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觀評價當年的土地改革?


我來說點民間視角的敘事吧。

就如同你說秦始皇修萬里長城利國利民、功澤萬代我也不想反駁,你說秦始皇罪惡暴虐我也不去附和,我想說的是民間孟姜女的故事也同樣需要有人說說的,我打小就喜歡聽老人講舊事,就說些我聽到的那個時代的一些民間生態及其心態吧,民間敘事當然會有不盡全面的地方,權當一聽。

歷史並沒那麼簡單絕對,真實歷史是複雜糾結的。

我黨的土改,簡單地說就是通過暴力在農村實現土地的再分配。

在我看來,土改的最重大意義就是使我黨獲得了來自基層的支持。但同時,我也沒說它使我黨那時就收穫了民心。這兩者有區別的。

我和一般人包括很多大v專家在內最大的區別是,在他們講述的國共史中往往有個默認前提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但是我從小就對這個論調保持距離。我的家鄉傳說里最多的就是這個地方被朱元璋屠城的傳說了,傳說內容五花八門,從小朱要飯的時候被本地老祖宗欺負了,小朱對天發誓得勢後定要本地人畜不留;到老朱登基後,劉伯溫夜觀天象說本地要出天子了,老朱決定對這塊地「搖籃過刀」……後來了解地方志才知道,其實就是朱元璋和陳友諒爭霸苦戰獲勝後,對陳的基本盤湘江流域進行了無差別屠戮,而且這塊土地宋末被蒙古兵屠,元末被明軍屠,明末被清兵屠,就是地方志上的「三屠」。而他們後來都得了天下,所以在我眼裡,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實很有誤導性。紛亂之世哪那麼容易去俘獲人心,能在道統法統上獲得知識精英的認同已屬不易,要真正收穫人心還得靠得天下之後的建設宣傳工作。

仔細想像,得民心只是天下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就如同勤奮於成功,不勤奮者難成功,但是不是說勤奮者就會成功,成功人士講授經驗時往往喜歡一把鼻涕一把淚講述自己的艱苦奮鬥史,這大多是自我貼金的心靈雞湯,而不是關鍵所在。那關鍵是是什麼?我的答案是:得民力者得天下,得天下你需要從基層得到相對更多的支持,而這些說到底都要基層的組織制度找原因。朱元璋的基層戶籍組織制度,清朝的八旗制度在亂世具有更強的組織效率,對基層資源的吸收整合更有制度優勢,這才是他們得天下的關鍵。

當然,失民心者失天下這一點我是完全認同的,馬背上能得天下,但是馬背上不能治天下,這是沒錯的。

扯遠了,說回土改前後的歷史。我從民間敘事里得到的印象在解放前廣大農村地區,至少是我們這塊國統區的農村,對國共內戰的心態是:神仙打架,自求多福。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們誰知道什麼是三民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支持誰反對誰其實都談不上,最大的民心是不打仗天下太平最好了。

他們甚至抗日戰爭時日軍和國軍都分不太清,反正自從軍閥混戰以來,見了當兵的就跑,當兵的在他們口中叫「糧子人」,都不是好人。

就算到解放前後,底層民眾處於之前國民黨官方的宣傳慣性里,對我黨的恐懼心理還有眾多表現,最具代表性的表現就是民間謠言。

民間謠言是需要民間情緒作為傳播基礎的,建國後北方眾多省份的「毛孩子傳言」都還波及數省,大概內容是,有個毛孩子晚上會來割小孩子蛋蛋,去給蘇聯人作原子彈。結果是數省壯年男子徹夜不眠,持棍棒給妻兒守夜。這謠言後來平息時把原因歸結於「國民黨特務」的造謠,在官方把任何負面因素都指向特務的特殊年代,當中肯定有特務推波助瀾,但是我覺得他的土壤還是民間因無知導致的恐慌情緒。清末以來,有對神奇事物恐慌的附會傳統,一物太過神奇必有蹊蹺。比如釀成天津教案的謠言就是因為對西藥的療效過於神奇,使得民間傳言西藥的神奇是因為洋教堂用小孩子眼睛做葯,使得民眾衝擊教堂殺洋人。而這則謠言的繼承了這個點,對原子彈威力過於神奇,把原子彈和小孩子蛋蛋聯繫在一起,然後把民間傳說在河裡拉人下水的毛猴子(毛孩子)和我黨領導人的名字結合,拼湊出的一個驚動中央謠言。

再說一則我們本地解放前的謠言。那時傳說共產黨要來了,就有一則流言大肆傳播,說共產黨來了後,女孩子出嫁再也不能坐花轎了(針對我黨移風易俗的政策具有一定事實基礎),而是要被紅繩子綁著,然後夫家用紅繩子牽回家去(可能用紅繩子牽回去來源於北方婚禮禮俗的男女雙方牽著紅綢子做的彩帶彩花),這下可好,本地境內掀起適婚少女找夫家的狂潮,在湖南和平解放之前眾多家庭為了女兒出嫁能坐花轎突擊把女兒嫁了,我奶奶隨著這波狂潮十幾歲就嫁人了……

可見當時的民間對我黨並不可能是無條件擁抱、天然就擁護了,對不太了解的新政權的恐慌是在所難免的,我黨要深入人心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土改使底層大多數投入到我黨的陣營,當時熱情洋溢投身其中其實是少數,大多數還是半推半就推著走,但是他們都為我黨的勝利前進注入了動力。

所以說得民心和得民力是有區別的,就是說得到民眾支持,和得到民眾的擁護實際上是有微妙區別的。當然,我黨經過後來歷次運動和宣傳,最終收拾了民心、整合了民意,這是後話。

不得民心也能收穫人民的支持?這是不是太扯了!?很多讀者現在一定感到困惑甚至震驚。從管理學上說,菩薩心腸是能收穫民心,但是未必能得到下層的支持,就如同老好人領導不一定是個優秀的管理者。而很多時候霹靂手段確實讓人厭惡只要輔以組織上的技術手段,那麼即使不得民心也能收穫支持。如果不明白,為了說明不得人心也可得民力,我再舉一個典型而極端的例子,他也來自民間的傳說:「長毛賊的故事」。

涉及到農民起義的主題,民間敘述中最多是對太平天國運動的故事。傳說中的「長毛賊」有種慣用的手法就是,到了一地有組織性地把當地劫掠一空,然後付之一炬,但是他們不會濫殺,只是單純地斷人活路,然後和你說「兄弟,這都是天命,也不能怪我們,我們那也是被這樣搞的,你有親友投靠就投靠親友,沒親友投靠就投靠我們吧,不然你也沒了活路……」這時你該怎麼辦?做個熱血漢子:「和你們這群強盜拼啦!」那你鐵定死了,很可能全家被殺。做個能屈能伸的君子:「惹不起還躲不起么?非暴力不合作!」沒出路的話那全家的確實如他們所說,活路不大……所以,往往大多數的選擇是:入伙吧!擊鼓傳花搶下家,把自己的損失轉嫁給下一個倒霉鬼……就如同一個傳銷組織裡面,不會全是一心一意覺得自己光榮正確的傻叉,還有一部分只是想拉人墊背的試圖止損者,當他們拉夠一定人頭,又會激起他們從此出人頭地走上人生巔峰的野心。

這就是歷史大潮裹挾的力量,一般人是無法抗拒的,所以後來很多小夥伴無法理解《水滸傳》裡面有些所謂的好漢,全家都被梁山給害死了,竟然還去入伙?我卻一開始就很理解,因為不入伙的,都死了。

舉這個例子完全沒有影射誰的意思,我就是想簡單明快地論證自己的一個觀點:民心和民力並非總是一體的,他們也完全有可能在組織技術面前是分離的。在亂世誰更帶來穩定誰就能收穫支持,誰能帶來活路誰就能得到支持。能夠滾雪球的組織制度,有時不是收服了人心,而是他們收服了人的慾望,哪怕有時候滿足的慾望只是最基本的求生欲。

回到土改的這個點,可以說土改成為了我黨獲勝的基層組織關鍵。從九十年前南昌起義開始,我黨總結失敗經驗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對地主的打擊不夠,起義後超過五十畝土地的地主才被打倒是不行的,很難獲得基層的支持,所以後來我黨上井岡山了打擊土豪劣紳的口號就簡單明快了:「有土皆豪,無紳不劣」。而老蔣敗退台灣後,總結經驗教訓他都覺得他失敗的根本也在於對手的土改這一手太絕了。類似於老玫瑰死前對色後的評價,我在牌面上機關算盡覺得佔盡優勢,千算萬算沒想到她竟然會掀桌子……

因為正是因為土改,我黨打碎了基層的傳統經濟關係、撕裂了傳統的社會關係,使自己入主為基層的組織核心,進而收穫了農村基層的支持,不管他們當中有多少是熱血其中,還是冷眼隨流,客觀上他們都成了我黨勝利的基石。

那土改是個什麼過程了?還是以我所致的民間敘述找點生動些的點吧。

土改當然是以武力作為後盾的,掃清了「反動武裝」,然後工作組下鄉。老實說要深入土改其實難度是很大的,當地階級矛盾尖銳、對立情緒嚴重當然好辦,操作起來得心應手。但是實際上大多數地方的原有秩序實際上是相當牢固的,你想想千年來都差不多是這麼個鄉紳自治的傳統,而且所謂的大地主未必就一個個都是窮凶極惡的嘴臉,反而他們是具有一定威信在民間的。

為了使同學們感同身受,那你就先把我想像成工作組負責人,把你們想像成當時我的工作對象,我的任務是你們來批鬥你們的老師或者老闆,認清他們的「罪惡本質」。不是所有的老闆和老師都是令人憎惡的吧?反而他們的大多數之前在你們面前是有話語權的,那我怎麼入手?

