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人說「民國時期，是中國大學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

01-07

《財經郎眼》2011年4月11日《傷不起的中國大學》第9分57秒。

因為他們是權貴或者自以為是權貴

看了下現有答案，我感覺所有人應該是並沒有看過題主所給的「來源的」；當然題主的來源也不準，視頻我看了兩遍，第一遍沒有發現，第二遍特別注意才發現了是在11分07秒由主持人王牧笛說出來的，具體也沒有什麼論證，更相對於是一個對比。

還是那句話，跳過是不是討論為什麼都是耍流氓。

這句話在我看來，還是不能成立的。

從視頻里給出來的例子，就我看來，還是偏向扯淡並非具體實證的：

比如張作霖、吳佩孚如何重視教育，撥款撥錢不干涉教育，所以有獨立人格；關於這點，答案里也有人引出來一個什麼民國時期教育投入比例，說教育投入比例如何如何之高。老師工資比縣長還高云云。

如果這些說的真能做到，那我覺得民國教育肯定很棒，但很可惜啊，如果真是這樣，又怎麼會有以下事實發生：

民國拖欠教師工資成風，咱就不提毛因為被拖欠工資活不下去干出什麼了。

就說當時的名人裡面，首屈一指的魯迅，當過老師對吧？一九二幾年的時候，日記里經常寫的是又和誰誰聯合討薪去了。在《記「發薪」》一文，就公開控訴北洋軍閥政府積欠他應得薪水共兩年半，說好的幾百元工資，拿到手的有多少？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3圓，第二次6圓，第三次82圓5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裡收到的；第四次三成，99圓，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9240圓，七月份還不算。

9 240銀圓（約合今人民幣32萬多元），在《端午節》中還提到，由於被拖欠薪水實在太久，最後不得不借高利貸度日。

一度在1922年釀成學案，教育家馬敘倫等為此而絕食。

把大師逼到這地步，也好意思說提民國對經濟教育支持？何其臉皮厚也。

類似的記錄，比比皆是，1919年五四到1926年7年間，教育部動輒拖欠半年工資——全方位無差別拖欠，無論你是魯迅胡適、還是毛，全都不能倖免。

正如蔣夢麟在《西潮》里所說的：教授「通常兩三個月才拿到半個月的薪水。」

那一時期關於這樣的記載比比皆是，請注意，這還是在北京，理論上當時中國最應該公平公正公開的地方，教育部就敢公開拖欠所有教授老師們的工資，地方如何，你能想像么？

當時的地方，雖然三令五申有各種文件，粗略統計下，包括《各省教育經費須保障其獨立》（1929 年），《中華民國約法（草案）》（1930 年）、《地方教育經費保障辦法》（1931 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草案）》（1931 年）、《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36 年）、《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等等，這不是因為多重視，而是確實是地方根本不聽你的，才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下法律強行規定，但就是這樣強行規定，依然不起效果。

民國政治的的特點如政令不通、戰爭頻繁等條件，直接導致地方財政常年處於崩潰邊緣，軍費開支常年居高不下佔地方財政絕大部分：

根據北京政府籌備國會事務所等單位檔案記載，1925年中央歲收入60433758元，軍政經費27812004元，軍事行政費22488996元，軍費合集50301000元，佔中央總收入的83.23％，比例之大，實屬駭人聽聞。——熊賢君，論民國時期教育經費的困擾與對策

這種時期在當時是常態，在37年以前，軍費在總預算中的比例，就不曾低過40%；在抗日戰爭期間，更是維持在60%以上的水準，在這樣畸形的財政制度上，保證教育投入根本就是天方夜譚，教育經費被挪用才是常態，教師工資更是根本發不出來，這一說法，最直觀的證據民國基礎教育一塌糊塗，文盲率80%

1949年中國的文盲率大約是80%，而且被視為識字的20%的人當中，已經包括了那些只認識幾百個中國漢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為半文盲的人。——《劍橋中華民國史》

尤其是後期，由於中央財政問題，教育經費幾乎完全靠地方財政支出，各個地方都快破產了，還保證教育？所以直接後果是，數據上很好看——反正大家都造假。但實際上連老師都找不到。這個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根本沒有形成配套的教育財政制度。

教育經費投資過少知道1947年的憲法才有了明確規定，順道一提，那不憲法還規定總統連任不得超過一屆，結果么，呵呵。

當然說了這麼多，不表示民國教育一塌糊塗，平心而論，說是大學教育的啟蒙期是很恰當的——其中固然有之前太爛的因素，但教育作為國民教育，還是在新中國才開始真正進入黃金期。

至於其餘大學精神自由獨立，白色恐怖並非空穴來風，遍布全國的特務組織真當是是吃乾飯的？

中學和大學是重點打擊對象。政府從193l-1932年滿洲危機中領略到了學生運動的潛力，並深信共產黨分子是學運的煽動者和組織者，決定把學生引上軌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學生團體，學生受到突襲搜查、突然失蹤及集體拘禁等恐怖的威脅。沒人能淮確地說出到底有多少學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數字肯定會是上千，也可能是幾千。——[美]易勞逸著，高華等譯：《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看清楚譯者呦）
我同一位在耶魯大學受過教育的經濟學教授馬寅初談過話。抗戰以前，這個獨裁者曾把馬教授請到他的官邸，請其私下指教經濟問題，就象他請傳教士教他神學或者請普魯士人教他步兵戰術那樣。馬寅初認為，他同蔣介石關係密切。但是抗戰期間，當他在大學講課時，他開始指責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這時蔣再次請馬寅初吃飯，討論經濟問題。飯後，在馬寅初乘坐這位獨裁者的轎車回家時，坐在前排座位的兩個帶槍的人對他說，他已經被捕了。為此，他有兩年時間未能與家人相聚。——[美]白修德：《探索歷史》

