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進行的三線建設指的是什麼, 有什麼長遠影響?

--------

本題已被收錄至知乎圓桌 ? 離不開城市,歡迎關注討論。


近代中國出於國家意志進行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比較有代表性的應該就是「三線建設」運動。

先說結論:發生中國60到70年代的三線建設投資對於當地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和城鎮化水平都有顯著推進作用,並且這一作用在運動結束後仍然持續。三線建設將工業投資從條件適宜的沿海地區轉向內地地區,以社會總福利下降為代價削弱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不平等。但這一損失可能並不大。

1964在新中國的外交史上是個弔詭的年份。在北方邊境,中蘇關係完全破裂;在南方,隨著越南戰爭的加劇以及美國向台灣海峽增兵,中美兩國的關係也日益緊張。當時的中國政府對可能發生與兩個超級大國的戰爭十分憂慮。彼時,中國的軍工產業普遍分布於東三省及東部沿海地區,一旦開戰,敵方可以在戰爭初期就癱瘓中國的軍工生產線。因此「三線建設」被提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

所謂三線,是指遠離可能的戰爭區域,即「國土防禦第三線」。這些地區普遍集中於中國的中西部深山中。通過下圖我們可以看出,三線地區的地形坡度和海拔高度決定了在當時的條件下,比較符合戰場防禦的要求。

三線建設在推進之初就首先考慮了國土防禦的重要性,並以此作為選址的重要依據。「分散,隱蔽,靠山,必要時進洞」是選址的重要標準。

據估計,在三線建設高峰時期的1965-1971年期間,國家向三線地區共投入約1400億元,佔到同期國家總投資的一半以上(Naughton, 1988)。這些投資深刻地改變了三線地區的經濟狀況,經過近10年的建設,到1977年,這些地區的工業產出提高了近37%。

本文作者將三線運動的工業化投資作為一種「類自然試驗」,用以探尋這些外生的投資對周邊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

  • 基準回歸

作者使用OLS回歸作為基準回歸。

y_{it} = chi_{i,64} cdot  eta + gamma ManuEmp_{i,85} + epsilon_{it}

其中y_{it}可以分別為在1985年市場化改革後的每一年,當地城鎮人口比例、製造業僱傭人口比例、服務業僱傭人口比例。chi_{i,64} 為三線建設投入前,該地的一些特徵元素,比如地理條件、自然資源、城鎮人口比率、工業發展水平、現有基礎設施以及截距項。用ManuEmp_{i,85}(1985年當地製造業僱傭人口比例)來代表當地的三線建設投入情況。

在這裡我要強調一下,此處基準回歸使用的是全樣本,即所有三線區域的縣(丟棄了在運動前就已經工業化水平較高的縣,理由見後)。請 @唐旭 朋友認真看!下表中的N等於509 。這其中包括了三線投資的縣(處理組),及在三線區域,但是並未接受投資的縣(對照組)。

基準回歸的結果請參照下表。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發現,存在三線建設的縣在運動結束之後仍然有更高的城鎮化率、更高的製造業僱傭比率、和服務業僱傭比率。以2000年為例,1985年的製造業從業人員比率每提高1%,就會使的2000年的城鎮人口比率提高2.18個百分點。

使用OLS基準回歸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必須防止內生性的出現,即必須保證E[ManuEmp_{85}|chi_{i,64}] = 0, 否則係數估計就是有偏的。作者認為,由於三線建設選址的首要考慮因素是國防需求,而非現有條件和未來經濟發展潛力;同時,作者直接控制了作為工業投入選址重要標準的地理和經濟特徵,退一步講,即使有些縣的條件適宜經濟發展,這一優勢也應該在64年之前的發展中就有所體現,為此作者拋棄了在三線建設前經濟就已經相對發達的地區樣本,之後的樣本均為農村農業占經濟主導的縣;更進一步來說,當時的決策者由於面對的是突發的國際關係變化,因此決策的過程也非常倉促,加上當時普遍存在的「人定勝天」的樂觀思想,地點是否適宜經濟發展決策者可能並未納入審慎考慮。

作者為了驗證對於決策者決策過程的假設(並不影響基準回歸結果,只是穩健性說明而已),使用了第二汽車製造廠(The Second Auto Works)作為案例研究。

根據1965年公布的規劃,第二汽車製造廠的選址最初並不在十堰,而是在十堰以南500公里的湘西。兩者具有相似的地形、坡度、海拔、距海岸距離等地理要素,並且人口和經濟基礎都非常薄弱。但是經過十年的三線建設投資,十堰的城鎮化、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都遠遠領先於湘西,並且在2000年,這一優勢仍然存在。

