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哪些著名的方言島？
比如天津
謝邀。
這個題目比較大，方言島的來源也有很多，我盡量分類說一說。
一，具備或多或少「方言島」特徵的大城市：杭州、天津、北京。
1.1 杭州是南宋建都的地方，因此其口音受宋代中原地區音韻影響很大，當時有人嘲笑這種口音說高宗南渡「止（只）帶了倚擺（一百）字過來」。杭州話屬吳語區太湖片杭州小片，根據《吳語的分區（稿）》，主要特徵是：
1.2 天津話屬於冀魯官話保唐片天津小片，其最引人矚目的特點是四聲調值與周邊地區差別較大。這種方言特色形成的時間大致在明清，而且來源應該至少有兩波，第一波是明初燕王掃北時從江蘇安徽移民天津衛；第二波是是清末李鴻章的淮軍駐紮在天津，將江淮官話的特點帶入，從而形成了今天的天津話。比較合肥話和天津話的調值：
---------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合肥話 212-------55---------24---------53---------4天津話11（21）-45---------213--------53--------NA可見還是比較相符的。參考《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區（稿）》：
這個分類下就沒有非常有名的方言島了，能有一個縣那麼大的就已經是很值得研究的了。比如說：
2.1 浙江安吉官話方言島參考黃曉東《浙江安吉縣官話方言島研究》
菀坪鎮位於吳江，是一個臨近東太湖的小鎮，總人口一萬五千多人。儘管它的總面積只有32.62平方公里，但卻雜居了來自16個省、180多個縣、13個民族的人。菀坪地處江南，屬吳方言區，然而該地的人民卻捨棄了吳語而採用河南話作為交流的工具，形成了一個河南方言島。在調查不同年齡段的當地居民使用方言情況後，發現30%的人只講河南話，其中又以中老年人居多。而67%的人儘管會講本地吳江話，但基本上不用，在家或是在工作單位仍講河南話。只有3%的居民由於工作環境的緣故，只講本地話。河南話在菀坪如此盛行，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菀坪本是東太湖的一片茭蘆淺灘，直到清光緒十九年（1891）才開始有人在此定居，而這第一批拓荒者便是來自河南光山、羅山、商城等地難民。從李闖王率軍入山西、河南開始，許多河南人為了躲避天災人禍， 便紛紛離家南行。他們最初在江蘇的句容、溧陽、宜興及浙江的一些地區居住，然而土客之間有著尖銳的矛盾，他們的生活非常艱難。當時的菀坪，地勢低洼，太湖水位高時，就會發生倒灌現象，所以一直無人居住和管轄。後來，一部分河南人輾轉來到菀坪，發現這塊灘涂土地十分肥沃，且沒有當地人的排擠，於是便決定在此定居。他們聯絡了在浙江、宜興等地的親朋好友，共同在那裡放鴨種田，成了菀坪的第一批墾荒者。由於遷入的河南人都有親朋關係，他們有著極強的凝聚力，不受鄰近地區的干擾，不受當地風俗的影響，逐漸形成了一個講河南話，行河南風俗的獨立村落。
2.3 其他中原官話方言島：皖南廣德縣部分地區、浙西北長興縣部分地區、宣城市以東部分鄉村，等等。
2.4 四川的客家話方言島：這是一系列的群島。2.5 福建南平官話方言島所謂四川境內的客家人是指明末清初時期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西、福建等省客家集中分布的地區遷入四川境內的客家人及其後裔。由於當時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廣籍」最多，所以人們常把清初的這次大移民稱為「湖廣填四川」。這些客家移民的後裔中，有的已經改說現居地的強勢方言了，如成都東山的客家話受到了當地強勢方言――成都話的影響，儀隴的客家話受到了當地強勢方言――儀隴話的影響，不同的影響在語音、辭彙和語法方面都有體現。但也有不少恪守「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祖訓，將客家方言在四川流傳了下來。由於四川客家人絕大多數是從廣東遷入的，所以他們往往稱自己所說的客家方言為「客家話」、「土廣東話」，而稱現居地的強勢方言為「本地話」或根據現居縣市的名稱稱為「某某話」。
成都東山客家方言區是當今中國西部最大的客家聚居區，同時也是目前世界上距現代都市最近、客家文化事象保存最為完整的客家方言區。龍泉區雖然不在這個方言區的腹心地帶，但由於歷史上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成都平原通往川東丘陵的必經之路，是清初大移民時期客家人進軍成都平原的要衝之地，加上其優越的自然條件，因此這裡也成為客家族群聚居的理想地區。……
南平市區及市南的西芹鄉政府所在地和東坑鄉的八仙、葛坪、嶺下橋、後嶺下一帶，還有夏道鄉過江的吉溪，通行一種本地人叫做「土官話」的方言，使用的人口一萬餘人。關於「土官話」的來歷，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由於南宋時(1127～1279年)，皇親國戚遷閩，其中頗多定居南平城內(即今市區)。據《南平縣誌》卷九記載，宋咸淳元年(1265年)，進士榜共30名，皇族佔了27名。這些客戶勢力雄大，加上歷代鎮守此地的也多是外籍官員，他們政治、經濟地位優越，土著居民向他們學習講「官話」，久之，「官話」就取代了原來的閩北方言。另一說是南平系閩北重鎮，「群邑客兵，往來延平，絡繹不絕」(《南平縣誌》)。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沙縣農民鄧茂七起義，朝廷派兵鎮壓，事後京營大軍留駐城關。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反，「九月，大師至延平，民獲安全」(《南平縣誌》)。清咸豐、同治年間，左宗棠率湘軍鎮壓太平軍，也曾駐兵城關，迫使居民說「官話」。
