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取得庚子賠款的留學生究竟有多優秀?
前段時間在書上看到過近代中國有幾批學子通過庚子賠款出國留學,並有許多在學成回國後對國家做出了很大貢獻,可具體內容書上沒有寫,所以想知道當時的庚款留學生究竟有多優秀,放在現在又是什麼水平?
贊同 @林沖 的說法。我先介紹另一批成材率更高的留美學生:中國留美幼童信息和名單 詳情自己點進去看。
大清留美幼童從1872年開始,一共派出四批120人,回國且活到中年以後的不到100人。就這八九十個孩子,出了清華校長、北洋大學校長、交大創始人、外務尚書、內閣總理、海軍元帥、交通部長……等一大批顯赫人物。
還有幾十個人的頭銜不算扎眼,無非是艦長、工程師等技術幹部,可你覺得那時艦長是今天的艦長?那時的工程師是今天的工程師?甲午年中日雙方各出動十幾艘軍艦,就是決定東亞霸權的國運之戰了。這艦長放到今天起碼是分艦隊司令,海軍中將(浪速號艦長即東鄉平八郞)。那些未活到中年以後的幼童,最多的死因正是是甲午戰爭和馬尾海戰(如鄧世昌的大副),若非在兩場必敗的戰爭中犧牲,他們一定有更輝煌的前途。至於工程師,第一批名單中有個叫詹天佑的,也列在技術人員名單……這批人物優秀不優秀?比30年後的庚子留美學生強不強?他們出頭是因為天賦過人、讀書拚命嗎?從概率論來說,應該不是……容閎:唯一全程參與近代史的中國人赴美前,學生的家長必須簽訂志願書,書中載明自願聽其子弟出洋留學15年,15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災害,政府都不負責等內容。1871年容閎等就開始了緊張的招生工作,但是,由於當時風氣未開,大多數人認為西方是蠻夷之地,而且送自己的子女出國須畫生死押,許多中國家庭都不願冒這一風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容閎還沒有招夠30名,不得已只好到香港才招齊了這個數目。
簡而言之,這120人根本不是千挑萬選的精英,而是容閎連哄帶騙湊出來的草台班子。在最開放的上海都招不到30個人,容閎只能回老家想辦法。結果120人包括83個就近招募的廣東人,其中容閎的香山縣老鄉就有39個。從籍貫數據來看,你現在到幾個縣挑一批中上等的小學生,天資和努力程度應該和這批留美幼童差不多——或者更好,因為當時科舉還在,書香門第會想方設法把優秀子弟從名單中撤出來——要考功名啊!就算是貧苦人家,一旦想到讓孩子到洋人的地界住15年,往往也會在簽約後反悔。容閎把美國吹成了天堂,再搭上個人的面子,最後還要拿出官威嚇唬家長賠付學費,這才把120個走投無路的小孩送上了去美國的客船。你覺得他們的天分、性格、努力程度能有多高?更不要說他們多數人根本沒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大清反悔了。第一批22個耶魯生,僅有詹天佑等兩人畢業就被全部召回,後面幾批大多隻讀到中學就被迫回國。克服了官方的障礙後,留學又面臨著民間的阻力。按照規劃,決定挑選120名12歲左右的學生,分4年派赴美國,每年30名。但官方出錢派人到美國留學,竟然無人願去!當時人們仍認為只有讀四書五經、由科舉當官才是正途,國內的新式學校本只能招收到沒有地位身份的窮人家子弟,出洋留學更被認為是有辱門楣之舉,被所有人恥笑,略有錢財的家庭都不願子弟出洋留學。所以,第一批留學生30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滿額。經過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湊足了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學生,於1872年8月中旬從上海啟航赴美,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頁。
其他相關回答:房寧(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
我常聽有人說中國沒大師,說大師都是出在過去。沒錯,我們社科院牆上掛了許多大師的照片,比如王國維、馮友蘭。這些民國大師是怎麼出現的呢?
他們出生在一個大轉折的年代,是一個漢語都徹底變化的年代。他們一方面掌握了許多中國歷史的舊資料,另一方面引入了西方許多分析方法、研究方法,比如馬克思的理論。他們是新人讀舊書,擁有最好的研究機會。只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過去的資料,就是開創性的大師,因為沒人這麼做過。今天的學問還能這麼做嗎?顯然不能了。
不太能同意 @馬前卒 的回答。
本文有點長,答主新混知乎,好多功能不會用,表情圖之類的也么有。為了方便一些人著急看結果(嫌長可以先看結論啦,咱又不是某TV的走進科學)。先把結論提到前面來,方便你我他。
1.清政府官方公費派出的留美幼童,一共大約120人,無論從何種角度和審核標準,無疑是很優秀的。
2.庚子賠款最早的時候資助的,從清華預備學校進入美國學習的學生,無疑是很優秀的。
3.1907年庚子賠款出現之前,有一部分自費去歐美讀書的人,也是很優秀的,比如伍廷芳。
4.1900年前後,張之洞等人以省級公費的方式資助學生出去讀書,歐美和日本都有,其中有很多也是很優秀的。包括後來的革命者吳祿貞藍天蔚等人。
5.後期庚子賠款開始成為雨露均沾的獎學金,只要是正常途徑考上的,也不會很差。
6.很多家裡有錢資助孩子出去看世界學習的,即使不是庚子賠款,也有部分還是優秀的。
7.方鴻漸們的確是存在的。
8.徐志摩張靜江算不算優秀,大概公說公有理吧?
既然@馬前卒 馬老師從1872年的留美幼童以及容閎說起,我們也從這說起。
1854年容閎成為耶魯第一個中國學生,畢業了,1876年,耶魯授予他法學博士的頭銜。
容閎本人是自己選擇考耶魯的,所以考過微積分的人你們造微積分有多難嗎?容閎1850年代就學習而且考了。(好吧這大概不能說明他優秀)
留美幼童一事是曾國藩和李鴻章會奏的,因此是一家國家層面的大事件。其程序是:兩位會奏,兩宮批給總理衙門複議,總理衙門和二人協商修改,之後再將修改稿重新報到兩宮太后那裡,從1871年8月5日會奏,到9月9日拿到或許辦理的聖旨,中間一個多月的時間。一個龐大的帝國的總理衙門和封疆大吏著手辦的事,定不是小事。
那麼這個奏摺是怎麼寫的?最重要的是「聰穎」
開頭是 :兩江總督曾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子弟前赴……
……當此風氣既開,似宜亟選聰穎子弟……訪選各省聰穎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十五年後,按年分批回國……
所以,聰穎是必須的條件。
很多人覺得從小是看不出優秀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對於小孩,聰穎就是有優秀的可能了。
對於聰穎怎麼選擇?要求「曾經讀中國書數年,其親屬願意送往……攜至上海公司考試……資性聰穎並稍通中國文理者,即在公司贊助,否即撤退……」
可見,聰穎還得通文理,而且還得考試,考試不過關的要甩掉的。
中國父母不願意送孩子出門,是人之常情,大部分人不知道美國在哪裡,而且15年不能見面,讀書吃飯穿衣以及住哪裡都是半軍事化的管理,重要的是「具結」等於生死狀了,孩子如果死了,父母不能耍賴。換到現在,估計也還是有大部分父母不願意交出孩子的。
至於 @馬前卒說的草台班子一說,也不太恰當,因為在執行的過程中,需要學生「身家清白,品貌端正,稟賦厚實,資質明敏」,身體殘弱廢疾的一概不要。最初定留美學生的時候還想過招收15-20歲的,因此要求15到20的除了文理通順的,還要粗通洋文,略解翻譯。
這就要求孩子的社會關係要好,1870年代的南方,一定不能和太平天國有瓜葛;以曾國藩的個性,選人的時候定要有自己的挑剔方法,比如在預備學校階段,還要把最暴戾,最鄙小,最愚鈍的再剔除一遍。
原本計劃可以招收15歲以上的,後來掐指一算,15歲以上的出去15年,回來正好是父母年老體弱的時候,按傳統文化的孝道,父母死了,孩子要三年以上「丁憂」,那麼就耽誤報效國家了。因此最終選擇都是15歲以下的。
還有一條,如果覺得孩子名字不好,父母是要給孩子換名字的,而且小小年紀,都要有名有字。各位,你們的名,字,號可都有?