首先,我是有武力作為後盾的,他們對於我是不敢過於造次的,我要做的是循循誘導,首先調查走訪你們這個班或者這個公司的人際關係,尤其是對你們老大有不滿傾向明顯的人找出來,先個別走訪做工作,之後的批鬥會上他們會成為發言的先鋒。

然後批鬥會上,先讓先鋒發言,這些人很可能就是之前群體中的邊緣人物,他們也不敢過於激進,一般指出批鬥對象的問題都是,他誤會過我、他罵過我,某一次我請假他不準假這類小事。然後工作組就出來「升華下」,「什麼!?他竟然罵過你蠢豬?!……什麼?剝削階級天天逍遙快活,你們累死累活一天假都不準?」……這個問題其實很嚴重,「一個剝削階級竟然罵勞動者為蠢豬?」……把小問題上綱上線後,號召其他人繼續指出問題,讓廣大人民群眾認識到自身不易和偉大,自己竟然這麼偉大?群眾在自身身份認同的自豪感中很容易喚起參與感。而對於批判對象,記住首先不是要批判誰,而是要讓批鬥對象認清自己也許都不清楚的階級本質,這是在幫助他。

工作組在其中只需扮演主持人的角色,不斷引導就可。現如今一個有經驗有套路的好的主持人人,他可以讓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在舞台上載歌載舞,可以讓一個內向的人在培訓會上肆意狂野,可以讓一個節儉吝嗇的人血拚豪買。那個時代的工作組也同樣可以引到批鬥會上躁起來、嗨起來。

當氣氛活躍起來後,我突然告訴你:如果你現在批你的老闆就能分你一套房,別猶豫,這是你應得的!你干不幹?你不幹會不會有人干?別人幹了你會不會幹?

有人出頭氣氛就活躍了,氣氛活躍了就只要靜觀其變了。

再想想反日遊行中,政府只旁觀了幾天,就有人砸日系車進而爆日系車主的頭。如果更長時間放縱,會不會有激進者跑到日系車車主家裡砸車,進而會不會發展到會有人搶砸日系車主的家?(這麼一想,文革那麼千奇八怪也就不奇怪了。)

總之,工作組前期還需因勢利導,後來群眾躁動起來後只需把握著底線,到了群眾喊打喊殺時出來踩剎車即可,在解放前的激進土改中往往會放縱群眾打死些人(國共內戰時,我黨越弱勢時土改越激烈激進,康生主持的山西土改為了刺激屌絲甚至打殺地主後能睡他們的姨太太和大小姐,而我黨越得勢時土改反而越平緩。)

反正我們這裡的土改算是相對平緩,大地主都跑了,留下的中小地主找就頂替上來,批鬥會上打死人已經沒有聽聞了,批夠了等到公審大會上宣判槍斃些,我奶奶親見公審大會上地主腳踝被槍托砸的鮮血淋淋,而且行刑時要本地積極分子裡面的年輕人去開槍,事畢就入伍隨部隊南下了,轉業後成為本地基層骨幹。

剩下的地主成為了以後歷次運動的批鬥對象,這之後被批死斗死的倒是沒有,但是無法忍受自殺的不在少數。我聽到的細節就是,批鬥時有綁人能手綁繩子特厲害,脖子上和兩隻手的大拇指會綁成一條直線,後面留個繩子尾巴,批鬥時冷不丁輕輕往下一拉,那人就會疼得嗷嗷叫同時手上抬、頭下低,成了人們的娛樂現場的對象了,「吊邊豬」就是綁個大拇指和大腳趾把人吊起來,還有讓「地主婆」懷孕時寒冬臘月在「扮桶」(扮稻子的方形大木桶)摸泥鰍……這些惡趣味其實同情者是多數,但是那個時代只要有少數人這麼搞,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同情者只能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而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對此同情和反感,又會上升到抵觸和憎惡嗎?那又未必,他們的心態就和現在「打小偷」那種心態時一致的。對於整人者來說,被整者遠比小偷可惡,小偷都可以往死里打,他們無論下手多狠都是為國為民。對圍觀者來說,被整的值得同情,整人者太過了,但是沒有原則錯誤。

就是說在他們的潛意識裡,被整的地主們著實可憐,但是他們只是時代的祭品。

在這裡我覺得有必要對時代的祭品一詞多解釋一段。

我記得小時候老一輩人吵架時可比現在惡毒多了,現在無非上下其操,舊時可一開口就是直奔人祖宗十八代,罵小孩子化生子(一種總讓母親難產小孩夭折的小惡靈),罵老人絕代鬼,最常聽到的還包括「殺千刀的(詛咒對方被凌遲)」而與之對應的回罵常是"點天燈的"或者「祭窯的」,那時候我對這個「祭窯」就相當不解,祭窯的不就是殺雞宰羊嗎?罵人動物似乎和前者相比威力不夠啊……後來聽老輩人的解釋是,其實有時候有大型公共工程,比如築壩修橋,那時候往往會開工燒窯前提前申請在那裡殺個死囚,其實就是變相的祭窯……對於孩提時的我來說聽起來相當恐怖,但是我還是不解:那後者也只是砍頭啊,比起被殺千刀還是不在一個量級啊,然後老人們說,那你就不懂了,被祭窯的和殺千刀一樣可怕,因為殺千刀只是肉體上痛苦,後者靈魂上就永世不能超生了……

所以,時代的祭品這個詞其實相當悲催,在民間視野里:地主就是新時代這口大窯的祭品。他們眼裡的祭司,似乎沒啥錯誤,還是在做一件大好事。他們眼裡的祭品,似乎也無所謂對錯,慘是確實慘,但這些都是命。

我眼裡,舊時代的人最悲涼的兩個字,就是:認命。而最孤獨的兩個字是:認理。


這問題我關注很久了,一直不敢寫回答。

對於一個學術界還在爭執不休的問題做出評價,本身就是困難的。更何況又摻雜了果粉一共二共自由左保守右等各色政治光譜的折射,不可能有一個讓大多數人滿意的回答。

1.放眼全世界工業化不等於消滅地主階級,但是在中國,很抱歉,就是如此。當地主階級作為實際上的統治者無法拯救和發展這個國家的時候,在翻臉比翻書還快的近代史里被淘汰被推翻,也就是必然。如果共產黨做不到,那它和國民黨的下場也差不多。

兩學一做:打鐵還需自身硬。

2.消滅地主階級不等於從肉體上消滅地主。

今天有人用地主剝削的殘暴證明把地主一律私刑打死的合理性,和人咬狗的邏輯差不多。

但是在當時,你既然搞了群眾運動,就會得到群眾運動的全部。憤怒的人民不懂什麼叫程序正義,甚至可能不懂什麼叫法律。有這樣一個千載(這個是實數)難逢的機會,他們只會以最原始的方式發泄自己的憤怒,將他們和他們的祖輩所吞下的憤怒釋放出來。

今天的我們必須承認,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有很多地主是死的不明不白的。他們有錯,但未必致死;就算是死,也不應該這樣死。封建國家還講究個「明正典刑」呢,對吧。否認這個事實,是沒良心。

在當時,黨和政府必須為多數人服務;而在今天,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那些少數人的聲音。

3.土改過程中種種不合理現象的出現,不能動搖土改本身的正義性。

土改有得志便猖狂的「刁民」嗎?

有。

有被冤死的「好地主」嗎?

有。

那為什麼你還說土改是正義的?

