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農民起義頻繁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局限在中小規模

從宋初的四川不斷暴亂，到北宋末年方臘在江南起義，宋一朝中小型農民起義不斷，為何以經濟見長的宋代如此多中小型的農民起義，且難以形成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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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為什麼宋代農民起義經常爆發？

我國曆來農民起義無外乎土地、人口、徭役、賦稅四個原因。其中，土地和小農經濟是影響農民起義這種群體事件爆發的深層次原因。所以，要想了解為什麼宋代農民起義規模和影響都比較局限，可以先看看其發生的原因。

首先是宋初的「李順、王小波」起義，這次起義有個著名口號，叫「均貧富」。這口號一聽就知道是農民起義那種淳樸的理想。但實際上王小波和李順並非一般以耕作為生的農民，而是半農半商的茶農。北宋在平定蜀地後，對川蜀實施了嚴格的常平政策（政府對商品統購統銷），並且嚴禁茶葉外運，這樣就嚴重的損害了茶農利益。

《續資治通鑒長編》：「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群眾起而為亂。」

起義首先由茶農李順王小波發動。當然，蜀地能鬧出這樣的規模的起義也是因為蜀地相對於其他地方是比較貧窮的，人口兼并特別嚴重。這些都是晚唐五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即唐代均田制的破壞，導致人口兼并愈演愈烈，這也是唐代由盛轉衰的原因之一。

宋朝比較著名的起義還有北宋末年的方臘（梁山規模跟方臘比起來其實算小的了）

方臘起義的最直接原因是「花石綱」，宋徽宗時期，朝綱混亂，政治黑暗。各種巧立名目對勞動人民進行搜刮剝削。農民苦於繁重賦稅盤剝，致流離失所。最終在方臘的領導下揭竿而起。而宋江在梁山起義的原因則是朝廷把梁山一帶劃為國有，漁民不得隨意進入梁山泊進行捕魚等農林活動，相反，每年還需繳納各種款項，實際上就是斷了梁山農民漁民的生路。

北宋除了李順王小波、方臘宋江起義，南宋還有鐘相楊幺起義。這次起義表面上是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激化所致，實際則是南宋政府以抗金為名，加大對農民的剝削所導致的。

由此可見，宋朝農民起義爆發的原因主要是朝廷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壓迫的加劇。正是所謂的官逼民反。在這一時期土地私有制的變化也是原因之一，但並非主要因素。宋朝整個國家機器極其注重對內部的控制及使用，雖然商業經濟迅猛發展，但也免不了對人民採取些高壓手段。政治對於經濟的過多干預是宋朝農民起義頻繁爆發的主要原因。

問題二：為什麼宋代農民起義規模並不大？

整個宋朝三百多年，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共有一百多次，但大多規模不大。有的影響小到連史書都一筆帶過，只寫一個「叛」或者一個「亂」。那為什麼沒有「黃巾」、「赤眉」這樣規模的起義呢？

其實，想要逼迫農民起義並非易事，誰不想好好活著，一旦造反基本上是九死一生。所以大規模農民起義必有以下幾個條件：

外部：

1.實在是走投無路，所謂」逼上梁山」，陳勝吳廣就是典型。

2.必須有一個高度中央集中的政權對立，以至於各地均能嚴格執行中央政策。

3.對立政權的各地官僚機構一定是成熟的，絕對的公私分明，該剝削的堅決剝削。

4.對立政權這時候因為某些原因，控制力有一部分削弱。

內部：

1.人數要多，且大多人感同身受。有著相同的願景和目標。

2.要有文化程度比較高的人加入領導班子，光靠文盲不行。

3.要有比較響亮的口號，既能發動群眾，又能直指統治階級的弱點。

那麼為什麼這些農民起義都不能完全滿足這些條件呢？這就是宋朝統治者的精明之處了，簡單來說就是剝削你但是又不至於讓你活不下去。這些積極政策有：

1.減輕徭役

徭役一直以來都是農民起義的導火索之一。對廣大農民來說徭役確實比較痛苦，完全是免費勞動力。宋朝鑒於這種情況，採用了獨特的「廂軍」來代替成年勞動者需要提供的徭役。所謂「廂軍」雖然是軍隊編製，但從來不進行作戰，打仗都交給了「禁軍」，廂軍平時就負責修築、運輸之類的雜貨。當然，其兵員素質也很差，大多是囚犯或者被禁軍淘汰的人。《水滸傳》里林沖發配去的牢城營就是廂軍。

2.土地制度

宋朝對土地控制其實是比較松的，並不反對兼并，也不加以遏制。土地流動性增大的好處是可以供更多的農民耕作，土地商品化也間接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加上農業科技的進步，使得饑荒出現的次數大大減少。

3.商業發展

這一點也是歷來被認為是沒有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原因。通過工商業，人民對於土地不必過分的依賴。同時工商業也不像農林漁牧一樣容易受到國家經濟政策的干擾和剝削。另外，因為起義勢必造成地區局勢動蕩和朝廷的嚴格控制，對工商業階級是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不是李順王小波這樣被朝廷斷了財路的，是不希望起義的。這樣，又分化了一部分起義的基礎。

4.重視士人

歷來農民起義沒有士人參與其實是不成氣候的，優秀的知識分子遠比數量眾多的農民階級來的重要。宋代對於士人的重視可謂是仁至義盡，重文輕武、不殺大臣、高薪厚祿、科舉取士。讀書人想要飛黃騰達的途徑遠不止一種。既然如此、又何必參與到身敗名裂的農民起義中來？

此外，宋朝軍隊採用募兵制，不再頻繁徵兵，減輕了農民的兵役負擔。還在饑荒年間加大募兵力度，徵召饑民加入軍隊，防止廣大饑民惹出事端。但這樣也造成了宋朝軍隊多而不精，即是所謂的「冗兵」。

