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語為何能復活？

01-07

語言

各種因素錯綜複雜交織在一起的結果。Giraf 提到「保證民族延續和復興的必要條件」的確是重要的一點，但是精神層面，宗教信仰根基也罷，民族情感紐帶也罷，我個人認為不是決定性因素。如果流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把希伯來語認作民族延續的關鍵，那麼也不必等到錫安主義運動才考慮恢復希伯來語的口語地位。此外，至今未「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在各自母國的社區，並不一定有那麼巨大的熱情使用日常口頭希伯來語。

簡言之（純粹個人意見），兩個重要條件：一方面，希伯來語從未真正「死亡」是先決條件，另一方面，錫安主義政治運動和近代民族國家獨立運動需要一個尋找不同猶太社區的都可以接受的媒介語言，以其作為民族國家的象徵。

希伯來語作為口頭語言，一般認為在所謂的「古典時代晚期」（Late Antiquity），希伯來語作為口頭語言幾近消亡。公元前1200到586年大概可以作為希伯來語的「活躍生命期」，流亡巴比倫後的情況學者間存在爭議，但是當時的區域優勢語言已經是阿拉姆語。古典時代晚期之後，希伯來語雖然失去了口頭語言的地位，卻一直作為文學語言，發展並未停滯，由此才有了中世紀的「拉比希伯來語」（Rabbinic Hebrew）。拉比希伯來語中明顯可見阿拉姆語的影響，而現代希伯來語和聖經希伯來語之間的「鴻溝」，完全可以用這個中間階段填補（當然，聖經希伯來語內部本身也存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細微差異）。此外，希伯來語一直是猶太人的宗教儀式語言，閱讀聖經、禱告，都少不了「讀」希伯來語（一些禱告文中也存在希伯來語夾雜阿拉姆語的情況）。

於是，其並未中斷髮展的事實為「復活」提供了充分的基礎，也給本·耶胡達提供了相對充足的語言素材。在民族獨立運動的浪潮下，移居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需要一個合適的媒介語言。散居各地的猶太人「締造」了各種不同的猶太混合語，來自不同「母國」的猶太人操不同的語言，用任何一方的主要語言作為媒介語言，進而上升為「民族國家」的象徵，似乎都不能服眾。意第緒語（Yiddish）曾經是很熱門的候選（畢竟也曾經是諾貝爾文學獎作者發表作品的語言），但最終敵不過各地猶太人都可以認同的希伯來語。

今天的希伯來語大概與本·耶胡達等學者當初的設想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語言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希伯來語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保守派依然反對「復活希伯來語」——作為寫就聖書的神聖的語言，被用於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無異於對其神聖性的玷污。

因此回到我最開始的個人觀點，政治因素或許起到了更巨大的推動乃至決定性的作用。建國後以國家力量推動希伯來語的教學和傳播，其效果也許堪比我國的「推普」運動。

希伯來語作為猶太人自己的語言，在猶太人散佈於世界各地的條件下，是保證民族延續和復興的必要條件。

19世紀後半葉，耶胡達在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學校開始講授希伯來語，但僅作為了解宗教的古語來教學。即便如此，遇到的困難也難以想像。當時的老師所言：「氣氛濃重壓抑。難以想像和描述第一顆種子是怎麼種下去的。我們像啞巴，結結巴巴的，要手和眼來幫忙。」

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巴勒斯坦地區使用希伯來語的幼兒園、中小學和專業學校已達數十所。德國的猶太人出資在海法市籌建一所技術學院（即如今的以色列理工學院，母校的歷史比以色列建國都久遠哈哈）。規劃者起初準備用德語教學，但遭到了猶太人舉行的一系列的示威、罷工、罷課和抗議集會，開學典禮被迫推遲。至一戰末，技術學院已全部以希伯來語教學。

據1916-17年間統計，巴勒斯坦地區8.5萬猶太人中有3.4萬人把希伯來語當做第一用語或日常用語，其中大多數為兒童。希伯來語的延續得到了保障。

現在，以色列全國各地都有全日制的語言學校ulpan(?????)，專門教授希伯來語。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象學外語一樣學習希伯來語並使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另外據我了解，這個學校非猶太人也能去，但是收費不低，猶太人去就很便宜。

這個啊……原因很多的。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猶太民族認同這個東西在全世界的建構。語言在這個問題上，本身也是可以作為政治的工具而存在的。