我估計肯定又要有人跳出來說民國大師雲集，再補上我之前的一個答案：

設若我問題主當代XX國（美日英法德）有什麼大師，不知道題主會作何回答，就我身邊的大學生朋友們而言，除了自己的專業領域的，能說出來的，除了和娛樂沾邊的（電影電視音樂上），只有一些曝光率頗高的諸如霍金、莫言等等。
因此，我覺得所謂的當代中國幾乎沒出大師可能是一種錯誤的說法，為什麼這麼說，理由有三：

1.從大師的定義而言，題主可能錯誤的定義了「大師」
「大師」，在一般大眾的理解和它本來應該是的有所不同，大師的定義本來應該是從學術水平而言，但在當代，其定義可能更偏向於知名度的高與低，大家對於其學術水平經常性不甚清楚，諸如愛迪生，大多數人能說出個發明了電燈泡（還是錯的），說個直流電都不容易；一提愛因斯坦，就是相對論，最多加個E=MC2。而在中國，知名度有個很神奇的體現，就是是否被選入中小學教材，這一標準容易導致一個問題：當代科學而言研究愈發專業深入，基礎體系已經構建完畢，而中小學這方面當代科學家天然吃虧，寫進教材的往往都是早期的奠基人們。
2.厚古薄今思想作祟
在互聯網各處，經常性能聽到各種新版本不如舊版本，新電視劇不如老版，新書不如舊書，新球員不如舊球員，這種新不如舊的的論調經常性出現，在文化史上，離當代越近，往往獲得的評價相對較低，同代人往往因為各種原因不認可同代成績，不僅僅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普遍性問題，不單單是中國的問題，這種思想，就容易給人以過去學術成績比現在好的錯覺。
3.知識的傳播能力不同
這點和第一點一脈相承，越專業的知識越難以傳播、被大眾所知，除非有點噱頭，諸如霍金的身殘志堅、莫言的諾貝爾獎。具體到中國，引進現代科學、文學不過百餘年。關於此條、有條微博
「1917年北大，有一群教授：梁漱溟，25歲；胡適，27歲；劉半農，27歲；劉文典，27歲；林損，27歲；周作人，33歲；陳獨秀，39歲；朱希祖，39歲。。校長是蔡元培，50歲。最年輕的是畫法研究會導師徐悲鴻，23歲。這個年齡，擱現在許多人還是「啃老一族」，而前輩們已經成為大師了」

這批人現在普遍被認可為大師了，但是他們之前有配得上大師稱號的成就么？其實一翻，我們會發現基本都是留洋歸來直接就當上教授了，說句不好聽的，剛畢業的本科生，哪有什麼能在國際上拿出手的成就，這些人並不具備大師的能力，之所以能當上教授，更多是沾了當時文盲率百分90的光，是真的矬子里拔大個。同時期，按世界學術標準來衡量，民國學者在相關領域上能算世界一流水平的極少。

不過我贊同在文學、藝術領域有一批大師。

最後，歡迎討論，但討論的時候請至少做到如我一樣提供具體說法來源、論據，那種上來

「我就覺得民國厲害」、「呵呵」這種無意義回復，您還是自覺閉嘴吧。

贊同數最高的幾個答案看似有理有據，卻混淆了一個基本問題，即「黃金時期」與"巔峰期「、」高峰期「一類名詞的本質區別。」黃金時期「一詞在一般的語境下指的是一個人或一樣事物最寶貴、發展可能性最高的一段時期。比如我們常說」青春是人生的黃金時期「、」大學時代是一個人發展的黃金時期「等，難道是說這段時間是你人生最牛逼日子？顯然不可能，人在經濟實力也好、社會地位也好、知識學問也罷，巔峰期肯定在青年進入中年之後，而把青少年那段時間稱為黃金時期，是因為在那時你有最充裕的時間、最健壯的體魄、有大把大把的機會和重頭再來的勇氣，這些往往是你進入社會多年摸爬滾打後，所未必具備的。

所以說」民國時期，是中國大學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沒什麼問題，去縱向對比七十年前和七十年後的教育水平顯然是偏題的，時過境遷，而」民國「的」黃金「之處有二：

一、奠基，我們不可否認現今中國大陸大學各學科的學術水平顯然遠超民國時期，但另一個事實是近代的各個學科，皆由那時的學者奠基，後人在其基礎上研究與發展的，甚至於有詳細地師承體系。而不一脈相承，另起爐灶的推翻重來不但需要勇氣，更需要傻氣，後果顯然比較沉痛，以法學為例，當年民國時期「南東吳」、「北朝陽」，建國後大都被發配大西北戈壁灘，於是新中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飽受蘇聯法學理論毒害數十年，至今在許多領域仍然遺毒未清，法學研究，尤其是民法學研究，相較於傳承完整的台灣地區，落後以數十年計。

