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楊奎松？
重要更新：知友 @時客 向楊老師求證了這個問題，並得到了回復：
已詢問。楊老師說他倒是沒怎麼玩，但看了巫師、魔獸等有著濃厚魔幻色彩的遊戲的視頻、小說、電影等，從那裡面看看西方的一些精神和價值觀【…服…
/*---------------------以下為原答案----------------------*/
以前只敬他是個很好的歷史學家，現在敬意加深了一層：人家六十多歲了，寫書寫文章帶學生那麼忙，還會抽空打遊戲。《戰爭是「次要之惡」？》一文最後有這麼一句話（粗體為引者所加）：
對「次要之惡」的態度，我們這裡或許可以用得上遊戲《巫師3：狂獵》裡面的一句台詞：「邪惡就是邪惡，沒有大小中之分。罪惡的界限因人而異，變幻莫測。如果要我從兩種罪惡中選其一，我寧可不做選擇。」
說真的，歷史學界風氣普遍是很保守的，很多人連計算機使用都不是很熟練。追著潮流打遊戲，還不是手游，而是這種比較硬核的遊戲（不管是PC、PS4還是Xbox），在歷史學家裡肯定得算是一股清風。
跟楊先生一比，我不僅寫不出文章，打遊戲也不靈，真是……生無可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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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豆瓣網友李小補，最早指出了這一文本。
有人提出說這句引文本身不能說明什麼，可能只是從別的地方記下的。這種想法確有道理。不過我覺得，對於大多數成年人來講，能在遊戲及其媒體以外接觸到《巫師3》台詞的地方應該不多吧？當然這確實有其他解釋的餘地——如果有人發現這是誤會，請務必告訴我一聲，我會修改答案的嗯……有立場有良心的歷史學家的先驅者……
有關戰後蘇聯遠東軍向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提供的日本關東軍武器數量,步槍約為70萬支,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餘架飛機和炮艇若干。同時已知1948年前後蘇軍將絕大部分日本關東軍武器提供給中共軍隊以後,還曾向東北的中共軍隊提供過一定數量的蘇聯製造和捷克製造的武器裝備。據毛澤東與米高揚1949年2月初的談話,為了宣傳的目的,東北野戰軍1948年11月入關前將蘇制武器均留在了關外。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楊奎松著
楊奎松的專業水平確實很高。這並不是反諷，事實上，他在重要代表作里引用了如此明顯錯誤的資料來源後，仍然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牢牢坐穩了自己的一席，這反過來證明他確實是有深厚學術功底的。
就象郭敬明，如果不是真有才華（當然可能更多是商業才華），在抄襲行為已經都被法律程序確認的情況下，又怎麼能仍舊在文化產業圈裡做得風聲水起呢。當然，我不是意指楊奎松是歷史研究領域裡的郭敬明，畢竟任何人客觀的對比都會得出一個結論：小四先生的（相對）成就比他強得不可以道理計。
———————以下不相信東野以八百飛機六百坦克制霸東北的可以直接不看——————
有位「雷霆崖勇士」知友不僅在評論而且專門開了答覆來批駁我污衊楊奎松，只好回應一下。
楊奎松是在劉統公開寫文打臉（對中國人文學科圈有所了解的都知道，這種幾乎等於直接指責造假的論戰，在圈內高級知識分子間是極罕見的），以及近現代史和軍史愛好者們的一片嘲笑中修改的那條著名「引注」，承認他採納的此說「並無文獻或史實考證」為據。最初版本是這樣的。
看原書，楊奎松恰恰是一直企圖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即他提供的相關數據是有多個交叉互證的原始證據出處的。即使在新修訂後的版本中，儘管不得不承認「800飛機600坦克」並無可信出處，但仍然頑固保留了下來。
在學術規範里，用嚴肅的專著（楊奎松顯然是將《恩怨》一書定位在嚴肅的歷史學專著位置上的）提出一個重要的（與之前主流觀點不同的）新觀點，那麼，支撐這個新觀點的證據是最重要的。這甚至是學術圈外業餘半瓶子醋們都會完全理解的常識。伽利略宣布經過自己研究發現：重力對所有物體給予的加速度都是一樣的，然後他就要跑到斜塔上扔大小鐵球，以證明亞里士多德是錯的——當然，科學史學者們現在認為伽利略並沒有做過「著名的比薩斜塔扔鐵球實驗」。
歷史學屬於人文科學，對實證的要求確實不如理工醫農這些自然科學，但是也要講求證據最終終「有所出處」，論據尤其是原始史料的多少、可信度高低往往就決定了學者觀點（結論）的地位。例如顧誠先生，哪怕某些人對他堅持唯物歷史主義觀，堅持「親農民起義軍」的立場相當不以為然，但《南明史》《明末農民戰爭史》幾十年一直擺在那兒，敢上去咬的有幾個？
回到楊奎松，那段「800飛機600坦克」的引用重要嗎？事實上，很重要。
然而在全章附後多達45條的引注里，仍然只有這一條「注1」，提出了蘇聯支持中共軍火規模的實證。如果我們抽掉這條引注，那楊奎松這整整一章論述完全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歷史研究可以大膽假設，但必須要小心求證。沒有史料支持，那所謂創新觀點還能剩下什麼呢？剩下豐富的想像力，以及事後比蔣委員長更高明的戰略指揮？
雷霆崖勇士 你知道30萬步槍能武裝多少軍隊嗎。楊奎松那30萬步槍一樣是不靠譜的
===========看看入關前4野12個主力軍 一共多少人 多少槍。 而在入關前4野已經累計殲滅了上百萬國軍。第38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59523人，長槍16769支，短槍3410支，衝鋒槍3990支，輕重機槍1249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385具，火箭筒43具，60炮320門，迫擊炮85門，山、野、榴炮74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55門。
第39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59378人，長槍14517支，短槍3427支，衝鋒槍4072支，輕重機槍1394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305具，火箭筒17具，60炮310門，迫擊炮100門，山、野、榴炮55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13門。
第40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58875人，長槍16759支，短槍3253支，衝鋒槍3541支，輕重機槍1270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271具，火箭筒50具，60炮328門，迫擊炮83門，山、野、榴炮83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70門
第41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49362人，長槍16822支，短槍3231支，衝鋒槍1255支，輕重機槍1894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535具，火箭筒22具，60炮263門，迫擊炮77門，山、野、榴炮37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52門。
第42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47279人，長槍15090支，短槍2401支，衝鋒槍1959支，輕重機槍1197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354具，火箭筒36具，60炮311門，迫擊炮88門，山、野、榴炮38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29門。
第43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63478人，長槍17355支，短槍3534支，衝鋒槍3729支，輕重機槍1268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529具，火箭筒38具，60炮340門，迫擊炮86門，山、野、榴炮68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41門。
第44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47675人，長槍12295支，短槍3066支，衝鋒槍2179支，輕重機槍1245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347具，火箭筒53具，60炮385門，迫擊炮102門，山、野炮47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57門。
第45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48082人，長槍14192支，短槍3119支，衝鋒槍1549支，輕重機槍1338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542具，火箭筒21具，60炮308門，迫擊炮80門，山、野炮34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26門。
第46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45119人，長槍16834支，短槍3156支，衝鋒槍1067支，輕重機槍1256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800具，火箭筒2具，60炮255門，迫擊炮77門，山、野炮18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14門。
第47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54583人，長槍17087支，短槍3050支，衝鋒槍1402支，輕重機槍1233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359具，火箭筒80具，60炮346門，迫擊炮57門，山、野、榴炮22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45門。
第48軍 10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40712人，長槍13034支，短槍2049支，衝鋒槍772支，輕重機槍837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232具，火箭筒14具，60炮205門，迫擊炮58門，山炮23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9門。
