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1934年出生，如何活到1979或者會以什麼方式掛掉？
因為我外公就是1934出生的，卻一直沒有談起1979年之前的事情
我是1932年出生，如何活到1979年的。
1940-1947.2是我的童年。
1947.2—1950.11我產加了解放戰爭。
1950.11—1953.7我參加了朝鮮戰爭，然後幫助朝鮮建設55.10回國。內容請看我的博客。
55.10—1958.5。在軍校學習，參加反右運動
1959.5—1989，反右運動 在軍隊表現不好，到北京郵局搬雲郵袋30年，帶著161元的工資退休息
老兵回憶錄
老兵的童年 難忘的經歷
1940-1947年，我八歲有記憶力說起，家中貧窮沒吃沒穿，每年春天吃糠、吃野菜、，全家蓋著一床破被 度日。
我回想 那時人民為什麼那麼貧窮？
原因一，封建社會給中國造成經濟落後、人民貧窮。
為什麼說？先說中國封建社會是什麼樣子，男人只管種地，女人不上學、不結婚大門不出、二門不進。結婚後只管生孩子、在家照管男人、幹家務，減少了社會生產勞動力，所以經濟落後、貧窮。
從我記憶中的鄰居說起，我們村有個15厘米長的小腳媽媽，給她四歲的姑娘裹小腳，開始孩子痛的一個勁的苦，她媽責備說：你哭啥！，長大了怎麼找婆家；叭，就是一巴掌打在她屁股上，站不起來還讓她扶著牆走；太殘酷了。
每年3月28日，山東萊州西由有個廟會。1942年我媽領著我去逛廟會，有很多大姑娘的媽媽領著自己的姑娘找婆家，我看到在廟會的兩側，有五寸長的小腳大姑娘，穿著花鞋裝扮得很漂亮，坐在一排排的板凳上，等待著有男孩子家的父母來挑選，然後再通過介紹人介紹，父母，包辦成功。要是不裹小腳就會受到社會譴責，說，『家中無教養』，找不到好婆家。我到廟會的那一天，媽對我說：『我長到十八歲，還不知到我家門外面有顆大槐樹』，可見中國婦女在封建社會不能參加社會勞動、不能上學，全家只靠一個男人做工能不窮嗎？。
封建社會貧窮的另一個原因。民族資產階級（地主、土豪、劣紳），有錢的人才能到縣城上學，上學的人智慧多，才能代代當人領導民眾。有90%得窮人不能上學只能代代當民眾，成為人和民兩個級別的社會。民眾只能聽天由命；沒有能力發明、創造、競爭，中國能不貧窮嗎？
在封建社會裡，人們貧窮不怨統治者，怨個人無能，命窮，或者怨祖墳埋的不好，要麼怨住的房子風水不好，找不到原因就經常到廟裡去燒香燒紙磕頭許願，讓（上帝）讓老天爺救救他。使人們老老實實受封建社會的富人統治，不能對邪惡勢力進行鬥爭；影響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使經濟科學長期落後。這就是人民貧窮、落後的原因。
二是， 1926年孫中山去世後，執政黨（國民黨）不作為，地主、土豪、劣紳、官商勾結繁亂，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窮人沒有吃、沒有穿。
民族資產階級壟斷中國經濟，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農村的地主、富農只有5%，卻佔有50%的土地。另外50%由貧下中農耕種，所以很多人沒有地種，給地主富農打長工或是打短工，長期貧窮，每年95%農民，到舊曆3月~5月期間靠吃樹葉、野菜維持生活，尤其趕上天災經常餓死人。
地主、土豪、劣紳、官商勾結繁亂是怎樣收寡民財的
每逢過年過節，我爸爸都要領著我到北嶺、北邊、安後、南鹼，別人家的田地里去祭奠祖墳，去燒香、燒紙；我十三歲那年舊曆十月一日，父親又領著我到北邊祭奠祖墳，我父親看著正在我家老祖墳旁邊用石滾子壓高粱穗脫粒的盛占科，（是現在的我岳父）他想起了他父親盛顯明當鄉長時，霸佔我家這塊田地的往事才憤怒的說：「您在這裡用場院，把我家的老祖宗的頭都壓扁了。
這時，我有兩件事情想不通。一，咱們的老祖宗為什麼埋在別人家的田地里？二，我家為什麼窮的厲害？開始問我爸爸。
他回答：你爺爺哥們五個，因為貧窮沒有結婚，有四個絕戶沒有後代。你爺爺（我爸爸）兩個兒子一個姑娘，他們哥四個死後都埋在自己的田地里，由我們給他們頂門戶，給他們上墳拜土。所以他們把遺產（田地）全給了你爺爺（我爸爸），你爺爺死後又把田地、房產撇給我和你大爺，你大爺傻不識數字，沒有結婚與我一起過，他死後遺產全歸我們家。
地主、土豪、劣紳藉此機會開始搜刮民財。地主、土豪、劣紳對我說，你們家的財產有你哥哥的一半。強迫我拿出一半家產殯葬，不經過我准許，土豪劣紳買了上千斤大米、白面，殺了10多頭豬，讓全村的人大吃七天，再進行大殯葬、唱大戲、放洋炮、放洋槍、吹喇叭、「扎金橋，扎銀橋」，讓死者上西天，大鬧七天，把我家一半家產花光，然後讓我負債。最后土豪劣紳一伙人又到我家裡去搬磨，我不幹了開始糾纏，把其中的一個人被我推倒了；磨，沒有搬走又惹出亂子。
第二天他們準備好了擅子（就是用兩頭驢抬的擔架），寫好告狀書。然後他們走到一顆小槐樹旁邊，其中被我推倒的那個人，面對著小樹把自己腦門、鼻子撐破了皮，鄉長盛顯明說成了（這個鄉長就是我岳父的父親）。接著上了『擅子』，駝到40里的掖城（現在的萊州）。他們把錢遞給門衛進了衙門，把狀子交給法官，法官一看狀子，說尹東財（我父親）在村內無法無天，不但打他的父親，誰都打。並拿出證據說：『你看這個鄰居就是被他打得頭破血流』。舊社會兒子打父親有罪，法官必須讓他的父親作證。鄉長把錢遞給縣法官，縣法官派衙役到我家領我父親（你爺爺）到法庭作證。你80歲的爺爺沒有見過世面，耳聾，到了莊嚴的法庭，看到全部武裝的門衛，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嚇得全身哆嗦，法官嚴肅的問：是你的兒子經常打你嗎？常年耳聾的老人，見到法官的嘴一動，嚇得，哼、哼、哼。鄉長對法官說，這不是他承認了。接著，把著你爺爺的手，在狀告書上籤上手印，把他架出法庭他們就不管了。法官就把我關進縣城監獄。你爺爺有沒有回家，你媽在家中急了，小腳的女人在家到處求人去找，終於把你爺爺找回家了。接著縣法官送給你媽傳票，要求你媽迅速拿二百塊大洋到監獄把我保回。你媽到你姨家去借了一百塊，又到尹關老婆家借了高利貸一百塊，二百塊大洋湊齊了，托本村尹召先去保。結果二百塊大洋又被截道的劫走，沒有保回。我被蹲了監獄40天。你媽在家無法過，她穿著大襟衣服走到井邊，把衣襟向頭一蒙投入井中；幸好撈的及時沒有死去。
我出獄之後，家中沒有錢只好買地換賬。當時窮人沒有錢買，富人家和土豪劣紳有錢，把你爺爺留給我家的田地、房子全被他們半價買走，所以咱們才到別人的田地去祭祖；因此我家沒地種才年年受窮。
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對人民的吃穿不問不聞，只管向人民收公糧，各縣的官僚衙門，為有錢的人服務，老百姓稱衙門口向南開，有理無錢進不來。
1927年國、共兩黨因為政治分歧不和，互相殘殺引起內戰，38年日本鬼子趁機而入，中國又開始八年抗戰。使中國經濟、軍事、文化落後，原來就落後，就更落後
