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香港台灣，因為做過殖民地，所以媚外，是怎樣的心態?

01-07

今天花了好些時間看知乎的兩岸三地討論，有種想法整個就莫名奇妙:

不準香港台灣說殖民時期的好 , 台港不親中都怪殖民時期 ,台港都是斯德哥爾摩癥候族群. 被殖民過就有原罪，你不以被殖民過為恥就更罪加一等。

有人可以解釋這種想法的理由嗎？整個無法理解。
我的看法：
1. 那要怎樣你們才滿意，當年台灣漢人和日本人戰到最後一人死光光？還是，現在來個"去日本化運動"，摧毀日治時期建築？

2. 歷史沒有甚麼好恥不恥的。民族恥辱很無聊，除了煽動民族主義外基本無用。我不以歷史為恥，而是以歷史為鑒
2.2 要說恥辱，請大陸先來場 "去清朝化"活動再說
2.3 如果被外族統治是恥辱的話，請接受貴國少數民族的獨立活動和恐怖主義。另外，我不想被原住民獵頭。
3. 就算真的被殖民過又如何？就算台灣喜歡日本又如何。中國不是該覺得自已恥辱嗎？自已居然弱到到讓台灣對日本唸唸不忘。
4. 日本雖然壞事做了不少，早期殺過很多人，但確實有很多建設。我不知道要有多扭曲,多反人性的價值觀，才能要求台灣人忘掉日本的好，用民族主義去仇恨日本人。狗去豬來有聽過嗎？
5. 有人可以解釋一下，大一統思想和帝國主義的分別嗎？分別恐怕只在於前者只能侵略...............不，統一，自已認為自已歷史上統治過的地區
抱歉有點激動，但看到類似"香港人當年有向英國要求過民主嗎？"這種說法，我真的感到極度噁心
補充，我不是皇民，不認為被殖民是建光彩的事 ,不會刻意美化日本統治。單純客觀看歷史

沒有哪個時代是值得懷念,因為台灣歷史上，台灣人民都無法做主。
引用Re: [問卦] 受日本教育的台灣老人都很懷念日本...轉自PTT-Gossiping板：

說到要懷念
只有等到當所有台灣人都意識到自己的力量與影響力是舉足輕重
只有等到當所有台灣人都對自己生活的社會各種議題包括言論居住自由等
開始真正關切並且肯發聲肯上街頭肯用選票的力量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的時候
那種時代才真正值得叫以後的我們懷念
而不是總是期待著對我們施以高壓的政府會給我們糖吃好讓我們以後懷念

題主似乎心有激憤，寫了這麼多，心情可以理解，可是邏輯真是無力吐槽，說不定是語言表達不好產生誤會。我就挑一個最讓我無法理解的題主觀點說一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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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雖然壞事做了不少，早期殺過很多人，但確實有很多建設。我不知道要有多扭曲,多反人性的價值觀，才能要求台灣人忘掉日本的好，用民族主義去仇恨日本人。狗去豬來有聽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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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題主知道日本具體做了哪些壞事嗎？單說殺人，有記載的各種屠殺就殺了60w，當時台灣也就500w人口。當然，題主顯然不知道（或不在意），因為題主根本沒有顯示出一絲對本島先輩的憐憫，直接一個「但是」就轉折到了日本的「建設」上去了。輕描淡寫，妙哉妙哉！

再來想想日本的「建設」，題主知道「殖民地」的意義嗎？知道為何全世界各個民族都奮力擺脫被殖民的命運嗎？日本可不是為了建設台灣，才傾全國之力打贏甲午戰爭的，說白了日本的「建設」不過是為了養奶牛而已。同樣被養的朝鮮韓國為何不對日本感恩戴德？

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日本殖民的後遺症真是可怕！

美國如果不解放，就算髮展得再好也永遠是殖民地，「強壯的奶牛」永遠只是給別人產奶。現在，可沒有美國人會懷念英國殖民，新加坡人都不會，和台灣相似命運的韓國也不會。緬甸和菲律賓這些發展得像沒發展的前殖民地國家倒是和題主的邏輯類似。

台灣如果感謝日本，不就相當於對世界強國發出了殖民邀請函么。以屈辱死亡和受奴役換來的一點點所謂進步有何值得留戀的？

只有被完全馴化的家畜才會想念被圈養待宰的日子。

「狗去豬來」說的好！國民黨本來就是豬，不然也不會轉優勢為劣勢退居台灣。國民黨腐敗黑暗，不過要說國民黨對台灣的建設比日本小，那就可笑了。台灣經濟的騰飛不也是在戰後國民黨的統治時期么，就談點虛的，台灣對日本人不過是殖民地之一，對國民黨卻是最後據點，孰輕孰重？

再說，要罵就罵國民黨去，他和我們完全沒關係，不然也不會跑你們那兒去了。

最讓我吐血的是下面這句話：「我不知道要有多扭曲,多反人性的價值觀，才能要求台灣人忘掉日本的好，用民族主義去仇恨日本人。」

我看是題主自己的價值觀扭曲了吧？前面才說不媚日，到這兒就暴露啦？萬份的惡不去思考，反而就要去記住僅僅一份的所謂「好」；斷了你的手足，給你一筐棗就滿足了？

我在史書上讀到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讀到當時台灣人的抵抗和日本對台灣人的屠殺時都十分悲痛，我敢問題主：「你真的為你的先輩悲痛過嗎？」