由此，宋朝的一系列措施保證這些農民起義都成不了大氣候，相對於北方各個少數民族政權，對朝廷的威脅實在不能夠相比。總的來說，宋朝人民的生活是既不幸福，也不痛苦，但好在一個安定。相對於安史之亂之後的動蕩局面，這種安寧無疑是一種嚮往。從民間到朝廷都保有這種心態，朝廷對外是能不打就不打，能用錢解決的都用錢解決。對於老百姓亦是如此，世人總說宋江是投降派，但仔細一想，誰又想放著安穩日子不過躲上山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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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農民起義數量極多規模不大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實在太窮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必須有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的。

李自成幾十萬大軍能夠靠搶地主土豪的存糧食吃飽肚子，而宋朝都是這種而

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

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太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畎澮之跡往往猶在。而荊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

荊襄之地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痹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

自永靜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大率類此千里蕭條間無人煙去年雖豐無人耕種所收苖稼十不一二

這種情況就是本朝太祖穿越，帶上李自成洪秀全張角等聯手，也搞不出大規模起義，饑民搶也搶不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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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農民起義頻繁的原因是，宋朝對廣大百姓的壓榨太嚴重的了。雖然各朝代都壓榨百姓，但是宋朝對百姓的壓榨特別嚴重。

宋朝農民起義局限在中小規模的原因是，北宋、南宋還沒活到矛盾積累到農民起義發展到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時候，就被外敵滅了。北宋約160多年，被金人滅了，南宋約150年，被蒙古人滅了。

學者趙翼比較了各朝代的情況，指出宋朝「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

《朱子語類》指出宋朝：「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而且，宋代官府不但承繼了五代以及以往各朝的苛捐雜稅，而且還增加了許多斂民新法。

蔡勘稱宋朝：「賦斂煩重，可謂數倍於古矣」。

黃震指出宋朝真實情況是「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

明林大欽《廷試策》指出宋朝「昏混衰世之政……冗員、冗兵、冗費」。

宋朝依靠的主要是農業。其實宋朝的商業、工商業並不像網上吹的那麼發達。真看過靠譜的經濟史著作就會知道，宋朝的商業、工商業遠不如明朝、清朝。

歷史學家、經濟史大家李伯重的《「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徹底否定了"宋代經濟革命說"這種觀點。指出宋朝經濟革命只不過是一個虛像而已。

宋朝初期竟然爆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這種中等規模的起義。大部分長壽王朝的初期是沒有發生這種情況的。

根據《兩宋農民戰爭史史料彙編》，宋朝民眾起義極其頻繁，僅北宋160餘年就發生民眾起義203次，宋朝這麼頻繁的民眾起義，在其他朝代是罕見的。

宋朝為什麼沒有大規模農民起義？因為北宋、南宋還沒活到矛盾積累到農民起義發展到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時候，就被外敵滅了。北宋約160多年，被金人滅了，南宋約150年，被蒙古人滅了。

即使宋史大家鄧廣銘也不得不承認：如果不是出現了民族矛盾激劇上升（金滅北宋）的情況，北宋政權勢必是要被農民起義軍所推翻的。（記載於《鄧廣銘全集第二卷》25頁）

宋史大家鄧廣銘也不得不承認：1、冗官太多、政費太大、行政效率太低，2、冗兵太多、軍費太大、作戰能力太低，3、「積貧」局面造成。

宋朝「民間苦賦重」，「王稅何由備？」 　　

學者趙翼指出宋朝「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

不必查閱卷帙浩繁的《全宋詩》，僅在錢鍾書《宋詩選注》中就有宋代百姓苦難的大量證據。

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小相依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

劉攽《江南田家》云：「官家不愛農，農貧彌自忙。儘力泥水間，膚甲皆疥瘡。未知秋成期，尚足輸太倉。」

南宋徐照《促促詞》曰：「東家歡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長忍飢，老婦勤織長無衣。」

戴復古《庚子荐饑》云：「餓走拋家舍，縱橫死路歧。有天不雨粟，無地可埋屍。劫數慘如此，吾曹忍見之。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

至於梅堯臣的《汝墳貧女》、蘇舜欽的《城南感懷呈永叔》、張舜民的《打麥》以及范成大的前後《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百姓苦難生活的名篇。

宋朝人一再嘆息：「開工作民良久艱，誰知不如牛馬福！」「人賤不如泥，三嘆而已矣。」 北宋張詠《愍農》詩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33]

南宋利登《野農謠》云：「今年二月春，重見勸農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農惟此日。」[34]

梅堯臣《田家語》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扣我門，日夕苦煎促。」[35]宋詩中這類抨擊官府壓榨、盤剝百姓的篇章為數不少。宋代尤其是南宋，苛捐雜稅多如牛毛。

北宋李覯浩嘆：「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36]

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37]

連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認：「稅賦太重。」[38]

百姓哀嘆：「王稅何由備？」[39]

總之，宋代的實情是「民間苦賦重」。[40]

宋朝有路引制，只不過改了個名字，叫做「憑由」。宋吹所謂的無漢唐之過所、無明之路引，然而宋朝有「憑由」，相當於漢唐之過所、明之路引。

宋朝人不但沒有遷徙之自由，反而被管控的更嚴苛。

宋朝初期對農民流動的管控限制比之前的朝代要嚴苛，後面到宋仁宗才假惺惺形式的說 客戶起源……商量去處，但是實際客戶仍然控制在主人手裡。

從《宋會要》來看：私下分田客非時不得起移，如主人發遣，給予憑由，方許別住。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

「西湖雖好莫吟詩」，宋朝的「特務」，文字獄等，

「熙寧五年（1072）春正月，置京城邏卒。皇城卒七十人，開封府散從官數十人，巡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103]