第49軍 11月，部隊進關時，全軍實有50555人，長槍14052支，短槍2890支，衝鋒槍2610支，輕重機槍1333挺，槍榴彈筒和擲彈筒213具，火箭筒17具，60炮399門，迫擊炮78門，山、野、榴炮51門，其它各種步兵火炮63門。
==============四野的戰鬥力 火力也是在戰爭里一步一步通過鍛煉隊伍和繳獲國軍武器提高的 如果四野的裝備是靠蘇援話為什麼47年的火力打不下來四平。而48年遼瀋戰役的時候就能打下錦州呢。沒人邀請我，但我必須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基本把楊奎松老師的著作全部讀完了。毫不否認，楊奎松教授是我最為崇拜和尊敬的學者，跟楊老師見過面，也有郵件來往請教問題，根據我的閱讀感受及經歷回答一下。
從總體上來說，楊奎松老師是中共黨史、民國史及中國近現代史學界（無論是官方還是非官方）公認的功力深厚的歷史學家，研究以嚴謹、紮實而著稱，很多論斷，過了二三十年都沒有被超越。比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版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大部分中共黨史基本觀點和研究至今都沒有突破這本書的論斷。並且楊奎松老師的文筆很好，敘事流暢，這對於一個學術研究為志業的歷史學家來說，是十分不可多得的，相信讀過他專著的人都有體會。楊奎松老師在八十年代利用短暫檔案開放的時機，在中央檔案館閱讀檔案，干坐冷板凳，到九十年代開始著作不斷，是位很高產的歷史學者，並且每本都可以稱之為難得的好書。談論和研究中共黨史、中華民國史和中國近現代史，楊奎松絕對繞不過去，說句不客氣的話——在這個圈子，如果不知道楊奎松，那乾脆別在這圈混了。如果用中國傳統史家的評判標準來看，楊奎松老師是史才、史學、史識兼具的。
接下來說更重要的——史德。如果一個歷史學者史才、史學、史識都具備了（這樣的人還不少），但沒有史德，鬼知道他會寫出什麼樣的著作來——尤其是近現代史、中共黨史這樣的領域。這個領域有很多很有才華的人，卻沒有史德，淪為政治的「吹鼓手」，一味迎合政治，別說學術立場了，連最起碼的道德和良知都喪失了（具體我就不舉例子了）。而楊奎松老師，有責任，有擔當，有人文情懷，他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他的研究充滿了對人性的理解和關愛，對現實的關懷。尤其是讀他寫的一些關於社會問題的評論、隨筆（如《談往閱今》《學問有道》，以及剛出版的《鬼子來了》），會有很深的體會。
如果有人說楊奎松老師只是搞了點「歷史」罷了，那就大錯特錯了。剛開始我以為楊奎松老師只是對歷史事實研究比較在行，但讀的他的書多了，你會發現楊老師理論功底很強。比如，對中共歷史的解讀，如果沒有對馬恩列理論深厚的了解，是不可能把問題分析的這麼透徹的，能找到中共一系列行為和政策的淵源，讀完以後絕對會讓你有豁然開朗的感覺。2015年6月，楊奎松老師在首都圖書館有個系列講座《歷史評價的尺度》，我專門跑到北京，待了一周全程聽完了，一些問題如「評價歷史為什麼那麼難？」「希特勒為什麼那麼惡？」等等，背後都滲透著理論的思考，以理論作支撐的。楊老師在現場交流回答提問時也說想要把自己對歷史的思考整理出來。
因為考博的原因，我給楊奎松老師寫郵件求教過，第一次寫時很擔心，這麼有名的一個學者，那麼忙，會不會搭理我這個無名小輩呢？沒想到楊老師當天就給我回復了，態度很好，很平和，對我的問題也作了詳細解答，不像有些教授很敷衍，真是讓我很是「受寵若驚」。以後也多次求教，楊老師都很耐心的給予了指點。聽講座時見過楊老師，也搭上了幾句話，楊老師話不多，很沉穩冷靜。
這樣的學者當然會一些「爭議」，正如楊老師自己所說——「左」的人說他「右」，「右」的人說他「左」，這是在所難免的。一個學者，尤其是這麼有名的學者，他的觀點不可能被所有人都認可、都接受的，但這都是可以進行學術討論的。
就我自己來說，也正是因為讀楊奎松老師的著作，我才選擇了中共黨史這個專業，並且在學習和研究時，楊奎松教授的理念、方法深深地影響了我。讀完他的那麼多著作，簡單來說，最讓我尊崇的原因，我覺得那就是他對歷史研究的那份「真」吧！
PS：個人感覺，僅供參考。以後想到了什麼再做修改吧。
很明顯，楊的觀點是落在蘇俄的大量軍事援助上，所謂70w槍800坦克只是個噱頭。
但是有些小紅粉死活不承認軍事援助的事實，比如 @有如長江之水綿綿不絕 這位
所以貼點資料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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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資料全部取自於建國後的將帥領導人回憶錄，資料很不完全，還有很多相關領導人的回憶錄沒有看過，或者當事人（比如高崗、朱瑞）早早就死於各種運動或是戰鬥中，沒來得及寫回憶錄或者個人傳記。
雖然對於蘇俄的軍事援助並不能詳實還原，但也足夠了解一段史實了
所涉及的書，都可以在網上下載pdf版，答主只負責照抄書，不負責核對數據可信度。如有對數據懷疑，請聯繫出版社。
對了，提前打個注釋，當時旅大在蘇俄實際控制之下，成為東北戰場和山東戰場的大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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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正操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北京
P523 在攻佔左雲、右玉等城後，接軍區轉中央電告，要我帶隊到商都去和蘇聯紅軍聯繫，接受蘇軍繳獲的偽蒙軍武器。十月中旬我帶隊到達商都，和蘇軍會和，接受了武器。
P524我到瀋陽帶去兩個團，擴編成兩個旅：保安一旅和保安三旅...收編高尚斌的偽匪雜牌軍二三千人為保安二旅。
P525...接收偽滿軍官學校學生
...到北陵、東陵看飛機場，準備接收和布置部隊駐守...到遼陽，看日軍倉庫，接收日軍搶、炮等武器...
P542...到下半年，為了修復松花江大橋，因技術和器材均有困難，以林彪和我的名義給斯大林打電話請求援助。斯大林很快就派其交通部長科瓦略夫帶一批工程師和一個橋樑工作隊，帶著全部裝備到哈爾濱來，援助修復松花江大橋...特別是中長路茹拉夫廖夫局長，在建設人民鐵路，支援戰爭中，也給了我們很大幫助...
曾克林：戎馬生涯的回憶.解放軍出版社.1992.北京
P189八月十一日又發布第二號命令，指出：為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一、...呂正操所部...向察哈爾、熱河進發；二、...張學思...向熱河、遼寧進發；三、...萬毅...向遼寧進發；四、...李運昌...向遼寧、吉林進發。」
P192十八日...攻克...樊各庄日軍據點...繳獲機槍七挺，擲彈筒七、八個和一批軍用物資...二十四日...繳獲許多武器及大批糧食。
P195前所車站...繳獲步槍二百餘支，機槍十餘挺及一批軍用物資和彈藥。
P198、P205雙方研究了攻打山海關的作戰計劃，決定由我軍擔任主攻，蘇軍進行配合...繳獲長短槍三千多支，擲彈筒、迫擊炮五十多門，輕、重機槍七十餘挺，各種子彈十萬發，還有大批軍用物資...武裝了一批新兵，改善了部隊的武器裝備。
P208在興城...收編了偽警察四百餘人，繳槍一千餘支。
P208、P209提出...接管錦州。蘇軍表示同意...一路接收，一路前進，沿途共接收了十三個縣、兩個市，收繳了偽軍、憲警七千多人的武器。
P220成立東北人民自治軍瀋陽衛戍區司令部...成立以後，立即解除敵偽武裝，收繳敵偽武器，兩、三天內，就把瀋陽市一萬五千多偽軍、憲兵，國民黨地下軍的武裝全部解除。同時，把偽滿洲國兵旅五千多人的武裝也全部收繳...
P223在瀋陽及分赴遼寧各地的部隊，已滿接管城市，收繳敵偽武裝，一面接受了大量工廠和軍用倉庫。機關直屬隊和十二團先後接管了日本帝國主義製造槍、炮的瀋陽兵工廠，瀋陽、撫順、遼陽、本溪軍火倉庫。軍需被服倉庫和機械廠、印刷廠、被服廠、織布廠等。同時接收了本溪、撫順、鞍山、營口等地的電台及十個醫院。
蘇軍曾一度把日本關東軍最大的蘇家屯倉庫交給我軍看守（後來又收回）...先後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槍兩萬挺，輕重機關槍一千挺，還有一百五十們各種口徑的迫擊炮、野炮和山炮。這些武器不僅裝備了出關部隊，還為當時的擴軍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還將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後續部隊和原抗日聯軍以及關內其他解放區部隊。
P224我軍在錦州成立了衛戍司令部...繳獲步兵炮、迫擊炮二十八門，重機槍、輕機槍二百一十六挺，步槍三千二百多支，手槍一百五十多支，炮彈一百餘箱，各種子彈五萬餘發，汽車二十餘輛。
隨後又拍部隊到偽滿洲國省的綏中、興城、錦西、義縣、北票、阜新、黑山、彰武、北鎮、盤山、新民、台安、遼中等十四縣，進行接管工作，收繳敵偽武器...原留在綏中的馬驥同志帶領部隊收繳了偽滿洲國兵十七團一千多人的武器，並以十二團五連為基礎，擴建了新四十八團...
P229西路的十三團...在興隆收降了偽滿兩個旅，六個討伐隊...中路...在平泉與蘇軍會師後，收繳了偽滿國兵一個旅...
P235衛斯別夫與朱總司令最終達成協議，即蘇軍同意將原屬冀熱遼抗日根據地範圍內的錦州、熱河兩省完全交給我軍接管（錦州為滿洲一個省，轄遼西十四縣）。
P243至九月底，冀熱遼出關部隊已配合蘇軍解放了遼寧全省、熱河全省和吉林西部、黑龍江南部，先後接管了山海關、錦州、瀋陽、撫順、鞍山、本溪、遼陽、營口、安東、通化、開原、鐵嶺、四平、昌圖、齊齊哈爾、承德、赤峰、朝陽、北票、阜新、梅河口、磐石、東豐、西豐等城市。
P250在本溪...接管關東軍坦克二十餘輛...在奉集堡，接受關東軍林木航空大隊飛機四十家，還接管關東軍醫院十所。
P251十月八日...曾克林部現已擴大至六萬人...十月八日後，部隊繼續擴大。
P252、P253、P254十月中旬，四十八團營長田作成帶四個連離開瀋陽...在四平發展一個團，在齊齊哈爾發展一個團。
十月底，在遼陽...組建...二十三旅，全旅一萬四千多人...
在撫順...組建...二十五旅...全旅五千餘人。
十月底...組建了一個瀋陽保安旅...全旅五個團。
原十六軍分區朝鮮義勇軍支隊...組成李紅光支隊...
在原十六軍分區教導隊的基礎上，招收一千五百名青年學生，成立一個教導團...以警衛營一千餘人為基礎，編為遼東軍區警衛團。
另外。還組建了我軍在東北的第一支炮兵隊伍...十一月間，又擴編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本溪炮兵旅...全旅總人數三千餘人，有野炮、榴彈炮七十二門。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錦州組建一個炮兵混成旅...全旅四千五百人，有山炮、野炮二十四門。
至一九四五年底，整個冀熱遼出關部隊在遼、吉、黑、熱四省發展為十二個旅兩個支隊和十幾個獨立團，共十一萬多人。
P258...向東北龍口送去了一批武器、彈藥，其中有五百萬發子彈、炮彈...