二、精神，以人來類比，黃金時期必然是你最有理想最有衝勁最自由最獨立不羈的時期，這些同樣是作為大學所必須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為政治所掣肘、不向權貴阿諛等等。現在中國大學存在的種種問題相信不用我在此贅述，囿於時代動蕩、戰亂頻繁等原因，民國的大學乃至整個學界，或許沒有辦法達到後來的高度，但這種精神的存在，才真正是「黃金」的本意，一個剛剛起步、毛毛糙糙但朝氣蓬勃、意氣風發的二十歲，或者一個志得意滿、家大業大但一身官僚習氣、思想僵化的五十歲，哪個時期才是一個人的黃金時代？不言而喻。以成果而論，民國時期的大學教育不但培養出了中華民國的棟樑之才，共和國的開創者們不也是「民國時期的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嗎？一師的那位如果把他在一師的搞法挪到當今中國大陸的大學中來，你確信他不會被開除學籍甚至直接喝茶？從這個角度來說，最應該感謝民國大學教育的是誰？

綜上，這個命題所討論的，並不是去比較當代中國和民國時期，大學教育水平哪個更高，而是喚起當代人對當今大學教育所缺失的部分內容的重視。如果仍抱以「老子人多錢多樓多機器多，你特么能跟我比」的土豪思想，對於大學的精神內核不甚重視，這個事業逐漸有成的中年人就容易在名利場里迷失，開始奉承上級、壓榨下級、排擠同僚，開始利欲熏心、開始聲色犬馬、開始變成你在年輕時最討厭的那種人。

黃金時期，你或許不夠好，但是你夠牛逼。

一、民國時期的大師並沒有那麼多，而且主要以文科為主，理工科的還都是留過學的。

我們耳熟能詳的民國大師有哪些？蔡元培、魯迅、林語堂、胡適、陳寅恪、劉文典、劉半農、梁漱溟，周作人、沈從文、張愛玲、矛盾、老舍、葉聖陶、徐志摩、梁啟超、傅斯年、章太炎、聞一多、梅蘭芳、曹禺、田漢、冼星海、徐悲鴻、齊白石、張大千、豐子愷、季羨林、錢穆、傅雷、郁達夫、錢鍾書、馮友蘭、丁玲等等，通過這些我們看的出來，最熟知的一些人清一色的文科生，都是搞文學、藝術、歷史、哲學、教育的。

理工科（物理化學數學農學機械學建築學等領域）的有哪些大師？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錢學森、錢偉長、童第周、李思光、竺可楨、鄧稼先、華羅庚、茅以升、梁思成、蘇步青、陳建功、侯德榜等等。理工科的大師遠遠少於文科領域的大師，而且這些大師大多都是留學歸來的，還有的加入了外國國籍，嚴格意義上並不是民國培養出來的大師。其中緣由，一是因為中國自古缺乏理工科的知識基礎，整天圍繞著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朱子等等這些人論戰，讀四書五經，學而優則仕；二是因為中國民國時期社會混亂，戰爭頻繁，沒有興趣也沒有精力去發展理工學科，沒有足夠的經費支持理工科的建設；三是因為當時的有志之士尋找救國救民的出路，首先要做的必然是解放思想，進行思想建設和理論探討。這就導致了民國的教育向文科一邊倒，理科、工科和商科少的可憐，也沒太多人感興趣。想學點理工科和商科的知識，只能出國深造了。

二、民國時期的大師，並沒有那麼高的學術成就。

首先在文科領域，雖然沒有多少成果是能拿到國際上秀一下的，但像魯迅、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等文學家的作品，國際上雖然認可度不那麼大，但我們國人卻很喜歡，也算是很有成就。齊白石、張大千、豐子愷等人的畫也很不錯，也算成就。但是其他的呢？巴金、矛盾、葉聖陶、丁玲等人的作品，現在還有多少國人喜歡呢？更不要說在思想領域有什麼大的建樹了。我們要知道，中國的這批文科知識分子，都是受了國外思潮的影響的，比如達爾文、薩特、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就對這批人的影響很大，而不是這些人向國外輸出了思想。這批人只不過是中國最早接觸那些思想的人，最早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們把國外的思想結合中國的現實進行再加工，傳遞給民眾，並沒有多少突破性的的創造和建樹。

理工科領域就不說了，跟中國基本不沾邊的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就不說了，實在不好意思賴著臉皮說是中國自己人，錢學森、錢偉長、鄧稼先、童第周也都是留過學的，他們後來的創造完全是基於從國外學來的知識，民國時期他們基本都在國外學習，也實在不好意思說是中國培養出來的。在理工科方面，真正稱得上是中國自己研究出來的東西寥寥無幾。

三、為什麼我們會感覺民國時期的大師那麼多？

其一，媒體宣傳的效果。三人成虎，說得多了，我們就形成了思維定式，談到民國必談大師。再加上厚古薄今的思維慣性，時間長了就成了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自己宣揚著民國的大師多如牛毛，但又並不能細述其中究竟如何。

