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對待政治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01-07

是浩劫後的無奈和緘默，還是沉默的諷刺，還是什麼？

錢鍾書先生一生迴避政治，正合其字」默存「的含義，如果以錢鍾書生平為線索，慢慢梳理一下，我們會看見一些微妙的東西。

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錢基博先生有一篇《自我檢討書》，裡面有這樣一段：

我興趣在教學，而不喜攬事權，然事涉全校利害，未嘗以事不幹己，置身事外；而恫心怵目，尤用吾全力斡旋的，是大學的黨獄!當國民黨得意時候，大學的學生，往往有些受政府或黨的金錢津貼；做特務工作，監視同學，按月報告；有的因邀功，有的為挾嫌，常常無事生風，興起黨獄，被捕累累，其中真正有政治嫌疑的，據我旁觀的眼光，不知十成中有幾成!一次最多的，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海各大學，被捕二百多人；那時，我在光華大學，一天，是冬至的隔夜，夜間十二時，電燈熄，我已上床，聽得足聲歷落；旋有人叩吾房門；開視，乃吾兒子鍾書，披衣赤足，低聲說：「張傑被捕!」張傑，是附中國文教員；鍾書，是大學英文講師；兩人同住吾隔壁房間，對面床；據稱：「正將入眠，聽得房門鎖響；疑為竊賊，叱問。乃門開；見一人持手槍，一人持手電筒，揭帳問『你是什麼人?』一聽是『錢鍾書』；就轉身喝張傑起，背綁而出。」我叫鍾書相陪去看附中主任廖世承，去到樓底頭，有一人持手槍喝禁，不許動。到天明，乃知上海各大學一夜捉人不少；光華則張傑以外，有民眾夜校主任薛熾濤，和男女學生十四人；尤可笑者，中有一女生陸姓，在我班上有課，耳微聾，見人羞縮，而也當政治犯捉!

民國二十二年，就是1933年，是年錢鍾書23歲，已經從清華大學畢業，在上海光華大學教書，兩年後將赴英國留學。更早的文獻資料中，已公開的部分，除了一以貫之的「憂世傷生」，筆者未讀到更具體的其與政治的交集。

下引《中書君詩初刊》（1934年，未刊，轉引自《錢鍾書與近代學人》）中一首詩：

《傍晚意行/至一家園/貧兒三四/拾枯枝敗葉/見人來/皆驚起》
水窮雲起足盤桓，秋色丹黃秀可餐。
落葉翩翻鋪徑厚，微軀掇拾滿筐難。
一炊不作來朝計，百結還憐鄉晚寒。
撲栆饋桃遺意在，未須驚怪數相看。

吳忠匡在《記錢鍾書先生》中轉述了錢鍾書自己的回憶：

十九歲始學韻語，好義山、仲則風華綺麗之體，為才子詩，全恃才華為之，曾刻一小冊子。其後游歐洲，涉少陵、遺山之庭，眷懷家國，所作亦往往似之。歸國以來，一變舊格，煉意煉格，尤所經意，字字有出處而不尚運典，人遂以宋詩目我。

上引的這首詩作於游歐洲之前，但與李義山、黃仲則的」才子詩「區別非常明顯，這也是其早歲（戰前）觀察社會的心理寫照，如果只講錢鍾書是不聞窗外事的學究，明顯不妥。拋開專註學問的錢鍾書不談，「憂世傷生」的錢鍾書在23歲直面了一次國民黨抓學生的事件，因錢鍾書的日記至今仍在楊絳手中，未被公開，故我們無法得知此抓捕事件在錢鍾書的經歷中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心理變化，但是，其父錢基博的態度是明顯的，上下文已經將他的憤怒、嘲諷表現了出來，那麼當時的錢鍾書的情緒想必也不會離得太遠。

錢基博與蔣介石是有交集的，而錢鍾書與蔣介石的交集，有多種傳聞，有說錢給蔣做過翻譯，有說給蔣翻譯過著作，但是，這些傳聞均出自五六七十年代的舉報材料和大字報一類的東西，雖然至今無人查實，但其可信度極低。（可參見謝泳《雜書過眼錄》中《錢鍾書與清華間諜案》）

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錢鍾書曾有機會面見蔣，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寫過，1946年後，錢鍾書曾任《書林季刊》主編，往返於南京和上海之間：

鍾書每月要到南京彙報工作，早車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來了，我喜出望外。他說：」今天晚宴，要和『極峰』(蔣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來了。

