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二戰時德國遲遲不進行總動員？

01-07

如果德國也造坦克海，我感覺未必就會輸給蘇聯。

為啥一說軍備生產就是坦克造的少？

二戰中各國，包括德國、蘇聯，坦克生產在軍備生產中都只佔很小一部分（以產值計甚至不到10%）。除了坦克、裝甲車，德國的重炮、彈藥、卡車、飛機（以航發數量計算）產量都不算少，另外德國生產了1200多艘U艇，還花費了據說不亞於曼哈頓計劃的投資搞出了數萬枚V型飛彈。德國軍備生產的問題一方面是官僚主義，另一方面也是錢沒有花在該花的地方——比如V型火箭這種有史以來最浪費的軍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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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區里的Lee General說的靠譜

困擾德國增產的並不是什麼「總動員」問題，而是帝國各部門之間嚴重的官僚主義以及混亂的管理方式。

1.關於德國石油問題。

這個問題是似乎是被誤解最多的問題。可能是受某些網帖或者某些戰史中關於「隆美爾缺燃料」或者戰爭後期諸如阿登等戰役中德國缺燃料等記載的影響，很多人認為德國燃料在整個戰爭期間是不夠用的，甚至認為這是德國失敗的主要原因。

1940-1944德國燃料產量/消耗量/儲備量平衡表

實際上，截止到44年春季英美對洛伊納合成燃料工廠和普洛耶什蒂油田運輸系統展開大規模打擊前，德國的燃料產量大體上是能滿足軍隊需求的。從上圖的產量-消耗量平衡表我們知道，在戰局最激烈的42-43年，德國的燃料產量比起消耗量實際上是略有盈餘的——而43年德國生產的坦克飛機遠遠多於42年（儲備量從41年底的79.7萬噸增長到了43年底的112萬噸）。

所謂的「隆美爾缺乏燃料」甚至是44年底的「阿登攻勢中德國燃料不夠用」，並非是德國燃料產量真的那麼少，而是後勤運輸上的困難。隆美爾依賴的地中海供應線被馬爾他的英國空軍切斷，阿登反擊的前數月盟軍空軍對帝國鐵路運輸系統尤其是萊茵河上的鐵路橋的打擊讓德軍的大量燃料無法前送。

當然，缺乏燃料導致毀滅的問題也是客觀存在的。由於1944年5月間第八航空隊對洛伊納合成燃料工廠的打擊（以及之後一系列的襲擊行動，這可以算是這個戰爭期間最有效的一次戰略轟炸行動），1944年9月之後，耗盡航空燃油儲備的德國空軍實際上就基本喪失了出動作戰的能力。

2.「總動員」問題

德國戰時財政收支平衡表

實際上德國從頭到尾都沒有實行過所謂的「總動員」。或者說，德國從頭到尾從未像蘇聯一樣壓榨人力和工業潛力，德國的41-44年實現的軍備產量巨幅增長並不是什麼「總動員」的結果。

這一點看統計數字就明白了：1939年，德國工人平均勞動時長47.8小時；到蘇德戰爭的41年9月達到49.5小時；到43年9月又降為49.1小時；44年更進一步降低到48.3小時。戰爭開支在總預算中所佔的比例，1940年已經達到70%，到42-44年也只是在80%上下浮動。民用消費品的生產指數1942年為100，1943年為94，到1944年也只不過降低到了90。德國平民幾乎在整個戰爭期間——除了45年——維持了較高的生活水平。

至於軍備產量的增長，是施佩爾在1942年接手了軍備生產的領導任務後，壓制各官僚機構，理順生產計劃，以流水線式生產代替分散生產，在各軍工生產領域組織技術專家構成指導委員會的結果。當然，改進領導方式、提高生產效率有其局限性——比如德國的卡車生產在戰爭中幾乎沒有提高，因為汽車領域早就實現了一體化的生產組織方式。

至於題主的問題？因為希特勒沒有及早任用施佩爾——實際上主要是沒有及早統一各官僚機構（四年計劃委員會、軍備生產部以及空軍生產部門）的組織領導。其實施佩爾不過是個建築師，根本沒有接觸過任何生產問題，但他有希特勒親自給他站台，所以反而能推行統一領導，進而取得了傑出成就。