日本殺了這麼多台灣先輩不見你「義憤填膺」，我們只希望你不要睜眼說瞎話無腦媚日你卻「憤憤不平」，像這樣理直氣壯地作賤自己簡直讓人無語。

親痛仇快，豈不悲乎？！

從這題主句話看出，題主的內心明顯默認日本的殖民「大體統治是好」，所以才會反彈地如此激烈，同時也暴露了自己的無知。

對於「仇視日本人」這部分，gcd政府創新且獨一無二地提出了對於日本戰爭責任「二分論」，即將日本的戰爭責任歸結為日本戰犯和軍國主義，將其與日本普通百姓區分開來，說日本人民是無辜的，是被欺騙的。我們小時候被教育的就是這種觀點，這種觀點是教唆仇視日本人的嗎？不是，相反，這是極大的原諒同情日本人民（目前只有大陸政府自己承認這種觀點，詳見日本NHK紀錄片《中日應該怎樣面對歷史》）。

大陸官方批判譴責的對象用詞也是日本右翼、日本法西斯、日本侵略者等，從未把日本人民和民族當作鬥爭對象，談何仇恨日本人？就我身邊來講，也沒哪個人仇恨整個大和民族，一般就是討厭日本右翼勢力而已，最多就是討厭日本人，但對日本人的智慧和優點持讚賞態度的人也不少。請別把少量的極端分子當成大陸人民的代表。

說到底，台灣人之所以會懷念日本殖民，一是因為台灣以經濟為代表的綜合實力的衰弱所導致的民眾迷茫；二是台獨分子所宣揚的台獨史觀起到了誤導作用；三是台灣缺乏一個有廣泛影響的左翼勢力；四是台灣民眾對大陸發展缺乏了解。

我外婆常說的：人窮志短，失意常憤。

最後，我們想說的是，就算台灣人自己輕視遺忘自己英勇犧牲的本島先輩，我們也會在對岸默默緬懷，因為他們才是真心為台灣為民族犧牲的英雄！他們才是頂天立地的台灣人！

希望台灣的英烈們在天堂不會因為你們寒心，我們會替你們繼承他們的精神品質，我們會替你們給他們祭奠慰問，希望他們能在九泉之下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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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說點題外話，我的外公年少時也受到了短暫的「皇民教育」，到現在還能說一些簡單日語。雖然日本人對他們這些學生還不錯，但他依舊記得當時日本人的殘忍。（日本人把自己得病未死的士兵剪下頭髮指甲後，拉到外公的學校後方，用汽油活活燒死）

已經看過太多這樣的題目，有質問大陸人的，也有質問港澳台的，每次想說點什麼，每次都覺得無法作答。

這些題目問出來的「為什麼」，不是討論"how did we end up like this"，而是在咆哮"what"s wrong with you"!

好的溝通，應該從好好問一個問題開始。

題主在大陸受過什麼委屈嗎？網路是一個發言不怎麼用負責的地方，如果論壇的言論靠譜，依照台灣論壇的論調，我們早該武統了，兩岸也沒什麼好談的

港台對英日的態度，多半是出於討厭現在的政府，就像有些女孩子會拿前男友來刺激現任，真正媚外的人，是不多的。

在港英時代，港人稱呼英國人叫鬼佬，厭惡之情溢於言表。

台灣人討厭國民黨，痛恨戒嚴時期，就去美化日據時代。。而那個時代的台灣人，並不喜歡日本，前面抗日死了多少人就不提了，直到二戰末期，台灣600W人口，全台共有皇民家庭17,526戶，人數為126,211人，仍僅占當時人口約2%，大多數台灣人寧願做二等公民也不願意背棄祖先。

現代的台灣人想代表當時的台灣人去歌頌那個年代，裡面沒有政治操弄是不可能的。岩里政男們媚外沒辦法，因為他們是皇民，對祖國的思念是發自真心的。

另外台灣人很愛講日本在台的建設，每次聽到都覺得很噁心。

且不說當時台灣人作為二等公民的處境以及日本建設的戰備目的，日本人對台灣建設的貢獻比起蔣公父子來可差遠了，台灣人民對國民黨的執政歷史似乎並不讚賞。可228和戒嚴時期死的本省人和日本殖民時期比起來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

題主說起來，好像日本通過建設給了台灣二次生命似的，這種代替一百年前的祖先去讚揚當時殖民者的史觀，是得有多扭曲，多反人性的操縱才能形成？

瀉藥

但為什麼要邀請我...

我個人並不覺得台灣人親日或者喜歡日本文化，有什麼可稱得上是「原罪」的。

最最最起碼，一個人還有保持個人主觀喜好的自由。

而愛國，愛哪國，更是一個人的自由。

只有歪曲歷史才是罪，不論在哪裡都是如此。

當然了，以上內容跟台灣最終的歸屬問題基本上無關 -- 我並不確定這背後的思想是叫「大一統」，還是「帝國主義」。我更傾向於用一個簡單描述來形容這件事情：利用當下的世界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現狀來為本國謀取最大化的利益。

「當下的世界意識形態」即：中國和台灣合併，更像是兩個中國政府的合二為一，而不是大國侵略小國。後者在當今世界秩序下是純負面的，但前者卻起碼是偏中性的，如果不是喜聞樂見的話。

「地緣政治現狀」即：台灣的地理位置實在是太好了，而美國幾乎沒什麼可能會為了台灣去跟它愛恨交織的好基友，中國，徹底撕破臉。

文章太長

我把重點標出來吧

哈莉是一個帶有印度血統的馬來西亞人，在香港一直遭受大量的種族歧視，甚至比在倫敦或是吉隆坡遭受的種族歧視都來得多。在餐館裡人們拒絕為她服務，在商店裡店員將她晾在一邊，在大街上人們低聲罵她，在工作地點她還是要忍受著。因為我是白人，所以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人們忽視她的膚色，但是當她單獨一人的時候事情就會完全不同。幾乎無人談論香港本地特有的種族歧視。我們來之前對此毫無所知，但是這種本地特有的種族歧視的確存在。正如後來一位記者所寫的那樣，這是「香港骯髒的小秘密」
那天傍晚值班醫生過來看她。我向醫生問了許多問題，但是只得到閃爍其詞的回答。我對那些時刻注意我是白人的醫務人員感到擔心，因為在香港我的膚色值得尊敬，人們會因為我的膚色而順從我，但是他們卻用截然相反的態度看待哈莉美麗的深棕色皮膚。當值班醫生離開時我對哈莉說：「膚色不頂用的。」她回答說：「我在這裡被壓在最底層。」她的話如同電擊一般穿過我的身體。

