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類似於西方那種科學體系？

01-07

搞科學技術的是知識分子，那麼就要清楚知識分子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地位於職責。知識分子在中國古代被稱為士。《漢書·食貨志》說：「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也就是說，士是四民之首，是以學識取得地位的。《說文解字》說：「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士）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段注云：「數始一終十，學者由博返約，故云推十合一。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為行，惟以求其至是也，若一貫之，則聖人之極致矣。」所以說，士的社會功能是任事，致聖人之道，即負責處理事務和維護傳統倫理道德的雙重使命。任事於誰，處理什麼事務呢？在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中，在一個「君君、臣臣」位秩森嚴的社會中，服從君主，忠於君主，為君主任事，輔助君主處理國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被視為天經地義，知識分子也是以此而立身處世的。

既然知識分子是以協助政務，治理國家為己任的，國家事務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個方面，而科學技術是國計民生所不可或缺的，自然也就導致了一批官吏不能不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因此在歷史上，凡是與國家治理有關的科學技術，都置有相應的官方機構進行組織和管理，並任命官吏主持其事。這樣，在中國科學史上就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現象，即知名的科學家中，大部分是官吏或做過官的，而且有不少是位秩甚高的大官。這一現象舉世無二，唯中國所獨有。當然，這些官僚知識分子之所以也從事科學技術工作，其出發點是為治理國務，是被動的，並非出於探索自然界奧秘的目的。本質上，他們是輕視科學技術，視科學技術為末技的。而他們注重的是經史治國，「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由此，也就決定了中國科學史上的另一特殊現象，即與國家事務關係密切的學科特別發達。其中，又以農、天、算、地、醫等學科最為發達，成就最大。

中國歷史上一直以農立國。《呂氏春秋·上農篇》云：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議），少私義（議）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

也就是說，農業不但可以獲取土地之利，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可以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便於徵調和統治。所以歷代政權都奉行以農為本的國策，組織和管理農業生產也因之成為政府的一項要務。歷史上的農學家都是在這農本思想的指導下，從事農學工作。賈思勰著《齊民要術》的宗旨，是要政府重視農業生產，以達到「要在安民」的目的；韓鄂在《四時纂要·序》中，開宗明義曰：「夫有國者，莫不以農為本；有家者，莫不以食為本」，認為這是「賢愚共守之道也」；王楨《農書·自序》曰：「農，天下之大本也」，他著書是希望「躬任民事者，儻有所取於斯與」；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則是在農業「為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的思想指導下寫成。

天文科學方面，在中國傳統的宇宙論中，存在著一個有意志的「天」，「天」是至高無上的，天地萬物乃至人世間的一切事務，都受著「天」的支配和主宰，而且認為天文現象與世間人事之間存在著相對應的關係。人世間的君主是「天子」，代表「天」的意志行事，並受著「天」的制約。為了卜知天意，溝通天人關係，於是出現了星占術，由之星占術便被與政務緊密地聯繫起來。曆法則被視為順應天意，代天「敬授民時」的重要舉動，為「王者所重」，「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歷史上的天文學是與星占學及曆法糾纏在一起的，因而天文學便寄寓於星占學和曆法而受政府直接控制，國家還設立了欽天監專司其職。這樣，天文學便帶上了神聖而又神秘的色彩，連天文儀器的製造，天文台站的設置和曆法的制定、頒布等，都成了政權的象徵。

數學作為一門工具性學科，與國計民生關係極為密切。地理情況的了解，地圖的測繪，土地的丈量，賦稅的計算，國庫的收支，貨物的交易，建築工程、水利工程的設計和施工，乃至音律的制定等等，都離不開數學。同時，天文、曆法亦與數學密不可分，故此中國古代是天算不分的。孫子說：「夫算者，天地之經緯，君生之元用」，可以「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縱橫之長短」。《後漢書·律歷上》在論數時也說：「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可見中國古代對於數學的功用，已有相當深刻的認識。數學的這些功用，都與治理國家的政務直接並緊密相關，故數學一直受到歷代政權和知識分子的重視，成為「士」必受訓的「六藝」之一。