越寫越多了，不敢再展開了，其實像南平這種駐軍形成的方言島還有很多，尤其是清朝八旗兵駐防各地形成了一些北京官話（或者有北京話特色）的方言島，如青州北城話、荊州東邊腔，等等。
考察第二大類中單純由於移民而形成的方言島，我們可以發現目前現存的方言島基本都是明清時期移民形成的。因此我們可以簡單推斷出，一般方言島的壽命，不太可能超過500年。500年之後基本就被當地方言淹沒了。當然，方言島的規模越大，壽命也會越久。1、浙江湖州長興【河南話—中原官話信蚌片】
因清末民初社會動蕩（太平天國等），河南信陽一帶的移民來到長興，在長興、泗安一帶定居，形成了與周圍吳語區相迥異的中原官話方言島。另外，新疆的南疆也有中原官話方言島；同樣也有【北京官話的石克片方言島（石河子、克拉瑪依等地）】。具體原因戳我另一個回答：為什麼南疆也說中原官話？ - 張壘陽的回答 - 知乎
2、海南三亞；廣東青塘、平海；廣西欽州；浙江蒼南金鄉等地的【軍話】
明朝初期，中央王朝曾在全國多地設立過「衛」、「所」（所謂的「衛所制」），「衛」、「所」是駐軍之地。「衛」、「所」軍隊的後裔日常交流、通行的話，即軍話。目前，軍話已瀕危。3、黑龍江西部肇源、肇州等地的【站話】
站話是黑龍江省境內，部分清代驛站站丁的後裔所使用一種方言，是以清代吳三桂手下雲貴籍和部分北方籍士卒的方言為基礎、融入了其他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成分而形成的一種方言。4、內蒙赤峰市的【八里罕方言】
八里罕方言區位於赤峰市西南方，是被北京官話區包裹著的方言島，八里罕方言帶有冀魯官話的特點。原因是康熙年間，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移民響應清王朝的招墾政策，來到這裡開墾土地、從事農耕桑田，以此形成了冀魯官話口音的方言島。5、天津的【天津話】明初，成祖朱棣帶領安徽老家的淮西軍隊在天津駐屯，第一次將淮語帶到天津。明清兩代漕運過程中蚌埠、揚州的漕工又不斷地向天津輸送淮語因素。清末，李鴻章從安徽帶領領淮軍部屬來到天津，又一次大規模將淮語帶到天津。這兩次淮西駐軍移民，極大地影響了天津的方言。
具體可看 @檀信介 的回答：天津和北京離得這麼近，為什麼口音差距這麼大？ - 檀信介的回答 - 知乎
6、四川多地的【客家話】
康熙年間「湖廣填四川」，江西、福建等多個省份的居民移民到四川，帶去了客家話。現今，四川多地都有客家話的方言島。7、雲南通海的【卡卓語】除了白族、納西族、拉祜族等本地民族，雲南也有一個北方民族——蒙古族，這一族群是13世紀時蒙古軍隊征戰至雲南時所留下的基層官兵的後代，如今這批人所通用的話，是蒙語和周圍白族、彝族所混合的語言，被稱為【卡卓語】。江西贛州，城牆內說的是西南官話，城牆以外是客家話，
馬來西亞漢語方言島馬來西亞漢語方言即主要由馬來西亞華人所使用的漢語方言，主要有福建話（閩南語）、廣東話（廣府話、粵語）、客家話、潮州話（潮汕話）、福州話（閩東語）和海南話等。當年華裔先賢南下南洋，把本身的鄉音傳給了下一代。馬來西亞漢語方言也與馬來話互相借用，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現象。近年來，由於受到華教團體的推廣華語運動影響，當地華文學校大都禁止學生在學校使用方言，甚至有老師認為方言是粗俗的。
以籍貫人口計算，這福建話(閩南泉漳片語)、潮州話(閩南潮汕片)和海南話(海南閩語)分別是馬來西亞第一、第四和第六大方言，皆屬於閩南語系。可是，除了福建話外，潮州話和海南話基本已失去社會交際功能。在馬來西亞的北部地區，俗稱北馬，包括檳城、太平、雙溪大連、玻璃市等，福建話是華人社交用語。在南馬地區，馬六甲和柔佛州因受到馬來西亞中文董教總和新加坡的講華語運動影響，福建話等方言已淪為家庭用語，不再是社交用語。福建話也分為北馬福建話或南馬福建話，但只是讀音不同，用詞大致一樣。福建話與潮州話非常相似，只是在音調上有所不同。
以籍貫人口計算，客家話和廣東話分別屬於第二和第三大方言。目前，客家話在西馬來西亞的馬來亞已經失去了社會交際功能，只在東馬來西亞沙巴州一帶，尤其是亞庇還算較為流行。廣東話廣泛流行於馬來西亞的中部地區，俗稱中馬，包括首都—吉隆坡、怡保、關丹、芙蓉、莎亞南以及巴生谷一帶的大城市。由於中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廣東話可說主導了本地的大眾傳播媒體，所以許多不諳粵語的華人都會避免收聽本地的電視台或廣播電台。
客家話與廣東話雖然相似，但也如福建話以及潮州話一樣，之間有著不同之處。
還有現在年輕馬來西亞華人通用新馬華語(官話–普通話–東南亞華語–新馬華語)，特徵是普通話里的大部分動詞(如吃，可能只有入聲詞才會轉變)變成第四聲，翹舌平舌不分，前後鼻音不分，祖籍閩南的話還有可能發不出f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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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像離題了，題目是要中國的方言島啊，我回答的是漢語在外國的方言島...
