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中國起了什麼作用？

01-06

1.分裂社會主義陣營。
2.阿富汗戰爭出力。
以上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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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與蘇聯解體相關的文章我都好奇，中國的豐功偉績為何沒人提？

實在不敢苟同樓主和排名第一的答案。這麼說吧，現在當你看到越南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中國、黨內民主改革力度超過中國時，你會寢食難安嗎？當然不會。當時的中國之於蘇聯，就類似於現在的越南之於中國。

1970年，蘇聯的經濟總量是中國的5倍，1978年中國縮小到4倍，80年代初又縮小到3倍，85年後因為我國調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差距有所拉大，到90年是3.79倍。當年蘇聯人均gdp是5298美元，中國是344美元。在人均gdp這方面我們是什麼時候超過1990年的蘇聯的呢？答案是在2011年。軍事、科技上的差距更不必說。前蘇聯1971年就發射了第一座空間站禮炮1號。

說了半天，我們批了很多年的「美蘇兩霸」是客觀存在的，人家的「超級大國」地位是貨真價實的，根本不是一個重量級的，我們對其影響力微乎其微。

中國分裂社會主義陣營促進了蘇聯解體？別逗了，這中間隔了快30年了，何況後來走火入魔的是中國，蘇聯為首的經互會、華約與歐共體、北約分庭抗禮。

關於蘇聯解體的原因，不想展開說了。只是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種專家都認為是因為蘇共放鬆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監管，導致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奏效。可憐這幫學了一輩子唯物主義的專家，一遇到現實問題，便「陷進了唯心主義的泥潭」。過了小20年，這幫糊塗蛋中才有些人明白「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的道理。

至於軍援阿富汗，估計當時中國的考慮是能減輕蘇聯對我北方邊防壓力就阿彌陀佛了。

我們對蘇聯的經驗教訓一定要重視。如果一味抱殘守缺、死搬教條，蘇聯的解體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蘇聯解體我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所有內容來源均出自公開資料。

1、意識形態的挑戰。蘇聯對外面臨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競爭，對內面臨中國在社會主義發起的正統性挑戰，這是中國對蘇聯最為根本的挑戰，發端於毛澤東，成熟於鄧小平。從70年代毛澤東曾經指出，現在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早已不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信徒，而是傳統的沙皇擴張政策的繼承者，他們是社會帝國主義霸權，中國不僅反對資本主義霸權，也要反對社會主義霸權，向基辛格提出了「東西一條線」的反蘇陣線。在社會主義陣營另起爐灶，衝擊蘇聯在社會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如阿爾巴尼亞就是典型的成果。

2、地緣政治的挑戰。中國在地緣政治與美國深入配合，在中亞、中東、東南亞、南亞各方面挖蘇聯的牆角。中東上，從兩條線全力支持阿富汗抵抗武裝，給予提供資金、武器裝備和情報支持，一條是通過新疆將美國支援的武器通過保利集團等幾家國企軍火商送到阿富汗各類抵抗武裝手中，另外一條是通過巴基斯坦將中國退役、仿製的蘇制武器交給抵抗武裝，如56式衝鋒槍、107火箭炮等，增加駐阿蘇軍的壓力。最為典型的是將蘇軍訓練手冊交給阿富汗人，讓其熟悉蘇軍作戰體系和戰術。在中亞，中國與美國合作，在內蒙古、新疆設立廣播電台，煽動蘇聯少數民族的分離情緒。東南亞直接動兵越南，將這個蘇聯的代理人給打趴下，迫使越南撤出柬埔寨，使越南重新考慮與蘇聯結盟的利弊，極大削弱了蘇聯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南亞與巴基斯坦結成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巴鐵這個稱號就是這樣來的），牽制和削弱蘇聯在南亞最大盟友印度的權勢，遏制蘇聯打通印度洋和太平洋。

3、軍事上的挑戰。對越自衛反擊戰後，中國軍隊與歐美深度合作，上世紀80年代是中美合作的蜜月，美國對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技術轉讓，升級解放軍的裝備，出售先進武器，增強中國的軍事力量，甚至將美軍裝備大規模運入境內，一旦戰爭爆發即可使用，使得蘇軍在保持歐洲和南方集群的同時不得不在遠東維持龐大的軍隊，加重其軍事負擔。

4、第三世界的爭奪。

謝謝支持。

聲明：我希望其他回答者在回答如此問題前一定要問自己一遍又一遍：我到底知道多少關於這段歷史。部分名詞用英文表示，我僅僅提供部分線索和客觀資料，希望能讓大家對這個問題探索更深。因為長期不寫中文長文，語法可能比較奇怪，望大家諒解。

那我們就來說說這段神奇而又激情的歷史吧。

首先我明確表示：蘇聯解體這個話題有關所有知呼上現有的答案全部（實事求是）都是錯誤的。因為這個話題，是沒有正確答案的。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形容蘇聯解體呢？

蘇聯解體事件在歷史上的地位就和拜占庭帝國被奧斯曼圍城時候突然被打開的那扇小門，和暗殺希特勒未遂一樣，是機緣是巧合決定了發生和事情結果。也許，你從很多小報，雜誌，或者某些號稱絕密內容的三流書籍上看來的野史讓你能夠誇誇奇談。但是真正了解到1972年後的世界你會發現，有些事情真的真的就是那麼不一樣。

在這個話題裡面，我們要談到美國。這是一個更加了解中國的美國。

事實1：中國在冷戰時期並沒有選擇站隊

事實2：中蘇冷戰交惡超過30年

事實3：蘇聯是一個農業基礎極度薄弱的國家，在1980s經濟基礎已經無法和美國抗衡。

事實4：美國的globalization戰略讓其餘國家得到實惠。不論所謂美國野心是什麼，利益永遠是那塊蛋糕。

那麼針對問題：中國起到一個什麼作用？在國際象棋和中國象棋都有一步棋子叫做：將軍抽車。雖然殺不死對手，但是在兩個實力大體相同高手裡面，失去一個車離被將軍就不遠了。當然蘇聯倒塌，我個人觀點是：自己投子認負。

回到我們的時間軸：

60年代珍寶島矛盾為本來就不算良好的中蘇關係埋下一個根。

1972年尼克松訪華，這是破冰之旅。此時在我所能看到的中蘇貿易數據中，中蘇貿易保持穩定並且持續下降趨勢。

讓我們睜大眼睛看看1978年11月到1991年間如小說一樣精彩的政治博弈歷史。

1978年越南和蘇聯簽訂友好同盟條約。12月越南的號稱世界第三陸軍進攻柬埔寨

1979年1月中美建交。

1979年1月29號鄧小平訪問美國。（我在其他問題裡面提到過我覺得鄧小平是個有遠見的穿越者，我和一個當時和鄧小平有過私下會談的長者聊天中得知了一些美國支援中越戰爭並且證實我的猜想，但是因為一些原因這裡就不能多說。請諒解，絕非吊胃口。）

1979年，2月在中蘇友好條約失效後一周，中國對越南開戰。

當時參加戰鬥的2個軍區為最弱的軍區，其餘軍區均介入戰備狀態迎接北方強敵。美國的第七艦隊巡邏東海附近，阿拉斯加空軍基地進入戰備巡邏狀態。

用那個長者的話描述當時的世界格局就是：你們中國人有句話叫做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美國人當時也學到了。

東南亞的共產主義代言人是誰？越南。laos和柬埔寨在1978年被列入共產版圖後，中國面臨的戰略壓力是極大的，就和現在是一樣的。

這一場戰爭絕對不是像知呼上某些歷史愛好者說的：當了nato牆頭草。而是這一場確定東亞霸權的戰爭。在現在還在討論這場戰爭應不應該打的人請拿出地圖，找出如果越南吞併laos和柬埔寨後的疆域。那麼美國也希望這場戰爭來減少蘇聯的影響力。

但是1979年7月中國得到美國貿易大禮包。

事實證明蘇聯還是那個喜歡動口不懂手的偽君子。越南慘敗讓蘇聯在東南亞影響力回到二戰時期。

那麼蘇聯就要尋求在其他地區的影響力。

1979年12月長達10年阿富汗戰爭爆發。

在這裡我表示一下：其他答案舉出部分數據很多但是數據過於簡單。在我能接觸到的數據裡面可以明確表示：在1980年蘇聯經濟是崩潰邊緣，農業基礎極其薄弱，是世界第一大糧食進口國。在這個條件下進行一場阿富汗戰爭是對國家意志最終摧殘。

講到這裡我們明白中國的角色其實就是那個車，逼迫對方主帥腳忙手亂，最後告負。但是絕對不是最主要導致解體因素。

蘇聯，美國中國貿易數據我會挑選可公開部分，有需要請留下私信。

以下引自紀錄片《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解說詞：

最新警示專題片《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全解說(附全部視頻)

序世紀大悲劇
莫斯科，紅場。這裡，曾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象徵，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面鮮紅的旗幟，曾是一個偉大國家和偉大人民的驕傲。
紅牆和廣場，像位歷史老人，見證了列寧和斯大林等蘇聯共產黨人親手締造的紅色政權和艱辛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和壯大，見證了那個時代的輝煌和那個輝煌的時代。
然而，它也見證了蘇共和蘇聯一步步走向衰敗，見證了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70多年的紅色旗幟，在億萬人民的嘆息聲中降落……
如今，克里姆林宮的圍牆依然泛著紅色，列寧墓依然莊嚴肅穆，無名烈士墓依然聖火長明，但物是人非，留給人們的是無盡的感慨與深深的思索。
1991年8月19日，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代表的蘇聯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為挽回蘇聯被瓦解的命運，阻止所謂「民主派」上台，經戈爾巴喬夫批准，事先成立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即宣布在一些地區實行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這就是震驚世界的「8.19」事件。
「8.19"事件後，葉利欽即簽署《關於中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聯邦領土上活動》的總統令，查封了蘇共中央辦公大樓。

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聲明辭去總統職務。
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蘇聯就此從世界地圖上消失。
西方世界為此歡呼雀躍，認為社會主義的歷史從此終結，而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價值觀念一勞永逸地取得了勝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前一天正是西方人的聖誕節。
美國總統柯林頓1995年10月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說：「最近10年來對蘇聯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們所採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以及最強大軍事聯盟的路線是多麼正確。我們獲得了杜魯門總統想要通過原子彈從蘇聯獲取的東西。」(1)
蘇聯亡黨亡國，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大逆流、大災難，人類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事業遭遇重大的挫折。
蘇聯亡黨亡國，首先給前蘇聯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1999年12月31日，剛剛代理俄羅斯總統職務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的演說中指出：「俄羅斯正處於數百年來最困難的一個歷史時期。大概這是俄羅斯近200-300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2)
200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年度國情咨文時又十分痛心地說：「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對於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來講，它是一場真正的悲劇」。(3)
20年過去了，許多俄羅斯人談到蘇聯解體時無不痛心疾首。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蘇聯的解體是一個巨大歷史悲劇，是20世紀乃至影響到21世紀的巨大政治災難。」

某養魚場總經理瓦西里·伊萬諾維奇：「當聽到蘇聯解體消息的時候，我們心裡感到非常痛苦。一夜醒來，我們的國家已經是另外一個國家了。」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咧·季塔連科：「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悲劇之一。這可以從很多角度看。從文明角度看，這是文明的倒退，也是整個世界的倒退。這給居住在蘇聯境內的各民族帶來巨大的苦難，使這些民族的發展進程倒退了幾十年。」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蘇聯的解體給世界造成了很嚴重的災難，讓全世界失衡了，蘇聯解體使我們在1945年5月取得的勝利所建立的平衡又失去了。對於蘇聯人民來說，這是嚴重的災難。這場使蘇聯人民經歷的嚴重內傷，直到現在還沒有痊癒。」
據統計，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衛國戰爭期間僅僅下降22%;同期工業生產減少了64.5%，農業生產減少了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6000多倍。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公開宣稱：「俄羅斯人必須拋棄過去的帝國思維，俄羅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國，而只是非洲的上沃爾特」(4)。上沃爾特即布吉納法索，面積27.4萬平方公里，是位於非洲西部的內陸國，2009年的GDP僅有81.05億美元。這一判定當然言過其實，但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羅斯的衰落和西方對俄羅斯的輕慢。
此時的布熱津斯基幾乎是用命令、輕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訓俄國人說：「對美國來說，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夥伴;但如果只是作為美國的病人，俄國又太強壯了。」(5)
1994年，俄羅斯著名作家、原持不同政見者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對《真理報》記者談到：「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對現在發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國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好像「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被強姦一樣。再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6)
蘇聯亡黨亡國，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造成極大的挫折。
蘇東劇變，致使原有的15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多數國家改變社會主義性質。原蘇聯分裂出15個獨立國家，由鐵托元帥親手建立起來的「南斯拉夫聯邦，，如今一分為六，捷克斯洛伐克也被一分為二。世界土除中國共產黨等幾個執政的共產黨夕卜，各國共產黨員的總人數由原來的4400多萬銳減為1000多萬，且絕大多數黨在本國影響不大。伴隨著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喪失，東歐各國普遍政治上實行以多黨製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民主，經濟上大肆推行私有化。與此相伴的是，社會生產大幅度下滑，通貨膨脹嚴重，失業率居高不下，人民實際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廣大人民為之付出的沉重代價遠遠超出事先的想像。
2011年10月，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院士在俄會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家赴俄考察團時說：「蘇聯解體後至今，除哈薩克僅僅恢復到解體前的1989年生活水平外，前蘇聯所有加盟共和國都沒有達到蘇聯時期的生活水平。俄羅斯迄今為止有30%的公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11年12月27日，日本《朝日新聞》發表紀念蘇聯解體20周年的社論指出：當年「戈爾巴喬夫總統在辭職時說：『各民族將繁榮昌盛……』然而20年後的今天，獨立出來的諸國中幾乎沒有國家實現這個預言。」(7)原來憑藉與經互會的關係發展勢頭較好的古巴、朝鮮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古巴1993年人均GDP僅為1989年的66%」，(8)2008年，時任古巴最高領導人卡斯特羅說：時至今日，古巴仍未從蘇聯解體這一打擊中走出來。而蘇東劇變後朝鮮經濟則是連續9年出現年均約2%的負增長。(9)