對於地理情況的了解和掌握，更是治理一個龐大國家的要務。《山海經》中已指出：「此天地之所分壤樹谷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二十四史中，十六史有《地理志》，以供「王者司牧黎元，方制天下，列井田而底職貢，分縣道以控華夷」之用。地圖的繪製也受到歷代政權的重視，西晉裴秀的《禹貢地域圖》之製作，是為了使「王者不下堂而知四方」；唐李吉甫編纂《元和郡縣圖志》，是為了「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醫學雖有些特殊，著名的醫家很多沒有進入仕途，但由於醫學關係到每個人的生命安危，對於維護社會的安定有重要的作用，加上儒家思想認為，醫學「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所以也受到歷代政府和知識分子的重視。政府設有醫藥機構，並頒布藥典或醫方，連王燾、蘇頌、沈括、蘇軾等著名的官員都研究醫藥，撰寫醫書。

縱觀中國歷史，可以看到，凡與國家治理有關的科學領域和技術部門，都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也可以說，中國歷史上較為發達的科學領域和技術部門，大都帶有官營的印記，與國家的治理息息相關。

知識分子以做官為出路，進入仕途之後以治國為己任。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特別是漢代獨尊儒術後，只有熟讀經典方能做官和治國，因此知識分子大多把精力耗費在皓首窮經之中，去修習所謂「內聖外王」之功。即內以聖人的道德為體，外以王者的仁政為用，體用兼備，各盡其極致。如此，培養出來的人材只能是屬於通儒，育出的是嫻熟於經典的文化人，而不是一個專才。「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對科學技術，僅「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這是一條反專業化的道路。用現代社會學的術語說，也就是造就的知識分子屬於功能普化型，而不是功能專化型。所以，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在內，大都是以經學作為進身的階梯，身兼多種職能，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現實的人世，關心的是治國平天下的政業，而很少是以自然界作為研究對象，以科學技術作為終身事業的。也正因為如此，那種探索自然界奧秘的獨立的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沒能在中國形成。

同時，由於中國歷史上的主要科學領域和技術部門，是直接為國家的治理服務的，注重的是科學技術的功用，而不注重於探究其事理和原因，因而造成了「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的學術傾向。

上述兩個原因，決定了中國歷史上的科學形態是屬於實用型，注重於實用性，充滿了務實精神，而非理論型，在理論方面的研究受到忽視。

當然，科學技術的存在及其發展，是不可能完全離開理性思維的，那怕是最簡單、初級的理性思維。但在古代中國，這些理性思維的因素大都被寓於實際（有形、有數的事物）之中，被強大的務實精神所籠罩著，沒能被抽象出來，升華而形成獨立的系統的理論。此外，也不可否認，在中國歷史上的科學中也應用過一些理論，如元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但這些理論與知識分子是功能普化型的一樣，也是功能普化型的理論，它普適於天地萬物以至人事和人身。這種高度普適性的理論，雖也可以用來籠統地、模糊地解釋一些自然現象，可是其客觀效果卻束縛了人們對自然界進行具體的、有分析的探討的科學精神，阻礙了人們深刻認識事物本質的進取心理的發展，因而最終成為形成科學性專化理論的一種阻力。

同時，在讀經入仕的道路上，知識分子養成了崇尚經典的學風和唯經典是從的惰性，也影響到科學領域中。各門主要的科學學科都樹立有經典，後人的工作更多的是繼承、沿襲、註疏，並在此基礎上補充、改進，而創新精神不足，缺乏對科學文化體系進行變革的活力。這也決定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只能沿著傳統的道路緩慢地前進，沒能產生質的飛躍，自行進入近代理性的科學階段。

總之，知識分子從治理國家政務的實用目的出發，進行科學技術工作的結果，一方面給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技術帶來了動力，使中國古代具有較高的科學技術水平，取得了不少劃時代的成就，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處於世界的先進行列，甚而居領先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技術帶來了局限，特別是缺乏對自然界進行理性探索的精神，致使未能形成專化性的科學理論，而只能是停留在經驗性的認識階段。及至進入近代科學時期，便趕不上時代的潮流，被時代的潮流遠遠地拋在後面。

古中國科學不興的原因探討

地理環境使得中國文化具有獨立相對性和相對封閉性。得益於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國文化相對而言比較獨自地完成了文明發生期。中國一面臨海，其它三面陸路交通極不方便：東面是大海，西北面是戈壁和沙漠，西南面是青藏高原以及雲貴高原。這就導致中國與外部世界半隔絕，即使有外來文化的傳入也無法對中國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反而被中國文化改變。就使中華文化能夠獨立發生，獨立演化，從而產生一種不重視科學的高度文明社會。