萬毅將軍回憶錄.中央黨史出版社.1998.北京
P149由於我們在渡海前將武器裝備大都留給了山東軍民，手中武器缺乏。經過與蘇軍交涉，1支隊接受東大營日本軍火庫，部隊（七縱）隨即全部換上了日本嶄新的99式步槍，每個班還裝備了一挺86式輕機槍，每個機槍連都裝備了4挺92式重機槍。
P153蘇軍司令曾一再表示，除部隊進城不能同意外，其他方面都可以給予協助。如他們同意我們穿便衣進城採購等...
P154在法庫戰鬥（和蘇軍一起）中，...繳輕機槍15挺，長短槍700餘支...2支隊...返回鐵嶺...蘇軍贈送給我們50挺92式重機槍。
P155大隊趁夜潛入長春市...按計劃繳了長春偽滿洲警察局兩個中隊的槍...被國民黨「東北行營」官員發覺...
P161、P167由初到東北時的3500眾人...已發展到14000眾人...我們的部隊已經完全換上了日本製造的99式步槍、輕機槍和92式重機槍...我們有幾門山炮，數量較多的是迫擊炮。在海龍還繳獲過幾門野炮，給山東運去兩個連的大炮...
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
P409、P410大連是我軍在東北軍工生產最重要的基地。那裡有個大連建新公司，是華東局幹部在那裡創建的...由蘇軍管轄大連...在蘇軍默許下...當時的公安總局局長、副市長均是我黨幹部擔任。我們的一切活動，只要不給蘇方造成外交方面的困難，他們一般不予干涉。...同蘇軍交涉後，從他們管轄的工廠中接管了四個較大的工廠，連同大連地委掌握的幾個工廠，組成大連建新公司...具備了大規模生產的條件。建新公司所屬工廠主要有化學廠（生產硫、硝酸等）、鋼鐵廠（煉製彈體鋼料及工具鋼）、機械廠（為各廠製造機械設備等）、金屬廠（煉製彈體鋼料及加工）、炮彈廠（分一廠和二廠）...海上交通雖有國民黨軍封鎖，但往來還是比較方便的。
P427、P428我（何長工）與蘇聯代表談判滿洲里的武器問題。那批武器數量很大，是蘇軍繳獲日本關東軍的...這批武器數量不小，具體數目記不清了，有各種槍炮，還有坦克，我們用幾列火車拉了幾天才拉完...
伍修權回憶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
P202這次中央向東北派來了十萬軍隊和幹部，在很短時期內擴大到三十萬人...新到和新擴大的部隊打開了幾個很大的日本軍用品倉庫，搞到些新槍和很多裝備。
肖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87
P339（1946年）八月初。首先在大連見到的是大連地委負責人韓光同志...在這之前，東北局在大連向韓光訂購了40萬米布，150萬噸紗。韓光同志告訴我，已經收了25萬米布，75萬噸紗了，任務完成的很快。
陳雲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P412此後，中共山東的部隊來了（在大連登陸），如果是在白天或者攜帶武器，蘇軍則暫時「扣留」一下，晚上再還槍送人。...蘇軍希望中共向大連派個市委書記來。
P422這份電報是陳雲主持起草的。它首先分析了蘇聯對東北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援助我黨在滿洲力量的發展...某一時期...對我援助的程度會有所變化。但蘇聯這些政策的本質，是一貫的，不變的。」
P474、P475南滿背靠朝鮮。遼東軍區在朝鮮境內沿鴨綠江一帶建立了傷病員、彈藥、後勤基地。陳雲、蕭勁光到達平壤後，會見了金日成，商談雙方進一步合作的事宜。他們還會見了經平壤準備去圖們的大連蘇方經濟負責人，同他商定北滿運往大連交換蘇方食鹽、布匹、火車零件的五千噸麥子、二千噸豬肉的運輸路線及在圖們交界的問題。
右派御用文人，
楊奎松：中共士兵是作戰勇敢還是被逼送死？
來源:摘自《開卷有疑》，楊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黃仁宇《黃河青山》一書讀後原文更詳細內容請參閱鏈接：楊奎松：中共士兵是作戰勇敢還是被逼送死？轉載一篇質疑文章
忍不住的質疑——楊奎松新著《忍不住的「關懷」》的百處硬傷
今年5月，著作等身的知名歷史學者楊奎松教授推出了一部新書《忍不住的「關懷」》[1]，一時間又受到諸多媒體和讀者的熱捧，大有洛陽紙貴、萬人爭閱的場面。然而筆者初讀數十頁，即發現諸多硬傷，於是決定徹查一番。在根據注釋枯燥的尋根溯源過程中，我忍不住地發出質疑：為什麼最優秀的學者、最優秀的八名碩博生(參見楊書後記)和最優秀的出版社強強聯合，卻粗製濫造出一本處處與最基本的學術規範相抵牾的「學術著作」?遺憾的是，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筆者未能對大量的檔案史料進行檢查，大約只審核了全書40%左右的內容。儘管這些錯訛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它們卻足以使任何一位嚴謹的學者心中生疑。1、楊著版權頁及「前言」第xxiv頁第11行：搞錯張東蓀出生年份。版權頁：「張東蓀(1887-1972)」。前言：張東蓀「1866年出生於官宦世家」。經核查，張東蓀生於1886年12月9日(光緒丙戌十一月十四日)[2]。2、楊著「前言」第viii頁注釋1：「鄧曉著」應改為鄧曉菁。3、楊著「前言」第xvi頁和第xxi-xxii頁：自相矛盾。第xvi頁第7-8行：「本書討論的三人，不是什麼高官顯貴，甚至連共產黨的重要統戰對象都算不上，因此難得官方重視。」第xxi頁倒數第6-8行：張東蓀「曾任民盟秘書長，又是民盟華北組織的總負責人，因而中共建國後得到的政治待遇也最高」，曾經是「國家領導人」。第xxii頁第5-6行：王芸生「由首屆政協委員一直做到人大常委，到死都是政府團結統戰的對外宣傳形象。」4、楊著第5頁注釋2：廢注，寫錯頁碼。「第70頁」應改為第170頁。5、楊著第10頁倒數第7行：錯讀史料、搞錯時間。楊書原文為：「彭澤湘早在11月7、8日就曾分別寫過兩封信」。該頁注釋4中，楊教授也提到：在毛澤東代寫的致彭澤湘的複電中提及了彭澤湘寫兩封信的時間是「虞寒兩日」[3]。查韻目代日表，寒即指14日，而非8日。6、楊著第10頁注釋4：廢注，標錯頁碼。「第441-444頁」應改為第392-393、395頁。7、楊著第11頁注釋2：廢注，標錯頁碼。「第451-452頁」應改為第401-402頁。8、楊著第12頁注釋2：張冠李戴。「聶榮臻」應改為劉亞樓。9、楊著第21頁第2-3行：改動引文。「同時我要求[4]同樣，該頁第7行的「註銷」也應根據原文改為「登出」。他再以一份投到重慶《再生》雜誌使其註銷」。應改為：「同時我更求他再以一分投到重慶再生雜誌使其登出」。10、楊著第21頁倒數第3行至第22頁第1行：移花接木。楊書原文為：「雖然1936年他評論中共『八一宣言』，主張全國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劉少奇的重視和回應，但他抗戰初期提出的國共合作、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學自由民主的主張，也曾受到中共內部的嚴厲批駁。」經核查，楊教授寫這段話的根據是：(1941年)「12月10日 根據毛澤東對國社黨的估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國社黨的策略的指示。指示說：最近國社黨張東蓀、湯薌銘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謂兩黨合作抗戰綱領，主張經濟上以社會主義為原則，採取計劃經濟，實現農業集體化。[5]這完全是托派的主張，是挑撥中共與地主資產階級的關係，以孤立我黨的陰謀。國社黨是一個極端投機取巧的集團，它有時以右的面貌出現，從國民黨方面挑撥國共關係；有時以『左』的面貌出現，企圖從共產黨方面離間國共關係。因此，我們對於國社黨應嚴加警惕，不應與他們簽訂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報紙上公開反對國社黨。」兩相對比，可以看出，1941年中共中央「嚴加警惕」的不是張東蓀1936年的文章，而是抗戰中期張東蓀、湯薌銘等人提出的「兩黨合作抗戰綱領」，而且從這條史料上看，中共中央當時反感的是國社黨的經濟與國共合作方面的主張，而不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楊教授把1936年的事和1941年的事拼接起來，通過移花接木的手法，給讀者造成錯覺：好像「中共內部」曾「嚴厲批駁」過「政治學自由民主的主張」，這是十分不嚴謹的。11、楊著第22頁注釋1：廢注，寫錯卷冊。「《毛澤東年譜》(上)」應改為：《毛澤東年譜》(中卷)。12、楊著第23頁倒數第5-9行：改動引文。「它既宣布採取[6]新民主主義，則它在民主國家便不復為一個障礙了。我們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義，它是說話算數的。……而其實在心裡與行動上始終沒有拋棄武力解決的辦法」。應改為：「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義，則它在民主國家便不復仍為一個障礙了。我們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義它是說說即算數的。……而其實在心理與行為上始終沒有拋棄武力解決的辦法。」13、楊著第28頁第7-10行：引文無出處。楊書原文為：「他說：『是張東蓀把我引到西柏坡的。我們四人由八名解放軍戰士護送，一路乘大卡車，途徑石家莊，到了平山縣西柏坡村，當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人就接見了我們。』」筆者根據楊教授提供的注釋查找引文出處，只找出第一句話的依據(即「是張東蓀把我引到西柏坡。」見《費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D27。)，其他的引文均無出處。14、楊著第28頁引用費孝通的《我這一年》處：改動引文。「卡車在不平的公路上駛去，……行進[7]。的是一個個，一叢叢，一行行，綿延不斷的隊伍。迎面而來的是一車車老鄉趕著的糧隊……經過百年來革命鬥爭鍛煉的人民，終於把具有飛機、大炮的敵人趕走，這只是這股深厚潛伏著力量的一個考驗」。