僅有一個案例還不夠。

作者利用40個處在三線建設區域內,但並未接受三線投資的市,使用Synthetic Control(Abadie et al., 2010)方法構建了一個「反事實」的十堰市,即,假設二汽並未在十堰建廠,十堰在85年之後的經濟狀況。這個「反事實十堰」的各項指標見下表的第三列。

可以看出,Panel C中,第一列與第三列存在顯著的差異,即加入二汽並未在十堰建設,那麼十堰現在的經濟狀況將天差地別。

  • 效率與社會總福利

三線建設對於提高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城鎮化和結構轉型效果顯著,雖然這種不考慮效率的投資行為有損社會總福利,但是作者通過模型計算得出這種福利損失相對較小。

作者利用一個兩部門社會福利均衡模型來闡述這一發現。

在這個模型中,假設每一個區域i都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即不存在跨區域的勞動力流動,並且每個區域的商品價格外生。這個經濟模型中存在兩個生產部門,即農業生產部門A,工業生產部門M,表示為 j in {A, M}

生產方程為:

Y_{i, A} = A_{i, A}L_{i, A}^{alpha}Y_{i, M} = A_{i, M}L_{i, M}

根據中國的特點,我們假設農業生產是規模收益遞減的,工業是規模收益不變的。同時假設所有工人在初識階段都出生在農村地區,但可以選擇移民到城鎮部門。

那麼這個模型的競爭均衡就可以表示為:

移民決定:ln(omega_{i, A}) = ln(1-delta) + ln(omega_{i, M})

勞動力需求:ln(omega_{i, A}) = ln(omega_{i,M})ln(omega_{i, A}) = ln(A_{i, A}) +  ln(alpha)+ (alpha - 1)ln(L_{i, A})

勞動力市場出清條件:L_{i, A} + L_{i, M} = L_i

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作者將估算的各個參數值代入均衡條件,發現社會總福利的損失並不大。(詳盡推導過程可參看Reference,此處略去)

  • 結論

本文通過幾種不同的方法考察了工業投資的溢出效應。發生中國60到70年代的三線建設投資,對於當地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和城鎮化水平都有顯著推進作用,並且這一作用在運動結束後仍然有效。

三線建設將工業投資從條件適宜的沿海地區轉向內地地區,以總產出下降為代價削弱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不平等。但作者通過兩部門模型測算,發現這一總產出損失可能並不大。

Reference: Fan Jingting, Zou Ben, 2015. 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Third Front』 Movement. Working Paper.

寫在文末。

其實我並不清楚這篇文章嚴格意義上算不算做量化歷史的範疇,只不過由於我就在這樣一個三線廠的家屬院長大,對於三線建設和老軍工人的生活有著足夠的切身體驗。雖然這篇Paper的結論認為社會總福利的損失並不算大,但是對每一個當年從一線城市支援三線建設,不遠萬里舉家遷移到山溝里的三線建設者來說,這一決定改變了他們,甚至他們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生。

向三線建設者致敬!

此致。

另外,這是一篇根據較為嚴謹的學術論文整理成的綜述,歡迎對該作者的論證過程提出質疑。如果看不懂可以具體提問,我也很樂意跟大家交流。但是再有一上來就說讓你去看看某地某地破敗的工廠,然後刪掉文章的貨,毫不猶豫拉黑加舉報。知乎就是你們這種貨太多了才會讓專業的答案越來越少。

-完-


三線子女作答。

1、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三線建設理念是冷戰主流思想。尤其對於中國來說,中蘇中美關係都不正常,同時得罪了地球上最大的兩位老大,不得不採取更激進的防禦措施。三線廠由此而來。

我家現在還有當時發的各種手冊,化學戰民兵手冊、防核打擊手冊、中子彈攻擊特徵辨識、如何防範生物武器攻擊——總之都是按末日戰爭的設定來的,真要爆發世界大戰我爹我娘他們肯定比我活得長。我問我爹,怎麼都是核武化武,沒有常規武器的?我爹說:普通軍隊打不過來。

2、三線廠與當地經濟文化幾乎是割裂的,頂樓 @楊陽 列舉了十堰市和一些較大的三線廠對周邊經濟的帶動作用,但作為在兩個省三個廠區親身體驗過的人,我認為文章內所舉的例子才是特例。絕大多數三線廠在冷戰年代與地方經濟割裂,與當地唯一的交集就是有在當地招收了一批非技術工種。廠區有自己的憲政文教衛生郵政系統,並且有廠區武裝力量,與周邊村民發生矛盾時,廠區往往會動用自己的保衛力量解決,完全不在乎所在地政府的心情。所以,當三線廠開始關停破產時,周邊村民對三線廠下崗職工沒有什麼好感。我所知在山東、河南兩地都發生過職工半夜偷村民玉米,被人打死的情況。84年的事情。

3、在三線廠問題上,我對國家最不滿的地方,是嚴重的人才浪費!!

