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反對的是轉基因還是反對的是中國對轉基因的遮遮掩掩而導致公眾不知情的做法？

01-07

崔永元反對的是轉基因食品，還是反對中國對轉基因的遮遮掩掩而導致公眾不知情的做法？轉基因食品到底有還沒有？為什麼袁隆平院士也開始呼籲吃轉基因食品了？

崔永元反對的是智商

好比一個姑娘，你說人家臉大不喜歡，說人家頭髮不直不喜歡，說人家豪爽不喜歡，說性格不合不喜歡，我都支持，你有選擇的權利，也有的是人喜歡。

如果，你非要無中生有地誣陷人家亂搞男女關係，不孕不育，梅毒艾滋。你自己不喜歡人家姑娘，還要大戰旗鼓地造謠，那就是道德有問題。

崔永元，就是裝作性格不合，其實是道德有問題的人。

沒那麼複雜，他就是單純的啥也不懂。

崔永元是用小科學的科學態度來反對我們時代的大科學的模式。

何為小科學，何為大科學？

小科學一般指的是默頓的科學社會學，默頓認為科學家應該具有普遍主義( U niversalism) 、公有主義( Communism) 、無私利性( Disinterestedness) 、有條理的懷疑主義( Org anized Skept icism)；而在這個框架下，科學家彷彿是一群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信念的單向度的人；再這個基礎上，波普爾的科學哲學也有小科學時代的烙印，波普爾是證否主義的，他認為的科學是具有可證否性的，如果不能證偽的，具有絕對正確性的那就是宗教了。正如崔永元對wenge時代的態度一樣，他在對wenge和科學的問題上都有一種相對主義的傾向，和波普爾以及後來的庫恩（見&<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樣都是不認為科學可以脫離其時代背景具有絕對的正確性。

如果按照波普爾的理解，一個實驗的反例（反駁）就可以完全推倒之前的框架（猜想），而科學也在這種猜想與反駁（見其著作&<猜想與反駁&>），其著名的舉例就是黑天鵝，如果命題認為「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那麼如果找到一隻黑天鵝，那麼前面的命題就為假，命題的內容可以得到補充，科學就可以進步。

不過波普爾收到時代背景的限制，他主要受愛因斯坦-愛丁頓對牛頓物理學範式的判定性實驗的影響得出的結論，而其理論更多的局限在物理學之中。

雖然很少有人把波普扣上小科學的帽子，但是波普對於科學的理解還是過於理想化了。對於科學上對於黑白天鵝的判定並無法和真正的黑白天鵝的判定那樣簡單，利用的儀器、手段、數據都是非常複雜的轉譯之後的結果，而對於這種轉譯的中間環節的黑箱的信用性是無法脫離社會學層次來保證的，毫無疑問的使社會學建構的視野以可乘之機。

對於這種信用性的保證，科學共同體以一種約定主義的方式採用同行評議來保證其可信性，也就是說通過同行評議的最後得以在相關專業的學術文章上發表的就是科學的，而沒有通過同行評議的就不是科學的。

看似簡單的標準其實在大科學背景下，依然如同邏輯實證主義（可自行百度）-默頓-波普的理想模式一樣脫離了社會學因素。何為大科學，簡單的理解就是政治-經濟-科學相互作用和聯繫的科學，在這個大科學下，科學家的身份已經轉變，很多科學家已經不是小科學時代的只具有科學精神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和所處國家的政策背景和經濟地位密切相關，科學家需要申請科研基金，有的需要和相關的產業密切合作，這樣科學家的身份也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科學家不再是默頓主義下的吟遊詩人話的形象，反而像是受到某種利益驅動的御用文人。中國的背景下，如饒毅所言，中文反轉人士中沒有一個是分子生物學家，為什麼外國反轉人士中有，而中文裡沒有，這和中國的科技政策有關，中國科學家脫離體制是無法生存的。而外國科學家在政策和經濟的雙重影響下，其身份也發生了變化。

當然，不能說科學家的身份發生了變化，科學家的活動和成果就沒有科學性，這二者之間不會產生必然的聯繫，也不能作為直接的證據。但在這個事情上，方舟子的手段更高明一些。

如果分析崔永元就不能不提方舟子。

方舟子和一些了挺轉陣營的手段就是對於反轉的證據予以嚴格的科學範式的分析，一步步結構其信息的科學性：

第一步是科學共同體的身份性，雖然方舟子已經離開科學界很多年了（他的博士學位不能說明什麼問題，他不在任何一個科研機構供職，頂多算一個科普者），但他並非要直接建立一個挺轉的體系，而是通過瓦解反轉人士證據背後的人物的身份性來確立轉基因的正確性。他第一步要做的一般都是以我們不可想像的速度把這些人的背景進行詳細的分析（歐美人士重名的很多，真不知道他怎麼查的那麼快），非科學的剃掉，非生物學領域的也不可信。