在這種標準選出的小孩……會算草台班子嗎?
這120幼童中,廣東的84人,江蘇的22人,浙江8人,安徽3人,福建2人山東1人。廣東孩子中有39個是香山的,香山是著名的僑鄉啊;開風氣之先。
包括容閎就是最早得以進入教會學校讀書的人。還有一條比較有趣,有31個孩子父親的職業和「洋務」有關,可見,思想和眼界以及開化程度有多重要。
事情到了1881年,朝廷要提前召回留美學生,當時的情況的確不太好,1882年有100多學生返回,其中60%以上剛剛開始上大學,有3個拿到學士學位,還有3個死在美國。當然還有10多人,念在「天高皇帝遠」留在美國繼續學習了。
這個召回的決定下來的時候,其實在米國也產生了一定範圍的震動,當時有一份請願書上有上千人簽名,包括馬克吐溫在內,都覺得這個決定是錯誤的,哦,請願書是耶魯大學波特校長主謀,斯密斯學院校長以及一些教會的牧師也參與。還有人因此驚動了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以至於格蘭特給李鴻章寫信,當時美國的駐華大使,前密歇根校長詹姆斯安格爾也被要求參與此事,甚至希望他把請願書交給李鴻章。
好了,李鴻章的態度呢?
容閎回國之後,到天津找李鴻章彙報工作,李鴻章問他最後為什麼同意學生被強行召回?
李鴻章本人的觀點是,希望學生留下來繼續完成學業,而容閎因為怕背負賣國的罪名,對李鴻章心有怨念,說「離得那麼遠,為哪知道你腦子裡想什麼?」
擬定場景的對話真實的狀態應該是這樣:
李:你妹的你傻啊?咋讓他們都回來啦?這麼多年努力白瞎啦!
容: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蟲,我咋知道你特么的怎麼想?
李:你,你,你蠢死算啦,一點默契都沒有還腫么做好基友?
這120名留美幼童包括:唐紹儀,梁如浩,詹天佑,梁敦彥,鍾文耀,黃開甲等,其中,22人考入耶魯,其餘多人考入哥倫比亞等著名大學。為什麼耶魯學生寫那麼多,是因為-答主自己喜歡耶魯啊。
其實除了耶魯外,留美幼童好多也考入了哈佛啊麻省啊,哥倫比亞大學。比如麻省有8個人,謝耳朵的學校,100多年前,錄入人名好麻煩,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找我,給你們發資料。
囿於手上資料有限,得到考入耶魯的人名單大概如下:
詹天佑,歐陽庚,容揆,黃開甲,梁敦彥,鍾文耀,蔡紹基,唐國安,譚耀勛,李恩富,容星橋,曾溥,劉家照,陳佩瑚,陳巨溶,陸永泉,祁祖彝,盧祖華,徐振鵬,錢文魁,鍾俊成。還有一位張康仁,因為史料的關係,有時候他被認為是耶魯生,有時候被認為是哥倫比亞畢業,是因為他考上的是耶魯,但是被招回後自己跑回來從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但是無論如何,都是極好的學校。在以考試和學習作為優秀標準的時候,如果耶魯、麻省和哥倫比亞還不夠優秀,那麼還能說啥呢。
除了學業之外,其中一部分人以工作能力,也可認為是優秀的。
唐紹儀考上的是哥倫比亞大學。他是中華民國第一個國務總理,在做國務總理之前先是在朝鮮朝鮮(腦抽筋寫成台灣純粹因為秀逗)很多年(和袁世凱有過工作上的交往)甲午戰前,袁世凱逃離台灣,是唐紹儀手持大刀護送他上船的。
詹天佑小學課本學過,他考上的是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
梁敦彥考入的是耶魯,後來是清朝外務大臣,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找找他的畫和字看看,這個人有點「全才」。
梁如浩考的是各理工學院,名字不好翻譯。他在1908年是外務部右丞,中華民國第一任郵傳部副大臣(沒到崗),1912年短期任了外交總長。
鍾文耀耶魯肄業,後來擔任過滬杭、滬寧鐵路局長,可以原文朗誦色諾分作品選段。
有一個叫張康仁的,耶魯肄業回去考入哥倫比亞,留在美國的,最早在美國執業的華人律師。
蔡紹基後來是北洋大學校長。
還有容揆和譚要勛抗拒召回的,留在美國讀完了耶魯,陸永泉,李恩富被召回後自己又回美國讀完耶魯了。
還有一個耶魯鍾文耀的段子必須說,耶魯和哈佛有划船比賽的傳統,在鍾文耀做剁手的兩屆比賽中,耶魯全勝。多年後,有個傳說是,他和一哈佛生談論划船比賽,哈佛生很懷疑的看著他一個瘦小的中國人,略有蔑視的說:你見過哈佛船隊嗎?