就好比說，其實ISIS的聖戰者很大一部分人並不是中東人，而是來自英法這些西方發達國家，要麼就是其他非阿拉伯的伊斯蘭國家和地區，例如中亞國家和我國新疆地區這些突厥語地區，可想而知，也不都會阿拉伯語，即使是阿拉伯人，阿拉伯語的不同方言其實也互通不了，但是隨著吉哈德事業的穩步推進，肯定會把古蘭經的阿拉伯語（夫斯哈）推出來當標準語，即使ISIS的上層也有相當一部分不是阿拉伯語母語者。

以色列其實也差不多，恐怖主義這種事情在猶太復國運動中沒少干。連國防軍的前身都是一個恐怖主義組織的國家……嗯，其實差不多，只不過前者洗的比較白。

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為什麼來自不同國家（烏克蘭、波蘭、立陶宛、德國、奧地利）的猶太人寧願放棄自己的母語，背離自己的鄉土也要和來自異國的和自己截然二致的同胞們而不是自己的出身國團結起來。排猶主義固然是一個不錯的理由，但是有的時候猶太人身份只是給了他們一個狂熱的理由而已。隨著社會的演進，這種狂熱只會越來越披著更多光怪陸離的殼出現。

下面是一篇來自《萬象》雜誌的文章《希伯來語與以色列國》，希望有所幫助：

希伯來語與以色列國
鍾志清
《萬象》二〇〇八年十月
猶太民族要建造一個家園，沒有共同的語言，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必須要有共同的語言，這個語言就是希伯來語。希伯來語經歷了一個從死亡到復興的過程。它的復興甚至比重建以色列家園還要獨特。國家可以重建，但是創造一種語言非常困難。

——阿摩司·奧茲二〇〇七年九月三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演講
如今訪問以色列的人，恐怕難以想像人們在那裡使用的希伯來語經歷了怎樣艱難的過程，才在日常生活中恢復了活力。從歷史上看，自公元前五八六年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圍攻耶路撒冷，火燒聖殿，擄去大批王公貴族、軍隊、手工業者、建築師和男女歌唱家，釀成著名的「巴比倫之囚」事件後，古代猶太民族所使用的古希伯來語便逐漸衰微。到公元一三五年，巴爾·科赫巴領導的反對羅馬人統治的武裝起義被最後鎮壓下去，猶太人再度被趕出家園，開始散居世界各地。在漫長的流亡過程中，猶太人日漸採用居住國的語言進行交流，並從十世紀開始，創立了以希伯來語、德語、波蘭語和斯拉夫語為基礎的意第緒語，用於猶太人之間的日常生活交流。希伯來語只被用來研習《聖經》《塔木德》等古代經典，舉行宗教儀式或祈禱，當然，也有個別學者用希伯來語進行書信往來，乃至宗教題材的詩歌創作，在這種情況下，希伯來語逐漸失去了口頭交際功能，被視為一門「死的」語言。
但是，與某些在現實生活中失去生命力的古典語言如拉丁語不同的是，希伯來語在現代社會裡奇蹟般地得到復興，並且成為以色列國家的官方語言。大體上看，希伯來語的復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其一是十八世紀末期以來在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下，歐洲的猶太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地使用希伯來語進行書面交流；其二是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希伯來語逐漸又成為猶太民族的口頭交流語言。
十八世紀末期，歐洲的猶太知識分子「馬斯基里姆」由於受到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響應德國思想家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一七二九~一七八六）及其門生的倡導，首先在德國發起了猶太啟蒙運動，即希伯來語所說的「哈斯卡拉」（Haskala），亦被稱為希伯來啟蒙運動。其宗旨在於，讓囚禁在「隔都」（Ghetto，指猶太人居住的隔離區）的猶太學生在研習宗教文化之際，在思想視野受到《塔木德》的禁錮與壓抑之時，接受一些世俗文化與科學教育，甚至學一些歐洲語言，以便猶太人走出「隔都」，適應現代文明社會。