三線廠生產的炮彈子彈,到了年限用不完,都拉去戈壁靶場統一銷毀。

而當三線廠子落伍了,國家一紙文件,這些技術工人也都隨著廠子一起報廢了。

我贊成冷戰時期建設三線廠,我也贊成冷戰結束後關停三線廠。但設備可以報廢,廠區可以報廢,技術工人不能報廢啊!!

當時我父母的廠只是個普通的無後坐力炮彈加工廠,廠里有20名大學生,有高級鉗工車工木工數十人,這些人隨著廠子破產都下崗了,後來合併到另一個地市的一家機械廠,但沒有對口技術工作,過幾年機械廠也破產,這些人大都靠修自行車、補鞋、烙燒餅為生。他們都是頂級技工,是能徒手打磨標準件的人,但就這麼廢了。

下圖是我爸爸仿寄木細工做的貼花盒子。是09年又一次失業後閑得無聊隨手做的。料用的是路邊撿來的廢木頭,工具用的是一套生鏽的粗苯刨子和工字鋸。看了幾眼寄木細工的產品照片,就仿製了這麼一套練手。

我爸在廠里是木工組組長,廠子破產後換過好幾份工作,一直為了我們家的生機奔波,手藝荒廢了幾十年。現在老眼昏花,但基本功還在,仿的這個寄木細工精細不足,但難度達標了。

我常想我爸要是晚出生20年,或者在另一個會有多風光,他有成為男神的所有條件,但命運不濟。

去年有個新聞,哈工大的幾位高工打磨出了精密度極高的標準件,獲得了國家級獎勵。我爸看的時候吹牛,說:「你李爺爺要是活著,也能磨出來。他手比卡尺還准。」

李爺爺是廠里的車工班長,我不信他會比這幾位高工厲害,但我知道,在他鼎盛年華時,技術也不比這些人差多少。99年我去濰坊,還去看過他。當時他半身不遂,跟兒女擠在棚戶房裡,過了幾年就沒了。

當兵的神槍手是靠成噸的子彈喂出來的,我爸爸、李爺爺這群技術工人,也是國家拿著大量原料生生喂出來的。我爸14進廠,先釘了半年釘子,每天兩筐釘子。這就是基本功。廠里木料都是天南地北拉來的,什麼好木頭都有,老師傅們領著學徒工挨個試驗木頭的性質,所有的應力試驗都是在實物上做出來的,不是看書也不是看論文,是手摸著木茬,鼻子問著香味學會的,這就是眼界。有了基本功有了眼界,再有老師傅們點播,想不成才都難。

可就這樣花血本培訓出來的技術工人,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就下崗了。

當年他們也自救過,廠里試製了縫紉機、電視機、電鍍摺疊椅子,質量都很好。但廠子都在山裡,運輸成本高,最重要的,是這裡有大量技術工人,卻沒有合格的銷售人員。所以很快這些轉型努力就耗盡了廠子最後的資源,他們終於破產了。

唉。


從經濟角度去分析三線建設是不對的。無論怎麼分析,同樣的投資,放在十堰肯定不如放在上海有效果。

三線建設實際上是中國為可能發生的中蘇戰爭買的一份保險,萬幸最後沒有出險,但不能說沒有出險這份保險就白買了。


對岸搞戰備,搞三線,搞核武,是不是勞民傷財?你可以說是,並延伸到抨擊赤色邪惡,然後你可以領取反攻津貼了。事實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遺惠100年的。對岸是大國,是無論如何不會符合強權們心意的大國,是無論如何要被罵被恨被仇視的大國,是無論如何要挑戰舊秩序的大國,也是無論如何要與兩超硬碰硬的大國。大國要就要搞戰備,就要搞三線,就要搞核武。一時不搞,苟安一時;一世不搞,遺禍萬代。對岸的民生差,我們要批判,都是中國人,我們感同身受;對岸建軍工、實國防,我們要支持,都是中國人,我們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們光復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國,對岸的建設,我們也是要用的嘛!"

