往被人事所亂，而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

歷史有其脈絡，錢穆先生的這本小書，雖然僅為為我們講述了各個朝代的各式制度，但同樣見縫插針的為我們構建起了一個較為穩固的歷史觀，亦有查缺補漏之效也。

雖無阿西莫夫創作的小說中謝頓發明的心理史學，有預測之能力，但同樣能在這濁世中獲得一絲清明。實在是很適合高中生、大學生開闊眼界、樹立三觀。

錢穆先生認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

我國人有何脾性，有何本領，皆會施之於我國本，莫不像我孫文先生所言，」此四億五千萬人都是劉阿斗」。

和培根先生所言類似，錢賓四先生講

「歷史，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複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裡面有很多問題。」

最後借用《幽夢影》中一句話，「史鑒宜與友共讀」，讀史書，辨興衰，談往來，卻要有人對談才能有趣。

些許陋見，敬請斧正。

另：此書經鄙人評級為，不可不讀的好書！

量級如下：

最高級為超超玄著，不可不讀。

次之，他山之石，自出機杼。

其三，增長見識，可以一閱。

其四，舛訛百出，隨便看看。

末者，浪費好紙，好浪費紙。

我個人覺得不可以隨便否定民國那些學者，他們大部分都有很高的國學基礎，然後出國，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他們都嗜學，這種骨子裡的精神再加上中西文化對比，大部分都能取長補短，成一家之言（怎麼是半吊子？最多只能說不完全成熟）。他們當時對於學術、政治的探索成績，許多是我們今天無法超越的。再加上他們當時的艱苦環境，也是我們無法體會的。評價他們要先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來看~說胡適沒水平的人，你確定你了解他嗎？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可能總體水平不如後來學者，但地位無法撼動，他是第一個用西方的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沒有他就沒有後來（這才叫開創之功），後來的叫「完善提高」~我個人非常崇拜錢穆先生，學術水平極高，人品極好，錢穆先生的學術很重邏輯，這是開創一條路，學術地位與學術價值就會很高。既然是學術，就肯定會有些問題，只要是問題就可以討論，請不要上來就否定，這樣會讓人覺得你比他還厲害。

我們這些後學，得先學會做人，得懂得尊重前人，民國那批知識分子提出的「思想之自由，人格之獨立」，現在的我們丟得差不多了，自己不學做人，不做學術也就算了，請不要隨便否定前人的人格，什麼「半吊子」，什麼「知網的什麼」，能不能不獻醜~

補充一句，錢穆是史學家，也是經學家，而且史學更高

首先說是好書。什麼是好書？不是說十分正確就是好書。好書的定義是讓你願意讀，且願意讀完，且讀完後讓你思考，且思考後再看能有收穫。

其次很多答主指出這書中問題。我是民科，無從證實或證偽。但是批判錢先生的歷史溫情，我想是說錯了地方。此書乃是民科經典。為啥這麼說？學歷史專業的看著嫌淺，專門研究古代制度的更是不會看這個。民科看著正好。就如我一般。我看歷史如子看父。父有不足，得認。但是血緣關係切不斷，父即父，永無更改。這便是歷史溫情所在。錢先生斥貶蒙元滿清，我想這應是先生認為此二者鳩佔鵲巢，假父是也。

最後我在推薦此書同時敬告諸位盡信書不如無書。不只此書，眾書皆是如此。

中國古代的制度是逐漸演化推進變革的嗎？誠然，某一制度之創立，決不是憑空忽然地創立；它必有淵源，早在此項制度創立之先，已有此項制度之前身，漸漸臻於成熟與完備。然而，歷史卻是循環往複的重蹈覆轍，漢代為了強幹弱枝，設刺史，監察地方，卻引起了州牧問題。唐代中央政府同樣抱著這樣的想法，中央指派大吏（觀察使）到地方去，剝奪地方官職權，卻未曾想到觀察使最後卻變成了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節度使，於是便形成了藩鎮，大唐帝國也因此而傾覆。縱使唐在制度上較漢有很大的創新與進步，但是在某些地方又蹈其覆轍。

這本書，給我最深刻的感受莫過於四個字，制度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