應改為：「卡車在不平的公路上駛去，……進行著的是一個個、一叢叢、一行行，綿延不斷的隊伍。迎面而來的是一車車老鄉們趕著糧隊……經過百年來革命鬥爭鍛煉的人們並不是這樣的。依靠了這一片黃土，終於把具有飛機大炮的敵人趕走，這只是深厚潛伏著的力量的一個考驗」15、楊著第28頁注釋2：廢注，寫錯文章標題和刊載日期。「《我的這一年1949年1月3日」應改為《人民日報》1950年1月3日。》」應改為《我這一年》;「《人民日報》16、楊著第30頁第5-10行：史實錯誤，分析錯誤。楊教授說1949年張東蓀從西柏坡回到北平後，參加了一次知識分子座談會，他在會上的發言「低調得不能再低調了1948年「對知識分子使命和地位信心滿滿的看法，其態度確顯得天差地別1948年7月5日和23日分兩次舉行的，張東蓀在7月5日第一個發言，他說：將來知識分子的任務和出路「要有一點變，不過不會有根本的變[8]由此可見，張東蓀的發言並不低調，而且態度樂觀。楊教授之所以會搞錯時間，並認為張東蓀「沒講兩句話」，是因為楊教授實際上引用的是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而該書在收錄上文時，把張東蓀的發言作了刪節。（文後註明了原出處，並說明此文有刪節，楊教授肯定沒看到，且亂寫注釋，參見下條勘誤。）由於楊教授搞錯基本史實，所以相關的分析也只能是無稽之談。。」「一些知識份子在發愁，想走，怕將來會不得了。我想這不會有的。」。」在這裡，楊教授是想藉此證明張東蓀從西柏坡回來後情緒低迷，自感失望、消極。但史料顯示，此次座談會是在」，「總共沒講兩句話」。比較他17、楊著第30頁注釋2：亂編注釋，糊弄讀者。「《知識分子的新方向》，《中國建設》第1卷第2期，1949年1月。」應改為：李純青、張東蓀、樊弘、袁翰青、宋魚等：《知識份子的新方向》，上海：中國建設出版社，1949年，第8頁。18、楊著第33頁注釋1、第50頁倒數第3行和倒數第5行、第51頁第8行和注釋2：「葉篤初」應改為葉篤義。19、楊著第51頁倒數第8-9行：改動引文，顛倒原義。「農業稅佔百分之四十幾，可見國營企業還行。」應改為：「可見國營企業還不行。」20、楊著第54頁倒數第5-7行：偷換主語，改變原義。楊書原文為：「我(即張東蓀——引者注。)過去之所以對有些事情看不慣，主要是『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並不是思想上不接受新事物」。經核查，張東蓀的原文是：「我所以要提到這一些，固然是因為梁先生的文章，把我的興趣觸發了，同時亦是因為據我所見，知識分子對於社會改革無不是百分之百的誠心誠意贊成，而獨對於這一些，如鬥爭咧，偏差咧，自我批評咧等等，總多多少少有一些感到異樣，換言之，即總有一些不習慣。除了這些以外，恐怕還有幼稚性，亦是知識分子所看不慣的。不過又應知幼稚性亦是新生力量所不能免的。此處使我不得不要提到梁先生所談到的唯物了。我以為就唯物來說，要點毋寧在於其反面的反唯心。我們[9]看不慣那些鬥爭偏差等等就是由於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對比原文，我們可以看出楊教授在此處通過偷換主語，即把我們(知識分子群體)偷換成我(張東蓀)，誤讀了史料。楊教授的意思是張東蓀在文中檢討自己「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但張東蓀的原意是站在知識分子內部批評梁漱溟那類知識分子的「看不慣」，自我檢討的意味很少。21、楊著第55頁第1-2行：改動引文。「今後只有再繼續服這個葯[10]，使中國由病癒而強壯。這就是大家所歡呼的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應改為：「今後只有再繼續服這劑葯，使中國由病癒而強壯。這就是大家所高呼的毛主席的英明領導。」22、楊著第56頁注釋3：廢注，寫錯頁碼。「第2頁」應改為第6頁。23、楊著第57頁最後1行至第58頁第1行：前後矛盾。楊書原文為：「2月20日下午，張東蓀就做了第三次檢討。」此處「第三次檢討」應改為第二次檢討2 月14日張東蓀在哲學系大會上的檢討當作第二次檢討，把2月20日張東蓀在小文學院做的檢討當作第三次檢討，結果就與自己後面的說法矛盾。因為楊教授在第 59頁又明確把2月20日那次檢討說成是第二次檢討，在第60頁和第61頁注釋中又明確說張東蓀在2月26日做了第三次檢討。這就不能不讓讀者看得一頭霧水。。楊教授不顧當時燕大節約檢查委員會和張東蓀本人的一慣說法，偏要把24、楊著第65頁第1行：張冠李戴。「張承鍔」應改為「孫承諤」。25、楊著第78頁注釋1：寫錯引文標題。「《周恩來在招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三中全會擴大會議代表時的講話》」應改為《民主黨派的工作要同國家的中心任務相配合》。26、楊著第94頁注釋1：亂寫注釋。「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芸生》，第205頁」應改為王芝琛：《百年滄桑：王芸生與〈大公報〉》，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11頁。27、楊著第94頁注釋1及第108頁倒數第6-9行：改動引文。第94頁處：「懷著痛的心情與過去決裂」。第108頁處：「為了要不要用『投降』兩個字，他說自己曾『冥思苦想多天』，這是他『把自己前半生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認真思考，懷著痛苦的心情與過去決裂，才產生的真正回到人民隊伍中來的真情實感』。」經核查，原文如下：「為這兩個字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11]，把自己前半生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認真的思考，懷著痛苦的心情與過去決裂，才產生了真正回到人民隊伍中來的真情實感。」28、楊著第96頁第12行：錯讀史料，搞錯時間。楊書原文為：「到1933年，『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大宴群僚……』。」經核查，原文如下：「民國二十三年[12]。經換算，民國二十三年是1934年，不是1933年。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大宴群僚」29、楊著第96頁注釋1：所述史實不準確。楊書原注為：「建國後出版時書名改為《蔣黨真相》。」經查，《蔣黨內幕》改為《蔣黨真相》，不是在建國後，而是在1948年。楊教授自己所用的1948年華中新華書店版，其書名就是《蔣黨真相》，見楊書第97頁注釋1。30、楊著第97頁注釋1：寫錯書名和出版地。「《三十年來見聞雜記——蔣黨真相》，武漢1948年」。應改為：《蔣黨真相——三十年來見聞雜記之一1948年。1948年武漢尚未解放，華中新華書店怎麼可能在武漢？》，淮陰：華中新華書店，：華中新華書店，31、楊著第99頁倒數第4行至第100頁第2行：混淆史實，移花接木。楊教授把《中共中央關於新解放城市中中外報刊通訊社處理辦法的決定》中的第一條甲項規定和第一條丙項子類規定混為一談，把「屬於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地方政府系統下的各機關、各反動黨派(如國民黨各個反動派系，青年黨，民社黨等)及反動軍隊的各組織所出版及發行的報紙，刊物與通訊社」與「有明顯而確實的反動政治背景又曾進行系統的反動宣傳，反對共產黨，人民解放軍與人民政府，擁護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私人經營或以私人名義與社會團體名義經營之報紙，刊物及通訊社」等量齊觀。其實，中共中央對這兩類報刊通訊社的處理辦法是不同的。對於前者，「連同其一切設備與資財，應一律予以接收[13]但在楊書中，「接收」和「沒收」的區別也被抹殺了。，並不得再以原名復刊或發稿。」對於後者，則是「應予沒收，其反動政治背景一時無法弄清者，則應經過調查及法庭判決加以處理。」32、楊著第100頁倒數第1-2行：搞錯基本史實。天津解放的日期不是楊書所述的「1949年1月14日」，而是1月15日。33、楊著第101頁第1-2行：史實錯誤。楊教授說中央於1949年1月「17、18日連續去電糾正」天津軍管會命令舊有報紙一律停刊的做法。經核查，17日的指示與此事無關，應改為18、19日。34、楊著第101頁第10-12行：所述史實不準確。楊教授認為「拖的辦法」是針對「天津的各報紙刊物[14]」提出的。但史料顯示，這一辦法只適用於天津除益世、大公、新星之外的「凡繼續出版而不易立即確定對策的報紙」。35、楊著第101頁倒數第1行至第102頁第3行：所述史實不準確。楊教授認為「由於中共中央這時對天津總的報刊情況調查尚不深入，包括對《新星報》的切實背景亦不是十分清楚1 月19日中央給天津市委的指示，中央之所以重新說明處理辦法，並不是因為對天津報紙不了解，而是因為對天津市委未領會中央精神，「規定一切報紙一律停刊」，「先停刊後登記」的做法不滿意。因此，這一指示並不是要改變此前中央對天津三大報的政策，而只是要求天津方面嚴格遵照中央政策「從容審慎處理」。[15]」，故調整了對《新星報》等舊有報紙的處理辦法。但查36、楊著第103頁注釋3：轉述史實有誤。「天津《大公報》」應改為《進步日報》。37、楊著第105頁注釋2：考證混亂，隨意杜撰。楊教授說：「關於王芸生北上前是否看到了《進步日報》創刊號上所發同人宣言一事，目前包括王芸生兒子王芝琛等人在內的研究者和當事人的看法分歧甚大。」但從楊教授所列舉的四人的說法來看，對於這一問題，四人基本沒有分歧。蕭乾和王芝琛都認為沒看到;唐振常說「當晚的電訊只有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和《進步日報》領導人名單」，故即使王芸生在場，也看不到同人宣言;李純青只講王芸生「獲悉天津大公報改名事」，根本未提看到宣言事。因此，四人中沒有一人明確肯定王芸生在北上前看到了同人宣言，那楊教授憑何說「研究者和當事人的看法分歧甚大」呢?此外，筆者查閱唐振常的那篇回憶文章，發現唐文中根本沒說自己曾「當面問過王芸生是否知道此事」，這一說法當屬楊教授杜撰。38、楊著第114-115頁：自相矛盾。