——王建煊,原中華民國財政部長,1982年《中國人應該如何想,如何做》


我家在貴州六盤水,整個城市都是因為三線建設才建立起來的六盤水,地處貴州西部。1970年12月經國務院批准成立六盤水地區,1978年12月國務院批准改設為六盤水市,成為貴州省第二個省轄市,現下轄六枝特區、盤縣、水城縣、鐘山區等兩縣兩區。在新中國成立到上世紀70年代初,六盤水下轄的六枝丶盤縣丶水城還分屬安順、黔興義、畢節地區管轄。那時能夠稱城鎮的,只有三個縣機關所在地,未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如原水城縣城區面積才01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萬,房屋簡陋,道路狹窄,沒有電力和自來水,對外交通閉塞。而有今天的發展得益於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大三線建設。

我姥爺是河南人(說句題外話,貴州話說姥爺,姥姥的發音很奇怪),畢業於北京鋼鐵學院(現在的北科大)60年代從鞍鋼來六盤水進行三線建設的。根據小時候姥爺的說法,當時是因為成分不好被人舉報了(姥爺家以前KMT),所以後來不得已才來到六盤水。當時剛來的時候,六盤水真是什麼都沒有,連住的房子都是牛毛氈房子。 其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爺爺那邊是湖南人,也是也是因為三線來的貴州,小學初中的各種同學裡面,基本80%來自祖籍來自貴州以外的省份。尤其以東北、華北、湖南最多)

從幼兒園到初中,幾乎都是在各種水鋼XX學校就學,當時的同學家長開家長會都基本直接開口問你是哪個廠的(水鋼和水礦在90年代幾乎就是六盤水唯二拿得出手的企業,而且規模非常大,我小時候居住的水鋼廠區儼然就是一個獨立的城市,有自己的車牌,醫院,學校,路政。甚至自己獨立的煤氣供應和鐵路以及武裝部(類似警察系統)。當時還是很自豪的。當然,現在是很慘)。

好了,說一下影響。

首先,跟周圍其他居民的影響,小時候經常聽我媽抱怨的就是,廠區周圍的「苗子」(應該是貴州漢人對苗族人蔑稱)經常來廠里偷鋼筋,但是由於苗族人比較彪悍,廠里的管不了也不敢管,後來發展到廠里員工與領導也經常監守自盜,開著小麵包來廠里光明正大的把鋼材運出去自己賣掉並從中牟利。(我覺得這不光是三線企業,整個天朝的大國企都是這樣。管理人員首先是為了政治目的而非企業利益工作,工資不高導致激勵不夠,每個人都只想為自己牟利而非通過提升企業競爭力來提高員工福利。基層職工總是對管理人員抱有強烈的不滿)。以致於到了2015年,當年貢獻大半個城市財政的水鋼和水礦竟然只能發1000多塊錢的保障工資,固然有整個行業不景氣的因素在,但不似變革的大鍋飯思想和極其落後的管理水平也是其最終走向消亡的罪魁禍首。

三線企業很多都是散落在貴州本地人中的外地人孤島,以姥爺當年的一群朋友為例,有武漢人,上海人,東北人,河南人,湖南人甚至印尼華僑。就教育程度而言,在6,70年代,全國都沒有多少大學校,三線建設帶來的高質量技術工人和科技人員,極大的提高了當地人口的教育水平。並且幫助了幾乎沒有任何工業的三線地區實現了第一次有效的現代化。帶來了先進的生產經驗和技術。當然,融入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姥爺一直到07去世,都不會說貴州話。就連我媽說話,都還帶有一定的河南口音(我媽八歲就跟著我姥爺來貴州了)。即使是到了我這一輩,也是一直讀到初中才學會的貴州話(家裡沒人說貴州話,小學同學也多是廠區的外地人,大家都說普通話),而且六盤水的方言很奇怪,市區(鐘山區)說一種幾乎等於貴陽話的標準貴州話,這與傳統的水城話有很大的區別,幾乎可以從方言判斷是否是市區的。

身份認同問題:我後來到了華南某985上學,每當別人問我是哪裡人都很難解釋。說自己是貴州人吧,其實我對貴州文化並沒有什麼很強的認同感。而且從小在家父母會說他們貴州人怎樣怎樣。我爸經常說「我們湖南人多棒多棒「可是我確沒有在湖南生活過。而且到了外地變成自稱我們貴州人怎麼樣。但是吧,說我是湖南人也不對,河南人也不對。後來出國了,反而輕鬆了,因為我們學校中國人不多,只要是大天朝來的就一家親了。


開什麼玩笑?當年蘇聯威脅扔原子彈,把中央給嚇得就差沒遷都了,還不搞三線分散風險?雞蛋不放一個籃子里,你扔原子彈也填不滿全中國啊!