人民貧窮從我家鄉說起。
有的年輕人實在無法忍受，饑寒交迫的生活，為了吃飯就當了日本兵或是國民黨兵。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對親兄弟，一個是當了日本兵，另一個是當國民黨兵，親弟兄兩個在戰場上對著打。
看，我家窮到什麼樣子。我說說當時的社會
因為田地少，我父親農忙時去給地主、富農打短工掙錢，冬天推著獨輪小車出去60多里到東南山溝去買白薯，回家倒賣，養家糊口。
1940年我8歲，有兩個妹妹，一個5歲，一個2歲，有兩個姐姐，一個11歲，一個15歲；冬天我與兩個姐姐和五歲的妹妹鋪著半拉炕席，蓋著一床破被；到處是虱子、臭蟲。還有兩個哥哥，一個18歲在姨家學木匠，一個19歲闖關東，在牡丹江麵粉廠學徒三年，剛能掙錢溺水而亡；所以我家每年春天的3-5月缺糧，我就與兩個姐姐經常到小凹子去挖『油泊菜』，來家煮、泡，去掉苦味，再買點小麥皮參一起，蒸著吃；大便像羊糞蛋。到街上去看看，也不只是我家到處都是窮人倒得泡野菜的綠水。
我為什麼抱著媽媽的大腿哭。
有一天我打草回家，看到姐姐用麥草掐辮子，父親用姐姐掐辮子的錢到集上買白薯干去了。我餓得難受，找不著一點能充饑的東西，想起昨天母親在缸里鹽的菠菜，打開缸我就吃起來。妹妹餓的迷迷糊糊，不會說話，坐不起來，我母親趕快找賣糖火燒的鄰居『穩堂娘』，穩堂娘用糖水把她灌好了。好心的尹萬寶老婆知道了，來動員我媽說：你快想辦法吧，我要不想辦法，去年就被餓死了。你看把我五歲的小姑娘送人，換回120斤玉米渡過了難關，現在我只顧嘴，被子我都買了，冬天睡在草里。她對我媽又說，你也把你的四姑娘送人吧，我給你找主，也能換來一百多斤糧食。我媽答應了，我聽到後，立即抱住我媽的大腿哭起來了「媽媽不給呀，媽媽不給呀」，我媽也跟著我哭起來了，妹妹終於沒有送人
我差點被白署干噎死的故事。
45年春，父親為了便宜買了一些帶煤油味得白薯干（奸商偷著販賣日本煤油所致），母親煮一鍋，姊妹五個分著吃了一頓。剩餘的用泥盆扣到鍋里不讓吃了，等下午晚飯再吃。十三歲的我餓了。看家中無人從鍋里拿出三塊白薯干，急忙放到嘴裡一塊就吃。聽到門響，知道我媽回來了，我連忙把手裡的其餘兩塊白薯干填到嘴裡去了，快嚼猛咽。結果咽不下去，噎死了。不知到什麼時間又把我救活了，只知道我醒後，媽媽還在哭。
三是，中國戰亂造成經濟落後，看我的所見所聞
44年12歲的我不能上學，去給日本鬼子修炮樓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抵擋不住日本鬼子的進攻，邊打邊往南方撤，日本鬼子後面追，他們後方空虛沒有正規軍隊，為了後方道路暢通，日本軍在中國交通要道建立很多據點。鬼子到處抓些老百姓給他們修。在煙台至濰坊公路旁邊，十里路修個據點，八里路修個崗樓，內駐有30~50人的日本軍隊，還有三分之一的二鬼子（中國人），有1~2輛汽車。崗樓約有十米高，便於瞭望、射擊，外有圍牆加鐵絲網，牆外有二米深二米寬的壕溝，進行防守；根據土八路軍當時手中的武器，根本攻不進去。
我12歲那年，村長讓我到離我家4公里的平里店給日本鬼子修據點。為什麼讓我去？當時日本鬼子向我們村要民工，加修據點，村保長不敢不派，不派就要掉腦袋。又不敢讓青年人去，青年人去，怕被日本鬼子留下當日本兵，只能派60歲以上的老人或是我這麼大的孩子。讓我去給他們搬磚，有的挖壕溝，有的蓋門樓。鬼子拿著棒子監工。誰要站著或是坐著沒有幹活，就向他屁股上打一棒子。我看到一個老頭坐下剛歇一會，被鬼子監察工的過來一棒子打在後背上。沒有爬起來。以後被人抬走了。人們等監工的鬼子不在時就說：「鬼子不打勤，不打懶的，專打沒有眼的。」 一個小時過去了，那個監工的鬼子拿著棒子又出來了，走到蓋門樓的底下，門樓上的木頭，磚頭突然掉下，正砸到監工鬼子的頭上肩上，我當時看到太高興了， 想拍手不敢拍，想大聲喊「活該」也不敢喊。只是咬著牙我小聲喊：「好好真解氣」。
亡國奴生活不好過
我們村往南四公里是平里店。往東四公里是朱橋，都是日本鬼子看守煙台至濰坊公路的據點，據點又遭到有少量武器的『土八路』游擊隊封鎖，他們吃糧吃菜都很困難，肉類就更缺了，所以它們經常開著汽車派十個人帶著武器，『二鬼子』領路，一邊到農村搶糧一邊抓人。那時每個村頭都有人民自己組織的民兵、兒童團，站崗放哨，聽說鬼子來了，崗哨立即用敲盆、吹哨、大喊的辦法，通知全村人民，逃跑到村外，大姑娘怕被姦汙女扮男裝隱蔽起來，有些沒有來得及跑的人，也被鬼子嚇呆了。鬼子們不管農民將來怎樣生存，他們見了糧食和有用的東西就拿走，農民養的雞、豬綁起來裝到汽車上，裝滿了車，拉回據點。過了幾天吃完了又出來搶。
凡是日本鬼子懷疑你是『土八路』就抓、就殺，房子就燒。（因為侵略軍在國外都有免予起訴權，不受追究），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得生。
44年秋，鬼子在離我村三里的諸馮村搶糧，我看到一名穿黑衣服的青年人（可能是土八路）在尹、遲村中間，摔了一枚手榴彈，鬼子聞聲趕來，把尹、遲村包圍，凡是村裡的青壯年，男人逐個檢查，看看他的肩膀上有沒有背搶帶勒的皮帶印，手上有沒有幹活磨得繭子。有懷疑就被捉走，遲家村的「破頭生」被捉走了。一星期後，鬼子通知村去領屍。把屍體抬回來，在遲家老墳塋埋葬，我聽埋葬的人說：他身上被鬼子用刀拉了很多的小口，灌上鹽水逼他說出土八路軍的組織和活動，他說不知道就被殺死了。
鬼子到我村鄰居富農張秀君的母親家，她的金耳環被鬼子扯走了。她的兩個耳朵被撕裂，我看到還流了很多的血。所以村裡的人們，要聽說鬼子來了，非常害怕，都不知道要往哪裡藏，向哪裡躲。人民對他們恨透了。
亡國奴的生活不敢回想,
帝國主義的侵略軍到外國，他有免於起訴權，殺人不受追究。我記得1943年，突然一位男人敲我家的門，喊著「這是尹東財家嗎？」，「是啊」我媽回答，又問「招賢村的閔高約是你們家的什麼親戚？」，我媽回答：「我孩子的舅爺家。」傳信的人又說：「他們家四口人，全被日本鬼子殺光了，你們去看看吧」。我媽一驚就哭起來了。立即，我父母領著我到了離我家四里的『招賢村』。鬼子走了，離我舅家很遠就看到他們門前站了很多村民。到跟前一看，他家一扇門立著，另一扇門倒下。我那年11歲，先跑進他們家的大門，向門裡邊一看，一個老頭倒在血堆里，把我嚇得立即跑回我媽跟前，哭著對我媽說：「媽，那裡有個死人，我害怕」，我父母領著我走進了他家，門裡死的老頭，是我舅爺，再往裡走，看到院里有個草垛，被燒光了，灰堆底下有一片油漬，他家15歲的孩子是我舅爺的孫子，也被鬼子的刺刀刺死躺在正間里。東廂房的老太太是我舅奶奶，被刺死躺在炕上，我沒敢看。我媽哭著出了大門，門外很多人。我媽問，為什麼鬼子要殺他們全家。一位40多歲的婦女說：「他家15歲的孩子在村頭站崗，見了鬼子就往家便跑便喊，鬼子來了，鬼子來了。鬼子在他的後面追，鬼子看到孩子進了他們家的大門，把門關上了。鬼子叫門他不開，就砸門，鬼子的火上來了，屋裡的老人剛要出來開門，大門被鬼子砸開了，一扇門倒在老頭的身上，鬼子看到後，又捅他刺幾刺刀。他的媳婦子見事不好，急忙向草垛里鑽，又被鬼子看到了，立即把草垛點上火，婦女見事不好，便向外跑，又被鬼子捉住甩進火堆里活活的被燒死了。她指著那堆灰漬說：「你看，周圍一片油漬，孩子的媽就是燒死在那裡。鬼子到了他家的正間，15的歲孩子無處藏，被鬼子向他胸前連刺兩刀。倒在地下。又把炕上的老太太刺了兩刀，結束了他家四口人的生命。