沒人說武漢嗎？市區三鎮口音和周邊口音明顯非常不同。
只要有較大規模人口遷徙的地方，都存在方言島。文革時期的三線建設就帶來了西南地區大規模的方言島。
除了下面提到的江浙贛部分地區，陝西寶雞、銅川，新疆北疆等地都有大量的河南人，寶雞據說人口三分之一是河南後裔，而新疆2000萬人口中，也有近400萬源自河南。
江南腹地竟有近千個河南方言島，如何保住鄉音？ | 豫記
在浙江、江蘇和江西的腹地，星羅棋布地分散著一個個與當地人語音和習俗完全不同的村落，他們大多一口信陽方言，完全按照豫南的風俗生活，甚至改變了當地的方言和習俗，形成了一個又一個「河南話方言島」，來自河南的方言甚至成為他們生活區域的「官方用語」，這是怎麼回事兒？
初白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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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府邸竟有恁多人說河南話
作為河南人，倘若到東南區旅遊，問路的時候都要費盡心思地連猜帶比劃，因為當地人說話聽不懂。也確實如此，東南的吳方言、贛方言等跟北方方言完全是兩個系統。但是，假如你到鎮江句容縣的茅山看道士，在山下則會遇到這樣的情況：路過的老大爺哼著豫劇，村頭大喇叭傳來信陽口音的開會通知，村小學教室里孩子用「信普」讀著課文。
句容縣，離鄭州700多公里，即使是豫南的信陽也有500多公里，中間還隔著安徽和長江，那麼，為啥茅山周邊的村民都是一口信陽調？
要知道，按照語言學的劃分，理論上這裡是吳儂軟語的天下。
另附一篇相關研究文獻：方言島文化態度對方言島方言演變的影響吳健語言和風俗，是地方文化的左膀右臂，可是反觀茅山附近的袁相鄉、磨盤鄉、茅西鄉等鄉鎮，為啥被信陽方言篡了權，成了為「官方唯一指定用語」？
根據201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句容的常住人口為617680人，但是往上查幾代，祖籍是當地的並不多。
常住人口2萬多的磨盤鄉，河南籍村民就有1.6萬。袁相鄉更狠，1.6萬人口裡有1.5萬河南人。句容其他的鄉鎮里，或多或少也居住著一些河南人，多則四五千，少則四五百。
除了句容，溧陽的上興，溧水的共和、白馬鄉，宜興的善卷，吳江的菀坪，丹陽的埠城也有很多河南人。
早在三年前，江蘇媒體曾以《蘇州吳江有個「方言島」 小鎮居民都講河南話》為題，報道位於吳江太湖邊屬於吳方言區的菀坪鎮，當地百姓卻以河南話作為主要交流的語言，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方言島」，這在整個蘇州範圍內是獨一無二的。
當地方言專家在調查中發現，人口1萬多人的菀坪鎮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只說河南話，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輕人中，大多數既會說河南話，也會說吳語，至今全鎮人仍以河南話作為主要的語言使用。
東太湖，曾經是蘆葦盪河南話在菀坪如此盛行，有著特殊的原因。菀坪本是東太湖的一片蘆葦盪，直到清末才開始有人在此定居，距今100多年，第一批拓荒者便是來自河南光山、羅山等地的難民。
除了江浙地區，江西北部也發現有828個村落的方言已完全河南化，像群島一樣散布在鄱陽湖周圍，人口至少有11萬。贛北一戶郭姓家族，和浙江句容磨盤鄉的一戶郭姓是四代的旁親，他們都自帶信陽口音。
有意思的是，這些河南人聚居的村落名稱也很有特點，大多叫「X棚」、「X家棚子」、「X邊」、「X家邊」，僅磨盤鄉，就有16個以「X棚」為名的村子，比如胡棚、王棚，數量驚人。
有這麼多河南人的存在，也就能解釋得通，為啥鄉里沒人說吳方言。每每遇到略帶「河南腔兒」的蘇北人和皖北人，我都不得不折服於河南腔強大的影響力。
河南話如何同化了「吳儂軟語」最早研究江南地區的河南話方言島現象的，應該是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郭熙。
出身南陽社旗的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蘇南地區有不少河南人，他們操河南口音，行河南風俗，或與當地人雜居，或自成村落，不少方面都與當地人迥異。
從1989年起，郭熙教授開始對這一現象進行調查，不下四次的走訪基礎上，又結合相關歷史文獻，初步摸清了來龍去脈。
自清咸豐三年（1853年）起，河南十年九災，非旱即澇，求生的本能迫使很多人以「一副蘿擔」離家出走，跟以往河南人一樣，出門向南，漫無目的地流浪漂泊。
這一代河南人移民的基本規律是北部北移，南部南移，蘇南移民的主體就是河南難民，大多來自河南東南部的光山、羅山、商城等地。
五胡亂華，衣冠南渡歷史上，中原當了幾百年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同樣，這也是一個飽經戰火洗禮的地方，歷朝歷代，但凡遇到戰爭或者自然災害，中原人都會南下逃命。比如西晉的五胡亂華，唐朝的安史之亂。
明清時期的長江中下游平原，早已是物產豐富的膏腴之地。乾隆朝後期，久無戰事的中原人口激增，土地明顯不夠用，尤其是流行早婚的光山，人地矛盾更加尖銳。於是，一場浩浩蕩蕩的移民運動開始了。
僅光山一縣，就向江蘇、浙江、安徽和江西近60個地方輸送了100萬移民。這件事，在江西多個縣的方誌里都有記載。搭簡易窩棚而居的河南難民又被稱為「棚民」。
但在清嘉慶、道光年間，南方一些地區就開始控制流動人口了。例如浙江、安徽曾多次對已有「棚民」進行整頓，並且「不允許外省棚民再行遷入」。