扯別的理由都是附帶的,主要為了防核,至於產生的結果大家都說了,有好有壞,我在此只是說明【最】主要原因


作為三線建設的第三代人,不會方言只會普通話,對自己成長的城市也沒有歸屬感,因為我只會說普通話。

小學是在子弟小學讀的,那個時候還好,就像上面有人回答的,我們住的那一片區域,從幼兒園到醫院超市什麼都有,我們家裡人也不會和當地本地居民有什麼交流。後來九幾年經濟崩潰下崗。單位人還和本地居民發生了一系列的摩擦。

後來初中高中在當地居民學校讀的,他們上課下課也都講方言,雖然好朋友很多,但是始終沒有什麼歸屬感,當地方言是北方方言,但是調子很怪,基本日常交流就是他們講方言,我說普通話。有時候買東西逛商場我說普通話,人家還當我是外地人來坑、呵呵。

後來高三有機會回老家的省會城市瀋陽讀高中,當時覺得特別親切,對這個城市特別有好感,感覺周圍人都和我一樣,那種身體里自帶的歸屬感。可是時間也不長,一年之後也離開了瀋陽,雖然他給了我強烈的歸屬感,但畢竟那裡不是我的家,沒有房子,沒有親人。

以前別人問我我是哪裡人,我說我是xx的,然後人家就繼續問,那你會那裡的話么,我說我不會,有時候還要解釋一大篇說我們家是什麼時候搬過去的。

我們家雖然是三線建設,但是後來機緣巧合我的姥姥姥爺並沒有留在三線,而是隨著國家政策的改變跟著遷移到了東部沿海的城市,反而爺爺奶奶卻留在了三線,以至於我們家親戚很分散,每次過年過節的時候,我姥姥總說,我們家就這麼幾口人,連打麻將,喝酒的人都湊不齊,每次做一大桌菜也吃不完。

因為七十年代底八十年代初的那次從三線地區遷出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走的,有的孩子已經在三線地區工作上班了,走不了,有的老人正好退休了,也走不了,當初戶籍制度弊端更多,導致了很多父母孩子兩地分居,之至今日。

讀大學的時候,我也沒有參加任何老鄉聚會,不知道是去參加瀋陽的,還是我出生地的,索性也就不去了。現在在國外讀書,一般別人問我是哪裡的,我都會說我是xx的,但是我不是那裡人,總之我就是中國人。

ps:嚴重跑題,我就是寫出來看看。總之對於我們這代人的感覺,就是沒有任何歸屬感。


有人從經濟上比較專業的回答,不敢班門弄斧,雖然在轉移產能過程中對內地經濟發展有持續的刺激作用(其實一旦投產,必然帶來後繼的投資與建設,所以影響自然會持續至今),但是三線建設決策的初衷則主要是基於備戰考慮(這個在官方表述中已經被反覆突出),而這種戰略決策的依據則主要基於抗戰的經驗

抗戰對中國(無論國共)來說最大的教訓就是東部淪陷以後導致與戰爭能力相關的工業產能的損失殆盡,這種損失在滇緬公路斷絕以後的中後期影響尤為巨大,到抗戰後期,因為缺乏軍火供應,正面戰場的國軍的武器裝備水平已經下降到抗戰以來最低的程度,這也是抗戰後期日軍已經逐漸燈枯油盡的情況下,國軍在正面戰場表現反而越發疲軟的重要根源(國軍力量衰退的速度更快)。

這種問題的發生除了有國民政府自身失誤的因素(戰前重工業發展不力,戰時工業產能轉移和發展不利等),歸根到底還是因為舊中國工業布局完全是自發的堆積在沿海,內地工業產能極其低下的先天格局造成的。

建國後太祖等領導人基於抗戰的經驗對下一次世界大戰的廟算中,首要考慮的就是如果東部再次淪陷的情況下如何避免重蹈覆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內地工業產能,為下一次世界大戰做好最壞的準備就是必然的選擇。而三線建設主要是集中於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地區,就是為再打一次抗戰級別的慘烈衛國戰爭而做的準備。其實常公為首的國民黨高層在抗戰前就已經認識到四川作為戰略大後方的得天獨厚的地位,將其視為「民族復興最好的根據地」,「我們的烏拉爾」,但是因為國家當時條件,以及國民黨內部的問題,四川在抗戰前能做到的也僅僅是結束混戰,統一川政,所謂建設,基本上無從談起。

等到太祖等人坐在常公當年坐過的位子上,再次廟算未來的戰爭的時候,面對相同的地緣形勢,選擇和常公類似的戰略決策也就理所當然了,只是這次國家條件更好,也更有本錢再來一次大「革命」,把西南地區好好建設一下,作為下一次大戰的「民族復興根據地」了。