教育的目的在於啟蒙思想：用知識戰勝愚昧，用理性戰勝迷信，用現代文明之光碟機走中世紀的黑暗。但是，究竟用何種語言向猶太人進行啟蒙教育，確實是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因為對一部分早期猶太啟蒙運動倡導者來說，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從本質上看具有兩極對立性：一方面試圖衝破「隔都」的禁錮，把猶太人改造為真正的歐洲人，實現同化；另一方面，又希望猶太人繼續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在他們看來，意第緒語雖然是當時猶太人的口頭交流語言，但那不過是德語的「俚語」，絲毫也不典雅，與聖經希伯來語相形見絀，且加劇了猶太人與世隔絕的生活。德語雖然是通往現代文明的中介，但它畢竟不是猶太民族的語言。而希伯來語則是能夠體現古代民族輝煌的語言，能夠在他們與古代先祖所居住的土地間建立起一種關聯的語言。
「馬斯基里姆」所倡導的希伯來語是聖經希伯來語，原因除希伯來語聖經與古代希伯來歷史和家園具有關聯，語言本身純粹神聖外，也在某種程度上順應了當時歐洲非猶太世界尊重聖經時期的猶太人卻蔑視其後代的思想。門德爾松身體力行，把希伯來語的《摩西五經》《詩篇》《雅歌》《傳道書》等翻譯成德文，並撰寫了希伯來語注釋，以此為大批猶太人架設了一條通往德國文化的橋樑，逐步融入世俗文化、文學、哲學和科學的廣闊天地。顯然，早期的猶太啟蒙思想家是把希伯來語當成媒介，藉此接觸歐洲，向猶太人傳播歐洲文化，進而實現同化的目的；但同時，又對《聖經》和希伯來語言充滿熾愛。從這個意義上看，復興希伯來語既是現代猶太人邁向現代化進程的標誌和手段，也是保持古老民族文化遺產的一種方式，而早期的啟蒙思想家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宣傳民族主義思想的先行官。
猶太人在歐洲的流亡經歷，恰巧在某些方面印證了德國學者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一七四四~一八〇三）的見解：「兩族人類起初因地理與氣候上的特質而分別起來；後來各有其特殊的歷史傳統——一種適當的語言、文學、教育、習尚、風俗；因此它們便各成為一個完備的民族，具有一種『民間性格』，一種『民族魂』和一種真實的民族文化後，個人便以他們的民族『性格』為特徵；這種性格是很有永久性的，所以在他們遷居他國數代之後，它還沒有消滅。」對於猶太人來說，在這種沒有消逝的民族性格中，包括了信仰同一個上帝，保持對錫安山腳下先祖曾經生活過的那片故土的懷戀，孜孜研修《聖經》《塔木德》《密西拿》等古老經卷，恪守「安息日」與「割禮」等傳統猶太節日與禮儀，總是面故鄉而禱，唱頌「明年耶路撒冷」。在所履行的一系列與宗教有關的神聖活動中，只使用希伯來語。隨著門德爾松的門徒於一七八三年創辦第一份希伯來語雜誌《採集者》（Me"asef），希伯來語真正成為文學工具，開始用於創作現代散文、詩歌和戲劇，門德爾松好友、素有現代希伯來詩歌之父之稱的維斯利倡導包括基礎科學、數學、歷史、地理和德語在內的世俗教育，儘管遭到拉比和民眾的攻擊，但是為啟蒙運動倡導者奠定了基本的教育模式。
充滿悖論的是，《採集者》並沒有在文學創作上取得太大成功，相反，某些融入世俗文化的人放棄了對希伯來語的興趣，對歷史、科學、德文比較熱中，並想通過改宗等手段為德國文化所認同。門德爾松去世不久，德國猶太人與德國文化融為一體，實現了他的一個心愿；但他試圖保持本民族文化的願望卻付諸東流。在門德爾松去世不到一個世紀里，他所有直系親屬紛紛改宗，背離了猶太教。但是，這些改宗者又沒有被他所痴心嚮往的歐洲文化接受，一旦具備了某種政治、社會、文化，他們會在反猶聲浪中遭到歐洲社會的無情拋棄。因此，早期啟蒙思想家試圖藉助希伯來語引導猶太人走出「隔都」，融入歐洲文明，實現民族自身現代化的主張，遭到後來許多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的無情攻擊，認為這是對猶太世界的毀壞。同時，在早期希伯來語的復興過程中，語言本身的局限很快便凸現出來。儘管聖經希伯來語優美典雅，但辭彙量小，只適用於與聖經相關的內容表達，使用範圍相當局限，無法適應現代社會和現代學科的需要。
現代希伯來語真正得以復興，成為後來的猶太國家語言，並創作出反映新興民族意識的民族世俗文學是在民族主義、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國家建設的系列進程中完成的。十九世紀的歐洲，民族自治，民族統一、民族認同等觀念深入人心。西班牙、俄羅斯和德國反抗拿破崙，塞爾維亞和希臘反抗奧斯曼帝國，波蘭反抗沙皇帝國，比利時獨立，拉丁美洲各省成功脫離西班牙帝國，建立系列拉美獨立國家。即使當時的這些反抗和起義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民族主義的成分是有爭議的，但無疑對十九世紀的猶太思想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猶太民族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概念。身為猶太民族主義復興者的摩西·赫斯（Moses Hess，一八一二~一八七五）同樣又是猶太復國主義先驅，在《羅馬和耶路撒冷——最後的民族問題》中，摩西·赫斯主張猶太人應當為爭取民族的生存而鬥爭。認為猶太人「不是一個宗教團體，而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一個特別的種族」。提出返回故土，即巴勒斯坦的猶太國的主張，並且首次為未來猶太國家的性質提出了明確想法。