馬丁?雅克最終讓他所愛的妻子得到了公正

It seemed impossible, but at last Martin Jacques got justice for the wife he loved

看似不可能，但馬丁·雅克最終讓他所愛的妻子得到了公正

Martin Jacques defied the odds to expose racial prejudice and medical negligence in a Hong Kong hospital. Here he tells of his feelings on learning that his 10-year struggle was over

雖然遭遇很多困難，但是馬丁·雅克勇敢揭露香港醫院的種族歧視和醫療過失。在這裡他講述了當他得知10年鬥爭終於結束時的感受。

Martin Jacques and his wife Hari a few days before her death in a Hong Kong hospital Photograph: Martin Jacques/Handout from Martin Jacques

這是馬丁·雅克和妻子哈莉的照片，此照片拍攝之後不過幾天哈莉死於香港一家醫院。拍攝者/提供者：馬丁·雅克

作者：馬丁·雅克

Sunday 4 April 2010 00.05 BST

2010年四月4日星期天英國夏令時00:05

[copy]The settlement approved by the Hong Kong high court last Wednesday in the legal action brought by me and my 11-year-old son, Ravi, against the Hospital Authority over the death of Harinder Veriah, my wife and Ravi"s mother, represents a major victory. It has taken 10 years and a huge commitment of emotion, time and resources. We have faced monumental obstacles. From the outset the Hospital Authority denied any responsibility and it has used its limitless funds to try to bludgeon us into submission.

上周三，香港最高法院批准我和我11歲的兒子拉夫提交的、就我的妻子、拉夫的母親哈琳德·維尼亞之死起訴醫院當局一案達成和解。這個代表著重大勝利的結果用了10年時間才來到，讓我們付出了太多的感情、時間和財力。從一開始醫院當局拒絕承認它負有任何責任，到後來它試圖用它多得數不完的錢威脅我們屈服，我們的法律訴訟之路一直面對極大的阻礙。

Hari died on 2 January 2000 in Ruttonjee hospital. We had been in Hong Kong just 14 months, Hari having been seconded there by her London law firm while I used it as a base from which to write my book on China. Ravi was just nine weeks when we arrived. At 1am on 1 January, Hari had an epileptic fit while we were out celebrating the millennium with our friends, Eric and Marlene Hobsbawm, who had come to stay with us in Hong Kong. Hari was taken by ambulance to the Ruttonjee. When I went to see her for the second time on the evening of New Year"s Day, I was anxious about how she was being treated.

哈莉於2000年一月2日死於律敦治醫院。當時我們剛來香港14個月。哈莉是被她的倫敦律師事務所臨時派來的，而我則是以香港為基地撰寫有關中國的書。我們抵港時拉夫才9個星期大。元旦當天凌晨1點我們正在外面和來港看望我們的朋友埃里克·哈茨博姆及瑪琳娜·哈茨博姆夫婦慶祝千禧年，哈莉的癲癇發作了。救護車將哈莉拖到了律敦治醫院。當天傍晚我第二次去醫院看她的時候，我對她接受的治療感到憂慮。

As a Malaysian of Indian descent, she had suffered a great deal of racism in Hong Kong, far worse than in London or Kuala Lumpur. People would refuse to serve her in restaurants, keep her waiting in shops, mutter abuse at her in the street, and she suffered at work, too. When we were together she was given my colour; on her own it was an entirely different matter. Barely anyone talked about Hong Kong"s endemic racism. Before we went we had no inkling; it was, as one journalist was to write later, "Hong Kong"s dirty little secret".

哈莉是一個帶有印度血統的馬來西亞人，在香港一直遭受大量的種族歧視，甚至比在倫敦或是吉隆坡遭受的種族歧視都來得多。在餐館裡人們拒絕為她服務，在商店裡店員將她晾在一邊，在大街上人們低聲罵她，在工作地點她還是要忍受著。因為我是白人，所以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人們忽視她的膚色，但是當她單獨一人的時候事情就會完全不同。幾乎無人談論香港本地特有的種族歧視。我們來之前對此毫無所知，但是這種本地特有的種族歧視的確存在。正如後來一位記者所寫的那樣，這是「香港骯髒的小秘密」。[/copy]

That evening the duty doctor came to see her. I asked him various questions and received only evasive responses. I had been anxious for the medical staff to be aware that I was white; in Hong Kong my colour commanded deference and respect, the opposite to how they saw Hari"s beautiful deep brown complexion. When he left, I said to her: "A fat lot of use that was." She replied: "I am bottom of the pile here." Her words travelled through my body like an electric shock.