鍾文耀說:沒有。對方臉上的得意還沒升騰完,他接著說:因為他們總在我們後面。
所以如果你沒考上耶魯哈佛哥大,國內又沒有985211,批評留美幼童不夠優秀,個人覺得要求太高了。
另外記得,那是100多年前,美國的教育政策不太清楚,但以一過普通人的眼光,我會覺得100年前的大學應該更難考。
好了,我們說庚子賠款。
官非留美學生(此前的幼童)被召回之後,在1882-1906這段時間內,還是有很多人自費去美國上學的,或者其實是官費去美國上學只是一種途徑,有很多人,比如容閎本人,就以自己的方式去接受新式教育。而容閎之後,1870年之後,這樣的人不在少數。
辛亥後,南北議和中,南方代表有一位伍廷芳,1874年自費留學英國攻讀法學,靠的是倫敦大學,獲博士學位及資格。他就是自費留學的代表。
那是個矛盾的時代,一部分人的知識思想眼界和能力與國際接軌,即使拖到英美國家也不輸於人,而另一部分人,生活在另一種環境里,他們相信刀槍不入,黃紙畫符燒了泡水就能治百病。見到火車還以為是妖怪,要燒香拜佛躲在家裡不敢出來的。教育,好像是其中一個解決途徑。
庚子賠款恰是連接這兩種文化的一個奇怪的紐帶。庚子賠款的出現是因為義和團(就是刀槍不入那群人),而最終,有一部分(大約1000萬兩銀子)被認為是多收的錢,該用來還給中國。但是不能還給政府或者某個官員(道理你都懂),最好的辦法是作為教育經費。
庚子賠款的事情算是比較簡單的,西方人稱為的「拳亂賠款」(Boxer Indemnity),總之是因為義和團對西方各國的賠款。
中國從海關銀等關稅中拿出4億5千萬兩白銀賠償各國,並以各國貨幣匯率結算,按4%的年息,分39年還清。結果美國人覺得要的太多了,於是就有一部分人堅持應該用多收的那部分給中國年輕人提供教育。這個事情在1901年的時候就有人提出,1904年之後廢除科舉,教育成了大問題,而張之洞等人早早就設立公費送學生到日本、歐美去留學了(這個好像是另一個話題,有空再細說)。
(為方便部分信息來自網路)
與此同時,全國上下對美國等過出現過社會性的抵制(現在還有人抵制美貨和日貨,大概從那時候起就從來沒消停過)到了1906年,有美國人就認為,如果給中國年輕人以更好的教育,也許他們就不會那麼抵制美國了。(你可以理解這是安撫,也可以理解,一個人得到足夠的教育,教育導致足夠的視野,就不會做一些蠢事了。)有這個觀點的人中,有一個是當時哈佛的校長查爾斯*艾略特(這個中文名好打,我就不寫英文了,你們都造)。
所以到了1907年,耶魯,康奈爾和衛斯理學院準備提供13(10男3女)獎學金的時候,就有600人參加了考試。
嗯。比公務員考試來看,比例還是不夠拉風。
所以最終的結果是,社會人士,包括宗教人士(明溥)的各種呼籲,老羅斯福總統建議國會做這件千年好事,當時中國的駐美公使叫梁誠,他曾經是留美幼童。積極推動此事。最終羅斯福簽署執行命令的時候,唐紹儀(留美幼童,前面說很多了)邀請了當時在美國學習的100多個學生去白宮參觀和見證。這其中有有日後成為他女婿的顧維鈞。
庚子賠款有一項是用來建了清華學堂,清華學堂最早是留美預備學校,1911-1928年間,有931多人在這裡學習完成考上公費去美國讀書的資格。
1909年,640人參加考試,錄取47人;1910年,考試內容不僅要求數量掌握英文還要能翻譯一段拉丁文或者德文(覺得他們不夠優秀的你,現在英文或者拉丁文水平如何呢,反正我是不行的),結果70人獲得公費資格予1911年坐船去美國。
不過,到後期,因為款項、管理政局變遷等諸多原因,庚子賠款不再是「全方面的官費支持」而變成「資助」了。
換言之,公費的留美幼童連襪子都不用自己買的,(張之洞辦學的公費學校,和庚子賠款無關,但是也可以公費到衣服襪子牙刷都學校發,還給生活費,董必武就在這樣的學校學習過,就這樣還鬧風潮),更別提飲食衣服之類,都是國家置辦發放的,庚子賠款公費入學的早期,學費交通之類由公費,但是生活費中有一部分還需要社會團體幫忙想辦法,而到了1930年之後,庚子賠款變成某種自主性質的獎學金了,每個考上的人可以拿到留學費用需要的一部分,一部分而已。可能是學費,可能是生活費,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魯迅在日本活得比較辛苦。
當然後來因為軍閥混戰,款項管理也有問題,自費的(加上逃亡沒地方去出去混,混成鬧革命的)人員就更複雜了。庚子賠款資助學生和非庚子賠款學生的差異越來越小。開始的時候公費學生和自費學生還是有不同生活圈,不同生活理念的,後來漸漸就互相滲透了--以日本學軍事的同學為最典型。
費用資助的對象放寬的結果,就是考取費用的人比較而言不像之前那樣「全方位」的符合要求了。
即使如此,考取官費(獎學金)的學生也不至於出現方鴻漸那種克萊登大學博士。因為!考試還是要考,而獎學金的發放還是有程序有審批有考核的。
所以:你可以說留美學生素質參差不齊,你可以說庚子賠款前期和後期人員素質有所差別,你甚至可以說,徐志摩、方鴻漸等人都是留美的,沒啥了不起。這些都沒問題。但是你統一說留美學生不夠優秀或者考庚子賠款不優秀,那就不合適了。
以下是重複的結論,為了顯得有始有終。
1,清政府官方公費派出的留美幼童,一共大約120人,無論從何種角度和審核標準,無疑是很優秀的。
2庚子賠款最早的時候資助的,從清華預備學校進入美國學習的學生,無疑是很優秀的。
3,1907年庚子賠款出現之前,有一部分自費去歐美讀書的人,也是很優秀的,比如伍廷芳。
4,1900年前後,張之洞等人以省級公費的方式資助學生出去讀書,歐美和日本都有,其中有很多也是很優秀的。包括後來的革命者吳祿貞藍天蔚等人。黃興是否優秀不說,他也是張之洞公費送到日本學習的。
5,後期庚子賠款開始成為雨露均沾的獎學金,只要是正常途徑考上的,也不會很差。
6,很多家裡有錢資助孩子出去看世界學習的,即使不是庚子賠款,也有部分還是優秀的。
7,方鴻漸們的確是存在的。
8,徐志摩算不算優秀,大概公說公有理吧?