亡國奴生活每天提心弔膽
日本鬼子把老百姓嚇破膽。 1943年秋凌晨三點多鐘，人們在被窩裡睡得正香，突然外面傳來了村頭站崗人的喊聲，「日本鬼子來了！日本鬼子來了！」那時農民穿著前後不分的『大擋褲』，女人穿花褲。張洪彥聽到外面的喊聲，日本鬼子來了，立即想到，日本鬼子又來燒殺搶奪、捉人、強姦婦女了，把他嚇慌了。來不及點上油燈，叫醒了孩子和老婆，穿上衣服領著孩子老婆，跑到野外的高粱地里藏起來了。全村的人也亂起來了，田野里到處是人，天快亮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們表現的特別喪氣，我們提心弔膽都在想：日本鬼子走了嗎，敢回家嗎！突然人們看到張洪彥，穿著他老婆的花褲子，人們哈哈的大笑起來，張洪彥低下頭看看自己的褲子，也跟著笑起來了，到了八九點鐘，人們相互轉告，日本鬼子走了，村裡的人全回家了。你知道人民對日本鬼子的恐懼到了什麼程度了嗎？
在我記憶里，從194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這段時間裡，孩子們或是成年人在大街上一跑，人們就害怕，認為日本鬼子兵又來燒殺搶奪了。立即每人的心被嚇得都像要跳出來似的。成年人沒有心事幹活，學生沒有心事學習。造成人民貧窮、落後、缺吃、少穿。日本帝國主義害了中國。
從我童年的生活親身的經歷事實教育了我，誰都改變不了我熱愛共產黨毛澤東的觀點。所以我寫了一篇博客：《中國的歷史確定了我的人生觀》
老兵的青年時代 1947-1959
我難忘的經歷
我在軍隊共十三年，參加了解放戰爭、朝鮮戰爭，在前線純打仗七年半，別人死了我還活著，感覺到興味。具體內容請看《春生的新博客_新浪博客》。
我回想起戰爭年代，沒有薪餉，不圖名不圖利，只想讓中國人民過上國家獨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安定、富裕的生活。我的思想那麼簡單、那麼純潔。
解放戰爭時期，我跟隨共產黨一心一意想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1949年蔣介石跑到台灣，又一心一意為解放台灣在浙江平湖練兵準備活捉蔣介石，串了日本血吸蟲，好了後1950年情況轉化，美國帝國侵略朝鮮，我又一心意義跟隨共產黨想把美帝國主義趕出朝鮮 保家衛國。
1953年7月，朝鮮戰爭停戰了，被美國飛機炸的斷牆缺壁的村莊，我們開始幫助朝鮮人民重建家園。我的思想就複雜了；開始想家了。
媽媽我想你啊
53年10月上級通知我們可以免費向家通信，戰士們紛紛向家寫信報平安。
當晚我正夜沒有睡著覺，在想：1947年2月至53年7月我在槍炮彈頭底下鑽了七年半，天天行軍打仗部隊一天換個地方，戰爭年代沒有郵局無法通信。15歲的我離開父母八年了沒有回家也沒有通信，我想，她們才想我哪，但是我也想他們啦。
夜間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聯想起46年七月的晚上，1 4歲的我，像往年一樣在院里用門板搭了個床鋪，兩個姐出嫁了，我和兩個妹妹、母親在床鋪上邊涼快、邊睡覺。我問媽，天黑兩個小時了，我爸給人家打短工怎麼還沒有回來？媽媽回答：好孩子你睡吧，你爸爸帶回的好東西，等到明天早晨再吃。我面向上仰著，看著藍色的天空密密麻麻的星星，流星一個個的掠過去，我在想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可能等待著趁僱主不防 偷回塊玉米面大餅子給我吃。想著想著院門聲響了，我知道爸爸回來了立即坐起來，我問：爸爸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回答：僱主今天收工晚了，說著從懷裡掏出一半玉米面大餅子笑著說：囔給你。我吃到嘴裡真甜啊，掉個渣都撿起來吃，母親說，別都吃了，給你妹妹留點（我寫到這裡流出眼淚）。我童年的生活在腦子裡像電影一樣一幕幕過著。爸爸、媽媽我八年沒有見到你們啦，家中還那麼窮嗎？我媽還穿著那件破衣服嗎？我想你們呀，你們給我寄張相片來吧。第二天我立即寫信，半月之後真的把相片寄來了，我拿著照片看半天眼淚止不住了，媽媽、爸爸你們老了。
54年一月全國出現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勝利的高潮。
朝鮮戰爭停戰之後，祖國大批慰問團帶著「最可愛的人」水杯，到朝鮮慰問志願軍，並給我們照了相。接著祖國各地青年學生寄來的慰問信，也一批一批的到了戰士們手中，戰士們看到祖國人民來的信特別高興，把慰問信一搶而光，紛紛給他們回信，以後交上了朋友。有些戰士專給**英**花**蘭女性回信也交上朋友，開始來信說親愛的叔叔，以後改為親愛的哥哥，成了未見面的情人
54年4月丹東市志願軍家屬接待處，給我們連隊寄來一份電報，說：你連彭德剛的家屬在丹東志願軍家屬招待所等他，速回。連隊批准後他乘火車回國，在丹東只准住一個星期返回。我聽到這個消息後，也給我從來沒有出過家門的60多歲的父母去了信，也讓他們到丹東看我，她們接著信後，知道我還活著可高興了，拿著我寄得信老兩口立即步行10多里到平里店，坐上汽車三小時到達濰坊火車站，邊走邊問到了丹東。丹東火車站專設置一個接待志願軍家屬的大牌子，火車到達後在車站有人接。服務員像接待客人一樣把她們接到招待所，用我寄去的信進行登記、分類，安排住宿，並打電報向軍隊聯繫 讓士兵回國接見。
我接到通知後立即晚八點起身乘坐火車，夜12點到達丹東招待所，接待所介紹，這裡有兩間50長 10米寬造酒用的大廠房，四邊全是新搭建的通鋪。看兒子的老太太住在東大廠房，看丈夫的婦女住在西大廠房，老頭分散駐在酒廠周圍的小房間里。接待處臨時搭建的食堂，內有100多張飯桌，吃飯時每桌10個人、八個菜一湯，志願軍及家屬每人給個牌，一日三餐管吃管住。
那裡已經有30多名士兵等候早晨6點開門。有的看老婆，有的看父母。我們15個人，五點鐘在老太太住的東大廠房門外等候。
六點一開門我們15個人就湧進老太太的房間，各尋找自己的母親。房間里100多位母親不眨眼的盯著這15位士兵，看那個是我兒子。很短時間都找著了自己的母親，母子互相抱著感動的大哭一頓。我看到這個情景，心酸流出眼淚。我又一看，牆角處的那個老太太就是我母親。我想，我15歲離開父母八年了，她們還能認識我嗎？一個廠房哭成一團，我想，要去接見她，她一定也會大哭一場。我怎樣來避免她哭，我在房內轉了三圈尋找對策，上百個老太太的眼睛都盯著我，認為他是不是我的兒子？。最後我終於坐到母親跟前聊起天來，她問我你姓什麼?我姓尹，說成姓李，他深深的喘了一口氣失望了。我問，你見了兒子也哭嗎？我指著哭的那些老太太說：你看他們哭得多麼傷心，你見到兒子可不要哭。她點點頭說我不哭。我承認了，我就是你兒子春生。母親激動的與我極了，說：你這個鱉羔子，她哇的一聲抱著我的腦袋哭起來了，並說，我在家經常去問村長，我兒子還有沒有，認為你不在世了。邊擦著眼淚便說走，我領你找你父親去。
