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官修歷史的目的是什麼?
由這個問題而來: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451678
@王建雄的答案里提到,《禮記》里已經有左右史記錄天子起居。然後歷朝歷代都有人專門記錄帝王言事,以作為資料檔案,而且還在政府設立職位。而且每個朝代都要組織一批文人給前朝修史。那麼,歷朝歷代設立這些史官職位的目的是什麼?給下一朝積累材料嗎?歷朝歷代都要官修史書的目的又是什麼?給出一個官方的論斷進行文化統治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古代統治者又是怎麼想到通過修史的方法來實現文化統治的呢?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重視歷史的傳統。雖然「以史為鏡」是唐朝才由太宗提出,但之前實踐可以上溯到春秋甚至更早的商周。
有一點我想指出,@邊宇龍 君提出官方機構主要以起居注和施政記錄,這是不完善的。起居注和實錄確實是官修史書的重要部分,但事實上官修史書中還涵蓋了一些很龐雜的東西。比如《史記》有紀錄天文的《天官書》和經濟的《平準書》兩節,《漢書》有紀錄藝術的《藝文志》和法律的《刑法志》。只是兩漢時期的史書有相當多的非官方的氣息,也許不能作為後來官修歷史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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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貝波 君指出《史記》和《漢書》實際上都不是官方修史,而更接近於官方支持下的個人修史紀錄。這個是正確的,是我的表述不準確,特此致歉。但已經寫在這裡了,再修改可能引起閱讀不連貫,故仍列出,但請勿混淆。===另一點是,先秦兩漢的史官和後世(特別是明清)的史官不是一回事。
春秋時期本來就有史官,多稱太史令。那時候的史官許可權比後世大得多。一個例子是司馬遷受腐刑的案例,起因是漢武帝徵詢時任太史令的他對李陵投降匈奴的看法,而後世史官被諮詢時政的情況則並不常見。先秦時期畢竟技術手段落後,歷史掌故是非常有價值的信息。史官們引用前代留下的資料,作為時任統治者施政的參考。換言之,史官是顧問的一種(先秦時期的顧問職位很多,比如客卿、巫卜等),而且是能直接介入行政決策的實權階層。這種職責決定了他們的工作內容。先秦時太史令一職隸屬掌管祭祀和文書的太常,所以這個職位的紀錄範圍不限於君主的起居,也包括各地發生的大事,比如災害,戰爭等,也負責整理前一代史官留下的記錄。同時,太史令還需要統管天文、立法甚至是祭祀。
所以不難理解,先秦的史官留下的資料更傾向於單純的事實記錄,而文學色彩則不會有多少。這符合他們使用這些資料的目的:輔助施政的東西不能有假,而文學修辭則毫無意義。
但到後來,史官的顧問性質似乎開始慢慢減弱並淡出行政體系,變成一個以記錄為主的職位。太史令這樣權力集中的職位也逐步被肢解成太史、著作郎等幾個分離的職位。我一直對此很感興趣,但一時找不到這方面的研究。按我粗淺的理解,這應當與官僚機構的擴大有關。隨著隋唐以後科舉制度的興盛,門閥衰退而官僚機構擴大,史官的職責被官僚集團下屬的幕僚階層分擔了,而且也官僚機構也分流出了很多專門的工程部門跟蹤各種天文地理事件,第一手資料的獲取越發地容易,歷史事件對施政的參考價值逐步下降。既然官員和皇帝都可以相對容易地進行決策,那麼作為顧問的史官也就不再被需要。這樣發展下去,最終在明清時代修史的任務被統歸翰林院管轄,史官的角色徹底轉換成閑職。——註:這一部分還請方家指正。
另一方面,隨著專制制度(特別是明清)的加強,官修歷史越來越多地帶有「正名」的色彩。換言之,史書被拿來作為證明統治合法性的工具了。這種目的下的史官,逐步地將更多的精力轉移到如何修飾歷史上。史官原來的傳統則被慢慢遺忘了。