蘇聯亡黨亡國，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民同樣也造成嚴重災難。
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憑藉其在各方面的優勢，鼓吹社會主義歷史就此終結，並竭力販賣新自由主義，主導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對內放任資本對勞動的盤剝，對外拚命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導致全球範圍內極少數富人越來越富，包括中等收入階層在內的絕大多數人越來越窮，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保羅·艾倫三人總資產比世界上最不發達的43個國家GDP的總量還多。同時也導致幾乎所有國家主權債務都在急遽增多。全球範圍內的生產社會化甚至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生產無限擴張與社會有限需求之間的根本矛盾進一步加劇。從一定意義上講，2008年9月爆發至今尚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這一巨大災難也完全可以追溯到20年前的蘇聯亡黨亡國。
蘇聯亡黨亡國，嚴重地威脅著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局面。
冷戰結束了，但世界沒有進入一些人臆想的和平盛世，相反卻步入了動蕩的周期。短短二十年間，戰亂和民族衝突不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幾乎沒有停息地發動了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這五場較大規模的局部戰爭。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還策動一場場所謂的「顏色革命」，在烏克蘭、喬治亞和中亞一些國家接二連三地上演，使得這些國家陷入或長期陷入動亂之中。
基辛格明確指出：「他(赫魯曉夫)在啟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並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共產主義覆亡始於赫魯曉夫。(10)
傾聽俄羅斯人的訴說，使我們更加感到：蘇聯亡黨亡國這場世紀大悲劇的序幕完全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領導集團，但其直接進程則是始於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執政之時。
第一集：政治改革與多黨制
從1982年11月起在兩年零四個月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這三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相繼病逝。
1985年3月11日，蘇共中央召開非常全會，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成為蘇共新一屆最高領導人。
他一上台即宣稱要進行經濟改革，實行「加速」戰略。但由於缺乏正確的方向和有力的舉措，不到兩年時間，蘇聯的經濟便陷入困境，人民生活開始惡化。
1987年1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戈爾巴喬夫提出要把蘇聯社會的「民主化」提到首位。1988年6月，蘇共中央決定「根本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重心由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
1994年，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重要助手亞·尼·雅科夫列夫在回憶錄中說：早在1985年12月，我就給戈爾巴喬夫寫信，明確提出「民主化」就是要通過「公開性」等手段，結束蘇共的「一黨專制」，在蘇聯實現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議會制。我「所講的很多東西逐漸被採納」(11)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在1988年就能明顯地看出，在蘇共中央內部，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員是反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政策的。戈爾巴喬夫以年齡過高等為借口，開列了150人的所謂反對派名單，在一次中央全會上把他們清除了出去。黨章是不允許這麼做的，因為這些蘇共中央的委員是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當時150人清單中就有蘇聯外長葛羅米柯。」
在半年多的時間裡，戈爾巴喬夫迅速剝奪了黨內堅持黨的原則的「元老派」的權力，把親西方的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等人拉進蘇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對各級幹部包括軍隊領導人進行了大幅度撤換或調整。到1986年2月，15個加盟共和國黨中央、最高蘇維埃、部長會議的主要領導人更換了19人，(12)40%以上的中央委員是新人(13)。到1988年初，所有部長、中央機關的部門領導、各委員會負責人遭替換、開除或數次調換崗位，幹部變動率超過100%。(14)
為了向國內外塑造自己所謂「公開」、「民主」的形象，戈爾巴喬夫甚至不加區別地要求電視直播黨和國家的高層各種會議，這致使蘇共高層之間的矛盾公開化，加劇了蘇共內部的分歧。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在黨的隊伍中很快分成了兩派，一部分是所謂傳統『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是所謂改革『民主派』。其實這是一種很狡猾、很圓滑的說法。對戈爾巴喬夫有異議、持批判態度的，報刊等媒體就把他們打到『保守派』，當中去;只要支持戈爾巴喬夫的做法，哪怕他的觀點全是錯誤的，馬上就被封為改革的『民主派』。黨的隊伍中的兩派開始對立起來。這一矛盾逐漸在全國蔓延開來。」
1986年底，在高爾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回到了莫斯科。
現場記錄：
記者：「是誰給你打的電話，是不是戈爾巴喬夫?」
薩哈洛夫：「是，他突然打來電話，說作了一個決議，你可以回到莫斯科。」
這是戈爾巴喬夫為給自己的改革營造社會政治基礎，同時打壓黨內健康力量，向蘇聯境內公開崇尚西方民主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伸出的橄欖枝。
薩哈羅夫：「我希望我會獲得全部的人身自由，我以後盡我的力量做一些事，這是我的使命。」
重返政治舞台的薩哈羅夫積極從事反共反蘇的種種活動，並迅速成為所謂「民主派」的領頭羊。
在「民主化」、「公開性」的浪潮中，1986年蘇聯開始出現各種「非正式組織」。這些組織是以各種「辯論會」、「俱樂部」、「知識分子小組」和「青年小組」等面目出現，時而隱蔽，時而公開。1987年蔓延到全蘇很多大中城市，當年底就發展到3萬餘個，1989年增至9萬多個。
這些「非正式組織」中的絕大多數是有政治目標的組織。有的打著維護所謂本民族利益旗號謀求脫離蘇聯而獨立，有的崇拜西方民主主張全盤西化，有的還要求復辟沙皇專制統治，等等。而打著資產階級「民主」和「人道主義」旗號的組織尤為活躍。
「非正式組織」活動猖獗，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集會、遊行、示威、罷工、罷課以至民族衝突此伏彼起，連綿不絕。
面對嚴重威脅黨和社會主義政權以及社會穩定的「非正式組織」及其活動，戈爾巴喬夫聽之任之，不久便大加讚賞。
1988年6月28日，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全面拉開了政治改革的大幕。
此次會議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確立為改革的「最終目標和理想」。戈爾巴喬夫還以區分黨的機關和國家機關的職能為名，強調蘇共只通過自己的黨員貫徹執行自己的政治方針」(15)，試圖放棄蘇共對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領導權。
戈爾巴喬夫後來坦言：進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權力從共產黨的手中轉到人民代表蘇維埃的手中，就是把蘇聯人代會改造成為允許反對派進入並自由發表意見的西方式的議會。(16)
政治嗅覺靈敏的美國前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是這樣回憶他當時翻閱代表會議文件時的感受：「新內容比比皆是，我興奮不已」;除了「社會主義，，這個詞外，與《共產黨宣言》甚至與《資本論》幾乎沒有一點聯繫，而更接近於歐洲民主。如果文件所言能夠實現，共產黨「一黨專政」將很快壽終正寢。(17)
1989年春，全蘇人民代表選舉開始。這是戈爾巴喬夫效仿西方議會制，在蘇聯舉行的第一次全民選舉。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到召開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的時候，無論是在首都還是在外地，共產黨在選舉中都失敗了。後來參加選舉包括選舉取勝的那些人，都是放棄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的人。」
選舉過程一片混亂。許多不稱職的人，甚至連殺人坐牢的惡性罪犯也出現在人民代表的候選人中。而那些反蘇反共的空談家和蠱惑人心者，更是數不勝數。
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紛紛組織起來，頻頻發表競選演說，組織各種群眾集會，聲援自己的候選人。
而戈爾巴喬夫卻要求蘇共在選舉中與選舉保持距離，命令黨組織不得干預其候選人的活動。
波羅的海三國分裂勢力的代表人物和積極分子紛紛當選。蘇共內部著名的反對派人物葉利欽也在莫斯科高票當選。起初在蘇聯科學院落選的薩哈羅夫，在戈爾巴喬夫特別關照下入選。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60名黨委第一書記中有32名落選。在列寧格勒，市、州兩級黨和蘇維埃領導人以及州黨委委員沒有一名當選。全蘇16個軍區有14個軍區司令員鎩羽而歸。
戈爾巴喬夫卻吹噓公開性取得了選舉的勝利。他後來坦言：為達到把權力從共產黨手中轉交到人民代表蘇維埃手中，就必須允許和鼓勵反對派進入權力體系參與「改革」，同時藉此孤立和打壓蘇共內部「最保守的部分」(18)。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當時黨的領導人沒有及時利用良好的機會，讓贊成共產主義理想並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人當選。普通的黨員無可奈何，他們的聲音很微弱，人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1989年5月25日，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電視和廣播現場直播，辯論的場面一浪高過一浪。
大會選舉了最高蘇維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蘇維埃成員等。當時持自由派觀點的代表波奇諾克是這樣描述那場選舉的。
俄羅斯聯邦前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亞·彼·波奇諾克：「在選舉中要戰勝蘇共，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蘇聯共產黨籌備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包括最高蘇維埃選舉時採取的措施顯得那麼笨拙、粗糙。」
有近15%的「民主派」及其支持者進入最高蘇維埃。葉利欽僥倖靠遞補當選。戈爾巴喬夫當選最高蘇維埃主席。
會上，薩哈羅夫率先提議取消明文規定「蘇共領導地位」的蘇聯憲法第六條。葉利欽當即附議贊成，但因大多數代表堅決反對而作罷。
人民代表大會後不久，1989年7月，全蘇第一次跨地區議員團代表會議在莫斯科的電影之家召開，與會者包括波羅的海沿岸幾個共和國代表在內的240多名「民主派」人民代表。
葉利欽、波波夫、薩哈羅夫、阿法納西耶夫等一些所謂民主派的頭面人物當選輪值主席。在蘇聯最高權力機構第一次出現了正式的反對派組織。他們首要推動的是要取消憲法第六條。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目的就是讓國家的局勢變壞，給中央政權臉上抹黑，以此來證明，他們代表的才是新的、進步的思想。」
「跨地區議員團」還接過戈爾巴喬夫「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要求蘇共交權。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記得很清楚，有薩哈羅夫的一些照片。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網上找到這些照片。他脖子上戴著一個硬紙板，上面寫著：『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薩哈羅夫代表跨地區議員團再次提議取消憲法第六條。
薩哈羅夫發言同期聲：「根據權力分立的原則，人民代表大會應作出以下決議：一、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二、改變蘇聯法律制度。蘇聯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國境內生效，就必須經加盟共和國最高立法機構批准。」
戈爾巴喬夫：「我提議對憲法第六條的動議進行表決，請各位代表進行表決。是贊成，是反對，是棄權。」
投票的結果是這項提議仍沒有被列入大會議程，但得到超過1/3的支持票。
兩天後，薩哈羅夫突發心臟病去世。所謂「民主派」知識分子藉機將葬禮演變成一場政治示威。
面對「民主派」掀起的修憲狂潮，戈爾巴喬夫最終決定迎合。
1989年11月26日，戈爾巴喬夫撰文讚賞西方議會民主，宣揚效仿西方式的三權分立。文章還提出，改革「必須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19)這是蘇聯領導人向社會乃至世界釋放蘇聯準備搞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確信號。
1989年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修改了該共和國憲法第六條，取消了其中有關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表述。一個月後，戈爾巴喬夫在立陶宛發表講話：「我認為實行多黨制並不是悲劇」，「我們不應該像魔鬼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
1990年2月4日，蘇共中央召開全會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動員了20萬人集會遊行，喊出了「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審判蘇共」、「實行多黨制」等反動口號。
2月5日，戈爾巴喬夫在中央全會上對上述公然的猖獗行為不僅在戈爾巴喬夫的推動下，3月11日，蘇共中央全會決定向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修改憲法第六條等建議。
三天後，第三次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修改憲法的法律。將其中第六條「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20)，改為「蘇聯共產黨、其他政黨以及工會、共青團、其他社會團體和運動通過自己選入人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並以其他形式參加制定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21)。法律同時還規定，蘇聯公民有權結成政黨。
早在1936年，斯大林領導修訂的蘇聯憲法首次明文規定，黨是「勞動群眾所有一切社會團體及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22)
這是蘇聯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法律和政治保障。
取消憲法第六條，對於蘇共和蘇聯意味著什麼呢?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這是個大錯誤，這是毀滅性的開始。取消憲法第六條就是否定、取消黨的領導。1991年蘇維埃表決取消蘇聯。這是兩個嚴重的錯誤。兩次我都投了反對票。在1991年的會上，有200多人投了反對票。」
原《真理報》主編、前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憲法第六條取消了，這就像一座大廈的頂樑柱被抽掉了一樣，(國家這座)大廈也就倒塌了。」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執政70多年的蘇共自動放棄對國家的領導權力，這就為徹底背叛黨的宗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實行多黨制搬掉了根本障礙。
黨禁放開僅一年，聯盟一級的政黨就有約20個，共和國一級的政黨竟多達500多個，其中絕大多數成為最終促使蘇聯亡黨亡國的政治力量。
在1990年的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還以多黨制條件下國家不能出現權力真空為名建議設立總統職位，要求賦予總統一切必要的權力，以此確保他繼續掌控蘇聯的最高領導權。
不久，在戈爾巴喬夫的指使下，最高蘇維埃通過實行總統制的決定。蘇共中央三月全會決定推選戈爾巴喬夫為蘇聯總統候選人。從決定實行總統制到正式選出總統，前後不足40天。
1990年3月15日，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戈爾巴喬夫當選總統。這離他走上蘇共最高領導職位整整五年，蘇聯的改革也走過五個春秋。
戈爾巴喬夫同期聲：「我鄭重宣誓：誠心為我國人民服務，嚴格遵守憲法，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衷心希望我能完成賦予我的蘇聯總統的崇高職責。」
憲法同時也規定了總統對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神聖職責。在蘇聯亡黨亡國二十周年的今天，不少俄羅斯人在反思時追問，當年的戈爾巴喬夫履行了他的「鄭重宣誓」了嗎?!
在這次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哈薩克共和國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要求總統制同樣適用於各加盟共和國並得到批准。不久，烏茲別克、哈薩克等共和國就選出了自己的總統。1991年7月10日，葉利欽宣誓就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從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到總統制，這完全實現了戈爾巴喬夫多年的夙願和政治理想。
而此時的戈爾巴喬夫總統將會把國家帶向哪裡呢?
街頭議論的婦女：「戈爾巴喬夫當土總統後，國家就逐步走向分裂，他把國家徹底毀掉了。」
俄羅斯社會大學克林分校納·費，格里岑科教授：……當時由於實行總統制，蘇聯作為一個聯盟制的國家，在很多(加盟共和國或)(自治)州都出現了以總統命名的職位，在蘇聯(中央)政權和(地方)總統政權之間產生了矛盾。」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冽·季塔連科：「沒有了國家的統一管理，紛紛說我是獨立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總統。於是蘇聯成為世界土總統最多的國家。每個州、每個自治區共和國、每個加盟共和國甚至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總統。」
就在「民主派」通過選舉蘇聯人民代表和最高蘇維埃向蘇共中央奪權的同時，他們還利用1990年初各地舉行蘇維埃選舉之機奪取蘇共各級地方政權，並且與民族分裂勢力同流合污，瘋狂進行分裂國家的活動。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脫離蘇聯獨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緊隨其後，拉開了解體蘇聯的序幕。
1990年5月29日，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6月12日，葉利欽集團主導的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主權宣言。7月10日，葉利欽宣誓就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這給予風雨飄搖中的聯盟國家一記重擊。此後其他共和國更是紛紛效仿。
1990年7月，蘇共舉行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這是蘇共歷史上最後一次代表大會。此時蘇共黨內思想混亂、組織渙散、黨派林立的狀況已十分明顯。
莫斯科大學經濟系教授亞·弗·布茲加林：「參加二十八大的有各式各樣的代表，出現了一些觀點不同的派別。」
會上，各主要政治派別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蘇共綱領派」成為會議的主流派別，決定著整個會議的精神和方向。以利加喬夫為代表的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一些蘇共高級幹部被稱為「傳統派」，他們出於維護黨內團結的良好願望，在思想上做了「妥協」並支持戈爾巴喬夫繼續擔任黨的總書記，但仍被戈氏集團排擠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而此時自覺翼羽豐滿的「民主派」則決定與蘇共徹底決裂。就在大會投票選舉中央委員會之前，葉利欽突然宣布退出蘇共。
葉利欽同期聲：「經過深思熟慮，我本想在二十八大之後退出蘇共，但鑒於會上我被提名為中央委員，我不得不現在做出如下聲明：我正式聲明退出蘇共，誠願與各黨派、社會團體進行協作。」
隨後，莫斯科市蘇維埃王席波波夫和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索布恰克等「民主派」人士也紛紛退出蘇共。
大會通過的決議表明，此時的蘇共已經發生了完全的質變，蛻化為組織上「聯邦化、鬆散化」、思想上完全奉行民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俱樂部」。這是戈爾巴喬夫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改造蘇共的必然結果。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千萬不能讓野心家在黨內建立宗派組織。然而，1990年黨的代表大會報告講：允許黨內出現不同的派別。對於蘇共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隊伍的團結、統一。列寧在世時通過了關於加強黨內團結的決議，規定黨內不允許出現派別。出現宗派分子則立即開除出黨。」
隨著多黨制和總統制在蘇聯的確立，蘇共領導蘇聯軍隊的地位開始發生根本的動搖。全蘇第三次人代會通過的《關於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規定，蘇聯總統是蘇聯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有權任命和撤銷軍隊高級指揮員。這就從法律上剝奪了蘇共領導和指揮蘇聯軍隊的最高權力。