還有一段笑話，另外20多個軍人，早晨5點到婦女住的廠房等侯，六點開門湧進10多個軍人領著自己的愛人到了辦公室登記，住進單間。還有10多個軍人，因為是在慰問信上認識的沒有見過面，在門外叫名，大喊，什麼花，什麼蘭，什麼英，只要女方答應，因為軍人只能在丹東住七天時間短來不及交流多談，領著就到派出所登記，給結婚證，每人發給15尺布票，再回到辦公室登記，給一間客房。女人重名重姓太多，有些人結婚結錯了。以後怎麼辦？有的錯事錯辦了，有的各走各的了。哭、笑不得。
我成了姑娘門的追蹤目
1955年10月我們24軍炮團由朝鮮回國，祖國人民說成是最可愛的人回國，受到祖國熱烈的歡迎，給我們唱京劇、放電影。那時誰要與志願軍交友就是她的光榮。23歲的我、一米八四的大個、帶著個少尉肩牌，成了姑娘門的追蹤目標 但是都被我拒絕。因為我家有個60歲的老父母，姊妹都進城了家中沒有人照管，公社分的糧草沒有人領，所以我確定在老家找。56年在本村找到，57年結婚。
領導把我看成是個可培養的軍官，
讓我到瀋陽唐冠屯炮校學習一年，回部隊教新兵。結果歸隊後，我在教學中不會寫教案。黨組織又通過審查，讓我到張家口軍校85速成中學，學習文化，說畢業後再讓我到南京軍校深造。58年26歲的我在想，說明黨相信我沒有在軍隊白乾。我高興極了，很想一步蹦到學校。增加了我對共產黨的信任，我暗暗下定決心，相信黨的號召，聽黨的活跟著黨走，黨指到哪裡我不惜一切犧牲打到哪裡。決心下到了，以後怎樣。
天有不測飛雲。1958年春我到軍校報到後, 校領導讓我們先回家看看。半月後回來再開學。
我去年才結婚，高高興興的回家了。進門老婆不在家，58年大躍進，到『羅泰』挖水庫去了，村裡砸鍋煉鐵、我家把老婆娘家配送的箱子上面四個角的銅活及銅鼻子、銅鎖全拆掉，成了個破箱子。先讓農民集體吃大鍋飯，而後又挨餓。我母親說：讓農民賣餘糧，實際是逼迫百姓買口糧，造成『小劉家』個別人自殺。我在家看到的,聽到的關於農村大躍進的事很多，心裡不滿。我認為我們黨是為人民服務得，我不惜生命打天下也是讓人民吃飽穿暖的，為什麼農村搞得這樣遭？
我返校後班裡開會，班長先說：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軍隊幹部，說班務會好，黨小組會也好，上級領導要求我們給黨整風。同學們，你回家裡看到的，聽到的，都可以說說 。要知無不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我聽黨的話，第一個發言，把我聽到的看到的全說了，並做了記錄，而後又給我念一遍，讓我簽字。我想，這些都是實話，不信你們去調查，我怕什麼？聰明的人，看到要簽字都緊張起來了，要麼不說，要麼只說好聽的。半月之後校園院里拉上繩索，沾滿了上萬張大字報，其中給我寫了20多張，被打成右派，經過調查落實，最後定案，因為我的家庭成分好，處理輕，被劃成右傾分子，寫進了個人檔案，政治上判處死刑。把我九死一生的功績毀於一旦。學沒有上好學，深造的夢破滅了。哪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人，都發到北大荒勞改去了。還好，沒有讓我去，把我退回本單位教育改造。
經驗教訓，我把真事當成真理了，倒霉一輩子。
1959年我帶著檔案回到部隊，部隊領導看到我的檔案就說：你對大躍進表現不好啊，我的右傾思想立即被領導歧視，受到冷淡。我感覺到在軍隊沒有前途了，這時我腳踏兩隻船晝夜在想，我在軍隊好，還是到地方好。當時我要順從不對抗、承認錯誤、積極工作可能也就沒事了，會繼續留在軍隊；結果我想不通，我認為共產黨是為民造福的，我死不承認錯誤，認為共產黨在出爾反爾，我的思想鑽到牛角尖里去了。對共產黨產生了對立情緒，所以工作消極。我又不會口是心非，又不會拍馬屁，使領導對我更加不滿，成了領導的燙手的山芋，想哄走我。同時也給我增加了思想的壓力。再加上軍隊又不準帶老婆，家裡的老婆又在老家婆媳鬧意見，我想乾脆轉業到地方工作，把老婆從家調出來，又能解決婆媳矛盾，我的思想也能減少壓力。我徵求老婆的意見，老婆怕事後受埋怨，讓我自己做主。只好我自己做主，要求轉業到地方，上級同意了，於59年5月20日把我轉到地方，到北京郵局押運郵政火車，運送郵件。
以後反省，我為什麼甩了這麼一跤。我把真事當成真理，把農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國家的安定放到第二位了；（以後才知道時機不對，正是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共產党進攻，中央民革羅隆基等人讓共產黨下台之際，我給他們補充了內容，替他們說了話）不打你打誰！。
老兵的成年（1959-1989）經歷教育了我
後悔葯不好吃
59年5月，我由軍隊轉到北京郵局，郵局把我分配到郵件轉運處，讓我押運北京至廣州的火車當搬運工。
第一關就是暈車。我與王德一班，再與祝正身一班，又與王立秋一班，到廣州往返五個晝夜，我在火車上喝水吐水，吃飯吐飯，不用說幹活站都站不住，經過三個月身體瘦了八斤，沒有人過問。我實在堅持不了，病倒了；我在床上偷著哭 問自己，我犯了什麼錯誤？不是說了大躍進人民公社浮誇風，大練鋼鐵砸鍋，勞民傷財嗎？我這個為國獻身九死一生的軍官，說得都是實話，犯了什麼罪？你們為什麼撤了我軍官的職務，這不是讓我在這裡勞動改造嗎？在解放戰爭我沒有被國民黨打死，我去朝鮮沒有被美國鬼子打死，我在和平環境要被共產黨整死嗎？我為什麼這麼倒霉。你們把我右傾分子的資料寫進檔案，你們可以隨時抓住我對國家領導大躍進不滿的言語、行動發動群眾批評我。這時我連發個牢騷都不敢發，苦只能咽到肚子里；否則要給我扣上個階級敵人的帽子，萬一要扣上，我的後代都跟著遭殃。只能順著潮流老老實實過渡吧；死不了，也活得難受。又趕上1960年大飢餓，我全身浮腫，沒有人過問，後悔葯發作了。
這時我想：當時若有個親人或者是有個好友，勸勸我，我也不會轉業了。
在這30年里我經常回想，我要不到軍校學習，我在軍隊是個小領導，知道領導的目的，決不會被打成右派改為右傾，政治上被處判死刑。
我太實在了，58年大躍進我認為是真的給黨整風，而是套你的話，當時我不知道。結果我把看到的、聽到的全說了，掉進懸井裡。假設我在部隊繼續當領導，是領導別人的，決不會被打成右派改為右傾，結果把我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九死一生的功勞全毀掉，落到今天的命運；想著想著落下了眼淚。
生米做成熟飯了我該怎麼辦