感謝您耐著性子看到這裡,點不點贊兩隨意,不過您點了為會更有動力滴
(本文觀點大多引自 王天駿 所著的《文明夢——記第一批庚款留美生》。)
不是很同意 馬前卒 的回答。簡單談下。
大清留美幼童 和 庚子賠款留美生 在本問題下不好混為一談。
首先,在庚子賠款的時候,當時總攬全國教育大權的張之洞已經吸取了幼童留美失敗的教訓,提出了眾所周知的「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方針。其認為幼童留美送出的學生年紀太小,尚不能把握住中學為本。實際上,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是在二十歲左右的優秀青年人中進行挑選的。
為了選這麼一批人,當時(1909年)的學部和外務部(如今的教育部和外交部)建了個游美學務處,專門組織了一場留學生選拔考試。考試內容涉及國文、外文、歷史、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等等,按照美國大學預科水平出題,以符合美國大學對於入學學生基本知識的要求。
最後選出來的人,也就是第一批庚款留美的47名學生,即是這場考試榜單的前47名。他們大多是籍貫在江浙滬的漢人,從當時的「聖約翰學堂」、「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京師大學堂」走出來的正牌大學生。至於這些學堂什麼來頭,大家查查就清楚了——大致便如當今的清北復交。
當然,彼時中國科舉制度剛廢除不久,科教水平落後世界太多,因此考生的總分整體不高,考試的評判標準也不一定公平,但這不影響考試本身是一場嚴格的選拔。從中脫穎而出的人,放在現在怎麼也是C9級別學校中最積極進取的全才——小勃勃估計榜上有名,而輪子哥可能就差點火候了。
這47個青年人去到美國MIT,Priceton,Cornell,Harvard,Wisconsin等頂尖學府深造,中途沒學下去的只有三個,大多都學成歸來,用行動詮釋了「中學為本,西學為用」,其中部分人甚至標示著中國現代科學中一些領域的起點。從這個層面上講,這批留美生所擁有的「學貫中西、融古通今」的素養以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可能是現在難以複製的。畢竟正如他說:一個人的命運要靠自我的奮鬥,但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
最後按我所熟悉的人物舉倆例子,一是我國第一個留美博士秉志,其為中國動物學的鼻祖,在第一批庚款出來的47人中。還有下面這個高贊回答中提及的葉企孫(歷史上有哪些成就頗高但鮮為人知的人?),也是後來一批(1918年)庚款出來的留學生。
1872年8月,第一批幼童30人從上海港乘船出發前往美國。其後三年,1873、1874、1875每年各有一批,共120名幼童(年齡在10—16 歲間)到美國留學。留學年限定為15年,另加2年遊歷以驗所學,加上行前在上海預備學校肄習一年中西文,共計將近20年時間。史稱「晚清幼童留美計劃」。
李鴻章需要的,只是單純的技術人才;而幼童們在美國,像當年的容閎一樣,正日趨蛻變成開啟新時代的新公民;李鴻章們戴著傳統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既看不到新時代的優越性,自然更無法認可新時代所造就出的新公民。幼童們對半途被迫回國深感遺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離開10年之後的歸來,等待他們的不是榮耀和擁抱,而是恥辱和排斥。政治上,幼童們也深受政府「虐待」,毫無社會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諾的官職自然是不敢奢望,還必須接受政府的嚴厲監管,曾有幼童苦於薪資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謀生,結果被朝廷下令通緝。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起用袁世凱為總理大臣。留美幼童唐紹儀被聘任為袁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唐在談判中極言:「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並以此為議和的指導方針,最終促成南北聯合推翻了清廷。此種情形,容閎在幼童們被撤回那年就曾預見到了:「學生既被召回國,以中國官場之待遇,代在美時學校生活,腦中驟感變遷,不堪回首可知。以故聲口氣心中咸謂東西文化,判若天淵;而於中國根本上之改革,認為不能稍緩之事。此種觀念,深入腦筋,無論身經若何變遷,皆不能或忘也。」——轉型中國第18期: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這是一個國家培養了異己的悲傷故事。民智未開招不到足夠的優秀生源,清政府保留僵硬的帝國體制,國家整體教育水平低下,剔除這些不利條件,這批留學生本應該更優秀,成材率應該更高。也許他們的條件得天獨厚,但他們面臨的壓力和思想大碰撞也不是現在的學生能比的。
更加弔詭的是,那些歸國後在北洋艦上的「幼童」留下名姓廣為人知的寥寥無幾,而後來供職北洋和民國政府的「幼童」,不少人載入史冊。當初「留美幼童」的恥辱身份也成為榮譽的勳章。雖然主要是看歷史進程,但個人選擇有時比個人努力要重要。插題外話→_→魯迅學醫成績一般的二流子(毫無貶義),回國都能在朋友介紹下去教育部任職。
只想說,那個時代人才有多匱乏。
同樣事情,比如新中國成立後,主席讓肖勁光大將當海軍司令員。要知道他之前帶陸軍的啊!只不過留學蘇聯接觸過點海軍信息。但肖勁光就職期間,中國海軍發展的也不算小啊,比如核潛艇
所以啊,"一個人的命運啊,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我覺得大部分回答,無論是以督工為首的,認為風雲際會造就大師;還是認為「給你機會你也成不了牛頓」的另外一派答主,都為了強調自己的觀點犯了片面不客觀的毛病。
1.首先這些幼童基礎如何?督工@馬前卒稱其為草台班子, @蘇喵妙認為堪稱聰穎。時至今日,我們很難判斷兩位答主誰引用的材料更能反映幼童挑選過程的原貌。但不妨假設這個過程確如奏摺一般嚴格:曾經讀中國書數年,其親屬願意送往……攜至上海公司考試……資性聰穎並稍通中國文理者,即在公司贊助,否即撤退……
條件有四個:接受多年的傳統教育;通過考試;天賦聰明;稍微通曉文言文的文采和條理。
讀書數年稍通文理,只能保證孩子有初步的國語素養和儒學觀念。考試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一定不會涉及太多近現代科學知識。至於天賦聰明,12、3歲天賦聰穎的小孩,各位不妨想想自己小學六年級時的班幹部和各科代表,以及其他被老師和家長欽點以後讀清北的人,他們之後的發展軌跡是否都如其所願?更且不論,清末對於「聰穎」和今天是否有一樣的標準。答主@蘇喵妙自己也說,聰穎就是有優秀的可能。但是,聰穎不一定優秀,優秀也從不需要聰穎。古有方仲永,今有董方卓。答主用了近半篇幅說聰穎,其實走錯了方向。那麼我們就知道這群孩子的基礎如何了,聰明但是只有初步的國語素養和儒學觀念。這不要說達不到當代6年級學生的平均水平,也一定比不上彼時美國學校的同齡人的。2.經過留洋之後,這些幼童水平如何?
我沒有找到關於這些幼童任何除口頭和往來信函中的表揚之外的獎勵,也沒有見到校方對於他們有任何處分或是其他懲罰的記錄。鑒於他們大多都能如期畢業或升入知名學府,所以我們應當認為,經過幾年的西式教育,這些學生的平均水平,與同期就讀名校的美國學生的平均水平相當。3.這批學生究竟有多優秀?
