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作家、印刷廠、書商之間是怎樣一根鏈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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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博邀（臉皮真厚……）

古代是沒有專門的印刷廠的，所謂的「廠」是一個過於近代化的機構，有廠則必然有「機器」，而傳統的印刷業，無論是「雕版」還是"活字「甚至」手抄「，都是」手工業「的範疇中，最多算作」場「，更多則是」作坊「，也有很多是」副業「，離」廠「實在是差得太遠，此概念需要明確。

我所了解的傳統出版印刷業是以清代為對象的，很少涉及更早的時代，不多提及。

雖然中國在十一世紀就已經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鑒於中文圖書傳統印刷在活字上並沒有特別大的優勢，而且活字還有許多缺點，所以截至近代印刷技術傳入之前，雕版仍然是中國傳統出版印刷工藝的主流，而活字往往只應用極少數特殊需求的地方，傳統社會依靠活字印刷的書籍屈指可數。所以，印刷業，在中國古代，基本上統稱「刻書」，

傳統社會的出版印刷業，主要由三個等級構成，「官刻」、「坊刻」和「私刻」。其與書商和作者的關係各有特點，在此我將分別做簡要的介紹。

官刻

中國傳統社會中，主流文化與統治思想的合流，政府多很重視對文化的引導和控制，很多政府都有編修圖書的記錄，而清代更是有超大規模的圖書編修活動，為了服務於這些文化政策，官方經營刻書業也就成了必須。

1，清代官刻，在中央以「武英殿」為代表。武英殿是清代宮廷刻書機構，除了數量龐大的學士和刻工外，清代中央的大臣也經常要到武英殿去兼職，皇帝本人同樣經常親幸，於是武英殿刻書，無論校勘、工藝、紙張都是絕對精品，內容也是最正統的官方指導思想的表現。

在刻書內容上，武英殿主要負責刊刻清政府組織編纂的各種圖書，還有政府大臣匯聚校勘過的傳統經典。這些書的作者或編者，基本上就是政府各級要員，他們多以能夠參與編修此類圖書為榮。

真正的「武英殿刻書」無論是古代還是現在在市面上很少，這些書刊刻成功後，首先要送內府收藏，然後送各地皇家藏書和出版機構，再然後各級大臣才能夠在提前預約的情況下限量認購，以及皇帝用以賞賜大臣。在這個環節上，傳統書商無以插足,最多只能在舊書交易環節涉及，且多價格高昂，非一般人可以染指。

關於武英殿刻書，現存流傳最廣的是一套《欽定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書的原本（內聚珍）是木活字印刷，非常珍貴。同時有一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裡面敘述了武英殿的具體運作，同時我曾經看過一本《清同治光緒間武英殿賣書底溥》，記載同治年間武英殿所賣圖書價格和買主。武英殿刻書相關研究很多，有興趣的可以自行查找。

2，在地方上，以各省「官書局」為主，官營官學府和藏書機構為輔。

仍然以前面的」聚珍版叢書「為例，」內聚珍「以木活字印刷，印刷後會首先分發於全國各省的官書局，然後官書局根據」內聚珍「，自行雕版印刷，被稱為」外聚珍「本。外聚珍本，在印刷質量上必然大不如武英殿原本，而具體情況有根據各省的官書局本身印刷工藝而決定。

各省的官書局所印圖書，多以中央出版印刷的圖書作為標準，同時也會印刷本地」鄉賢「和官員彙編的書籍，當然傳統的經典圖書自然也是主流。

各省官書局的印量不算大，但相比於武英殿，已經算是」平民化「的圖書了，雖然價格上較於民間刻本自然高一些，但是基本上願意付錢的都還是能買到的，各級官學和書院以及較為有地位的士紳一般都會有一套。這些圖書一般在當地的官學都能買到，書商不會過多涉及這種圖書的銷售，當然鑒於各省官書局印刷良莠不齊，有些書商會把印刷質量較高的省的官書銷售往他處。

Ps。傳統的經典圖書，也即傳統」四部「，以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和歷代對其的解釋演繹為主，這些是正統統治思想的代表，為政府所提倡，政府自然不停的組之人編纂校勘，時不時出一個官修的或者」欽定「版。

坊刻

在清代，民間的商業性刻書手工業，多以」作坊「的形式存在，故稱為」坊刻」。

清代坊刻非常興盛，北京、南京、蘇杭、廣州都是當時的坊刻中心，被稱為「中國古代四大刻書中心」的「北京、廣州、江西金溪滸灣、福建長汀四堡」，其中滸灣和四堡都是清代才興起坊刻中心的，而四川等地也有不小規模的坊刻聚集。