郵局領導看到我的檔案，也對我另眼對待，讓我押運火車，我暈車，實在不能押了，領導又把我調到永定門當郵局當營業員，押車是重體力勞動，每月49斤定糧。當營業員是輕體力勞動，每月30定糧，由於沒有肉、油、水果、菜副食等，純吃糧食確實不夠到月底挨餓。軍隊黨組織把我推到這裡，衣食住行 沒有人過問了叫天天不答，叫地地不應，我該怎麼辦？，只能堵著氣，不求天、不求地、不求共產黨，自己自力更生了。
1959年秋，我老婆由農村遷到北京。郵局不給房，我住在妹妹租的大紅門西街三號4平方米的小房裡。60年秋老婆又懷孕八個月，家庭婦女沒有工作每月25斤定糧，我在永定門郵局營業30斤定量；肉、油每月每人二兩，我挨餓開始了。
有一天我撿了一些野菜，包的菜糰子。因為廁所離得遠，尿盆沒有倒，不慎一個菜糰子掉進尿盆里，我被餓得捨不得甩，撈出來，用水一衝我就吃了。
我的長子兩條腿為什麼細
1959年9月，我在珠市口的牆角下撿了一張一斤北京的糧票，一看是9月份的高興極了，想，我到飯館買五個燒餅，今天我們兩口可以足吃上一頓飽飯。結果我去買，被飯館工作人員扣下了。說這是58年9月過期的糧票，你來冒充欺騙我們。並且打電話告訴了我們單位，回到單位我受到批評。老婆長期吃不飽缺乏營養，60年10月孩子生下後不足三公斤。兩周歲兩腿發軟還不會走路，五歲走路不穩經常摔跤，把上嘴唇、右鼻角摔裂，經醫生縫合至今還有兩個大巴，他的腿比別人都細，差點成為殘廢。
60年代人們被糧食逼得無親無友。母親在山東要來京看我，我說這裡沒有吃的，她在老家到糧食局賣了十斤糧食，換了十斤全國糧票來京了；只住了十天就被餓得回家了。
老鄰居也是我的老戰友尹鵬年（三老頭）到北京看他哥哥，又到我家探望，我沒管飯，他對我長期有意見；幾年過去了還說我無情無意。
我吃豬食省個饅頭給老婆，1961年2月，我被調到郵政機械廠，學習郵政機械。我的戶口遷至工廠，管理我們的是張國良，每月發給我30斤食堂糧票，當時沒有副食品，就是單純得吃點糧食。28歲一米84的我，不足20天就吃完了。張國良怕我提前吃完分兩次給我，讓我早晨吃二兩，中午、晚上各吃四兩，食堂多吃點，給的量又不足，沒有任何副食，幾乎天天喝白水醬油湯。每天下午四節課，到第三節課時，我餓得坐不住了。向嗓子里咽口水。這時，我突然聽到窗外傳來水的響聲，轉頭向水聲的方向看去，原來是做飯的李師傅向水缸里倒餵豬的泔水，倒完後，還向缸沿上磕了幾下，我想，缸底下一定有稠的，豬能吃我就能吃，等到下課後，沒有人看到時，我把手伸到泔水缸的底下撈著稠的吃了。當時只顧肚子不餓就行，幾乎天天如此。
老婆沒有工作，每月28斤糧食定量。才生個小孩每月定量六斤。肉、油每月每人配給二兩，凡是糧食製品都要糧票，買菜要菜票，買糖要糖票，每月每戶憑本供給二兩芝麻醬。58年大躍進，因為吃大鍋飯果樹沒有人管理，有的死掉，沒有死掉的樹長了幾個果子，也給蘇聯還賬了。市場上沒有賣水果、花生之類的東西。
我在學習班的食堂吃飯，心中始終掛著家裡的老婆孩子。由於我吃豬食不太餓，晚上我還常帶著二兩一個的饅頭回家給老婆。
餓極了不顧一切
61年9月北京郵局機械廠食堂病死一頭豬，我看到食堂人員把豬的五臟，肝、肺、心、腸、肚子，埋到牆外的田地里去了，我也不怕中毒，等到晚上沒人看到時，我就把它扒出來帶回家去了；進門我對老婆說：把它洗乾淨煮熟吃了它，若中毒咱們一起死，『能當撐死鬼，也不當餓死鬼』。結果我們吃了也沒有葯死。
一個月過去了，食堂李師傅看到我餓的可憐，他偷偷的對我說：「晚上我值班，等到他們下班你來一趟」，我就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了。晚上我沒有吃飯，等到食堂人下班我就去了。一看桌子上一盆湯煲飯，李師傅給了我一個直徑12厘米的碗，我吃了11碗，把一盆『米飯菜粥』全吃光。現在想好笑，飯足有十斤，頂到嗓子眼，低下頭都能出來，沒有撐壞 打幾個咯就過去了。
飯，總是不能常在肚子里，1961年10月我被餓得浮腫了，腿上用手指頭一壓一個坑，11月份進了北京南河沿郵局浮腫療養所，一個月後養好。
1960年三年自然災害不光是我一家，家家都缺糧挨餓，當時要不用階級鬥爭抓得緊，像現在樣，全國早亂了。
個人檔案的作用
我是個敢說、敢幹、敢做的人為什麼到了郵局成了綿羊。
個人的檔案起了作用，在毛澤東時代檔案是個人的政治生命，不准許本人看，調到哪裡帶到那裡。你到達一個新的單位領導先看你的檔案。看完後，就對你種下一個刻板的印象。我的檔案上寫的右傾分子，他們就知道了，此人不能重用；用階級鬥爭這根線對待你，開始受到歧視，60年秋我買了200斤蘿蔔說我搶購，給我寫了10多張大字報。好事沒有你的，單位要抓壞的典型教育群眾時，你有對社會不滿的言論，比別人輕也先抓你，萬一不服，用你的檔案施壓，給你加上個一貫的，就吃不消。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怕說錯話扣上階級鬥爭的帽子；我只有老老實實、規規矩矩生怕帶鏈子女。有苦、有怨，只能咽到自己的肚子里。
六零年，別人家三年自然災害我家三十年
原因，一是 我的政治身份受到歧視，因而我的衣食住行公會、領導不過問。二是，我老婆沒有工作，六零年之後，每隔二年連續生了五個男孩，定量低，吃得多 穿的費，我的工資每月68元3毛1分，每月還得給農村的父母寄去十元，造成雪上加霜。
要問我怎樣把五個男孩養大結婚的，具體請看下面。
我是怎樣自救的
在叫爹爹不答 叫娘娘不應之際，61年12月，我由機械廠學習班回到本單位中心局。因為我在機械廠和在永定門干營業這兩單位挨餓挨怕了，當時我只有一個想法：幹什麼都行，不讓我和老婆、孩子挨餓就行。最後我選擇還是繼續押運火車。因為押車每月能給49斤定糧，還能在火車上三兩糧票管吃飽，在外地還能買點便宜貨，我決定，克服暈車繼續押運火車。管我的韓九如，開始讓我到轉運，裝卸火車，我不同意。所以我要求繼續押運火車，領導同意了。
我突破了四關。
第一，關暈車關，在車上吃了吐，開始連胃裡的苦水都吐出來甭說工作站都站立不起來；同事勸我不要押運火車了，去干別的工作吧，我想，為了老婆孩子吃飽飯，死也死在火車上；通過三個月的鍛煉總如好了
第二，關炎熱關。我與王允啟一班，45次車到福州每十天一趟，杭州到金華白天氣溫42度，門、窗、電扇不敢開，怕刮跑信件。太陽光直射在火車的鐵皮上，車廂內溫度在50度以上，身上根本看不到汗，有汗立即被蒸發，堅持了多年。
第三，是寒冷關。我與馬家鵬一班，每七天一趟牡丹江，氣溫零下30多度，辦公間的暖氣管經常被凍壞，喝水杯里的水都被凍實，門把手粘手，在寒冷的車艙里搬郵袋，每一個往返要搬上萬次。
第四，勞累關。在火車上不分晝夜，除了抓緊時間吃飯、輪流睡覺之外，就是幹活。北京都要裝五、六千個郵袋和報紙捆，每件都在10-15公斤左右，有的超過15公斤。開車之後，腦力勞者登單。我在前後兩倉搬動郵袋分揀，第一遍，初分各個站應缷的郵件，做好與來單核對的準備，第二遍搬動郵件逐個核對有無缺少；一袋郵件在火車上只少要搬動2-3遍，甚至還要多。兩倉郵袋搬完後，再到室內，拆袋分揀信件，從北京開車一干就是4-5個小時。我為了老婆孩子吃飽飯，每天1.05元的出班費，為了與同事搞好關係，不管天冷、炎熱，我總是撿重活干，一直幹了30年。