其二，民國時期民眾普遍文化素質偏低，大學生都是極少數，所以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精英就顯得與眾不同，很容易被識別出來，成為萬眾的核心，社會上的報紙也整天圍繞著這些人打轉。但是今天呢？資訊發達，領域眾多，名人眾多，已經很難湧現出真正的文化名人，反而是商圈的名人更多一些。我們只能說，今天的名人太多了，而且科學文化領域的一些精英往往不被人們所普遍關注，這才給我們造成了沒有大師的錯覺。

其三，我們之所以覺得民國時期的大師比當下的大師牛逼，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民國時期的那批大師把自己的學問同這個民族的的命運連接到了一起，而當下的大師們則沒有救民於水火的時代背景。和平時代的大師是很容易被遺忘的，國運昌盛下也沒有把自己的命運跟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的條件。但民國時期的那批大師，我們在學歷史的時候必然會學到，小學學了中學學，中學學了大學甚至還要學，給我們的印象就是這些人超級牛逼。現在的大師們呢？也有很多互聯網的名人，在網上批判政府批判社會，而且寫得文章真的很不錯，但不會成為傳世之做，因為這個時代確實要太平的多。如果中國當下大亂了，必然還會湧現出比民國更多的更優秀的大師，因為文化水平實在是要高得多。

其四，亂世出英雄，這個亂不單單是指戰爭，還指思想。中國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一個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就是民國時期。這種時期，往往是舊秩序被顛覆，新秩序慢慢建立起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會被迫去進行思考、探索，救時代於危難，解天下於倒懸。觀點的碰撞最容易產生新的火花，而這種對舊思想的棄、新思想接受的自我蛻變的過程恰恰是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我們學歷史也總是重點學習那些人類歷史上的轉折點。我們藉此可以說，為什麼春秋戰國之後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再也沒有出現過春秋戰國時代那種豐盛的思想盛宴？很多人說是獨尊儒術的結果，其實不然，即便是不獨尊儒術，也很難產生這種思想盛宴。華盛頓被銘記，是因為創造了美國，林肯被銘記，是因為解放了黑人奴隸，打了南北戰爭，羅斯福被銘記是因為打了二戰，但是美國其他總統都不能給人過於深刻的印象。在中國來說，毛主席的地位也是沒有任何一代領導人可以比擬的，鄧小平的地位也是難以逾越的。這些都是因為他們處在一個特殊的時代。

四、民國時期的大師究竟什麼地方值得我們尊敬。

我覺得當下的時代，人們崇尚民國的大師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民國的大師們普遍具有一種學不來的風骨，特立獨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引領時代變革。這些在當今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實在太缺乏了，而這些品質在戰亂年代更顯得難得。

其實說這種品質在戰亂年代更顯難得也並不一定公平，因為戰亂年代，最能吸引眼球的不是你有多少錢，而是你有什麼救國救民的理論，有什麼顛覆傳統的思想，並用這些理論和思想號召很大一批人去為了心中的理想亡國奮鬥。那個時代的人們，面臨的物質誘惑遠遠比現代社會少得多，因為大家都在為了活命，沒有像當下社會這樣一切向錢看。西南聯大的傳奇就更是如此了，抗日戰爭時期，大家更容易團結一致，沒有人追求金錢，也不面臨這方面的壓力，大家比拼的都是知識水平，學術水平，所有人都很窮，在物質方面都是一個水平線上的，不會去攀比，沒有物質的誘惑。這也是為什麼我黨在革命時期湧現出那麼多大公無私身先士卒的戰士，但一到了和平年代都和普通人一個鳥樣，貪污腐敗趨炎附勢。還是韓非子說的好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由於不滿北洋政府對學生的態度而辭職，他說，自己絕對不能做政府任命的校長，因為一旦如此，以後稍微有點破例，就要呈請教育部，作為痛惡官僚的人，怎麼甘心仰官僚們的鼻息呢！蔡元培的風骨是現代社會的人們很難學得來的，因為你不做這個校長，有的是候補的人員替代你，沒有了像民國那樣救國救民的時代主題，很難使某個人物成為這個這個時代的核心人物受到擁護。

但是，並不能因為時代環境就原諒一個政黨禁錮思想的行為。相比於國際知名大學，中國的學術環境實在不能說有多好，這也是產生不了國際領先學術成果的最大原因。當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習慣（或者說被迫）屈從於一個政黨的權勢和淫威，尊嚴已經遭到踐踏，這個情境下，你怎麼能要求他們繼續對人格的堅守呢？一個男人有事沒事把一個妓女按在床上狂草一回，完事還要求這個妓女保持高尚人格，開什麼玩笑？大學不獨立則學術不獨立，學術不獨立則思想不獨立，思想不獨立則腐化橫行。當下人們更應該討伐的是體制，而不是那些腐化的學者，討伐學者也是一種找軟柿子捏的欺軟怕硬。