然後英勇的德國人民軍與蘇聯紅軍一起把紅旗插在了國會大廈上

徳三有沒有那麼多油料來養那些精貴的油老虎你心裡沒有點B數嗎

以徳三的實力，總動員只會死的更快，因為德國人民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是納粹黨執政的根基之一。學習蘇聯把資源全部投入戰爭機器裡面？先不論徳三的資源夠不夠，就看一下，蘇聯最艱難的時候士兵每天只有幾百克黑麵包或土豆，你可以想像一下，重點保障的軍隊都是這樣，蘇聯平民的生活水平是什麼樣子？

如果德國學習蘇聯那一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先讓我笑一會。

讓你從有車有房有酒有肉旁邊還有嬌滴滴的法國和蘇聯女僕，變成工作三班倒一日兩餐連黃油麵包都是奢侈，女僕什麼的想都別想，你是什麼心情呢？

上一個如此做死的國家，叫做沙皇俄國

假如徳三真的全面開動戰爭機器，大概就可以遇見這麼一幕:

一個德軍軍官拿著軍刀，悲憤地盯著柏林的方向，然後轉身面對士兵:「國民苦不堪言，你們的家人也一樣吧？在烏克蘭前線的士兵，他們的妹妹要賣身來換飯吃，老農種出來的麥子，自己也吃不到，百姓全天候工作，他們捱飢抵餓，疲憊不堪。」

（BGM維也納工人歌響起）

隨後軍官把指揮刀狠狠一劈，士兵們跟著他衝進了關押著恩斯特·台爾曼同志的集中營……

與一戰相比，二戰期間財政收入與貸款之間的比例適合得多，儘管如此，帝國財政部長仍然不得不在國內進行大幅戰爭貸款。這種貸款方式在專業領域被稱為「悄無聲息的」，有時也被稱做「看不見的」融資。與1914—1918年不同的是，它放棄在民眾中進行長期戰爭貸款，而不經任何法律及批准程序，直接借信貸機構之手借貸短期儲蓄存款—對這一切儲戶都不知情。

從1936年開始，儲蓄所、建房儲蓄信貸社、合作社銀行、人壽保險公司及其商業銀行就已經悄悄成為政府的資金聚斂部門。這一隊伍中還有當時仍掌握巨額公積金的養老保險公司。銀行家們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就將帝國證券納入他們的投資組合中。實際上，他們將儲戶往往是短期存入的資金以這種方式進行長期投資。悄無聲息的融資方式所取得的成功離不開表面上的自願，因此早在1940年1月，政府已經禁止媒體對強制性以及戰爭儲蓄進行討論。

「至少應該讓人工們保留著個印象；他在對自身工資收入的支配權上是不受限制的」，政府無意「以任何方式剝奪其收入」，因而，這樣一條法律規定被視做「完全錯誤，在政治上讓人無法容忍」。戈林的財政顧問奧托·多納將該體系看做封閉的資本循環，大為推崇。它建立的基礎是：「獲得收入者將無法合法使用的收入存入銀行，而信貸機構以認購國庫券的方式，將這些資金送入財政部長之手。」

大約4000萬德國存摺存款和幾百萬其他儲蓄存款「悄無聲息」地轉化為帝國債券，資金連續不斷流入帝國中央銀行，被消耗得乾乾淨淨。前文說到，現有的資金如何在被佔領區被國防軍士兵等換為商品和物資；這部分彌補了德國國內失衡的商品供給和流動資金的關係，但存款金額仍有巨大缺口。

為了保持儲蓄積極性，必須進行嚴格的工資和價格控制，同時，必須盡量有效地取締國內黑市。

這一措施不單單涉及到德國大小儲戶。帝國的銀行專員還竭盡所能，迫使各個被佔領國的信貸機構認購德國國家債券，以籌集作戰經費。

最後，捷克金融機構超過70%的存款被用做德國戰爭貸款。如前文所述，法國的銀行存款被當做敵國財產，法國政府必須用其認購國庫券，支付德國的佔領軍費。因為被佔領國所付的巨款絕大部分必須是各國國庫券的形式，中央銀行和財政管理機構不得不調整國家貨幣市場，以便全國為德國作戰融資。對此進行組織是各國家銀行德國專員的重要任務之一。