中華文明發源於長江，到夏商兩朝代，各個部落歸服，大一統思想開始發育。至西周，周王統一中國後開始大肆分封家屬跟功臣領地。整個周朝有一百五十多國，都屬於周天子親信管理，天下人的一統思想根深蒂固。

至東周，周天子勢微，無法在控制各王，各王相繼開始爭霸，力圖重新一統中國，這樣的思想導致戰爭成為東周歷史最重要的一環，國與國之間無法像正常的主權國友好交流，商業無法興旺。春秋戰國時期，百家諸侯戰亂不修，使得每個國家的首要任務都是讓國家變成強國，能夠抵禦外地，攻城略地。於是，神州大陸變成了思想家的試驗場，所有想法都可以提出，各個國家只要君主跟思想家想法一致，就會去實踐改革，一時間百家爭鳴，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思想大爆炸的時代，諸子百家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起點。

至戰國，秦朝已經變成邊陲國，有心爭霸的秦孝公與思想家商鞅一拍即合。進行改革，商鞅的改革重點是重刑法，重農抑商，重戰尚武。在當時，這樣的實驗獲得了巨大成功。因為重刑法，秦王政策得以上通下達，全國步調高度統一，因為重農抑商，秦國基礎物資豐厚；因為重戰尚武，秦國兵力雄厚。秦國作為戰爭機器，重回戰國舞台。一百多年後，秦王嬴政統一中國，稱始皇帝。商鞅的思想在這片試驗獲得最後勝利。重農抑商，重農輕商，至此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旋律。

作為一個強大的集權國家，更換交替的中華霸主在開擴統一完中國四周的土地後的任務變為防止外敵入侵和防止國內作亂。君主需要的是強大的農業支持，於是農業成為君主最關心的事情，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一代代生生不息勞作被視為光榮。在思想上，君主發現儒家的巨大作用，儒學是輕科學的，他關注的都是如何鞏固王權，對君主最重要的是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好讓洗腦後的臣子萬世稱臣。

至唐開科舉，讓天下人為得官位自發學習儒學，天下思想統一，聰明人只關注儒學，全國被徹底愚化。中國封閉龐大又高度統一的環境，讓君主不用關心商業，不需要人民聰明從商，人民的愚昧成為好事，這是領導層不提倡科學的原因。

至於士族，被儒學洗腦，講究重義輕利。追求封官拜相，士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成為維護皇權統一，進而得到統治者認可。改良技術，解放生產力就不是士人的任務，作為不用從事勞作，大腦富餘的群體，士人把腦力用在了管理和疏通關係上，無人關心科學。這是在士這層面科技不興的原因。

至於農工，只是體力勞動者，多餘的腦力只被用來改良技術上，所以千年的發展，中國農業與手工業發達，但都與科學無關。勞動人民慢慢掌握更先進的技術，但沒人知曉背後的科學原理。

至於商人，商人重利，為了賺錢，本應該是技術改革的最積極者，但是中國的高度統一，領導者在四通八達的疆域高度集權，使得商人的任務由發展技術提高競爭變成依附權貴，獲得獨家壟斷經營權。起初，商人起於鄰里，為生計討飯，研究技術改良產品獲得利潤，做大之後就被介紹給權貴認識，權貴認可後獲得壟斷經營權，生意暴漲，無需再進行技術改良，失去了技術改良的動力。商人變成權貴的提款機，命運隨權貴的命運變遷。官商勾結成為中國從古至今的主旋律。商人失去發現科學的可能。

中國土地疆域遼闊，雖有外族入侵，但從來無法斷絕中國的文明傳承。至此，悠悠幾千年，中國自發的，獨立的，封閉的發展，皇士農工商，全面拋棄科學，古代中國作為高度文明的國家永遠錯過了科學，並且之一思想至今影響今天的中國人。古代中國在世界的落後是歷史原因造成的，與中國人的自身素質和智慧無關，如今的中國人學習了解了科學之後迸發出來無窮的創造力。國人應該了解歷史，充分肯定自己，走出清末落後的陰影，變法圖強搶佔世界之林。

寫於2015年12月26日。

我覺得現代西方科學不過是「一種」對客觀現實的表達，並非唯一一種。

而這種表達方式的特點，我覺得要從哲學上去找到根源。因為哲學是「科學之科學」。回到問題的本身上，中國古代之所以沒有產生和西方科學類似的科學體系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中西哲學對於認識世界態度的不同。