因為這樣的例子,並不能證明土改中那種「地主無惡不作,農民苦大仇深」的假設,在多數時候是錯的。

社會學問題就這點不好,正例和反例都太多,所以面對自然科學問題時的反例打臉是沒有用的。(你舉一個邁克爾孫-莫雷實驗就能證明光速不變是對的,但是舉一個地主的例子未必能證明所有地主都是如此)那些能夠證明統計方式(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假設」)存在問題的反例才更有力(比如「倖存者偏差」就是推翻了原有的假設)。

從背景出發,我看過幾個數據。西藏和山東的中農(這還不是貧農),人均土地面積分別為1.34克(1克約等於1畝)和1.88畝。而在當時的環境下,一個人至少需要2畝以上的土地才能維持基本生活。

結論:活不下去。怎麼辦?借高利貸、賣兒賣女、逃荒。還有造反。(包括但不限於農民起義、宗教團體、中國共產黨)

如果能做安安餓殍,誰特么做奮臂螳螂?土地改革的最大意義,就是讓更多人活得下去,甚至活得更好。

(三個數據的出處:《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和研究》《革命與秩序》《定縣社會概況調查》)

從過程和結果出發,如果土地改革真的是一場完全沒有必要的、血腥殘酷的運動,即使是在黨的引導發動之下,農民們也不會有如此高的熱情去打碎鄉村的舊秩序。這和建國後一呼百應的政治運動還不一樣——後者是因為黨已經建立了從國家到社區的完整體系。

4.我再重複一遍,土地改革的最大意義,就是讓更多人活得下去,甚至活得更好。

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悲劇,是應該得到同情的,也是本不應該發生的,但是這不是抹殺土改意義的理由。這就是我的態度。

最後,羅衍軍的《革命與秩序》中提到過兩個例子,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

第一個村子的地主,作偽證騙過了共產黨的土改工作組,把土改積極的貧農處死了。

第二個村子,因為地主是個「善人」,共產黨的工作組沒怎麼發動起來群眾,地主的待遇也還比較好。土改以後,地主還是有著比較高的地位。

看完第一個故事,我想到了逆水行舟。那些把地主推上斷頭台的人,也許是恐懼這種現象的發生吧。

看完第二個故事,我想到了一葉障目。如果地主們能對農民抱有一點溫情,而不是「讓農民吃不飽又餓不死」,也許地主的境遇會好很多。

可惜在歷史面前,我們都是短視的,沒有人未卜先知。


那個什麼張靜《吾之敗吾黨之敗》出自的就是著名歷史吧宅男順流耶逆流矣的歷史發明大作《易被忽略的近現代人物言論》,該長貼已經被批倒批臭。

謠言可以有多逼真? - 知乎

另外再打一記預防針,和這個「國民黨要人如何支持土改」一樣流毒甚廣的一個玩意「各國如何血腥土改的」裡面說啥「台灣大批地主被當作匪諜槍斃,他們的私有財產神聖的呼聲都淹沒在白天色恐怖最甚的槍聲中了」「還說啥 」「46年在盟軍司令部支持下日本ZF發起土改,為此4.9萬地主因為支持軍國主義被處死」之類的的玩意,之後還有啥阿根廷的,伊朗的血腥土改歷史之類。

然後我查了一下日本怎麼處理BC戰犯的:

1952年起,日本出現大規模的赦免戰犯簽名運動,僅有7000萬人口的日本人中有4000多萬人在日本律師聯合會提交的「戰犯赦免意見書」上簽名,提出的要求為三個:給判死刑戰犯減刑,國外的戰犯歸國,國內的戰犯釋放。 1953年7月,菲律賓在押的日本戰犯歸國;1954年8月,澳大利亞在押的日本戰犯歸國,死刑戰犯減刑。1955年,日本眾議院通過了《戰犯釋放問題》決議案,1956年3月釋放A級戰犯,1958年5月,釋放了全部B、C級戰犯。

正兒八經的b C戰犯日本國都捨不得殺,還4.9萬地主因支持軍國主義被處決呢,真是吹牛不上稅。 @侯靖瀾

找到了:這個謠言還公然地得了最高票: 知乎用戶:試看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飛,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這種看法合理嗎?


土改,尤其是在中國近代史,無論土鱉和果黨,都繞不開的一頁,這次運動從始至終伴隨著腥風血雨,能否正確認識其本質,而不進行道德和人性的批判,是很難的。

對此,先引兩段人物言論,兩個人物,分別身處國、共兩大陣營,是那個年代,中國人中最精英的群體。

不妨看一看,他們對土改的認知。

「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

對這種看法,同志們應該怎樣理解?首先要承認,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

就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

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的,有因果聯繫嗎?

沒有。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著舊土地所有制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佔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產資本流轉的落後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

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後,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鬥爭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李學先,原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1983年《與青年同志的座談》

「土地改革不是列寧主義匪幫的專利,更不是赤色政權的專利。

土地改革,是落後農業國向工業國快速轉變的必由之路,是不以傳統道德觀為轉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無所謂善惡,其本身,對於工業化轉變,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須執行死刑的,是不可饒恕的。

無論對傳統田園生活與鄉紳美德多麼留戀、多麼讚美、多麼仰慕,也不能做為毀滅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理由。

土地所有權的強制有償轉讓,乃至部分無償轉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經濟的條件下,大工業文明碾壓小農經濟的必然政治覺層。

它不應承擔道德評判。」

——鄭道儒,原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原中華民國外交部顧問,1974年《自由世界的「強制」掠奪》

李學先老人,是土鱉久經考驗的老幹部。年輕時代,參加地方農民運動,帶領「赤衛隊」強行分了自家的田地,並沒收了自己父親名下的房產與店鋪,終身未得到父親的原諒。

鄭道儒老先生,世代書香門第,大田主傳家,終身反對土鱉的「赤色激進主義」,1949年後逃亡台灣,任流亡政府的經濟部長。在此期間,主持了台灣南部廣大地區的土改工作,向權力機關移交、最終處死的地主超過6700人。

兩個意識形態截然不同、政治身份迥然相異的人,不約而同地贊同進行土改,並身體力行的施行,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與階級。

可見,對於土改的問題,在中國的那個年代,無論國、共,是有志一同的。

所不同的,是在大陸,自1927年張靜江主持浙江土改失敗後,國一方只有動嘴,而再未有動手的能力,將局面讓與共。

張靜江,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浙江省主席。

這裡,我們看一下張靜江是怎麼說土改的:

吾之敗,非敗於時,實敗於本黨同僚也。土地之改革,並非激進黨獨有之政,亦應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激發農民支持革命的戰力;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聚攏發展大工業的勞力;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破除鄉村族權、父權的統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打破黨內的鄉土集團;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遲早有一天,我們要敗亡在這個上邊!

今日吾敗了,吾被黨內鄉紳們的代言者擊敗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後,吾黨因此而敗,敗於激進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敗,吾黨之敗》

張靜江於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鄉村主持土地改革,贖買鄉紳土地,均分給農民。因與黨內鄉紳集團的衝突,導致地方鄉紳武裝襲擊國民黨黨部、刺殺土改專員等,甚至釀成叛亂。最終土改失敗。這是國民黨敗逃台灣前,在大陸最後一次土地改革嘗試。

果黨殲敵一億,勝利轉進台灣,蔣校長整肅黨紀,清除異己,才終於可以放手發動土改。可見土改是歷史的必然,並不是土鱉的專利。

有幾個關鍵性的數據是討論中國大地上土改所必須了解的,也是回答「地主招誰惹誰」問題的。

1949年,中國人均耕地已下降到3畝,農業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畝;

1949年,中國全國平均糧食畝產為70公斤,而在此之前全國平均糧食畝產從未高於100公斤;

1950年,農業直接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39%;而在此之前,如果包括各種雜捐、厘金、間接稅等,農業相關稅收要佔國家財政收入的4/5以上;

土改以前,全國平均地租為收穫物的5成。

如果,當年中國的農村真如某些人描述的一樣是一片田園牧歌的祥和。如果,當年中國沒有耕地日削月瘠的危機(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畝)。如果,當年中國能有殖民地、對外掠奪獲得工業化所需的龐大資金和原材料……如果……我們慢慢等待地主階級在工業化的衝擊下轉化為工商業主和農場主也無妨,但是,這只是如果。

農業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畝,平均畝產不到100公斤,繳納皇糧國稅後,還有高達收穫物5成的地租,這才是真實現狀!

公平地說,地主並不是元兇首惡,在外國經濟掠奪、戰亂、苛捐雜稅及自然經濟的低效率面前,他們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幫凶。有興趣可以去查找「減租減息」或「三七五減租」的資料,而且就是這個抗戰時土鱉推出的妥協政策也受到了部分地主的抵制,因為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在當年也遠談不上富足。但是對佃農而言,地租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巨石』」。

如果用房租類比就相當於如今在成都交了房租後一家人每月就只有不到500元了。在這樣極為沉重的負擔下,稍有災病不測就是死路一條。

「如果貧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即使是貧富差距不那麼明顯,也會構成最嚴重的問題。」(註:黃仁宇:《黃河青山》,張逸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91頁。)

四億多無地或少地農民對生存的渴求,出於本能的平均分配土地要求讓中國農村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的燃燒的火藥庫,土地革命是迫在眉睫,勢不可擋。

農業社會中地主階級在農村對土地、財富、勞動力的壟斷性佔有,及其與自然經濟的相互依存,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這一階級存在的情況下進入工業社會,這是地主階級的原罪!