那天傍晚值班醫生過來看她。我向醫生問了許多問題，但是只得到閃爍其詞的回答。我對那些時刻注意我是白人的醫務人員感到擔心，因為在香港我的膚色值得尊敬，人們會因為我的膚色而順從我，但是他們卻用截然相反的態度看待哈莉美麗的深棕色皮膚。當值班醫生離開時我對哈莉說：「膚色不頂用的。」她回答說：「我在這裡被壓在最底層。」她的話如同電擊一般穿過我的身體。

The hospital staff were no different to the rest of Hong Kong. Prejudice was ingrained and systemic. Hari"s words were all the more disturbing because they were so uncharacteristic. She was uncomplaining, patient and extraordinarily compassionate. She would see prejudice as an affliction of the perpetrator that needed her help and kindness to overcome. But lying in hospital, vulnerable and unwell, was a different matter. She uttered these words with a sense of resignation. When I asked her what she meant – expecting her to give examples – she simply said: "I am Indian and everyone else here is Chinese." The staff were no doubt unaware that Hari was fluent in Cantonese and could understand the racial epithets they were using to refer to her. I told Hari I was going to get her discharged. I went to see the nurse, debating in my mind whether to take her home there and then or in the morning. I opted for the morning because she was still unwell. It was the worst decision I have ever made.

這家醫院的醫護人員和香港其它地方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同；歧視一樣根深蒂固且無處不在。因為哈莉的話是如此反常，所以格外引人不安。她安靜順從，並且非常富於同情心。她總是認為只有需要她幫助的行兇作惡之徒才會得「歧視他人」這種病，而這種病只有依靠善良才能克服。但是當她生著病毫無防備地躺在醫院裡的時候，就又是另一碼事了。她用一種聽天由命的語氣說出那些字。我指望她給我舉幾個例子說明那句話的含義，但她只是簡單地說：「我是印度人，而這裡的其他人都是華人。」毫無疑問醫護人員都不知道哈莉能講流利的粵語，因此也就能聽懂他們用來指她的那些帶有種族歧視的稱呼。我告訴哈莉我打算帶她出院。我去見護士的時候心裡考慮的是馬上就把她帶回家，還是明天早上把她帶回家。最後因為她還是不舒服我選擇第二天早上帶她回家，而這成為我有史以來做過的最糟糕的決定。

At 8.50 the following morning, as I was getting ready to collect Hari, I got a call from the nurse. Hari had had another epileptic fit and I should come to the hospital immediately. I was there in a shade over 10 minutes to be greeted by a scene that will forever haunt me. Hari was deeply unconscious and no doctor was present, just a couple of nurses. Within a minute or so, an alarm went off: Hari had suffered respiratory failure. A doctor belatedly arrived, and then Hari had a cardiac arrest. She died soon afterwards. Two days earlier she had celebrated her 33rd birthday.

第二天早上8點50分，當我正準備去接哈莉時候，我接到了護士的電話。哈莉的癲癇又發作了一次，護士讓我立刻去醫院。我到了那裡，在一處陰暗的角落裡站了十多分鐘，而映入眼帘的一幕將永永遠遠留在我的心頭。哈莉已經深度昏迷，但是除了兩名護士沒有一個醫生在場。又過了一分鐘左右，警報大作：哈莉的呼吸停止了。這時一名醫生才後知後覺地到場，然後哈莉的心臟也停止了跳動。不久她就死了。而不過兩天之前她才剛剛過了33歲的生日。

[copy]Two months later, upon our return to Hong Kong after a family wake in Kuala Lumpur and the funeral in London, I applied for Hari"s medical records. When they arrived, I sent them to some consultant friends in London. I had no idea why Hari had died; it seemed like an act of God. But after my friends got back to me, all began to become clear. Abject negligence was responsible for Hari"s death. And in my mind I knew that the negligence was a product of racial prejudice. My state of desperate grief was now compounded by the grim realisation of the causes of her death.

我們一大家人在吉隆坡為她守夜，並在倫敦舉行了葬禮，等一切結束再次返回香港的時候是兩個月之後。我向醫院申請哈莉的病歷記錄。當我拿到病歷以後我把他們發給了倫敦的醫生朋友。我不知道哈莉為什麼會死；看上去這是上帝的意志。但是在收到朋友們的回復以後，一切就開始明晰了。哈莉死於醫療疏忽。我心裡明白這次醫療疏忽是種族歧視帶來的。現在我絕望的悲傷向她的死因所呈現出來的冷酷現實妥協了。

I fought for an inquest and eventually it was held in November 2000. It was a travesty of justice. The coroner appeared to have made up his mind more or less from the outset to find for the hospital, ruling that there had been no negligence. In my evidence I quoted Hari"s words about being bottom of the pile; assuming a manner of mock outrage, the coroner and the hospital lawyers dismissed her comment out of hand. But Hari"s words shook Hong Kong. Finally the veil of denial was pierced and a public debate began. A meeting was organised in Hari"s memory to initiate a campaign for anti-racist legislation. The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abandon its position that racism was only a minor problem, and in July 2008 the first-ever anti-racist legislation was introduced in Hong Kong. It was described in the press as a memorial for Hari.

2000年十一月我終於爭取到了驗屍，不過這次驗屍真是對正義的一次嘲弄。法醫似乎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無論多少都要找到有利於醫院的證據，並判定不存在疏忽。而我則引用哈莉的那句「我在這裡被壓在最底層」的原話作為證據。法醫和醫院聘請的律師不假思索地拒絕受理她的評論，他們的理由是這句話中呈現出一種帶有嘲弄的憤怒。但是哈莉的這句話震撼了香港。最終否認的面紗被戳穿，一場公共辯論開始了。哈莉的追悼會上人們發起了一場反種族主義立法的運動。政府被迫放棄它認為種族主義只是小問題的立場。2008年七月香港破天荒第一次開始介紹反種族主義立法。媒體將此描述為「紀念哈莉」。[/copy]

We returned to England in April 2001. Before leaving, I began to investigate what action I might take against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ow could I allow Hari to die in the Ruttonjee as a result of negligence and racism without the hospital being called to account? I knew this would be a daunting challenge. The action would have to be brought in a foreign country and in a culture tha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was familiar with.