天資聰穎談不上優秀。名校畢業生也談不上優秀。在歷史的坐標下評判一個人的優秀,討論的只能是他的終身成就。這批學生後來出了怎樣的人物,成材率有多高,其他答主已經都說過了,我有時間後面再做補充。所以若是要問他們有多優秀,我的答案就是:非常優秀,堪稱中國近代化的棟樑之才。督工回答,通篇在強調時運,彷彿時運佳者所得成就,那就不算成就了一樣。歷史沒有如果,胡適之於近現代中文,錢學森之於中國近現代力學和軍工,竺可楨之於中國近現代氣象學,無論是因為怎樣的風雲際會,這些貢獻和成就依然是實在做出的,對於他們的評價也不能因此而折損半毫。
至於「不能把他們的成就都歸結於個人的天賦或努力」,但是您的答案給人的印象卻是把他們的成就都歸結於歷史機遇了。天賦之前討論過了,他們的天賦和基礎未必有多好。但是提到個人努力,他們從較差的基礎達到美國學生的平均水平,這一步飛躍,不靠相當的個人努力怎麼辦到?而從美國學生到大師泰斗的第二步飛躍,打個比方,一群淘金者來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而地下蘊藏了儲量巨大的金礦。你可以埋怨他們搶先挖空了金子,但是你不能否認他們灑在這片土地上的汗水。這批學生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就個人努力和歷史機遇而言,二者都是最高級別的。過分強調哪一個因素,都是耍流氓。近年社會上很有捧民國大師,貶當代專家的氛圍,雖然督工也是對這種論調的反擊,但是無疑矯枉過正了。至於「給你機會你就能成為胡適么?」「早生幾百年你能開創微積分么?」這些抖機靈,也是完全忽視了機遇在成功中的重要性。
不開玩笑的講,第一個問題,有不小的概率答案是「你能成為胡適」。如果你認為你是足夠努力的當代優秀大學生,那麼參考一下那些學生中的成材率,大致也就是你揚名民國的概率。第二個問題難度大些。這個問題對於天賦的需求要大得多。但是霍金這個水平的,把他丟到牛頓的年代,做出牛頓的貢獻的可能性就大很多了。但是我們都知道物理學史里,這兩位遠遠無法相提並論。科學的發展不是勻速的,而是會經常陷入一段停滯期,而後迎來一個新的爆發,如此往複。所以即使沒有國家民族的因素,科學家的成就,也是會有機遇好與不好之分的。所以故意的強調或者忽視機遇,都是耍流氓。「一個人的命運啊,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你看這句話,雖然突出了後半句,那是因為他要引出下文,但是前後兩句中依然是個「也」。但是在督工這裡就變成了「當然要考慮個人的努力,但更要考慮歷史的行程」,一個「更」字,意思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說,還是要學習一個,哈哈。推薦看看《畢業生》,講述清華畢業生的故事,開篇就是講述胡適竺可楨趙元任等第二批庚款留學學生的故事,名字很霸氣——「我們回來,世界從此不同」。大師們的優秀還在於,在壓力甚大的頂級名校一兩年就碩士畢業,一兩年就博士畢業,中途轉學科的也不少,這在現在來說是很難做到的。當然,這與現在的知識太過廣博也有關;但不能否認的是,他們都太聰明了,聰明到難以望其項背
出差中,未完待續這個問題也能改成:「相比當年取得庚子賠款的留學生,當時的普通國人究竟有多愚昧?」
感覺督工的回答解釋了我以前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梁啟超的兒子們都很優秀····
因為當時國家差,而且能上學而且能一直上到大學的大多是上層人士
如果現在中國情況和二十世紀初一樣的話,以知乎上隨便一個人的水平,而且和他一個水平的人只有幾百個的話
他就是大師,他就是優秀,國家也恨不得你身兼數職,慢慢鍛煉,中人之姿甚至稍微差點都能給你鍛煉成大師。
我記得督工列舉過我們國家每年畢業五百萬小學生是那一年,每年畢業五百萬初中生是那一年,五百萬高中生是那一年,五百萬大學生是那一年,和這個成比例的就是上層人士的後代成才的難度越來越大,不想以前升個孩子掏錢一路學校輕鬆讀下來就是大師,而是要上個伊頓公學那樣的嚴苛的學校認真努力還不一定成功了。純吐槽有些答案- -
因為國家窮普遍沒文化所以給你讀書的機會你就能成梅貽琦 胡適 竺可楨這些人么。清末民國當危亡之際,國人莫不以教育為重,時人學貫中西,而思想自由,百家爭鳴,但觀昔時著作,當知名不虛傳,豈今人所及。
竟然會有人提出」留美幼童並不算優秀只是中國當時人才匱乏「的說法。
最近我在學校選修了一門中國近代史的課,其中就提到了清末那幾批留美幼童。從統計數據來看,這批學生既是放在當時的美國也是極為優秀的。即使受到巨大的語言和文化溝鴻的阻隔,他們仍然取得了讓美國學生望塵莫及的成績。120多人里,僅考上耶魯大學的就有20多人。後來由於清政府的召回,最終只有2人畢業。除了學業之外,這批學生在體育、文化方面都各有擅長。最優秀的甚至在哈佛大學一度成為風雲人物。
然而他們在各位答主眼裡都一般般,看來還是知乎最屌。在各位答主的指點江山之下,中華復興指日可待。說的好像牛頓晚生幾百年,你就能開創微積分一樣?更新,感謝@劉路也 同學,還要加上萊布尼茲。
主要還是因為當時中國文盲率太高
督公的意思還是偏左一點。左派的意識形態,更多的考慮歷史的行程,對於個人的奮鬥呢,就比較忽視一點。某個嚴格來說還算漢奸學生出身的人,怎麼就位居九五了呢?
庚款也好,幼童也好,衡量成就的標準,似乎並不是他們拿過諾獎,而是他們當過官。
做官這種事兒么,就老民國的偉大成就而言,似乎也沒什麼可吹噓的。
韓先楚在解放戰爭時期字都沒認全,他老很有資格鄙視全知乎都是垃圾,無論權位還是事功,甚至立言。然而尋淮洲呢?
牛逼個什麼勁嘛,你們既不是幼童,也不是庚款。推薦一部紀錄片 紀錄片《幼童》
其實也沒什麼...