河南移民的高峰期在咸豐六年（1856年）到來了。豫南大部分地區多次發生旱澇相間的特大自然災害，莊稼絕收，人們只能吃草和樹葉樹皮。沒過多久，草木也吃完了，光山、羅山、商城等地的受災群眾只能挑著扁擔離開河南，繼續到江南討生活。
恰巧就在此時，長江中下游平原遭受了天平天國民兵和清10餘年的拉鋸戰，生靈塗炭，人口銳減。
以句容縣為例，根據清光緒《句容縣誌》記載：清軍和太平天國農民兵的一場戰爭之後，句容縣的人口少了70%，一半以上的耕地荒蕪了。
這像是老天特意給了豫南移民一個安身立命的機會。同時，清廷為了安置流民，恢復糧食產量，下達了「修農利，安流徙」的命令，並設立「勸農局」、「招墾局」等機構專門負責安置流民。
有了這樣天時地利的條件，豫南移民大量湧入江南。到19世紀80年代，江南的多個鄉鎮，移民人數遠超當地土著。這場轟轟烈烈的移民運動，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
大量聚集起來的棚民村落，在人口密度上甚至超過了當地人，以至於出現了當地語言文化被河南人同化的現象。
他們為啥沒有喪失自己的鄉音江蘇南部的鎮江市句容縣裡，有兩個在蘇南人看來稍顯「異類」的鄉：磨盤鄉和袁巷鄉。那裡的村民，雖然戶口本和身份證歸屬鎮江，但他們的性格特徵和風俗習慣卻一點也不「南方」。
家裡來了客人，喝酒要豪爽地「雙一下」（兩喝兩杯），客人吃完了一碗飯，要突然地再扣一碗飯到客人的碗里。
過年不僅要過初一，還要隆重地過十五；不僅要在門框上貼對聯，還要貼橫批和兩張大大的門神。要知道，句容人只是簡單地在門板上貼上一副對聯罷了。
作為移民，被當地的文化同化掉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鄧州的高山族，他們的語言幾乎被河南人同化。還有1949赴台老兵的後代，也都會講著一口嗲嗲的台灣腔。
然而，有趣的是，這些逃難的河南人，不僅沒有喪失自己的鄉音，反而同化了周邊的當地人。這是為啥呢？遙想北宋的靖康之變，南渡的開封人順利地融入臨安城，被當地人同化，再也找不見當年的「汴梁遺風」。
因為豫南移民，在墾荒的早期，其實是和當地人水火不容的。
這些一無所有的難民，一路流浪，哪個不是衣衫襤褸、形銷骨立？有一首民歌，充分再現了河南人逃荒的情景：
「堂客挎著討飯籃，一擔稻籮下江南。前頭挑著破棉絮，後頭挑著女和男。」
當地人看不起叫花子一樣的移民，蔑稱他們為「河南佬」和「河南侉子」；河南移民自然也瞧不上滿口鳥語的南方「蠻子」，加之當地人不肯讓出分毫土地，導致了極其嚴重的矛盾。主客之間甚至發生械鬥。
在這種情況下，移民抱團住在一起，堅決不和當地人互通有無，更別提什麼通婚融合了。在蘇浙皖交界的溧陽，移民成立了「河南會館」，專門為受到欺負的老鄉打抱不平。
在政府的干預下，河南移民最終獲得了一些土地，只是土壤比較貧瘠，位置比較偏僻。吳江菀坪的河南村，在太湖旁邊；江西北部的河南村，沿鄱陽湖分布；句容的河南村，都在茅山附近的小山丘上。這些被開發成旅遊景區的「好山好水好地方」，當年都是人煙稀少的荒野。
我無法想像，這些移民是如何白手起家，篳路藍縷，把荒原變成了魚米之鄉。
茅山風光也正是由於住居環境的相對獨立，河南移民才保留了自己的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作為吳江菀坪東湖灘地的第一批開荒者，移民後代的河南話保留得非常完整，他們稱外祖父是「姥爺」，祖父是「爺爺」，父親是「大」跟河南並無二輒；而當地的稱謂分別是「外公」、「爹爹」和「阿爸」。
在河南移民看來，不說河南話就是對祖宗的不忠。這種剛性的語言態度，影響了一部分當地人，比如上文提到的句容磨盤鄉，從鄉政府官員到中小學老師，清一色的河南話。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主客關係的緩和，河南移民的後代開始和當地人聯姻。但是，如果夫妻雙方有一方是河南人，他們會較多選擇河南話作為家庭交流語言。他們的孩子，大多可以自如切換三種語言：普通話，當地話和河南話。
河南人吃苦耐勞的特性，在這些移民身上也有充分的體現，即使生存條件再惡劣，只要有土地，有一口吃的，就能生生不息。作為農民，他們不可能把「尊重文化」這種虛的口號掛在嘴邊，但對於鄉音的執著卻令人感動。
摘 要:溧陽河南話是太平天國戰爭後移民形成的官話方言島方言。由於移民固守祖籍地文化的強勢態度,直接影響了溧陽河南話與當地優勢方言溧陽話的接觸,以至於溧陽河南話在經歷了一個半世紀後,依然能夠以強勢之態對峙於當地的優勢方言。
關鍵詞:溧陽河南話 方言島 文化態度 方言演變
一
溧陽地處蘇浙皖交界處,是江蘇常州的一個縣級市。其境內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河南方言島,這在蘇浙皖地區較為常見。太平天國戰爭之後,蘇浙皖地區流入了大量的河南、湖北等地的移民。之前的學者已有過類似的研究報告,如郭熙(1995)、葛慶華(2002,2003)、黃曉東(2004)、蘇向紅(2003)等。據筆者考察,溧陽河南方言島的「河南人」(以下簡稱「河南人」)主要來自河南的光山和羅山。他們輾轉來溧陽,有兩個原因:一是當地的人口壓力和荒災;二是溧陽等地戰後招募墾荒政策的吸引力。「河南人」初來溧陽時,吃盡了苦頭,受盡了磨難。因逃荒而來,可謂一無所有。有一首流行的民歌,再現了「河南人」逃荒下江南的情形:「『堂客』挎著討飯籃,一擔稻籮下江南;前頭挑著破棉絮,後頭挑著女和男。」[1]「河南人」所墾荒地,多為當地土著居民(溧陽人)所棄之旱荒艱墾之地(當地人稱「茅草荒」),地理位置偏僻(多為山地),農耕條件也非常差①。無地可墾者,只能被迫給溧陽人「幫工」——給對方做農活,用勞力換取糧食。從溧陽境內河南方言島的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社渚、周城、上興、上沛、竹簀、平橋、戴埠、天目湖等偏僻且多丘陵山巒的鄉鎮②。