1960年別人家三年自然災害，我家三十年自然災害。
因為我家五個男孩每天比女孩多吃二兩不算多，長期下去不得了；我老婆再沒有工作每月25斤定糧，我家每月至要缺少30多斤糧。我這個被軍隊淘汰的右傾分子被推到郵局，我只能自救。
辦法一，押運一趟福州往返五個晝夜，在火車上每日兩餐，每餐三兩糧票管吃飽，我在家為了給老婆孩子省點糧食，少吃點，經常餓著半拉肚子上火車吃，結果在火車上吃的很多，同事警告我說，老尹飯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因為在火車上每人每日限制只能吃兩餐，我從福州返回北京時，在車上吃第一餐時，我用大飯盒承回來分兩次吃，吃一半留一半，天熱怕壞，經常用開水燙燙留著下午吃。剩下下午這一餐，再用飯盒承回來帶回家（足有一斤半米、一個葷菜）老婆孩子吃一頓。
我餓怕了，五個男孩心中無底，還不知到今後還能遇上什麼困難，所以我特別簡樸。我們到上海休息一天，別人在食堂吃半斤飯，買個甲級菜，我只吃五分錢二兩糧票一碗的『養成面』，空著肚子第二天到火車上再去吃。因為我經常這樣做，有人就挖苦我。我們到福州郵局宿舍，吳宏泰對李清亮刺笑我說：『老尹看到地下有一份錢他去撿，撿了一手痰』；真是他們不知道，飽漢子不知餓漢子得飢。
二是，靠靠親戚、鄰居幫助，在和平二村賣菜的王惠珍她家五個姑娘知道我家吃糧困難，每月給我家10斤糧票，姐、妹家每月再給點，就這樣湊扶著生活。以後讓我押運承德火車，那裡沒有餐車家中的吃糧就更緊張了。我每月拿憑票供給的20%的麵粉到承德，一斤換一斤半的玉米面回家維持生活。以後我又看到市場上有買0.38元一斤的小帶魚，沒有油煮著無法吃，那時我押運瀋陽，郵政車與行李車掛在一起，行李車經常運送牛、馬。到了瀋陽我看到行李車地下的木槽溝里，有很多運輸中漏撒的黃油與牛、馬糞凝固在一起，不知道能吃不能吃，沒有人要了。我到市場買了兩個大塑料袋子，裝了十多公斤帶回家，把黃油加溫，把糞末燒成灰燼再沉澱，炸三毛八分一斤的帶魚，吃了一冬天也沒有葯死。為了老婆孩子吃飽飯我什麼招都用了，就這樣度過了33年，1993年取消糧票我家才過了糧食關。
再看我的住房.
可把我惹急了『造反』我感覺領導總是把我當成政治勞改犯對待。1973年我家五個男孩七口人，宋玉符家三個男孩5口人，住在我隔壁同樣大的七米長，2.75寬營業廳改的房間，單位給他兩居室的樓房住上了。我問付科長竇國堂：「宋玉符家五口人，我家七口人，為什麼不給我？」他的回答：『你那是干著急！』可把我惹急了，我說看著誰著急！
回家我把宋玉符家搬走的門鎖一撬我占上了。因為是我搶佔的房，房管局不管改修，我自己從隔壁射門住進去了，一年之後這間房子終於批給我了。
1980年之後，我家七口人住著兩間7米長、2.7米寬的長筒房，孩子一個接著一個的要結婚了，錢，我用的出班費準備好了，做傢具的木頭也準備好了，沒有房怎麼辦？，我向管房子的郭俊英要房，他說，已經給你房子了，你的孩子結婚我們不管，讓他到自己的單位要。我說，單位規定職工要夠10年工齡以上才給，那麼我怎麼辦？他回答，誰讓你要那麼多的孩子來！。我又問，你們讓房管局給我把七米長的房子打隔斷行嗎？回答，你去找房管局去吧？我知道我搶佔了房子他們對我不滿，不會給我打個斷，我只好自力更生，自己打隔斷，自己做門，把長條的兩間房子改為四間，一、二、三子結婚各佔去一間，四、五子和我們兩口共四人住在九平方米的一間。以後我實在無法住，只好自己撿磚 在院門口蓋了一間三平方米的小房，住了六年；我蓋小房和給兒子蓋廚房，我總共做了六個門。
1992年單位又分房還是不給我，我坐在黨委辦公室不走，要求黨委書記劉兆英到我這個九死一生的老兵住處去看看。我便質問他，你們讓我住在三平方米，高1.8米的小房、下雨漏，冬天有煤氣，夏天的然熱你們忍心嗎？。以後給了我沙子口一間12平米的南房；終於有房住了。
有一次把我氣急了 真想把副科長竇國堂的腿砸斷
77 年我押運北京至牡丹江的郵車，北京缺木頭王振明等人在牡丹江有熟人，給他很多的像鐵道枕木一樣的木頭，用郵車帶到北京。按著鐵路規定是不準帶。我看到別人帶我也想帶，但是沒有門路。這時哈爾濱我有個哥哥，我對他說，我的五個孩子沒有床鋪板睡覺，你能否給我找幾塊。他給我了八塊兩米長的木板，捆了兩捆送上郵政車讓我帶到北京。沒想到竇國堂半路從錦州上郵車，被他發現，他當時不說，被他跟蹤。到北京站他坐在站台上看我怎樣拿走。郵件卸完後，我從車後門將兩捆木頭卸下 扛著就走，竇國堂下了站台就跟蹤我。我停下，想對他說說木頭的來由，承認錯誤讓他放過，結果他離我十多米也停下。我生氣了，扛起兩捆木頭繼續走，我在想你要從我肩上拉木頭，我就借你的力量倒在你身上，砸斷你的腿，把事情鬧大，進法院解決。結果竇國堂沒敢動我。我沒進值班室交班，扛著兩捆木頭（由北京站後門到和平二村有兩公里）回家了。以後竇國堂快速的進了值班室，對值班員霍安遠下命令說：『老尹扛著兩大捆木頭走了，你們快去追！』值班員急速出動追，沒有追上又返回了。第二天我應該到科里去學習，我知道一定要點名批評我，結果我沒去。第三天下午又讓尹傳霞到家傳我，讓我到單位，我還沒去，我知道我惹事了。
藉此機會我以守為攻給我補貼 40 元
第四天該我出班把我扣下；我發牢騷的機會來到了。工會主甄西漢提前把一間房子擺上三張桌子，鋪著白布，上面放著暖壺和茶杯，讓科長、科員就位，讓我進去受審。我進門一看，科長王豐年坐在當中，右邊是科員，左邊是工會主席，擺設很嚴肅，真像個審判室，我站在桌前科長審問開始了。
問：你為什麼前天不來學習？
答 : 天氣結冰了，我的五個孩子還沒有棉鞋，到大紅門我姐姐家借錢去了。
問，你的兩捆木板從哪裡來的？
答：我家五個孩子沒有床鋪板睡覺，我哥哥在哈爾濱他知道後給我的，你們要罰我，我可以拿運費。但是，我不承認錯誤，你們不管我，我還不能自救嗎？
科長王豐年與甄西漢工會主席點點頭說：『給他補助點』。 1977 年，我這是第一次得到 40 元得補助，給五個孩子每人買了一雙棉鞋，又渡過一個冬天。
我的孩子就業難
我總是認為，他們把我當成勞動改造政治犯對待。比如說： 92年郵局大樓蓋好了，缺空調製冷人員，我的五兒子，正式製冷學校畢業。我找管人事的劉小明問：咱們要不要製冷工人，他說要。我又問需要幾個，回答要三個。結果連我兒子來了三個。由五月一日實習到七月一日，他帶來的那兩個人被留下，把我得兒子哄回家了。管人事的換了一位姓王的，我問他為什麼不要我兒子了？他回答：『用人的單位要我們就要，用人的單位不要我們就不要』沒有什麼原因。第二期北京西站建起，郵政中心局需要60名司機。這時我四兒子在內燃機總廠下崗，（他有大小汽車司機本子）。我找姓段的人事，他開始說：『人數夠了』，我說我在本局幹了30年連個接班的人都沒有，您看看插進一個去吧；他一拍屁股說：行。結果無影無蹤了。
小結，我到郵局三十年的生活背了30年的政治抱負，使我的孩子吃飯、住房、就業，產生了很大的困難，直到退休我的思想包袱才慢慢地放下。