我們在2001年四月返回英國。離開之前我開始調查在與醫院當局的鬥爭中我所能採取的行動。我如何能允許哈莉因為疏忽和種族主義死在律敦治醫院，而該醫院卻毫無責任地置身事外？我清楚這個挑戰令人生畏，因為我要知道在一個非英國的國家裡，尤其是它的文化與我所熟知的文化是如此不同的國家裡，我所能採取的行動。

I was confronted with extremely powerful and well-funded adversaries. At the inquest the coroner and the Hospital Authority seemed to have been joined at the hip. The lawyers representing the latter were renowned for playing hardball and never conceding. Litigation in Hong Kong is expensive, far more so than in the UK, and my resources were limited. Before leaving I failed to find a single potential lawyer in Hong Kong who, in varying degrees, was not in denial about racism. Although Hari was a lawyer,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litigation process. And my constant companion in this long struggle for justice was the searing pain of having lost someone I loved beyond all reason or belief.

我面對的是相當強大且資金雄厚的敵手。在上一次驗屍中，那名驗屍官和醫院當局真是如膠似漆的好。代表醫院當局的律師們都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善於玩狠的並且從不退讓的律師。在香港打官司很費錢（當然何止香港打官司貴），而我的財力有限。在離港之前我甚至都找不到一名律師（不論什麼級別）承認種族主義存在。雖然哈莉也是一名律師，但是我對訴訟過程一無所知。在這場漫長的鬥爭中我忠實的伴侶就是毫無道理地，或者說是令人難以置信地失去所愛之人的灼痛。

I made up my mind to organise the action from the UK. I made contact with Frances Swaine, a partner at Leigh Day, a splendid firm in London that specialises in human rights, clinical negligence and much else, the like of which did not exist in Hong Kong. Unlike in Hong Kong, I could talk about the racism Hari suffered, and Frances understood. She was also tenacious and determined. We began the process of gathering expert medical opinion.

我下定決心從香港開始組織這次行動。我與「力天」的搭檔弗朗西斯·斯萬因取得了聯繫。「力天」是倫敦一家為眾人所推崇的專門從事人權、過失犯罪等工作的企業，不過香港沒有類似的機構。與在香港不同，我能夠談論哈莉所承受的種族歧視，而弗朗西斯明白。她很堅定也很頑強。我們開始收集專家的醫學建議。

One of my biggest concerns was money. I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other side would try to make the process as costly as possible and thereby force me to quit or even bankrupt me. We tried to obtain insurance for the claim, but not a single insurer would oblige. I left no stone unturned in my efforts to fund the case, but to no avail. Ravi and I looked dangerously exposed.

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錢。我始終相信醫院試圖把整個過程弄得儘可能昂貴，這樣就能逼迫我退出或破產。我們嘗試提出保險索賠，但是沒有一家保險公司願意效勞。儘管我想盡辦法為這次訴訟籌措資金，但是沒有資金來源。拉夫和我看上去境況很危險。

Before leaving Hong Kong, Frances had urged me to apply for legal aid for Ravi. Alas, we were turned down. So we went to court, the process dragging on until at one point it seemed we were certain to lose. But eventually the court found in our favour and in 2006 Ravi was granted legal aid for his part of the claim. It was our first sniff of justice. Our potential financial loss was still intimidating, but at least it was now possible to pursue the claim.

離開香港之前，弗朗西斯要我為拉夫申請法律援助。天啊，我們竟然被拒絕了，因此我們走上法庭打起了官司。只是審核流程很拖沓，我們差不多絕望了，認為自己肯定打不贏這起官司。不過法院最終還是做出了一些利於我方舉措：2006年拉夫那一部分的索賠得到了法律援助。這是我們第一次嗅到了一絲正義的氣息。雖然我們潛在的經濟損失依然很驚人，但是至少至那時起我們有了繼續索賠的可能性。

[copy]As we assembled our expert reports, I came to understand in medical terms what had most likely happened to Hari. During her fit, she had been injected with diazepam in order to sedate her. The medical records stated that it was 3mg - a tiny dose appropriate for a baby. None of my experts believed the dosage, although it was impossible to prove otherwise.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 advantages enjoyed by a hospital and its staff: unless there is some way of proving otherwise, you have to operate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隨著我們收集到更多醫學專業人士的報告，我逐漸從醫學術語這個層面理解了發生在哈莉身上的事情。為了讓她鎮靜下來在她發病的時候一直在給她注射安定。報告顯示這種藥用了3毫克。這個劑量很小，只適用於嬰兒。雖然用別的方式證明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專家們都不相信這個劑量。這便成了醫院及其醫護人員所享有的巨大優勢之一，因為除非你能提供別的方法，否則你就必須根據這些病歷記錄操作。

The general opinion of our experts was that, in view of what subsequently happened, Hari had probably been given a much bigger dose. After the injection, she never recovered consciousness. Furthermore, a combination of the fit and the diazepam resulted in respiratory depression: while appearing to breathe normally, in fact she was not taking in sufficient oxygen and her oxygen levels began to fall. The doctor said he was present for the injection, but left immediately afterwards while Hari was still unconscious. The nurses failed to monitor her properly or take effective remedial action. After about 20 minutes, respiratory depression resulted in respiratory arrest: Hari stopped breathing. Even though I had come from home, I arrived at her bedside before the doctor. It was not too late to save Hari but, as I was to learn from the reports, they even managed to bungle her resuscitation.