順便提一句，畫家黃永玉寫過一篇《悼念錢鍾書先生》，有這樣一段：

四人幫橫行的時候，忽然大發慈悲通知學部要錢先生去參加國宴。辦公室派人去通知錢先生。錢先生說：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麼，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起不來？」
　　「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錢先生沒有出門。

這裡提一下《錢鍾書生平十二講》一書，此書從各個方面具體的梳理出錢鍾書的人生軌跡，並且重點分析過錢鍾書在49年以後的政治問題，不過在49年以前，還有一個問題繞不過去，那就是抗戰。

錢鍾書1938年回國以後，先在昆明教書，後又去湖南，1941年困居上海，生活一度陷入困境。1943年，錢鍾書寫下了《故國》一詩：

《故國》

故國同誰話劫灰，偷生坯戶待驚雷。
壯圖空說黃龍搗，惡讖真看白雁來。
骨盡踏街隨地痛，淚傾漲海接天哀。
傷時渾托傷春慣，懷抱明年倘好開。

其中典故甚多，比如韋莊《秦婦吟》：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再比如季槐《弔文丞相》：此生豈分黃冠老，舊讖先愁白雁回。此外，《孟子·梁惠王》中便已說過：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當年梅貽琦「大師之謂」即襲用此句）

錢鍾書對抗戰時局的態度（悲哀、失望、不餒），藉此而出。

49年前夕，錢鍾書等一批學人面對走還是不走的問題，湯溢澤在《透視錢鍾書》一書中借題發揮，惡語相向，筆者不引用，此處引用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劃成右派》（轉自《大公報》）中楊絳先生語：

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

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即已寫過：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據聞上海解放前夕，某高層曾私下向上海文學界承諾善待知識分子，楊絳與錢鍾書夫婦亦收到此言。49年錢鍾書確實留下了，並且去了北京教書，此後只講三點：60年代前後，90年代，98年。

50年代翻譯《毛選》，60年代翻譯《詩詞》，期間錢鍾書受到的待遇明顯高於一般知識分子，下面轉引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一段：

鍾書當初被推薦翻譯***選集的消息剛一傳出，一位住在城裡的老相識，清華校慶時過門不入，現在卻馬上雇了人力車專程來祝賀了。鍾書惶恐地對楊絳說：「他以為我要做『南書房行走』了。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附南方周末 - 聽楊絳談往事

很多人批評錢鍾書成為御用翻譯，事後錢鍾書自己解釋過這個問題，以下引用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

默存先生是坐我開的車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們有機會聊天。僅僅隔了四、五個月，我覺得已能無所拘束，即興而談。大陸上學術界的冰層似乎已開始融化。外面流傳了很久的一個說法是他擔任了***的英文秘書。我為此向他求證。他告訴我這完全是誤會。大陸曾有一個英譯***選集的編委會，他是顧問之一，其實是掛名的，難得偶爾提供一點意見，如此而已。

此間錢鍾書對政治的態度，可用1955年《重九日雨》作註：

佳辰未展興先闌，泉下尊前感萬端。
筋力新來樓懶上，漫言高處不勝寒。

1957年的知識分子運動，錢鍾書也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

《赴鄂道中》（二首）
奕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應褪凈，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
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

為表示中立立場，以下轉引蔣寅先生《錢鍾書的道義擔當及其他》部分內容：

作為大師，我認為錢鍾書缺乏應有的文化和道義擔當。這麼說是有眾所周知的特指背景的。有無文化和道義擔當，不僅是衡量大師的重要標準，也是判定一個文化人是否具有知識分子品格的基本尺度。關於錢鍾書的缺乏道義擔當，我曾在《對〈如何評價錢鍾書〉的幾點「聲辯」》中有過陳說。「其實這個問題，只要看看胡適日記，看看1921年6月3日警察在新華門前打學生，胡適做了什麼；再想想***讓陳寅恪當歷史所所長，陳寅恪提的條件是什麼，結論就很清楚了。」拙文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這些無名無望的年輕學人，已做了自己該做的事，但像錢鍾書這樣負一時眾望、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卻沒有做他應該做的事。這決不是大師應有的品格。

再轉引一段：

說白了，錢鍾書的處世原則也就是傳統處世哲學——明哲保身，高蹈避世；亂邦不入，危邦不居；遠離權力中心和政治漩渦，躲進小樓成一統。作為個人生存方式的選擇，這無可非議，我甚至曾很欣賞。但這決不能成為我們放棄道義擔當的正當理由和當然選擇。如果文化人群體都奉明哲保身為處世原則，默認社會的一切黑暗和不公正，社會就永遠不能進步。