另外三線建設選擇的時機也頗為恰當,其實當時即使沒有中蘇交惡的國際形勢刺激,在建國十年左右,在初步吸收了蘇聯援助的技術和科技成果的基礎上,在國家重建已經取得一定條件,具有一定經濟積累的條件下,在60年代初期進行三線建設也是非常合適的。

除了「大三線」建設以外,當時還在一二線地區的內陸布置了「小三線建設」。小三線建設由省國防工辦領導,主要生產步兵營連級的武器。這種布局也是基於抗戰經驗,抗戰期間,東部省份淪陷的往往都是交通線上的大中城市,而遠離主要交通線的山區和內陸地區,還有大量縣份沒有淪陷,這些地區就成為敵後游擊區的根據地。小三線的建設就是為了敵後游擊區作戰提供各種營連級武器的支援而設置的。

綜上,我認為光從戰備角度而言,三線建設的戰略布局沒有任何錯誤的,也是中國這種大國的必然之選。雖然三線建設中的確有很多問題,但這些問題主要是在具體執行的層面上,而非戰略決策上。


對前去支援三線的人表示敬意;

對他們的後代和遭受不公的人表示同情;

對取得的(大部分)成就表示幹得漂亮;

對帶來的(少部分)不良影響表示理解;

歷史總歸是歷史,而發展總是犧牲一部分人完成剩下人的幸福。

三線建設是、支疆支藏是,修鐵路建大工程同樣是,各種此類事情都適用。

不要收了這麼大的好處,還總想著批判一番。


最簡單的,四川經濟發展就是靠三線建設發展起來的,以前四川最多就成都經濟相對較好,其他都不行,現在經濟比較好的德陽,綿陽,攀枝花都是三線建設發展起來的,特別是攀枝花。


對經濟來說,沒有任何普適的規律。

三線建設緣於戰備思想,它違反的是,只是一種以和平為前提的規律,這個規律不能推廣就在於---它是有前提的,而這個前提很容易被破壞。而三線建設遵守的,是一種以戰爭風險為前提的經濟規律。

在這個戰爭風險為前提下,美國建設了總部在夏延山的戰時軍事指揮系統,它耗資數百億,可以遭受千萬噸級熱核武器攻擊,計劃戰時容納總統及其班子入內,可以在戰時連通全美各地軍事基地。

當然,最後然並卵了。

從和平前提下的經濟規律看,它毫無用處。勞民傷財不及成本,剝削美國人民的勞動成果,浪費了許許多多的鋼材,水泥,金屬,糧食,工業產品。也可以說它告訴美國人民一個道理:違背經濟規律辦事是不會成功的。

但作為風險儲備,它並不是無用的。


作為一枚參加過三線建設的運輸司機的嫡長孫女答個擦邊球。昨晚跟親叔聊天的時候還聊起過,爺爺是44歲參加的三線建設運輸,45歲回來,叔叔說,自己爸爸出了趟長差回來,給他的印象就是:唔,怎麼一年回來成老頭兒了。爺爺給我的印象就是,話很少,很嚴厲,不是軍人作風做派勝似軍人,不知道是不是參加三線建設回來後的心理陰影——他很少提及人生中的這次履歷,但從奶奶等人嘴裡隱約聽過,說爺爺很介懷的是,跑蜀道的時候,眼睜睜地看著跟戰友一樣的貨友,從山路上開車紮下山崖。所有事業都有犧牲。PS:當年他參加三線建設的時候,帶回來的帶有時代印記的大木箱子,已被我佔為己有,打算當嫁妝,就醬。


三線建設是新中國歷史真正的西部大開發,其他的所有的都是假的。

現在的西部大開發是西部大開挖,自然和人力資源送往東部。

西部大開發是真正的技術資源,人才資源全部都送到了西部去,然後西部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有些人說獻了青春獻子孫之類的,別忘了,當年的美國開發西部日本開發北海道俄羅斯開發西伯利亞也是一樣的。

一個地方有個骨幹企業和物流,那麼人口就會聚集,各種文明自然而然就會發展起來。中國歷史上的闖關東,走西口,湖廣填四川其實都是這些。

有沒有誰有俄羅斯西伯利亞工業建設的資料?