既然我們沒有時間等待它消亡,就只能把它消滅,別無它途。

有的人也說了,大陸土改應該學習台灣,人性化一些。

對此,呵呵……看了下面你會毀三觀的。

參考台灣經驗和《耕者有其田法》,大陸以贖買全國2/3耕地約9億多畝,贖買價為(耕地2。5倍年產量×平均單產70公斤)計算,再以官方匯率2。227和每斤糧價0。06元人民幣計算,共需約1。6億噸的糧食,或約80億美元,或約180億人民幣!或超過100億億元的金圓券(以每石糧價4億元金圓券計算)!

請注意,土改前平均地租為5成,耕地2。5倍年產量的贖買價僅相當於土改之前5年的純收益。

如果要真正的和平贖買、和平土改,就必須有較合理的價格——20年的年產值,這至少需640億美元!

而1952年中國GDP不過679億人民幣,財政收入174億人民幣,按官方匯率2。227分別摺合305億美元和79億美元。

台灣席捲全國資一島,以運台黃金為台幣準備金穩定幣值,以人均165美元的美國無償經援、遷台工廠和沒收的日企為支持才完成了土改,如果以大陸數十倍於小島的規模,國府有這個能力?

更何況,台灣的土地改革絕非某些人所想像的「和平」,所謂的「公平價」僅為耕地2。5倍年產量(土改之前5年的純收益),而且其中7成是土地債券(年利率為4%,在10年內分20期償清本息),3成是公營企業的股票,一分錢現金也沒有!

如果你有一間年收租金2萬元的門面,國家宣布用3萬元的聯想公司股票交換,外加每年付8000多元,共付10年結清,你願意嗎?

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如果蔣介石在大陸時和台灣一樣搞土改,上午頒令,肯定下午就去見孫中山彙報他的《耕者有其田法》了。

1928到1929年張靜江在浙江省僅僅推行「二五減租」剛提到「贖買、土改」,就導致大量國民黨基層黨員被地方士紳武裝槍殺,鄉村黨部被搗毀,土改專員被刺殺甚至武裝叛亂,以其老蔣欽賜的「革命導師」身份也只好悻悻作罷。不要告訴我台灣地主比浙江地主覺悟高,更熱愛民國政府。

幸好台灣人民剛經過「二二八」的洗禮,幸好是由六十萬果軍看守著不到千萬的「國民」,最關鍵是,幸好果軍軍官和國府官員都沒了土地,而且他們還有槍,刮民黨的節操嘛,你懂的。

所以,陳誠下令:對反抗「三七五減租」的地主,即抓送警備司令部以軍法審判。他在台中視察「三七五減租」情況時,曾公開宣稱:「搞『三七五減租』,我相信困難是有的。但誰要反對就來跟我講,調皮搗蛋不要臉皮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

是不是很人性化?是不是很高大上?這些話可比土鱉土改那些人有水平得多了。

「三七五減租」就已是「調皮搗蛋不要臉皮」,到1953年1月《耕者有其田法》執行時,要財「不要命的人」就更多了,只不過他們「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呼聲都淹沒在了1949到1956年最為血腥的槍聲之中,在當時和後世被國府以「共諜」等各色名目掩蓋了,成就了台灣土改「和平的圓滿收官」的神話。

一群地主,在家鄉被果黨強行剝奪土地之後,又到異鄉以「***」的名義,把另一群地主的土地強行剝奪了,這算一種黑色幽默嗎?

據說,現在台灣的綠營,有很多就是那時候地主後代,難怪他們如此恨果黨。

台灣的土改,成功確實是成功,「和平」卻未必!而從它的成功基礎來看,它這個「典範」恐怕全世界也沒有誰有條件學習吧。

以上所述,是中國兩岸兩黨土改的情況。那麼,中國是否是特例呢?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是否有所不同呢?

答案是,沒有不同。所有殖民時代終結後的後進國家,或稱後發國家,在進行工業化的初期,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改,併產生了幾乎相同的社會效果。


不知道你們家經歷沒經歷過土改,或者說你們家老一輩有沒有參加過土改的幹部。沒有一手資料拿著幾本破書在那胡扯挺可笑的。

土改的結果就是分地,這點毋庸置疑。殺人是殺人了,但是殺的到底是什麼人就不一定了,傻乎乎的在解放軍來之前低價買了地被屠的老農當然是大量存在的,還不少。總之呢,全家被活埋的不一定是因為原來闊過,不過大部分是人緣不算太好,要麼就是政治覺悟不高覺得你憑啥分我的地。

就比如吧,我爺爺他們村因為有好幾個年輕人45年就投共的,掌握的信息比較全,土改村裡沒死人。我姥爺他爹是正經的地主,還是種大煙的,家裡國共兩頭下注,看風頭不對馬上賣地,因為在村裡人緣不錯也沒受啥苦,無非就是舍了財沒捨命。倒是真有些冤魂,老實巴交人緣不好或者中二的被全家活埋。

其實文革跟這很相似。被打成走資派的不一定真的走資,很多是人緣不好就欺負你,或者開會投票的時候你去上廁所了。無非就是靠殺人或者對一部分人的懲戒讓大部分人聽話,至於冤不冤可能就不是大首長太關心的問題了。

直至今日,反腐運動波及的對象也不一定是最腐敗的,但是通過殺伐一些人可以讓大部分人相對更守規矩。那麼目的就達到了。


我的先人是光緒年間從山西到關中做學徒的,去的時候身無分文,經過三代人辛苦成了個小地主,土改時田地被分,家人做了幾十年政治賤民。但平心而論,無產階級革命對社會結構改變的徹底程度是歷史上發生的無數次政權更替無法相比的,但血腥度相比之下已經被GCD控制的儘可能低了。

如果沒有GCD,我們家的財富是否就可以一直保持下去,我今天是否就能做一個人生贏家呢?在GMD的統治之下,像我們這樣無權無勢靠勤儉持家積累一點財富的人家是最沒有保障的,我家敗亡於貪官的冤獄或者土匪的搶劫可能性極大,多半我過的生活不會有現在好,如果還有我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批評土改有不足呢?有人說土改是必要的,是解決當時尖銳社會矛盾的迫切需要,我當然理解,理解和反思不矛盾,利益受到侵害為什麼不能發聲,因為是少數派?但我同時也認識到,現實政治的本質是在比爛,普通人只能去選擇最不壞的。

有人說我不能以現在的法律道德標準去評判過去,要考慮當時的實際情況。我覺得衡量社會是否進步,除了物質豐富外,人民的法律道德標準提高一樣重要,每個時代的人都應該用當代的法律道德標準去評判過去,GCD評價岳飛不是也要批評一下岳飛的封建忠君思想嗎?

土改僅僅是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部分,人們總是把它獨立開來討論,事實上土地改革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和對舊知識分子的改造是一個整體。但由於三者對新中國發展的價值不同,給予的待遇也不同,地主階層被剝奪財產和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財產被贖買政治上給予優待,舊知識分子物質和政治上都給予優待。雖然後來對不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和舊知識分子進行了打壓,但能夠看出來,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改造完全是以實用主義為原則的,對事不對人,僅僅是為了清除阻擋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過去的事沒有必要糾結,土改對我來說也僅僅是汲取人生經驗的一堂歷史課,它告訴我無論善良還是邪惡,富有還是貧窮,都要努力看清形勢,不要站在生產力發展的對立面。要是想在劇烈變革的時代平平安安甚至想逆襲,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對革命的熱情、對革命的忠誠、對革命的犧牲都比不上對革命的價值,老班長永遠是老班長,起義的中將還是中將;被剝削的工人變成了主人翁工人,民族資本家也變成了紅色資本家。

我會把我的經驗教給我的孩子:要生存下去,不需要多麼善良勇敢,但一定要做一個在主導國家的政治力量眼中有價值的人。

但如果有一天他對我說,這世上有些不公他就是無法接受,必須做些什麼,我還是會支持他。


大概讀高中時,農村一塊兒長大的一個朋友跟我聊天時詛咒tg:「要不是tg,我家還有幾千畝地……」祖上八代貧農的我聽了瑟瑟發抖,暗想,艹,沒tg我現在豈不成了他家的狗腿子?