要問我是怎麼放下包袱的？我找到原因，主要是國家窮，政局不穩，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狼多肉少。幹部先上樓台先得月，吃到肉的高興，吃不到的罵大街，這些都一些自然規律，不願毛澤東共產黨。要問為什麼貧窮？建國時毛澤東就說中國一窮二白，我說一點不假，把幾代老祖宗儲存的金銀財寶 全被國民黨轉到台灣，再加上國家三年半抗美援朝戰爭，中國能不窮嗎？蔣介石要反攻大陸，還要國防建設、還國家的基礎建設，哪裡有那麼多的錢？中國的老兵太多了照管不過來。所以我寫了一篇博文《人生的價值不是當官,而是為人類付出的貢獻》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633f730100fy4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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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外公1926年生的，筆者外公父親可是宋教仁時代的老國民黨黨員。外公幾個哥哥，不是國府職員，就是國軍學生兵。他國立武漢大學1950年畢業，還是民革黨員，一個工程師。有什麼事呢？無非政審時多寫了幾份「海外關係」的材料嘍。「十年」時他正在支援「三線建設」，建設四川攀枝花鋼鐵廠，沒空搭理什麼政治遠動。他唯一正確的是，就是大學期間參加黨領導下的地下學生運動，還是骨幹。 看看他七十歲時如何自述的： 「余今從心所欲，不逾矩矣。所歷所聞，何足道哉！然致力國民geming凡五十年，幸家國世安，以致昇平，天佑吾志乎！…」
謝邀
3歲記事（1937）：鬼子來了，但我家雖不抗日，也沒當漢奸，天天就種那幾畝地都忙不過來，哪有功夫想別的。
11歲（1945）：鬼子走了，國軍來了，誰管他們誰來了，秧子還沒插完呢。
15歲（1949）：俺娘告訴我，咱家有地了，能少交點糧了。
建國後：
反右：
me:為啥沒我的事？
領導：你是知識分子嗎？
me:不是，我連字都不認識
領導：認字去
大躍進：
（不敢多講，當時各地情況不同，有的地方鄉長拿建國時授銜的星擔保自己的黨性，當地真沒餘糧了，遇到這樣的幹部，老百姓的福份；如果是某人的部屬，唉……）
史無前例十年：
字都認不全，天天修地球，城裡有啥事，與我有何干？海外沒關係，八代是貧農，親戚雖然多，最大小組長……
有1/4幾率掛在1934年
1934年，中國嬰兒全國嬰兒死亡率為275.0‰（黃榮清《中國人口死亡問題研究》）
之後活下來很容易了~
----------------2017-12-26補充-------
中國人口當時已然4個億。
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數字比較官方的說法是3500萬，考慮到受傷不一定死亡，估計直接死亡在戰爭行為和日軍屠刀下的，估計在1000萬左右吧。1/40概率；
解放戰爭，根據共軍的說法，是擊斃國民黨軍接近200萬。而KMT方面的數據是，殲滅共軍1億左右。所以只要不參加共軍，活下來幾率是非常大的。雙方各統治一半人口算，1/200概率；
抗美援朝的數據，各方口徑不同，最多的是傷亡百萬，實際死亡人數頂天是50萬。1/800概率；
至於那些政治事件，確實影響巨大，但不是大屠殺……無論是槍斃反革命，還是大V跳樓，又或國家主席被按在床上掐死，都不等於每個人都要拉著幾百萬人去殉葬。實際死亡人數在這個問題下不值一提了。
對老百姓來說，真正難熬的是歷次大饑荒。
建國後那次，至今還有3000萬的傳說，我認為並不過份：很多人因為營養不良無法抵禦疾病，老人提前病逝，嬰孩甚至都沒機會出生。算進去並不為過。1/10概率；
建國前，大家看過1942這個電影。1942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正在中日交戰區，而且有較完整的（國際上的）觀察記錄。其實在當時的中國，每年都有這樣規模的饑荒。1/10概率；
所以說，就很容易了。
………………今天，根據某些數據來源，中國每年交通事故、藥物中毒、跳樓、謀殺、工傷、觸電、酒精中毒、污染致病……等各種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數大概在3-400萬，概率也就1/400，每年因為裝修污染都會死幾個。
別以為今天活著就一定能看到明天的太陽，大家且活且珍惜吧！
外公1923年出生的，上過大學，打過鬼子，當過國軍，翻譯過日文書籍，也算個知識分子，就是沒進過政府當過官，活到2016年。對79年以前的事也經常提。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姥爺，1919年出生，比題主的要求稍微早了一點，不過考慮那個時候中國的變化不大，就算吧。
大家都知道，那個年代北京，或者說北平的學生運動很多，作為一個學生，雖然概率不高，但還是有死亡的可能的。
1937年盧溝橋事變，像姥爺這樣的愛國青年，很可能就被日本人抓走槍斃了，所以姥爺毅然決然北上，投奔八路。
然後從37年到53年，姥爺算是打滿全場的，那麼這中間有多少因素讓他成為烈士，不說也知道吧？
回國以後，姥爺進入公安系統，從一開始的公安軍，到支邊內蒙公安廳，一個警察，即使現在，平均壽命多少，有多大可能犧牲或者猝死，大家看新聞吧。
還好，自然災害時期，無論北京還是內蒙，都不至於餓死，但是文革，作為出身不好的領導，被批鬥是必然的。
1934年（南方）末代破落地主平民出生，（地主家也沒餘糧系列的亂世末期）。
命硬活到了1949有政府分配工作或者田地。50年代或許有機會參加「抗美援朝」然後老實本分的到60年代紅衛兵「破四舊」前面出生的第一個被批鬥、第二個看熱鬧（生活依舊很苦）。60年代結束後要不就是子承父業的工人階級（頂班）老實本分的農民。。。。。以上應該是中下層的普遍狀態我奶奶屬雞84歲就是1933年生。
我小時候是奶奶帶我長大的，現在每當我放假 也樂意去老人膝前聽她嘮叨，我也對問這方面的問題很有興趣。 家在河北省石家莊，奶奶農民，爺爺去世二十年了是水泵廠的工人。 我一般問起奶奶她小時候的事情，她也就只能說出幾個能然你我大家產生興趣的片段。 比如說她小時候七八歲左右的時候「不懷好意的笑著小日本鬼子手裡一把糖給他吃」。我問你什麼想法，她說日本鬼子沒一個好東西，那個那個鄰居被殺了，那個鄰居屋子被佔了東西被搶了，無非這種片段。 問起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她也只是說家裡飯有點少，總是餓。我問她那為什麼吃不飽飯，她說因為還蘇聯債，毛主席說要勒緊褲腰帶還債。 熬過那幾年餓肚子的日子後，文革再對是農民的老人家根本就算不上一個時代符號，她只記得那60年代的幾年餓肚子而已。 老人家再講那幾年的故事的時候，其實更喜歡講也講的最多的是自己在大隊里努力幹活被選成生產隊長，過年時家裡因為自己的勤勞能吃著比別家人多一碗的肉，為了掙工分養家跑幾里地努力幹活，而誰誰誰是懶蟲不愛幹活，自己辛勤勞動把我爸爸伯伯姑姑拉扯大，之類的我們後輩讀歷史大略下的雞毛蒜皮，但卻是自己人生中輝煌時刻的事情。 她只是遇事會拜觀音和毛主席的農民，並且認為自己的生活是因為共產黨變得越來越好。最後提一句我奶奶這個人，我之所以對現在的老人還有尊重就是受我奶奶的影響。老家的地她一個人種（父輩會幫襯，但主要是她自己堅持）到七十多歲村裡收地，收完地不願意閑在家裡，撿外面的破爛賣錢，攢一兩個星期然後蹬著三輪跑幾里地才賣不到十塊錢，要知道萬一傷著了真還得不償失可她就是閑不下來…她其實不缺錢，村裡拆遷之後待遇好了很多，她八十歲之後一個月有一千的養老金，收地補償了她十萬多錢存在銀行。十分不喜打麻將遊戲，她七十多歲的時候看見我們打牌打麻將會不高興發脾氣的…說我們不努力就知道玩荒廢時間，現在更老了也就是嘮叨兩句了…