「河南人」被溧陽人瞧不起,甚至還經常受到欺侮。但是,「河南人」很團結,講義氣,他們在溧陽成立了「河南會館」,專門替受到欺負的「河南人」打抱不平,或出面救助,或代理訴訟,幫助維護「河南人」的利益③。勤勞、善良、堅韌、俠義的「河南人」,背井離鄉了一個半世紀,目前已經紮根溧陽,以農業為主,逐步過上了富裕小康的生活,社會地位也在不斷提高。 二 筆者於2007年4月至10月,對溧陽境內的河南方言島作了詳細調查。從調查的數據來看,溧陽境內的「河南人」大約有12.7萬人,與2007年溧陽總人口77.34萬相比,約佔到16%(見表一)。這應該是一個不小的數據。對方言島方言進行研究,人口數量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通常講,方言島的人口越多,方言島方言的勢力越大,就越不容易被同化或出現變化。「河南話」不是當地的優勢方言,但在經歷了一個半世紀以後,依然保留了很強的北方方言特徵:語音上,古全濁聲母清化,平分陰陽,全濁上聲變去聲,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調類,只有-n、-?兩個鼻輔音韻尾,沒有入聲;辭彙上,與《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辭彙集》(陳章太、李行健,1996)中所描寫的江淮官話、西南官話、中原官話基本辭彙在說法上有較多的一致,符合北方話辭彙的面貌和特徵(陳章太,1994);語法上,與《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黃伯榮,1996)採集到的上述官話區方言的語法特徵比較接近,特別是與鄂東方言語法(陳淑梅,1999;汪化雲,2004)更近些,可能是羅山和光山兩地的方言來自鄂東方言所致。「關於河南話」和鄂東方言的關係筆者另文探討。 (說明:鄉鎮名稱採用的是2003年的區劃標準,用「+++、++、+」分別表示「很多、較多、少量」三個數量級別) 語言是發展變化的,但語言的變化又是緩慢的。像「河南話」這樣的方言島方言,經歷了一個半世紀,變化總體上是小的。毋庸置疑,河南方言島的數量和規模是其依然保持著較大勢力的重要原因。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溧陽境內的河南方言島,一部分的外圍還連接著廣德、郎溪、句容、溧水等縣④的河南方言島,延伸開去考察,其規模和數量要更大一些。除了方言島的數量和規模,筆者認為,持方言島方言的人對母語方言的文化態度也是一個不可低估的因素。下面以溧陽河南方言島方言為例進行論述。 「河南人」有強烈的宗族觀念,這從主觀上強力地維護了「河南話」的「純潔性」。「河南人」重視續家譜,家族觀念尤為強烈。筆者的父親——周城鎮金山村張家村民組的吳魁老人(今年71歲)所藏家譜名曰《吳氏十三枝二修家志卷》(五卷本)。這本族譜裡面詳細介紹了筆者的祖籍地和移民歷史,提供了上輩族人的名錄,並設立了輩分和取名用字:紹、天、永、繼、長、正、大、慶、克、昌、傳、家、效、祖、德、榮、輝、本、光、堂。另外,上興鎮上城村黃家村民組居民黃先玉老人(男,今年69歲)的族譜《黃氏宗譜》(五卷本)中列舉了黃氏家族的輩分排序為:茂、廷、光、德、承、先、慶、永、錫、鴻、恩、繼、世、長。家譜是「河南人」教育子孫不忘本根、忌亂譜系、傳承血脈的一種無聲教本。「不能忘本」這種思想在「河南人」心目中根深蒂固。「河南人」的正屋客廳一般掛有寫著「祖宗昭穆神位」字樣的「中堂」,不同於溧陽人家裡掛的「香火」,中間通常是一副「福祿壽喜」畫,畫的兩邊是一副對聯,這也是宗祖思想的一種表現。下面是上興鎮黃先玉老人客廳中的「中堂」樣式和內容:雖然「河南話」在當地不是優勢語言,但「河南人」「不能忘本」的宗族觀念強力地排斥了當地的優勢方言「溧陽話」。以至於在「河南人」看來,「河南人」說「溧陽話」會被認為是對祖宗的不忠,有辱族風甚至是敗壞門風。這種方言態度在老年人中尤為突出。在調查中,平橋鎮平橋村戴家村民組的解永海老人(祖籍河南光山)情緒特別激動,他強烈地表達了自己的語言態度:「我喜歡用河南話跟人交流,我可惡河南人說溧陽話。」受這種文化觀念影響,「河南人」基本不說「溧陽話」,「河南人」不和「溧陽人」通婚,「河南人」和「溧陽人」相互瞧不起。在「河南人」占多數的村莊,為數不多的溧陽人也會在日常生活中用「河南話」與村民交流。但在溧陽人佔優勢的村莊,為數不多的「河南人」在日常生活中卻很少用溧陽話與村民交流。「河南人」與「溧陽人」互不通婚的原因有兩個:其一,當時的「溧陽人」社會地位比「河南人」高,「溧陽人」不屑與「河南人」結親;其二,「河南人」不願向任何勢力(包括社會地位)屈服,也不願意跟「溧陽人」結親。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河南人」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也有了明顯的提升,「河南人」和「溧陽人」已經打破了互不通婚的「戒律」。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經濟地位、工作職業等在通婚條件中似乎比家族來源顯得更加重要。但相比較而言,「溧陽人」嫁給「河南人」多於「河南人」嫁給「溧陽人」。這可能還是跟「河南人」的家族觀念有關係。早些時候,「溧陽人」和「河南人」相互瞧不起。「溧陽人」瞧不起「河南人」,稱他們為「湖北佬」,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河南人」的口音和「湖北人」相近,被誤以為是「湖北人」;其二是溧陽也有「湖北人」,但在語言上已與「河南人」逐步相融,口音上難以分辨。