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輿論四起。滲透到軍隊的反蘇反共勢力配合社會上的「民主派」，利用蘇聯召開人代會之機不斷攻擊軍隊。社會上反軍浪潮也十分狂烈，蘇軍被斥為「反改革的保守力量」、「保守勢力的最後堡壘」。軍內外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相互勾結，要求改變蘇軍的性質和建軍方向。而蘇共的裂變，民族的分裂，進一步加劇了軍隊內部的混亂。軍心渙散，軍紀鬆弛，派系林立。到1991年8月，蘇聯軍隊形成五大派系，彼此爭權奪利。
人民對黨、國家及軍隊的狀況深深憂慮。
1991年8月19日，震驚世界的「8.19」事件爆發。這是蘇共內部一些力圖挽救社會主義蘇聯的領導人為避免國家走向分裂所做的最後嘗試。
然而，在國外敵對勢力的強力支持下，8月21日，葉利欽等所謂自由派勢力控制了局勢。
蘇聯國防部決定撤回部署在實施緊急狀態地區的部隊。
蘇聯軍官國際聯盟執委會主席葉·伊·科佩舍夫：「我走訪過那些部隊，當時只有少數的軍隊站在『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一邊，更多的人則無所謂。
列寧曾說，黨領導的紅軍比什麼都重要。而此時被解除思想武裝和黨的堅強領導的蘇聯軍隊，面對站在坦克炮塔上的葉利欽阻止軍隊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面對反動勢力瘋狂摧毀蘇共的組織、大肆迫害蘇共黨員時，除了束手看著自己長期捍衛的黨和人民事業被葬送，還能做什麼呢·
曾任美軍中將和美國國家安全局長的威廉·奧多姆指出：蘇聯「共產黨同它們的將軍們手挽手、肩並肩地走向滅亡」。(23)
「8·19」事件後，戈爾巴喬夫利用總統職權並夥同葉利欽等所謂「民主派」瘋狂迫害「8·19」事件的領導者、組織者和支持者。「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八名主要成員除內務部長普戈被捕前自殺外，其他成員都相繼被捕或遭監禁。
1991年8月22日，莫斯科舉行大規模集會，慶祝葉利欽在「8.19」事件中取得勝利。
葉利欽同期聲：「今天俄羅斯聯邦決定，將三色旗作為國旗。」
1991年8月23日，葉利欽在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判了蘇聯共產黨的命運。
戈爾巴喬夫同期聲：我剛拿到事件當天的內閣會議記錄，但我還沒有看。
葉利欽：就在這裡讀嘛。
葉利欽：此時此刻我將簽署總統令，停止俄羅斯共產黨的活動。
就這樣，葉利欽以俄羅斯總統的名義，命令停止俄羅斯共產黨的活動，禁止俄境內蘇軍黨組織的活動，禁止蘇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務部黨組織的活動，下令查封蘇共中央總部。
8月24日，戈爾巴喬夫沒有召開任何中央會議，就自行決定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
同一天，蘇軍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因悲憤絕望而自殺。
當時擔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庫普佐夫目睹了蘇聯共產黨的最後時刻。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23日白天，蘇共中央書記處有五位書記被搜家。他們以此來嚇唬我們，看我們能不能給他們什麼證據。中午兩點，我簽署了一個決定，要求完整保存所有中央文件。他們從中午就開始往外轟人，到25號蘇共中央就不存在了，我們只能通過電話互相聯絡。那時我在老廣場辦公大樓的三層，我的辦公樓土面還有一個小陽台。我看到那些大學生還有那些受指使的人員。有一些外國使館的車給他們送來吃的喝的。這些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幹些完全發瘋的事情。」
更讓庫普佐夫感到屈辱的是他被趕出蘇共中央辦公大樓的那一刻。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過了欄杆，進入一個100多米長的通道。兩邊擠滿了人，有150多台攝像機在拍攝。我們路過的時候，他們紛紛向我們吐痰，侮辱我們。這是我人生經歷的最屈辱的一刻。」
擁有93年歷史的蘇聯共產黨就這樣走完了它最後的時刻。
蘇聯解體後，許多共產黨人遭到追捕。這位原立陶宛共產黨中央主管意識形態問題的書記，現為共產黨聯盟一蘇共理事會副主席的葉爾馬拉維丘斯，就是被投進監獄的共產黨人之一。
原立陶宛共產黨中央書記尤.尤·葉爾馬拉維丘斯：「蘇聯解體以後，我們一直處於非法的狀態，只能在一些比較隱蔽的地方躲避。1994年1月15日那天，我們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美國總統來訪時非法綁架了，他們把我們帶到了維爾紐斯——立陶宛首都。很明顯，這些做法都不符合國際法，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我因為積極宣傳共產黨的主張，被判處八年有期徒刑。在維爾紐斯的監獄裡還關押有不少教授。」
與此同時，大批蘇共黨員和幹部遭迫害。數以萬計的蘇共黨員首先是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失業。僅莫斯科市就有6000多人;80%的蘇軍領導人和高級軍官被撤換。其中有不少人的生活從此沒有著落，流落街頭，靠變賣家當甚至出售過去用鮮血換來的軍功章維持起碼的生計。
亡黨的結果就是亡國。「8·19」事件後，除此前已宣布獨立的立陶宛、俄羅斯和喬治亞外，原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正式獨立。12月16日，哈薩克最後宣布獨立。至此，蘇聯，這個存在了69年的強大的聯盟國家實質上已經消亡。
第二集：經濟改革與私有化
這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成立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莫斯科銀行間外匯交易所。
交易所的史料信息中心實際上就是俄羅斯的一座金融博物館。這裡濃縮著從沙皇帝國、蘇聯時期一直到今天的俄羅斯在經濟領域歷經的風風雨雨，陳列著一件件活生生的歷史印證。
這張面值為1萬盧布的證券，不是一張普通的有價證券，它承載著一段特殊的歷史，見證著一場舉世罕見的鯨吞公有資產的私有化浪潮，同時也讓俄羅斯墜入了那個充滿苦難的「瘋狂的90年代」。
那麼，這場鬧劇的帷幕是從何時拉開的呢?
1985年的春天，對於當時的蘇聯人來說是一個蕭瑟料峭的春天。
剛剛當上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躊躇滿志。1985年蘇共中央四月全會確立加速發展戰略後，急於塑造自己改革者形象的戈爾巴喬夫接連到各地的工廠和農村視察。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當時社會上對戈爾巴喬夫實行的這種改革有較強烈的抵觸情緒，他就慢慢造輿論，讓社會接受他的改革。」
進入20世紀80年代，蘇聯仍是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社會經濟發展能夠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但在當時，背離、背叛人民群眾的官僚特權集團的存在和發展，嚴重挫傷了廣大人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官僚特權集團控制著國家，國家對所有權進行壟斷，包括集體農莊、合作社，結果帶來生產的倒退和停滯不前。當時國家科技人才的發明佔世界發明的三分之一，但這些發明得不到有效推廣。」
俄聯邦原政府總理米·米·卡西亞諾夫：「我們能讓宇宙飛船升空，能把人帶土太空，可不能製造一個彳良盱的收音機。人民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當時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也意識到這一點。不進行改革就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
1986年初，蘇共召開了二十七大。會議進一步明確了加速發展戰略的方針、目標、規劃和途徑等。此後蘇共中央又陸續推出一些經濟改革措施。如給予企業一定自主權、減少指令性計劃、整頓工作紀律與社會秩序等，並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戈爾巴喬夫並不熟悉經濟工作，他熱衷於空談，並常常忽東忽西、舍本求末，甚至頭痛醫腳、腳痛醫頭。
1985年5月，蘇聯當局決定嚴格制止酗酒現象。
酗酒現象是蘇聯社會較長期存在的痼疾。但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逐漸脫離、背離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進一步導致人們精神生活極度苦悶，不少群眾感到無能為力，只好憑藉酒精消愁。
反酗酒很快發展成嚴厲禁酒，許多地方一天之內就關掉2/3賣酒的商店，酒和酒精類飲料在市面上很快都消失了。
戈爾巴喬夫同期聲：「人們從此把我這個蘇共中央總書記稱為『礦泉水書記』」。
反酗酒導致國家稅收大量減少，卻使投機者大發橫財。這些投機者在後來的私有化時期就是用這第一桶金來非法攫取國有資產的。
反酗酒運動很快以失敗而告終。這僅僅是戈爾巴喬夫初期經濟改革毫無章法的一個小插曲。
對這種朝令夕改的改革，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對此也深感無所適從。他在回憶錄中這樣說道：「在一個月前講妥要優先發展機械製造業，現在又突然冒出了一連串兒需要優先發展的部門」;「短短的幾個月，國民經濟優先發展方向的清單不知填寫過了多少次」。(24)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當時我已經提出了改革不能從各行各業同時開始，總得有個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經驗對我們有啟示意義。首先應該把市場機制引進到農村和城市關係中，把農村和城市的經驗結合起來。」
戈爾巴喬夫聽不進也不願聽不同的意見。唯意志論的決策和急躁冒進的思想，很快在蘇共領導層佔據了上風。
從1987年開始，國家制定的計劃與指標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於消費和積累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5%—4.0%，而1986—1988年僅增長2.8%，還低於改革前的速度。
更為嚴重的是，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把經濟改革的窘境歸因於蘇聯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經濟改革的窘境又為私有化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著土壤。
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提出了從根本上進行經濟改革的任務，戈爾巴喬夫嘗試著為私有化打開大門。
此後蘇聯社會圍繞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先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進行改革的觀：念受到猛烈的抨擊;不久，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潮大行其道，一夜間竟成為輿論的主流。
利用改革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們推波助瀾，日夜期盼著手中的非法財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國有資產的特權官僚集團和蛻化變質的企業管理者則更是蠢蠢欲動，欲乘私有化之機「近水樓台先得月」。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當時黨的高層精英群體最渴望的就是把國家的財富化為已有。在權力和財富之間總是存在矛盾，有一個不能逾越的界線。比如有人當上了州委書記，他就有各種各樣的特權，他就能控制那個州里幾乎所有的財富。而一旦退了休，他就會失去這些權力和所掌控的財富。所以他們就極力渴望把這些財富變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財產。」
面對洶湧而來的私有化思潮，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先是反對，接著觀望，然後是調和、妥協，直至轉為完全支持。
1989年2月，戈爾巴喬夫說：「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所有制，主張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上發揮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潛力。」他還說：「關心社會主義，相信社會主義，忠於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壓迫人的制度，因為所有這些寶貴的東西都與整整幾代蘇聯人血肉相連。」(25)
然而到了1990年8月，還是同一個戈爾巴喬夫，以公有制束縛了人的勞動積極性為由，攻擊公有製為主體是「經濟壟斷」，認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緩的任務」是取消公有制的「壟斷」地位，推行公有企業非國有化、私有化。他還以計劃經濟沒有效率為借口，主張完全放棄國家的宏觀調控。
為與其政治改革即確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相適應，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即大力推行徹底摧毀社會主義公有制、快速實現資本主義私有化的各項方針政策。
1989年下半年，蘇聯經濟繼續惡化，高通脹，高物價，失業嚴重，經濟面臨崩潰的危險。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在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蘇聯政府)一直在研究怎麼制定經濟改革的方案。在這個過程中，起初出現了另一種方案——沙塔林方案，後經補充、修改形成『500天計劃』。兩個方案各有特點。政府方案以雷日科夫為首，以阿巴爾金提供的材料為基礎，主張改革在各行各業同時鋪開，逐步用市場機制代替計劃管理機制。」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們建議漸進地推行市場經濟。我們研究過中國的改革，希望我們也能逐步地推進。我計算後認為，這至少需要8年時間。」
「500天計劃」是沙塔林等人經戈爾巴喬夫授權，根據亞夫林斯基、葉利欽等人提出的方案修改、補充而成，目的是與政府方案抗衡。該計劃主張在大規模私有化的基礎上，從1990年11月1日至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內，分四個階段將蘇聯從計劃經濟迅速過渡到市場經濟。經濟學家借用醫學上的術語，稱這一激進方案為「休克療法」。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有些人可能是從政治角度提出在500天之內，也就是用一年半的時間完成改革。我認為這是極為冒險的。給我們國家帶來的可能是災難。所以，我個人堅決反對。這是個原則性的問題。」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我個人認為『500天計劃』是一個冒險的計劃。在500天里，一年半多一點的時間內，要對經濟進行大幅度的改革，是不現實的事情。」
面對兩種對立的計劃，戈爾巴喬夫先是騎牆，後是妥協折中。1990年10月19日，蘇最高蘇維埃通過由他主持起草的《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結束了長達半年的經濟改革綱領之爭。
戈爾巴喬夫的綱領表面上看介於前兩個方案之間，但實質上是全盤接受了亞夫林斯基一沙塔林計劃中全面私有化的內容。其主旨是推行非國有化和私有化，以及私有化基礎上的自由市場經濟。他提出「必須向經濟非壟斷化、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進」。
就是這樣一個方案，也遭到葉利欽的強烈反對，並預言「它將以失敗而告終」。
經濟改革方案之爭很快轉化為尖銳的政治鬥爭。經濟私有化也進入快車道。
1990年12月25日，深感無奈的雷日科夫託病辭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原蘇聯財政部長帕夫洛夫繼任。
1991年4月，為應對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蘇聯政府提出反危機綱領，決定進一步加快非國有化和財產私有化。
莫斯科大學經濟系教授亞·弗·布茲加林：「完全的市場經濟就像一隻老虎，這隻老虎管得不好就會從籠子里跑出來把人吃掉，這就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1991年7月1日，蘇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於企業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原則法》。根據這項法律，到1992年底，蘇聯有近一半的工業企業將脫離國家的控制，到1995年這一比例將達到60%—70%。
自1988年夏天，蘇聯經濟形勢開始嚴重惡化。1989年，經濟增長逐月下降，1990年開始出現二戰後第一次負增長。據統計，1990—1991年蘇聯經濟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就達到-15%。(26)
經濟狀況空前惡化，使絕大多數群眾的生活變得十分艱難。1991年，日用消費品零售價格比1990年增長了1.4倍，集貿市場價格增長兩倍，而黑市和議價貿易的價格則超過零售價格9倍。
普希金語言學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1990年、1991年開始發行各式各樣票證，有藍色的、粉色的。當時我還小，記得排了大半天的長隊。結果輪到我的時候，前邊的婦女把最後半公斤香腸買走了，到我這兒什麼也沒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後，我發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商場前買東西的老太太：「清早起來排隊，(我)排了第一個，想買點茶喝。結果走到(櫃檯)前，什麼也沒有了。我退休金不多，只有90盧布。但我已經工作了55年。」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我們將要出版一本蘇共被瓦解的大事記，其中有民主綱領派會議的速記稿，例如其代表人波波夫就講：『我們不考慮人民，我們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緊缺的狀態。』這是原話。」
當時報刊一針見血地指出：戈爾巴喬夫時代留給人們的印象，首先是稱為超級大國的蘇聯分崩離析，其次是無節制的通貨膨脹，再就是80%的人進入貧困狀態，成百萬的貧困者流落街頭。
這裡需要提及的是，為了說明戈爾巴喬夫開啟的私有化改革的惡果，在俄羅斯採訪的過程中，我們也特地向完成私有化改革的葉利欽時期做了必要的延伸。
蘇聯解體以後，新獨立的國家無一例外地急速推進本國的私有化。葉利欽則比戈爾巴喬夫更為激進。
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戈爾巴喬夫時期，只是非國有化和私有化的起始階段，也可以說是孕育階段。當時採取的形式是建立一些合作社，採用租賃制。比方說，有一些集體可以租賃企業來經營。(俄羅斯)真正大規模的非國有化和私有化，是在蘇聯解體之後蓋達爾推行的經濟改革。那時，大規模私有化變得失控。這是葉利欽和丘拜斯錯誤政策的結果。」
1992年，葉利欽選擇36歲的蓋達爾主管經濟改革工作，推行「休克療法」，希望少則幾個月多則一年，快速實現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為什麼選擇蓋達爾的經濟改革方案· (因為)蓋達爾吹噓，兩年以後國家各個方面都會變好。根本不懂經濟、心裡也毫無把握的葉利欽問他：你能不能向我保證·他說：我不光(向你)承諾，我(還)向土天發誓，我以我先輩的名義發誓。後來開始的所謂經濟改革，實際上是野蠻的資本主義。」
1991年12月19日，葉利欽發布總統令，批准《1992年國有及市有企業私有化綱要基本原則》。一場「休克療法」式的改革，在俄羅斯聯邦全面鋪開。
首先放開的是物價。物價很快像斷了線的氣球扶搖直上。到了4月份，消費品價格就比放開前上漲65倍。
企業生產成本因燃料、原料價格放開而驟增。到6月份，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14倍，企業紛紛壓縮生產，市場供求進入惡性循環。
緊縮信貸造成企業流動資金嚴重短缺，三角債日益嚴重，政府被迫放鬆銀根。1992年增發的貨幣量是上一年發行量的20倍，通貨膨脹率在印鈔機的轟鳴中高達2509%，到1996年，物價上漲了6000多倍。
「休克療法」的核心內容就是私有化。蓋達爾認為，俄羅斯唯一能走的只有市場化這一條道路，而市場經濟與公有制水火不容，因此必須徹底實行私有化。
被稱為俄羅斯「私有化之父」、擔任過俄副總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員會主席的丘拜斯則說：「無論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把財產從國家手裡奪出來就好。」(27)
俄羅斯大規模私有化是從無償發放私有化證券開始的。當時，俄羅斯固定資產總量估算為4.3萬億盧布，政府決定先將其中的35%即1.5萬億盧布，無償分發給近1.5億的俄羅斯居民。每個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羅斯人，都可以領到本集開頭出現的一張面值1萬盧布——當時相當子25美元的私有化證券，使人人真正成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和受益者。
莫斯科銀行間外匯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羅維奇：「政府發行私有化證券，老百姓把他們獲得的證券投到企業里，這樣就可以獲得企業的股份。通過這種途徑把原來的國有企業轉化成股份制企業。但後來局勢失控了。很多老百姓手裡的私有化券被一些人收購，這些人變成企業的大股東。」
隨著物價飛漲，盧布大幅度貶值，不少民眾紛紛低價出售甚至無償轉讓私有化券，而一些企業的管理者和握有資金的投機者乘機低價收購。
俄聯邦政府原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謝·維·卡拉什尼科夫：「當時，有的人站在企業的門口，給工人一瓶酒，就可以換張券。當時發的(私有化)券，對很多人來說，實際上毫無用處。」
莫斯科外匯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羅維奇：「收購之後，有些人就把私有化券集中投到一家企業，(這樣)他就成了這家企業的控股人，原來的國有企業就成為一家私人企業，也就出現了私營企業主和寡頭。」
俄聯邦政府原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謝·維·卡拉什尼科夫：可以說大部分的企業都被私有化了。除了國家訂貨的國防企業，別的都賣了。也不是賣了，實際是拱手讓給私人了。國家沒得到什麼東西。」
那些收買了國有企業的人，關心的不是企業的長遠發展，而是儘快轉手盈利。職工既領不到股息，又無權參與決策，生產經營無人過問，企業效益每況愈下。
從1994年7月開始，俄羅斯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有償私有化，到1996年底基本結束。
不少國有企業的領導者乘企業改制分配股權之機，利用行政或管理權力掌握股票控制權。昔日的「紅色」經理或廠長，搖身一變成了資本家。企業管理者、各級官員以及暴發戶們串通一氣，大搞錢權交易，按照遠低於實際價值的價格，收購政府拍賣的企業。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在私有化之前沒有對企業做過資產評估，企業賣得基本土一文不值，實際土是象徵性地賣出去了。由於盧布貶值很厲害，企業的賬目贏虧與實際情況不符，很難對企業資產準確評估。究竟企業值多少錢，賬戶還有多少錢，都沒有算清就賣了。」
莫斯科大學經濟系教授亞·弗·布茲加林：「國營企業廠長低價把產品賣給私營企業，他的老婆或者女兒在那工作，結果私營企業變富了，國營企業卻變窮了、破產了。廠長經理辭職不幹了，就變成私營企業的老闆，自己就發了大財了。」