均田免賦是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的願望

近些年官僚資本主義抬頭,共產主義岌岌可危。主流輿論惡意污化農民,提倡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均田免賦已經無人再提。


無法評價。不能評價。

很多事情,假如足夠誠懇的話,在價值層面和現實層面,是無法做到同時自洽的。通俗的講,就是可以做,不能說。

好比麥卡錫主義,毫無疑問是違反美國精神和美國價值觀的。但沒有麥卡錫主義,也許蘇聯早就贏得了冷戰。這就非常尷尬了。

美國的優勢在於,其立國精神就是否認政府的無謬性的。美國人可以一面享受冷戰的紅利,一面坦然地承認麥卡錫是個son of beach.而中國人好像很難做到這一點。這會動搖合法性。

實話實說,陷入馬爾薩斯陷阱,且已然內卷化的傳統中國社會,土改可能是唯一的破局之道。細節上的邪惡,無損於宏觀上的偉大。然而這種偉大,儘管必要,卻在價值上過不了同理心這一關。這不僅僅是個資本信心的問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下一句,是不患貧而患不安。

私產是否獲得保護,是個安全感的問題。當你嘗試為搶劫辯護,邏輯遲早會走到「富裕本身就是罪惡」這一步。但追求富裕卻是每個人的本能。只有讓每個農民獲得成為富農的平等機會,打土豪分田地才有道義的合法性。如果貧窮變成一種被政治綁架的理想常態,那我們當初究竟是為什麼選擇革命呢?

但我們實實在在地享受著土改的紅利。不是勤扒苦做者那點可憐的浮財,而是社會結構的改變帶來的勃勃生機。哪怕是土改最激烈的反對和質疑者,恐怕也很難心悅誠服地歡呼重建鄉賢。不是么?

有時候,你得承認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畢竟,無關討論結果,議題設置本身,就是一種權力。

——有些事情,宜粗不宜細。

——悶聲發大財。

——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你看,沒有評價不是一個好辦法,但確實是個不壞的辦法。


的確,很多地主家庭沒了,他們遭受了迫害。同樣的賤民家庭也沒了。他們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總體上看利大於弊。

不要把當時的老百姓當傻子,我祖上是礦主兼地主也沒像一些人似得的哭哭啼啼到現在,北宋倆皇帝還被捉去打獵呢,你祖上是人,合著人家祖上就活該餓死?個人命運是干不過歷史進程的。中美俄哪天放二踢腳玩,大家都玩完。


前面有人提出卜凱,那麼我就摘錄一下陳翰笙


對農村一無所知的人就不要引經據典亂嘲諷了,自己去農村請教一下,很難嗎?

祖上是地主,或者自己以為祖上是地主,批評土改有什麼參考價值。

對大多數農民來說,土改直到今天都在保護著農民的利益,自己問問上一輩農民長輩毛主席的口碑,很難嗎?

說幾個事實,

農村土地理論上是國有的,可實際使用權是生產隊的,宅基地是無償劃分的。現在動不動農村拆遷戶賠幾十套房子,你非說土改後幾年把農民土地全無償充公?顛倒黑白嗎?還是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毛主席在農村幹了幾十年革命,沒有你智慧?何況現在很多農村戶口比城鎮戶口還值錢。

農村土地所有權不能買賣,在實際上更是阻止了歷代末期出現的土地兼并,防止了農民出售土地後失去唯一收入。光看看現在城市房價,農村的土地所有制可以說穩如泰山。

歷史上農村吃很多苦是由於落後生產力沒辦法的事情,這種無比複雜涉無數利益的問題,試圖從道德角度就簡單地抨擊,簡直幼稚至極。你覺得自己比黨厲害,自己去農村走一走,把你的觀點實踐一下,看是不是被耍的媽都不認識了。


厲害啊,這麼多大地主大資產家在知乎啊同志們,你們是情景再現把自己移植到大地主大資產家的身份,然後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了吧?可是你們為什麼不能情景再現把自己作為普通農民來對待土改這件事呢?是你們看不上貧下中農還是太過自滿覺得自己就是大資產家了?看來就是看不起那些底層農民吧?思維方式從大資產家出發然後來把土地改革批判一番?你們也配姓趙?

土改要是失敗的,我就問一下你們國統區和紅區為什麼稅收完全不一樣?為什麼gcd有這麼多的口糧,為什麼越大越強?這到底是gcd的人種就高貴一些呢,還是因為土改為gcd滿足了稅收需求,從而支援了解放戰爭呢?為什麼gcd沒有什麼大城市也能滿足稅收,為什麼gmd有這麼多大城市可是連稅收都收不上來呢?


以下,舉幾個較有名的例證,僅供參考:

土耳其

  1924年,在凱末爾當選首任土耳其共和國總統後的僅一年後,凱末爾領導新的政權班底,進行了土耳其歷史上第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土改。

  儘管凱末爾在獨立戰爭勝利後,迅速拋棄了曾經的支持者蘇聯,並大力抨擊蘇聯的「激進主義」,但在土改的問題上,凱末爾與列寧幾乎完全一致。

  凱末爾以「教產歸功、神產均分」為口號,強征了全國境內79%的耕地,判處超過13萬大土地所有者死刑,同時判處37萬地主親屬進行「無限期強制勞動」。這其中,69%的人,在以後三年內過勞死。

  這種殘酷的土改行為,在今天的土耳其教科書中,被描述為「民族邁向工業化復興的第一步」,廣受讚譽。

日本

1946年,日本戰敗後的第一年。

  在美國的直接干預下,由經過「戰後肅清」的六大財閥聯合出資,首屆戰後政府推動的土改,在日本大規模展開,史稱「昭和政改」。

  這次土改,駐日美軍作為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向日本政府提供了多達15。6萬人的土地所有者名單。日本官方以「戰時支持軍國主義國策」為號召,對名單內的地主,以及一些不在名單內的土地所有者,進行了強制性的土地征繳。

  截止1949年中,日本86。3%的耕地被政府強制性再分配,4。9萬名地主被處死,超過21萬人被判處各種徒刑。從此,日本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式終結。

韓國

  1954年底,在李承晚本人的親自推動下,韓國政府以「整肅日奸,剝奪日產」的名義,發起遍及全境的土改運動,史稱「反奸歸土」。

  這場歷史三年的土改運動,以打擊日佔時代韓奸的名義,強制性剝奪了1。6萬名土地所有者的耕地,以十分之一價格象徵性贖買了3。92萬地主的土地。

  兩項合一,韓國的舊式耕地所有者被一掃而空,完成了韓國進行工業化發展的「不動產積累」。

  在現代韓國的教科書中,「反奸歸土」被認為是臭名昭著的李承晚為數不多的政績之一。

  當下在韓國國內,有一些原地主的後代們,試圖向政府討還被強征的土地。韓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就是每隔幾年,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韓奸」運動。

伊朗土改

1961年,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正式頒行「王國田產征繳令」,宣布將在3年時間內,由政府出資,贖買23。7萬大土地所有者名下的土地,史稱「神聖公有」。

  在此後的五年內,伊朗政府以不足市場價格17分之一的價格,「贖買」的17。4萬地主的土地,即便出價低得驚人,也幾乎耗光了政府的現金儲備。

  因此,伊朗政府又以「全力推行神聖的白色革命」為號召,無償征繳了餘下的近7萬地主的土地,不做任何補償。

  在此期間,伊朗政府共判處1。9萬地主死刑,強制流放約13。6萬人。

  這場殘酷的土改運動,卻被推翻巴列維王朝的伊斯蘭政權所肯定,並堅定不移地維護。

阿根廷土改

1947年9月,胡安·庇隆宣布阿根廷進入「戰時緊急狀態」,原因是「強制推行全國土地征繳運動」,這項運動,史稱「十月土改」,也被阿根廷人稱作「庇隆新政」。

  在接下來的11個月時間內,阿根廷政府出動3萬餘國防軍人,7。4萬警察,對全國33。6萬大土地所有者進行了逮捕、公訴、刑罰甚至處死。

  至次年底,阿根廷境內超過93%的土地被政府強制收繳,其中41%被均分給貧農,其餘國有化。

  整個運動期間,約3。1萬名地主被殺死,27。9萬人被流放、強制勞動等,這也成為日後阿根廷國內反庇隆勢力最常拿來抨擊的實例。

  但是,直到今天,阿根廷的教科書中,都把這幕血腥的「十月土改」,認定為「促進國家進行工業化轉型的跨越性一步」。

  截止1990年,聯合國159個成員國中,119個進行了大規模全國性的土改運動。

  這其中,63個國家進行的是完全無償的土地強征,56個國家則支付了平均不足市價15分之一的「贖買補償」。在這些波瀾壯闊的土改中,累計死亡人數,大約在675萬—890萬之間,體罰、刑罰、流放人數更倍於此。

  由此可見,所謂土改,即政權對私人土地的無償征繳,或有限補償強制贖買行動,不分意識形態,不分民族種族,不分地理氣候,不分政治體制……各國土改的原因,歸根結底只有一點:解放被封建土地所有制與耕種方式束縛的可流通資本,以及勞動力,強制使其進入大工業流轉領域,參與工業化的起步進程。

