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語中有無漢字的標準拼法？

01-06

例如從乾清宮之kiyan cing gung可以看出，該處滿文音譯時區分了尖團音，與現代標準漢語的發音並不相同。
那麼，終清一代，生活在漢地的旗人始終可以區分尖團嗎？
在將漢字譯作滿文時，應該依照什麼規則呢？其規則又是否隨漢人語音變化產生更動呢？

另外，漢人、朝鮮人、越南人以至日本人的漢字姓名在滿語中的譯法是否相同呢？

《清漢對音字式》

謝邀。

@村學究村學究的回答的已經足夠準確和詳細了，可以以他的回答為準。

可以肯定的說，滿語中是有漢字的標準拼法的，一個比較簡單、成體系的參考資料是《清漢對音字式》一書，另有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下的《圓音正考》，比較詳細的列舉了漢語中尖團對立的字（ji qi xi - gi ki hi）。這兩本書都可以用作音譯漢字時的參考。

《圓音正考》例圖：

生活在漢地的旗人是否能夠區分尖團，我認為這要看該旗人是否受到了足夠的經學教育……生活在各地的旗人，通常來講（尤其是清後期），對尖團音的區分與當地漢語方言理應無二。北京地區的普通旗人，由於北京白話中在清後期很可能已經不區分尖團了，反倒影響了個別人說滿語時的發音。這一點瀛生先生在《滿語雜識》中曾言及，說清末時有些人把滿語單詞中的 gi ki hi 也說成了ji qi xi （如gisun這類詞），這是因為清代滿文教科書中，使用漢語切音標註滿語單詞，所以有個別人受到了漢語的影響——由此可見，起碼北京地區，受教育不足的普通旗人以及漢人都已經無法區分尖團音了。

名字的譯法，朝鮮、日本的名字怎麼譯，一時間我想不起來例子，但是漢文名字的譯法，起碼在雍正朝及以後，都是按照標準來對譯了。其實康熙朝的書中，漢名的譯法就已經很標準了，可以參考《金瓶梅》等康熙朝的譯作。這一點奏摺上、各種書籍中都有很多體現，不一一贅述。

再者，一些非漢文（漢字文化圈）的名字，在早期可能是根據原本的讀音里來音譯的，比如《尼布楚條約》等，早期條約中的一些沙俄名字，應當都是按照俄語的發音來音譯的：

《尼布楚條約》例圖

但是清晚期的條約中的人名，很可能是按照該人名的漢語音譯來二次音譯的……找一下晚期的條約檔，應該會有例子。

實在不好意思，底下另外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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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講，

就像八思巴文創製自藏文，卻可以用以轉寫元朝的漢語一般，滿文雖最初只是爲了滿語而製的文字體系，仍不妨礙其成爲一種有系統的轉寫漢語的工具。

用滿文轉寫漢語，大概打從滿文初製之時就開始了。一部分是源自漢語借詞，或者爲描述當時敵國人物官制等而製之詞，但可以注意到某些漢語借詞甚至不必是明朝才傳入的，而很可能是早在宋金之際就已經傳入女真諸部。例如《滿文原檔》中有 namgin 南京一詞，這個 nam 完全不是女真固有語的拼法，卻也不是明朝漢語所有，很可能就是宋金或元朝流入女真語的痕跡。

可以確定的是，太宗改良滿文時，特地造了 dz、ts 這樣的字母，確實是專門爲轉寫漢語而造的。滿語中本無此類音。

但，關外時期，用滿文轉寫漢語是相當不規範的。且不說各時代不同層的漢語甚至可能是不同地域的漢語被滿人草率地以自己的音感去轉寫，就算是轉寫上也不很講究漢語聲韻的規律，也就是題主所說的尖團混合甚至錯亂的情況相當嚴重。

我看到的情況是：塞擦音泰半以尖音轉寫，擦音卻有著混入團音的傾向，所以會有 lio cio（琉球，球字誤，應作 kio）coohiyan（朝鮮，鮮字誤，應作 siyan）這種拼法。

就我所觀察的，一直到順治親政前，滿文轉寫漢字的規則仍然是一團混亂。可是順治十二、三年後，幾本翻譯著作《詩經 ?i king》（注意順治時偏愛用音譯）、《資政要覽》、《內政輯要》（滿文但大量引述中原歷史故事）等幾部著作中，轉寫體系已經相當規範。

手頭舉個例：滿洲大儒阿什坦翻譯的通鑑《潘氏總論》（雍正五年刊本，但實際成書年代應在康熙間，故諱玄而不諱真）。

注意看圖上紅線處皆團音，gi ki hi 很清楚。唯一例外是玄字，爲避上諱而改音了。

注意看圖上藍線皆尖音。與紅線團音不混。

而漢大臣乃至滿大臣取漢名的名字轉寫亦相當成體系，清楚明白。讀奏摺時應有所體會。

當然，有個別早期音譯詞沿襲未改。例如台吉的吉等等。康熙朝仍時時用福金表示fujin，但後來漸漸改用福晉了，比較清楚。

準噶爾的巴圖爾琿台吉。受到規範漢語官話雅音影響，台吉 tayi?i 居然變成 Taiki 了！

總之，早在《對音字式》之前，滿文轉寫漢音就已經相當成系統了。乾隆帝甚至對此相當自豪。他自信可以國書轉寫各式語言，當然說起來不無太過，但至少還算是不錯的。《三體清文鑑》裡滿蒙漢互相拼音，體系相當清晰。

