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醫患矛盾引發的暴力事件?
「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特魯多醫生墓銘志
曾幾何時,醫生是一份令人尊敬和羨慕的職業,他們被尊稱為「白衣天使」。但近年來,醫患暴力事件頻發,導致醫生在中國已經淪為最高危的職業之一。部分患者因為療效沒達到預期,甚至排隊時間長等一些問題,輕則辱罵醫生,重則拳打腳踢、拔刀相向,導致許多醫生被打傷、打殘、殺害。如此野蠻行徑,不禁令人憤怒、髮指。
據丁香園官方數據統計顯示,2009—2015年4月,我國發生的嚴重暴力傷醫事件超過600件,且逐年升高。(僅在2016年5月剛剛過去的一周內,就發生了兩次殺醫的慘劇)
這究竟是怎麼了?是什麼原因讓曾經的「白衣天使」們成為「醫鬧者」發泄仇恨的對象?
十餘年來,眾多專家、學者和媒體人對我國醫患關係的成因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報道。依據百度搜索指數,2011以來,社會對醫患暴力事件的關注度每年都在攀升。下圖指數趨勢的每一個峰值是媒體、社會對一幢幢暴力傷醫慘劇的新聞報道和爭論。
為了探究醫患矛盾的深層次原因,我對這些報道和分析進行了分類整理:
1. 媒體怎麼說
一直以來,媒體報道傾向於同情弱勢群體。在醫患關係交惡初現端倪時,患者往往是被作為同情和渲染的對象。例如,「天價醫療費」、「延誤醫療導致病人死亡事件」、「嚴重醫療事故」等等報道滿天飛。針對這種現象,醫療雜誌《柳葉刀》中,有醫生髮布觀點認為,「媒體對醫療界的扭曲報道加劇了醫患關係的緊張局面」。
但近年來,隨著拉橫幅、停屍、讓醫生下跪道歉等「醫鬧」事件升級成暴力傷醫的刑事案件之後,媒體也開始變得理性,媒體關注的焦點集中在「醫患關係如何破冰」、「如何根治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醫患糾紛也是社會整體矛盾的反應」等方面。
其中以知名記者安然的調查和分析最為深入(中國醫患關係十年暴力史),他認為中國現行的公立醫院與市場效益掛鉤的體制、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造成醫患矛盾頻發的重要因素。消除醫患矛盾的基礎就是重建信任,加深交流。借用一位醫生的話來說,就是: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信息本來就是不對稱的。但是急於求醫治病的患者不可能邊學習醫療知識,邊和醫生進行「公平交易」。醫患關係應該是一種信託關係——信任並且託付。醫生和患者所擁有的共同目的就是治癒疾病。
2. 醫生怎麼說
針對醫患糾紛事件,大多數醫院方面的做法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怕事情鬧大了「影響不好」。以曾經轟動一時的「哈醫大二院550萬天價醫療費事件」為例,最終醫療管理部門就以「嚴重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蓋棺定論,將醫院方相關人等均給予撤職、停職處分。
對於醫院方面的隱忍,有人謂之縱容,「醫院方的一味遷就讓醫鬧者均以滿足部分或全部利益目的為結局」。
知名的顱腦矯形專家,武小華博士從醫生和醫療體制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醫患暴力的前因後果),「錢權駕馭醫療如同芻狗,加劇了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均;醫療專家的培養機制,一方面放大了患者對治療效果的預期;另一方面,使醫生過分重視名聲,即時有醫療失誤也不敢承認;中國醫生待遇普遍較低,與付出的超負荷勞動和掌握的專業技能不對等,在現行的醫療體制下只能通過灰色收入獲得本應光明正大地得到的薪資,而且絕大多數醫生並沒有灰色收入,只能承受著低工資帶來的生活壓力。」
進入自媒體時代,醫者們選擇不再沉默,多年的委屈、憤怒一時之間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及各門戶網站的自媒體公眾號中瘋狂傳播。
「我在醫院工作,本人鄭重聲明:如果我的朋友們以後轉帖辱罵醫務人員,亦或支持毆打、砍傷醫務工作者,請默默把我的一切聯繫方式從你的生活中刪除,從今往後也不要跟我聯繫。也別告訴我你的家人、朋友需要我的幫助,不要向我諮詢醫療問題,也不要讓我或我的朋友們幫忙看病。我想我們治不了你的病。」
與此同時,每每遇到醫患糾紛的新聞報道,作為中國最高知的群體之一的醫生群體,便借用他們在專業上掌握的信息和知識,往往在醫療鑒定結果出來之前,就能夠利用自媒體引導社會輿論的走向。鮮有理性的醫務工作者注意到怒氣的宣洩並不利於醫患關係的改善。