  在這一點上,只有早期的先發資本主義國家,憑藉殖民主義的巨大資本優勢,以龐大資本流通,衝擊本國舊土地所有結構,讓土地所有權的轉變比較「溫和與理性」。

  而未參與到殖民時代資本掠奪的後發國家,在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過程中,由於沒有龐大的流動性資本,無法對舊土地所有結構進行資本衝擊,而只能採取行政、軍事化的強制措施,硬性改變土地所有制。

  在這一點上,一生強烈反土鱉、至死不渝的胡適先生,做了深刻的總結:

  「我反對赤色主義,主要是反對他們廢除民人資本和建立完全國家壟斷這兩點。具體到土地改革,甚至階級之間的衝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無論其善惡,都註定被歷史洪流所淹沒。這是後進的工業國的必須選擇,便是痛苦,也要做……」

  最後總結一下,「土改」這項運動,因其資本掠奪的本質,必然充斥血腥與暴力,這是必須承認的。

  「土改」本身,並不包含任何道德評判、善惡區分和司法度量,它僅僅是一種生產模式轉型的基礎建設。

  在「土改」中獲益的人們,不代表他們正義與善良;

  被「土改」傷害的人們,也不代表他們邪惡與奸詐。

  他們的境遇不同,僅僅是因為他們在工業化進程中所處的資本背景不同。

  這也就是所謂「個人面對時代轉折時的不可抗拒性」。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歷史的車輪吧,碾壓一切,不管你願不願意也不管善良邪惡。


這種事情,沒法客觀,對於滅絕人性的事物,自然要用暴力手段徹底毀滅,天下承平數十年,大家都忘記了什麼叫「階級仇恨「,什麼叫」世道不公」。

其實土地改革太溫和,不如土地革命乾淨徹底,直接讓全民都變成勞動者,不存在什麼剝削食利階層。

於理:土改不是為了分田地,而是為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解放生產力,促進工業化和社會進步。不要扯什麼國家拿走了土地,不要扯什麼私有財產,這土地本來就是所有人的,公有有什麼不對?社會化大生產才能提高效率,才能打碎一切封建人身依附關係。我們錯過了大航海和殖民掠奪時代,我們不能像歐美強盜那樣靠屠殺、販奴、掠奪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我們只能靠億萬同胞自己受苦,去強行推動工業化,何錯之有?

於情:億萬農民不是不知疼痛的機器人,他們要報仇,要解恨,地主做初一,還不許農民做十五?

地主這個階層,在清末至解放這一段時間內,掌握著國家的財富和資源,卻自私自利,不願為國家民族貢獻任何力量,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想的還是剝削農民,聚斂財富,割據自守,勾結軍閥和國外侵略者,搞還鄉團屠殺百姓。

有良心發現的個人,沒有良心發現的階級,這個階級不該死,那麼難道是億萬貧農該死?

給你們貼一段美國記者當年的記實文字,你就知道為什麼地主階級該死了。

護送我的幹部在老漢講到半截時跳上了車,聚精會神地聽著,這時插進來說道:「你們不是也吃了地主的肉嗎?」「那個漢奸的事我記得最清楚,」幹部接著說,「四百多人控訴了他。全區有二萬人參加了清算他的大會。很多小腳女人不能來開會,於是人們押著漢奸先游村,讓大伙兒都有報仇雪恨的機會。我忘不了那次游斗的情景。那天我參加押解犯人。快到第一個村子時,我跑在頭裡,漢奸剛剛過了頭一所房子,就有一群人手拿鋼叉、鋤頭、長矛、棍棒朝他捅來。一個手拿剪刀的婦女高喊:『我恨不得吃這漢奸的肉』幹部們一看群眾的來勢,知道沒等到這漢奸到達會場堆要被就地打死。於是規定大伙兒可以打他,但不許把他打死。

  「他被押著一村串一村地走了五、六十里路,每到一處都受到群眾的憤怒控訴。老鄉們遵照幹部的規定,不動傢伙,但還是把他揍得半死。

  有的人拿著菜刀要求道:『讓我割他身上四兩肉吧!『我們費了很大勁才攔阻了他們。

  「穆世安開頭還挺得住。可是到了一個村子,他當街停下來,滿臉淌著血和汗,象娃娃一樣哭叫:

  「我在這裡為大伙兒辦事八年了…「難道沒有一個人可憐我?請行行好給我一塊手巾擦擦臉吧……臟手巾、紅手巾都行。」

  「我痛恨他,但他哀告的聲音象一個可憐的小孩。他十分狼狽,四面張望,向人求助。他象小孩向人乞討一塊飴糖那樣,一再哀求:『給我一塊布吧,什麼爛布條也行。』但是人們都站在那裡,對他怒目而視。後來有誰說了一聲:

  『給他一塊騎馬布吧。『逗得大家笑起來,接著又揍他。我喊道:『別往死里打,要留活的開大會。『我費了好大勁兒才把他拉開,但還是有一個婦女從村裡一直跟到野地里,不斷抓穆世安的臉。

  「我們把他挨村遊街示眾後,在一處松林旁舉行控訴大會。附近的牆上畫著他的罪惡歷史。一棵棵樹上貼著紙,紙上寫的都是被他害死的人的名字。那天早上,政府宣布要處決漢奸穆世安,參加大會的有兩萬人。穆世安一被押上台,就有十個人朝他衝來。一個人喊道:『你殺了我兒子。』另一個人把他推開,說;『別跟他廢話,揍他狗日的!』眾人齊呼:『對,不用跟他多說,揍他狗日的!『人們開始往台上跑。這時,大會主席站起來,擺手叫大家安靜下來,說:

  『要揍也得分批來,得有個秩序才行。『

  「第一批就有七、八個人揍他,跑上台來的人越來越多,有拿剪刀的,有拿刀的,朝他身上亂扎。我在台下,只聽人們呼喊:『別把他打死了,我們還沒輪到呢!』我被人群推呀擠的往前靠,哎呀,真是……「

  那幹部的話音停了一下。

  「別忘了三花的事,」車把式高聲說,「我也參加了那次大會。您大概不認得我,我是去了。我不吃地主的肉,誰的肉我都不吃,但是我還是去了,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忘不了三花那天的模樣。她走了三十里路來參加大會,頭一天半夜裡走著來的。她早先是個大門不敢出的差差答答的小媳婦。可是那天,哎呀,變了一個人。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她上台撲向穆世安的情景。

  「好哇,你這狗漢奸,你也有今天!『她喊道。三花一出現,群眾就楞住了,因為大伙兒都知道她的苦情。人聲靜了下來,只聽那漢奸回答說;

  「你也看出,我活不成啦。「

  「你對大伙兒說你是怎麼害死……『說到這裡,她哽住了,使勁抓自己的胸,下面的話雖然說得極輕,但是最遠處的群眾

  都聽到了:『是怎麼害死抗日戰士我的男人的。』

  「不是我殺他的。『

  「不是你是誰『三花厲聲問道,「是誰?」

  「是鬼子。『

  「就是你!是給你害死的……,

  「這時三花解下腰上系的皮帶,在眾人面前抽打那漢奸。那個喊叫聲啊,她打一下,大伙兒就叫『打得好!打得好!』我也跟著人喊起來。看著三花報仇,真叫人解恨啊……她幾下就把穆世安打趴在地上了……哈,我忘不了……「

  車把式搖搖頭說:「忘不了啊。我可不吃地主的肉,三花做得對。

  老漢跳下了車,趕著騾子走。

  「控訴會後來怎麼了?」我問那幹部。

  「三花打過後,又有一些人跑上台來用棍子打他。他躺在地上裝死。大會開了三、四小時,

  只有四十人輪得到打穆世安。這時主席叫停一停,向大家說:

  『誰受過這漢奸害的站起來!,五百人站了起來。這時要維持秩序很難了。大伙兒爭先恐後往台上擠。幹部們沒辦法,只好把穆世安拉出去槍斃了。他的家屬把屍體領回去,用席子裹著。群眾知道了,從他家裡把屍體搶出來,揭開席子,繼續用棍子打他。一個男孩兒用梭標在他屍體上連戳了十八下,邊戳邊喊:

  『你砍了我爹十八刀,我也戳你十八槍。』

  「最後,人們把他的腦袋揪了下來,

  一連幾天有很多人來看。有人指著他的腦袋說:『你從前當司令好不威風,許多人要來見你。現在你死了,還是有那麼多人來看你。「

  幹部說完後,舌頭髮出嘖聲。

  「真殘酷阿!」他說。

  「殘酷?」車把式說,他原先走在後面,這時走到我們旁邊。「穆世安害死了一百多條人命,現在殺了他一個,這有啥殘酷?我自己是不願殺人的。不過你怎麼能怪咱那些老鄉呢?咱只殺了他一人,他家的人都和我們一樣活著。這也叫殘酷?不說是什麼世道!「

  他不作聲了,陰沉沉地只管瞅著他那兩頭騾子。

  我們繼續趕路,誰也不說話了。

——《中國震撼世界》(美 傑克.貝爾登)

殘酷?我到現在還嫌他們多了封建文人和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以至於這天下大多數人不肯實事求是,成了識字的睜眼瞎,天天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看了知乎我才發覺這麼多人祖上有野生的地主太爺爺,地主太外公···

但是,不是你們罵的狗血噴頭的土改的話

你認為你的太爺爺或者太外公是腦袋進水了才把自己的少爺閨女嫁給你門那個長工佃戶屌絲家的你的奶奶或者外婆啊?