第114頁倒數第7行：「要把報紙辦成黨和政府的宣傳工具，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新聞審查。」第114頁倒數第1-2行：「新政權最為有效和成功的措施，就是將所有仍在發行的報紙全面置於黨政各級機構的組織管理之下。」第115頁倒數第8-9行：「中共建國後對報紙統制的一個最有效的措施，還是統一新聞來源，避免各報從黨所控制的通訊社以外的渠道獲取信息。」39、楊著第115頁倒數第5行至第116頁第1行：移花接木，斷章取義。楊教授所謂「中央及各級政府隨後明文規定[16]」的幾條實際是譚政、陶鑄向中央請示的擬實行的對武漢市私營報紙的管制辦法。中央在複電中明確指示：「第六七兩項不必作為管制命令宣布」，而楊教授所謂的「無解釋之權」恰是根據第六項改寫的。此外，楊教授把多條規定混在一起轉述，產生諸多不準確之處：「希望他們採用新華社消息」變成「均須以新華社稿件為準」;「凡屬中央及中共領袖之政策性文件著作，歡迎轉載，但不得斷章取義，竄改標題」和「有關中共及解放軍政府之法令政策，各報社無解釋之權」這兩條規定，被楊教授改為「任何中共文件、著作、法令、政策，各報社無解釋之權，且『不得增刪改寫』，『斷章取義』，而且連內中的標題也不能改動。」40、楊著第116頁第5行：「編製」應改為統制。41、楊著第116頁倒數第6-8行：轉述史實不準確。楊書所引的「新華總社明文規定」的內容，其實只是新華總社所介紹的北平分社的工作辦法，至多可說是推廣經驗，說是明文規定則有些失真。42、楊著第116頁注釋1：寫錯人名。「王平」應改為王中。43、楊著第118頁第1-2行：改動引文。「新聞呢，只有新華社一家，外國通訊社的一律不用。」應改為：「外國通訊社的電稿[17]一律不用。」44、楊著第121頁第2段第3行：文法不通。楊書原文為：「但是它的記者和編輯適應性能力較強」。45、楊著第124頁倒數第11-13行及注釋1：錯解史料、少寫注釋及選取史料不當。楊書原文：「1948年中國報刊1450種，新中國建國後到1950年只剩下624種。其中報紙有281種，私營報紙只有55種。」數大約為經核對，楊教授寫第一句話的根據是：「據估計在1948年中國有1450種報刊1950年6月，在共產黨佔領大陸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僅剩624種報紙還在發行，其中165種是日報。」[18]顯然，楊教授混淆報刊和報紙，造成重大的誤讀。楊教授的後一句話出自《中國新聞年鑒》（1988），但此條材料未寫在注釋1中，故應補上。最為弔詭的是，該史料的「附註」中明確說明這些數字「系不完全統計[19]，而楊教授也在注釋1中列舉了陸定一的另一種說法（「1950年有報紙382種」）。既然明知還有其他數據，楊教授為何棄而不用，偏要不作任何說明地選用一種數字最少的不完全統計呢？ 」;到46、楊著第129頁第7行：改動引文。「報紙總數[20]。不宜過多」應改為「報紙種數亦不宜過多」47、楊著第131頁注釋3：少寫注釋。楊書原註標注了五個時間，卻只有四個新聞標題。經核查，發現少了《人民日報》1950年4月1日的一篇報道《華東軍政委員會災區慰問視察團由滬抵達濟南 上海籌組全市節約救災機構》，故應補齊。48、楊著第133頁第11行、倒數第8-9行：改動引文，寫錯人名。「糖商陳順康[21]假借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霸佔台灣的緊張時局」;「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平，以假藥次貨盜騙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採購的巨款」。應改為：「糖商程順康……」;「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採購藥物的巨款」。49、楊著第153頁注釋2：廢注，所引文章的具體內容與書中所述內容無關。50、楊著第155頁注釋1：「《舊大公報作科記》」應改為《舊大公報坐科記》。51、楊著第155頁注釋2：寫錯引文標題。「《對〈關於民黨派工作決定（草稿）的批語〉》」應改為《對〈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的批語》。52、楊著第162頁倒數第1行至第163頁第1行：文法不通。楊書原文為：「1949年的批判涉及許多人的共同行動，並不存在『個別人』『抓破了臉』過『太狠』批判，使得不好合作的情況。」53、楊著第164頁注釋2和第165頁注釋1：寫錯出版日期。「1950年5月30日」，應改為1957年5月30日。54、楊著第164頁倒數第8-10行：運用史料誇張、渲染。楊書原文為：「由於李純青對這樣的人事安排和業務工作關係都比較擔心，因此在北上之際就和王芸生商量把上海方面的骨幹人員盡量安排到北京辦事處工作，避免過多地和黨組書記發生矛盾。」經核查，楊教授的依據是：「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我由上海到天津[22]楊教授自知理據不足，在注釋中加上「參見」二字來打擦邊球，但其用意卻欲蓋彌彰：為了渲染津、滬兩報社之間的人際糾葛，竟不惜誇張地解讀史料：把報社合併初期李純青從穿梭於京津兩地到常駐北京演義為上海《大公報》北遷時李純青和王芸生商量如何把上海的自己人安排到北京辦事處。，經過曲折的往返磋商，僕僕於二百五十里京津路上，事情才終於決定：王芸生和我常住北京，負責宣傳業務。」55、楊著第166頁倒數第5行：寫錯報刊名。「《新聞日報》」應改為《新華日報》。56、楊著第171頁注釋4：寫錯出版日期。「1958年10月12日」。應改為1957年10月12日。57、楊著第177頁注釋4：寫錯引文標題。「《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應改為：《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58、楊著第178頁注釋1：寫錯引文標題和出版年。「《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1991年」應改為1994年。的指示》」應改為《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出版年「59、楊著第180頁第2-4行：算錯時間。楊書原文為：「大公報館運動的全面轉向，是在王芸生講話第二天6月25日袁毓明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召開全體幹部大會動員，批判右派言論，才開始的。」，即通過上下文可以判斷，這裡所說的「王芸生講話」是指6月14日王芸生在編輯部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比6月25日早十多天。60、楊著第181頁第5、6、9行共四處：「趙國棟」應改為趙恩源。61、楊著第181頁注釋4：廢注，寫錯頁碼。「第345頁」應改為第435頁。62、楊著第191頁倒數第5行：搞錯時間。楊書原文為：「6月26日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做批判右派發言」。經核查，應改為「6月25日」。因為6月26日的《人民日報》刊載的是新華社25日訊，報道中的「今天」都是指的25日，而不是26日。根據此條新聞，新聞工作座談會26日休會，27日繼續舉行。[23]所以6月26日王芸生根本不可能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發言。63、楊著第191頁倒數第4-5行：搞錯時間，脫漏一字。楊書原文為：「7月4、6、13、14日，8月4日在新聞工作座談和在一屆四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做批判右派發言」。經查7月4日至8月4日的《人民日報》，應改為：7月3、5、12日，8月2日或3日在新聞工作座談會7 月3、5、12日的原因都是因為當日的《人民日報》刊載的是昨天的消息，所以王芸生的發言日期應該提前一日。7月14日的《人民日報》只是刊載了王芸生7 月12日在一屆四次全國人大上的發言，並未查到7月14日王芸生在兩種會議上發言的報道，故划去7月14日。8月4日《人民日報》刊發新華社3日訊，只是說王芸生在兩天來舉行的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發了言，並未具體指出是哪一天發的言，故改為8月2日或3日。由於考證所用的新聞報道太多，為求簡潔明了，故不一一列出，望見諒。和在一屆四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做批判右派發言。改為64、楊著第191頁最後1行至第192頁第1-2行：自相矛盾。楊書原文為：「但查《人民日報》對會議內容的報道即可發現，裡面不僅隻字沒有提到王芸生的名字和所謂反蘇的歷史問題，而且王芸生還是作為對右派的批判者來報道的。」既然楊教授認為《人民日報》確實報道過王芸生，那麼這些報道又怎麼可能「隻字沒有提到王芸生的名字」?65、楊著第198頁倒數第7行：改動引文。「要發行[24]，必須干，幹了才能改。」應改為：「要改造，必須干;而且是幹了才能改。」66、楊著第199頁注釋1：廢注，寫錯出版時間。「1960年4月16日」應改為4月6日。作為看過《中間地帶的革命》和《建國史》前兩冊的過來露個臉。
楊的作品是中共體系裡面為數不多拿數據拿文獻一個字一個字摳出歷史的人之一，簡單來說，他是真正的歷史學家。大學的時候，那會兒，《苦難輝煌》還比較火，我讀過一遍之後，儘管有些疑問，但還不是很清晰，較之《紅太陽》之類的，《苦》還是捧的有些高，但有多少水分，我這種二手文獻者還是不清楚的。後來看到了楊奎松對《苦》的評價，我就知道中共裡面還是有明白人的。
後來讀了《中間地帶的革命》，楊獨特的視角讓我對中共成功有了更深的了解。至於《建國史研究》，是楊的論文集，不過還是很有啟發，只是沒有《中》那麼通俗，作為學術論著還是很不錯的。
就這樣吧……據說他寫書貼的小紙條能貼滿整個辦公桌周圍……這樣勤奮的人，是我輩楷模啊
更新一下
最近在看《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這書名我覺得完全可以叫《毛澤東的崛起》
澎湃新聞：楊奎松先生的研究很棒，在讀者中也很有影響，您怎麼看?