另外亦可參考鋤田彥智的〈『満文金瓶梅』により帰納される漢字音の體系について〉，分析得相當精到。

順帶提，北京景山公園裡面「綺望樓」牌匾滿文作「ci wang leo」，這一看就知道是後人所寫而不通真正轉寫規範。「綺」字團音，作「ki」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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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8補充

忽然想起來題目問的幾個問題其實我並沒有真正回答到，補充一下。

1. 用滿文拼漢字音，看似多數情況下會選擇官話慣用音。

用官話，基本上也就排除了使用其他種漢字音的可能性。

換言之，除非原文是來自俄羅斯語、蒙古語等等完全非屬漢字類的，

否則，包括朝鮮、安南甚至是西洋傳教士取了漢名等，都用官話音拼。其他方言似亦未見拼寫。

（李光地曾經提過國書（滿文）十二字頭（名叫字頭其實是韻尾）中某些可用以表達古漢語入聲的概念，可惜似乎並未推廣。一般官方理解下的入聲似乎單指帶喉塞音的入聲，而這在滿文似乎不太能表達。比較妙的是，第六母音 ū 常被視爲 ū 常被視爲「入聲」！）

2. 那麼遇上破音字或官話中文白異讀呢？

那麼看起來真的是依習慣了。

以「白」爲例，滿語似在某些口語吸收了官話白讀 bai，如《清文總彙》Baise = Lafu sogi白菜。

可是《琴譜合璧》卻一概採文讀音 be：

（）後面 ?anyan當然是意譯。）

可是你說他是否全採文讀音？卻又不然：

柏字他就採 bai 音。

這種搖擺的情況在《御製增訂清文鑑》相同：

栢作 be，柏作 bai。

覺字，《清文鑑》似俱作 giyo，這種表達法在江攝宕攝的意義是入聲，參考鋤田文。但，《琴譜合璧》居然有一例作 giyoo，似是作效攝官話讀，從語意上我看不出來他那裡爲何要那麼分。

如果我沒弄錯，「恪」字誤讀入 qüè 的源頭文獻，早的有《西儒耳目資》外，後來滿文亦可爲例。有將之拼若 kiyo 者。而似乎也有拼成 kiyoo？後者我不很肯定，得再確認。（這字不好找，因爲作大臣之諡在滿文是用意譯的。只是有些文獻會出現音譯此字的情況。）

3. 那麼，上面已經有好幾張圖了，能讀滿文的知友應該看得出來某些純屬音譯的地方似乎很有規律，至少一個特色是：尖團分明。那是否當時一般旗人都很清楚這個區分呢？

有意思的是，滿語上確實 gi ki hi 與 ji ci si 有別，可是當時北方漢語中這兩類音老早就混淆了。至少從關外滿文所拼的漢音中可看得出這種現象。（另外傅山《霜紅龕集》那段名句當然也是證據啦，但網路上有些人把這曲解爲滿人如此，是錯的。）而官方拼音與音譯一直企圖保持著讓gi ki hi 與 ji ci si 區別清楚，可是口語中時不時顯露出有人把這些混淆了。有意思的是，如果我沒弄錯，一直到光緒間的滿文起居注冊，拼漢語人名仍然都是尖團分明。可是早在嘉道間甚至是乾隆晚期的文獻上就可以偶見把邊區譯音尖團弄錯的情況了。或許滿文起居注冊畢竟書寫者的學問還是高些？

4. 那麼早期紊亂的情況，除了關外史書文獻以外呢？我不知道各位知友能否看到一本滿漢合璧 ilan gurun i bithe，似乎新疆錫伯族那兒有個新出版的是依此爲底本的？這裡面的漢語人名就非常紊亂。主要是幾方面：

i) 尖團混淆：先主 hiyanju、涿郡 dzo jiyūn；

ii) 平舌翹舌紊亂：同上涿郡，又如黃忠 hūwang dzung；

iii) 同一人名前後不一：孫仲謀作 jung mao，可是這個仲在其他人作 dzung；

iv) 不同漢語方言來源：文聘字仲業 dzung niyei，這個疑母的業顯然讀法與官方異。

v) 讀錯字：例如劉璿 lio ?ui，他把璿 siowan 讀成睿了。還有好些讀錯的。

這本，手頭就沒圖了。不好意思。

被反覆提到的清漢對音字式是解決如何用漢字標記滿文發音的

而不是反過來

用滿文如何標記漢語發音可參看御制增訂清文鑒

季永海編著的滿語語法一書中提到達海在改進滿文時指定了切韻清字的拼寫方案，是可以做到用滿文來拼寫出漢字發音這一任務的。同時書中還指出在《清文啟蒙》中有十七個「滿洲外單字」，專門用來拼寫漢語及其他外來語言的借詞。

有啊乾隆朝規定的最多

抱歉，滿語初學，大一新生。暫時無法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