烏拉爾機械製造廠是一家擁有3.4萬名職工的大型國有機器製造企業，當時僅賣了372萬美元。低價賤賣的企業遠不止這一家。500家大型國有企業實際價值超過l萬億美元，卻只賣了72億美元。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售價只有1300美元。
在私有化過程中，有數千億美元的資金外逃，俄羅斯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經濟門類被俄國寡頭控制，而大量掌握核心軍工機密和國防工業的專家流失西方。
這是一次「世紀大拍賣」。這是人類歷史上最迅速、最瘋狂的私有化，這是少數當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瘋狂瓜分和掠奪全體人民財產的強盜行為。他們乘私有化改革之機，損公肥私，化公為私，把蘇聯幾代人艱苦奮鬥積累的成果，瞬間化為自己口袋裡的財富。其結果是，造就了佔總人口5%—7%的俄羅斯新貴，而使1億多人口陷入赤貧，與之相隨的還有社會的分裂和動蕩。
許多俄羅斯人稱20世紀90年代為充滿苦難的「瘋狂年代」。
在那個年代裡，全面私有化使「犯罪經濟」、「強盜經濟」和「寡頭經濟」盛行，生產急遽下降，盧布貶值，物價飛漲，貧富兩極迅速分化。
莫斯科市民亞歷山大·貢恰羅夫：「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況都很差，我都丟掉工作了。在八個月里我一直在找工作，處於收入為零的狀態。」
就連著名的自由市場經濟代表人物俄聯邦原政府總理米·米·卡西亞諾夫也不得不承認：「90年代確實是一個很艱難的時期，俄羅斯民眾承受了這場苦難。這場苦難把居民的收入和存款突然化為零……使居民的收入、物質生活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俄羅斯聯邦前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亞·彼·波奇諾克：「90年代俄羅斯局勢發展到什麼境地呢?當時的煙都不夠抽。如果生產出什麼煙，商店寸巴整包煙打開，論支賣。酒類產品也很緊張。即便售貨亭安著鐵柵欄，人們為了買酒就把鐵柵欄扒開。」
私有化改革使得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兩極分化，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嚴重缺失，倫理道德觀念極度混亂，社會精神全面倒退。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葉利欽和他手下的人推行改革所造成的破壞和損失，從物質層面或者從精神層面來講，可以說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休克療法」的始作俑者之一蓋達爾後來坦言，俄羅斯私有化是「權貴階層將國家財產私有化」，是將「權力轉化為資本」。而丘拜斯則道出了快速私有化的緣由：私有化與其說是解決經濟問題，倒不如說是解決政治問題，是「5%的經濟加95%的政治」。對於俄羅斯來說，要創造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更重要的是要摧毀共產主義政權遺留的經濟基礎。(28)
《世紀大拍賣》的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克里斯蒂婭·弗里蘭稱，俄羅斯私有化改革通向的是「青面獠牙的霍布斯資本主義」、「強盜資本主義」和「裙帶的、腐敗的資本主義」。
在莫斯科街頭採訪的日子裡，我們在一個地鐵通道的牆上，看到這樣一條顯赫的標語「資本主義就是死亡!」
第三集：「公開性」與指導思想「多元化」
這是莫斯科市中心一個文化公園的偏僻一角，這裡堆放著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領導人的塑像。這些塑像不僅殘破不全、傷痕纍纍，有的甚至被油漆塗抹得面目全非。
上了年紀的莫斯科人都知道，這些雕塑曾佇立在莫斯科各個環境優美、行人如織的地方。它們曾是眾人景仰的歷史豐碑，曾是蘇聯共產黨的無比驕傲。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蘇聯全國上下颳起的那股否定蘇聯歷史的狂潮中，這些塑像連同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功績與人格，遭到瘋狂的攻擊和嘲弄。
這是戈爾巴喬夫倡導所謂「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引發的一個嚴重惡果。
所謂「公開性」是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不久確立並推動的一項重要改革方針。
1986年2月，在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積極謀划下，蘇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謂「公開性」的問題。
列寧當年使用過「公開性」一詞，其原意是把黨和政府的工作對人民群眾公開，聽取群眾意見，改進黨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列寧同時強調「公開性」不是無限的、無原則的。
而到了戈爾巴喬夫那裡，「公開性」在「讓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等口號掩護下，變成專門揭露黨和國家歷史上的所謂「陰暗面」和「消極現象」甚至是歪曲與偽造歷史的工具，變成從根本上動搖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王義改革的突破口。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公開性』在黨內是件很震撼的事情。本來『公開性』是為了讓人民獲得更多的信息，然而在大眾傳媒完全放開以後，所有的報道沒有一點社會責任感，『公開性』使大眾媒體成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工具。它所造成的影響自蘇聯解體後一直持續至今。」
為加強對所謂「公開性」工作的組織領導，戈爾巴喬夫專門選調雅科夫列夫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又先後擢升他為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委員，主管意識形態工作。
雅科夫列夫隨即對蘇聯主要報刊和新聞媒體的領導班子進行大幅度的調整，排斥堅持原則、維護黨和國家利益的共產黨人，並把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親信安排在各個重要領導崗位上，從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輿論界的領導權。
首當其衝的是蘇共中央最重要理論刊物《共產黨人》。主編馬克思主義者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職務，取代他的是戈爾巴喬夫親自挑選的、他夫人賴莎的好友、帶有自由化傾向的弗羅洛夫。
1986年6月，《星火》雜誌主編由雅科夫列夫挑選的政治上的兩面派——科羅季奇接任。此後，該刊物就成為反共反社會王義思想的先鋒。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組織執行主席弗·伊·古謝夫：「科羅季奇是一位思想很偏激的人。他接任《星火》畫報主編後，發表了很多陰陽怪氣的政論文章。後來，大凡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人都認為，《星火》畫報是完全為西方資產階級服務的一本雜誌。」
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預和影響下，《真理報》、《莫斯科新聞》、《消息報》、《文學報》、《共青團真理報》等中央報刊主編遭撤換，10種主要大型文學雜誌中有7種雜誌的主編被更換。一大批主張西化的編輯記者被起用。這些報刊很快成為自由派的宣傳工具，成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
一批過去被禁止的反社會主義的文學作品和電影紛紛被解除了封印。
1986年底，專門用歪曲手法描寫斯大林時期所謂「陰暗面」的別克的小說《新任命》解禁出版。
1987年，歪曲斯大林時期的黨內鬥爭，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劃的雷巴科夫的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公開面世。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市組織理事會主席、歐亞作家協會主席弗·格·博亞里諾夫：「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產黨員。推行『公開性』後，他捕捉到時代已開始發生了變化，即決定自己也要跟著變化一下。於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解剖台。在那個時期只要能寫幾筆的人都在抹黑斯大林。雷巴科夫就推出了《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作品引起了轟動，內容既有紀實材料，更有藝術虛構，還引進了愛情故事，但本質上是給斯大林臉上抹黑。在那個時候，誰先衝上去，誰首先反對斯大林，誰就是英雄。」
1986年12月，喬治亞影片《懺悔》公開放映。這部片子是在時任喬治亞第一書記謝瓦爾德納澤的支持下拍攝的。影片以寓言的方式攻擊斯大林時期所謂的「獨裁製度」。雅科夫列夫說：《懺悔》的公映是蘇共「意識形態崩潰的開始」。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市組織理事會主席、歐亞作家協會主席弗·格·博亞里諾夫：「『公開性』，使很多人頭腦發熱，那些持不同政見者都跳了出來。他們利用這個時機，接二連三地出版了很多作品。這些作品對蘇聯亡黨亡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戈爾巴喬夫後來承認，這些作品的公開出版或放映是經他本人點頭的。(29)他還充滿感慨地說：「真可惜，在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切!」(30)
大批文學作品的解禁在當時被稱為繼赫魯曉夫的「解凍」以後的「第二次解凍」。
電視的宣傳威力更為巨大。蘇聯國家電視台開設的一些政論性專欄，不僅言辭激烈，思想偏激，甚至煽風點火，造謠惑眾。一些自由派人士走上電視屏幕，揭露蘇聯歷史的所謂「空白點」，為反共反社會主義大造輿論。
為進一步推動指導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戈爾巴喬夫以總統名義批准《新聞出版法》，宣布所謂的「新聞自由」。7月15日，他又發布關於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總統令，規定國家電視和廣播事業「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組織」，不允許任何政党進行壟斷。這是戈爾巴喬夫「堅決捨棄蘇共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而邁出的關鍵一步。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新聞出版法》這個法律不是關於出版的法律，而是為出版者制定的一套法律。法律只考慮出版界的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在此之前，國家對出版物都是有約束的，比如發表文章或播放節目都有專門的機構如黨的委員會審查。而現在這些都被取消了，對新聞媒體沒有任何的約束，只要有了錢，想出版什麼都可以。」
1990年上半年，蘇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新聞出版法》頒布後，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論據與事實》、《莫斯科新聞》等官方報刊也紛紛宣布「自主辦報」，完全擺脫蘇共和主管部門的束縛。到蘇聯解體前，蘇共掌握的報刊僅佔1.5%。
私人辦報合法化和官辦媒體私營化以後，蘇聯主要媒體很快被蘇境內外私有資本和權貴勢力掌控。國內外資本竭力醜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宣揚美化資本主義的永恆統治。這就是他們鼓吹的「新聞自由」的本質。
解禁文學作品和實行「新聞自由」只是「公開性」的開始。隨著「公開無限制，，方針的推行，一股氣勢洶洶的否定蘇共和蘇聯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學界、理論界、思想界。
到1987年形成一場反思歷史、重評歷史的運動。1988年以後不斷升級，一浪高過一浪。形形色色的境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追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論調，從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入手，進而攻擊、誹謗列寧和十月革命，再進而否定整個蘇聯和蘇聯共產黨。
2010年4月，我們在俄羅斯採訪，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多次給我們談道：「蘇聯的解體也與某些知識分子脫離群眾，以一己私利代替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分不開。在列寧斯大林時代，廣大知識分子能與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與人民群眾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後，自由化現象加劇，部分知識分子的權力逐漸擴張。但當時蘇聯的國內環境仍在壓縮著知識分子自由化的空間，於是企圖謀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國外，通過內外勾結推動蘇聯解體，進而攫取俄羅斯更多的資源，從而成為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巔覆社會主義蘇聯的一個極為特殊的階層。」
為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戈爾巴喬夫還打起「多元化」的幌子。他無視全體蘇聯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以社會存在不同利益群體為由，夥同思想、理論、輿論、文藝等意識形態精英，竭力提倡「意見多元論」、「言論多樣化」，宣揚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並以讓各種思想「自由競賽」為借口，提出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進而攻擊堅持馬列主義為指導是「精神壟斷」，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確立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指導地位鳴鑼開道。
雅科夫列夫公然宣揚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污衊十月革命是「少數暴徒發動的政變」，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他還重拾起早就被粉碎的謠言，攻擊十月革命是德國總參謀部一項秘密計劃的實現，列寧是接受德皇資助從內部瓦解沙皇統治的德國秘密代理人。
「民主聯盟」主要成員尤·阿法納西耶夫宣稱：整個蘇聯的歷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寫成的。(31)
1987年7月，《消息報》載文譴責蘇聯過去的中小學歷史教材，認為以前的歷史教科書中「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謊言」。
1988年6月，蘇聯教育主管部門做出決定，取消當年中小學歷史課的考試，要求全國所有學校的蘇聯歷史課本在1989年全部銷毀。
1989年12月，蘇聯國家國民教育委員會頒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學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馬列主義課程。
攻擊領袖、否定歷史的手法多種多樣。被30年代「大清洗」迫害致死的人數，成幾何級數地翻番。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在斯大林統治的時候，有過大規模的鎮壓，這是事實。被鎮壓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整個蘇聯時期共87萬多人。這個數據是真實的。後來有很多人說『大清洗』差不多殺了1000萬或者1500萬，這是嚴重失實的。」
在後來的交談中，茹科夫還告訴我們：「至於有人蓄意攻擊肅反殺了2000萬到3000萬人則更是別有用心。肅反中確有擴大化甚至嚴重擴大化的現象，但是其中對『第五縱隊』的無情打擊，則對於確保衛國戰爭的勝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茹科夫又說：「對肅反擴大化問題，斯大林當然應該負有責任，但是赫魯曉夫同樣責任難逃。當時在他負責的地區，就殺了6萬多人，有不少就是枉殺。在他就任總書記後，又利用職權，把相關檔案全部銷毀。」
原《真理報》主編、前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那段時間，把一切都忘記了，都失去了理智。共產黨所做的事情都被忘記了，對共產黨領導蘇聯人民在二戰時期建立的功勛、取得的偉大勝利也都被忘記了，共產黨在二戰之後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成就也被忘記了。後來在90年代最慘的就是那些老戰士。當著他們的面侮辱歷史、侮辱過去。他們覺得自己的命運遭到了嘲弄。」
1988年6月，對莫斯科人的一次調查表明，只有不到8%的人正面評價斯大林的歷史作用。(32)
俄羅斯著名作家《明天》報副主編弗·格·邦達連科：「我也知道，斯大林是一個嚴酷的人，但實際上他採取的各種措施和決定，是受制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的，是當時不得不採取的。在結束新經濟政策以後，斯大林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在蘇聯的領導層裡面，在中層領導幹部裡面，實際上已經出現嚴重的腐敗現象。如果斯大林不採取嚴厲的措施，腐敗現象就可能蔓延到全國，蘇聯在20年代就有解體的危險。」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戈爾巴喬夫無數次攻擊斯大林搞迫害。評價歷史人物應該有原則。這一原則是由列寧確定的。從這一原則出發，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認為斯大林時期是迫害時期，他們沒有把斯大林與當時蘇聯取得的成就聯繫在一起。」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不同的史學家對斯大林、對我們的國家採取了不同的態度。我們對有些史學家所作出的結論是決不能同意的，因為這與斯大林個人做出的偉大成就是完全不相符的。我們絕不能忘記斯大林接手的是一個遭受嚴重破壞、處於戰爭廢墟的國家。而到50年代初，蘇聯已經變成——個龐大的發達國家，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所謂「公開性」、輿論「多元化」，不僅把蘇共和蘇聯的光輝歷史給顛覆了，把資本主義甚至帝國主義給美化了，而且只允許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觀點、思想公開發表，而決不許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進行反駁。安德烈耶娃事件就是對所謂「公開性」、輿論「多元化」的一個絕妙的註解與諷刺。
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讀者來信，批評蘇聯大地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蘇聯歷史的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國、地區、城市和行業報紙轉載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學院也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社會各個階層人士成千上萬的信件，其中超過80%的來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
然而，安德烈耶娃的信在黨內高層卻引發了軒然大波。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為了這件事，政治局連續召開了兩天的會議，由戈爾巴喬夫主持。他們要找出誰是此事的主謀。大家都在質問我，只是沒有說出我的名字而已。我總體上正面評價這篇文章。你看多有意思：一封信，一封捍衛蘇聯、捍衛蘇聯人民的信，在政治局討論了兩天;而成千上萬的反蘇聯反人民的信，政治局一次也沒有討論過。兩周後，戈爾巴喬夫對我說：『我們搞清楚了，背後不是你，但你支持她的觀點。』在清查此事的過程中，雅科夫列夫等人更是賣勁。但也有不少人贊同安德烈耶娃的觀點。」
會後，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組織文章公開批判安德烈耶娃的來信，認為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接著，蘇聯各大報刊紛紛轉載並對來信大加討伐。
對一名普通黨員反映問題的來信，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如此興師動眾、批判問責，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題發揮，打壓馬克思主義派，為即將召開的徹底轉向資本主義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做思想輿論和組織上的準備。
「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本質上就是取消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使黨失去正確而統一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從而使蘇共的性質發生根本變化，使資產階級思想成為其指導思想的一元。
「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還帶來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反共分子公開焚燒列寧像，要求將列寧的遺體從紅場遷出。列寧、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的塑像嚴重被毀。黨在不明真相的群眾中的地位急速滑落。
廣大黨員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動搖，對黨的前途失去信心。大批黨員退黨，蘇共由1900萬黨員驟減為1500萬;退回到1973年的人數。
不僅如此，反共反蘇勢力還發動報刊把批判矛頭指向蘇共領導的軍隊。他們污衊衛國戰爭的勝利不過是「大法西斯打敗了小法西斯」，而經濟衰退則是軍隊這隻怪獸吸幹了國家血汗的結果。
曾被視作為黨和人民事業的衛士被醜化成極權制度的幫凶。詆毀軍人及其家屬、否定軍隊曾經有過的革命歷史成為時髦。1989年第比利斯四月事件後，本來是維護國家統一的軍隊成了出師無名的不義之師，而煽動民族分裂的暴亂分子反而成了無辜的受害者。
反蘇反共勢力的無端攻擊、歪曲和詆毀使蘇軍廣大官兵理想信念發生動搖，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思潮泛濫。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官兵關係緊張。
軍隊構成也日益複雜，黨在軍隊中的影響也日趨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稱是「非正式組織」成員的佔到13%。1988年軍人入黨人數下降21%，一年後則達到23.3%。退黨和交黨證現象屢見不鮮。逃兵事件時有發生，僅1990年就有3萬餘人。