五、錢學森之問，中國當代究竟有沒有大師？

錢學森「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話成為非常著名的拷問中國教育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並沒有拿民國於今天做對比，相信錢老對民國的教育也是不滿意的，因為民國實在沒有多少拿得出手的理工科的學術成果。那麼今天的中國是不是真的缺乏大師呢？我認為是的。雖然我無力評價當下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但也很懷疑每年的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獲得者拿到國際上有多大的地位。錢學森認為中國沒有傑出人才必定不是信口胡扯。這幾年，太多的有錢人用腳投票選擇了出國留學甚至是移民，中國的教育確實是讓人失望的。

中國不僅沒有愛因斯坦霍金式的人物，也沒有比爾蓋茨喬布斯這樣的人物。中國沒有太空梭，中國沒有自主研製的航母，中國研究不出一個像樣的發動機，中國的數碼照相技術遠遠落後，中國的百度抄襲的谷歌，中國的QQ抄襲的MSN，中國的微博抄襲的推特，中國的知乎抄襲的Quaro.........我覺得中國相對於發達國家的差距還非常遙遠，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基本可以說一直在跟隨著發達國家走，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研究成果。

六、出路在哪裡？

1、學術自由，學術自由，還是他媽的學術自由。老子想研究什麼就研究什麼，老子想琢磨什麼問題就琢磨什麼問題，誰他娘的也別指手畫腳。

2、精英教育。北大清華都他媽弱爆了，中國應該有一所集合所有怪傑的大學，人數不需要太多，年齡可以不那麼嚴格限制，在全國範圍內尋找適合做科研的怪才，專事研究各個領域的高深之學問，給他們足夠的自由，給他們生存的尊嚴，讓他們沉浸在自己的學術興趣中，汲汲以求，不為外市所擾。

3、耐得住寂寞。不管中國的大師在哪裡，但絕對不在知乎，也不在果殼和科學松鼠會，不在網路上的任何角落。真正的大師是像愛因斯坦一樣的人，耐得住寂寞，把研究當做生命的全部，窺天地之奧，達造化之極。沒事就出來喊兩嗓子的人註定成不了大師，大師的學問「不足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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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錢學森之問」的民國解答（看看民國教育是如何被神話的）

別把西南聯大神化為學術凈土——騰訊今日話題

為什麼民國時期（1912-1949）對比今天，在輿論中顯得大師眾多？

民國時期大師輩出，西南聯大更是傳奇，為何中共建國以後在優越的環境下未培養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大師級人物，教育事業甚至還比不上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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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1.針對 @陳斌曙在回答中提出的反對意見：我覺得國民時期確實不能稱之為黃金時期，民國的大學教育，一來學科不全，二來覆蓋人數很少，三來國際性的研究成果很少。國民時期的大學教育只是一種萌芽時期。那麼今天的大學教育自然也不能說是黃金時期，覆蓋人數上是夠多了，但缺乏了質量也實在不好說是黃金時期。

2.針對我在回答中提到的關於百度抄襲谷歌，騰訊抄襲MSN的謬誤，感謝大家在評論中指正。我非互聯網界人士，所以對其中細節不甚了解，所以班門弄斧之處請見諒。

3.一切只說不同意卻不說為什麼不同意的行為都是刷流氓。「我反對」「我完全不同意」「我只能呵呵了」，這都沒問題，很好，聞過則喜才能進步，但是麻煩您說出原因，哪怕是簡單幾句。我想這也是對任何一個答題者的尊重吧？冷嘲熱諷的語調永遠不能證明你是正確的。

不反對票數最高的三個答案，但還是想說點我的看法。在《書讀完了》的後記中，金克木先生的女兒金木嬰這樣說：那一代命途多舛的學人，大多數已漸行漸遠。幼時既受過舊式私塾教育，又受過早期西式啟蒙學堂教育的人不會再有了。

新舊交替，中西交融，由此出現很多出類拔萃的人。

我反對過度神話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做法，但坦白的說辯駁必須有力度，盡量不要有邏輯上說不過去的地方。

1、時至今日，美國以及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學術力量依然佔有優勢。就算現在，要想達到基礎學科研究上的進階恐怕還是要出國。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接受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學生在國外拿到了碩士博士，進而取得了國際先進的成果，我們能說，中國的高等教育與之完全無關嗎？

2、不同發展時期的成果不能直接縱向對比。說個老梗，牛頓同學的成就是沾了時代的光，到了現在必被一般人完爆是缺乏思辨性的看法。甚至不能與國外同期簡單橫向對比，因為發展的基礎本來就不一樣。關於這個比較，很困難，我建議最好列出翔實的數據，比如在談到現在的學術水平時，列出近幾年SCI論文的應用次數等等加以比較，而不要僅僅說政府壓制自由學術這些情緒化的用詞。

3、關於大師。理由與前面類似。另外思想界確實在當時引進多於創造，這一部分由於基礎太差，同時當時過於強調破舊立新，致使新的思想很難建立在舊的土壤上，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但也有相當多的學者本身的研究就是傳統領域，比如陳寅恪，把他比作外來思想傳播者，十分不妥。

4、關於知名度。舉個例子，只要目前的實驗無法證實或部分證實m理論，那麼愛德華威滕的知名度，至少在中國公眾里，永遠不會超過史蒂芬霍金，儘管前者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其實早已超過後者。（當然，如果m理論證實的話，那威滕的歷史地位估計至少要到玻爾那一層……）