哦對還有不要說我太正，我中二的時候也瘋狂黑過tg。長大書看多了我就覺得當時真**，踏馬的我奶奶農民爺爺工人我黑tg黑毛算什麼東西阿_(:3)∠*)_謝邀，我爺爺，我叔公現在活的都挺好的，國民黨共產黨都有，生活條件比較富足，爺爺是共產黨，一直在機關做局長，沒吃過苦。叔公當年撤到台灣，很多年後才尋回來，挺好的，健康平安富足
農村的沒當官的親戚是富農被批鬥過，聽說是冬天穿著單衣在跪地里，戴那種帽子，還要往身上澆水，雖不常提及，但沒有特意避諱。現在也都健康，大一些的也有近百歲的，耳朵不太好之外也沒什麼大病。
如果是我，大概會活成我奶奶那樣吧，念幾年書，嫁給爺爺這樣的人，沒什麼特別的，一生健康平安。謝邀，比樓主要求晚生了50年，計劃活到2079年，我要見證國家的繁榮富強。～ ～
1979年，我45歲，正直壯年，
想讓我掛掉，也是需要費一些功夫的。
但是，這前面的10年，讓我切實地感受到了地心引力的作用，
胸前的兩坨肉幾乎要垂到腳面了。
我無家可歸，孩子與我劃清了界限，老公也早早地走了。
而這個我居住了10幾年的牛棚，
已經成為我的第二個家。
旁邊牛棚的李老二平反了，回城了。
臨走的那天，他神秘兮兮地來到我的牛棚，
塞給我一隻粗粗的、棗木的、光滑的、有著異樣包漿的擀麵杖，
這個給你留下吧，興許用得著。
那天，村支書快速跑進我躺著的牛棚，
由於血吸蟲病和瘧疾，我已經無法正常的參加勞動，三天水米不進了。
村支書說：老曼啊，有個事我跟你說，你要挺住啊！
您說吧，我挺得住。
你要找老伴兒那事，成了。村東頭兒那個老光棍，答應娶你了。
想想那個老光棍，摸了摸手邊的擀麵杖，
我一激動，
掛了。
我不是TG黨員，也不怎麼喜歡TG,但是想黑TG就直接點，別拐彎抹角的，看著噁心。總是這一副嘴臉，自己置身事外，把別人當槍使，出事就一副無辜的樣子，這種人最無恥！！！
人只會嚮往美好，不喜歡回憶凄慘的往昔，這應該是每一個老人的覺悟。
時光有限，不必浪費氣力在這些事情上，在壞的東西上浪費時間和精力，必然會損失在好東西上的消耗。
百歲老人這麼多，高齡老人也不少，你不問，他們絕對不會主動提起這些事情的，沒人喜歡回憶這些痛苦不堪的過去。
我外婆今年90歲，生活自理，能吃能喝，眼不花，耳不聾，基本上她從來沒有提過建國後的事情，記憶中最深刻的就是良民證，出入城門必備品，那是在山西呂梁山區。
我家老人喜歡講古，所以聽了很多。太姥姥上上個世紀生人，奶奶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生人，姥姥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生人奶奶不太喜歡講古，太姥姥和姥姥有時間會講古講她們小時候看過的戲，躲過的兵，躲過的大水等等姥姥經常感慨我生的太晚，如果我能夠見到大姥姥，還能聽他講他和鬼子拼刺刀的事還有家裡親戚講過如何從鬼子刀下（機槍下）逃生的事情，真的覺得那個仗義的翻譯很了不起。幫著鄉親去求情。
我爺爺1937年生人。他對我說，他的人生只有兩次感覺快要維持不下去了！一次是他小時候，土匪把所有的糧食都搶走了。一次是計劃生育的時候，90到94這幾年，我家有四個孩子出生，房子被封了三年，一家人二十多號人，看著偌大的房子卻不能住！還好都熬過去了！至於文革？他說沒什麼印象，只是好像不能養兔子。至於批判什麼的。太遠了，還不如去賺點工分。不努力幹活會餓肚子的！（我家到村子裡三公里，到鎮里走路需要兩個小時，到縣裡，開車需要一個小時！）什麼批判，都是TM的吃飽了沒事做的知識分子。
老爺子38年的，現在很健康。活到79年很難嗎？不太理解提問的目的。家裡地主成分，應該文革不好過，聽說被批鬥過。
恰好看到這個問題就想起了我外公，不過現在他已經去世了，由於從小在他膝下長大所以也還記得他的生平。外公1927年生人，而他的父親似乎剛剛意外去世，早逝的父親貧困的家庭，當時外公的母親一個人操持家庭照顧婆婆和未成年的小姑子。在那個窮苦的時代如何度過真的很難想像。接下來的近二十年，家鄉經歷了黃河泛濫，兵燹頻繁，日寇侵略，每一次都足以令任何的家庭家破人亡。雖然外公家勉強活了下來，但人丁不旺使得其一度乞討，而這一切直到解放戰爭剛才結束。48年淮海戰役打響，外公被徵召入伍加入了解放軍進入淮海戰場並且負了傷，隨後參與渡江戰役，一直打到福建清剿殘匪一直到53年，有時不得不慶幸居然那時的外公竟然意外沒被送上抗美援朝的戰場。而當福建平定後，組織上給外公三項選擇，一是留在福建當鄉長，二是隨軍進新疆助手，三便是直接退伍回家鄉接受安置。思鄉心切的外公毫不猶豫選擇了回家成親，後當了拖拉機站長，家庭還算殷實。至於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再到文革，前者家鄉產米受災不重（但周邊幾個縣真的有餓死人的），後者因為外公成分本就乾淨加上當過兵無人敢找茬因此沒有任何衝擊，甚至67年外公母親去世外公堅持按照老辦法出殯也沒人敢阻攔。一直到79年平平安安，不過老人家因為戰傷一直身體不好，08年因病去世了
謝邀，不知道題主是想黑民國還是想黑鬼子，但總感覺是要黑79年之前的新中國。不過，依我爺爺的經驗扣除運氣和家族出身這些不能控制或不能改變的因素。。。。。在79年之前的新中國時期如果你；識文斷字，會算賬，能用手錶看時間，外加會修拖拉機。那麼即使你是黑五類，只要沒有血債外加圓滑一點基本就是能和大隊書記談笑風生的人物了（不要笑，當時大隊書記絕對是鄉村的實際統治者）。
若活不下去，可能死與日本人之手，餓死（畢竟吃不上飯）。活到抗戰勝利，也可能死與內戰。解放後，可能會在三年大災害中餓死吧。若活下去，經過抗戰，解放戰爭，也成人了，可能會參加農村集體化，大躍進，鬧文革。
毫不含糊，當然就是在1949一1979年之前中間這段時間，被批鬥致死。如果在1945一1950年之前。要麼移居國外，或是下了香港，或者去了台灣，然後安度了晚年。如果是1945年之前，那就要麼，被鬼子殺死，要麼餓死了，要麼被軍閥殺死。要麼被土改斗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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