「河南人」也瞧不起「溧陽人」,稱他們為「蠻子」原因是:其一是古時北方人對口音跟自己不同的南方人就是這麼稱呼的;其二是「溧陽人」沒有「河南人」好客和大方,「河南人」以重情重義為榮,認為「溧陽人」不重情義或小氣故貶稱之。 「河南人」特有的文化美德和剛性的語言態度,影響並吸引了一部分「溧陽人」也跟著說甚至改說「河南話」,從而保持或壯大了「河南話」的勢力。周城鎮金山村是筆者重點調查的一個河南方言小島,該村「河南話」的分布結構在河南方言島中較為典型(見表二)。該村一共有22個村民小組,1224戶居民,計2804人。金山村有三種方言:溧陽話、「河南話」、溫州話⑤。該村「溧陽人」有372戶,「河南人」有813戶,但各村的交際用語主要是「河南話」。從表中可以看出,「河南人」佔優勢的村子都說「河南話」;「河南人」和「溧陽人」戶數相近(如老鴉山村)甚至「河南人」戶數少於「溧陽人」戶數的村子(如江西口村)也說「河南話」。這至少能夠說明,「河南人」在這些村子的影響很大。「河南人」的影響力主要來自他們的熱情好客、俠義正直、樂善好施,同時也來自他們不輕易接受其他方言的一貫態度。還有一種有趣的現象:假如夫妻雙方一方是「河南人」,一方是「溧陽人」,他們較多地選擇「河南話」作為「夫妻交流方言」。這種妥協不只是方言上的妥協,更是文化上的妥協。 由此可見,「河南話」在經歷了一個半世紀以後,依然保持著強勢的方言格局,方言島內的文化態度起了重要作用。這跟文化語言學的理論出發點不謀而合。本文從方言調查實踐中再一次證明:「文化因素是造成語言演變和發展的原因之一,或者說,語言的宏觀演變和部分微觀演變是文化原因造成的。」[2]同時,還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結論:當方言島方言的文化足以感化或信服於土著的文化和民眾時,方言島方言的影響和勢力將會增強。
講蠻子話的商南部分地區應該算吧，但是好像不著名哈
說起方言島，那麼我老家的方言也可以說很有來歷。家鄉位於北京市門頭溝區齋堂鎮，方言名為齋堂話，其實包括齋堂，清水，雁翅三鎮地區說著齋堂話。
齋堂位於北京門頭溝區西部永定河畔，東連京城，西通大漠，古往今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有「京西重鎮」之稱；齋堂是革命老區，具有光榮的革命鬥爭歷史。諸多人類文明在這裡交匯、融合，人稱「京西歷史文化古鎮」。在齋堂一帶具有與其他地區明顯不同的地域性語言。齋堂歷史文化積澱深厚
以齋堂為中心的一段較寬闊的山間谷地被稱為齋堂川，這裡是遠古的北京人生活的地區之一，又是傳說中黃帝打敗蚩尤的戰場之一，也是夏、商時期自然生長的部落國家古匽國的轄區之一。遼、金、元時期至清代又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區域，歷史文化積澱深厚。而人口經由長時間流動、變化，最終趨於穩定，這樣就為形成小範圍的地點方言，創造了條件。 齋堂話在語音、詞語上有很多方面不同於現在的北京語音普通話。就連與齋堂僅有一山之隔，一山之阻的北京市房山區、昌平區以及門頭溝區的永定河北岸和大寒嶺以東地區也有一定的差別。 河北省懷來縣、涿鹿縣和蔚縣雖也被劃為北京官話範圍，他們所使用的辭彙和齋堂話也基本相同，但語音差別卻極為明顯。齋堂話與冀魯官話中的「保唐話」(保定唐山片）雖很相近但仍有差別，因此在周邊不同語言的海洋中就形成了「齋堂話」這樣一個典型的方言島。明代方言是齋堂話的近源
遼金元時代，大量少數民族以現在的北京作為首都並駐兵移民，時間長達430年，漢語加深了與阿爾泰語系的接觸，並加強了與東北官話的聯繫，與漢語中原官話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離，處於開放環境中的官話發展迅速，當時所謂的元大都話，成為現代北京官話的源頭。1406年朱棣遷都北平並改名為「北京」，移民130多萬各地的漢族人到殘破的北京，由於當時漢族人來源不一，漢族移民們都使用已佔少數地位的北京漢族土著居民所使用的元大都話作為通用語言，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齋堂話。這也說明齋堂話和周邊其它地區曾有過一個語音相同的時期，齋堂地區當時是拱衛京師的前線，依天門關、天津關、弩寨口、沿河口、鎮邊城等要塞為托，和關外幾乎斷絕來往，長此以往語音便拉開距離。就是明代推廣官話時期也推廣不到關外了.就是在這個時期齋堂話脫離了宣、逐、懷語音，所以齋堂人不要說宣、逐、懷話是臭板兒，自己也臭過。
就是在《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文學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當時的方言。從明萬曆年間宛平縣知縣沈榜所撰《宛署雜記》中可以發現，那時的方言與今齋堂話多數相同、相似或相近。如:
稱腳為"蹶jue（至今有的齋堂人仍作此稱）；稱舅母（舅媽）仍稱"妗子"；稱水桶為水筲，稱不梳頭為"撓頭"，（至今齋堂人仍稱不梳頭，亂蓬蓬的頭髮為"騷撓子"）。種穀物，齋堂人仍稱耩（jiang）地。頭又稱腦袋，（齋堂話稱腦袋，腦袋瓜子）又據《宛署雜記》中記載在明代六親稱謂中：祖（祖父）曰爺（齋堂話中仍稱爺）祖母 曰奶奶（齋堂話中單稱）父 曰爹，又曰別（平聲）又曰大（20世紀50年代前仍稱爹）母 曰媽（齋堂話中稱娘nia）父母呼子曰哥哥（齋堂話中已不再使用）呼女曰姐姐（不再此稱謂）公婆呼兒婦曰大嫂、二嫂（齋堂話中妯娌之間的稱呼）兒婦稱翁曰爹；兒婦"，之詞齋堂話仍在使用，在清代至民國時期是很常用的稱謂，現在多數變成了"兒媳婦兒"一詞了。稱婆曰媽（齋堂話稱娘nia）女婿稱妻父曰爹稱妻母曰媽（齋堂話稱娘nia）外甥稱母之父曰姥爺（仍在使用）母之母曰姥姥（仍在使用）呼舅母曰妗子（仍在使用）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齋堂話是以明代語言為近源的地方語言，600多年過去了，現在唯一只有齋堂川仍保留著這一小小的方言島。參考文獻：門頭溝檔案局官網部分摘自京西雜談公眾號北京官話懷承片東江小片北京官話懷承片邕江小片阿拉伯語吳忠方言阿拉伯語河州方言阿拉伯語化隆方言