這種金融方式始於1939年9月12日通過的一項正式法規，該法規對1939年會計年度的追加記賬進行規定，授權帝國財政部長，為戰爭目的「以信貸方式籌集最高達150億帝國馬克的款項」。

1945年帝國在德國銀行負債1100億帝國馬克，在儲蓄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負債分別達540億和250億帝國馬克。此外還有330億美其名曰「清算債務」的負債。這實際上是空頭支票，如果德國戰勝，則轉嫁給被佔領國和附庸國；如果德國戰敗，則必定無從追查。帝國銀行的印鈔機日夜不停地運作，以填補剩餘的帝國債務，尤其是在戰爭尾聲，帝國銀行更是債台高築。

該體系的優點是運作無聲無息，但隨著國債中短期借貸所佔比例的不斷提高，國家財政逐漸陷入危險境地。正如一位財政專家1944年所警告的：「很大一部分人手中掌握高達幾十億的存款，甚至紙幣，在某種程度上隨時可能拋向市場。」

與德國相反，英國和美國主要用長期戰爭貸款來融資。這通過全民「大力宣傳法」得以實現，例如英國的「勝利之翼」周，又如美國為七大戰爭貸款發起的如火如荼的海報運動「萬眾一心」。他們向每一位公民宣傳自由之戰，呼籲為戰士提供經濟支持。

1943年4月25日，阿圖羅·托斯卡尼尼、弗拉迪米爾·霍羅維茨以及NBC交響樂團聯袂出演著名的「同心戰鬥」演唱會時，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連站票也銷售一空，短短兩小時內募集1100萬美元。那次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

截至1942年年底，英國在貸款運動中籌集的46億英鎊中，高達17億出自小儲戶。如果按照人口數折算，相當於德國的低收入者同時期貢獻了235億帝國馬克的戰爭貸款，以及納粹黨領導層在德國證券市場籌集了610億長期貸款。對這樣巨大的民眾物質支持，希特勒不敢妄想。難以想像威廉·富特文勒、埃德溫·菲舍爾和柏林愛樂樂團會在1943年4月舉辦貝多芬第五交響音樂會，為購買夜間戰鬥機、衝鋒和重型坦克籌集帝國戰爭借款。

在英國和美國，戰爭以及必勝的信念建立在廣泛的社會覺悟的基礎上，而在德國並非如此。經濟學家伯恩哈德·本寧1943年初失望地問道：「我們為什麼還待在德國？對於宣傳，本無須縮頭縮尾，德國卻表現得如此克制。」

這一點還印證在影響廣泛的稅收中：在英國，稅收快速並顯著增長的同時，通貨膨脹得到控制，減輕了財政負擔。

英國二戰期間稅收增長336%，而德國僅增長196%。

如果考慮到帝國稅收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侵略吞併的地區、對強制性勞工的剝削以及公共管理收入，建立在非法掠奪、欺騙性財政操作以及種族屠殺的基礎上，那麼可以說，英國的稅收負擔比德國高出一倍以上。其中英國稅收85%以上出自年收入低於500英鎊的民眾，這一點也與德國形成鮮明對比。

1942年10月，一位帝國銀行高級官員對德國政府的無能表示強烈憤怒，對帝國馬克「無可挽回的衰敗」深感憂慮。他不無敬佩地指出，英國人「通過逐步而持續地旋緊稅收這枚螺絲釘，控制通貨膨脹的危險，而未對經濟造成任何損害，沒有引起任何不良影響」。

德國的財政政策與閃電戰策略相吻合。它與快速獲勝休戚相關。帝國銀行副行長普爾1942年年底稱，對比一戰，這種方法導致極其嚴重的「危險點」，因為它以戰爭末期購買力的枯竭作為轉嫁貨幣問題的代價。其時，失敗在斯大林格勒已逐露端倪。