早在宋仁宗末年，司馬光就抨擊邏卒：「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縶囹圄，橫罹楚毒。」[104]

熙寧年間，退居洛陽的司馬光又上奏宋神宗，極力反對：「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105]但並未產生任何作用。

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劉摯上疏彈劾道：「（領皇城司石）得一恣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張阱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戶，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一旦入獄，「凌辱棰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

[101]《司馬光奏議》卷7《皇城司廵察親事官札子》，第58頁。

[102]《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4大中祥符三年三八月庚午，第1687頁。

[103]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19熙寧五年正月，中華書局2006年版，許沛藻等點校，第451頁。

[104]《司馬光奏議》卷7《皇城司廵察親事官札子》，第59頁。

[105]《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52熙寧七年年四月甲申，第6162頁。

[106]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63《百官門·內待下·上哲宗彈劾王中正等四宦官之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第697-698頁。

[107]《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檜傳》，第13765頁。

宋代文字獄較多，諸如奏邸之獄、烏台詩案、同文館之獄、車蓋亭詩案、胡銓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幾乎盡人皆知。

宋代的文字獄以宋高宗一朝最多，據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5《秦檜文字之禍》考述，不下20起。宋代禁書、焚書的事件不時發生，私史往往是禁毀的主要對象。如崇寧二年（1103）四月，「詔毀刊行《唐鑒》並三蘇、秦、黃等文集。」[109]諸如《東齋記事》、《湘山野錄》、《劉貢父詩話》、晁補之文集以及程頤的著述都在禁毀之列。又如紹興十四年（1144）四月，禁私史，其理由所謂「私史害正道」。十九年十二月，再度明令「禁私作野史，許人告」。在朝廷的壓力下，司馬伋言不由衷，公然說「《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110]。再如嘉泰二年（1202）二月，禁行私史。李燾《續通鑒長編》、王稱《東都事略》等書特許「存留」，但「不許刊行。其餘悉皆禁絕，違者坐之。」[111]因文得禍者往往貶往遠惡州軍，並株連甚廣。如紹興二十年（1150），原參知政事李光因「妄著私史，譏謗朝廷」罪，遠貶昌化軍（治今海南儋州），「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112]「其弟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其季子孟津「亦抵罪。田園、居第悉皆籍沒，一家殘破矣。」[113]因文得禍者還有被處***死的。如紹興年間，「進義副尉劉允中坐指斥謗訕，棄市。」[114]原宰相趙鼎遠貶吉陽軍（治今海南三亞），他對其兒子說：「（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於是「不食而死」[115]。

紹興十四年（1144），「太學生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116]張伯麟觸痛了宋高宗內心深處的瘡疤，慘遭嚴懲。這與後來清人將「陛下」筆誤為「狴下」，即被視為對皇上「大不敬」之類，並無根本不同。

宋代文字獄的罪名大致均為「謗上」。元豐二年（1078），烏台詩案，蘇軾的罪名便是：「凡上所施為，皆作詩詆訾，無所不至。」[117]慶元年間的所謂「偽學之禁」，以專制手段禁止一種學說和學派，並迫害學者，更是典型的文化專制。

由於宋代文禍較多、懲罰較重，蘇軾在熙寧年間前往杭州時，其表兄文同告誡他：「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 蘇軾後來仍不免「烏台之勘、赤壁之貶」[118]。難怪宋代有這樣的俚語：「聞事莫說，問事不知，閑事莫管，無事早歸。」[119]

[109]《宋史》卷19《徽宗本紀一》，第367頁。

[110]《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檜傳》，第13760-13761頁。

[111]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6《嘉泰禁私史》，中華書局2000年版，徐規點校，第149頁。

[112]《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61紹興二十年三月庚寅，第2608頁。

[113]《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68紹興二十五年四月己丑，第2747頁。

[114]《宋史》卷30《高宗本紀七》，第574頁。

[115]《宋史》卷360《趙鼎傳》，第11294-11295頁。

[116]《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檜傳》，第13759頁。

[117]《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01元豐二年十二月庚申，第7336頁。

[118]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4《詩禍》，中華書局1983年版，王瑞來點校，第188頁。

[119]胡仔：《漁隱叢話》前集卷54《宋朝雜事上》，四部備要本。

宋朝，不僅宋朝的戰亂階段老百姓生活悲慘，而且宋朝的和平階段老百姓生活也很悲慘，被宋朝的嚴重壓榨逼的出現殺嬰習俗。

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導致宋朝出現廣泛的殺嬰現象、殺嬰習俗。「不舉子」即生子不育現象（殺嬰現象），古代社會一般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但是在宋朝，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導致：宋朝即使是沒有災害與戰爭動亂的階段、仍然出現廣泛的「不舉子」、殺嬰現象，並演變成一種社會習俗——殺嬰習俗。（宋朝的戰亂階段就更慘了。）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說：荊湖北路（今湖北一帶），「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東坡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縣），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東坡志林》）。朱熹父親朱松《韋齋集·戒殺子文》說，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福建一帶殺溺幼嬰的風俗最盛。朱松在福建為官，「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陳淵《默堂先生文集·策問》也說：「不舉子之習，惟閩中為甚。」王得臣《麈史·風俗》謂，在一般情況下，「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據《道山清話》載，宋神宗、哲宗時的宰執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屬福建），「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敕止。」《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載，江南東路（今江蘇、安徽、江西一帶），「東南數州之地……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宣、歙（今安徽）為基，江寧（今南京）次之，饒、信（今江西）又次之。」即使兩浙路（今上海浙圌江一帶）的社會經濟比宋朝其他地區發達，但是在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下，兩浙路的一些地方殺嬰棄嬰之風也很嚴重，「衢、嚴（今浙江建德）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舉。」