所以關於公眾知名度與實際能力這一點，在基礎科學領域裡，實在是沒有什麼參考價值。因此，如果對這個領域並不是十分了解的話，至少也要用數據說話……

暫時想到這幾點，抱歉這個答案沒有多少建設性。但還是希望能有更好的答案出現，不要像某些答案一樣出現邏輯上不嚴密的地方。

對了，剛剛看到有說民國時期文科生遠超理科生，大概在70%-90%的說法，希望能列出數據來源和出處，更令人信服。比如http://baike.baidu.com/view/24006.htm?fromtitle=%E8%A5%BF%E5%8D%97%E8%81%94%E5%A4%A7fromid=1437297type=syn 里附的表可以看出，似乎並不總是這樣。1938-1946年，西南聯大共計畢業生3343名，其中文學院606，理學院617，工學院777，法商學院1118，師範學院225。可見差距似乎並沒有那麼大。

1、就文學藝術而言，民國時期的大師，如果放到今天和出版社簽約，賺版稅，能養家糊口的不會太多。

2、白話文一共沒有多少年，然後我們的課本又是白話文為主，這幾十年有點名氣的人自然就上課本被封為大師了。現在碼字的薩蘇、馬親王、韓寒（也許是他爸），早生幾十年恐怕也被封為大師了。藝術類更沒法評價。

3、就自然科學而言，大學教育在精英培養上確實很長一段時間不如民國。雖然在數量上有天壤之別。

民國時期的人才，基本的路子是教會學校。雖然是中國辦學，但是教育都是西方精英教育，能上的起學也是傳統的士紳、買辦、官僚子女。這些人遺傳基因本來就不錯。大家族強強聯合，互相通婚，後代的智商一般差不到哪去，八股文那麼死板的格式，能寫出漂亮的議論文來，沒有智商是不可能的。

這些人在教會學校接收的教育一般都是精英化的，非常嚴格。全英語教學的高中並不少。學費貴，有教會資金，學生家長非富即貴，學校不缺錢，老師就能請好。大學裡面教授雖然年輕，但是沒有留洋經歷，沒點本事也混不上教授。畢竟大學教授是當時非常高薪的職業。

基因不錯的學生，不錯的老師，嚴格的要求，出來的學生素質當然不錯。能去歐美留學的水平自然也夠。黃種人本來念書就厲害。出個錢學森不奇怪。

大陸的人才選拔是高考加蘇聯留學，偏重於實用。回國後也是搞建設，因為物質條件差，能提供的基礎設施和歐美無法相比，自然難出大師。

而且就是你除了大師，東西方冷戰，諾貝爾獎是西方的，也不會給你。炸藥獎無須太上心。

中國需要是扎紮實實搞工業化建設的人才，讓老百姓日子一天過的比一天好。

宋曉軍：日本全面對華戰爭前的中國學生就業
最近經常有人與聊大學生就業的問題，有人問我在《中國不高興》中寫的一段話：「從現在開始，他們（指年輕人）又要經歷中國經濟被美國金融綁架的痛苦，這種痛苦很可能成為他們畢生最深刻、最難以忘懷的記憶。」是什麼意思？我說主要是產業結構過於扁平化，而高校擴招大都是「文、經、管」這種節省教學資源的專業，同時理工科很多學生的專業又有多少能與國有自主產業對口呢？
1937年，中國進入了危機的一年。我手頭剛好有一本1937年6月10日、也就是距離「七·七事變」不到1個月時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雜誌》，這期雜誌上有一篇由陸覺先、趙廷為撰寫的《中國的生產教育》一文。文章開頭是這樣寫的：
中國的生產教育
陸覺先、趙廷為
中國自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武力、政治、經濟、文化等侵略以來，自身的社會便在畸形的發展過程中，供列強無厭足的敲骨吸髓，既未跟著歐美資本的生產的路子跑，又不知自己去另闖出路，擺脫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羈絆，還是只向著不生產的不節儉的浪費方面奔走。於是有資產者把全由直接剝削而來的大量資金，聚集起來，不願作生產事業，只知斂取利潤以自肥，作個人享樂，甚至把數千萬的現金送到外國銀行去保險，間接幫助外國資本家剝削中國人民的汗血。這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方面來說，是得了極大的便宜，即利用我們的大宗遊資，變為生產的資本，復以廉價來收買我國的原材料或勞動力，製造出商品，再用貿易的方式對我們實行剝削；但在中國一方面來說，卻不僅是一種極大的浪費。白白斷送了整千萬生產的資本，而且還受了國際資本主義的貿易方式的剝削，加速地促進了我國農村的破產，工業的衰落，商業的調敝，而使中國的整個產業界，幾乎很難有抬頭和發展的希望。
中國產業界既如此不景氣，當然無由容納大量的具有生產技術的人才，同時他們莫不中了傳統教育的思想的遺毒，對「學而優則士」的觀念，還沒有打破。因而學工程的、學採礦的、學紡織的等等，多跑入政軍學三界。據何清儒氏的調查（注一）：職業學生就業的，佔74%，而能用其所學的，仍屬極少數，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可是軍政學三界容納人才究竟有限，學校的畢業生還是逐年增加，人浮於事的現象，日益顯著，於是奔走、鑽營、擠軋、為謀生上所必要。另一方面事業的學生多半在城市裡已染上了奢侈的惡習，不大願意還鄉去從事農村或其他社會工作，其結果往往流浪在城市裡，成為高等流氓；就使甘願還到農村服務的，莫不裝束入時，享用奢侈，其結果不過替帝國主義做推銷員，實無異使生產加速地降低，而浪費一天天地增加。還有占絕對多數的農工，他們終日勞動，尚難溫飽，當然也有時間去受教育；同時其子弟的入學費用，不但無能力擔負，而且還要犧牲他們的寶貴的應該用於求學的時間去幫工，以維持一家的生計，結果民眾與教育絕緣的程度，使日甚一日……
以上就是1937年研究教育的人寫下的文字。