這一事件必定對「悄無聲息」的戰爭融資方式造成動搖。納粹政府在整個公共和私人貸款管理體系的協助下，利用此方法，扮演了騙子的角色。只有及時用一個有利可圖的勝利掩飾，才能夠不露出馬腳。這一勝利必須能夠滿足國內浮動的消費要求，並償還戰爭欠款。依據這一邏輯，戰爭持續時間越長，吞噬的金錢越多，對被佔領國人民的剝削越殘酷，待遇也更加不人道。

從內政上看，悄無聲息的戰爭融資方法顯露出權力戰術的特徵。納粹領導層逃避了對戰爭的公開表決，因為長期戰爭貸款的任務可能帶來的結果不言而喻。

一位參與其中的經濟學家後啊來說道：「希特勒不願同公眾討論帝國的融資問題，因此他在備戰階段和戰爭期間都禁止發表有關貸款的言論。」他不具備路德維希·艾哈德的品格，後者能在1944年用謹慎而明確的語言「告訴民眾他們必須承擔必要的犧牲」；希特勒還缺乏「擔負責任的勇氣」，慣於「躲躲藏藏」和「遮遮掩掩」。

他不敢對德國人提出嚴肅的物質要求，這一點與他的同盟者墨索里尼相同。1944年德國佔領軍評論說，義大利「領袖」「一直不能決定以貸款來考驗人民的忠誠度」。

納粹政府不敢冒險向德國人民說明戰爭的費用，即使是用逐步公開的方式。政府將這種做法歸結為德國已經見怪不怪，甚至是約定俗成的習慣，即人民生活在美化和粉飾過的經濟表象下。與邱吉爾不同，希特勒無論如何不可能冒險在演講中稱：「我所能奉獻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淚。」這位處處為歡呼包圍、似乎無所不能的獨裁者從未能公開向他的人民要求，為一個號稱輝煌的未來將他們的積蓄作為貸款託付給他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這樣看來，人民與元首的共同體是一個巨大的幻象，缺乏任何切實的政治基礎，不能接受任何實際考驗。

因而必須對我提出的概念「隨時獲得多數人贊同的獨裁」作如下具體闡述：人們在多數情況下並非由於意識上的信服表示贊同；更多的是獨裁者藉助社會福利，通過系統的賄賂不斷重新購買人民的贊同意見。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所謂「公民公敵」的包袱，而最終成為了受賄者的包袱。

儲蓄與信任

與食品問題相同，在稅收和貨幣政策中也不能保證德國人民對其領袖的長期堅定信任。今天人們會談到可信度，從戈培爾的日記和希特勒的許多政治決策過程中經常可以看出，政府每天都面臨重新獲得可信度的問題。歷史學家通常會追溯到帝國保安部密探的報告（尤其是帝國報告）、信函、納粹黨官員在日記和其他信息源上所作的注釋等，以展示第三帝國時期的社會氣氛。

準確地說，所謂氣氛可能通過儲蓄率的浮動，如急劇或平緩的增長來測量。以往還未用這樣一個社會歷史參數來作為研究該問題的工具。收集這一方面的信息不難，從中可以輕易得出根據時間和地區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的結果。另外可以重繪納粹時期不同社會階層公共道德變化的圖景。這可以通過研究郵政儲蓄所、大銀行和人壽保險公司儲戶的不同行為方式來進行，將其與希特勒講演和政治或軍事事件相聯繫，從中得出比較全面而正確的政治觀點概況（例如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在狼穴僥倖逃過刺殺，奇蹟生還後，本已普遍降低的儲蓄率在幾天內顯著上升；但這個奇蹟的威力僅僅持續到8月1日）。

正如納粹黨領導層統計退出教會的人數，作為對政府政策支持率提高、停滯或下降的指示標，它也將儲蓄率高低作為民意的寫照。1943年，帝國保安部對此進行了一次專門調查，其依據是輿論界印象，而不是有關實際儲蓄行為的切實數據。當時無法對二戰中實際儲蓄率進行準確研究，但仍可以得出一些一般性結論，並確定希特勒政府在何時失去公眾支持。