　　從上述史料歸納，宋代東南地區，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殺嬰兒的現象與風俗已相當普遍。「不舉子」之風嚴重敗壞了社會的倫理道德，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范如圭傳》），要求政府嚴刑禁止。官府確也採取多種措施，企圖加以制止。但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　　

　　宋代官府不但承繼了以往各朝的苛捐雜稅，而且還增加了許多斂民新法，其中丁賦（人頭稅）成為廣大民眾的沉重負擔。其丁賦承繼五代，以東南地區最重。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談到，福建「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斗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載，三山地區（今福州）「咸平初，夏稅及身丁錢總二萬九千七百有餘，大中祥符四年，詔放身丁錢，獨夏稅七千六十九貫有奇」。身丁錢高達夏稅的三倍之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四說，南宋初期，荊湖南路（今湖南一帶）「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語類》中也說到，兩浙地區「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見宋代的各色人頭稅花樣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著說：「南方地狹人貧，終年佣作，僅能了得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舉。」范成大也說：「處州（今浙江麗水）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宋會要輯稿·食貨》也載：「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舉。」趙善燎《自警篇·濟人》云：「浙民歲輸身丁錢絹，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江南東路的太平州（今安徽當塗），「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諦》）。

宋朝統治者殘酷的人頭稅壓榨，是民眾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統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這一風俗，一方面又以超強剝削法推動這一風俗，連皇帝都承認，「民為身丁錢，至生子不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二），但宋朝統治者根本不會有改變這一賦稅結構、來「救救孩子」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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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商業較為發達，國家歲入對農業稅的依賴不高，就對農民的控制就輕很多。局部的農民起義可能只是地區施政的不當，而非總體政策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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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耕農階級萎縮到極點的結果就是宋朝這種全面開花但不爆炸的起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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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歷史是人窮得活不下去了。南宋起義的地方集中在江西一帶，正因為如此岳飛有功於趙構。而南方一直相對於北方沒有戰亂，突然來了主子加大稅負。於是起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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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問題，主要是古代沒有空軍。只要擁有空軍，不要說農民起義，哪怕是陸軍和海軍以及民兵同時暴動，也能遊刃有餘地解決掉。而且陸軍和海軍不是軍事貴族，經常不聽話，在鎮壓起義方面純粹是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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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實行守內虛外的政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內部控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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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俗一點：封建一夫多妻制導致了許多男農民吃飽了肚子沒B操，JJ難受於是才選擇造反。當代社會的法律要求一夫一妻制就是因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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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萬稅，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等均之！

　宋朝統治的腐敗和農民、士兵的反抗（二）

宋朝統一後的幾十年間，廣大農民和工匠以辛勤的勞動，發展了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但生產的果實卻被地主階級所剝奪。宋王朝「盡用衰世裒刻（裒音掊p$u）之術，取於民以啖之而猶不足」。地主、富商也爭相榨取農民和工匠的膏血，勞動群眾陷於殘酷的地租剝削和賦役壓榨之中，被斷絕了生路。青年詩人王令作《夢蝗》詩，假借蝗蟲的控訴，犀利地揭露了地主和農民的對立：「嘗聞爾人中，貴賤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義儒。脫剝虎豹皮，假借堯舜趨，齒牙隱針錐，腹腸包蟲蛆。……割剝赤子身，飲血肥皮膚。……貧者無室廬，父子一席居。賤者餓無食，妻子相對吁。……此固人食人，爾責反舍且（音居j，語助詞）？……吾害尚可逃，爾害死不除！」地主階級的「材能官」、「仁義儒」們打著仁義之道的旗幟喝農民的血，被「割剝」的農民群眾只有針鋒相對地起來作鬥爭，才能驅除這些吃人的虎豹。

真宗至英宗統治時期，宋王朝在一天天潰爛，農民、士兵的反抗鬥爭也在一天天興起。士兵的反抗和農民起義相結合，「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下面是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

益州起義李順、張余等領導的起義失敗後，僅隔四年多，真宗咸平三年（一○○○年）的新正元旦，益州（李順起義後，宋朝降成都府為益州）戍卒在趙延順等八人領導下，又一次發動了武裝起義。當官員們慶賀元旦時，士兵們奮起殺死兵馬鈐轄符昭壽。知州牛冕在慌亂中縋城逃跑。趙延順等推舉農夫出身的軍官都虞侯王均為領袖，建號大蜀國，建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低級軍官）張鍇（音凱k3i）為宰相。王均攻佔益州後，又攻下漢州，進取綿州、劍門，不下，還成都。彭州農民準備殺兵馬都監響應，事泄，首領被殺。各地農民紛紛加入起義軍，起義軍逐漸發展到數萬人。宋將楊懷忠自蜀州領兵進攻成都。起義軍在崔照、魯麻胡等領導下大敗宋兵。二月，楊懷忠集合嘉州、眉州等七州宋軍再攻成都。王均派趙延順進攻宋邛州、蜀州。起義軍斷絕宋軍邛、蜀援路。宋軍小勝，進到成都南十五里，不敢攻城，以待宋朝的大軍。王均閉城堅守。

宋王朝派出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率領禁軍，結集川峽各州兵，大舉鎮壓起義。二月十九日，雷軍至成都城外，王均開城假作逃遁。雷軍進城擄掠民財，部伍混亂。起義軍伏兵四起，宋軍不能出，大部被殲滅。雷有終墜城逃跑，敗回漢州。三月，雷有終又自漢州進兵，至成都附近。四月，王均自升仙橋分路迎敵，損失千餘人，退守成都。宋軍不敢進。五月，宋真宗下詔，對「益州亂軍」招降。起義士兵繼續堅持拒守。直到九月間，宋軍久攻不下，乘起義軍不備，夜間挖隧道入城。王均率起義軍二萬人突圍而走。雷有終入城，積薪點火，捕得魁壯男子，指為受起義軍官職，即投火燒死。前後燒死數百人。十月，王均起義軍至富順，奪城據守。雷有終派楊懷忠軍追襲。宋軍入城，王均堅持不屈，自縊犧牲。起義軍六千餘人被俘。