第二步是分析那些反轉的生物學家的信息，如果已經發表了科研文章的，文章的信息是否被曲解；如果沒發表文章的，那按照前面的同行評議的標準就不是科學的；如果是發表了同行評議的文章，這篇文章背後是否有其他的因素（請注意，在這個維度下，作為科學陣營的人就開始用社會學因素進行反擊了），比如《柳葉刀》的普茲泰小白鼠的文章，和《科學》上的墨西哥玉米的文章。這個階段，科學共同體約定好的一個遊戲規則就失效了，更多的成了權力的鬥爭。為何說是權力，因為，實驗到操作到最後文本的呈現的過程的真實性完全不是客觀的，一般是用學術機構和名牌產品一樣的信譽作為保證的，如果同樣的科研文章，一篇作者的單位是哈佛，一篇作者的單位是藍翔，後者根本不會通過編輯的審核而進入同行評議階段；在脫離的學術雜誌-同行評議這個範疇之後，前沿的科學成果的判定性就變的飄忽不定了，經驗主義上的科學家個人的過往成果和科學家所在機構的歷史具有變的尤其重要，而非科學機構里，有著優秀的歷史或者與科學密切相關的官方機構也具有權威性比如：FDA，或者環保局和農業部門。所以在批判普茲泰事件中，英國皇家學會也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步就是科學修辭學的辯論。對於很多通過了同行評議的文章，重要的科學機構往往不會和對《柳葉刀》或者《科學》《自然》那樣敏感，往往是通過挺轉科學家個人進行批判。這種批判我們看似是科學方法甚至真理性的大戰，實際上和高中生辯論會沒什麼區別。有人身攻擊的不說，很多是對實驗方法的抨擊，這個是最立竿見影的。如今的試驗，特別是生物學試驗，絕大多數都建立在統計學基礎上，在大多生物學統計中，在共識論上默認三個重複是最小的重複樣本，也就是說其實統計學也有很大的社會建構性。對於實驗方法和實驗設計的抨擊除了在設計的廣義統計學上的批判外，還有就是對於實驗材料的抨擊，比如已經被證實了不適合的儀器和實驗對象（比如某種白鼠）。挺轉人士最希望見到但就是雜誌社（通過該文章的雜誌社）承受不了同行科學家的非議，而將已經發表的文章撤回。

從上面三個步驟來看，以科學為後盾的挺轉人士藉助」身份性「」同行評議環節「」科學修辭批判「三個步驟對反轉的證據進行瓦解，以達到一個目的」這個時代絕大多數專業科學家認定的科學成果就是真理「，事實上縱觀科學史，這也是一個無可厚非的事情。

但崔永元抱有的是小科學時代的情懷，他希望科學家是不落塵埃的詩人化的，希望一些證否實驗是波普爾式的，希望科學的逼真性而非絕對真理性。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用我國的改革開放之前的一個重要標準來思考（一個思考的方法論，並非判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都帶有很大的彈性，沒有分析哲學的語義分析，對」實踐「和」真理「的語義分析都不到位。我們可以藉助實用主義（譯成實用主義，其實更接近實踐主義）的理論中的真理觀來進行補充，真理並非只能是形而上學的絕對概念，而必須是和我們的主體進行互動和實踐著的有一定效用的事實。從美國實驗室中剔除了各種干擾因素的實驗文本到了印度棉農的田地里在實踐中就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而棉農沒有話語權，他們認為轉基因的害處無法得到官員或者科學共同體的承認（因為他們的活動不是科學活動，環境因素沒有得到範式承認下進行量化和控制，無法說明影響是由那個因素產生的），但實踐中的情況是，他們種了bt棉就覺得不舒服（但在中國bt棉似乎就沒遇到太大的阻力，這也是情景化的影響。同樣的實驗室文本在中國和印度的特殊環境下出現了特殊的表達，剔除了很多環境因子的實驗室文本的實際效用真的是絕對正確的嗎？），作為政府應該用遙遠的幾頁科研文章來強迫農民種植bt棉嗎？而在中國相反的情況，bt水稻沒有得到官方批准，農民就私自大規模種植並非是對這種實用主義的反駁，而是作為印度情況的另一個極端。所以我在這個視角下的思考就是，不要偏向任何一個極端。這就帶來了另一個問題：反轉基因標識問題，這也是崔最近的主張。