金沖及：楊奎松的東西我當然看，他書都送我的。他的第一本書還是我給寫的序言，《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他有許多長處，搞材料是非常用功的。說起來他們搞材料沒有我們這樣方便，有很多是一個省一個省的檔案館去跑，另外他一直在那裡想問題。所以楊奎松到北大去當教授，我給他寫的推薦信。推薦信當然都要全面地講，我先講了他的很多優點，也講了一句，有時候有片面性。
我覺得創新有兩種。一種是原來的結論沒有錯、但很籠統，你用大量的事實把它弄清楚。另一種是過去說錯了，你糾正。現在都認為後面那種才是創新。關於「翻案」，有一次胡繩跟我講，說他們要創新，把我推倒;結果推倒我的意見，在我看來就是當年我們推倒的蔣廷黻他們的意見。人有時候總是喜歡一個新鮮的說法，以為更有吸引力。就像是解放前婦女穿旗袍，一段時間風行長旗袍，過了一陣又流行短旗袍。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我可以這樣講，有的事情，有時候不方便講我頂多不說，絕不會明知不是這樣，卻瞎寫。假如是你的推測，用「看來、據我分析」，那也好。寫過周恩來的高先生，他出國前我們就坐在這個沙發上聊了一下午。我們都很熟。他的那部書，兩頭引的材料都是真的——他的引文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沒有發現有編造的——但是，兩段引文中間的敘說，有很多是他的推想。人家一看，全信了，全接受了。對這些情況，我的想法就是，我認為怎麼樣的，就怎麼說。不方便的，我最多是不說，我絕不瞎說。
澎湃新聞：現在民間對中共黨史、國民黨史的研究都很有興趣，他們可能更願意聽和官方敘述不一樣的歷史。您怎麼看?
金沖及：可能有很多原因。現在的人有一種心理狀態，如果我說共產黨對，他們就說反正你是官方的(史學家)，你替政府辯護。另一個人說共產黨不行，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只挑它的過錯講，人們覺得這是過去沒聽說過的，(就趨之若鶩)。這種心理狀態我覺得是很自然的，但看問題是不是一定非得這樣看?
剛才說我和高華的父親是同一輩人。我也在「文革」中吃過好幾次苦啊，但現在我想的還是希望把我們的國家搞好。
其實我這個人，跟我熟悉的都知道，我大概屬於比較溫和的，不是很極端的人。我當年上學也是去讀書的，不是一開始就想著去革命。那時是想著，這國家搞到這樣怎麼辦啊，大學生要改變它。那麼共產黨的主張我接受，我就參加。
我現在不是說，國民黨的好話一句也不能講。這我太了解，我是接受國民黨教育下長大的，我上學時就讀過《緬甸蕩寇志》(關於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的作品，1946年出版)，感到很佩服的。我們也都看，不是不知道(國民黨抗戰)。但現在人好像有一種逆反心理，講國民黨凈說好的，講共產黨凈說不好，我感到不符合事實啊。有些人說這些過去我都不知道，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啊。我只能說，有的是事實，有的是事實的一部分。現在人的心理狀態就覺得，誒，這是老一套，那個新鮮，就相信那個。但是我看(有些研究)，總是感覺，哎，他太年輕，他沒有經歷過。
我今天也不是官方的代表了，沒有義務去為什麼辯護。我現在沒有官職，只是說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聽不同的聲音常常是有益的。有一次我參加中國大陸、台灣、日本三方共同參與的研討會，談中日戰爭里的軍事問題。日本、台灣學者的發言也給我很多啟發，對於不同的敘述，如果有道理，那我就要放棄原來的看法。比如跟台灣學者蔣永敬討論的時候，他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不是孫中山提出的，國民黨一大也沒有提。我仔細查材料，確實找不到，這話他站得住。那我就跟他講，我接受這個意見，三大政策是後來才提出的。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孫中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蔣永敬說這他也能接受。這就是一個例子，我們跟台灣學者可以達成共識：孫中山和國民黨一大沒有提三大政策，但事實上是照那樣做的。《金沖及：胡喬木、胡繩怎樣編撰中共黨史?》澎湃新聞網。
反對黑島人的答案。
引用資料不嚴謹，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共紅軍的一次嘗試一文對於西路軍問題人云亦云，對於西路軍與軍委主席團往來電報均不引用，以講故事的方式述史。特別是關於：陳雲等人4月18日飛抵蘇聯邊境，23日到達烏魯木齊，25日由盛世才派部隊護送到星星峽，接運已經先期到達那裡的西路軍幹部戰士共407人，於5月8日返回烏魯木齊。據當時由莫斯科派去接應西路軍的中共代表團的代表滕代遠回憶，陳雲等從莫斯科出發前往新疆之前，斯大林等曾專門接見過他們，並表示紅軍想要什麼可以盡量滿足，在重武器方面至少可以提供90輛坦克及90門大炮。見滕代遠：《憶由蘇赴新迎接西路軍》，《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第1016頁。這兩項內容均未經考證和審核而用。 陳雲到中蘇邊境為36年11月25日左右，為火車轉汽車；4月18日是受阻於口岸5個月余後，受共產國際代表指示入疆時間。騰代遠回憶受斯大林接見為誤作，原為新疆黨史部門的一些同志採訪騰滕代遠部長後成文《滕代遠同志談赴新疆迎接西路軍和成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情況》，後未經嚴格考證誤入四方面軍史料，原文為：1936年中央指示我們：西路軍損失慘重, 應想法如何組織起來, 整頓一下找個路。 當時決定陳雲同志代表中央, 還有我、馮鉉、於明（段子俊）一同赴新迎接西路軍。我們未走之前, 見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一兩次, 向他們反映紅軍長征情況。他們問要什麼, 我們提出西路軍進疆缺彈藥等, 他們表示要大力幫助, 把九十輛坦克, 九十門大炮讓我們看, 我們很高興, 我們想接到西路軍後搞開一個局面。於是幾個人就秘密到了邊境。陳雲小組僅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出接應西路軍的一個小組，並無談判軍事援助的授權，並此明中共已在與蘇聯就軍援溝通，90輛坦克，90門大炮不在蘇聯援共的清單之中，在莫斯科受到蘇聯領導人接見時也不可能看到坦克大炮；陳雲年譜未採信接受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接見的內容；並將承諾援助90輛坦克和90門大炮的接見人改為季米特諾夫。此說不足以信。楊文中觀點漏洞百出，不一一舉證。
為搏眼球，基本法都不顧地造謠：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餘架飛機和炮艇若干。
4000門大炮，長春還用得著圍困那麼長時間嗎？600輛坦克，1946年就可以活捉杜聿明啦，東北國軍才多少坦克？800餘架飛機，為啥國軍從來沒挨過炸彈？T-34、KV-1、米格、雅克，國軍哪支部隊被蘇制武器打過？國軍怪天怪地，怪米帝怪天皇，怪共諜怪雜牌，就是從來沒有人怪過蘇聯武器啊~一個為了論證自己的結論，不惜向歷史系本科生推薦造假書籍的人（在他的歷史系本科生推薦書目中）。與其說他是歷史學家不如說他是玩資料的政治寫手。他是把資料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場寫的高明寫手而已。一個歷史學家偶爾出錯那是極為正常的，但是多篇東西按照政治立場不考證或者玩引用技巧，那就是政治立場優先。
選擇性失明使用論據，如果是孤證必須加以說明，但是無視那麼多證據，片面引用對自己結論有利的證據。
覺得上網沒監督了，講話就不嚴謹，一個嚴謹的人不會因為網路監督比較鬆散就不嚴謹，而他不是嚴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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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手網路搜索了一下關鍵詞，看到他書里的一段，明明是不熟悉的，不研究的東西也要寫，純粹是亂寫。
談往閱今：中共黨史訪談錄
鄧小平為什麼放棄對馬共、緬共、泰共的支持？ - 知乎
楊奎松對沒研究的東西倒是敢瞎比劃的。
鏈接發出，但是我不會在這裡解釋錯哪裡的，自己去研究，別來問我。如果楊奎松敢說他對他的寫的這些東西打包票，那我也可以說，他就是在亂寫，誰信他的這些亂寫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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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到很久以前數學網友的批駁，發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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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時代都有人受益有人受損，反政府情緒是屬於很正常的。還有就是歡喜求新求奇，如果教科書寫的全一點，恐怕老師學生都要累死了，寫的簡單，就覺得故意不教（政府肯定有控制意識形態目的。）。總之，政府無論怎麼做都有大批反對者。這給一部分歷史獵奇者和有反政府心理的人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間。而袁騰飛、楊奎松的出現正好填補了這一空間。學者也是要吃飯的，專業愛好者畢竟是少數，有大量業餘愛好者買書總能改善生活，這是正常的，無所謂對錯。但是有意無意變成了個人崇拜。那就得問他們自己了。