王長壽起義一○○五年，逃亡兵士王長壽，聚眾百餘人起義，至陳留，攻打州縣。宋朝派遣專使增兵鎮壓。起義軍在澶州、濮州間，與官軍搏鬥，發展到五千餘人。起義軍攻入胙城。宋磁州知州許均領兵至胙城，王長壽被俘。起義失敗。

陳進起義一○○七年，廣西宜州士兵在軍校陳進領導下起義。宋宜州知州劉永規統治嚴酷，強迫兵士率領他們的家屬上山伐木，修建州署，風雨不停。士兵常遭毆打。六月間，憤怒的士兵，在陳進領導下，殺劉永規，擁立判官盧成均為帥，號南平王，據宜州城起義，宋王朝大為震動。真宗分派曹利用、張煦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領兵鎮壓，並調發荊湖南、北等路禁軍集結。自京師至宜州增置馬遞鋪傳達軍情，又詔諭廣州設備，防禦起義軍東下。起義軍自宜州攻宋懷遠軍，圍攻數日，不下，進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昱（音玉y)）逃跑。起義軍佔據柳州城。又分兵攻打象州。圍攻四十日，不下。象州農民向起義軍贈送食物，熱烈支援。九月，曹利用以大軍救象州，與起義軍遇於武仙縣李練鋪。陳進領兵拒敵，敗退至城下。盧成均叛變降宋。陳進及起義軍領袖六十餘人被捕犧牲。

王倫起義一○四三年（仁宗慶曆三年）五月，京東路駐軍一百多人在士兵王倫領導下奮起殺死沂州巡檢使朱進，佔據沂州起義。起義士兵南下攻打泗州，渡過淮水，轉戰楚州、真州、揚州、泰州、滁州，直抵和州。義軍所到之處，宋官軍望風而降。諫官歐陽修上疏說：「王倫所過楚、泰等州，連騎揚旗，如入無人之境。」各地巡檢、縣尉相繼投降，衣甲器械均歸義軍。起義不斷勝利發展，王倫著黃衣，立年號，置官職，聲勢大振。七月間，宋朝集合各路兵鎮壓起義，起義軍在揚州山光寺南戰敗。王倫在和州歷陽兵敗，至采石磯，被殺犧牲。

張海等農民起義王倫起義失敗後，歐陽修上疏說：「殊不知前賊（起義者）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餘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一○四三年九月間，金州起義軍入州城，奪取府庫兵仗，分散錢帛給貧民，日暮出城而去。各地義軍打入州城者，約三、四十州。農民和士兵的起義，到處興起，遍滿天下。規模較大的是陝西商山張海等領導的起義。

一○四三年夏，陝西大旱，饑民達二三百萬人。八月間，商州農民千餘人發動了起義。起義領袖有張海、郭邈山、黨君子、范三、李宗等人。起義軍環繞虢州（虢音國gu$）、盧氏以東，洛陽、長水以西結集。京西路各地農民起而響應，威脅京都開封。宋朝派出左班殿直曹元喆（同哲）等統領禁兵鎮壓。起義軍長驅南下，直抵襄、鄧、均、郢（音影y!ng）各州。自陝南經豫西到鄂北的千餘里地帶，到處燃起了起義的烈火。宋樞密副使富弼向朝廷奏報說：「秦末、隋末、唐末諸寇（起義軍）……觀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邈山輩如此強盛。」起義軍進至光化軍界。宋兵士五百餘人，以邵興為首起兵，與起義農民相結合，發展到千餘人。至商於，殺宋「提舉捉賊」將官上官珙。官軍敗潰，藏匿山谷間，邵興揭榜號召宋鑄錢監士兵響應。邵興軍至興元府，大敗宋軍。宋軍校趙明率眾向邵興投降。宋朝以重兵殘酷鎮壓起義者，十一月，邵興在興、洋界壻水戰敗被殺。十二月，張海等在戰場上犧牲。

保州士兵起義 一○四四年八月，駐守保州邊界地帶的禁兵數千人，因受官員虐待，憤而起義。保州通判石待舉、走馬承受宦官劉宗言上城頑抗，被起義士兵殺死，知州劉繼宗逃跑溺死。保州地接契丹，宋王朝大為震恐，命宣撫使富弼統帥各路兵鎮壓。宋軍持詔書招降，部分兵士被騙誘開城門投降。宋軍入城，將發動起義者四百二十九人，全部坑殺。起義遭到失敗。

王則起義三年之後，貝州又爆發了士兵和農民的起義。起義領導者王則，本是涿州的農民，逃荒到貝州，給地主放羊，後來應募到宋軍中當兵，起義前是宣毅軍的小校。貝、冀等州本來有彌勒教在民間秘密流傳。傳說「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王則利用彌勒教的傳說，傳布著變革世道的輿論，並利用彌勒教和德州、齊州的士兵、農民取得了聯繫。起義事先作了部署。吸取益州士兵起義的經驗，準備在慶曆八年（一○四八年）新正元旦，乘官吏們慶賀新年時，各地同時起兵，攻取河北。由於這個計劃事前被泄露，王則不得不在慶曆七年（一○四七年）十一月冬至節，提前發動起義。當州官們去天慶觀拜謁時，王則率領起義士兵打開兵庫，奪得武器；打開監獄，釋放囚犯，隨即逮捕了宋朝的知州張得一。王則佔領貝州後，建國號安陽，稱東平郡王。以州吏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城內起義的居民，在面部刺上「義軍破趙得勝」六字，表示推翻宋王朝統治的堅決意志。