誠然，這些猶太民族主義復興者與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曾不同程度地學習、使用希伯來語，有的甚至欲推廣這門語言，但是未曾憧憬將希伯來語定為即將建立的新興猶太國的語言，甚至想借鑒瑞士等國家的經驗保持多語共生的局面。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一八六〇~一九〇四）在《猶太國》一書中指出：「我們想要有一種共同的語言會有不少困難。我們互相之間無法用希伯來語交談。我們當中有誰掌握了足夠的希伯來語，能靠說這種語言去買一張火車票？這樣的事情是做不到的。然而，困難卻是很容易被克服的。每個人都能保持他可以自由思考的語言。瑞士為多種語言共存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證明。我們在新國家中將保持我們現在這裡的這種情況，我們將永遠保持對我們被驅趕離開的誕生之地的深切懷念。」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看來，將猶太人團結在一起的是信仰，而不是語言，隔離區語言在他們看來蹩腳而發育不全，因此不會強制性地把某種對一般交往最有用的語言作為民族語言。
但是，理論上看，在民族建立的過程中，語言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至關重要，堪稱民族的支點與標誌之一，在塑造民族身份、民族性格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赫爾德在談到民族問題時曾經指出，每個民族「有它自己的文化，例如它的語言」。在民族主義理論家安德森眼中，「這個絕妙的純屬歐洲的和語言的私有財產權結合的民族概念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有廣泛的影響力，並且，在一個較狹窄的範圍內對後來關於民族主義性質的理論化也發揮了相當的影響作用」。舉歐洲的經驗為例，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對芬蘭語和芬蘭的過去「逐漸覺醒的」興趣，逐漸由方言顯現出來。當時剛萌發的芬蘭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群，大多是由作家、教師、教士和律師等處理文字的人構成。民俗研究同民間史詩的重新發現與拼湊成篇，以及文法書寫與字典的出版，促成了推動芬蘭文學（即印刷）語言標準化的期刊的出現；為維護標準化芬蘭語的生存發展，民族主義者遂提出更強烈的政治要求。在和丹麥使用同一種書寫語言（儘管發音完全不同）的挪威，民族主義則是隨著伊瓦·阿森的挪威語文法（一八四八）和字典（一八五〇）的出版而出現的。（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睿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二〇〇五，72頁。）而在語言標準化與民族主義化的過程中，印刷語言則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礎。
相形之下，希伯來語從復興到被確立為以色列國家語言有其獨特之處，經歷的是從印刷語言發展為口頭語言，最終被確認為民族書面語言的複雜過程。最早的希伯來語印刷業始於十五世紀七十年代的義大利。希伯來語圖書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出版物之一。隨著猶太啟蒙運動從柏林東漸到加利西亞和俄國等地，到十九世紀中葉出現了最早的現代希伯來語長篇小說，即亞伯拉罕·瑪普（Abraham Mapu，一八〇八~一八六七）的《錫安之戀》。詩歌、文學批評、翻譯文學等其他體裁的作品也有所發展，並且出現了大量的希伯來語期刊和書籍，其中一些由非猶太人資助出版。尤其是「書販門德勒」（Mendele Mokher Sefarim）把自己的長篇小說《便雅憫三世的旅行》從意第緒語翻譯成了希伯來語，在翻譯過程中把聖經希伯來語加以改良，創立了新的希伯來語文體。而在當時的希伯來現代文學中，已經融進了那個時代正在勃興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比如，描寫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追敘聖經時代的輝煌，以喚起一股民族主義熱情；詩歌創作表達了一代代流亡者的憤怒與絕望；文學批評團體執著地追求精神與文化復興。文學與思想齊頭並進，相互支撐與滋養，具有強烈的載道色彩。
希伯來語口語化的過程是在猶太民族主義與復國主義的語境之下由本-耶胡達倡導，實施並實現的。本-耶胡達不僅天資聰穎，而且思想超前，對希伯來文擁有火般熱情，並且深受歐洲民族主義運動的吸引。本-耶胡達一八五八年出生在立陶宛的一個村莊，與同齡的猶太孩子一樣，三歲便開始學習希伯來語言和《托拉》，又過幾年便學習《密西拿》和《塔木德》，十三歲後被送到附近小鎮上的一所經學院學習宗教。在那裡，他開始接觸猶太啟蒙思想，並得知希伯來語可以被用來表達世俗思想，閱讀《錫安之戀》等新文學作品，與同學用聖經希伯來語交談，體味書中男女主人公的感受。家人得知此事後，便把他從鎮上召回，讓他到當地的經學院學習。本-耶胡達一方面公開閱讀傳統的正統派文學，但是暗地裡繼續學習希伯來語語法，閱讀世俗文學。後來，他又去到格魯博基城，在那裡的猶太會堂結識了一位家境殷實的啟蒙猶太人施羅莫·約拿斯，約拿斯親切地把耶胡達請到家中，讓女兒德沃拉（本-耶胡達的第一任夫人）教他俄語、法語和德語等多種語言。耶胡達並經常閱讀希伯來文期刊《黎明》（Hashakhar），裡面反映東歐啟蒙運動發展情況的內容令其深受感動。一八七四年，本-耶胡達又到德國求學，在一位年輕啟蒙主義者的引領下，接觸到俄國的革命運動。在那一階段，他的思想一度陷於虛無。但是，在閱讀《黎明》雜誌時，那熱愛希伯來語的余火，儘管已經在虛無主義的土灰中開始變得蒼白，但沒有殆盡，完全可以在微風的吹拂下復燃。
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之間的俄土戰爭猶如「一陣不同尋常的風」，點燃了本-耶胡達的民族主義情緒。巴爾幹的斯拉夫人反叛土耳其，藉助俄國勢力擺脫奧斯曼帝國統治，贏得解放的民族主義解放運動在他看來無可非議，因此猶太民族主義也無可非議。一年之後，本-耶胡達在《黎明》雜誌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希伯來語文章《一個舉足輕重的問題》（A Weighty Question，也可翻譯作An Important Question，一八七九）。他在文章中追述了歐洲民族主義的起源，認為十九世紀下半葉的重要標誌就是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的真正起因在於被壓迫民族奮起反抗。但在這篇文章里，他更多地維護的是民族的政治屬性，而不是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價值，並沒有清晰地提出復興希伯來語的主張。