隨著蘇共喪失領導軍隊的地位和權力，這支由列寧親手締造的歷經無數戰火考驗的強大武裝，已由維護蘇維埃政權的堅強後盾，變成搖搖欲墜的「泥足巨人」。
而主張西化的「民主派」與民族分裂勢力正是利用蘇共自我醜化、自我否定、主動讓權和解除武裝之機，奪取了蘇共的政權，解體了蘇聯。
20年過去了。當今俄羅斯人反思那段令人心悸的歲月，仍痛惜為此付出的高昂代價。
俄羅斯社會大學魯扎分校校長拉麗莎·科托娃：「我們所有人包括老戰士，當我們年輕的時候，都經歷過那個困難階段。可我們都挺了過來。後來，這段光榮歷史遭到否定，我們感到十分難過。現在，這些歷史在慢慢恢復，我們才感到有一些安慰。」
魯扎某學校歷史課教師馬林娜·科夫希科娃：「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歷史的記憶，那這個民族註定是不幸的。在年輕人里，培養這種記憶歷史的情感，是我們面臨的一項任務。」
二戰老兵、魯扎區老戰士委員會書記鮑里斯·科多夫：「我認為蘇聯值得懷念，因為蘇聯戰勝了德國法西斯，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還戰勝了日本法西斯。蘇聯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精神品德，我們要把它們一代代地傳下去。」
這是一座以「母親」命名的衛國戰爭紀念廣場。在俄羅斯人民的心中，母親就是祖國，祖國就是母親。
在這裡，我們意外地遇上一對年輕人在舉行婚禮。
新郎：「在這喜慶的日子，我們來到祖國母親紀念碑身邊，為她獻上一束花，為那些在1941年到1945年衛國戰爭中犧牲的戰士們獻土一束花。」
為祖國母親獻花，為那些為保衛祖國母親而犧牲的英雄們獻花，是這座城市每一對年輕人舉行婚禮最莊嚴、最神聖的儀式。
俄羅斯著名作家《明天》報副主編弗·格·邦達連科：「現在差不多有70%的俄羅斯老百姓很尊敬斯大林。無論是年邁的老人，還是二十幾歲的青年人都很尊敬他。」
2010年7月，俄羅斯第五頻道開播了一個名為「時代法庭」電視辯論節目，其主題主要涉及蘇聯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當辯論「布爾什維克是挽救了俄國還是葬送了俄國」這一問題時，72%的電視觀眾和88%的互聯網網民認為是布爾什維克挽救了俄國。當辯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一場災難還是走出絕境的出路」時，93%的電視觀眾和86%的互聯網網民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一場災難。
因上述兩個結論完全出乎被資本操縱的主辦方的預料，這場辯論在中途便被操縱者強行終止。
斯大林曾在反法西斯衛國戰爭時期說過：「我知道，在我死後會有人向我的墳墓拋垃圾的。但歷史之風會殘酷無情地將它吹掉!」(33)
事實正是這樣。今天的俄羅斯，歷史的記憶被重新喚起。那些曾被推倒的偉人和英雄的塑像，近些年來逐漸被人們重新豎立起來。許多曾被顛倒的東西，也在人民的心目中重新矗立起來。
不，在人民的心中，真正的歷史從來就沒有被顛倒過。
第四集：外交「新思維」與和平演變
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在當今俄羅斯是一所很有影響的高等院校。2010年9月21日，這裡舉辦了一場以「信息戰」為主題的研討會。
蘇聯時期的外交家，曾任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現為「全俄亞塞拜然人大會」執行主席的埃利達爾·古拉莫維奇·庫利耶夫，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西方對蘇聯及俄羅斯進行的一場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從20世紀70年代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要是北約國家，它們花費了很多的資金和人力，抑制蘇聯的發展，最終目的是讓蘇聯不要存在。因為在他們眼裡，蘇聯對美國是最大的威脅。」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彼得·施瓦茨在一本著作中寫道：「談論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一樣」。(34)
自世界上誕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就把運用各種手段顛覆社會主義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其對外戰略的一項根本任務。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在1945年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戰勝了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之後，西方世界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想再用戰爭方法、用軍事行動戰勝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大國已經不可能了。杜勒斯馬土製訂了一個新戰略。」
曾被譽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之父的艾倫·杜勒斯一方面鼓吹「冷戰」，對蘇聯推行「戰爭邊緣」政策，威脅要實行「大規模核報復」;另一方面說：「我們一定要在蘇聯內部找到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從蘇聯內部尋找同盟軍，這就是杜勒斯為西方世界制訂的對蘇新戰略。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針對社會主義國家，西方世界曾開列600多億美元宣傳費用進行和平演變。美國政府署名顧問基辛格講：『幹什麼要花這麼多錢進行宣傳?不如直接在蘇共黨內建立第五縱隊，培養我們的代理人』。」
「第五縱隊」稱謂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時期，是對國家叛徒和民族內奸的總稱。
當歷史的時針指向1984年的時候，西方認為他們從蘇聯內部找到了最合適的代理人，一支值得信賴和依靠的「第五縱隊」。
1984年底，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戈爾巴喬夫訪問英國。戈爾巴喬夫主動示好的坦誠以及他在議會發表「核時代必然要求人們有新的政治思維」的主旨演講，給首相撒切爾夫人和她的智囊團留下了深刻印象。
雷日科夫認為：這是戈爾巴喬夫同西方合作的開始，也是西方對蘇共未來總書記的一次摸底會見。會見後撒切爾夫人拋出了一句名言：「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後來，她不無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35)
兩年後的1986年10月，美國總統里根應戈爾巴喬夫的提議：，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舉行了兩國領導人的會見。他們進行了長時間一對一的秘密會談。
直到1993年，戈爾巴喬夫在法國揭開了這次他與里根談判的謎底。他承認此次會見「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里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蘇東劇變)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能再有回頭路。(36)
1991年11月，卸任一年的英國原首相撒切爾夫人應邀在美國休斯敦舉辦的美國石油學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約45分鐘的演講，中心內容可以稱為「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伊·盧基揚諾夫：「撒切爾夫人在這次演講中說，蘇聯對於西方來說是一個威脅，但是我指的不是軍事上的威脅，因為我們在軍事上足夠強大，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蘇聯對於我們的威脅主要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展示。」
撒切爾夫人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一直採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但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導人契爾年科逝世後，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藉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個人就是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係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隨著改革的展開，戈爾巴喬夫很快成為西方的寵兒。西方政要讚賞他的調門也越提越高。美國前總統卡特更是肉麻地吹捧戈爾巴喬夫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吸引力、最有創新精神的領導人」。
對此，戈爾巴喬夫很是得意。曾長期擔任總書記助理的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沉醉於國內外尤其是西方輿論對其『開明君主』形象的反映。他經常大聲朗讀國外對他在世界上的偉大改革的評價，這種東西有時他會讀上幾個小時，而時間就這樣一點一點地過去了，而大量的文件他還沒有看」。(37)
西方不僅給予戈爾巴喬夫精神鼓勵，而且還進行物質引誘，讓他分泌更多的「異質」新思維。據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在上台後不久就從西方得到許多獎金、獎品、稿費，其個人賬戶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萬美元」。(39)
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政論家羅伊·麥德維傑夫說：「我的一本厚書，在美國出版，得了幾千美元。但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薄薄一本小書，在美國出版，卻得了300萬美元的稿酬。」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原主席弗·亞·克留奇科夫1993年2月13日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披露：「我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從幾個可靠的來源獲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期間被美國特工機關收買並在蘇聯『改革』期間接受過美國方面的指示。」(44)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手裡有一份名單，是出賣國家和黨的利益的人。當他把這份名單交給戈爾巴喬夫的時候，戈爾巴喬夫說不要玩你們那些間諜的遊戲。」
戈爾巴喬夫的態度使蘇聯安全部門當時無法對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員進行立案調查。
1989年上台的美國總統布希加緊實施針對蘇聯的和平演變攻勢。他採取一項既支持戈爾巴喬夫又扶持政治反對派的上下結合的「雙軌政策」，積極培植和壯大蘇境內反共反蘇的力量。
在蘇聯國內，從20世紀60年代下半期起，就開始出現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這些人組成複雜，動因各異，但其中不少的確是親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對派;西方世界不斷以民主、自由、人權等為幌子，積極扶植他們。1970年、1975年西方把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分別獎給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
1985年以前，由於蘇聯黨和政府防範較嚴，持不同政見者只是時斷時續地從事地下活動，在蘇聯國內政治影響並不大。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持不同政見者)利用蘇聯國內的困難，投機取巧，擴大自身的宣傳，併當成生意來.做。西方國家很快找到這部分人，向他們提供資金，供養他們，並把極個別的現象擴大為整個社會的問題。西方就是利用幾十個持不同政見者，向全世界宣傳蘇聯沒有言論自由。」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隨著超階級「新思維」的推行，薩哈羅夫等持不同政見者的頭面人物相繼獲得了合法身份，公開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
很快，薩哈羅夫夥同葉利欽、波波夫、阿法納西耶夫等人不負西方厚望，逼迫蘇共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非正式組織」也在西方的支持下，向蘇共展開了瘋狂的奪權活動。
支持和利用蘇共內部的反叛勢力，藉助他們打壓蘇共黨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所謂「傳統派」，使親西方的改革變得不可逆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說意義更為重大。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伊.盧基揚諾夫：「美駐蘇代辦喬治·凱南1947年就講：哪怕稍微削弱一下蘇共，蘇聯就會從一個強國變成一個弱得可憐的國家。打擊了蘇共的團結，就是對蘇聯最大的打擊;破壞了蘇共的統一，就是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就會使經濟和社會發生混亂。現在所有的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西方)採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計地分化、瓦解蘇共，讓蘇共從內部變得難以控制。他們為什麼把主要矛頭對準蘇共?因為蘇共是團結領導全體蘇聯人的磐石，不摧垮這個磐石，他們目的就達不到。」
隨著蘇共黨內分歧日益嚴重，特別是隨著葉利欽在蘇聯政壇的迅速崛起，西方決定在支持戈爾巴喬夫的同時支持葉利欽。
1989年9月，已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的葉利欽訪問美國。美國政府儼然以一個獨立國家元首的極高規格接待他，不僅安排他到紐約等11個城市發表講話，而且還安排總統布希、國務卿貝克、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以及前總統卡特等眾多政要「親切」會見葉利欽。
心知肚明的葉利欽投桃報李。他在訪美期間大肆詆毀共產主義「是一張幸福的烏托邦支票」，盛讚資本主義「繁榮向上」。後來他由衷地感言：從那時起「我已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不再是一個共產黨人了」。(45)
西方還加大對蘇聯其他反對派代表人物的支持和培養力度。這些人的影響和作用甚至延續至蘇聯解體以後。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列·季塔連科：「西方大量培訓原蘇聯和東歐及中亞未來一代的領導人。比如自由派人物蓋達爾也是從那裡學的。所有波羅的海國家領導人都在美國接受過培訓。而有些國家的總統是直接從美國派過來的。」
西方世界利用大眾傳媒，宣傳資產階級價值觀，詆毀和醜化蘇聯社會主義，削弱和對抗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搞心理戰、思想戰。
西方各國針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大功率的廣播電台每天用6種語言「傳播國際以及蘇聯和東歐國內發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傳西方社會的「成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德意志電波電台」每天甚至用40種語言向世界各地廣播。這些大型電台擔負著向蘇聯東歐國家灌輸西方意識形態的重任。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從杜勒斯時代起)他們所採取的一個行動，就是讓全世界人民知道，蘇聯不是取得二戰勝利的主要指揮者。蘇聯是幹了很多暴行的國家。幹了暴行的國家不值得尊敬，蘇聯領導人就不值得尊敬，比如說斯大林。」
而在「新思維」的引導下，蘇共對西方意識形態的進攻進一步敞開了大門。
從1988年12月起，蘇聯停止對西方電台的干擾，並決定撥款400萬外匯盧布，進口20個西方國家的報刊。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列·季塔連科：「蘇聯境內基本上被外國的包括美國之音、自由電台、德國之聲、日本NHK等外國電台電視台覆蓋了。西方的宣傳全面影響著蘇聯的社會和蘇聯的歷史。過去的英雄都被抹黑，像卓婭、馬特洛索夫等等。這些衛國戰爭中的英雄們都被抹黑。這是篡改歷史、歪曲歷史的開始」;「我們的領導人完全放任了來自西方的宣傳……基本上沒。有主動防禦這些精神土的入侵。所有東西都是失控的、放任自流的。我們沒有能夠抵抗西方的文化。雖然我們俄羅斯有很多的文藝、文化、文學作品、電影，但都被邊緣化了」。
西方世界又利用戈爾巴喬夫推行所謂「族際關係民主化」，挑撥蘇聯各民族之間關係，激化民族矛盾，推動蘇聯的解體。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A·加諾夫：「挑起民族事端，由頭就是挑動民族情緒，讓民族情緒在蘇聯極端膨脹，然後挑唆民族之間的關係，誘使他們紛爭不斷，為顛覆國家打下基礎。」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1987年的時候，他們使用手段製造了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領土爭端。亞美尼亞民族分裂主義者佔領了亞塞拜然的部分被認為歷史土就屬於他們的領土。這是蘇聯解體的開始。因為蘇聯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在這個統一國家的內部，突然有一個什麼加盟共和國跳出來說：歷史土這就是我的土地，你應該還給我。局勢於是就變得越來越不穩。」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美國中央情寺局尋找了幾個突破口。從哪裡開始呢?他們找到納戈爾諾——卡拉巴赫。
第五集：改革為了誰
列寧指出：「要是一下於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團或者社會集團、勢力和人物在維護某些提議、措施等等，那總是要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的」，「公眾先生們!別相信空話，最好是看看對誰有利!」(53)
如何評價蘇聯亡黨亡國這一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是一場歷史的大災難還是一次歷史的大進步?列寧的「對誰有利」這一認識問題的方法，依然為我們提供著觀察、剖析的銳利武器。
那麼，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所推行的改革對誰有利?所制定的路線與政策又在維護哪些人的利益呢?
2010年10月，當攝製組走在莫斯科列寧大街上，無意中發現了這家醒目的咖啡館——蘇聯咖啡館。
走進這家咖啡館，恍如回到久違的過去。這裡的每一幅照片、每一張宣傳畫、每一張報紙、每一段音樂，無不訴說著那個早已逝去的國家。
CCCP咖啡館經理：「在莫斯科一共有5家叫『蘇聯』的咖啡館。我們這家裝修是最好的。不光裝修最好，員工還來自15個加盟共和國。每個員工一個民族，15個國家15個員工。每個人都會做自己民族的菜，這樣一共有15道比較拿手的菜，所以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人都踴躍來到這裡品嘗特色的家鄉菜。」
從上午10點開門，一直到午夜打烊，生意紅火，賓客絡繹不絕。人們伴著蘇聯時期的音樂載歌載舞，找尋著久遠的生活。蘇聯成為俄羅斯人民永遠也抹不去的記憶。
蘇聯對於他們意味著什麼呢?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什麼是蘇聯?第—，是一個公正的政權，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政權。蘇聯時代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佔60%，現在議會中—個也沒有。第二聯意味著經濟命脈掌握在國家手中。第三，蘇聯意味著免費的住房、醫療與教育。第四，蘇聯制度意味著沒有貧賤富貴之分，大家是平等的。沒有超富，也沒有貧窮和赤貧。」
俄羅斯高校聯合會副主席弗·米可納列夫：「蘇聯從很多方面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制度，有很多好的地方。蘇聯時期社會保障比較好，貧富之間沒有太大的差距，人們都相信有著美好的未來。在年輕的時候，人們都相信年紀大了有養老金。所有的退休金都是自己工資的60%—70%。吃的用的價格特別低，讓你有足夠的錢去購買。」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戈爾巴喬夫接手時，蘇聯是一個超級大國，有軍事上、政治土的優勢，在東歐、發展中國家有很大的影響。而難以想像的是，在他的領導下，這些優勢和影響卻一夜之間就消失了。那些認為蘇聯解體是不可避免的觀點，只是在為自己的罪行進行辯護。」
蘇聯亡黨亡國後，給廣大的蘇聯人民和俄羅斯人民帶來的是什麼呢?
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著作《大國悲劇&>)中寫道：蘇聯解體「給俄羅斯造成巨大損失」，「蘇聯統一的經濟空間、國民經濟和科學遭到破壞，產生了近千萬的失業大軍」。(54)
社會主義制度被摧毀後的十年，俄羅斯沒有新建過一個電站，沒有建設過一個稍微像樣點的大工廠，卻有成千上萬的現代企業被關閉，被偷搶一空，整個國家全靠蘇聯時期的老底子過日子。
近些年來，由於世界石油等資源價格暴漲，世界軍火市場急遽擴張，俄羅斯經濟雖有所恢復，但財富與社會兩極分化嚴重，民族矛盾、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民族分裂，種族衝突，恐怖謀殺等暴力事件接連不斷。蘇聯解體使2000多萬俄羅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幾百萬人流離失所。90年代初期，僅塔吉克由於社會和民族衝突就死亡60萬人，上百萬人背井離鄉。
俄羅斯黑手黨無法無天，犯罪猖獗。蘇聯劇變後十年間各種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劇增。每年由於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10萬。平均每5分鐘就有一人被殺害，平均每10萬人口有1000個犯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犯罪比例。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俄羅斯每年縮減人口有80萬左右，俄國一些學者甚至強烈地感受到民族消亡的危機。近些年來，全俄平均預期壽命從70歲降到64歲，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竟降到54歲。
莫斯科大學原副校長、社會學系主任多博林科夫說：「俄羅斯近年來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質損失，無法計量。實際上，所謂的改革使俄羅斯全面倒退了幾十年，而在精神方面的損失，則更是無法估量。」