具體原因有很多，但我特別想說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遊牧民族對中原華夏文明的衝擊，尤其是元和清兩次，粗暴地斬斷了華夏科技文明。從沈括的《夢溪筆談》到《天工開物》相隔如此之久，令人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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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玉力之所以我特別提出遊牧民族對於華西文明的衝擊，是因為時間的特殊性。宋和明是中國古代封建歷史上華夏王朝裡面非常有代表性的兩個時期，還有一個是東漢。「在4000年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春秋戰國、兩漢(尤其是東漢)與宋(尤其是北宋)時期，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基於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內外因素又都顯示出階段性的高潮。」（《古代科技體系相關介紹》）宋時期本應提前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被外部的惡劣環境所打斷，明時期已經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被清所扼殺，這無疑對科技的研究和探索形成巨大的阻礙，遑論科技體系了。

西方的定理邏輯推導科學體系，只是在很簡單的模型，才能體現其價值。幾個平行線，是最簡單的，行星的運動，是自然界最簡單的數學模型之一。一旦稍微複雜一點，就推導不出來了，也無法搞出什麼定理邏輯來了。

幾何原本在徐光啟翻譯之後，在中國並沒有什麼反響，因為幾個直角鈍角之類，有什麼用呢？中國古代的建築和計算數學已經登峰造極，你玩這個有什麼意思？幾百年後直到西方再起了科技優勢，才真的又重新去翻譯幾何原本。

自然界的科學現象，是非常複雜的，絕大部分是無法總結出規律定理來的，或許未來可以，但是目前看不到。大氣運動，洋流運動，人體運行，天氣變化，模型極其複雜，如果要用定理邏輯，會進入死胡同。

現在的數學已經是死胡同了，整天糾結幾個定理的證明，耗費了大量的時間，而自然的大數據的分析，卻沒有人真正的去理解。中國古代的數學高度集中於發展計算，就是用於實際，在實際生產里發現真正的數學規律，並大規模的計算，這才是正道，也是目前大數據的核心。

目前的地震，是無法推導什麼邏輯體系來的，只能通過觀察一些現象，考察一些地層，來推測地震的發生與否。雖然不一定準確，但是有一定的指導方向性。因為人類目前不能探測深的地層，就像人類以前對人體的了解也很有限，只有通過不斷的外在現象的理解，來判斷人體的發展。你要去總結什麼規律是不可能的，能治病，能預防地震就可以了。

中國古代科學體系恰恰是那個時代，對於未知世界探索的一種了不起的思維方式，目前的西方科學體系對世界大多數的問題都是束手無策的。

私以為由於專制制度的影響加上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中國沒有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主流的知識分子都走入了仕途或者說成了政治的附庸，政治自古就是中國人最大的事情，再沒有一種活動像政治這樣滲透進中國人每一天的生活了，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把政治當做最大的事，一切的一切都為政治服務，沒有獨立於政治體制之外的階層，自然無法產生對事物的客觀認識，理性不到來，科學自然就沒法興盛。如果有人認為我關於政治的說法太過絕對，歡迎反駁

中國所以無科學之原因
科學之目的在於求真。世界文明古國，皆有科學之萌芽；唯近世西洋人始認真研究科學，以增進知識與權力。其所以如此者，因其持一種哲學，以知識權力為好，故努力以求之。中國哲學家則多未以知識權力之自身為有其好，故不為知識而求知識，為權力而求權力。不但不為知識而求知識也，即直接能為人增幸福之知識，中國哲學家亦只願實行之以增人之幸福，而不願空言討論之。所謂「吾欲吒之空，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中國人向不十分重著書立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身，其次有立言。"中國哲學家多講「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其最高理想，即實有聖人之德，實舉帝王之業，如柏拉圖所說哲學王者。至於不能實舉帝王之業，以推行其聖人之德，不得已然後退而立說焉。故著書立說，中國哲學家視之，乃最倒霉之事，不得已而後為之。在此情形下當然無人為知識而求知識矣。至於無限地控制天然之權力，中國哲學家亦不以為好。觀道家及儒家之哲學為見。總之中國哲學家多注重於人之是什麼，而不注重於人之有什麼。聖人即毫無知識權力，亦是聖人；惡人即有無限之知識權力，亦是惡人。王陽明以精金喻聖人，以為只須成色精純，即是聖人；至於知識才器，則雖有大小不同，如八千鎰之金與九千鎰之金，分量不同，然實毫無關係。金之成色，屬於「是什麼」之方面，至其分量，則屬於「有什麼」之方面。中國人重是什麼而不重有什麼，故不重視知識權力。不重知識權力，故不重科學，故僅有科學的萌芽，而無正式地科學。
所可注意者，則西洋人既以持一種哲學而有正式的科學，而科學之研究既廣，其形式及內容，又足以與哲學以大影響及輔助。故自近世以來，西洋哲學益有進步。中國哲學，既未真受正式的科學之影響與輔助，其觀點雖有足以自立，而與西洋哲學比，則問題較簡單，論證較缺乏。此亦吾人所毋庸諱者也。