不過很快，他便意識到，猶太人不僅要擁有土地，而且要擁有一門民族語言。顯然，這片土地便是巴勒斯坦，這門語言便是希伯來語。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即使猶太復國主義者先驅赫茨爾也未曾奢望在即將建立的猶太國里把希伯來語定為國語，因此本-耶胡達的想法被視為夢想和幻象，非常不現實。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多數猶太作家進行創作時既使用意第緒語，也使用希伯來語，有時將兩種語言交替使用。意第緒語作為一種充滿活力的能動語言，具有豐富的民間習語；希伯來語可提供感人的文字經典，但與時下周圍的世界關聯甚少。即使希伯來語可以適用於文學創作，表達哲學理念，但也難以找到足夠的辭彙來適應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希伯來語現代化問題因而變得至關重要了。十九世紀的猶太人中是否有人真正能講希伯來語值得懷疑。而且當時巴勒斯坦的猶太居民來自世界各地，他們講意第緒語、拉迪諾語和阿拉伯語，若想讓他們放棄自己的母語去使用並非熟練的希伯來語絕非易事。
從另一方面來看，正是因為猶太復國主義理念的影響，加上歐洲反猶主義浪潮的加劇，尤其是在一八八一年俄國發生「集體屠殺」後，大批猶太移民從東歐移居到巴勒斯坦，居住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居住區。但是他們之間沒有一門統一的語言進行交流與進行貿易往來。東方猶太講拉迪諾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有時甚至講波斯語，但是不能講歐洲猶太人的語言；歐洲猶太人講意第緒語、波蘭語、俄語、匈牙利語，有時講德語，但是不能講東方猶太人的語言。這兩大人群是無法交流的。要進行交流，就必須有一種共同的語言，來做生意，來談話，進行買賣。即便他們當時講的是祈禱書中的希伯來語，但希伯來語作為東方猶太人與西方猶太人交流的語言，也開始在日常生活中恢復了生命。
也正是在一八八一年，本-耶胡達和妻子來到巴勒斯坦。他抱定復興希伯來語言的信念，不僅在家裡講希伯來語，走到大街上碰到任何孩子都講希伯來語。但很快，他便意識到自己的希伯來語遠遠達不到進行流暢交流的水平，於是便藉助手勢表情達意，而後發明一個相應的希伯來語辭彙。在這樣一個只用磕磕絆絆希伯來語進行交流的家庭里，本-耶胡達的兒子，即後來的伊塔瑪·本-阿維在一八八二年出生。由於身邊的語言環境含混不清，伊塔瑪直到四歲才會說話。但是，他發出的第一個詞竟然是希伯來語單詞，於是乎伊塔瑪·本-阿維被視為第一個以現代希伯來語為母語的孩子。其他猶太家庭也開始仿效本-耶胡達在家裡講希伯來語。當然，本-耶胡達既不是語言學家，也不是社會領袖。他在「集體屠殺」之前到了巴勒斯坦，嚴格地說他是「移民」，而不是「難民」。在他看來，移居巴勒斯坦可以長久解決猶太人的生存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本-耶胡達也應該被算在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之列。
的確，巴勒斯坦猶太人需要希伯來語進行交流不僅是交流的需要，而且也是猶太復國主義政治理念的需要。儘管猶太復國主義領袖來自講意第緒語的東歐世界，但在他們眼中，意第緒語代表著猶太人在歐洲的流亡體驗，因而從未想過把意第緒語當成巴勒斯坦猶太人使用的國語。相反，選擇希伯來語就等於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在觀念上確定一種嶄新而真實的民族身份。啟蒙思想家試圖在流散地復興希伯來語只是在現代社會裡保持猶太人民族身份的權宜之計，無法改變猶太人被同化的命運。而在猶太民族國家復興希伯來語既可以保證民族生存，又可以保存民族文化。而在語言世俗化的過程中，猶太國家的政治與文化上的民族主義得以進一步確認。一八九〇年，巴勒斯坦成立了希伯來語言委員會，即以色列建國以後經過議會立法更名的希伯來語言學院，意在復活日常生活用語，並對語言現代化進行裁定。本-耶胡達是希伯來語委會的奠基人之一。從一九一〇年開始，本-耶胡達在該委員會的支持下開始出版《古代和現代希伯來語大辭典》，裡面不僅收入古詞，而且併入新詞，使得希伯來語能夠更好地表達傳統與現代價值。這項工作直至本-耶胡達去世之後還在繼續。復興語言的運動由少數精英們的自發活動，越來越變得組織化，漸趨成為整個以色列國家建國框架中的一部分。一九一一年，在巴塞爾舉行的第十屆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上，代表們用希伯來語作為會議語言，討論巴勒斯坦問題和希伯來文化，希伯來語由是成為猶太民族的官方代言語。
在復興希伯來語的過程中，本-耶胡達確實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教育家們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自一九〇四年第二次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起，一些希伯來語教育家、教師開始置身於復興希伯來語言的工作中，並就採取何種教育進行教學而展開論爭。一八九八年，巴勒斯坦建立了第一個希伯來語幼兒園，一九〇六年又建立了第一所希伯來語中學，此乃復興希伯來語進程中的革命性階段，最終導致了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在海法工學院究竟使用德語還是使用希伯來語進行教學的語言之爭。其結果，希伯來語戰勝德語，成為以色列第一所國家級大學的教學語言。一九二二年，英國統治巴勒斯坦時期，決定把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英語一同定為官方語言。希伯來語之所以戰勝德語和意第緒語，成為英國託管巴勒斯坦地區的官方語言，當然還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意第緒語猶太世界崩潰有關。正是在這種國際環境下，巴勒斯坦新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十九世紀末，巴勒斯坦已經有大約五萬猶太人，到一九〇七年第二次阿里亞移民浪潮開始之際有大約七萬五千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地有大約八萬五千猶太人，但是戰爭造成人口數量減至六萬五千人。一九二二年再次形成第三次阿里亞移民浪潮，以伊舒夫著稱的猶太社區再度增大。到一九三〇年，已經有大約十六萬五千猶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這些移民多來自東歐和俄國，希伯來語基礎教育也變得日益重要了。教育的目的不是一個單純傳授語言的過程，而是傳授思想的過程。從事希伯來語教育的工作者，同時也是教育家，這樣的教師「有義務教授民族主義、愛祖國、愛人民、愛自己的語言」。