這批評的是錢鍾書在六七十年代前後的問題，也是很多人不滿之處。

接下來就是八九年的事了，《槐聚詩存》在1989年只收錄了一首詩：

《閱世》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難燃溺後灰。
對症亦須知葯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此書已被多人做過注釋，詩中用典甚多，含義自明，諸君若有興趣可百度查看。

筆者這裡想引用兩人的記述，一是上文提到的余英時，還是在《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中，有這樣一段：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為人多，分成了好幾處，我們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費孝通先生幾位，大陸來的貴賓們談興很濃，但大家都特別愛聽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就我記憶所及，客人們的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他們幾十年來親身經歷的滄桑，特別是知識分子之間彼此怎樣"無情、無義、無恥的傾軋和陷害"（見《林紓的翻譯》）。默存先生也說了不少動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聞海內外的頭面人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吳晗的事。大概是我問起歷史學家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有人說了一些前因後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著費孝通先生說，"你記得嗎？吳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大意如此）回話的神情和口氣明明表示出費先生正是當年受害者之一。費先生則以一絲苦笑默認了他的話。剎那間，大家都不開口了，沒有人願意再繼續追問下去。

在這次聚會中，我發現了默存先生嫉惡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淵明一樣，他在寫《歸園田居》、《飲酒》之外，也寫《詠荊軻》、《讀山海經》一類的詩。試讀他一九八九年的《閱世》：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難燃溺後灰。
　　對症亦知須葯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不圖牘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箋釋他的詩，以免"矜詡創穫，鑿空索隱"（《槐聚詩存.序》）之譏。讀者可自得之。

二是李慎之，以下是《送別錢鍾書》的文字：

錢先生在為楊絳的《幹校六記》寫的小引里自稱是個"懦怯鬼"，······《管錐編》出版以後，錢先生這才"聲名從茲大，汩沒一朝伸"。但是他還是守素抱朴，閉門著述。在80年代又增補了他40年代的舊作《談藝錄》。同青年時期一樣旁徵博引，闡幽發微，使篇幅擴大了一倍。
······
據在清華低他一班的同學施谷告訴我，鍾書當年在清華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如此少年高名，出國回來就破格當上了西南聯大的教授，但是解放以後，就深自謙抑，遠避名利。30年間，在中國大陸幾乎無人知道錢鍾書的名字。同學少年當了大官的，他從來不去串門，到了晚年都是別人去看他，他則只是到別人彌留之際才去醫院探望一下，以盡年輕時的交情。
······
因為錢先生歷來認為朝市之學必成俗學，有不少後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但是對人民的關懷與對祖國的關懷，一直在熬煎著他的心。
　　九年前的夏天，長安街上的鮮血大概還沒有沖洗乾淨，我去看他，他給我看了新寫的一首七律，寫的是：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難燃溺後灰。
　　　　對症亦須知葯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們相對黯然。這就是他後來收在《槐聚詩存》中1989年唯一的一首，題目就叫《閱世》。
　　我相信海內外無論什麼樣的有識之士，對中國的命運無論作什麼樣的推測與分析，也不會超出錢先生的卓見以外 --"對症亦須知葯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1998年，長江洪水。1999年，錢子謙在《「天賦通儒自聖狂「》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

敏澤先生告訴我，我國前些年連續遭受特大洪災，而人民能安居樂業，錢先生說：「這在舊社會是難以想像的。」

以上。

其實錢鍾書先生本質就是一個大學究。（無貶義）這點可以從他做出《管錐篇》，《談藝錄》，《宋詩紀事補正》看出。上世紀30到50年寫成了《圍城》，《談藝錄》等作品，在那段時間政治非常寬容（相對於60年代），但是錢也依然沒有參政議政，此外錢從1940年起回到上海專心做學問，那時候的上海是敵占區，如果錢有什麼政治理想的話斷然不會那個時候回到上海做《談藝錄》的。而進入50年代後，錢也沒有任何試圖干預政治的記錄，而在文革期間他被整也只是因為《宋詩紀事補正》中的一些措辭。 [1]

所以，我個人認為錢離政治非常遙遠，而且錢並沒有政治敏感，否則的話，他在文革就不會被整了。政治對於錢來說，什麼都不是。他就是一個純粹的做學問的人。

PS：對比一下錢和胡適先生的生平就可以看出其中區別。

[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2%B1%E9%92%9F%E4%B9%A6

個人有個人處世立身之法，蔣寅先生的「以點概面，道德綁架」，我非常不屑。

樹欲靜而風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