起義極大地震動了宋王朝。仁宗慨嘆說：「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參知政事文彥博請往鎮壓。慶曆八年正月，仁宗派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以明鎬（音號h4o）為副，領大軍圍攻貝州。宋軍攻城，久不能下。最後在北城急攻，乘義軍不備，在南城挖通地道，潛入城內。起義軍突圍而出，王則、張巒、卜吉等被俘。起義士兵仍依村舍作戰，直到最後被焚犧牲。宋朝統治者把王則、張巒、卜吉等押解到開封，殘暴地處死。起義領袖們英勇地犧牲了。

王則起義，從發動到失敗，不過六十五天，但給予宋王朝的打擊，是沉重的。起義利用宗教傳播輿論，事前已有計劃部署，發動後建置官屬，有步驟地行動。比起前此的士兵起義來，顯然又前進了一步。

北宋前期的農民起義：

宋太宗時期：川蜀王小波、李順農民起義

宋初，川峽地區保留較為落後的生產關係。土地集中尤其嚴重，豪強地主役使著幾十、幾百乃至幾千家「旁戶」，世代相承，視同奴隸。旁戶除向豪戶納租外，還負擔官府的賦稅和夫役。宋朝消滅後蜀，除向蜀地人民徵收兩稅等「常賦」外，還在成都設置博買務，徵調各州農民織作一些精美的絲織品，禁止商人販賣和農民出售，並「掊取」茶利，使川峽人民的生路幾致斷絕。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廣大旁戶在王小波領導下，在永康軍青城縣(今四川灌縣南)發動了武裝反抗鬥爭(見王小波、李順起義)。

王小波宣告：「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立即獲得川蜀人民廣泛的響應。起義軍攻佔青城，轉戰邛州(今四川邛崍)、蜀州(今四川崇慶)各縣，進而攻打眉州彭山縣。起義軍把貪污害民的彭山縣令齊元振處死，並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發給農民。起義隊伍發展到一萬多人。王小波在作戰中犧牲，起義軍推舉李順為領袖。李順繼續貫徹均貧富的主張，凡起義軍所到之處，將「鄉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財物、糧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調發」，分給貧苦農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義軍攻克成都府，李順建國號「大蜀」，年號「應運」，佔領了劍關以南、巫峽以西的廣大地區。宋太宗極為震驚，立即派遣兩路大軍，分別向劍門(今四川劍閣北)和峽路進軍。李順原想在宋大軍入蜀前，先派兵佔領劍門棧道，但未獲成功。宋軍佔據棧道，得以長驅直入，李順也在戰鬥中壯烈犧牲。起義軍余部在張余、王鸕鶿等人領導下，在川南、川東一帶堅持鬥爭，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後失敗。起義失敗後，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買務，川峽地區的封建生產關係得到了一些調整。

北宋中期的農民和士兵起義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領導下舉行起義，佔領益州，建立大蜀國。王均起義失敗後數年，以陳進為首的宜州(今廣西宜山)士兵發動起義，擁立盧成均為南平王，前後堅持鬥爭三四個月。

宋仁宗、英宗時，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士兵鬥爭在各地陸續爆發。其中聲勢較盛的有王倫領導的起義，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起義，王則領導的起義。慶曆三年(1043)五月，京東路沂州(今山東臨沂)「捉賊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倫領導下起義，殺死巡檢使朱進，起義士兵數量隨時擴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極為震驚。七月，宋軍圍攻，起義軍戰敗，王倫在采石磯被俘犧牲。同年，陝西大旱，商州(今陝西商縣)農民一千多人，在張海、郭邈山、黨君子、李鐵槍等人領導下起義，活躍於「京西十餘郡，幅員數千里」，官員紛紛逃竄。駐守光化軍(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興率領下嘩變，與起義軍互相配合。邵興進軍至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大敗宋軍。宋朝以重兵殘酷鎮壓起義軍，年底，張海、邵興等相繼在作戰中犧牲，起義失敗。慶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軍小校王則也發動兵變，並且利用彌勒教，與京東路德州(今山東陵縣)、齊州(今山東濟南)士兵和農民秘密聯絡。王則佔領貝州後，建國號安陽，稱東平郡王，改年號為德聖(一作得聖)，設置官吏。宋朝調集數路兵力，並派遣參知政事文彥博主持鎮壓。經過六十多天的苦戰，起義被殘酷地鎮壓下去。

廣大農民和地主階級及北宋統治集團的矛盾日益尖銳，農民、士兵的反抗鬥爭「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士兵鬥爭與農民起義互相結合，是這一時期階級鬥爭的顯著特點。

宋江起義

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東遭水災，貧苦農民流離失所，無以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領導京東路的農民舉行起義。起義軍活躍在河北、京東、淮南一帶。大約在方臘起義失敗的前後，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領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義就此失敗。

方臘起義

兩浙路是北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封建國家的財賦，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這裡。宋徽宗時，應奉局、花石綱之類，又對該地區的廣大農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會秩序動蕩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縣(今浙江淳安西北)農民在方臘領導下發動起義。

方臘(方十三)是青溪萬年鄉幫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傭工(一說方臘是漆園主)。十月九日，方臘假託「得天符牒」，率領農民，殺方有常一家，首揭義旗。遠近農民聞風響應，很快發展到上萬人。起義軍尊稱方臘為「聖公」，改元永樂，置將帥為六等。在起義的頭三個月內，陸續攻佔睦(今浙江建德東)、歙(今安徽歙縣)、杭、婺(今浙江金華)、衢(今浙江衢縣)、處(今浙江麗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縣。各地響應起義的，有蘇州石生，湖州歸安(今浙江吳興)陸行兒，婺州蘭溪靈山峒(今浙江蘭溪西南)朱言、吳邦，永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東)陳十四等。台州仙居呂師囊、越州剡縣(今浙江嵊縣)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領導當地摩尼教秘密組織起兵響應。