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在履行民族教育使命時採用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要把樹立本土人的理念貫穿在日常生活中，猶太孩子在舉行成人禮、宣誓儀式、尊重民族「先賢」、參加節日儀式、植樹的過程中了解到本土人應該對國家、對民族、對土地承擔什麼義務。教育系統當然是猶太復國主義者有效傳播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重要所指。早期猶太定居點和以色列學校把猶太歷史課當成傳播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更有意思的是，課程的名字不叫猶太歷史，而是叫做以色列民族史。當時在文壇大顯身手的希伯來語作家和藝術家，也成為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和本土以色列新人思想的傳播者，許多作品被教育家們放到民族主義的語境下閱讀，強調作家與民族復興與猶太復國主義的聯繫，強調社會主義與拓荒者精神，同時否認大流散時期的價值，目的在於張揚猶太復國主義文化，為即將建立的猶太國家做意識形態的鋪墊。
現代希伯來語發軔於十八世紀的歐洲猶太啟蒙運動，乃猶太啟蒙思想家試圖保持民族傳統並走向現代化進程所採取的重要手段；後來成為猶太民族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的組成部分。現代希伯來語，嚴格地說，指在歐洲勃興、發展並在巴勒斯坦完善起來的希伯來語，既不同於聖經時代的古典希伯來語，也不同於流散地的用於宗教儀式的希伯來語。它既可以用於口頭交流，又能夠成為創作載體。它不僅是連接古今猶太人的紐帶，而且服務於民族，傳達猶太復國主義理想和先驅者價值，在塑造新型民族身份過程中擔負著重要使命，造就著一批批以色列國家的建設者。
（文章原有圖片若干，此處略。）