改革違背人民意願併產生嚴重惡果，是從戈爾巴喬夫根本改變蘇共的性質、動搖蘇共的領導地位開始的。全面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的蘇共徹底背叛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書科夫：「蘇共在改革之初就不能再充當領導黨和執政黨了。支部、區級組織、州級組織等地方黨組織，實際土被剝奪了參與制定改革政策的權利。所有的決策只在極小一部分人中作出。改革的領導者一方面在口頭上說全面民主化，而另一方面他們脫離群眾的工作作風沒有任何改變：反而更加專制。在這期間，蘇共中央在老百姓眼中也完全失去了權威性」
蘇共越來越遊離於黨員和群眾的監督之外，不符合黨員條件的各種官僚腐敗分子、投機鑽營之徒混進黨內，興風作浪。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由於對要求入黨者審批的放寬，什麼人都可以入黨，其結果就是懷著各種私利的人混入黨內。魚爛是先從頭上爛起的。從赫魯曉夫那個時候開始，我們黨的領導層就開始了腐爛。這些混進黨內並企圖不斷高升的人入黨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入黨後，就意味著可以到非洲去狩獵，把自己的兒、孫子輩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共產黨的蛻化變質和最終解體，實際上是在家庭這個最基礎的層面就發生了。」
在蘇共黨內甚至在高級領導層，不僅有蛻化變質分子，而且混入反共反社會王義的階級異己分子。
原立陶宛共產黨中央書記尤·尤·葉爾馬拉維丘斯：「黨出現了分有真正的共產黨人，也有堅決反對共產黨的異己分子。後來，一些反共產黨的人退出共產黨，組織了其他的政黨。戈爾巴喬夫和他身邊的人乾的不是共產黨人該乾的事。這些人雖然掛著黨員的招牌，但骨子裡卻是反對共產黨的。所以，黨到最後的滅亡是必然的。」
蘇聯共產黨是蘇聯人民長期信賴並以之為依靠的主心骨和領導力量，蘇共領導地位的喪失使蘇聯人民徹底失去維護自己利益的代表者，這就給掌握特權的階層謀取私利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也由此催生了一個新資產階級，它成為最終瓦解蘇共和蘇聯的階級基礎。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我們認為導致蘇聯解體基本上是主觀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上層領導人政治上的變質。他們主要為個人發家致富，想無限制地統治人民。他們後來都成了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他們就是以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為代表的人，他們的財富是靠掠奪人民財富而來的。他們強烈渴望擁有私人財富，但當時蘇聯黨和人民是不允許的。」
1991年，莫斯科上萬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來的黨政幹部。同年6月的一份調查表明，在蘇聯高層幹部隊伍中，76.7%的人已經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
而這些人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已不惜用瓦解蘇聯為代價。他們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種資本，在此前後，不時掀起瓦解蘇聯的一個又一個狂潮。
1990年4月出蘇聯。蘇最高蘇維埃通過法律，公然允許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
至1990年底，全蘇15個加盟共和國中有5個發表了獨立宣言，10個發表了主權宣言。
1991年3月17日，蘇聯就「是否贊成保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問題進行全民公決，參加投票的人.數為1.47億，佔有投票權公民的80%，結果顯示，有高達76.4%投票者堅決主張保留蘇聯。
這表明廣大蘇聯人民熱愛自己的祖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蘇聯各族人民的團結與國家的統一。即便在社會急劇動蕩、人民生活遭受重創的時候，絕大多數蘇聯人民也表達了維護祖國完整統一的心愿。
但全民公決後僅僅一個多月，戈爾巴喬夫就違背人民的意願：撇開蘇共中央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直接與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等九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在新奧加廖沃別墅開會討論新聯盟條約草案，準備將國名改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拋棄了反映聯盟國家性質的「社會主義」字樣，並主張各加盟共和國實行各自的稅收制度，這就從法律上破壞了聯盟國家的統一，為分裂蘇聯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8月15日，戈爾巴喬夫公布了即將簽署的新聯盟條約正式文本的草案。
原《真理報&>)主編、前國家杜馬主席根·尼，澍列茲尼奧夫：「戈爾巴喬夫作為一個總統，他是軟弱無能的，沒有任何政治遠見。他當時以為通過簽訂一個新的聯盟條約就可以拯救蘇聯，但此時已晚。從1990年開始，陸陸續續鬧獨立的活動在全蘇蔓延開來，規模越來越大。喬治亞、亞塞拜然、波羅的海國家也都紛紛開始鬧獨立。在這種情勢下，運用武力阻止這些活動也十分困難。」
俄羅斯聯邦前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亞·彼：波奇諾克：」老百姓是反對蘇聯解體、贊成保留蘇聯的，可是『精英階層』贊成蘇聯解體。我們看一看，當時各個共和國的領導人，(波羅的海的)、烏克蘭的、中亞各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他們都希望獨立。他們寧願做農村裡的老大，而不願意在城市裡當老二。」
原&<&<真理報》主編、前國家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當時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無論從工業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從經濟、工業化水平來看，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是聯盟國家的『龍頭老大』。俄羅斯的反對派在肢解聯盟國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反對派里，最大的陰謀家是葉利欽。他當時要做的唯一大事就是肢解蘇聯，這樣他就能成為最大國家的總統。」
新聯盟條約本應經9月份召開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批准才能生效。而葉利欽卻認為無需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批准，堅持要在8月20日簽署。
就在新聯盟條約簽署的前一天，試圖挽救國家分裂的「8·19」事件爆發，但很快以失敗而告終。這主要是由於事件領導者缺乏堅定正確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同時也由於戈爾巴喬夫耍弄的兩面派陰謀。1991年3月28日，戈爾巴喬夫主持的一個會議上決定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為阻止分裂國家的新聯盟條約的簽署，「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在8月18日特乘飛機面請正在海邊休假的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聽了他們的陳述後說道：「你們採取行動吧!」(55)但一當葉利欽掌控局勢，從休養地返回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竟推說毫不知情。
「8·19」事件失敗後，以葉利欽為首的所謂「民主派」很快掌控了莫斯科的局勢，他們開始加速分裂國家的活動。
原&<&<真理報&>)主編、前國家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1991年是可怕的一年。蘇聯開始解體。全民公決前有近80%的人贊成保留蘇聯。我作為蘇聯人當時就宣布，我一定要捍衛蘇聯的存在。要終結蘇聯，我什麼時候都不會同意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三個陰謀家，他們偷偷鑽到別洛韋日叢林，秘密簽訂了——個協議，蘇聯不久就終結了。」
謝列茲尼奧夫所說的「三陰謀家」就是：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
1991年12月7日，他們來到位於白俄羅斯別洛韋日國家公園深處的「維斯庫利」政府別墅，討論蘇聯的未來。
經過不到兩天的密謀，他們達成了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定，即「別洛韋日協定」。
蓋達爾毫不掩飾地回憶說：「如果有人想查清誰對《洛韋日協定》負有責任，我不想開脫自己，這份協議從頭至尾都是我一人寫的」。
協定開宗明義地寫道：「我們白俄羅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是蘇聯的創始國，簽署了1922年的聯盟條約。現在，我們將停止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的存在。」
就這樣，三個蘇聯地方政權領導人，三個曾經的蘇共黨員，違背全民公決的意願，炮製了肢解蘇聯這個龐大國家的決定。
舒什克維奇的現場講話錄音：「我們三人聚在這裡是為了阻止聯盟繼續走向崩潰。依據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力，我們簽署了關於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宣言。」
戈爾巴喬夫對別洛韋日密謀並非一無所知。葉利欽啟程赴白俄羅斯之前，已經向戈爾巴喬夫作了暗示，但戈爾巴喬夫並沒有表示反對。
當得知別洛韋日協定簽署的消息後，戈爾巴喬夫已明白他的總統寶座已經很不安穩了。但他此時考慮的不是採取措施反擊三個「斯拉夫漢子」摧毀蘇聯的行動，而是關心自己辭去總統後每個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和別墅等待遇。
1991年12月25日前一天是這樣記錄的。是蘇聯總統的最後一天。當時電視台對此前一天是這樣記錄的。
解說：離傳統的聖誕節還有一天。克里姆林宮土空飄揚著兩面旗幟，一面是蘇聯的國旗，一面是代表俄羅斯的雙頭鷹國旗。儘管聯盟國家已被廢除，但總統的職務還沒有解除，人們都在等他自行離職。衛兵們還在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的換崗儀式。
解說：雪天的列寧像顯得更為冷峻，像是在洞察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一切。
(當時俄羅斯相關電視台在街頭採訪各界的反映)
記者：「你怎麼看待戈爾巴喬夫執政，他幹得怎麼樣?」
小夥子：「他是一個子就該退下去的人。他讓國家變窮了，他唯一做的事，就是建立一個民主化程度更低的官僚體制。」
姑娘：「如果他能辭職，那是正確的，因為他沒有很好地履行他的職責。」
戴眼鏡中年人：「他幹了這麼多年，全國人民都不滿意，現在我們寄希望於葉利欽了。」
這一天，整個蘇聯出奇地平靜。這種平靜連戈爾巴喬夫也感到吃驚。此後，他在多種場合多次竭力地洗刷、開脫自己的罪責。
戈爾巴喬夫同期聲：「我感到很震驚的是，知識分子閉著嘴什麼都不說，新聞媒體閉著嘴也什麼都不說，大家什麼都不說，各個共和國也什麼都不說，也就是說這個聯盟國家誰都不需要了。人民是需要國家的，但是總得有人站出來表達人民的心聲吧。大家都不說話、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在這個聯盟國家我也沒有任何用處了。好像是我在為保留總統職位而奮鬥。所發生的這一切都讓我感到很震驚，就像死一般的沉寂。」
然而大洋彼岸卻一片沸騰。在宣布辭職之前，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布希通了電話，依依話別。布希讚揚他「使蘇聯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而里根稱讚他的功績將「永垂史冊」。
蘇聯亡黨亡國，悲憤者與歡呼者竟如此涇渭分明。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從大量的材料看出，戈爾巴喬夫採取的方針，把我們引向懸崖，他公開從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變成埋葬共產主義的死敵。」
蘇聯解體後，以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派接掌了俄羅斯聯邦的政權，他們成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不僅葉利欽、克拉夫丘克當上了國家總統，舒什克維奇任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而且有一半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在國家獨立後擔任總統。
來自俄羅斯科學院的一項權威調查顯示：俄羅斯新社會精英來自原蘇共的官僚，在最高領導層佔到75%，政黨首領佔57.2%，議會領導60.2%，政府部們74.3%，地方領導82.3%
另據美國學者的統計，在1992—1993年的100家俄羅斯最大私人企業的所有者中，原先的黨政精英、企業和銀行的負責人及其家屬佔了62%。
而據1998年10月俄羅斯杜馬私有化結果分·析委員會委員利西奇金估計：在改革中，所有「民主派」人士70萬至90萬人得到了好處，其中得到最大甜頭的不超過一兩千人。
私有化造成了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1998年，20%的居民手中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國民總收入，而這其中有大部分集中在200叫00個家族手中。他們大量廉價收購國有企業和銀行股權，迅速完成了資本集中和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形成了俄羅斯首批金融和工業寡頭。
在俄羅斯普通民眾眼裡，寡頭就是腐敗的代名詞。七大寡頭掌握著俄羅斯經濟近50%的命脈，控制著俄羅斯的銀行業、新聞媒體、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並同俄羅斯的政權緊密結合起來。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現在看看我們各個領域。財政、金融和能源領域的這些大亨們，這些有名有姓的寡頭們，查看他們的經歷就會發現，他們大都是共產黨中高級領導人。比方說霍多爾科夫斯基。他們基本上不需要改變他們居住的地方，連上班的辦公室都不需要變更。」
這些擁有巨額財富的寡頭們呼風喚雨，曾幾何時左右著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大局。
七大寡頭之一別列佐夫斯基：「如果沒有政治支持，我們就無法保護我們的資產。俄羅斯最富的一幫人都知道，應該採取一些措施，為俄羅斯的未來負起責任。我們明白，葉利欽周圍的改革者們無法阻礙共產主義者的腳步，因此我們需要聚集起來共同合作，希望最終獲得政權。」
就是這位號稱「克里姆林宮教父」的人，在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中，糾合13名財閥聯名支持葉利欽。他們利用金錢和掌控的新聞媒體，組織大規模輿論宣傳，竭力阻止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當選。
別列佐夫斯基同期聲：「俄羅斯的電視不是娛樂，毫無疑問俄羅斯的電視是政治。如果不是電視，我們肯定不會贏得選舉。」
葉利欽競選成功後，別列佐夫斯基被任命為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負責車臣地區的石油運輸等工作。
而更多的時候，這些寡頭們幕後操縱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就連曾任俄羅斯副總理的蓋達爾也無可奈何地說：「在最厲害的時候，俄羅斯政府被7—10個商人左右，他們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地撤換總理。」
那些靠改革發財的新貴被統稱為「新俄羅斯人」，他們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他們是資本王義化改革的支持者和受益者。
與燈紅酒綠一擲千金相對照的是，私有化使全體人民的共財富化為烏有，人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民族紛爭與衝突四起，暴力活動與犯罪猖獗，社會急劇動蕩。
民主派掌權後，俄羅斯人民是否享有所謂的「民主」呢?
1993年5月1日，數萬名群眾在十月廣場集會。他們不要打著勉強活著，要有尊嚴的活著」、「蘇維埃社會主義俄羅斯萬歲」、」一切權利歸蘇維埃」等標語，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
當人民起來，通過憲法及相關法律要求總統按照人民的意願行事的時候，遭到的卻是無情的鎮壓。
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與葉利欽的較量日趨白熱化。1993年10月，民選總統竟然用坦克和大炮攻擊了議會大廈，「人道」、「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這些美好的詞句和良好的願望也被這隆隆炮聲擊得粉碎。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王席尼·伊膚日科夫：「1993年的時候，當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開始要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時候，(總統)卻向那些提要求的人開了炮。自己的最高蘇維埃剛表示出不同的意見，就把他們轟了。」
原《真理報》主編、前國家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在炮轟白宮前，還沒有被鐵欄杆圍起來的時候，人們可以自由進入。在廣場上的那些人，後來被機關槍衝鋒槍殺死了，誰也說不清楚當時死了多少人。」
據官方宣布，這場流血衝突造成142人死亡，744人受傷。媒體將其稱之為「十月事件」。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格·瓦·奧希波夫：「這是人類有史以來議會第一次遭炮轟。就連拿破崙當時也沒有用武力解散議會，最多也只是把議員們從議會趕出來。葉利欽下令炮轟議會，可謂開了人類歷史之先河。「改革本應是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社會主義。從戈爾巴喬夫上台，我們研究所就進行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年度調查。我們的調研報告連續出了18本。通過我們的調研，我們認定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所執行的改革路線都是反人民的。」
第六集：改革的領袖們
這是一位處位於莫斯科西南部的著名公墓——新聖女公墓，俄羅斯不同時代的眾多名人長眠於此。
赫魯曉夫是唯一安葬在這裡的原蘇共最高領導人。由黑白大理石塊左右對壘而砌成的墓碑，象徵著他被毀譽參半的一生。
距赫魯曉夫墓不遠，是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的墓。白藍紅石料雕琢而成的墓碑，彷彿一幅飄動的俄羅斯國旗。
從黑白人生的赫魯曉夫，到三色旗時代的葉利欽，濃縮了蘇聯的一段風雲變幻而又曲折苦難的歷史。
1985年3月，當戈爾巴喬夫就任蘇共最高領導人時，人民曾對他寄予厚望。
普希金語言學院教授德.尼.法捷耶夫：「我現在唯一記得比較清楚的是，那段時間(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國家領導人為什麼—一個跟著一個死去。突然有一天上來一個年輕人，戈爾巴喬夫土台了：我們認為好。年輕人可以帶來一些新的活力。」
然而僅僅過了六年零九個多月，蘇聯就遭遇亡黨滅國的悲劇命運。領導和推動蘇聯改革的是一群什麼樣的領袖·他們在蘇聯演變和解體的過程中又起了什麼作用呢?
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無疑是領導蘇聯最後六年多改革的靈魂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對整個改革以及領導改革的蘇聯共產黨有著直接和決定性的影響。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1931年出生，國立莫斯科大學畢業，長期從事黨務工作。
縱觀戈爾巴喬夫的履歷，他可謂官運亨通，仕途順達。他39歲任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49歲當選政治局委員，54歲出任總書記。然而，這位年輕的領導人卻沒有給蘇聯和蘇聯人民帶來期盼已久的幸福與安寧。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隨便把改革歷史梳理一下就會發現，戈爾巴喬夫的任何一項政策都沒有落實到底，都是半途而廢。1983年、1984年他領導的農業領域的小改革也失敗了。大家看一下，改革一開始是實施加速發展戰略，接著是科技進步，然後是更多的民主，下一步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最後就是消滅社會主義。這些改革在幹部隊伍中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原立陶宛共產黨中央書記尤·尤·葉爾馬拉維丘斯：「爾巴喬夫這個人軟弱無能，他沒有什麼果斷的意志，在他執政後不久，破壞國家的進程就開始了。這就像核爆炸和癌擴散，一丁點兒爆炸就會波及全國，一丁點兒癌細胞擴散就會危及全身。加上西方勢力的操縱，他更加變本加厲。再後來國家糧食供應緊張，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發生，等等。這些情況表明，他既不能管理國家，更不能拯救國家。」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列·尋塔連科：「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名義上是改革，實際上是一項破壞蘇聯、瓦解蘇聯的計劃。」
戈爾巴喬夫把蘇聯引向災難的深淵，決不僅僅是因為他執政能力不強或個人素養不足，根本原因是他早已放棄對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戈爾巴喬夫說他人生的奮鬥目標就是為了消滅共產主義，他不久前還這麼說過。」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爾巴喬夫直到現在還堅持認為，社會主義失去了發展的潛力，社會主義是不能進行改革的。他自己多次講過，他在兒童時期就不同意共產主義。他完全是一個政治上的變節者。」
戈爾巴喬夫以馬列主義有局限性、列寧根本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完整綱領為由，徹底否定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蘇聯解體後他公開聲明：「共產主義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口號」;「俄國的悲劇，就在於馬克思晚年時代已經死去的思想，卻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被選擇」(56)。他為能在改革年代裡把共產主義的影響從人們的思想意識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榮幸。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你看看列寧作為領導人時，他什麼時候做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俄羅斯人從來沒有想過也根本不相信作為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能夠出賣共產黨。蘇聯共產黨70多年的執政，任何時候都不會想到共產黨總書記的背叛，人民也不忍心這麼想，但傷心的時候已經晚了。