為什麼統治者能想到修史來進行文化統治?我認為是儒學本身對「名」的看重使然。儒家思想很看重對自身正統性的維護,所謂「必也先正名乎」。他們喜歡從歷史中尋找自身的合法性。與此同時,儒家有修史的傳統,故一拍即合。雖然,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順便說一句,@陳章魚 君的例子其實有爭議。所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學界是有不同意見的,有些學者認為《春秋》實際上是魯國史官所修。因為各朝各代都有心中敬畏的東西,或者如樓上所說的叫做信仰。後朝給前朝修史,中華傳下來的幾千年的源,所以縱使是元這般也仍會修宋史,還是如元這般將漢人貶為下民,明也還會修元史,並且保持客觀的態度,因為這是一種對前朝的一種尊敬,和對華夏文化的一種潛藏在民族性中的自我認同。歷朝歷代雖然嘴上說萬世永存,但心中都明白,歷史只是將社稷傳承於我,改用大劉的話「我」只是巨大的存在,如何證明我的存在,只有修史。古代君王向來有向前朝明君學習的習慣,雖然皇權被我所得,但是我仍然敬重明君。
這--也許就是華夏經歷歲月磨礪仍能自成一脈,歷久彌新的原因罷。而各王朝所追求的萬事永存宏大理想不也正因如此而在另一種層面上實現了呢?有個書名可以回答——資治通鑒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來自《1984》1、證明前朝已經結束
2、確立自己的正統性
3、明確取而代之的合理性4、有些時闡明對前朝明君的認可,以便於後世美化自己。謝邀
這是中國人的信仰。
(1) 這個信仰里對天命的闡釋與附會,離不開歷史的滋養;而天命是帝王合法性依據的關鍵來源。這是官修史書的部份動力。
(2) 另一部份動力是:帝王也不能置身事外,他同樣被這個信仰攻陷。信仰不能太過功利,而必須深信不疑。所以第二個理由優先於前一個。
補充一下。中國古人看改朝換代,雖也有黍離之悲,但總得來說,更有一種「天命雖改、不棄生民」的自我安慰,說白了就是有一種典章文物萬世永續的幻想。以至於當時人會把元清納入進去,這就是元清殖民者會被當局認定為中國正統朝代的原因之一。
我們還常常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那就是後一朝代往往得名於創業君主在前朝所得封號,如劉邦被楚王項羽封為漢中王,建漢;王莽被前漢封新都侯,建新;孫權被曹丕封吳王,建吳;隋唐國公-唐王李淵建唐;後周宋州節度使趙匡胤建宋。當然元明清就忒亂了些。。。那麼,既然過去了的朝代,不是敵人,也不是異類,只不過是「我」的前任。在「天命觀」下,「我」也終有一天任滿走人成為前任。「我」怎樣對待前朝,新朝就會怎樣對待「我」,「我」想留在青史上,就必須給後人做好榜樣。
古代統治者怎麼想到這個辦法的?慣性,慣性而已。不要試圖用今人的思想去完全理解古人。從源頭上看,修史的初衷肯定不是文過飾非,因為早期史家寫什麼也不是當權者能控制得了的。謹舉一例:
簡要翻譯:(齊國權臣崔杼殺了國君)出身史官世家大史氏的齊國史官在史書里寫下「崔杼弒其君」,崔杼殺了他。史官的弟弟繼承了史官之職,繼續在史書上寫「崔杼弒其君」,因此崔杼又殺死了大史氏的兩人。他們的弟弟繼承史官後還是寫下「崔杼弒其君」,崔杼才終於放棄了(殺史官)。另一個史官世家南史氏一開始聽說大史氏家的人死光了,帶著書簡準備去繼任史官(繼續寫「崔杼弒其君」)。在路上聽說史書中已經寫入了「崔杼弒其君」,於是就回去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官方修史是中國的政治傳統
我個人觀點:史官由來已久,上古的時候這個職位應該是和巫相似,後者是溝通天地,前者對溝通天地的記錄。後來逐漸演變,成為了記錄歷史。然後這種記錄,又與中國傳統的儒學結合,立言立德立功,沒有記錄誰知道你做了什麼?於是,史官變成了一種傳統。統治者也很快意識到,對於前朝的評價,對於得天下立國正不正的評價,對於人物的臧否,是一件很有利統治的事情。而史的記載,更是對統治者本身有著一種監督,這是有益的。更何況,史官到了後來,敢於直書的也越來越少,更多是統治者的工具。那麼,歷朝歷代重視修史也不奇怪了。
歷代,這個回答起來就多了。。史學傳統式最主要的。另外比較容易的忽視的幾點是,私人或非正統著作多且亂,大一統帝國建立後需要加以整飭。還有,立史館可以解決就業問題和延攬人才。
牢牢把握歷史的解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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