總的來看，德國儲蓄率1940年和1941年間每月達10億帝國馬克，1942年每月超過15億。這是戰爭中消費限制的結果，也是對希特勒領導藝術信任的表現。短短几年內，德國人的儲蓄總額增長了兩倍以上。1942年公共儲蓄所的存款增長了152億，達到512億帝國馬克。這是「德國儲蓄所歷史上最大幅度的增長」。如果將新投入的人壽保險作為高收入者對前途信任的指示標，那麼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全年繳付的保險費從1939年的17億帝國馬克增加到1941年的42億帝國馬克。

自願儲蓄支付了日常戰爭費用的很大部分，至少某些納粹戰略家認為，戰爭勝利以後，自願儲蓄應該「促進財產結構的均衡」，「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財產秩序」。這裡也確證了納粹政府在德國社會實現社會均衡的趨勢。此外還可以看到以下意圖（對不少經濟專家來說肯定是主要意圖）：推進戰後勞動者手中財產的積累，以便為投資積累儘可能大的購買力。當然，人們是為各自不同的目的儲蓄的，例如建房互助儲蓄、附加養老保險或大眾汽車儲蓄。許多個人努力存儲金錢，希望在戰後實現不同的人生夢想。

所有這些人生計劃體現在儲蓄率上；無論低收入者擁有的流動資金有多少，他們半有意識地將資金交付給了納粹政府。弗里茨·賴因哈特在1942年滿意地說：「儲蓄率的巨大增長，是公民對國家社會黨領導和貨幣安全信任的最有力證明。」銀行業代理人將數以萬計儲戶的意願歸結為「在戰爭期間進行更多的儲蓄—為勝利儲蓄」。「戰鬥，工作—儲蓄！」是德國銀行的口號。為了便於債務清償和付息，利率一降再降，在這一背景下，自願儲蓄運動的巨大成功意義更為重大。即使儲戶未看到存款悄無聲息地變為大炮，他們也一定隱約相信德國必勝。

但懷疑還是在滋長。1943年第二季度，存款金額的增長首次低於上一年同期。帝國財政部將信任下滑歸結為空戰的後果，因為德國西北部城市儲蓄率顯著降低，而東部地區未受影響。這種情況令人擔憂，由於軍事反擊限制了消費可能性，儲蓄率本不應降低，反而應該同比急劇上升。

政黨財政部於1943年12月從當前統計中得出信任危機的結論時，帝國保安部—也許是出自財政部長授意—開始進行一項課題，題為「人民的信任與購置有形資產」。

帝國保安部人員發現在「富裕人群中」首先滋生出了不信任。密探觀察到，許多富人「肆無忌憚地拋出現金」。如果在擁有財富較少的群體中調查這一行為的影響，可以發現，在對幣值的信任問題上，資本家成為了影響大眾的「極壞的例子」。帝國保安部得出下列令人警醒的結論：「各個階層對幣值的信任度已明顯降低，這無論在言語或實際行動上都隨處可見。但作為一般意義上對幣值信任的表現，可以說人民還是有儲蓄的意願的；過去幾月內的存款與整體上收入的上升和增長絕對不成比例，特別是對某些社會階層而言。」

1944年3月，經濟部長豐克不得不安撫德國小儲戶，公開保證帝國「不會動用存款來償還戰爭債務」。儘管已經人心惶惶，但根據銀行類型和地區的不同，1944年上半年，存款的增長仍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但「到年末，增長速度明顯減慢」。1944年8月，德國中等收入者開始積聚現金。富人們反應更快一步：1944年3月，新投保人壽保險的保戶已經大大降低。

9月15日，帝國銀行遭遇「人民大量提取現金」。當時的帝國經濟部國務秘書奧特·奧倫多爾夫於1945年1月聲稱：「人民手中的現金急劇增加」，帝國不得不「越來越依賴印鈔機」。僅僅1944年9月至12月，流通貨幣就從386億增加到了485億帝國馬克，增長速度比以前十二個月平均水平高出兩倍。一位財政專家用專業而枯燥的語言評論道：「政治軍事局勢的激化決定了普遍意義上對流動資金的需求。」