宋徽宗於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貫率領京畿禁軍和陝西蕃、漢兵十五萬人南下。宋軍攻杭州，起義軍戰敗，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繼落入宋軍之手。方臘帶領余部退守幫源峒。四月末，宋軍重重包圍幫源，發動總攻。起義軍奮戰，七萬多人壯烈犧牲，方臘力竭被俘。八月，方臘英勇就義。起義軍余部分散在浙東堅持戰鬥，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後失敗。

北宋末年的農民起義2

方臘、宋江等起義失敗後，宋徽宗、蔡京一夥以極大的代價從金朝手中贖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駐軍和官吏的給養，都攤在河北、山東、河東百姓頭上，還須運到燕京交納。為了運送一石糧食，沿途盤費十幾石到二十幾石，造成這地區百姓的極大災難。隨後，王黼又在全國徵收免夫錢，數達六千二百萬貫。州縣官吏對百姓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加上連年災荒，餓殍遍野。

北宋末年的農民起義3

張迪、高托山等起義

宣和五年（1123年），河北、京東等路農民遂相繼起義，少者幾百人、幾千人，多者發展到幾萬人、幾十萬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東)張迪「聚zhong數十萬，陷州縣」，曾圍攻浚州(今河南浚縣)五日。劉光世率宋軍鎮壓，張迪被殺。

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義，號稱三十萬人，轉戰於河北和京東路青(今山東益都)、徐(今屬江蘇)、密(今山東諸城)、沂(今山東臨沂)等州一帶，宣和七年被宋朝楊惟忠、辛興宗軍戰敗，高托山降宋。京東路青州張仙(張先、張萬仙)號「敢熾」，率領起義軍號稱十萬人。同年，在沂州礧鼓山與宋軍作戰，失敗，張仙接受宋朝「招安」。濟南府孫列率領當地農民號稱十萬人，佔領鏵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平軍戰敗。沂州臨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東北)的楊天王、鄆州(今山東東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進、水鼓山的劉大郎等率領的農民軍也都號稱萬人以上。這些起義隊伍所到之處，殺地主、官僚，攻打州縣，或則保聚山谷之間，以崇山峻岭為據點，樹起起義的旗幟，「巡、尉不敢抗，縣、鎮不敢守」。

南宋的農民起義

宋高宗統治時期人民的起義

在金軍南侵過程中，從前線敗退下來的宋朝潰兵、游寇，如李成、孔彥舟、曹成等各領叛亂武裝數萬人，流竄各地，到處殺人掠奪，殘害百姓。加之金兵的殺戮，官府和地主的加強剝削，廣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故不斷發生地區性的武裝起義。

在信州貴溪、弋陽一帶(今屬江西)，王宗石利用摩ni教，發動起義，信州和饒川的貧苦農民紛紛加入，起義軍迅速發展成幾萬人的隊伍。宋廷派劉光世軍前往鎮壓，王宗石等二十多名領袖戰敗被俘，二十萬無辜平民慘遭殺害。

福建路范汝為、葉鐵等人領導農民起義，攻佔建州(今福建建甌)，前後堅持三年，起義軍勒令地主「計其歲入之數」交納租稅。否則，便剝奪其種糧、牛畜，而驅逐出境。趙構派韓世忠以優勢兵力圍攻建州，城破後，范汝為投火自盡。起義軍余部在范忠領導下，又繼續戰鬥了近一年，最後失敗。

其他如婺州(今浙江金華)有和尚居正領導的起義，虔州(今江西贛州)有陳顒、羅閑十等幾百支起義隊伍，約十多萬人，互相聯絡，共同反對朝廷軍隊，後被岳飛鎮壓下去。

南安軍(今江西大余)有吳忠、宋破壇、劉洞天等起義軍，荊湖南路有鄧裝、胡元奭等起義軍，李冬至在郴州宜章(今屬湖南)起義，殺入廣東路，號稱「平天大王」。這是宋朝小規模農民起義很頻繁的時期。

宋高宗年間規模最大的，是洞庭湖濱的鐘相、楊么起義。

鼎州(今湖南常德)人鐘相在北宋末宣傳「等貴賤，均貧富」的思想，組織民眾，建炎四年起義，攻佔了洞庭湖周圍的十九縣。鐘相建立大楚政權，自稱楚王，立年號天載，設置將相官屬。起義軍鎮壓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等人，奪取他們的財物。鐘相被匪徒孔彥舟殺害後，楊么繼續領導鬥爭，並宣布一律免除稅賦差科，不受官司法律束縛。起義軍實行陸耕水戰，憑藉水軍優勢，發揮車船威力，屢次痛擊朝廷軍隊。

鐘相、楊么起義後來被岳飛鎮壓。

從紹興十三年起，福建路出現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等多支起義隊伍，攻打漳、泉、汀(今福建長汀)、建(今福建建甌)等州，屢次擊敗宋軍，紹興十六年被福建安撫使薛弼鎮壓下去。紹興十九年，汀、漳、泉州的何白旗的起義軍曾發展到江南西路和廣南東路境內，次年，起義失敗。

紹興十四年，宣州涇縣(今屬安徽)摩ni教在俞一領導下舉行起義，遭到秦檜之兄、知宣州秦梓的殘酷鎮壓。甚至偏僻的海南島也發生陳集成起義，反抗貪官的暴斂。臨安府還發生了軍校施全行刺秦檜的著名事件，施全被捕殺。