「坊刻」是非常商業化的出版印刷行為，刻書就是為了銷售，所以所刻之書，也自然以好賣為主要標準，其所刻內容，可以簡單分為三個方面：a，科舉用書，其中賣的最好的自然是《三字經》、《弟子規》等童蒙讀物，然後是傳統儒家經典中的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及其解釋讀物，還有用於考試的工具書，以字典，文章寫作和試卷分析等為主；b，「農園醫卜」這些實用書籍，日常生活中能用的各種「錦囊妙計」，「家庭必備」醫藥和占卜書，c，小說等通俗文學，到了清代時，大眾識字率普遍提高，對通俗文學的需求非常大，成為坊刻出版圖書的重頭戲。

這些面對大眾的圖書，印刷量比較大，而且基本不存在「版權問題」，基本上所有書坊都會印刷，賣的也比較便宜，所以印刷質量較差，很少有校勘，也不會用太好的紙張。這些書的作者要不然就是很早之前的人，要不然就是不可考，無所謂「盜版」問題。不過，在類似於金溪滸灣、長汀四堡這樣的出版聚集地，原始的「版權」觀念仍然有所表現，比如一家書坊刻完一部圖書之後,會把書版懸掛於自己書坊門外進行展示，以示他人最好不要重複。而對於通俗文學的需求量大，有些規模較大的書坊，也會聘請寫手專門寫一些來刻，當然，這種形式最主要應用在「古代色情文學」上，其他很多暢銷的小說，都是很難找到原作者的。

這些質量不算太好而只為走數量的坊刻圖書，有專門的書商進行銷售，這些書商有些是書坊的內部人員，有些是專門的書商，而其銷售場所除了書坊本身以外，大多實在「墟」或者「市」，也即城市和農村的交易場所。

也有一些書坊會走高端路線，這些書坊的主人多較有文化（清代書坊的主人中棄儒從商者很多，也有世家經營，文化程度較高），或者是某些官員的家庭私產（方便獲得某些珍本翻刻），或者是依附於著名的書院或者藏書家、藏書樓。這些人對其所刊刻的圖書，有自己的選擇標準，也會進行較為精細的校勘，在用紙、字體上也有講究。他們所刻圖書，最多的是翻刻一些罕見珍本圖書或者版本較好的古籍，很多也會自己彙編叢書，精選藏書進行匯刻等。

這些刻書在數量上自然不會大，而且價格較貴，一般民眾很難支持，其所面對的對象，是各地的文人雅士、藏書家。要銷售這些圖書，自然就不能不提專門的書市與書商。

中國傳統社會書市發達，在北京、蘇杭、南京等地都有規模極大的書市聚集地。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北京琉璃廠書市」，著名藏書家李文藻、孫殿起、廖荃孫等都有《琉璃廠書肆記》，描述琉璃廠圖書交易的繁榮。這裡是全國書商的聚集地，這些書商有些來源於全國各地的刻書中心，或者本身就是一些大書坊的總號或分號，或者長期流動於各地書坊購書，因為所面對的客戶都是在京高官文人，所以對圖書的版本、質量等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除了高質量刻本圖書的交易外，這些地方更經營古書交易和代人尋書等，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

既然是面向高端市場，對於一般書坊不重視的」作者」問題，自然更加重視，不過這個重視，一個是重視「版本」，重校勘者、重原版、重古本珍本善本，另一方面，也為當世名人或者一個地方的文人匯聚刊刻文集等。

私刻

」私刻「自然是私人刻書，但這樣說來，其與」坊刻「的界限並不是很分明，一般來說，其區別是刻書目的是否為商業來區分。

古代文人自刻文集或者刊刻朋友的文集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各地也都會經常編纂匯刻本地鄉賢文集，宗族中匯刻先輩文集、刻印家譜等，一些藏書家會挑選其藏書中的珍本進行刊刻，卻並不用於販賣，而是送於朋友和其他藏書家，書院也有自刻教材等等，私刻的內容頗為龐雜，但一般以個人作品為主。

其實很多「私刻」圖書，並非自行刊刻，而是類似於與書坊合作的形式，一些書坊老闆也會自己刻一些不以交易為目的的圖書。

私刻圖書的流傳，多在文人圈子內部，大家相互贈送或者購買，也有一部分會流入古舊圖書市場，特別是先代質量較好的私刻圖書，能在古舊圖書市場上賣出不錯的價格。家譜、教材等目的明確的圖書有其固定的流通範圍。