顧客的態度直接影響銀行的商業政策。帝國經濟部長抱怨說：「貸款機構認購長期帝國國庫券的積極性有所降低，這與我們的期待背道而馳。」因此，從1944年開始，政府不得不多次動用帝國銀行的「大量儲蓄存款，以維持帝國貸款」。例如1944年8月3日，一向親政府的薩爾茨堡銀行管理委員會決定，「考慮到對現金不斷增長的需求」，暫時「不考慮給帝國貸款」。帝國銀行立刻覺察到，這一決定反映了對德國政府的國庫券的普遍保留態度。銀行的態度取決於顧客：德國人現在才擁向櫃檯，明確表示反對戰爭，收回給國家政府的貸款。

1944年8月，盟軍登陸諾曼底，紅軍在東部戰線擊潰德軍。在7月20日試圖顛覆政府的努力失敗後，民眾對當局以及帝國馬克的信任在幾天之內蕩然無存。如果以儲蓄率為指示標的話，對帝國馬克的信任早在1943年春天已經開始逐步下滑。總的來說，富人階層比低收入者更快對帝國馬克失去了信任。考慮到人民對政府的普遍懷疑態度和可能引起的共鳴，1944年7月20日反對希特勒的暴動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毫無獲勝的希望。

如前文所述，普遍讚許建立在相互幻想的基礎上，但納粹政府仍然一次次成功地復活了人民對其領導藝術的信任。為此，政府以史無前例的方式發展了現代福利國家這一工具。與此密不可分，但也不可過高估計的是登峰造極的恐怖組織。它們在戰爭下半階段迅速增加，矛頭指向每個公民。在16000例死刑中僅1941/42年冬季危機後執行的就有15000例。對戰時司法權的統計顯示了同樣的結果。例如，戰爭期間對第253步兵師的士兵執行了18例死刑：1939年至1942年間死刑數為零，1943年8例，1944年6例，1945年4例。在戰爭期間共有大約兩萬名德國士兵被施以死刑。

鑒於普遍的福利措施和對所謂人民公敵施加的登峰造極的暴力，大多數德國人雖未成為納粹信徒，但也隨波逐流，為社會體系提供給他們的小恩小惠歡喜。由此形成的被動忠誠足以使納粹政府的執政能力維持到1944天夏天。

納粹高層總有一種如果全面總動員，搞不好接著士兵蘇維埃就會像一戰末期一樣迅速成立擴大漫沿開的錯覺。畢竟士兵蘇維埃的成員那會也就40＋的年紀。

而且納粹的財政可供養不起那麼多的士兵進行長時間的消耗戰。戰略轉型是要有決心和膽量的，靠福利政策上台的極權統治對特定群體民意要比集權國家和代議制民主政體要敏感的多

德二就是這麼完蛋的，德三自然不敢這麼干。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總動員？那希特勒上台許諾的福利社會就沒了，國家的一切資源優先為戰爭服務，被從法國和東歐掠奪的物資供養的白白胖胖的德國民眾怕不是會把希特勒絞死。

你就算把m1a2艾布拉姆斯坦克給德三，也沒有那麼多油啊。

沒有那麼多資源材料

德國的石油要是供得起坦克海他就不會急沖沖的打蘇聯了

德三的軍事思維是低烈度戰爭，集合現有軍力打幾個大勝仗，然後對方膽寒，最後雙方坐下來簽協議，天下太平

波蘭和法國比較配合，按著德三的路子走

於是膨脹的德三想在蘇聯身上複製一下

鬼子思維也是這個，我把中國打疼，然後凱申公簽協議

結果蘇聯和中國就是不投降

一開始德三還有幻想，蘇聯不行了蘇聯不行了

元首的破房子理論么

結果就是斯大林格勒戰役被大林子吊打

只能總體戰了

扯福利，人民的是搞笑的么；少年團，人民衝鋒隊，納粹對德國人做的孽哪裡少了。。。。事實就是資源短缺，而且虎豹也沒有T34好造。總動員充其量也就是大號衝鋒隊，送人頭差不多

總動員起來怕是林登萬要率先佔領柏林了。

唔………………我記得有個資料說德國誰出的主意說最後想要讓小孩子上戰場…………最後被一個將軍否決了…………我覺得不是不願而是不能…………再總動員老百姓估計都要揭竿而起了…………

一戰殷鑒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