來自我方專家的主要觀點是這樣的：考慮到隨後發生的事情，很可能給哈莉注射的這種藥物劑量是不夠的。注射之後她就沒有恢復過知覺。而且因為發病和注射安定同時進行導致了呼吸衰弱。看上去她在正常呼吸，但實際上她沒有吸入足夠的氧氣，最後她血液的含氧水平開始下降。儘管那位醫生說注射時他在場，但是他並沒有一直在場，在哈莉仍然昏迷的情況下他是立刻就離開了。那兩位護士既沒有正確地監控對哈莉的治療，也沒有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大概20分鐘之後呼吸衰弱導致呼吸停止，此時哈莉停止了呼吸。即使我是從家裡趕過來的，我也早於醫生來到她的床邊。從那些報告上我得到的信息是那個時候救哈莉還不是太遲，但是他們連全力搶救都能弄得一團糟。

A month-long trial was set to commence on 1 April. My team of lawyers consisted of a QC, Christopher Gibson, and Frances Swaine in the UK, and a barrister and solicitor in Hong Kong. Informed by the Woolf reforms, we made an offer of settlement. The other side did not bother replying. Eventually they came forward with a derisory offer that didn"t even cover our costs. Trial awaited.

為期一個月的庭審於四月1日開始。我的律師團隊由法律顧問克里斯托弗·吉卜森、以及來自英國的弗朗西斯·斯萬因和來自香港的一名法律顧問及律師組成。接到「伍爾夫改革」（英國伍爾夫爵士於1995年針對民事訴訟公正性提出的改革：http://www.nottingham.ac.uk/busi ... is-paper-2009-1.pdf）的通知，我們即提出解決的方案，但是醫院方面根本不屑於回應。最終他們開出一個嘲弄的甚至都不能償付我們花費的價格。這樣我們只能法庭上見了。[/copy]

But then, with a little under a fortnight to go, a pre-trial hearing went against the defendants and suddenly they became desperate to settle. They were now staring at the very real prospect of defeat, despite all the cards having been stacked in their favour. They faced what for them was the nightmare scenario: being found guilty of clinical negligence which, in the light of Hari"s now famous words about being "bottom of the pile", would b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racial prejudice by their staf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capitulated and offered a substantial sum in settlement. Because Ravi"s case was being funded by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we were advised we had no option other than to accept.

不過距離庭審還有兩個星期的時候，一次對被告不利的預審聽證會讓他們突然變得急於把問題解決掉。儘管所有經過作弊得來的牌都對他們有利，但是他們還是看到了非常真實的失敗前景。對他們而言他們面對的是噩夢一樣的場景：因為哈莉那句現在已經很著名的「我被壓在最底端」的話，那麼這次他們的醫護人員犯下的醫療疏忽罪就會和種族偏見脫不了干係。醫院當局有條件的投降並提供一筆數目可觀的錢作為和解。因為拉夫提出的訴訟是由法律援助部門提供經費的，有人就建議我們接受吧，除此之外也別無他法。

In the death throes of negotiations, the Hospital Authority sought to insert a clause that would stop me from publishing, or causing to be published, anything concerned with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 said I would not be gagged. The truth was too important, the causes of Hari"s death too profound. They climbed down.

然後我們和醫院當局開始了談判。談判中陷於垂死掙扎的院方試圖為他們支付的這筆錢再塞進一個條件：如果我們要接受這筆錢，那麼我將不能將這次事件、或者導致這次事件的原因以及與之相關的任何場景公諸於世。我說我絕不會對此事保持緘默。真相是如此重要。造成哈莉之死的原因意義深遠。於是院方屈服了。

Our 10-year struggle for justice is finally at an end. There is no joy, no happiness, no peace. Nothing can bring Hari back, which is all I want. Ravi lost his mother at the age of 16 months as a result of prejudice and negligence. If Hari had been white or Chinese, she would be alive today. If I had taken her home on the evening of 1 January, she would still be with me.

我們為爭取正義的十年鬥爭終於結束了。雖然結束了，但是不存在喜悅，也沒有幸福和平靜。什麼都換不回哈莉，而她才是我全部想要的。因為偏見和疏忽，拉夫在16個月大的時候就失去了媽媽。如果哈莉是白人或華人，那麼她今天還活著。如果我在元旦那天傍晚就將她帶回家，那麼她現在還和我待在一起。

She was the most remarkable person I have ever known and she was cut down, with her life before her, by the most sordid combination of prejudice and incompetence. For us there is nothing to celebrate, but hopefully others will benefit from our struggle against all odds.

她是我所知道的最非凡的人，但是最卑鄙的偏見以及無能聯合在一起，當著她的面將她的非凡之處連同她的生命都扼殺了。儘管對我們而言沒有什麼值得慶賀，不過還是希望其他面對重重困難的人能從我們的鬥爭中有所收益。

台灣媚不媚日自己心裡最清楚，但是有啥不敢承認的。沒有必要為自己的心態和行為找借口，這麼在意的話除非你也覺得理虧。個人欣賞的其實是敢於擔當的，無論你是什麼立場。

沒錯，不否定日本殖民時代就是原罪，就是王八蛋。

你也不自己看看李登輝一大把年紀還在跪舔日爹，醜態令人作嘔，而台灣仍有人對其加以好評？

你也不睜眼看看「反課綱」分子在慰安婦問題上下作無比的表演？

無論哪一個國家、民族、團體，都有其不可觸碰的、不需解釋的「公設」式的底線!

龍有逆鱗，觸之則死!