南通的市區
四川客家人形成的方言島
山東青州滿族社區的少數民族方言島
唐山話。與周邊所有地方都差異巨大，獨一無二的存在。陝西話的知不道，河南話的中，都在唐山話里使用。山東話的啦呱，東北話的嘮磕組成了唐山話的拉磕。總的來說，用詞跟東北話基本無差異，語調類似於遼西，特別是唐山東部山區，
廣西的閩南語
慈溪觀海衛，閩東@臨紹片。玉環某地，閩南@哪個片的南吳來著。淮語竹炸片。上海市石化街道是被松江話包圍的上海話。贛州，西南@客家話。
我覺得遼東（營口、丹東、大連）在東北可以算是方言島吧，上大學的時候頭一個星期都不太能聽得懂來自那片兒地方的同學說的是啥，這在東北簡直太罕見了
江西泰和碧溪鎮，此地方言，向東不似泰和話，向北不似永新話，向南又不同於客家話。一個鎮操一種方言。
轉: 貴州深山的「高郵村」
2010年6月末的一天，《吳三桂大傳》作者李治亭先生突然接到貴州省黔東南州委宣傳部部長助理廖永倫先生打來的電話，稱在該州岑鞏縣水尾鎮馬家寨發現吳三桂後裔和陳圓圓墓，是否真實，有待學術界專家考定。廖先生誠邀李先生組成一個5至7人的專家組前往考察。 這是一個令人驚喜的消息。這一線索包含了重大的學術信息，可能有助於解開許多歷史謎團，還原歷史真相，填補學術空白。但事關重大，須親身考察，才能辨別真偽。基於這一考慮，李先生接受了邀請，並邀徐凱、李世愉、王政堯、滕紹箴等專家同行。 2010年7月10日，5位專家從北京飛至貴陽，轉乘汽車至黔東南州首府凱里，再轉至目的地岑鞏縣，歷11個小時，行程5000餘里。他們顧不得休息，又車行80華里，從縣城到達馬家寨。因入口處很狹窄，容不得車身通過，遂下車步行進入。寨子內巷道縱橫，且狹窄相同，以致畜力車及今之機動車都無法進出。據村寨負責人稱：此寨是按八卦圖建造的，生人進來，很難找到出路，連原路也難找回。果然，路皆用石板鋪成，巷道兩側高牆均用石塊砌成，無論走到哪條巷道，皆難以分辨其不同，遂造成視覺混亂，以為總停留在原巷道，進退失據。 房屋依然保持明清時代的古樸風貌，青磚青瓦，房齡都在百年以上。走入其中一戶普通人家，一邁入大門，就進入一個大房間，空空蕩蕩，專供進出。一出此房間即進入庭院，其大小約四五十平方米。院子中間有磚砌的一個水池，供應宅主人家日常用水。正面是「堂屋」即上房，為主人卧室，堂屋正中供奉「延陵堂上歷代宗祖昭穆考妣姻親神位」，據說家家如此。兩側為廂房，都不設門，是那種沒有間隔的筒子屋，儲存糧食或什物，只有一處用作吃飯，實則是倉庫，東西雜亂，幾無空閑之處。 全寨230多戶人家，1300餘口人，連同在外人口，大約在2000人左右，全都姓吳，連一個姓馬的也沒有。中國傳統農村自古以來，皆以血緣為紐帶，聚族而居，其村名即以共姓名之。馬家寨怪就怪在無一馬姓，名不符實，大違常理，其中必有深意。 專家們有意詢問寨中人，無論男女老少，眾口一詞，都說吳三桂是他們的老祖宗。年歲大的老人還知道家族曾保存有御賜簿、皇傘和大刀等文物，口碑相傳，故事多多。吳三桂以降清叛清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時至今日，他仍然是一個具有很高知名度的歷史人物，也只在讀過書的人們之間流傳。但在廣大農村地區，其影響未必有多大，像馬家寨，尤為重重山嶺所阻隔，信息難通，即使與周邊的大城市也相距不下數百里。在這樣一個極其封閉長達千百年的小山村，竟然認吳三桂為他們的祖宗，這是偶然的嗎？是人為的嗎？馬家寨的人也都知道吳三桂名聲不好，但仍將其認為祖宗，這樣的認同，只能說明他們與吳三桂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 秘傳人說出吳三桂家族史 馬家寨處於一個山腳之下，地勢較為平坦，人行其上，並無爬高或登山之感。抬眼望去，山坡布滿了墳塋包。被稱為「陳圓圓墓」的那座，與附近其他幾百座墓完全一樣，所不同的是立在墓前的一通碑，上書「故先妣吳門聶氏之墓位席」，兩側分別刻寫「孝男吳啟華，媳婦塗氏立；孝孫男仕傑、仕龍，孫媳楊氏；重孫大經、大純；孝玄孫吳朝達、選、魁、政、璽、柱、相、儀。」在碑的右側，刻有立碑時間：「皇清雍正六年歲次戊申仲冬月吉日立」。另有一通墓主人為吳啟華的墓碑，碑之兩側寫有一對墓聯，上聯云：「口姓於斯上承一代統緒」，下聯云：「藏身在此下衍百年箕裘」。還有一通碑文更不可解，其墓主人是「清故上壽先考明公號公玉老大人之墓」，碑之右上聯云：「重壘土塋人祖即已祖」，左下聯云：「復修石台若翁如吾翁」。此碑於「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六日立」。從聯語文字看，墓主人不像是吳氏家族的人，應是以外姓人葬於吳氏家族墓地，卻被當作本族人的祖宗而備受推崇。 同年九、十月間，滕紹箴先生又收到岑鞏縣原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黃透松老先生兩封信，稱在馬家寨又發現一位「吳公張君後墓」，立於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碑文為「受皇恩眷養一次八十五歲吳公張君後墓」，他們認為是吳三桂的妻子張皇后的墓。12月初，李治亭和滕紹箴兩位專家再次踏上這片土地。在「秘傳人」的幫助下，最終認定這4座墓的主人分別是：陳圓圓、吳應麒、馬寶、吳三桂。