而隨著醫患暴力事件的頻發,醫生出於保護自身的需要,更加傾向於採取「防禦性醫療」的方式。「防禦性醫療」是美國紐約大學法律與精神病學副教授唐克雷迪和康奈爾大學臨床醫學教授巴朗德斯在《科學》雜誌上於1978年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某些不確定病因的情況下,醫生為避免醫療風險與訴訟,而寧願犧牲最優治療方案。」
用一位呼吸內科醫生的話來解釋,「有時候我明知道通過聽診即可確認患者的肺部無明顯炎症,但為安全起見,我還是會讓患者拍X光片、檢查血項。」
但現實情況是,這種「防禦性醫療」會加深患者對醫生亂開藥、亂檢查的誤解,尤其是在治療無效之後,進一步激化醫患矛盾。
3. 患者怎麼說
對於患者的觀點,我想談一談自己的切身體會。
在我女兒一歲多大的時候,因她走路姿勢不對,我曾一度懷疑她的髖關節可能存在問題。於是我提前兩周在網上預約了知名的北京積水潭醫院的小兒骨科。在去醫院那天,我們早上六點就出發,經過兩個小時的路程,八點多趕到醫院,然後排了四十多分鐘的隊,才取到號。上午十點左右,終於輪到我們接受診治。醫生只簡單問了幾句,就說現在看不出來有問題,孩子太小不能拍X光片確診,繼續觀察吧。我擔心地問,如果髖關節真的有問題,只是觀察會不會耽誤治療?那個醫生不耐煩地說,如果真的有問題,那到時候就只能把關節敲斷了重新矯正。限於對醫療知識的了解,我對這個答案並不滿意。而這時醫生卻叫了下一位患者不再理我了。
當時我十分憤怒,我們為了來診斷,足足花費了四個小時的時間,而醫生診斷只用了3分鐘的時間,僅僅給了我們一個並不能讓人滿意的答案。
但當看到他紅腫的像金魚一樣的眼睛,我怒氣稍消。等待下一位患兒走後,我又耐心問他還有沒有別的辦法檢查是否髖骨有問題。他又說,可以去查微量元素,判斷是否缺鈣造成的,但積水潭醫院查不了,只能去兒研所或兒童醫院。我們只好又急匆匆趕到北京兒童醫院,直到下午四點半才拿到血液檢測結果:各種微量元素正常。於是我問營養膳食科的這位醫生,是不是說我女兒的髖骨就沒問題。醫生回答說:你得去骨科問。
這就是我們那一天去兩家醫院就醫的經過。後來我們沒再找骨科去問,我們選擇相信孩子是健康的,事實證明也是如此,現在她跑的比一般孩子都快。
回想當時,我是極其憤怒的,一天跑兩家醫院,在營養膳食科和骨科之間被來回推諉。這是醫生的問題,還是醫院管理的問題,抑或醫療制度的問題?客觀來講,醫院專業科室的設置、醫生「防禦性醫療」的心理等都是導致我們疲於奔波的原因,但我仍然相信還是醫院管理的問題多些。因專業所限,營養科的醫生的確解答不了骨科疾病的疑問。如果醫院設置兒科全科門診,或者各科室之間的患者信息可以共享,完全可以避免讓患者重複的排隊挂號。
或許,寫到這裡,該是總結一下如何解決醫患暴力事件對策的時候了。但我發現很難下一個定論,因為它並非是一個簡單的是非曲直的問題。對於醫患暴力現象,我僅勉強總結為三個原因:公立醫院與市場效益掛鉤的現行醫療體制缺陷、中國優質醫療資源緊缺、分配不健全、醫務工作者與患者之間溝通不充分。所有這些原因導致的現象就是看病難、看病貴。在這個現狀下,醫務工作者與患者,雙方都是暴力的受害者。
在我的親屬和同學中,有不少人從事醫務工作,我了解到他們工作都很努力,壓力很大,很辛苦。尤其是在三甲醫院工作的醫生,每天要看幾十個,甚至上百個病號。我也曾為整個上午都在排隊等待就醫而心生不滿,也曾為有些醫生的愛答不理而憤怒。但是,當我有一次親眼看到下午兩點,幫我診斷的主治醫生才有時間吃午飯時,我理解了他們為什麼那麼不耐煩向患者解釋,因為病號太多了,那完全不像是在醫院,更像是一個戰場。為了讓每個掛上號的人都能得到診治,醫生只能加快速度,平均每3-5分鐘接待一名患者,如此短的診斷時間儘管表明上看有些「敷衍」,但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這恰恰是醫生確保醫療供給公平和工作敬業的體現。他們連吃飯和休息的時間都奉獻給患者了,我們還能要求更多嗎?我們相信,如果有充足的時間,如此敬業的醫師們定會耐心為患者解釋病因和治療方案。因此,改善醫患關係,除了重新建立信任、增加交流,我們更應該多一份寬容,少一份爭執。
而對於媒體,更應該從客觀的角度去報道事實真相,利用公平公正的輿論推動我國現行醫療體制的改革和完善,增加優質醫療資源供給。一方面,不應該神話某些專家,讓患者以為求醫可以包治百病,要讓患者認識到,醫療是一個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科學領域,並非所有疾病都能藥到病除。正如特魯多醫生的墓銘志上所言:「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而國人恰恰忽視了醫療的這一個真實的哲學觀。另一方面,媒體要對所報道的事件核實確認,不要為了搶頭條而喪失作為媒體人最基本的職業道德,妖魔化醫生或者患者,扭曲事實,因為社會公眾並不僅僅是希望看到一條奪人眼球的新聞快訊,人們更希望看到的是事件真相後面所閃耀的公平、正義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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