我看到最後一段一句不太順眼的話「開始真正關切並且肯發聲肯上街頭肯用選票的力量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國家」的概念，能否解釋一下。

台灣島嗎？哦。

中國嗎？呵呵。

似乎有很多台灣人，尤其年輕人，都有一種錯覺——台灣是否獨立是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的。台灣的未來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對比我只能說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最後，請不要以偏概全，憋讀了幾篇文章就玻璃心地來質問我們。

我們大陸人啊，生活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從小到大都勤勤懇懇為自己的未來爭分奪秒地努力拚搏，真的是沒什麼時間和精力，去關注港台同胞的心理狀態，真的。我們都很忙。

其實如果要我說實話，你們什麼心態，你們怎麼看我們，你們介意什麼不滿什麼，你們服不服管。。。關我們鳥事？

一定要記住一句話，說不定什麼時候你就能參透了——

你算老幾？

謝邀！

這種人的心態，魯迅早年便寫過：

阿Q正傳(魯迅)

部分台灣人因為不滿意國民黨，居然覺得之前的日本殖民良いよ良いよ。

部分香港人因為不滿意建制派，居然覺得之前的港英政府pretty pretty well。

部分大陸人因為不滿意共產黨，居然覺得之前的國民政府黃金十年星光閃耀。

僅僅不滿意現在的政府，就去在幻想中懷念沒經歷過的前朝。

這，才是，同文同種呢！

外族的問題只是一個加成罷了。那群人呀，就算沒有這個那個外族，也有的是上代政府讓他們緬懷的呢！

指責第一項的人，通常，也是指責後兩項的。

製造過去的美夢，和面對今生的艱難，根本不是一個境界的。

1.港台親中還是親英親日，都是個人的選擇。歸屬感這種事情都是教育出來和培養出來的。

2.被殖民過也不是什麼值得驕傲和恥辱的事情，現代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曾經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3.歷史沒什麼值得好懷念的，當下的生活更重要。

4.至於台灣對日本念念不忘也好，香港對女王念念不忘也罷。你們喜不喜歡大陸，喜不喜歡大陸政府。中國人民真的沒那麼在乎和介意。自己的問題這麼多，求職，養老，買房這麼不容易，一不小心就拉低全國平均水平。哪那麼多別的心思？

5.台灣現今尷尬的地位是歷史遺留問題，但是台灣再不努力，只知道抱怨政府和歷史，說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利。那麼等到下一代人也只能懷念日據時代的台灣，別什麼都怪歷史，歷史都是人做出來的。不作為讓問題永遠都是問題，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

6.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國家局勢是變動的，不要天真的認為人民的好惡會影響政府。都說了好感是可以培養出來的。日美之間就是特別典型的例子。國際局勢，國家關係之間都是包含著千絲萬縷的利益和考量，沒那麼膚淺。以後看政治的時候少想歷史，多想check and ballance，你要相信中日政府哪天想刷好感度了，也是可以刷得很快的。

一個母親，因為軟弱，而被一個陌生女人奪走了她的孩子，這是她的恥辱，也是無奈。後母撫養了孩子許多年，照顧他，並教導他，同時把親母凌辱無數遍，幾次差點將其折磨死。

孩子長大之後，知道了這一切歷史。可他卻在疑惑，自己是誰的孩子重要嗎？重要的是自己吃過誰的奶水，受過誰的教導……反正已經長大了。

親母如今強大了，想要要回她的兒子。可是她的兒子要麼想分家，要麼想和後母一起生活(某李姓領導人)。假如後母當年沒有試圖殺死親母就罷了，親母一定不會屢屢告訴世人後母的惡劣，因為現在看來，後母是一個漂亮、勤勞、待人和善、氣質高貴的女人，除了不承認過去的罪惡……

可是，綠茶婊是怎麼定義的來著？

還要去責備自己人生也十分糾結的兒子嗎？沒事，大家知道他的為難，記得後母的好不要緊，因為他畢竟受過她的恩惠，她也畢竟看起來很好(只是看起來…)。可是，一切歷史揭曉的時候，你不能因為自己長大，就只記得後天的養育，而完全不在意親母承受的奪子之痛、被凌辱得幾欲死亡的仇恨。更更更更不應該，忘記自己是誰的孩子！！！

好吧。他在懷疑這段歷史，而且在他看來，在更早更早的時候，這個親母也是將自己強擄而去的，從最開始他就不願做任何人的兒子。

呵呵！如果這樣說的話，在幾千年前的混戰時期，許多土地都是掠奪來的，我們大家都認可這一點，影響結論嗎？從什麼時候開始不能隨便掠奪別人的土地？從現代秩序建立起來的時候。何時開始算得上現代社會？二戰結束後，侵略者歸還殖民地之後。若不認同這一點，試問，歐洲列強歸還的殖民地現在有哪個國際秩序還不認可？同時，像外蒙古這樣沒有歸還的土地，中國現在也並不追問，台灣卻不同！45年抗戰勝利，中國人趕走了日本人，那個時候，台灣回到中國的懷抱，國際社會無一不認可，合理合法。

所以我回答你的問題如下：

1. 台灣接受大陸管轄，可以接受香港澳門的待遇，但必須是一個中國，從此再無台獨！這樣就滿意了。不用去日本化，大陸仇恨日本，但許多人也欣賞其文化，這很正常。

2. 不說恥於不恥，我們只講原則，講道理。

2.2 去清朝化？大陸也沒有保留太多清朝的文化…從現代社會開始，中國叫做「新中國」，台灣是新中國的一部分。

2.3 請不要開玩笑了！具體原因上面解釋過了，從國際新秩序建立以來……

3. 是啊，自己的孩子被奪走，又被陌生女人折磨，這是一件恥辱的事！！多麼恥辱啊！！可是，我們現在強大了，要回來自己的孩子，恥辱就算洗刷了一半。

4. 扭曲,反人性？孩子被洗腦太多，我們原諒他，今天只講道理，講原則。看清楚後母那個綠茶婊，她對親母做的事……不想再說一遍了。孩子是被洗腦到多麼思想扭曲，多麼思想反人性，才會連祖宗都不認，還時時讚揚著那個刺殺親母的後母？只因為吃了她幾年奶水。俗話怎麼說得來著？有奶便是娘。