我家裡就有兩個,我大伯和三伯都是走的 "清華公費留美(庚款的後續項目)「 。
大伯清華出身。四零年考取自費赴美(原專業采冶,改學探礦,從本科重新讀起),第二年申請到全額獎學金,赴美期間在聯合國做過筆譯,回國後先是在國民黨的地質部門做事,新政府後在江蘇地質局工作,參與過南京大橋的橋墩工作(具體乾的什麼搞不清),大鍊鋼鐵時期就鳳凰山鐵礦之事當面頂撞過許世友,前幾年過世,享年102。
三伯也是清華出身,四五年代赴美,專業是清華的電機系。百度百科有詞條,做過郵電部設計局的總工(技術官僚,沒實權的辣種),主事過通訊電纜sz絞。一周前過世,也高壽至102。
其實那段歷史並不是完全像某些左棍宣揚的動不動就是這些社會階層通道被高門大戶壟斷,我爺爺就是個因日清戰爭後短暫的中日親善期混到東瀛留學的學生,回國後也就是教書館,連公職都滅有。再往前數曾祖父還是被太平天國擄去,江北大營被破時逃回家種地的普通鄉民。當然說,那個時期國家殘破民生凋敝是存在的,但是拿今天的階級焦慮去解讀那段歷史,個人認為是不足取的。
歷史上著名的庚子賠款源於1900年,這一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隨即八國聯軍武裝干涉入侵北京,翌年9月,清廷被迫與列強各國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議定,中國賠償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國」損失共計白銀四億五千萬兩,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分39年還清,本息合計九億八千多萬兩白銀,史稱庚子賠款。根據條約,按年息四厘,本息共計,美國應得美金53551551.15元。此前流行的一般說法認為,1906年3月6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45—1932)向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總統建議,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興學,資助中國學生來美留學。在明恩溥等人推動下,羅斯福總統向國會提出贊助中國教育的咨文,1908年5月25日美國會通過議案,將賠款中超出美國實際損失的部分退還中國。美國先後退還中國庚款本利共計27920000餘美元。美國總統於1908年12月28日在實施法令中指示,賠款退還從1909年1月1日開始,退還的庚款將用於幫助中國發展教育事業,培養赴美國的中國留學生。1909年6月,北京設立游美學務處,同年8月,內務府將皇室賜園清華園撥交學務處作游美肄業館,清華大學雛形由此形成,在630名考生中,錄取了47人,同年10月赴美,這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1910年8月舉行第二次招考,400多人應考最後錄取70人,第二批庚款生中,出現了胡適、趙元任、竺可楨等著名學者。
1911年初,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成立,簡稱清華學堂,1912年11月改稱清華學校,第二批留美幼童中的唐國安出任清華學校第一任校長,此後十多年問,由清華派出的留美學生多達千人。1928年,清華學校改名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1933年,又開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學生,現代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留學行動至此達到高峰。客觀而論,由西方列強退還庚款而導致的現代中國大規模的留學行動,對中國全面走向現代化,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據統計,上世紀中葉,代表中國最高科學水準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近半數為庚款留學生。但究竟是什麼原因促成了庚款留學計劃這一重要的創意呢?長期以來,相當一些輿論將此歸功於美國方面,典型的如胡適先生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記》一文中的說法:「西曆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君咨文議院,中有一節論賠款善後事宜,其言日:當日政府之初意,本欲俟各種損失清償之後,即以盈餘之數交還中國,以為友誼之證,云云。是為美國退還賠款之議之肇端。羅氏又云:此邦(美國)宜竭力助中國之教育發達,使此地大人眾之帝國,能振拔以適於今日之競爭世界,即如招致中國學生來此邦留學高等教育,亦達此目的之一法也。據此則賠款遣學生,其議實創自羅氏也。」¨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本文將追根尋源,揭示此一歷史事件的最初推動者——梁誠及其促成庚款留美計劃實現的鮮為人知的近代科技史料。
1問題的提出
長期以來,美國主動退還一部分庚款之說被當成一個既定事實,促成庚款退還並用於選拔優秀學生赴美留學的真正倡議人,卻如歷史事件本身一樣,隨時間的推移漸行漸遠,逐漸為人們所淡忘。自胡適之後的論著大都沿襲此說。典型的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國留學史》舊。和林子勛的《中國留學教育史》Ho,都只提到美國國會通過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中國一部分庚款的議案,至於庚款退回的倡議和用庚款派遣中國優秀學生赴美留學協議的達成過程,卻沒有提及;劉真主編的《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摘錄了1924年9月康納里斯·貝頓(comeliusH.Pattem)在教會通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該文認為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系美國牧師史密斯博士(中文名為明恩溥)的功勞,「……在這兩次會議的餐後演講中,史密斯博士曾談到庚子賠款的尚未動用部分,該項巨款經過各方合法的要求,已為華盛頓國庫所凍結。按照史氏的意見,此巨款應該真誠地歸還中國,不過,必須在鞏固兩國友誼的方式下來實現。」「……可以規定必須用在選送優秀中國青年來美深造,同時更規定此項學生回國後,必須擔任公職,或從事於公眾福利事業。」Ho李緒武的《清末留學教育之研究》也認為:「美國放棄此項賠款,史密斯博士之功也,史氏為美國傳教士,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回國,力主將庚子賠款退還中國,適當運用,以增兩國之國交。』』『5眾口一詞的美方主動說,使得這一歷史事件的真實面貌撲朔迷離。直到1997年,才有學者對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史實作出新的考證,初步揭開這一歷史事實的真相。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對庚款留美計劃的發端,作進一步考證,以深人認識庚款留學計劃的真實背景及其歷史意義。
2梁誠首倡以庚款興學留美計劃實現庚款退還的史實考證