我隔壁縣有個大地主,花錢去外省當的縣長,回來後修橋鋪路,買地據說直接拿銀元鋪滿地上,銀元拿走,地歸我這種,但是我估計是以訛傳訛了。

後來解放了,他當縣長的那個縣,十幾個人帶著血衣過來討命····

很多回答啊,就是地主殺佃戶他是看不到的,佃戶報仇呢,他要佃戶嚴格遵守地主設定的法律程序來慢慢殺······額,不會以為自己回去就是地主所以才拚命保護地主吧?

說起來有個學者曾經提出,假設人世間的法律是所有人在喝孟婆湯之前投票設定出來的,那麼,這個法律肯定會是比較照顧社會底層的,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己投胎到社會底層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但是很多回答里好多人都蜜汁自信自己能投胎到那百分之一啊····

地主搶劫佃戶是沒事兒的,佃戶反搶是不行的···

真是

科科····

----------------------題外話---------------------------

我喜歡的一位作者寫的,我感覺很應景

《導演萬歲》---已被和諧···這作者作死是出了名的···

事件發生在1929年,那年九月,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在成都舉辦,雖然當時趙卿秦姝的勢力範圍只覆蓋了四川和陝西的一部分,但運動會依然吸引了全國各地的眾多運動員參加。運動會持續兩周,聲勢浩大,在第一天的開幕式上,三萬觀眾到達現場觀看演出,散場後人們發現,場地上沒有留下一片垃圾。

  這件事被解放區政府大力宣揚,認為這說明中國人絕不是什麼素質低下的劣等民族,在現代化的生活模式中,他們甚至比西方白人更加文明和自覺,奉勸某些國際友人,不要再種族歧視,視中華民族為黃皮猴子,更奉勸某些同胞,不要整天自慚形穢,自我矮化,動不動就把中國人說的低人一等。中國人不比任何人差。

  葉文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時,不由拍案大笑,兩位穿越者前輩果然有創意,這玩的是日本東京奧運會的梗啊。想當年,東京奧運會十萬觀眾不留一片垃圾的故事風靡中華大地,引得無數同胞對講文明高素質的日本人民大生好感,對日本這個國家也心嚮往之。如今這一手先讓兩位穿越者玩了,以後就沒日本什麼事了。

  只不過,這種旨在重塑民族自信心的行為,卻引發了當時民國知識階層的強烈反彈。他們並不認為這件事體現了中國人的文明和素質,恰恰相反,這再次證明了中國人的奴性是多麼的嚴重,也體現了解放區的制度是多麼的邪惡。三萬人的現場沒有一片垃圾,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人民在統治者的高壓之下戰戰兢兢,沒有絲毫自由可言,這種看起來很美好的表象,實際暴露了其內在的極端恐怖。高大全的另一面,其實就是假大空,這不但不是好事,反而是大大的壞事。

  相比之下,留下些許垃圾的西方運動會場,雖不那麼雅觀,卻要可愛和溫馨的多,他們的政府高效而富有人情味,他們的人民自由而幸福,他們並不總那麼緊繃而乖順,而是真真切切的享受生活,其文明自由之處,遠勝解放區。

  在這些知識分子中,許之仁是火力最猛的一個,他連篇累牘的在報刊上發文批判趙秦二人,預言他們將把這個國家和民族帶向災難,其危害之大,遠勝外敵。

  兩個月後,許之仁的夫人李洛喬突然失蹤,後來在解放區現身。李洛喬和許之仁是包辦婚姻,李出身大家,謹守封建女性的道德準則,與許之仁這個滿腦子西方新潮思想的學者文人沒有共同語言,當丈夫在外面與紅顏知己相親相愛時,她只能獨守空房,十載光陰,虛耗歲月。

  這次許之仁對趙秦的攻擊,讓秦姝注意到了李洛喬,隨後便發動麾下的秘密力量,把李洛喬從許家大宅中偷了出來,連夜送到解放區,這便是當年轟動全國的李洛喬事件。

  先是為自己的高壓奴役制度洋洋得意,現在又明目張胆的劫持人質,知識分子們被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人倫慘劇和邪惡暴行給震驚了,隨即以蔡元培為首,發動了對解放區更大規模的文化批判和圍剿,一時間,秦姝名聲大壞,與民國知識階層的關係也降到冰點。

  事情的落幕發生在三年後,1932年,許之仁意外身亡,在他的葬禮上,眾多親朋好友前來祭奠,其中一個短髮女子格外引人注意。她穿著利落的西式女裝,表情平淡而沉靜,又帶著一種不明的傷感,氣質卓爾不群,一看就知道是個有教養的現代女性,卻沒人知道她的身份。

  過了好一會兒,人們才突然反應過來:這就是消失了三年之久的李洛喬。

  三年不見,她從一個封建大家族的賢惠當家夫人,變成了自信而幹練的現代女性,她不再是男權的附屬品,而是自立自強,依靠自己的勞動就能生活下去的完整的人。主導這一切的,正是秦姝,這便是她對以許之仁為首的民國文人的反擊。

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有一股子救國救民的高遠志向的,許之仁也不例外。但他們中的大多數空談大義,指點江山,立志改造國民,放言要把四萬萬中國人從愚昧和野蠻中拯救出來,自以為高明無比,卻只是在絮叨一些正確的廢話而已。因為這類知識分子,往往都有一個死穴——他們的原配夫人。

  他們信誓旦旦的宣稱,依靠自己的思想和文字就能救中國,就能救中國人,可現實卻是,他們連自己的枕邊人都救不了。他們往往是包辦婚姻的受害者,自己是西方現代思想的信徒,卻娶了一個滿腦子中國傳統封建思想的大家閨秀,他們當然是不喜歡這樣的夫人的,聲稱和這樣的人沒有共同語言,無法交流和生活,那麼面對如此境況,他們該怎麼做?

  「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這就是秦姝想對他們說的,請那些認為自己的文字和思想能夠拯救四萬萬中國人的大師們,先拯救一下自己的原配夫人,在改造中國人之前,先把她們改造成一個有獨立人格和思想的人。按理說以大師們的功力,這件事應該是手到擒來才對,從成親那天起,他們有幾十年的時間去做這件事,言傳身教,一對一針對性輔導,效率比通過報刊上的幾篇文字來改造一個素未蒙面的陌生人高多了。然而如此得天獨厚的條件,結果又是如何?

  結果是,他們幾乎都失敗了。他們自詡高深的文字,自命精妙的思想,在自己夫人面前毫無作用,不管他們怎麼舌燦蓮花,文思泉湧,都無法對自己夫人產生什麼影響,最後一個個鎩羽而歸,只得放棄治療,轉而去尋找新的生活伴侶,繼續以救世主的姿態,用自己高深的文字、精妙的思想,去改造愚昧落後的中國人,並堅定的聲稱,自己是正確的。

  救不了自家夫人,卻聲稱能夠救四萬萬中國人,秦姝對這種迷之自信完全理解不能,她也不打算去理解。在這些人中,許之仁跳得最歡,她就選中了許之仁的夫人李洛喬,用三年的時間把對方改造成一個能夠自食其力、有獨立人格的人,然後,打臉。

這件事既深刻的影響了中國,也深刻的影響了黃煊,他一直都希望能把這件事拍成電影,無奈時機一直不成熟,進入七十年代後,更是連拍片的機會都失去了。與此同時,政治風向的轉變,也讓人們對這件事的評價發生了變化,以前趙秦二人是戰天鬥地的英雄,現在,越來越有向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靠攏的趨勢。如日中天的赤色理論如今已經勢微,取而代之的是開放之後潮水一般湧入國門的西方各種思潮,當年的許之仁們,信奉的就是這一套,如今他們的徒子徒孫終於登堂入室,看到了翻身的希望。

  這樣一來,策划了整場李洛喬事件的秦姝,名聲迅速敗壞,西方思想的信徒們把持了民間輿論,其中湧現出無數有良心的歷史發明家,一點一點的否定著新中國政權的正義性和合法性,如此情勢下,想把這件事拍成電影,自然就成了痴心妄想。


客觀?並不能客觀。如何客觀評價資本主義推翻封建帝制?皇帝不是人?人家財產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貴族不是人?人家的文物城堡不是私人財產?哦,現在故宮應該是愛新覺羅家的,當然 說是老朱家的或者孛兒只斤家的也沒錯 都參與了建設嘛,都還給他們吼不吼啊?