標識應不應該，民眾是否應該有知情權。在科技問題上，民眾的知情權並非第一次被忽視，我們所用的科技產品中的一些廣義毒理學上是潛在危害我們都是不知道的（比如手機輻射等等），但這並不以為著我們以後也可以沒有知情權（我們放棄了對手機輻射的知情權，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所有的知情權，這好比我面對一堆菜，我可以問甲菜是什麼做的而不問乙菜是什麼做的）。而美國的狀況並不意味我們要和美國一樣，也不是意味著我們要和歐洲一樣。在這個問題上，非常重要的是科學家和一些妖魔式的反轉人士的對立，導致了一場媒介學的論戰，和美國宣傳標示會增加消費成本的子彈式的傳播攻勢一樣，妖魔式的反轉人士（其實崔有一小部分這樣的傾向）在媒介學上具有優勢，而科學家則佔據了科學問題的主場。在面對生命科學這種的複雜性科學問題上，生物學家不能和物理學家一樣用事實上的證據配合邏輯上的推演來給與反轉人士致命一擊，而反轉人士在身份性上始終處於落後地位，在這種勢均力敵的鬥爭中，民眾對於二者的權重發生了抉擇上的迷惑，在這個方面民眾處於絕對的被動狀態，他們不知道該信誰的，而眾多的環境和食品安全還有學術腐敗問題也使百姓對科學家的言論的可信性降到了最低點；可以說科學家苦口婆心的在去妖魔化的過程中往往被當成了磚家，而妖魔化轉基因言論也給溫和的懷疑論和中立人士造成了不良影響，另一方面極端的科學主義者（方舟子和一些理科學生）也讓心理上中立的科學家蒙塵。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在這個生物學的瓶頸期時代，轉基因問題中懷疑論和理性主義者的大戰不可避免，最終必將引向國家的法哲學問題。很多人說的對，我們國家目前的最大問題是依法治國的貫徹，轉基因的問題討論的再多，我們即使有了合理的考慮大多數人利益的法律，但是這個法律無法徹底執行也是不行的。

特地去崔的微博看了下。突然發現他的微博和朋友圈賣面膜的是一個數路。賣面膜的看到哪個人說面膜好就轉來:你們看，誰誰誰用了都說好，永遠只講好的那一面。崔的微博也是，歐洲有點反轉的消息，就轉來:你們看，歐洲人也不吃。美國有點反轉的消息，也轉來:你們看，美國人也不吃。如果他是收了錢這麼干也就算了。要是沒收錢，真是鄙視啊，赤裸裸的反智

表面上看崔永元反對的是中國對轉基因的遮遮掩掩而導致公眾不知情的做法，但其實他自己是在跟方舟子瞎較勁，誰說什麼都沒用，什麼道理也不聽。

其實這樣對他的病沒什麼幫助的。

咱就以科學的態度來論這個事情，轉基因食品到底有沒有害？為什麼連袁隆平院士都出來呼籲吃轉基因食品了？

轉基因食品到底有沒有害，這個可以先擱置爭議，但是轉基因食品在中國確實不透明，我們公眾確實不知情，食品上面你總要標出來，讓我知道這個東西是不是轉基因食品，我在購買的時候，如果我認為有害，我可以不買，如果你認為無害，你可以買，這個事情說白了就這麼簡單。但「有關部門」為什麼做不到呢？

退一步講，小崔確實不是科學研究出身，對於轉基因食品到底有害無害這個事情，跟方舟子沒法論戰，更何況關於方舟子關於有害無害方面的實驗論據確實還有很多不嚴謹的地方。

這倆人論戰，方舟子從科學角度扯到底有害無害，小崔卻跟你談情懷，不管有害沒害你得讓我知道，你不讓我知道，我就反對你，我就攻擊你道德有問題。兩個人論的東西風馬牛不相及，不在一條道上正面交鋒，就跟互聯網大會上，雷軍跟你談手機如何如何好，未來銷量如何如何，馬雲跟你談環境，水不好，空氣不好，人都不好了，手機好了有什麼用，有意思嗎？

崔永元覺得公眾應該有知情權和選擇權，他反對的是對轉基因食物種植情況的遮遮掩掩和不透明以及成品標識的刻意模糊和迴避。

開始反對的是方舟子的推廣態度。

深入後產生了對轉基因和生物學家的不信任。

最後變成了反對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