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在建築學上的貢獻更多的依靠什麼?
是依靠她自己的水平還是更多的依靠他的丈夫?
我知道這個問題在部分人眼中有些可笑,實際上我對這個部分了解十分少,希望有大神能夠解答。
我以為,林徽因的成就並不是靠梁思成取得的,至少。事實上我覺得他們兩位更像是合作夥伴的關係,相輔相成。如果感興趣可以看看CCTV拍過的《梁思成林徽因》這部紀錄片,也可以讀費慰梅的《梁思成與林徽因》,也可以去維基百科。林先生似乎一直被籠罩在梁先生的光環下,又或是作為不靠譜的八卦緋聞女主角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她自己在建築學上的成就是被忽略和低估了的。
28歲時的一篇論文80年後還有人一字一句在研究的水平。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香港朱濤教授的這一篇1932:「中國建築」的構築(演講稿全文)1932年春,剛加入中國營造學社才半年的梁思成(31歲)和林徽因(28歲)做了兩項中國建築史研究的開闢性工作。
3月,梁林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一期,1932年3月)(以下簡稱《彙刊》)上各自發表了自己的首篇中國建築史研究論文:梁的《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以下簡稱《唐代》)和林的《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以下簡稱《特徵》)。梁文嘗試描繪出「中國建築」的演變脈絡。在這脈絡中,梁認為就像「唐代藝術在中國藝術史上是黃金時代」一樣,唐代建築應佔據中國建築史的最高地位。梁這一理想與晚清以來中國眾多的民族主義者們對中國文化命運興衰的判斷直接相關,即中國文化從上古起源,到盛唐達到高峰,在宋進入「醇和」之境,自明清開始衰落,這才導致晚清以來備受外國列強欺凌的境地。而今只有努力「整理國故」,才可能 「再造文明」 ,用林《特徵》里的話,就是促成「第二潮流的革命」。
林文概括了「中國建築」為東方建築中的一個獨立體系,源遠流長,歷經外來文化影響,而沒有產生根本劇變。「中國建築」採用木框架結構,其諸特徵歸結起來都遵循 「結構理性主義」原則,即每一個部件都符合結構和功能理性。這一點與西方哥特建築與現代主義建築相通。
林不見得能在1932年3月就讀到希區柯克和約翰遜一個月前出版的《國際式》,但她的文字顯示出她對當時的現代主義發展,及其與西方建築傳統的傳承關係相當熟悉。她之所以如此堅持以西方建築中的「結構理性主義」為原則,闡釋中國傳統木構建築,就是基於一種信念——梁也持同樣信念——我稱為 「梁林猜想」三段論:
1、中國建築中典型的木框架結構,在原理上是與西方哥特式建築相通的;
2、既然,西方哥特式建築,經過18~19世紀西方建築史家們的詮釋和建築師們的探索,利用鑄鐵、鋼和鋼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實現了向現代框架結構的轉化,催生了西方現代主義建築;
3、那麼,中國木結構是不是也同樣有向中國現代建築轉化的潛力?
林文的結尾,無比清晰地表述了這個想法:
關於中國建築之將來,更有特別可注意的一點:我們架構制的原則適巧和現代「洋灰鐵筋架」和「鋼架」建築同一道理;以立柱橫樑牽製成架為基本。現代歐洲建築為現代生活所驅,已斷然取革命態度,盡量利用近代科學材料,另具方法形式,而迎合近代生活之需要。若工廠,學校,醫院,及其他公共建築等為需要日光便利,已不能仿取古典派之壘砌制,致多牆壁而少窗牖。中國架構制既與現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則,將來只需變更建築材料,主要結構部分則均可不有過激變動,而同時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發展,必有極滿意的新建築產生。
梁文是歷史性的,重點在「整理國故」,為他們即將大規模展開的中建史研究確立了一個終極目標——向後回溯歷史,直抵唐代建築的高峰;林文則更富理論性,在總結「中國建築」的原則基礎上,立意指向「再造文明」。她為中建史研究確立了另外一個終極目標——向前推動歷史,催發出中國現代主義建築。以後梁林及營造學社同仁的十幾年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這兩個終極目標所交織起來的概念框架中展開。
中間有一大段關於林文知識來源的辨析,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下面是朱濤的結論:綜上所述,我認為,林徽因的《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一文,在整體中國建築體系和具體特徵的兩部分論述中,在知識層面都對伊東忠太的《支那建築史》有所借鑒。當然,林文還有很多其它學術來源,如「結構理性主義」源於西方建築論述,等等。林的獨創性在於用「結構理性主義」,將她從伊東處借鑒的,以及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中建史知識編輯、重組,發展出她獨特的論述。
通過梳理梁林1932年3月發表的《唐代》和《特徵》的學術來源,我的結論是:梁林這兩篇論文,包含著諸多知識元素。就單個元素而言,極少是他們原創的。他們的創造力體現在強大的知識綜合和思想提煉上。他們閱讀中國古代典籍,觀摩明清建築,向民間工匠學習,彙集外國史家對中國建築的認識,從當時迅猛發展的現代主義和西方建築歷史演變中同時吸取靈感,將歷史主義、結構理性主義、民族主義等諸多思想線索強有力地扭結在一起,編輯、組合他們學習到的知識,在他們大規模展開中國古建築調研之前,就已經構築起非常完整、獨特的「中國建築」的歷史和理論框架,用以指導他們下面十幾年的中國建築史調研。
個人認為她最美的照片是那些32-37年那些古建考察中工作的照片。對自己成績不滿意,1942年,林徽因給傅斯年的信。
「尤其是關於我的地方,一言之譽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飯,始終是一張空頭支票難得兌現。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幾年,偏偏碰上大戰,轉入井臼柴米的陣地,五年大好光陰又失之交臂。近來更膠著於疾病處殘之階段,體衰智困,學問工作恐已無份,將來終負今日教勉之意,太難為情了。」費正清回憶錄中現身科學的典範:二次大戰中,我們又在中國的西部重逢,他們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卻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是不畏困難,獻身科學的崇高典範。當時,林徽因身患肺結核,梁思成則因青年時代一次車禍的後遺症而使脊椎受傷。根據羅哲文的回憶,43-44年營造學社是林在支撐,當時梁在重慶的時間多。建國後古建保護的提倡者和預言者。「你們拆掉的是八百年的真古董!有一天,你們後悔了,想再蓋,也只能蓋個假古董了!」twenty years has contributed untiringly to our common cause,slaved for me over our architectural school problems (and I slaved for her,too),accompanied me on most of the field trips, made important discoveries,measured and drew a great number of buildings,and has borne with tact and fortitude,in spite of her ill health in recent years,the major share in keeping up the spirit and morale of the Institute throughout the incredibly hard war years. Without her collaboration and inspiration,neither this volume nor any of my work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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