知識論及邏輯所以在中國哲學中不發達之原因
中國哲學之所以未以知識問題為哲學中之重要問題者，固由於中國哲學家不喜歡為知識而求知識，然亦以中國哲學迄未顯著地將個人與宇宙分而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覺。「我」已自覺之後，「我」之世界即分而為二：「我」及「非我」。「我」是主觀的，「我」以外之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於是主觀客觀之間，乃有不可逾之鴻溝，於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問題，乃隨之而生，於是知識論乃成為西洋哲學中之一重要部分。在中國人之思想中，迄未顯著地有「我」之自覺，故亦未顯著地將「我」與「非我」分開，故知識問題未成為中國哲學上之大問題。
中國哲學家為竭全力以立言，已如上述。因此之故，所以除一起即滅之古名家外，亦少有人有意識地將思想辯論之程度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故邏輯亦不發達。
1927年11月

以上內容摘自《理想人生》（馮友蘭隨筆）

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

——伊東佑亨致丁汝昌之勸降書

首先我們來理清幾個對象，明白他們是什麼，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①科學與哲學、②科學與技術

（總結後面有寫出，懶得看分析可以直接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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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學與哲學

科學與哲學都是探討世界，分析這個世界的規律，並用規律來指導生活生產。

科學跟哲學比起來，更多一份質疑精神和實驗精神，它會主動詢問為什麼，然後通過實驗發現新的規律。新的規律作為我們哲學的豐富，因此歷史上不同的科學發展階段總會出現不同形態的哲學。

哲學是學習當時那個時代的科學，再從科學中總結出普遍性的規律，哲學的局限性往往體現在科學的發展程度。

中國古代發達，是哲學發達。

哲學可以指導科學，進一步促進科學；但是無法憑哲學自身發展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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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學與技術

科學與技術的關係，有點像哲學跟科學的關係:哲學指導科學（科學指導技術），科學促進哲學（技術（實踐）促進科學）

中國古代乃至現代過度注重技術而忽略科學。

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全球領先，但是對宇宙的七次大認識，中國人一次都沒有參與，那我們的天文觀測用到那個方面去了呢？我們用到了治國安邦，個人命運（占卜），用到了種地（天文曆法，二十四節氣）

科學跟技術的不同就在，技術注重當下的應用，而科學更注重對客觀規律的探尋。愛因斯坦研究相對論，不是相對論有用，而是他發現牛頓定律的局限性，因此提出相對論。

能用就打住了，不再深究！中國這種滿足於當前的應用，而不進一步探尋，導致我們離科學總有一步之遙，始終無法跨越。

【總結】①中國古代是哲學發達，科學不發達，但是僅憑哲學自身無法發出科學
②中國過度重視應用技術，而不重視對客觀規律的探尋，導致我們科學總有一步之遙。

爛排版勿噴

臨時寫的，可能邏輯有點亂，或者內容有錯的，望指正啦。

本人一點拙見。

我認為我們談的現代科學，首先它是西方模式的，是歐洲文化的產物。這種科學它注重於求是，也就是解答問題。

而中式科學首先是一種經驗科學，它注重求解，也就是解決實際問題。這種科學難以形成一種有效的體系，所以發展緩慢。同時隨著近代中國的衰落，導致中式科學被拋棄，淪為偽學。而今人並沒有讀懂中國古代科學理論的真正含義，我覺得用現代科學來「翻譯」中國古典科學理論並不是不可能，只是非常困難，而且沒有人那麼大的才學能完成。所以我們現在就像看迷信一樣看著我們根本搞不懂的中式科學理論。

因為

中國人思維能力低

精神追求低

統治者不允許人們有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

結論：跟古文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