真的沒什麼意思,無論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本質上都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甚至現在人類所有規範,法律和道德準則。都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區別是多數人的數量而已。

受害者憤怒也就罷了,我可以理解。你們既得利益者還跳出來bb就有問題了吧?沒錯,說的就是前邊的部分答主。

土改以當時地主階級付出了巨大代價獲得了今天的強盛,這個國家所有人全部都是今天國家強盛的既得利益者,你所享受的安全,食物,電,互聯網,手機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土改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帶來的。

你可以說土改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冤屈,但別否定土改,因為我相信讓你現在的生活變成今天非洲的水平,你肯定是不樂意的。

再說點多餘的,人類的發展,所謂的歷史的潮流,沒人能逆轉,沒人能阻擋。而所謂歷史的潮流就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絕大多數人的選擇,曾經有一個偉人想要阻擋這個潮流,想要實現馬列恩的夢,結果失敗了,今天被人以此為例子還攻訐。這是不可阻擋的,但未必是正義的。如果有冥冥中的偉力要求人類殺死10w名無辜的人 否則人類滅亡,你猜猜人類們是否會為了所謂「公平」和「正義」去死?歷史大勢之下,沒人是無辜的


0. 你們的倩倩習慣同時得罪兩邊,但是有些話是不得不講的:到目前為止,我很遺憾地看到,這個問題下面絕大多數的答案,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土改,基礎都不是理性和良識,而是腦子裡的一堆粉紅色泡泡。

這堆粉紅色泡泡無論是為了土改前後兩個社會的哪個冒出來,都很沒意思。

1. 對於一個我們完全不熟悉的社會,談什麼腦臀分離,其實是個相當無聊的說法。一個縣自稱「X半城」後代的人如果達到了十幾個甚至上百個,而這些人的敘述都沒有誇大的成分,只能說明,這位「X半城」在他們的DNA中最多能佔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甚至三十二分之一,而如果沒有土地改革,這位「X半城」的後代大概是不會和他們另外的祖先有什麼來往的。

2. 有人認為,地主階級在近代化、工業化的過程中,是必然完蛋的。這個論點顯然是站不住的,例如,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地主階級就沒有完蛋,那是因為他們把土地和財富變成了商業資本。中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地主階級失去主導地位,不能怨那個把他們從主導地位上趕下去的其他階級,只能怨他們自己。首先自為可勝,然後才有被別人戰勝,至於是被列寧黨、軍政府、資本家還是誰戰勝,對於那個階級自己,已經不重要了。

3. 論證地主們是不是罪該至被土改,也沒有什麼意義。論證貧農們是老實巴交的農民還是窮凶極惡的流氓無產者,也同樣沒有什麼意義。同一個地主,他也許曾經興辦過遍歷鄉土的事業,也曾經用高利貸把貧農逼死過。同一個貧農,也許平時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但是換了一個什麼時候,他也許就欺負過鄰家孤兒寡婦在財物、田產上佔得過不該占的一點便宜,或者在械鬥里把無辜的鄰村村民打死過,甚至墮落為土匪。在如此一個社會中,誰人不是罪人?

4. 在其他一個問題下看過這樣的一個故事:某大地主獨子,繼承家業後吃喝嫖賭,十幾年間,家業漸漸敗光,到共產党進城的時候,連最後一畝地也賣掉了。結果反而在土地改革中被劃為了貧農,因禍得福。貧農也許是遭了大災大難、家業損失殆盡的地主,地主也許是得了好運、用種種不光彩手段翻了身的貧農。這兩個階級身份之間的差異並沒有那麼大。鬥爭的對象不應該是哪個階級,而是這個社會本身。

5. 要改造一個泥坑,自己也要沾一腳泥。否定過去的社會,不代表要對當局建政之初的政治運動抱有浪漫的幻想。土地改革的另外一個維度,是一個新生政黨要在全中國確立自己的支配和統治,在把中國的社會視為一個被支配物之後,更有效率的是挑動它們的權術手段。作為被支配物,你甚至沒有站隊的權利,如果需要你作為鬥爭的對象,那麼大家就會立即一擁而上吃你的人血饅頭。

6. 那位口口聲聲說要向清華黨委舉報的,對本朝的政治生態缺乏最基本的認知,後果就是大腦被粉紅色的泡泡填滿。「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我們一個不殺。」——大概這位同學從沒有看過這句話。不過不要緊,對當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某十年間,無數無辜者在政治鬥爭中被害,平均該死程度最高的功德林反而成了安全的地方。本朝的政治運動中能不能活下來,最大的決定因素從來不是你按照良識和公理該不該死、有多該死,而是在你利用價值有多大。

7. 腦臀合一這句話,固然是正確的。前提條件是,你的立場在當下,而不是在幾十年前。土改是一個完成時的動作,對它的合理性進行確認和質疑已經沒有意義,因為無論是1949年前的地契還是蔣介石當局頒發的授田證都已經是不會再有人當真的歷史文物,有意義的是改變你作為被支配物可以隨時、隨地成為鬥爭對象,然後被吃人血饅頭的現狀。不要以為自己總會是吃人血饅頭的那個——喪鐘為你而鳴。

8. 送你們兩句話:

想要忘記____,沒有良心,想要回到____,沒有頭腦。

革命不是為了讓人死,是為了讓人活。

9. 最後推薦一篇小說(其實是劇本)。我覺得,能把這篇小說看懂,關於在現代社會的我們應該對這個歷史事件抱有什麼態度,就差不多算是明白了。

狗兒爺涅槃劇本.pdf_微盤下載


歷史總是相似的,以下內容轉自一個台灣論壇 http://www.twword.com/wiki/%E8%8B%B1%E5%9C%8B%E5%9C%88%E5%9C%B0%E9%81%8B%E5%8B%95

1、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自由勞動力。圈地運動實現了農民與土地的分離,使農民越來越少,失去土地的農民部分成為農場的雇傭工人流入城市,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準備了大量的自由勞動者。同時,圈地運動也使家庭手工業被破壞,為工業擴大了國內市場,從而大大促進了英國的工業發展,使英國成為17、18世紀歐洲商業的領頭羊。

2、使資本主義經濟深入農村,對農業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造。首先是土地所有制變化:圈地運動摧毀了小農經濟,建立起資本主義的大農業,使農村由封建土地所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將其是經營方式的改變:土地被圍圈以後,農業資本家辦起農場或牧場,雇傭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進行生產。那些將土地出租給資本家的貴族,所得到的不再是封建的地租,而是資本主義的利潤。過去的貴族變成了新貴族,農民則變成了農業工人,從而使農村得以資本主義化。

3、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由於土地的集中,大部分領主更願意投資新的農作物,追加好的肥料,使用更好的工具,改革排水系統,採用先進的耕作方式,提高產量。

4、加快了英國城鎮的進程。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移居城市以及工業的發展,使英國的城鎮數量大量增加。如圈地運動開始後居住在1萬人以上的城鎮居民佔英國人口的比例從3.1%上升到8.8%。

5、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準備了階級條件。靠圈地發家的貴族地主成為資產階級化的新貴族,他們在後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中起到了領導者的作用,為資產階級革命打下了良好的階級基礎。

6、推動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出現。圈地運動造就了大批的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自由勞動力,積累了資本,擴大了市場,為工業革命準備了條件。

7、圈地運動對農民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在圈地運動中,無數農民傾家蕩產,流離失所。而政府又頒布血腥法令,不允許這些失去土地的人流浪。從這個角度說,圈地運動是一場明顯的「羊吃人」的運動。

總之,圈地運動犧牲了農民的利益,積累了原始資本,為資本主義提供了廉價的雇傭勞動力和國內市場,為英國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強國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後那麼多工業區,地都是哪裡來的?小農經濟必須要為工業化和高效率農業讓路,一個國家才能富強,舊地主和布爾喬亞都壓迫人,但是起碼工業資本家他會視agents of production是自己的asset而不是只是一塊尸位素餐的土地,因此無論是中共還是其他什麼國家,地主要麼是成為新型資本家新貴族要麼走向滅亡,南北戰爭也是如此,沒有例外,另外土改要和三大改造一起考慮,中共實際上成為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工業主,工業化的成功是歷史進程決定的,中共不是獨一家


一次土改,讓知乎多出來上千萬不存在的地主。要是說公私合營,還能多上千萬資本家。民國真第一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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