好問題。

說復活得先說說是怎麼滅亡的：

1、猶大王國時期希伯來語還是唯一官方語，猶大王國 Kingdom of Judah 是一個於公元前10世紀至前6世紀存在的中東國家，與撒馬利亞一同從原來的以色列聯合王國分裂出去。

2、大概公元前七世紀，巴比倫人被放逐。希伯來語和阿拉米語同時成為這個地區的通用語。

3、耶穌時期，變成了三語通行：希伯來語主要在宗教場合；阿拉米語用於生活；希臘語在政府場合。

4、直到猶太人從巴勒斯坦被驅逐，淪落世界各。希伯來語開始和各個地區的當地語言相互融合，形成了德系希伯來、西系希伯來和依地語系希伯來語言等等。

然後開始復活：

5、猶太復國主義之後，出現一個重要的人物，猶太青年埃里澤·本·耶胡達，1879年，他發表論文《事關大局的問題》（這樣的論文題目是怎麼過審的啊啊啊），簡而言之就是為了民族存亡問題必須重新說希伯來語。

6、一戰期間伴隨著猶太復國運動，大量教希伯來語的學校被建立起來。

7、1923年9月29日，英國託管當局承認了希伯來語的地位：「阿拉伯語、英語和希伯來語為該地區的官方語言。

8、現在以色列大概有700餘萬使用者，美帝大概有20萬左右。

說完了，希望明年能去以色列～

推薦紀錄片《語言星球》，裡面有一集專門講了希伯來語的「復活」，實際上現在以色列人的希伯來語已經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了。

我想說猶太人有錢又骨頭硬（沒褒義也不想貶），就愣給恢復了

1.有錢有錢有錢

2.你們都逼我，要殺我要搶我，我特么不給你們做附庸了

3.自創體系，自創國家，復活語言

注意，在歐美國家和其他受基督教影響較大的國家人名用詞主要是希伯來語辭彙，而且希臘語里也有大量來自希伯來語的辭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