可以參考鳳凰網這個專題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daxuezhidao/

沒有校黨委書記

應該說文科發展得不錯，畢竟教學成本低，大師輩出；理工科實在差強人意，那時候的中國哪有前造好的實驗室和其它理工科需要的材料。。。所謂黃金也只是思想上的，一個排得上的科學家都沒培養出來，全都是去了歐美才有了成就

再一個全民識字率只有不到10%的國家，居然出現了大學教育的黃金期，能說明什麼？

說明這個時期只屬於少部分精英，精英教育自然比平民教育更黃金。

比如說毛澤東……毛澤東家可不窮，典型的富農……

當然，換個角度。那個時代的大學培養人才的目的就是造就精英、大師。現在大學根本目的是培養產業工人、高素質打工仔……目的截然不同。

只是趕上了特殊時期。居里，愛因斯坦，泡利，馮卡門。。。那是群星閃耀的年代！就像80年代90年代的音樂，中國有崔健，beyond，四大天王，羅大佑，李宗盛，而今卻沒有拿得出手的一個樣，時代不同，各國都一樣。鮑勃倫迪，U2,甲殼蟲，貓王，傑克遜，麥當娜都是在一個時代湧現，現在後繼無人，一樣。再看近30年，世界各國還有拿得出手的發明創造么？還有沙翁的不朽詩篇？？都沒有，時代使然。世界各國在這時期都沒有科學巨匠，文藝大師，中國也一樣。

不是民國好，只是它趕上了世界天才閃耀的時代，中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再講民國，中華民國120年了，民國再厲害，蔣公那些人馬也造不出兩彈一星，也造不出航母，登月，更造不出超級計算機，當然，也沒有會講故事的莫言^O^

民國只不過搭了歷史的順風車，時無英雄使

起跑的時候加速度大，這是必然的嘛

回答這個問題，我要貼一張圖。

胡適 PK 周其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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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答案 @王夢雨@王新兵@帝哲

題主問的是關於「民國時期，是中國大學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

我覺得此題的關鍵是中國大學教育的發展，所以扯到總數，文盲數，大師的答案，可以認為是瞎扯。

第二，是如何理解」黃金時期「的問題,」黃金時期「是個比較，為什麼稱民國時期是黃金時期呢？而不是其他的時間段呢？

中國的高等教育是從1862年起，慢慢發展的一直到現在。相比較民國前的探索萌芽時期，民國後的苦逼抗戰時期，建國初期的改造時期，58年左右時的反右傾時期，以及破壞性的「文革時期」，民國時的高等教育發展確實應該處於黃金時期。至於改革開放以後，高等教育是在逐漸發展之中，我們很少會把當前的時期認為是黃金時期。

首先確定是民國時期是什麼時候，就大體定位在1912~1937年之間。

===========以下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1962~1980）直接百度高等教育_百度百科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7、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浙江求是書院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裡，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瀰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範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
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浙江大學和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浙江求是書院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裡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裡，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衝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裡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覆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裡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
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的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准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在這裡，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彆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範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鬥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儘可能了解本專業範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衝突中得到解釋。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裡，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澱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儘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

比如說教育法規。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立即強調在中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191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明確規定:「初小、師範、高等師範免收學費。」免費上師範就成了當時很多家境貧窮的學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徑，毛澤東就是在湖南師範學校畢業的。1946年國民政府制定了《教育憲法》，定位準確，要求明細，茲列舉幾條:「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國家應注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並推行社會教育，以提高一般國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比如說教育經費。《教育憲法》規定:「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補助之。」「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15%，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25%，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35%，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保障。」業內人士可以對照60年前的這個標準算今天的賬，看看有沒有差距。

比如說教師待遇。1927年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定，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講師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與國民政府部長基本持平。在20世紀30年代初，大中小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分別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約為15元。20世紀40年代的《教育憲法》規定:「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資料顯示，當時普通警察一個月2塊銀洋，縣長一個月20塊銀洋，而國小老師一個月可以拿到40塊銀洋，民國時期小學教師的地位和待遇要遠遠超過縣長。民國時期對教師待遇的重視和投入讓今人望塵莫及，汗顏不已。

比如說教育理念。民國以來，中學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張伯苓是個教育救國的偉大實踐者，他給南開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求人。」張伯苓常說，學生「不單是要從書本上得到學問，並且還要有課外活動，從這裡得來的知識學問，比書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導下，南開中學的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為「教育立人」創造了載體，如敬業樂群會、美術研究會、攝影研究會、文學會、京劇社、新劇團、校風出版社、武術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開的劇團尤其有名，因此有「話劇的搖籃」之美譽。曹禺、黃宗江等人都是從南開走上話劇道路的。