不信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戈爾巴喬夫又信仰什麼呢?戈爾巴喬夫認為：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之間，已不再存在以前使他們分裂的鴻溝;就本質來說「我是社會民主主義者」。(57)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所謂的戈爾巴喬夫式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個口號，他自己都沒有一個成形的概念。當時戈爾巴喬夫還提出這麼一個口號，就是『多一些社會主義，多一些民主』。這種提法很愚蠢，社會主義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多一些還是少一些的提法是胡說。所以當有人提出什麼是更多一些的社會主義時，戈爾巴喬夫作為這個提法的倡導者，自己都攤開雙手，不知道怎麼回答。」
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攻擊社會主義對人民的人道和民主，對國內外敵人的專政。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就是打著「人道」、「民主」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旗號把蘇聯偷換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政治嗅覺靈敏的美國政治家布熱津斯基早在1989年就點明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實質。他說：「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他不僅要改變蘇聯的經濟結構，還要修改蘇聯制度的思想基礎，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蘇聯的政治程序」。他還指出：「在克里姆林宮出現一位修正主義的總書記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的特別嚴重的危險在於瓦解世界共產主義共同的馬列主義理論」。有朝一日，蘇共將「喪失對社會的控制」，「蘇維埃聯盟隨時可能解體」。(58)
戈爾巴喬夫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發生根本轉變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產物，其思想政治淵源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期。
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時，25歲的戈爾巴喬夫剛參加工作不久。赫魯曉夫提出的錯誤理論，特別是他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給正處在思想成長過程中的戈爾巴喬夫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01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接受俄羅斯燈塔電台採訪時就坦白承認：我們是蘇共二十大的孩子，蘇聯60年代的歷史對我們影響很大，年輕時我們是懷著對黨的信任和忠誠入黨的，但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59)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蘇聯解體不僅是從戈爾巴喬夫時期開始的，而且還是從赫魯曉夫時期執行的反俄羅斯、反蘇聯的政策開始的。我們編寫的《蘇聯改革編年史》這本書所列舉的事實，反映出蘇聯受到120次打擊，記錄了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時期一些具體的材料和數據。」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伊·盧基揚諾夫：」我認為赫魯曉夫脫離馬列主義正確軌道不是從口頭上背離開始的，而是從實踐中悄悄開始的。他忘記了列寧這樣的忠告：社會主義政權、社會主義原則的勝利不能保證我們永遠不會倒退到反面，倒退到敵人的立場。」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書科夫：「20世紀在蘇共執政(的領導人中)，戈爾巴喬夫是最沒有頭腦、缺乏智慧、愚蠢和虛偽的領導人。而戈爾巴喬夫的親信和高官都是兩面派、雙面人，比如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在他們心裡，蘇聯國家的利益決不處於首位。這兩位傾向西方的人對蘇聯解體都起了關鍵作用。」
2011年8月中旬，「8·19」事件20年後的前夕，戈爾巴喬夫接受英國《衛報》記者採訪，當被問及最後悔的事情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那就是我在試圖改革共產黨的道路上走的太久了。」他認為自己應該在1991年4月就辭職，並且建立一個民主改革黨，因為共產黨人阻礙所有必要的改革。(60)歷史學家們認為，這是戈氏首次公開承認他應該在1991年8月政變的前幾個月就退出共產黨;1995年出版的回憶錄里他沒有談及這一點。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生於1923年。20世紀50年代末期，曾被作為重點培養對象派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60年代初進入蘇共中央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擔任過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第一副部長。
1983年，在戈巴喬夫訪問加拿大期間，時任駐加拿大大使的雅科夫列夫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極大賞識。兩年後，在戈爾巴喬夫的授意下，雅科夫列夫迅速高井，並很快奠定了他在戈爾巴喬夫智囊團中的首要地位。
原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回憶說：「在美國學習的是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同時與他一起學習的還有後來當過蘇聯克格勃將軍的奧列格·卡盧金……雅可夫列夫和卡盧金在那時被策反了的，這就是第五縱隊的思想家。後來有一段時間克格勃開始調查雅科夫列夫，戈爾巴喬夫說：『不能動雅科夫列夫!』這我清楚記得。」(61)
雅科夫列夫混跡於蘇共長達數十年，然而他和戈爾巴喬夫一樣，早就失去對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他全盤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惡毒攻擊蘇聯共產黨和列寧、斯大林等黨的領袖。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組織理事會主席弗·伊·古謝夫：……雅科夫列夫加上他周圍的班底，都否定蘇聯歷史，否定蘇聯國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否定這些巨大成就在建設國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破壞國家。整個90年代國家悲慘的狀況都是他們導致的。」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在到加拿大做大使之前，他(雅科夫列夫)一直宣稱自己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堅定的列寧主義者，後來他卻成為社會主義的出賣者。」
1998年雅科夫列夫曾接受45肖息報》採訪。當時記者問他：您是共產黨培養的幹部，有最高的職位，您怎樣把自己的職位和反共觀點結合在一起?他的回答是：要搞掉蘇維埃制度，「有不同的途徑，例如採取持不同政見者的辦法。但是這是沒有什麼前途的。這事應當從內部來進行。我們只有一條路——藉助極權主義的黨的紀律從內部破壞極權主義制度。」(62)
相機而動，欺騙輿論，愚弄民眾，善於偽裝，表裡不一，口是心非，這就是雅科夫列夫的政治品行和人格。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雅科夫列夫在博得戈爾巴喬夫的信任後，戈爾巴喬夫就把很多的領域交給他主管。他給戈爾巴喬夫出的主意都是如何實行民主，他所炫耀的這些東西實際上是在抑制蘇聯的發展。可他在表面上，還裝出了一副愛國的樣子。」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雅科夫列夫是個雙面人，掛在口頭土的馬克思主義詞句比戈爾巴喬夫還多，實際土他與西方聯繫密切。他完全是一個雙面人，他對戈爾巴喬夫的影響極大。後來，他公開跳出來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反對蘇共，成為蘇聯制度的敵人。」
雷日科夫是這樣評價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他們是「—對兇狠的傢伙」，「整個一生都在以虛偽的面目示人」。「他們一個是改革的『設計師』，還有一個是改革的『施工隊長』，無論在陰險的創意』上還是在創意的實行上，都是狼狽為奸，互為補充。直到蘇聯垮台之後，黨被禁止活動，這兩個傢伙才拋去假面具。正是黨給了他們成長的道路，而他們卻毀掉了黨。」
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的另一個主要幫手是謝瓦爾德納澤。
愛德華·阿姆夫羅西耶維奇·謝瓦爾德納澤，喬治亞人，1928年出生。60年代起從事黨務工作，靠吹捧從區黨委領導人逐步升任為喬治亞共和國第一把手。
謝瓦爾德納澤與戈爾巴喬夫青年時代就相識。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他利用這層關係很快得到提升。不僅當上政治局委員，還擔任了蘇聯外交部長，而他對外交事務一竅不通。
謝瓦爾德納澤善於看風使舵，左右逢源，在他那一頭銀絲般的白髮下蘊藏著別人猜不透的老謀深算，被人們戲稱為「高加索銀狐」。他走上政壇後，經常張口共產主義，閉口馬列主義，而當戈爾巴喬夫主政後便馬上更換了另一副政治面孔。
1991年他回答法國電視台記者提問時說：我們在一個時期里有過共產主義理想，並為實現這一理想進行過鬥爭。後來我慢慢地意識到我堅信的東西是不可能實現的，必須改變這一現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對戈爾巴喬夫說，我們的制度已腐爛了，必須全部加以摧毀，並自上而下地進行徹底改造。
謝瓦爾德納澤竭力推動戈爾巴喬倡導的改革，參與所謂的「新思維」的制訂和執行。謝瓦爾德納澤因其堅定的親西方立場而被視為西方利益集團在原蘇共高層內部最可信賴的領導人之一。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謝瓦爾德納澤在蘇聯解體的過程當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個人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為了抑制蘇聯的發展。美國需要他做什麼，他就答應做什麼。他所做的所有大事的最後結果都對國家很不利，而戈爾巴喬夫又很信任他。從德國輕易撤軍，這也是謝瓦爾德納澤說不清楚的一件事。」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東西德合併的時候，西德(原先答應)支付4000億美元，而戈爾巴喬夫和當時德國總理談的時候才要40億，僅為其百分之一。連德國人都極不理解，最後給加到80億。
西部軍團撤出後流離失所帳篷中。只好棲身在風雪曠野零下二三十度的帳篷中。
1990年10月1日，兩德正式宣布統一。德國政府為酬謝謝瓦爾德納澤在德國統一中做出的「重大貢獻」，特意在德國南部療養勝地巴登為他購買了一處價值1300萬美元的豪華別墅。
在瓦解蘇共、埋葬蘇聯的「領袖」中，葉利欽無疑是一位極特殊的重要人物。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如果說戈爾巴喬夫是把整個蘇共掩埋了，葉利欽所做的是把蘇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埋葬了。」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1931年出生，俄羅斯人。1961年加入蘇共，1976年擔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1981年當選蘇共中央委員。
為清除元老派格里申在莫斯科的影響，1985年11月，戈爾巴喬夫調任葉利欽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不久將其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1987年10月，葉利欽在蘇共中央全會上點名批評利加喬夫和政治局。葉利欽的公然挑戰遭到與會者的反擊。兩個星期後，葉利欽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被解除，後改任國家建委副主任。
葉利欽後來說，「戈爾巴喬夫並沒有把我推到荒無人煙的偏僻角落裡，也沒有把我發配到遙遠的異域他鄉。相反地，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寬恕我，憐憫我」，「我從來沒有把同他的鬥爭作為自己的目標。不但如此，在諸多方面，我是跟著他亦步亦趨，去拆掉共產主義大廈的一磚一瓦。」(64)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縱觀俄羅斯和蘇聯的歷史，無論從早期沙皇時代還是到蘇聯時期，連續有兩個國家領袖級的破壞者的現象是不曾有的。可以這樣說，戈爾巴喬夫為蘇聯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準備了土壤，最終是葉利欽實現了。蘇聯解體後，這兩個人相互詆毀，一個說你把蘇聯埋葬了，另一個說是你把蘇共埋葬了。用我的話說，雖然他們互有不同，但完全是一路貨色。」
1987年蘇共中央十月全會是葉利欽公開反共的開始。從那之後，以激進民主派自居的葉利欽，在戈爾巴喬夫或明或暗的支持和配合下東山再起，聯合境內外反共反蘇的力量，瘋狂從事瓦解蘇共、分裂國家的活動。
莫斯科市民阿列克謝·別爾曼：「人們一開始對葉利欽的期望值很高，把他當成救星，當成上帝，但是他最後做的事情比戈爾巴喬夫更壞，大家對他很失望。不少人原以為他是一位英雄，是一位土帝，結果卻是只毛毛蟲。」
莫斯科市民亞歷山大·貢恰羅夫：「(葉利欽)這個人更糟糕。沒有什麼意志，也沒有什麼責任心，在俄羅斯的歷史土，沒起什麼好作用，活像一個惡魔。」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書科夫：「蘇聯共產黨起初是布爾什維克黨，到了後來，它蛻化變成另外性質的黨。蘇聯解體的主要責任應由蘇聯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承擔。」
改革的領袖們導致蘇聯亡黨亡國，他們不僅給黨、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無盡的災難，而且也把自己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2011年3月30日，西方相關部門和人士在英國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為戈爾巴喬夫這位結束冷戰的「功臣」舉辦了盛大的生日慶典。戈爾巴喬夫也陶醉於「改革家」、「自由熱愛者」和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虛幻光榮之中。但在鄂木斯克州的一個公開場合，戈爾巴喬夫曾被29歲的烏柳科夫猛擊了一拳。這個小夥子說：『『我想打這個人一記耳光，以懲罰他對國家所做過的事。」(65)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的一次集會上發表講演時，也曾被一名男子當頭潑了一杯水。潑水者說：「前總統背叛國家、背叛黨，對蘇聯解體負有直接責任。」。(66)
2005年10月18日，雅科夫列夫在飽受病痛折磨後去世，終年81歲。西方和俄自由派人士對雅科夫列夫的一生大加讚譽，但俄羅斯多數民眾認為他是「毀滅國家和黨的可恥叛徒」。
1992年，謝瓦爾德納澤從莫斯科回到已獨立的喬治亞。在1995年11月和2000年4月他兩次當選總統。幾年後，美國支持受過美國和西方「良好」教育的更加親美和親西方「精英』』薩卡什維利等人發動「玫瑰革命」，推翻了謝瓦爾德納澤。謝瓦爾德納澤十分無奈地抱怨說：「我是美國政策最忠實的支持者之一……我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69
2007年4月23日，葉利欽因心臟病去世，享年76歲。此時的民意調查表明，從尼古拉二世以來20世紀俄羅斯所有領導人當中，對葉利欽的評價最差，甚至排在戈爾巴喬夫之後。願意生活在葉利欽時代的人只有1%。(68)
蘇聯亡黨亡國整整二十年來，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無時無刻不在反思。
本片對俄羅斯各階層人士的反思在其它各集中已經作了反映。但從一定意義上講，最具說服力的還是那些當年「持不同政見者」的悔恨。
本片開頭提到的以堅決反共著稱的著名作家馬克西莫夫在生前發表的最後一次談話中再次表示懺悔：「我曾以為(共產主義思想)是妨礙俄羅斯發展、妨礙她成為偉大強國的惟一重負。這是我巨大的悲劇性錯誤。我到了老年深為此感到悔恨。」(69)
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對斯大林及蘇聯進行無情批判、20世紀30年代還曾是暗殺斯大林小組成員的作家和學者季諾維耶夫，在目睹了蘇維埃制度覆滅後俄羅斯的混亂局面後，感到非常痛心和後悔。他在蘇聯劇變六七年後即得出這樣的結論：斯大林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20世紀是「列寧和斯大林的世紀」：「考慮到具體歷史條件，考慮到人員等情況，以斯大林為首的領導是按照最佳方案行動的。環境本身迫使他們採取那樣的行動。」(70)
當年反共反社會主義十分堅決的《古拉格群島》的作者索爾仁尼琴1994年從美國回到國內後，儘管其政治態度有時有所反覆，但他從西伯利亞乘火車返回莫斯科，當在沿途看到俄羅斯一片敗落的景象時，也曾十分痛苦地說：「我害了俄羅斯祖國」。1996年，他即發表短篇小說《在轉折關頭)&>。小說通過描寫斯大林去世前後的境況，肯定斯大林及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取得的巨大成就。作者甚至在小說中直面高呼：俄羅斯「還沒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個什麼樣的偉大人物，——還需要再過許多年才能認識到，是斯大林使得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71)
就連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2000年12月31日的電視辭職講話中也明確表示：「今天對我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我想稍微多談一點與平時不同的心裡話。我想請求你們原諒，我們許多理想都沒有實現。我們曾認為容易的事，做起來卻十分艱難。請原諒我，那些認為我們會輕易地從灰色、停滯、極權的過去一下於躍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來的人的希望沒有實現」;「我也曾認為一切會一蹴而就，在這一點上我太幼稚了……許多人在這艱難的時期受到了震蕩，你們每個人的痛楚都引起了我心中的痛楚，多少個不眠之夜，多少次心力交瘁，我真心希望人民能夠生活得輕鬆一些，好一些，我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任務。」(72)
2006年2月28日，有著慘痛亡黨亡國經歷的戈爾巴喬夫對中國記者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麼『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談到蘇共垮台，他說「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裡，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73)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堅決反對那種以為時代、階級的代表人物可以隨心所欲地決定歷史的唯心主義觀點，但同時也承認那些時代、階級的代表人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在特定條件下和一段時日內往往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梳理戈爾巴喬夫時期改革的歷史，有這樣一條十分清晰的邏輯脈絡：即蘇共黨內逐漸形成了脫離、背離和最終背叛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權階層和像戈爾巴喬夫等人這樣的代表人物。這些領袖人物喪失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主張放棄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全盤照搬西方的理論和制度模式，最終導致蘇共74年執政地位的喪失，其結果只能是經濟嚴重下滑，政治動蕩不已，意識形態領域混亂不堪，精神消極頹廢，社會矛盾疊出，人民群眾遭殃。
從世界「冷戰」歷史角度看，西方世界「和平演變」戰略對蘇聯亡黨亡國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蘇聯亡黨亡國的過程中，西方世界和平演變戰略這一外因，是通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些代理人的內因而起作用的。
在俄羅斯採訪的日子，我們聽到不少俄羅斯人對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無比自豪，同時也對中國寄託著殷切的期望。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我想給中國朋友說這麼一句話，就是中國領導層和中國人民要思考蘇聯解體的原因和蘇共衰亡的教訓，因為只有充分總結這些教訓，中國人民才能夠穩妥地建設自己的國家。」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我想再次強調中國成功改革的經驗說明，在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在保持政治穩定的環境下去實現經濟方面的改革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政治體制方面的確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解決和完善，但前提是保證社會的穩定。」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希望中國避免出現俄羅斯的問題。中國只有避免出現這一問題，才能強大起來。中俄兩國應該加強合作。」
恩格斯說過：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人類進步事業在曲折中頑強前行，在低潮中艱難復興。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人類的歷史發展進程不可逆轉，社會主義必將在曲折與苦難中迎來一個又一個絢麗多姿、無比輝煌的春天。
　　時間：2012年8月13日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課題組
　　總撰稿：李慎明;撰稿：陳之驊、吳恩遠、劉樹人、張樹華、汪亭友、劉淑春