大多數私刻，刻書者就是作者或者編者。

即使在清代，這種「內部流傳」的私刻圖書其實數量非常龐大，同時「手抄本」的並不鮮見。

不甚了解，但知道一個李漁自寫自印自銷的故事，以供參考

李漁以善寫戲劇、小說聞名於世。但如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位生於300多年前的文學家還是一個勇於打擊盜版的書店老闆和出版商。在此之前，中國的出版業被認為是「光賠不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良書商的瘋狂盜印。那麼當年李漁採取了哪些奇思妙招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呢？

為防盜版開書店自寫自印自銷

清康熙元年(1662年)，李漁決定在南京開辦一家書店。他為自己的上述決定列舉了以下理由：

首先，作為一個作家，他比較熟悉出版行業。其次，由於李漁不斷增加的聲譽，對他的作品非法盜印的現象日益嚴重。李漁已經在杭州及其附近城市的好幾個書店裡發現他的小說集和戲劇集的盜版，這實際上使他無形中白白流失了一大筆金錢。即使沒有盜版問題，李漁和許多書店老闆也存在著經濟糾紛。在李漁看來，後者從他的書籍銷售的利潤中所提取的那一份實在是太多了。他希望自己能夠得到勞動果實的全部而不僅僅是其中一部分，而幫助他實現這一願望的唯一途徑就是由他自己來開辦一家書店，實現自寫自印自銷。

李漁一行抵達南京之日，也就是他的書店正式開張營業之時。李漁後來又遷居到「芥子園」，他的許多書籍也刻上了「芥子園」的名稱，芥子園書店也因此而名聞天下。

李漁的新居面臨大街，屬於十七世紀時期那種典型的前店後宅的商人住宅。店堂里，貼著這樣一副對聯：「二柳當門，家計遜陶潛之半；雙桃鑰戶，人謀慮方朔之三。」李漁還在對聯後面特別做了這樣的注釋：「桃熟時人多竊取，故書此以謔文人。」他在上聯中以陶潛自況，說明自己志在隱逸，而以下聯來打趣那些不告而取、順手牽羊的顧客。

明察暗訪親赴蘇州打擊盜版

書店如期開張了，但是李漁的喜悅心情並沒有維持很久：據朋友相告，蘇州某家書店裡出現了他作品的盜版。李漁一聽，怒從心起，匆匆趕往蘇州。他先不事聲張，悄悄地親自走訪了那家書店，證實了那裡確實在出售他的作品盜版本。回到旅店後，李漁立即給浙江的有關官員寫了幾封信，請他們代他出頭，給當時蘇松道的孫道台說明情況。誰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杭州的親友寫信到南京，告訴他杭州方面也發現了他的作品的盜印本，這下李漁連連跺腳，他好像眼睜睜地看見別人把手伸進了他的銀櫃里，而他卻被捆住了手腳。

在得知此事以後，孫道台撥冗接見了李漁，並且指派專人對這件事進行了調查。查明事實以後，孫道台命令暫時全部封存盜版的書籍。當然，對方也不甘心任憑宰割，他們也動用了政界的關係，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關於經濟上的索賠問題，李漁和對方又經過好幾輪談判才解決。

另類維權先告狀為強

李漁完成他的第一部傳奇大集《憐香伴》後，根據以往經驗，他斷定這本書一旦付梓上市，立刻會引來無數非法書商的猖獗盜版，到時候，自己嘔心瀝血熬出來的成果，又只能是在為他人作嫁衣裳！怎麼樣才能避免這種事情發生呢？李漁坐在房間里，整整想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早上，李漁揮筆寫了一份訴狀去南京府衙「告狀」。他說：「昨日我有一批新書從蘭溪老家運往南京，不料剛一進入南京地界就被強盜劫去了。」然後他接著說：「大人啊，遭劫這批書是我第一次印刷出來，尚未在市場上流通，所以，如果有誰在那裡賣我的那些書，誰就是強盜，最起碼也是跟強盜有關！」於是官府趕緊立案，派出大批衙丁到市場上去查找，看有誰在那裡賣《憐香伴》。

與此同時，李漁開始正式印刷這本書，正規書商們當然不會錯過這麼好的機會，紛紛前來批發取貨，投放到市場上後，立刻遭到瘋搶。李漁把這些正規書商統一作了登記，然後把名單交給南京府衙，以避免衙門誤抓他們。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局面：一邊是衙門在市場上到處查找有沒有人賣那些「被搶」的書，一邊是正規書商們不斷從李漁手上拿書投向市場。而那些平時靠印盜版書吃飯的無良書商呢？看到風聲這麼緊，哪還敢再盜印李漁的書啊？做不成生意是小事，被當成強盜或者強盜的合伙人給抓起來，那就可怕了！