就連袁騰飛的很多粉絲和楊奎松的粉絲也比較像，如果是別人指出剛性錯誤，就是黑他們，他們指出正規出版物的錯誤就是嚴謹。骨子裡還是在學偉光正，搞偶像崇拜，而不是搞歷史研究。把歷史學研究搞成個人崇拜，而且自己本身還是反對毛澤東個人崇拜和文革的，這在網路上是不稀奇的，王志安、方舟子很多人都這麼乾的。
楊奎松對別人指出他近百處硬傷也進行了極為激烈的反駁，指責別人是躲在暗地裡傷人。他自己對金一南和汪暉的攻擊在很多人眼裡和別人指出他的硬傷一樣也是一點一點摳。反正不署名寫和署名攻擊都是攻擊。問題是指出的是不是事實，有多嚴重，大家自辨。
我好歹研究過十年緬共戰史，手裡還有不少回憶錄，我只不過講了楊奎松推薦假書和緬共問題就受到攻擊，搞歷史學是為了捧個偉光正的？楊奎松的粉絲中反X反文革的不少，但是他們捍衛楊奎松時的辯論方式就如同紅衛兵捍衛xxx。
前面的答案都說得不錯了，我就根據最近搜集閱覽的關於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四野裝甲部隊發展過程的資料來對照下楊老師的「600輛坦克」論吧。
1945年8月侵華日軍投降後，在東北地區遺棄了一批重武器裝備和器材。我軍進入東北的部隊立即著手收集日軍遺棄的裝備，組建自己的坦克部隊。1945年9月，延安炮兵學校奉命開赴東北，朱瑞校長在大隊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了中央軍委的重要指示：「在東北邊境地區和鐵路沿線各戰略要點，日寇遺棄了大批的火炮和坦克、裝甲車，我們炮兵部隊必須乘此機會壯大起來，並著手建立人民的坦克部隊，實現人民軍隊多年來的願望。」經過長途跋涉，炮校於11月中旬抵達東北。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彭真在接見時指出：自己動手，武裝自己。11月1日，中央軍委電示東北人民自治軍司令員林彪，第一政治委員彭真並炮兵學校校長朱瑞，政治委員邱創成，要他們派出得力幹部接收保管日軍在瀋陽的技術兵種學校，並注意搜集飛機、坦克和大炮。東北人民自治軍立即給所屬單位發電，為適應目前要求，須訓練大批汽車司機、坦克手，並隨時聽候調用。遵照中央軍委和東北人民自治軍的指示，各單位迅速派出人員在瀋陽及東北廣大地區搜集日軍遺棄的坦克裝甲車輛和油料器材。
東北人民自治軍司令部幹部高克奉命在瀋陽搜集坦克。11月中旬他在瀋陽原日軍坦克裝配修理廠（即918廠）偵察敵特活動情況時發現了保存較完好的日式坦克，立即向自治軍副司令員呂正操作了彙報，並主動要求帶人去收繳坦克。呂副司令員同意了他的請求。爾後，高克帶領幾名戰士進廠，衝破敵偽人員的盤查和封鎖，在老工人的幫助下開出了兩輛坦克。幾天後又在瀋陽搜集到2輛裝甲車、2輛牽引車、1輛汽車，並組織日偽技術人員將車輛全部修復，臨時組成一個裝甲車隊。11月13日遼北省政府電告東北人民自治軍司令部，在四平發現坦克。司令部幹部霍舒亭奉命帶一批技術工人前往四平東哈福山區，在遼北省政府的大力協助下，經過兩天兩夜的艱苦奮戰，搜集到4輛坦克、1輛汽車、6車皮坦克器材和部分油料，由鐵路輸送到西安（今吉林省遼源市）。
但此時東北的形勢很快起了變化，國民黨軍在美國支持下分海陸空3路向東北地區大舉運兵，並於11月下旬佔領了山海關、錦州等要地。面對嚴峻的形勢，中共中央指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以便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積蓄力量，準備反攻。為此，東北人民自治軍司令部於11月底撤離瀋陽，並命令坦克向通化地區轉移。裝甲車隊於28日離開瀋陽，當行至瀋陽郊區小轎子屯時發生故障，難以繼續前進，留用的原日偽人員破壞大部分車輛後逃散。高克為確保僅存的一輛坦克，積極與上級和兄弟部隊取得聯繫，等待接應。由陝甘寧邊區移駐東北的延安炮兵學校已經抵達瀋陽。朱瑞校長指定曾經在蘇聯東方大學軍事訓練隊坦克專業技術班學習過的孫三、劉大祥專事收集日軍遺棄坦克的工作。軍政幹部學校的毛鵬雲也在瀋陽地區搜集坦克，並彙集在一起。炮兵學校得知高克被困在小轎子屯，立即派遣劉大祥帶領一個警衛排前來接應，高克帶領最早收集到的一輛坦克安全到達瀋陽東郊炮兵學校駐地馬家灣子。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一輛坦克。
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在炮兵學校設一個坦克大隊，以培養建設裝甲兵的人才。東北人民自治軍司令部命令各部將搜集到的坦克、器材、油料和技術人員，集中到炮兵學校統一使用。據此，炮兵學校於1945年12月1日，在馬家灣子駐地召開會議，朱瑞校長宣布成立坦克大隊，孫三任大隊長，毛鵬雲任政治委員，高克、霍舒亭、劉大祥任副大隊長。全大隊30餘人，1輛坦克（四平搜集到的坦克未運到），隸屬炮兵學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一支坦克部隊誕生。東北坦克大隊成立後，於當月移駐吉林省通化縣。
為確保在四平搜集到的坦克、器材不被破壞，彭真和東北人民自治軍第二政治委員羅榮桓於12月4日給吉林軍區副司令員萬毅發電：「由四平運至西安之4輛坦克，望設法用火車運至通化。」吉林軍區按電示，令保安第3旅派人護送。霍舒亭率領的車隊於12月中旬順利到達通化，編入坦克大隊。與此同時，坦克大隊在撫順、鐵嶺一帶又搜集到柴油、汽油、機油等300餘桶，也運到通化集中。這些坦克、器材、油料，為東北坦克大隊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初步的物質基礎。
1946年2月3日，通化發生殘餘日偽人員叛亂事件，留在坦克大隊的部分日偽人員企圖開出坦克參加暴動，幸被及時發現，予以制止。這一事件極大地震動了全校，使上下普遍意識到由戰鬥骨幹掌握技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為此，炮兵學校立即抽調30多名學員到坦克大隊學習技術，並吸收少數修理工人參加，迅速建立一支可靠的技術隊伍。此時，全大隊已有80餘人，日式坦克5輛，履帶牽引車8輛、汽車22輛，經過軍事技術訓練具有了一定作戰能力。1946年5月，坦克大隊轉移到黑龍江省寧安。7月，移駐東安，接收了西滿軍區移交的坦克9輛、汽車2輛和牡丹江軍區移交的坦克6輛，改稱戰車大隊，下轄3個坦克隊和汽車隊、警衛連、材料庫、修理廠，全隊400餘人。有各型坦克20輛、牽引車10輛，裝甲車和汽車30輛。全體指戰員在器材短缺、情況多變、人員分散、教材、教員都難以保障的艱苦條件下投入了戰備整訓，克服重重困難，學技術、練戰術，為今後遂行作戰任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6年4月初，吉遼軍區所屬部隊及第7師包圍了由偽軍和地主武裝改編的國民黨軍佔領的長春，發現孟家屯有一批被蘇軍撤離時炸毀的大小日式坦克約80輛。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兼吉遼軍區司令員周保中，特請曾在蘇聯東方大學軍事訓練隊坦克專業班學習過的蔣澤民負責檢修坦克。蔣澤民帶領10名解放過來的坦克修理工和汽車駕駛員，經反覆查找，從破爛坦克堆里選出兩輛尚未完全炸壞的坦克，苦幹七、八個晝夜，於4月12日修復了一輛坦克。隨即又在解放人員的指引下，挖出了坦克所缺的機槍4挺、57炮身4件以及這些槍炮所需的彈藥。
14日凌晨，蔣澤民帶著修好的坦克和4名乘員由孟家屯開到長春東郊的二道河子，此時東北人民自治軍已將長春圍得水泄不通，攻城戰鬥正在進行中。周保中司令員看到修好的坦克，高興地前後左右觀看，並指示沒有他的命令不得擅自出動，只有在攻城遇到堅固障礙時坦克才能投入戰鬥。蔣澤民了解到，長春守敵為原偽滿軍「鐵石」部隊的殘部，現在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地下先遣軍」，又收羅大批偽滿時期的警察、憲兵、特務和地痞流氓，擴編成一些雜牌部隊，加上我軍推進長春時逃到市內的地主武裝，總數約三萬多人。這些敵人雖然沒有多少實戰經驗，但依託城區建築物防守，仍有一定戰鬥力。吉林軍區77團1個營在二道河子西北的宋家窪子附近合圍一個地主大院的敵人，久攻不下。蔣澤民奉命帶領坦克配屬該團增援部隊前往加入戰鬥。第一次攻擊開始後不久，由於槍炮發生故障而被迫撤出戰鬥返回二道河子。下午三點鐘，槍炮、彈藥重新檢修完畢後，蔣澤民率坦克掩護步兵沿原路對大院發起攻擊。4發炮彈準確摧毀4個暗堡殲滅了大部分敵人，少數殘敵逃到鐵路大橋下，被長春軍分區司令員曹里懷指揮的部隊全部消滅。