如上所言,真正推動庚款退還及庚款留學計劃實現的不是美國人,而是當年留美幼童中的一員——時任中國駐美公使梁誠。梁誠,原名丕旭,字震東,廣東番愚人,生於1864年,1875年作為第四批留美幼童成員之一赴美留學,1881年尚未畢業,隨全體留美幼童被召回。回國後,梁誠初任總理衙門章京;1886年,以候選縣丞資格,隨張蔭桓公使赴美,後升任使館參贊,從此開始其外交生涯;1897年,隨張氏赴英,奉賀英女皇維多利亞(Victoria)登基60年慶典,返國獲授直隸候補道;1901年,奉命作為醇親王載灃為專使的首席隨員赴德國「謝罪」,德皇威廉二世要求中方叩頭示歉,中方斷不能受,隨即梁誠建議以鞠躬代替,妙解爭執,英美輿論多有讚許;1903年3月,因前駐美、日(日是日西巴尼亞的簡稱,即今西班牙)和秘魯等國公使伍廷芳任期屆滿,梁誠繼伍廷芳出任上述諸國欽差大臣。庚款退還緣起於《辛丑條約》賠付方式的外交斡旋。在《辛丑條約》各國賠款所用貨幣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之前,美國從其自身利益出發,同意中國以白銀償付賠款,後來由於其他國家一致主張用黃金作為賠款貨幣,美國自然也不例外。由於簽訂條約時沒有考慮到金銀匯率的浮動,隨著時問的推移,清政府愈發感到一律用黃金償付賠款,財政壓力太大,也有失公平,因此令駐美公使梁誠向美國政府商請改用白銀償付賠款。1907年9月30日香港《中國日報》譯載的《鳥約泰晤士報紀美國減收清國賠款事》一文,對此有準確記載,梁誠答記者問說,「此事之緣起,系我國政府命予商請貴國政府將辛丑條約所載賠款,暫改收銀,因該約所載賠款數目之用金用銀,欲求公允,尚需重議也。」([7],ll頁)在1905年1月19日梁誠致外務部函中,也記錄了梁誠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Hay,1838~1905)關於賠款用銀問題的討論,「誠遵即面告美外部海約翰,海雲此事前接康使來電,經已復令按照各國一律辦理。誠告以賠款用銀,美國獨倡其議,且已慨允於前,安可反覆於後,海雲當時用金用銀之說未定,美國顧念邦交,特允暫行用銀,以待各國公議,今各國既得貴政府允認還金,美國自當一例相待」([8],73頁)。由此可見,梁誠向美國政府的商討並沒有立刻取得成效,美國人依然堅持和他國一樣要求黃金賠付。看到以白銀支付的努力希望渺茫,梁誠只能放手一搏,向美方剖陳利弊,在1905年1月19日致外務部函中,記錄了梁誠向美國務卿海約翰交涉的具體過程:「中國財政支絀,貴大臣所深知,現籌賠款已窮羅掘,一概還金,勢須加增租稅,民間艱於負荷,仇洋之念益張,大局或有動搖,禍患何勘設想。貴大臣素主保全宗旨,當能為我籌也策。」([8],74頁)當時的美國迫切需要的,就是保護其在華利益不再受到侵犯。辛丑條約談判過程中的美國赴華專使柔克義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的函件,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在致海約翰的函件中,柔克義說:「我們必須儘可能防止因償付賠款而對中國百姓開徵新稅,因為這樣做會加深和延續他們的敵對情緒,我們最終所受的損失會比現在所要取得的幾百萬還多得多。」([9],179頁)因此,梁誠的那番話,正好碰觸到了美國政府的痛處,1905年1月19日《駐美公使梁誠致外務部函》中詳細記載了梁誠在向美方海約翰甜陳利弊後,「海為動容,默然良久,乃謂庚子賠款原屬過多,現在各國還金已有成議,美款較少,即使收銀亦省無幾。」([8],74頁)的細節情況。於是,一個重大的轉機出現了!聽海約翰說庚子賠款「原屬過多」,聰敏的梁誠便沒有在賠款支付方式上繼續周旋,轉而利用身處美國的便利,立刻展開調查,發現美國當初的實際損失額不及分攤所得庚子賠款額的一半([7],235頁)。掌握這一事實之後,梁誠巧妙地向海約翰提出減收賠款的提議,「誠以其(海約翰)語意較松,或不過於堅執,因語以各國若將賠款核減,於我財政殊有補益,貴國如能倡首,義聲所播,興起聞風矣,海言貴大臣所言確有至理,自當極力代謀」([8],74頁)。梁誠使美所遺文書中的一份電報,也為我們提供了梁誠爭取退回部分庚款的經過,「辰遵敬電告外部,總統廷議,謂各國還金,美獨否,議院必不允,外部言,出入無多,不便兩歧。名諷以減收賠款,外部語意雖緩,辦冀可成,較之金虧,所省猶巨;惟暫宜秘密,免別國阻惑,俟成後,或可援令照辦。」([7],280頁)以上史料確鑿證明,美國退還多餘部分的庚子賠款,並非出於主動,而是緣起於駐美公使梁誠的不懈努力。至於退還庚款的具體用法,其創意也始於梁誠。據《吳宓自編年譜》記載:「宓在文案處一年,得閱讀許多秘密之檔案,備悉早年清華創辦之實況與詳情。」「例如美國何以獨慷慨願退還此一部分之『庚子賠款』?——實由我國駐美公使梁誠(廣東省人),曾在美國國務院閱讀其秘藏之檔案,又在美京國會圖書館翻閱各種記載、文件,得知美國政府1901年向中國政府索取庚子賠款時,其所提出美國人在北京等處所受義和團焚殺劫掠之損失(生命財產),事實不盡正確。故由此根據而造成之賠款數目字,亦是曾經妄為擴大,實嫌太多。……彼美國人已承認其為『虛構捏造,不合事實』,而責評其『索取過多,不合道德』者矣。」「梁誠公使乃取此類之事實與文件,分別編錄成冊。暇時,輒與所識美國國務院及外交部之官員,從容談說。最後,乃直對國務卿海約翰氏婉言:以美國之富,與中美邦交之厚,美國豈吝此區區資財。若能根據切實之調查,將其中『多取、不應取』之部分,全數退還中國,又須善為使用該款,例如派遣中國男女學生,赴美國留學,則在美國既光明正大、改正其錯誤,中國亦感激受惠之深,從此更誠心傾向美國矣,云云。海約翰氏深為所動,遂有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之義舉。此1907至1908年事也。」由於事件涉及中美高層機密,即使是作為庚款生的吳宓,也感嘆其不為人知之憾了:「……宓按:六七十年來,即由清華出身之留美學生中,有幾人得知美國此義舉半出於被動?誰知梁誠公使之智術與偉功哉?」¨叫為核實吳宓的分析,我們對梁誠當年的函件又作了追蹤。1905年5月13日致外務部函中,梁誠明確說明「賠款減收似可圖成,宜聲告作為設學遊學之用請酌示由」「茲查此項賠款,除美國商民教士應領各款外,實溢美金二千二百萬元。自海約翰代陳鄙意,倡議減收,又經誠運動勸說,近來上流議論已覺幡然改變,……觀其機兆,似可圖成。」「連日與柔及署外部等商榷辦法,柔言,總統以為,此項賠款攤付之法,中國早經籌定,若果交還,不知是否攤還民間,抑或移作別用。誠答以交還不應得之賠款,貴國義聲足孚遐邇,減免之項如何用法,則是我國內政,不能預為宣告。」「誠惟今日列強環伺,若不覘我措施,定其應付,不有非常舉動,無由戢彼奸謀。今美總統所言,無論是否有心干涉,均應預為之地,庶免為彼所持,尤應明正其詞,庶彼為我必折,似宜聲告美國政府,請將此項賠款歸回,以為廣設學堂派遣遊學之用,在美廷既喜得歸款之義聲,又樂觀育才之盛舉,縱有少數議紳或生異議,而詞旨光大,必受全國歡迎,此二千二百萬金元斷不至竟歸他人掌握矣。在我國以已出之資財,造無窮之才俊,利害損益已適相反。」([8],76~77頁)這些函文明確無誤顯示:不但首先倡議美國減收庚子賠款的是梁誠,而且提出用退款廣設學堂派遣遊學這一重大創意的人還是梁誠!對此,1921年4月的《清華周刊》10周年紀念號,第一次作出了正確的評價:「可是退還賠款一件,既非我國政府的起意,也非美國政府的自動。我們要推求本校第一的功人,還應該感謝促成此事美前外交總長海約翰和當日外務部之中堂尚書,勸令美國減收賠款及主張辦學以興起美人之觀感的駐美梁前公使。」([8],25頁)「……當時主持廣設學堂派遣遊學一舉,在我國由梁氏獨爭,在美國亦由梁氏首倡。……獨梁氏的勞績至今沒人提及也沒人知道,這是我們所不可不牢牢紀念的。」([8],26頁)由此可見,僅僅lO多年過去,梁誠的這一歷史功績就已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了。梁誠作出庚款留美計劃的創意,絕非偶然。考察梁誠歷史,系留美幼童中的第4批學生,就像當初的容閎一樣,在深刻感受西方先進科技的魅力之後,回國後始終不忘尋找機會,盡自己最大努力,讓更多的中國青年走出國門,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在梁誠赴美就任公使時,偕同赴美留學的學生多達26人,「當五六載以前,中國士子留學美國者,蓋不多覯,而東美尤絕無而僅有。……至二十九年春,梁公使震東,奉使是幫,同行學生有二十六人之多。」([7],6頁)在1906年7月舉行的東美中國學生會第二次大會上,梁誠親自出席,致詞兩次,並擔任演說比賽的裁判員([7],8頁),足見其對留學教育和培養人才的高度重視。正是梁誠的獨特學術背景和外交身份,使其必然地提出了庚款留美這一創造性的計劃,身為中國駐美公使的梁誠,深知退款用於何處與庚款退還是否成功休戚相關,於是提出減收之款用於廣設學堂派遣遊學的主張。事實證明,這一主張不但切實可行,也得到了中美官方的認可,1905年6月1日外務部致梁誠:「尊意謂宜作為廣設學堂,遣派遊學之用,所擬最為妥協,以為美廷所樂從。」([8],79頁)從容閎到梁誠再到庚款留學生,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大門,就這樣被這些先進的中國青年們持續不懈地逐漸打開。