起到促進的作用，冷戰時期對戰的雙方主要還是以蘇聯為首的華約，與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中國只是夾在當間誰用誰牛叉，誰用誰扎手的一種奇特存在，

蘇聯（毛熊）解體最大的功臣莫過於蘇聯共產黨自身，

第二大功臣莫過於致力於蘇聯解體偉大運動前沿美國（鷹醬），

第三大功臣……

第四……

……

直到很後恐怕才會排到中國，尤其是設計師執政時期，那是巴不得他晚解體幾年，好跟美國的關係再靠近幾分，可惜毛熊不爭氣，才91年就不幸摔倒，長眠於歷史之中，唉，個人的感嘆好毛熊再多活幾年該多好啊。但是既然死了，咱會永遠懷念你的，你就不要復活咧，233333333

瀉藥。

風馬牛不相及。蘇聯解體純是毛熊肉食者的一次集體轉向。

這些高層，原是社會財富的管理者，可這些錢怎麼才能傳給自己的小崽子呢？

向右轉啊。

指望葉利欽就能把這些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扳倒？

蘇聯解體獲利最大的還是高層，想想看咱改革開放之後富了哪個階層，你就大概明白了老毛子解體只是換了塊遮羞布了。

完。

中美80年代蜜月期的結束，除了螳臂當車(who cares)，主要的原因的蘇聯沒了。。

MD，天塌下來個高的頂著，現在個高的居然跪了，於是中國只有隻有自己頂著了

不然我們安安靜靜躲在蘇聯後面悶聲發大財自己能力夠了再一拳K.O.

中國用力大了，中蘇交惡，蘇聯東部戰略形勢一下回到蘇聯建國初期甚至更惡化，不得不在東部保持百萬兵力隨時防範中國。

怎麼說呢，一個被各個派別都接受的年輕領導人上台，在獲得一定範圍的權利後，使用幾個投其所好的奸臣，運用一些看似打擊長老派，實則是被奸臣利用在打擊自己黨派的執政根基的手段，幻想著在長老派手中奪得實權，卻在最後被奸臣兜底，以至於最後淪為這個國家的吉祥物。

這就是戈爾巴喬夫，昏庸無能的卻在各種機緣巧合下上台的亡國君。

良心話，感謝中國對待同類事件的當機立斷，不然我們還能在這說這些？

瀉藥,我寫的全憑記憶,不想搜索,搜索題主也會,不用我.珍寶島後到戈爾巴喬夫89年訪華之前,中蘇關係都很不好.各種政府組織的遊戲就不說了,越南啊,柬埔寨啊各種對著干,中國和美國配合,什麼和平典範的T59改進版,F8的美版型號,甚至我聽說,美國不在中國駐軍,但是在中國存放美軍武器,由中國看管,一旦中蘇爆發戰爭,美軍士兵坐飛機來了就可以協防.但是我認為中國雖然參加圍堵蘇聯,但是不希望其完蛋,即使中國的自由派當權的時候也不希望,我認為.

我們國家無論在體制、制度上，還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與前蘇聯有著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艷陽天；弄不好，蘇聯的昨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在光線以外的地方有無數人為了這些而付諸汗水甚至生命

別的不說，中蘇邊境佔到中國大半個陸上邊境線。遠東的萬輛鋼鐵洪流足夠讓木樓的將軍們夜不能寐。

美國的威脅遠不如蘇聯大

蘇聯解體，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

倒下的毛熊才是好毛熊。不因為別的，就是因為中蘇挨著。

你看中法關係一直都很好，軍工上達索塞峰沒少給予中國幫助。法國也是最早承認新中國的西歐國家（50年代建交）。當然這跟法國二戰時期和英美的關係有關。

有興趣的同學百度二戰中的法國海軍。

戰後法國一直奉行獨立政策。有完整的軍工產業鏈。從1966年到2009年法國軍事力量一直不在NATO架構內

政治生活的官僚化，這個政治癌症，才是一切政體徹底失敗的主要原因。

因此，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夥真正才是滅亡蘇聯的罪魁禍首，蘇式體系迅速滋生的顢頇無能的官僚體系，與中國曆朝歷代的晚期末期沒什麼兩樣。

習大大反腐深意在此，「黃（gou）金（shi）十年」幾乎積澱成事的Tuan Pie，簡直就快要滅亡中國了，現在還有至深的流毒，還可能有極大禍害。

其他都是外因，都是歷史進程的戲劇化的外衣，可以隨意打扮，沒有阿富汗，可以是匈牙利，沒有毒刺導彈，可以是古伊扎利反坦克手槍，哈哈，隨意打字胡扯的。

蘇聯直到80年代初都極端看不起中國，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騰飛極大震驚了蘇聯的思想界，讓蘇聯人真正意識到【我們這一套真的不如資本主義】，以前不如歐美，還可以說基礎不好，打打嘴仗，現在被曾經只有蘇聯經濟總量1/5的落後中國在短短几年內追到1/3，1/2，幾乎追平(想想眼睜睜看著大慶10年內GDP追上北京時，北京人內心奔騰的草泥馬吧)。

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不但鬆動了蘇聯存在的基礎，還促使同為計劃經濟大國的印度轉向市場經濟，是中國難得的價值觀軟實力輸出。

伊萬的葬禮

1991年。

王耀呵著西伯利亞寒冷的空氣，腦海中回憶著17世紀時，伊萬·布拉金斯基越過烏拉爾山，在此地與自己初見的情景。當時一川碎雪，風聲如怒，哥薩克騎兵的馬蹄敲擊著大地，彷彿可聽到地下冰洋的翻湧。後來伊萬倒在了紅色的旗幟下，然後以蘇維埃之名重生。

今天他再次死去。

「伊萬·布拉金斯基是個優秀的人，他被世界逼上絕路。」

王耀注目著台下腰間別著刀斧和M9的人們，他們手中是鮮紅的玫瑰、唱片和可樂。

「來說說我對他做過的事吧。五十年代中後期勸他和阿爾弗雷德對抗到底，與他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地位，在珍寶島兵戎相見，在阿富汗資助其敵。」

王耀看了看十分寬大的靈樞。

「但這是他應得的。因為我討厭他的大國沙文主義，他的集體農莊，他無處不在的克格勃，他的老大哥，以及——陰影籠罩全國的Stalin"s tomb。離他十八光年的神明不是用來約束人性，而是用來報復失敗的戰爭。」

王耀張開雙手，對世界說：「我看到了我。」

槍支和刀鋒全部指向了他，玫瑰散落一地。

「我只希望今天他在這裡死去，而我在這裡醒來。」

寒風揚起，王耀聽到阿爾弗雷德·F·瓊斯虔誠的低語：

「Heaven help in all our battles

Heaven see love,heaven help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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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APH有了政治色彩真是罪該萬死。

很大的作用。中國一投靠西方陣營，馬上跟美日如膠似漆。現在我們可能無法理解當時中國和美日之間關係有多麼要好。事實上當時的中國基本上已經成為北約的橋頭堡了。中國作為曾經的社營二號，和蘇聯分道揚鑣帶來的實力損失就不用說了。中國和美國交好導致俄羅斯漫長的南部陸地邊界線暴露給了敵人。此時的蘇聯西有歐洲戰線，東有太平洋美國，南面還有和美國火熱的中國。

中國加入西方陣營，標誌著蘇聯已經事實上輸了冷戰，從此實力的天平徹底傾斜了。蘇聯徹底失去了在世界上爭霸的可能性。

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中國並沒有直接參与，但是這個事跟中國有很大的關係。

早期的蘇聯一直充當的是老師的角色，他們的領導層有優越感，覺得中國就是後生，跟著大哥混就行，我有什麼，你就學什麼，我用斯大林模式，你就也這麼用，反正你也超不過去我。這種心態在蘇聯的領導層是十分普遍的。而到了1980年以後，中國的改革逐漸有了效果，GDP直線上升，各行各業也開始高速發展，尤其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使中國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溫飽問題。你要知道，蘇聯當時的農業是嚴重停滯的階段，國民吃不飽肚子的大有人在，這讓蘇聯心理開始失衡。後來中國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區的設立，對外開放政策的逐步落實，都使得中國的經濟實力大幅提高，這時蘇聯領導人徹底心裡失衡了，大刀闊斧的開始進行改革，把所有的政策一下子就都頒布下來，經濟改革剛沒幾年，效果不明顯，就又冒失地進行政治改革，這下蘇聯就徹底玩完了。你仔細看看巴爾戈喬夫那些改革措施，絕大多數是正確的，那為什麼還是回天無力，反而成了蘇聯解體的催化劑呢？就是過急過快了！為什麼會過急過快呢？很大一部分就是看到中國的成績，心裡不平衡鬧得，85年戈爾巴喬夫提出「加速戰略」，這個時間點就很有意思，這一年中國的農村改革也初見成效，城市改革也開始了，蘇聯妄圖一下改革到位，追趕，甚至是超過這個曾經的學生，問題就出在這。你看中國的經濟改革，和蘇聯的改革措施差不太大，但為什麼成功了呢？仔細想，其實是有一整套邏輯在裡邊的，大概是由試點到局部，由局部到區域，由區域到整體。由農村到城市，由農業到工業的過程。這個就很科學了，改革範圍逐步擴大，無形中就增加了試錯的機會，一個決定頒布下來，行就推廣，不行就撤銷，而非一竿子下去，行就是行，不行就徹底玩完。農業是國家立足的基礎，把農業搞上來至少可以維穩，先保這個國家不解體，農業好了，再去工業，再去搞城市。這樣一步一步的走的很紮實，不會有大問題。等經濟改的差不多了，再改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這經濟改革都30年了，政治上也不敢輕易改動，蘇聯倒好，不到十年就把國家給改沒了。

綜上：蘇聯解體，直接原因就是過急過快，光學到了中國的措施，沒學到精髓。羨慕嫉妒恨可不是積極的能量，還是踏實點比較好。

蘇聯解體雖然中國沒有直接參与，卻成了致命的催化劑。

戰略牽制，越南，阿富汗消耗了蘇聯的國力，但是不至於解體。

解體還是蘇聯自己被算計了。

蘇聯當時的問題是經濟問題，不是不能解決的，而且蘇聯怎麼也是世界第二的底子，還控制整個東歐，世界貿易也有大片的控制區。

走對了路，先經濟小步放開，再政治逐步改革是可以的。然後被制度決定論忽悠。

先是輿論失控，然後政治失控，經濟政策亂來（這方面，喂毒藥的經濟學家功不可沒）。

然後供給跟不上，貨幣出問題，人民就不幹了。（人民其實也是烏合之眾，不好就上街，不知道什麼訴求會好，什麼訴求會更糟，很容易被利用）

思想亂了，民眾上街，軍隊也不聽話，就顛覆了。

謝邀。

個人覺得沒起到啥作用，如呂布知友所言（儘管我不同意是美國的顛覆，你好好的別人能顛覆你么？呵呵）。可能硬要說，當年中美建交算一個吧，一下子讓北極熊感到了來自另一方的威脅，心想你們黃皮猴子（當年日俄戰爭時，俄國媒體管日本人叫「黃皮猴子」）怎麼這麼煩？動不動就給大爺我設埋伏。

樓上有知友說紅朝的改革開放的影響，我覺得這個根本不是關鍵，因為前蘇聯當時軍事上實力不比歐美弱，很多城市居民老百姓也是有自己的汽車和寬敞的公寓的，居民的自豪感優越感不會差，比80年代的大紅朝還是先進不少的，唯一缺的是糧食生產和日用產品，不過當時紅朝也有一樣的嚴重問題--我們當時還是吃定糧用糧票的，直到1992年才取消配給定量和糧票呢，而其他如自行車縫紉機電視機電冰箱甚至大傢具（大衣櫃五斗櫥等）也是要憑票供應的。自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他們的門窗就是朝著西方開的，加上華沙條約組織都在他們西邊，所以前蘇聯的注意力都是放在西面了，而來自西面的影響對他們是最最深遠的。

關係不大，不過中蘇兩黨對罵確實是當時一系列觸動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領導地位的運動之一，只是根子上沒有捷克和匈牙利這兩件事情那樣撼動根本。

至於軍事對抗，所謂百萬陳兵，其實國內宣傳的成分很大，中國當時的軍力還不值得一個超級大國如此當回事的對待。

中國能當世界政治主角的時代即使今天也沒有到來，我也希望它永遠不要到來，對老百姓沒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