南宋前期宋孝宗年間的農民起義

宋孝宗雖圖治心切，然而在某些方面受制於太上皇趙構，又不得不依賴於腐敗的軍事官僚機構，難以有多大的建樹。宋孝宗鑒於秦檜專權的教訓，躬親政務，設法限制和貶抑宰相事權，重用親信曾覿、龍大淵、張說、王玣和宦官甘升，卻導致這班人的招權納賄。各地官府的橫徵暴斂有增無減，豪紳官僚對土地兼并和掠奪的狀況也並無改變。宋孝宗時階級矛盾仍然相當尖銳，小規模農民起義時常爆發。

在宋孝宗即位之初，廣南西路爆發王宣和鍾玉起義，李雲起義。乾道元年，因官府向各地農戶強制配賣乳香，郴州宜章縣弓手李金組織群眾，發動起義，攻破郴州(今湖南郴縣)和桂陽軍(今湖南桂陽)，並南下廣南東路，圍攻連州(今廣東連縣)、英州(今廣東英德)等地，宋朝從荊襄前線抽調精兵到湖南鎮壓，李金被俘，起義失敗。

淳熙二年，荊湖北路的茶農、茶販在賴文政領導下舉行起義，起義軍轉入荊湖南路，又進入江南西路，多次擊敗官軍，並南下廣南東路。江西提刑辛棄疾結集大批民兵配合官軍，扼殺了起義。

宋孝宗年間的農民起義2

淳熙六年，南宋朝廷用「和糴」名義向民間大量搜刮糧米，在郴州又有陳峒起義。起義軍攻克連州、道州(今湖南道縣)、桂陽軍所屬諸縣。

廣南西路境內也有李接起義，起義者張貼榜文，宣布十年之內不收賦稅，各地人民紛紛參加起義，稱李接為「李王」，罵朝廷軍隊是賊。起義群眾陸續攻下容州(今廣西容縣)、雷州(今廣東海康)、高州(今廣東高州東北)、化州(今屬廣東)、貴州(今廣西貴縣)、鬱林州(今廣西玉林)等地。所到之處，開發倉廩，賑施貧乏。

淳熙十一年，汀州(今福建長汀)又有姜大老起義，這些起義都遭到朝廷軍隊的殘酷鎮壓。

南宋中後期宋理宗年間的農民起義（1224年-1264年）

宋理宗在位期間，農民起義依然此起彼伏。

紹定二年(1229)，汀州(今福建長汀)有晏夢彪起義，贛州有陳三搶和張魔王起義，江南西路、福建路和廣南東路農民紛紛「截髮刺字」，起而響應。

這支起義軍被朝廷搞定以後，另一領袖小張魔王仍堅持和朝廷軍隊作戰。

宋朝是階級矛盾相對緩和，比較文明的朝代，其滅亡用徽宗父子的話說是丞相所誤，有一定道理，徽宗是個藝術家、畫家，朝廷大事都讓丞相大臣辦理，是他們日益腐敗執行了很多錯誤的政策葬送了宋朝。

北宋中期龐大、腐敗的禁軍

宋太祖時選練禁軍，作為正規軍，開寶時(968～976)有禁軍十九萬三千人，廂軍十八萬五千人。宋仁宗時，為對西夏用兵和加強對內控制，各路廣募兵士，禁軍激增至八十多萬人，皇佑元年(1049)，總計達一百四十萬人，為宋代的最高數字。宋朝用來養兵的費用，竟達全國財政收入總數的十分之七八。

宋真宗對遼和議後，兵士平時缺少訓練，不識戰陣，習於驕惰。禁軍領取糧餉，要僱人挑運，陝西沿邊的騎兵，不能披甲上馬。從南方調來的禁軍，自稱不會打仗，見到敵人就怕得要死。河北沿邊的禁軍，「卒驕將惰，糧匱器朽」，將領不是「綺紈少年」，便是「罷職老校」，訓練更是有名無實。邊郡兵士平時坐食軍貯，萬一有警，則「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幟」。加上將帥頻繁更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以致作戰時將領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揮失靈。宋真宗、仁宗還經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將從中馭」的辦法，自定陣圖，交由將帥臨陣按圖指揮戰鬥，因而屢戰屢敗。

北宋中期臃腫的官僚機構

宋朝官僚機構日益龐大，通過恩蔭(任子)、科舉、進納、軍功、胥吏出職等途徑入仕者不斷增加。真宗時，文武百官為九千七百餘員。宋仁宗皇佑(1049～1054)間，增至一萬七千餘員，還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選的選人在內。宋英宗時，更增至兩萬四千員。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員多到不知其數，「一位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

在龐大的官僚機構中，一切因循守舊，以襲守成規相標榜。有人對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為喜功生事；或者不顧時忌，指事陳說，則被指為「沽激」。官員們以「因循懦默者為得計」，遇事唯恐承擔責任或招人非議，影響官位，腐朽的官氣和暮氣籠罩著整個宋朝政府。與此同時，大臣們競相「廣市田宅，爭求重利」，文武百官無不仿效。宋仁宗時，「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頃而不知止」。土地兼并的發展，使地主與封建國家、農民的矛盾日趨尖銳。

財政危機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統治集團的大肆揮霍，使宋王朝的消費逐年增加。據《宋史?食貨忘》載，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國收入一億五千零八十五萬餘，支出一億二千六百七十七萬餘。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全國收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餘，「而所出無餘」。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財政已出現赤字。當年，全國收入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餘，支出一億二千零三十四萬餘，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萬餘，竟然短缺近一千五百萬(單位均為貫、石、匹、兩等)。國家財政年年虧空，不斷「發諸宿藏」，以致「百年之積，惟存空簿」。宋朝的財政危機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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