好了。後面幾個極端的小問題不做解釋了。作為偉大的中國母親，原諒孩子的無知。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大多數台灣人不是像你這麼想的。

瀉藥

心態大概就是自家以前窮，交不起租，然後兩個女兒被豪強擄走作了小妾，而今自家發達了，豪強把女兒送回來，滿以為兩個女兒會高興終於回家了，卻聽到女兒在懷念被擄走做小妾的生活，嫌家裡房子破舊，家裡人沒文化，寧可還去做小妾。

糾結我國網民的看法幹嘛，愛喜歡誰喜歡誰唄。

我想和題主說，中國人其實是最實在的，不要看他們在說什麼，在罵什麼，這些代表不了他們真正的想法，因為中國的言論是被控制的而且習慣北煽動。不要相信報紙，雜誌，甚至很多社交網站那些言論。

好了，現在你看看，中國的馬路上什麼車最多，包括各級公務員的座駕以什麼車為主。

再看看知乎朋友對什麼系車做滿意。

沒錯，就是日本車。

真相是中國人絕大多數人非常喜歡日本，包括日本的各種工業產品和為人道德。當然AV也是。

事實上拋開曾經，中國人最喜歡的就是日本，事實上很多中國人因為沒經歷過那些歷史，所以對日本真沒有一點仇恨。

你在網上感受到的很多仇日，其實是中共的目的，當然有些傻guy跟著跳，這麼多人的國家有一些這樣的人很正常。

好了，不說了，題主你好好想想我說的是不是很反映真相。

總之一句話，中國人是最講實際的。

你覺得他們很大民族主義其實也是錯的，真相是他們的民族，國家概念很弱，他們只關心自己。

總之一句話，中國人是最講實際!

總之一句話，中國人是最講實際！

前些天看到某台灣青年對慰安婦的看法居然是「我阿祖是自願的」，這如果不是媚外我也想不出什麼才算媚外了……

我只想說

我們確實已經去清朝化了啊

我是沒文化的大陸人，畢竟中華文化的根在港台嘛，不過我聽說咱們祖先有句話很受先人們推崇，叫知恥而後勇。

過去的兩百年，這一衣帶水的土地上的人民受過不少的苦，有外頭強盜的劫掠，也有內部兄弟姊妹的互相殘殺。而在這之前的大中華，大部分時間都站在世界巔峰，不是這破落零碎灰頭土臉的樣子！恥感並不舒服，背負著，痛苦又沉重，但願意扛起來，全部源於對這塊土地的深厚感情。她的歷史那麼悠久，文化那樣燦爛，有黑暗，但更多的是光明，那麼多前仆後繼聰明勤勞不屈的靈魂，我們認同的傾慕的渴望延續的正是這些。撣掉積灰，告訴世界它們的美它們的深邃它們後繼有人我們有能力吸納融合孕育新的智慧，這個種族並不比其它任何種族遜色，無論大和還是盎格魯撒克遜。

不同文化之間的彼此欣賞是正常的。但歷史橫亘在那裡卻無條件認賊作父盲目頂禮膜拜是怎麼回事？經歷反法西斯戰爭戰火傷痛和羞辱的人還沒死光呢，他們的親朋後輩還有氣有力的活著呢。

台灣媚日絕對是誇張，只是不仇日而已。香港是確實媚英的

不邀自來，第一次答題請見諒

首先這兩件事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做過殖民地所以更痛恨侵略者，但這種感情只存在於一兩代人之間，新一代的會因為殖民地時期遺留的建設和一些在當時就很先進的制度而受益，理所當然會更喜歡當時侵略國的文化，也就是文化侵略的成效。

也許這麼說不太恰當，暫且這樣比喻。假如有一個人他殺你父母，搶劫你家的收藏，又燒了你家的房子，在你面前侮辱你的妻女，你因為卧病在床不能抵抗，結果第二天他就衣冠楚楚講起仁義禮智信，你心裡該有多恨。所以大陸對侵略者恨，尤其他們死不承認自己做過的事，就像你今天的痛苦都是咎由自取。

我並不了解歷史，僅僅知道一些而已。但在我看來大陸的苦難比港台要深刻得多。歷史上港台地區處於邊境，並不像中原地區始終是文化歷史的集中點，只有在近代被侵略後越發受重視，所以改變文化信仰會容易一些。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到提出大一統，其實算起來都距離原始社會並不太久，甚至還是處於神話中的年代，不統一人類無法發展，而且中國人所說的天下不過是這一畝三分地，並不是整個世界，和帝國主義並不同。帝國主義的擴張是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的，但大一統是中國人一貫以來的願望，期望因為成為一家人而不起征戰，從本質上就是不同的。

大陸人一直期望兩岸的統一，就像是孩子在叛逆期離家出走，即使他覺得自己可以一個人生活，但父母止不住的會關心他過得怎樣，給他更多的幫助。

至少我覺得生活在大陸挺幸福，的確因為人多地廣，我們的建設不完善，文化水平不高，貧富差距大，但我知道我是始終受國家保護的。兩個月前我高考結束去台灣旅遊，到了花蓮一帶晚上都不敢出門，因為是深綠地區。但港台人來大陸會這樣么？反而會被更多照顧吧。

看過金庸吧，年輕的子弟在成年時會被師傅或者長輩帶到祠堂，告訴他一段陳年的恩怨，讓他用心練武，以後雪恥或者還恩。中國人的恩怨都是要傳承的，如果忘記恥辱，是否定了先輩的苦難和犧牲。

叛逆期時候我也懷疑過從小收到的教育，我們的制度和文化，但高中之後開始理智的思考，否定之後重塑信念才是真正的堅持。也許會有人說我被洗腦或者幼稚，但我始終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