比如說教材。民國教科書的編纂有兩個特點，一是它的民間性，民間在編纂教科書上有較大的自主權，只報教育部審核即可；二是它的編纂者都是具有現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適、舒新城、郭秉文、朱經農、黎錦暉、廖世承等，由他們來商定給小學生編課本，自然也就體現了民國教育的基本理念。

比如說多樣化的教育格局。當時的中國是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並存，形成了一個參差多態而又富有彈性的「差序格局」。南開中學就是私立學校。私立學校跟公立學校比起來有靈活自由的優點，當時的文化環境足以讓私立學校生存並且發展，社會上對於私立學校也沒有偏見，這一方面得益於其時的文化生態，同時也得益於民國教育家的胸襟。

比如說不惜代價辦教育。抗戰前全國有4億人，當時的西部只有1.8億人，抗戰爆發後大後方湧入了5千萬人口，而當時西部的國民生產總值不到全國的30％，民生工業只佔5%，卻要養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當時的國民政府卻真正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據著名學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聯大上學時，大學生不僅免學雜費，而且還免每天的午餐費，如果學生上學仍然有困難還可以申請助學救濟金，且助學救濟金在大學畢業後可以不還。同時，抗戰客觀上為我國的西部教育帶來了發展的契機，使西部諸省在基礎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發展。國民政府教育部於1937年底開始在四川、河南、貴州、陝西、湖南、甘肅、江西、安徽等地先後成立了22所國立中學及3所國立華僑中學，先後培養教育了10萬「戰區流亡學生」。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傑出人才就是這些國立中學培養出來的，比如: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中國「兩彈元勛」鄧稼先、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著名詩人賀敬之、國防科工委主任上將丁衡高等。抗日戰爭結束後，這些國立中學於1946年逐步復原，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譜寫了一個殘酷戰爭期間中國教育的傳奇。

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到目前為止，共有8位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崔琦等）生於我國民國時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而自建國以來，新中國培養的學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還是文學獎，自然科學獎一個也沒有，當代教育是不是應該反思？

因為當權者對文化心懷敬畏～

個人感覺這個說法的存在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南聯大的存在。

為什麼西南聯大能夠在其存在的短短8年時間中，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蹟呢？試從度娘百科裡摘錄一些文字來解釋一下這個問題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存在的時間不滿9年，就讀學生不過八千，而且條件簡陋，生活艱苦，但卻培養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四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葉篤生、吳征鎰，6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朱光亞、鄧稼先、王希季，近百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在科學、教育、新聞、出版、工程技術、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有不少西南聯大校友成為業務和政治骨幹。在台灣和海外，有重大成就的聯大校友，也不乏其人。
為什麼在艱苦簡陋的條件下，西南聯大能作出如此突出的貢獻？這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學教授JohnIsrael（中文名易社強）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多年的研究，並為此多次到我國大陸和台灣訪問。他說：「西南聯大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學，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養出了最優秀的人才，最值得人們研究。」
研究西南聯大的謝泳教授總結了幾點西南聯大的成功經驗：一、離不開當時中國大學管理者尊重教育、追求學術獨立的基礎；二、大學保持獨立，西南聯大的教授對行政當局的指令敢於抵制，敢於拒絕。那時西南聯大從梅貽琦到眾多教授，對上面的各種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時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數情況下是應付了事。三、做到了教授治校，西南聯大的教授，特別是負責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長、系主任等，對自己的要求都很嚴格。在西南聯大教授的權力之大是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對於來自上邊的命令，如果感覺不合理，要麼據理力爭，要麼就公開抗議。教授們反對行政當局的事是常有的，因為那時的大學教授是自由流動的，在校內他們不必害怕校長，更不必害怕教育當局，不合適就走人，此處不留自有留處，整個心態是從容而平靜的，因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價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四、校長的合作精神。如果沒有三校校長的合作，在那樣的情況下，要把大批教授團結起來，延續中國教育的命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聯大的許多精神，特別是學術獨立、大學獨立，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兼容並包與學術自由的精神，艱苦奮鬥的精神，敬業勤學的精神，為共同事業團結合作的精神，尤為值得我們學習。

向對聯大歷史有興趣的同學推薦上文中提到的這本書：《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豆瓣鏈接：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豆瓣)

以下是一個文科生的一點淺見。

1 民國時期的思想控制出現一個真空期。沒有了傳統儒家的八股取士，也還沒有某黨的統治。老蔣雖說想要進行思想控制，但是時局動蕩，沒有有效的實施。因此大學思想教育空前自由。

2 民國時期的學者在幼年大多接受過古代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教育，恥辱觀念強，學識淵博。

3 在接受傳統文化教育之後，又接受了國外新思想的熏陶，新文化的再教育，學者即大學的教員個人能力突出。

4 新舊思想文化交融碰撞，青年人渴望學習，學習氛圍濃厚。

5 各地軍閥，如閻錫山、張學良等對大學教育的支持。具體事例請自行百度。

以上。在知乎的第一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