有關上述4通碑文的考釋，學者們分別撰有專文給予了詳細解讀。滕紹箴先生說：「沒有秘傳人的幫助，我們真的對吳三桂去世後的這段歷史不清楚，也就很難解讀碑文。」 原來，吳三桂被清廷定為罪大惡極的「逆臣」之後，其家屬必受株連，必被追殺。為生存下去，只有遠走他鄉，隱姓埋名。這樣，不出幾年，有關家族的歷史尤其是吳三桂的史事就會煙消雲散，完全失傳。約在康熙後期，形勢趨於緩和，吳家的人定居馬家寨，始立「秘傳人」，家族的歷史只由他們一代代秘密相傳下去，且只許口傳，不得書之於文字，避免被朝廷發現。現在已傳承至第10代，其秘傳人名字叫吳永鵬、吳永松。據吳永鵬先生回憶，1962年他17歲那年，被他的叔叔選中，做了長房第10代秘傳人。 吳永鵬在與專家們面對面的交談中，講述吳三桂、陳圓圓、馬寶等人的故事如數家珍，令人稱奇。在這遙遠的窮鄉僻壤，文化很不發達，既沒有高校，也無研究機構，有誰來講吳三桂的事？秘傳人沒念過大學，僅初中畢業，何以知曉吳三桂尤其是他死後，其家屬避難貴州岑鞏縣的事？事情很清楚，他是靠上代秘傳人傳給他的。 馬家寨村人 個個都會說高郵話 2012年5月下旬，由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與岑鞏縣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陳圓圓、吳三桂史跡高層研討會在貴州省岑鞏縣舉行。我市神居山景區旅遊開發負責人楊國寶先生是位歷史研究者，他應邀出席會議。 會議期間，岑鞏縣人民政府領導人將吳永鵬先生領到楊國寶面前，吳永鵬開場白一句純高郵話讓他大吃一驚：「楊老師你好，你多晚來的呀？」接下來的一段敘述，北京來的專家還真的聽不懂，楊國寶一邊聽一邊翻譯，嘖嘖稱奇。與會專家、學者看他倆用高郵話一問一答，滔滔不絕，自然也相信吳永鵬所言不虛。 楊國寶在馬家寨現場踏勘和採訪過程中，接觸了許多馬家寨人，發現他們都會說高郵話。這就意味著，在山高林深、與世幾近隔絕的岑鞏縣農村，在苗、侗、土家、仡佬各民族聚居的龍鰲河畔，出現了一個「高郵村」。 陳圓圓逃亡為吳三桂守靈保根 三百多年來，絕代佳人陳圓圓的歸宿成為清史研究之謎。貴州深山陳圓圓墓的發現和吳三桂家族秘傳人的講述，為我們披露了陳圓圓晚年生活的歷史真相：一心一意為吳三桂守靈，千方百計為吳三桂家族保根。現有事實證明，陳圓圓並非不知所終，亦非投湖自盡，她是隱姓埋名的逃亡者！她不僅成功地保存了自己，也保存了吳三桂的余脈，得以繁衍至今。陳圓圓以實際行動為吳三桂續寫了一頁重要的歷史，也填補了清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最新歷史研究表明，陳圓圓與吳三桂因為政見不同，曾經在雲南出家為尼。吳三桂起兵後，她還俗隨軍到湖南。吳三桂病逝後，她護送其靈柩從衡州（今衡陽）回到昆明，原打算在昆明為吳三桂守靈三年，但見郭壯圖控制下的吳世璠洪化政權很不景氣，認定這種「混亂局勢，將會帶來嚴重後果」，加之湖南戰局不利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來，「形勢發展下去，大周必敗無疑，殺身之禍必將到來。」於是，她作出明斷，離開昆明，帶著吳應麒的兩個兒子設法隱蔽起來。到達湖南沅州府時，養子吳應麒帶領200猓猓兵（苗兵）前來「護駕」。但母子倆會面不到一個月，馬寶便從武岡等處敗下陣來，退守沅州府。吳應麒只好令馬寶護送陳圓圓離開沅州府。到達鉦遠城時，鉦遠守將伯爵將軍江義夥同馬寶共同護送陳圓圓一行到達思州府城。思州知府李敷治遵照指示，引導馬寶和陳圓圓至猴子嶺的搭茅洞，正式隱蔽起來。陳圓圓在這裡住了約半年，因野獸侵襲（兒媳塗氏被狼吃了），便下山到「馬家寨對面龜形脖子上」即馬家寨前屋場田居住。八個月後，吳應麒從平遠府戰敗，前來隱居，幫助她往老屋場搬家，她才真正鬆了一口氣。她先到地安寺修行，後又買下天安寺（平西庵），過上出道生活，堅持不斷地為吳三桂求佛念經，於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死在寺中，終年67歲。 從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吳應麒及其後裔在老屋場住了43年之久。 陳圓圓為保住吳應麒的「根」，當年從昆明再下湖南時，曾把吳應麒的兩個兒子世珺和世珵帶出來，只不過改名仕龍和仕傑了。考之《康熙字典》：珺，[字彙]云：音郡，美玉也。[傳]云：佩玉名，珺如圭而正方，詩言，珺用瓊，則佩之，美者也。陳圓圓沒有取「珺」字本意，而是取其音、形。珺者右旁「君」也，「君」同「龍」，故叫吳世龍，為避開清廷追查，將「世」改為「仕」，成了吳仕龍。珵[玉篇]云：美玉也。[相玉書]云：「大六寸光自照」，是美玉中傑出者，所以吳世珵的「珵」字，便以本意「傑」字取代，改為吳仕傑，順理成章。陳圓圓在遺囑中提出：「兩個子孫中要小孫子吳仕傑當家理事；大孫子吳仕龍出家隱藏下來，以防萬一。要是吳仕傑被害，吳仕龍再還俗繁衍子孫。」 此外，陳圓圓為了後裔隱藏得更深，還採取認親戚、結家族、開親（結親），並結合做好事、做善事、搞施捨等措施來聯繫和深入依靠當地群眾，逐漸使吳氏家族後裔融入當地社會。當然，當地少數民族有勢力的大戶，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願意與陳圓圓這支吳氏族人交往，同樣也看出她有來頭，並與地方政權、宗教勢力之間有著非凡的關係所致。浙江溫州的各個蠻村、山寨，裡面的語言溫州人統稱蠻語，出了這個村，就不能與外界交流了。
晉語之於官話
湛江海南算不算？最近的閩南語地區離他們大概7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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