我小時候經常鑽防空洞,大山裡延綿幾公里,十幾公里的防空洞,裡面有武器,防化設施,戰備電台,油料,糧食……

我高中軍訓,軍區一個政工幹部來給我們講話,他說:

同學們,國防不只在邊境,軍營,在軍隊,而且在我們身邊,你們知道嗎,在本市有多少防空洞,多少國防戰備設施?六七十年代,我們中國面臨的國防環境非常惡劣,美國封鎖我們,蘇聯敵視我們,當時蘇聯如果對我們發動戰爭會是怎樣的?蘇聯的機械化部隊會從西伯利亞一路向南,碾壓著外蒙的草原從我國的北方全面侵入。我們沒有能力防禦如此廣闊的北方邊境,所以我們要建設這些國防設施,我們要依託祖國的高山大河,憑藉我們廣闊的國土縱深,與敵人打一場保衛國家的戰爭。本市的防空洞可以隱藏至少五個師的軍隊,敵人打到這裡,我們將依靠大山裡的工事給敵人致命的打擊。同學們,我們為什麼要搞軍訓,因為你們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員,是抵抗侵略者的一員,我們要從現在起培養國防意識,愛護國防設施……

三線建設在當時對我們國家的國防安全價值重大,不能用經濟價值來衡量,也許當時因為我們的敵人就是知道了我們大量的工業,國防設施,軍備在國土縱深地域,沒有把握在國土攻防戰中打敗我們,消滅我們,而放棄了對我國發動戰爭的野心, 所以我們的安全是憑藉自身的國防實力和能力贏得的,不是別人給予的!

和平思維和安全思維的不同,算經濟賬不算安全賬!

和平思維是:別人不打我,我不打別人,別人之間也不打,這個世界是和平的,我享受和平!

安全思維是:別人打不打我,我都不怕,我打別人也說打就打,因為我做好了準備,我自己能保證自己的安全,我享受和平!

在國家安全面前,經濟賬沒有什麼好算的,如果國家都不存在了,算小賬,打小算盤,沒意義!

美國打不打某個看不上的國家,首先考慮的是什麼?不是這個國家是不是流氓國家,敵對國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有多大威脅,也並不取決於這個國家有沒有錢,對美國有多大價值,首先考慮的是,美國能不能打過這個國家!

過去對美國最大威脅的是蘇聯,現在對美國最大的威脅是俄羅斯,為什麼它不打?沒把握!

美國為什麼不打中國?沒把握!

俄羅斯和中國的和平環境是別人給的嗎?顯然不是!

我們的國家安全來源於我們對戰爭的警惕,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古人誠不欺我!


三線建設對社會經濟的重要利好是 大大減緩了東西部經濟水平間的差異


覺得可以將三線的事和現在產業轉移相對比。


三線建設是和冷戰大背景分不開的。

冷戰是一個可能爆發核戰爭的環境,在戰略均勢中,如果有某一方弱點明顯,那麼這一方就有可能被優先進行核打擊。

當時的一份研究指出,受益於國土廣大,人口眾多,遭到100發百萬當量核彈打擊之後,中國仍然保有大多數的人口,但是工業能力會被嚴重破壞,城市人口也會大量被殺傷。因為中國的工業分布高度集中,不像美蘇那樣分散。

因此,出於增強國家在核戰下的生存能力這一根本需求,中國開始了三線建設,主要是為了使工業和工業人口分布進比較難以打擊的山區,或者使得敵人進攻時,必須對山區內的工廠和城市裡的人口分開打擊,從而消耗了敵人的核火力。

在冷戰時期,核戰的危險是真實存在的。所以,當時針對核戰所進行的戰略選擇,現在看來會略微難以理解。


大概14年前,在yahoo閑聊,某北京大叔聽說我四川的,就來了興趣,

說:你知道綿陽嗎?我在那邊插隊來著,賺工分!

大叔說自己清華子弟,隨三線建設遷到綿陽。典型的那一代人,說起那樣的歲月,仍然是饒有趣味,而不是訴苦。

還問我:你知道四川媳婦兒多少錢啊?

我說:多少錢?

他說:一袋大米

我說:啥?

他說:牧馬人看過沒?窮啊,一袋大米換了個四川媳婦兒。(可惜了,我後來《牧馬人》看了點片頭沒看完)

我說:你現在哪兒啊

他說:美國洋插隊啊,後來我40歲過來學了計算機

我說:你也不怕人家不要你

他說:沒事兒,這邊有法律保護。

後來沒加大叔,我貌似錯過了一大群有趣的網友,遺憾。

第二次接觸三線建設是大二,我趕時髦,也想去背包一下,於是和同學報名,花了幾百元,去重慶一個山區徒步。

到的那天傍晚,進入一個萬人小鎮,裡面廠房,住宅,小賣部一應俱全,街道也算乾淨整潔。但是,裡面一個人都沒有。名副其實的ghost town。這種感覺很詭異,走在裡面,四處鴉雀無聲,但是高樓廠房林立,跟寂靜嶺有點像。

於是我們一行10多人,開始邊走邊討論,指點江山,說那棟樓適合搭帳篷,要不這棟樓也行啊。

最後,選了一個車間,裡面非常凌亂,滿地零件,就好像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之後,大家一夜逃亡的一樣。牆上還有紅色的痕迹,其實很可能是海報,但是看上去跟血一樣。

我當時想:真是罪犯藏匿的完美地點。

那次之後,我再也不要嘗試背包行了,因為在我們背著巨重的帳篷和鋼架好不容爬上2000多米的頂峰之後,這群人說要睡旅館,我當時氣不打一處來:」請問我背帳篷的意義何在「?