為了適應坦克部隊參戰的需要，1947年10月初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發出命令，以戰車大隊為基礎擴建戰車團，任命孫三為團長，毛鵬云為政治委員，李自群為參謀長。團機關設司令部、政治處、供給處和衛生處。受客觀 條件限制，軍事工作和技術工作沒有分開，沒有專設技術部門，行政領導既管作戰訓練也管技術工作。全團編戰車第1、 2、 3連、警衛連、修理工廠，共500餘人，坦克20輛，牽引車10輛，裝甲車和汽車30輛。1948年4月，由東北炮兵司令部撥來學員200名，建立了第4、5、6戰車連。牡丹江軍區獨立2團調來幹部、戰士200名，成立了第7、8汽車連。從東北軍政大學遼東分校調來79人，組建機械連，隸屬於修理工廠。由於連隊增多，為加強領導方便管理又成立了3個營部，使全團指戰員達到900多名，有坦克20輛、牽引車10輛、裝甲車和汽車40多輛。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組建的第一個戰車團，在裝甲兵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戰車團成立後，認真進行整軍備戰。全團進行土改教育，開展訴苦運動，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幹部、戰士的政治覺悟有了很大提高，決心殺敵立功。為提高全團戰備水平，戰車第2、 3連先後到東北廣大地區搜集到坦克車體20餘個，坦克發動機13部，各種器材、零件40餘車廂。修理工廠對全團車輛尤其是第1營的每輛坦克進行認真檢修，保證隨時參加戰鬥。1948年6月至9月上旬，全團又開展了大規模的軍事技術訓練，除實彈射擊外，主要是演練連排進攻戰術，尤其注重了野戰中的村落進攻和城市攻堅中的巷戰，以及如何以火力支援和掩護步兵進攻、怎樣和步兵、炮兵、工兵搞好協同的問題。從而為遼瀋戰役作好思想上、技術上和軍事上的準備。
遼瀋戰役勝利結束後，東北戰車團奉特種兵司令部命令，在瀋陽改編國民黨軍東北裝甲團和戰車3團1營的兩個坦克連，一個汽車排，共接收各型坦克21輛，裝甲車103輛，運輸汽車20餘輛，人員1040名。同時調來北滿二線兵團獨立第2團700人，大連汽車學校180人，東北軍政大學400人。由於裝備、人員增加，根據東北野戰軍總部指示，11月30日，以東北戰車團為基礎，增建裝甲團和教導團；並以松江前方指揮所為基礎，從遼北軍區和戰車團抽調部分幹部，於1948年12月10日成立裝甲部隊指揮所（後改稱戰車指揮所），隸屬於東北野戰軍特種兵司令部建制領導。指揮所機關編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給部，孫三任參謀長，牟永春任政治部主任，下轄戰車團、裝甲團、教導團及直屬分隊。戰車團轄2個戰車營6個戰車連，1個汽車營及警衛連、修理工廠，團長丁鐵石、政委毛鵬雲；裝甲團轄3個裝甲營7個裝甲連及保養連，團長鬍鑒、政委張興；教導團轄2個學員營及警衛連、保養連，團長李國華、政委黃彬森。戰車指揮所及所轄部隊共4000餘人，坦克87輛、裝甲車106輛，汽車150輛。
第四野戰軍戰車師成立
1949年2月，根據中央軍委命令，以東北特種兵戰車指揮所部隊為基礎在天津組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個戰車師，隸屬第四野戰軍特種兵司令部建制領導。師部由戰車指揮所機關和大連汽車學校機關合併組成。調第44軍副軍長曾克林任戰車師師長，野戰軍政治部副秘書長楊永松任政委，遼北軍區副司令員趙傑任副師長，大連汽車學校校長李國華任副師長兼教導團團長，孫三任參謀長，牟永春任政治部主任。師機關設司令部、政治部、供給部和衛生部，下轄戰車團、裝甲團和戰車教導團，沒有設立專門的技術工作部門。
1949年3月14日，戰車師在丰台收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國民黨戰車第3團2營、3營（欠7連）共1484人，坦克60輛，汽車173輛，特種車10輛；收編了國民黨裝甲汽車營第6營289人，裝甲車37輛；收編了國民黨高炮3團1個高炮連92人，37高炮6門，牽引車6輛。改編後的戰車師共5500人，坦克120輛，裝甲車143輛，各種汽車和工程車370輛。所轄戰車團、裝甲團、教導團在人員和裝備上都得到了充實和加強，戰鬥力有了進一步提高。
所屬各團編製如下：
戰車團：轄2個戰車營6個戰車連，1個汽車營3個汽車連及警衛連、通信連、運輸連、高炮連、修理工廠。全團2200人，坦克100輛，高炮6門，高射機槍12挺，汽車和工程車200輛裝甲團：轄3個裝甲營8個裝甲連及警衛通信連、運輸連、保養連。全團1400人，裝甲車143輛，汽車40輛。教導團：轄2個學員營6個學員連及警衛連、修理工廠。全團1400人，坦克20輛，汽車110輛。1949年4月18日，中央軍委頒發特種部隊番號，該師暫稱第四野戰軍戰車師，所轄3個團依次稱戰車第4、5、6團。第四野戰軍戰車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組建的第一個戰車師，是當時人民裝甲兵的最高戰術單位。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開始向裝甲化、機械化邁進，是裝甲部隊發展路程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綜上所述，即便是到東北全境解放與三大戰役結束後，四野戰車師坦克數量也不過百餘輛，而且多為繳獲，楊奎松老師所說的600輛坦克的數據的確很不靠譜。楊奎松老師的書一貫以史實資料豐富翔實著稱，但是楊老師對某些專業向的資料缺乏專業性的辨識能力，所以容易導致史料分析出錯，這也是正常不過。楊奎松，當今黨史第一人，此稱號絕無溢美之詞，檔案，史料涉獵之廣，著作，論文發表之多，（這裡要說下，以防有保證思想的人出現，論文發表均是歷史界核心期刊並非數多而質低者），其與沈志華的專著就可以重寫20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的歷史。
楊奎松的書我基本上都看過，說說的我感受吧。第一，好看，精彩，史料翔實，在我心目中僅次於沈志華而高於楊天石。第二，觀點較為中立客觀，不過有些地方可能是為了矯枉而過正了，對tg的觀點有些地方過於牽強附會，印象比較深的一個就是恩怨一書前面說了蘇聯給了多少飛機坦克大炮，後面就引用周相的電報說東北極為缺乏重武器…然後結論是蘇聯援助是灰常重要的…還有一個是西安事變新探，證明了半天tg與西安事變發生的關係，最後結論是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然而這個不需要你來證明，誰都知道tg對各個軍閥包括蔣公都是大力滲透的，要證明西安事變是tg指使的，最重要的就是tg有沒有預案西安事變怎麼處理？而tg的反應很明顯根本沒有這個心理準備，當然不可能是他指使的。瑕不掩瑜，在檔案進一步開放之前，楊奎松仍然是歷史愛好者入門首選(之後可能會是他或者是別人寫出更好的書來)，我非常喜歡看完一遍他的書再對照他的引用去查我能找到的原文來看史料，除了他還有沈志華，向二位大牛致敬。
乾脆把我自己的兩個評論拿出來好了：
1.雖說應當客觀地容錯糾錯，但是這麼著名的拿了那麼多頭銜那麼多資金的大學者出這些錯誤，我覺得是不太合理的，如果是普通碩博講師出這樣錯，搞不好刊物都直接拉他黑了。
2.楊教授和沈教授兩個人如出一轍的最大問題就是，他們一方面把學術問題政治化，一方面又稱這是單純學術問題。居心叵測什麼的確實談不上，但是他們無意之中搞出的雙重標準，實際上也是自己的失誤，因此引起批評也是正常的。我們不是要批評他的學術功底和學術態度，而是要批評他們自己的這種非學術的雙重標準和他們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偏差。
總結：該批評要批評，如果說因為他們確實學術做的好就不容批評不容置疑，甚至把批評者和質疑者都套上意識形態的帽子批判一番，那才是學術壟斷和符號暴力呢。
再加一句嘛，千萬不能迷信權威，迷信學術權威本質上也等於個人崇拜的。事實上我們細心考量，會發現很多學術權威他脫離了自己的領域，其實一些非學術的觀點根本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簡直是毫無道理。因此由歷史所引申出的政治觀點，我們也一定要細心考量的。打個類比的比方：如果說長期做政治學理論的比如楊光斌，他談民主，基本上就是有學理依據的，一個中文系或者歷史系的如果出來談類似的政治問題，往往就會產生偏差了。又如，甚至比如劉瑜，她講民主問題也是有依據的，但是結論不一定對。楊、沈二教授是不是也有類似的問題呢？
我對楊奎松的定位是「歷史考據家」。的確，他很勤奮，做了大量的考據。但歷史學家不是那麼好當的，不是說搜集一些電報、搞些解密檔案，就搞清了歷史脈絡。
好的歷史學家，要有洞察力，要懂政治和哲學，這樣才能穿透迷霧，看清歷史的邏輯。否則，就只是個歷史材料的搬運工。當歷史學家，也就不用天分、只要勤奮即可。楊奎松，擅長考據，但洞察力很差，這從他對歷史大事件的機械理解可以看出來。
其實，楊奎松非常象某些「民國大師」，乍一看，此人學識淵博，歷史事實信手拈來，但始終只能處於精於術而荒於道的層次，所以，為什麼自晚清到民國，看似大師輩出，卻個個百無一用，怎麼也探索不出救國興邦之道。說穿了，這些大師不過是些迂腐文人，與真正的智者一比較，就能明白這些人迂在何處。
矮子里的高個吧。中國古代史，無論是先秦還是唐宋，高人遍地，大師橫行；近代史呢，不管是高華、楊奎松、沈志華，都有不少被人吊著打的缺陷。仔細想想，應該是政策導向問題，有意無意中研究古代史的專業人士遠多於近代史，所以古代史競爭之下出人頭地的都是大牛，而近代史就只能「要啥自行車」了。
這學期選修了一門他的課，是隨意選的，結果挺驚喜。不是學歷史的學生，之前對兩岸關係沒什麼認識。第一節課聽他講了大致的歷史框架，覺得收穫頗豐（好吧是我知道的太少了）。說說這位老師給我的印象吧：瘦瘦高高的中年男子，站得很直。臉是很乾凈很素的白色，沒有多餘的表情。開口講話，聲音平和清晰，不快不慢地從容地說著。目光平和鎮定，沒有見過他的笑容但感覺還是親切的。對我們這些幼稚的學生沒有任何的傲慢與敷衍。那些玩笑的、討巧的、激烈的、聒噪的行為跟他毫無關係。總體有一種「靜水流深」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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