3美國同意退還部分庚款並用於資助學生留美的歷史原因
由中國駐美公使梁誠首倡,並用心良苦提議將退還庚款用於選派中國優秀青年赴美留學,其間雖屢遭波折,最終還是獲得美國政府同意,退還了超出其實際損失部分的庚子賠款,1908年12月31日,美國國務卿魯特(ElihuR00t,1845~1937)致函梁誠:「我在此榮幸地轉呈一份1908年12月28日的實施法令,該法令根據1908年5月25日國會兩院聯合決議,將有關1900年北京義和團騷亂所造成的損失及花費的部分賠款予以退還。我高興地通知您,該項退款將從1909年1月1日起始。」([8],109頁)對於美國政府來說,接受中國駐美公使梁誠的提議,退還部分庚款,作為「廣設學堂,遣派遊學」之用,也有其內在的歷史緣由。早在辛丑條約的談判過程中,美國政府就相對採取了一定的剋制政策,尤其在賠款問題上,美國政府一開始即主張「這些賠款的總額不應超過一個合理的數目,應該完全在中國的償付能力之內。」([9],4頁)後來在美國務卿海約翰致駐華公使康格(EdwinH.con—ger)和赴華專使柔克義的電文中,也反覆重申了這一主張。美國人為何如此慷慨呢?1901年4月29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致柔克義的電文,道出了他們在賠款問題上的真實想法,「本政府認為,更多的優惠和實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錢賠償更合乎需要。」([9],450頁)1901年4月25日美國赴華專使柔克義致國務卿海約翰的函件中,則透露出他們主張索賠總額盡量合理的另一原因,他說,「我們必須儘可能防止因償付賠款而對中國百姓開徵新稅,因為這樣做會加深和延續他們的敵視情緒,我們最終所受的損失會比現在所要取得的幾百萬還多得多。」([9],179頁)而1901年5月25日美國赴華專使柔克義致國務卿海約翰的函件,則讓我們非常清楚地看清了美國政府在談判過程中一直採取克制政策的真正動機,「的確,美國按比例削減賠款的提議沒有獲得一個國家的贊同,但是我們堅持的剋制方針無疑有助於促使他們限制自己的要求,倘若沒有我們的努力,中國無疑將會被迫接受比那些可能將要提出的遠為苛刻的條件。美國的剋制政策還帶來了其他顯然有益的成果。」「美國在各國的會議上還能夠在其他許多方面施加克制的影響。……我堅信在談判的剩餘日子裡,我們將更能從其他方面證明總統政策的明智,並運用這個政策大大增進美國在中國的利益。」([9],232頁)可見,「增進美國在中國的利益」,這是美國政府採取懷柔政策的真正動機,梁誠動議庚款留美計劃,在美方看來,無疑符合「增進美國在中國的利益」這一大前提,因為至少可以增進中國對美國的了解。正是基於這樣的長遠考慮,在庚子賠款的談判中,美國政府一直認為各國代表要求的最低總額四億五千萬兩太多,提議按比例縮減賠款總額,但沒有獲得其他國家的贊同。最後當賠款總數四億五千萬兩幾成定局時,美國政府也順水推舟同意了這一賠款總數([9],241頁)。正因如此,後來當梁誠向美國商請庚款暫改白銀支付遭遇障礙,轉而進一步商請退還部分庚款時,美國政府也就比較容易接受這一退款請求了。然而,如果沒有一個妥善的計劃,美國方面仍然會耽心所退款項會被中國政府「移作別用」。值此時機,梁誠提出新的庚款留美計劃,可謂一舉兩得的絕好創意。眾所周知,由於美國的排華浪潮,自1881年清政府中途撤回留美幼童後,近代中國的留美活動一度陷入沉寂,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的留學潮轉向日本,這極大地刺激了美國。1906年美國伊里諾伊大學(universityofIllinois)校長詹姆士(EdmundJ.James)曾致信美國總統羅斯福:「中國正臨近一次革命。……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青年中國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的收穫。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已經做到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這一個國家來,並能使這個潮流繼續擴大,那麼,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說,使用那從知識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的領袖的方式。」「為了擴展精神上的影響而花一些錢,即使從物質意義上說,也能夠比用別的方法獲得更多。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8],72—73頁)由此可見,處於落後局面的中國需要繼續向美國學習,而美國政府出於其戰略考慮,也希望和教育界採取一系列行動,將中國的留學潮引向美國。經由公使梁誠居間協調,美國政府終於同意將退還的庚款用作中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經費,庚款留學計劃由此全面啟動,成為自幼童留美計劃之後,現代中國最大的一項官方留美計劃。後來的中國科技發展事實證明,庚款留美生為建立和發展中國的科技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為現代中國各個科學學科的奠基人。如胡明復、姜立夫、江澤涵之於數學,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之於物理學,楊石先、侯德榜、庄長恭、孫承愕之於化學,秉志、胡先輔、錢崇澍之於生物學,茅以升、梁思成之於建築學,竺可楨之於氣象學等等。如果考慮其他庚款留學生,這一名單還將寫得更長。近代中國首次大規模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的幼童留美計劃雖遭夭折,但作為留美幼童之一的梁誠,在列強環伺之際,憑藉其過人的智慧和膽略,首倡以派遣留美學生的方式,實現了美國退還中國超出其實際損失部分的庚子賠款,引發了其他國家的庚款退還,不但大大減輕了中國的賠款負擔,更促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留美運動,肇始了此後的清華學堂,為中國造就了一大批年輕有為、傑出優秀的科技人才,對中國科技現代化的進程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深遠影響。梁誠的這一歷史功績,的確「是我們所不可不牢牢紀念的」。(庚款留美髮端考——梁誠首倡庚款留美計劃的歷史考察,茆詩珍,徐飛,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某日,大V帶一乾粉絲,在小山坡上高呼,「最後那個饅頭就飽人了,打倒第一個饅頭!」
上面很多答案提到是當時因為經濟問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極少,導致水平一般的留美學生大多能身居要職,這一點我是十分同意的。就拿我家的例子來說吧,我外婆出身在民國時期廣東某縣城的地主資本家家庭,生活環境優越,外婆家裡一共三兄弟三姐妹,姐妹三人都是高中生,兄弟三人全部考上大學,要知道民國時期的教育率,女孩子多數連小學都讀不上,男人能識字算數已經選好的了,外婆其中一個弟弟,就是我舅公,還是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的,癱帝的直系師弟。(據舅公說癱帝在清華時已是風雲人物)。其實以我觀察,外婆家兄弟姐妹也不過比中人資質稍好一點,之所以他們受教育程度這麼高,完全是因為外婆家庭環境比當時中國絕大部分人要好,有錢能讓他們讀書而已,並不是說他們真的特別優秀,只是時代造就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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