於是,幾個人最後堅持去冰冷的山頂倉庫住了一晚帳篷。

這也是為啥,我後來堅決反對這種吃苦旅遊的原因。我完全get不到這種旅遊的點。尤其在爬山的時候,看到一群老太太從旁邊」嗖「的穿過,而我還要四肢並用爬上去,因為鋼架太重,我腳也受過傷。(不好意思,我跑題了)

後來回了成都,也離不開三線建設。

學生裡面有三線建設的子弟,一口成都話,但是瞬間會轉成標準普通話,某些廠里還說著普通話,保留著北方的習慣。而和四川人的婚姻也不斷提高了我們的平均身高。

我媽媽沒事兒就往廠子那邊跑,因為她最要好的一些朋友都是廠里的北方人,比較講義氣。大家從來不會為了小事兒吵架,平時有了點問題都互相幫忙解決,沒啥錢但是從來不計較錢。

在鋼管廠串串沒火起來的90年代,我就吃過我媽給我帶回來的夜宵了,廠區集中的地方,也是美食集中的地方,因為成華區,是傳統意義上的」窮人區「,也是90年我媽搬到成都後一開始租住的地方,我倒不在乎窮人不窮人,每次我朋友同事甚至我台灣網友笑話我住在」貧民窟「,我都不以為然,因為我本來就是窮人,我住我該住的地方,享受成都最廉價和最美味的食物,沒啥不好的。我經常在雙林路的大菜市場,站在門口的攤子前面,讓我外婆給我買春卷的皮,一張一張地吃(我只吃皮不吃餡兒),要不就是在新華公園吃豆花,這些廠區旁邊的美食,都是我童年最好的載體。

也正是這些交集,使得二十四城這個電影剛剛出來的時候,我有關注過,賈樟柯的電影大學就已經看過,對陳冲也不能再熟悉,但是後來覺得這是給某樓盤打的廣告就索性放棄。關注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就是我媽朋友的廠子的原址。

廠子不斷外遷,為地產讓路,當年那些工程師的後代,響應國家號召,當了工人,在下崗和改制面前,無能為力,我每天從我媽這裡聽她各種老朋友的人生,包括比如跟著軍隊過來的北京人後代,這些人的點點滴滴,其實比電影更加耐人尋味。

歷史無法改變,我一直覺得李光耀說的對,你無法從現在這個角度去判定一件事的意義,在那個時候那種情況下,它就是正確的。

我接觸的,還是很多在城市裡的三線建設後代,基本都和四川人結了婚,生了孩子,融入到了我們的生活中,那些在我剛才描述的ghost town里生活的人,可能有更多的故事,我會繼續關注。


做為一個出生在鄂西北三線建設城裡的人來說,本來想用自身經歷好好回答下。可是看到很多不友好的回答……怒了。

我只知道沒有三線建設,我爸就遇不到我媽。

所以,對我來說,怎麼評價三線建設都不為過。

就醬。

摺疊我吧。


我對三線的細節不了解

認為三線勞民傷財的人要知道有個前提,那就是工作效率接近飽和的情況下,把工廠弄到西部確實不如在東部。

但是,中國生產力飽和過嗎?中國生產力即使是今天,距離飽和還差的很遠很遠。社會閑置勞動力非常豐富。這裡的閑,不是指不勞動,而是說可以通過技術,學習等方式加大效率。我認為(純屬妄言)三線建設可以使得當地的生產效率提升,而這足以彌補工廠分散化所帶來的效率低。

其實不怕國家折騰,只要折騰的人,是原來生產效率較低的,那麼折騰可能是好事。折騰生產效率高的,那就得看其衍生的社會價值了。就好比沒事動員動員大爺大媽當社區志願者挺好,動員白領當社區志願者就得看降低的效率與志願服務提升的品質的對比了。


推薦閱讀:

古希臘奴隸制經濟真的消失了嗎?
玉米是使清朝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嗎?
德國的經濟中心是哪一座城市?
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是什麼?學術界有沒有系統研究貨幣危機的理論?
歷史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分別是如何崛起和發展的?與其它經濟體的崛起有哪些區別?

TAG:歷史 | 經濟學 | 國際政治 | 經濟史 | 計量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