在隨後的數年裡，李漁的《憐香伴》都一直沒人敢盜版。

網路出處：http://www.foods1.com/content/1622618/

王建雄已經答得很好了，比較詳細的說明了清代官刻，坊刻，私刻的狀況。

我補充一點其他的吧。

古代刻書分為官科，坊刻，私刻三種。值得注意的是，這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例如官科還可細分為國子監刻書，中央內府刻書，藩府刻書等等，私刻還包括，家刻，寺院刻書，書院刻書等等。

官刻之始是後唐馮道等人奏請雕刻儒經：九經（《易》、《書》、《詩》、三禮、三傳。）

官科的圖書主要是曆法，史書，儒經，佛經等等，有些圖書是嚴禁私人刻售的。如

隋朝：禁毀讖緯之書，禁民間私修國史，私論朝政人物。

①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詔禁民間私藏讖緯之書，不久又禁民間私修國史，私論朝政人物。

②隋煬帝登基後嚴禁讖緯之書，凡有涉及者皆焚之，一經查出死罪。

唐朝：對圖書事業的管制法制化、經常化

①太宗貞觀年間制定《貞觀律》，規定對相關書籍的禁毀法規

②禁地方政府、民間私印曆書

③禁書坊私寫佛經售賣

④禁相書

⑤禁私人修史

坊刻是指書坊刻書。書坊是古代賣書兼刻書的店鋪，以商業營利為目的。最早出現在宋代。

宋代書坊是我國早期的私營出版事業。

坊刻是指書坊刻書。書坊是古代賣書兼刻書的店鋪，以商業營利為目的。

宋代書坊是我國早期的私營出版事業。

書坊刻印的書成為坊刻本、書坊本或書棚本。

值得注意得有，臨安陳氏父子刻書，陳起父子被認為是南宋的職業編輯。他重視時人，尤其是下層文人的作品。這就是說，書坊會主動聯繫，組織文人編寫書籍，或收錄作品。

由於書坊是以盈利為目的，他們出版的書籍相當複雜。綜觀現存和見於著錄的歷代坊刻本，其中最多的是科舉考試，日常生活，通俗文藝三大類。

私刻，私人刻書出現相當早。有記載的是：後蜀孟昶明德二年（935年），蒲津人毋昭裔官至宰相，為酬當年夙願，出資雕印《文選》

據王明清《揮麈錄》記載，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初學記》等書籍，其人面有難色。這件事對他印象很深，他嘆道「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少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他發誓：「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以遺學者。」後來他仕蜀為相，遂踐其言，薪俸有餘之後，感慨道「今可酬宿願矣。」當時，益州始有墨板大多是術數、字學、小書而已。他奏請刻板，按雍都舊本九經印行。命張德釗書寫，刻石於成都學宮，主持雕刻石經，又出私財，營建學宮，立印舍，縷板印九經。在廣政十六年（953）完成後，遍銷海內。

私刻中非常最要的是家刻，許多官宦豪門，名流大族都會在家中自設書坊進行刻書，其中有些甚至發展成為以刻書為生。

例如毛晉汲古閣刻書：從明代萬曆至清代順治四十多年間，毛晉汲古閣刻書近600種，且版本精良，世稱「毛刻本」，「汲古閣本」。汲古閣本版心下方多刻有「汲古閣」或「綠君亭」標記。

補充一下，古代的寺院有時也會組織或大或小的刻印經書的活動，刻印費用有時是信男信女的捐獻，有時是寺院自己承擔。，也有官方承擔的。

古代應該沒有獨立的印刷廠，書商與印刷廠通常都是一體的。據說在大宋，已經有了版權保護制度，所以大宋的出版業也很發達。其他的關係，似乎與現代沒什麼區別吧，出版商看中了你的書，也是會付稿費給你的。

余象斗，又名余仰止、余世騰，號三台山人。福建建安（今建甌）人。以刻戲曲、小說為生，先後刻《全漢志傳》《三國志傳評林》《水滸志傳評林》《東西演義》等小說，還編撰刻印了《南遊記》、《北遊記》兩部章回小說。它們與《東遊記》、《西遊記》並稱明代的「四遊記。

《南遊記》是明代小說，又名《華光傳》即《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余象斗是作者兼刊刻者。。《南遊記》寫得很拙劣，但身為書坊主的余象斗已感到「其勞鞅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