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二十四史都是紀傳體？又為什麼將二十四史稱為正史？
在網上找過答案，但是都不是很滿意，呼喚高手。。。
其實這個問題只要回答「為什麼《史記》是紀傳體」就可以了——《史記》對之後史書的影響之大不用再說。那麼，為什麼《史記》要寫成紀傳體呢？各種答案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往深了看，還是離不開思想史發展的大勢。這才是最根本的。胡寶國在《漢唐間史學的發展》一書里談到了這個問題，簡單地說，是因為「人之發現」。@王小鷹 引用錢穆那幾段話是非常有眼光的，胡寶國在書里也引用了，他評論說：「由諸子而發現歷史中特別看重人的事實，這就把思考引到了正確的軌道上來。因為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史學著作之所以出現，一定是因為對『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
回顧歷史，商人事鬼，周人重人，春秋則是「人之發現」的時代，這導致了人們對「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產生新的認識。胡寶國說：「人重要，國之興衰在於人。這就是春秋末年、特別是戰國以來人們的認識。司馬遷說：『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這種觀點與戰國時代的認識一脈相承。既然國之興亡在人，既然人是歷史的主體，那麼以人物為主的紀傳體《史記》的出現就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了。」
大致如此。我覺得紀傳體是最適合作為正史的一種體裁。理由有以下幾點：
- 可以很方便的吸收編年體的優點。皇帝本紀就是一部小的編年體史書，說是皇帝本紀，但是往往按照皇帝在位的時間順序記錄國內所發生的大事，並不僅限於描寫皇帝本人，這樣，以本紀作為提綱，在志和傳里再詳細展開。
- 便於分類搞專題。既然是正史，就需要全面的記錄當時歷史的各個方面。紀傳體可以為一個人立傳；也可以為一類人立傳記，比如遊俠列傳、刺客列傳、列女傳、貳臣傳；也可以為一個國家立傳，比如朝鮮列傳；也可以為制度立傳，也就是所謂的「志」，天文志、地理志、藝文志。
- 紀傳體可以很方便的看出作者對歷史人物的態度。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是孔子的觀點只有細讀春秋之後才能揣摩出來。而紀傳體不同，從目錄就可以看出作者對歷史人物的態度，項羽本紀、孔子世家，這就是毫不掩飾的讚揚。
說中國古代敘事能力底下的，來來來，我倒要請教一下，哪個文明在工業社會到來之前，比中國敘事能力強了？
不錯，我們承認，隨著工業社會的到來，中國是全面落後了，這個不假。但因此認為，中國在歷史上一直落後、並將永遠落後的，除了逆向民族主義這個標籤之外，我還真不知道該如何形容了。
當然，我是來認真答題的，下面，我就簡單解釋一下為什麼中國古代歷史，以紀傳體為主。
事實上，用傳記的形式寫歷史，恰恰是中國歷史高超的敘事能力的表現。
小時候讀官史，往往會發現記述中前後矛盾，漏洞百出，於是自然而然覺得，所謂大家，無非浪得虛名耳。
與此同時，我發現，很多地攤歷史，卻敘述清晰，邏輯嚴謹、合理，且可讀性極強。
怪哉？難道是爛石當道，明珠蒙塵？ 惜乎哉，可憐了這些蒙塵的美玉。
後來，經歷了一些事情才明白，官史，那叫上層建築！你以為是小學生寫作文呢？所以，官史寫出來的東西，第一要務是符合主旋律要求，至於真實？容我先呵呵一下——你寫的再真實，不合我意者，我分分鐘讓你消失——你還記錄個屁啊？？？
但另一方面，真實的記錄歷史，顯然是一個有歷史感的人在記錄歷史時最根本、最主要的追求。
合乎主旋律、追求歷史真實。二者之間如何平衡？取捨？
也正是在這種桎梏之下，古代的歷史記錄者，體現出了第一流的敘事能力——以紀傳寫史——用獨立的人物故事，來儘可能多的保留歷史真實——即使明顯矛盾，也絕不簡單削減。於是，我們看到，在官方二十四史中，矛盾、可疑之處比比皆是（尤其是大事件發生的時間、在場的人物，往往在不同的人物傳記中，有著截然不同的記錄），因此，官史的價值，就非常大了——在符合主旋律的要求下，儘可能多的保留歷史真實。
相反，那些地攤歷史作者，往往是根據自己的臆斷和需要，隨意取捨、歪曲、捏造歷史，因此寫出來的歷史十分「合理」，但在嚴肅的歷史研究中，這種「合理」往往沒什麼價值。
如果這樣說有些抽象，那我舉個例子，如何記錄一個犯罪現場。
一種方法是：客觀的把犯罪現場的各個方面都要記錄下來，哪怕是矛盾之處也如實記錄，即使犯罪現場被人動過，也要把看到的情況如實記錄。
另一種方法是：簡單記錄一些問題，然後開始分析，這個犯罪現場被動過，為什麼動呢？balabala，然後得出結論。
哪種方法是正確的呢？顯然是第一種啊！可問題是，為什麼記錄歷史的時候，很多人就喜歡第二種呢？
所以，一個優秀的歷史記錄者，就好像是一個優秀的歷史現場勘查員，要時刻提醒自己，你是在記錄歷史現場，而不是評論、下結論。
當然，在官史中，作者還是要在寫完傳記之後，對這些人評頭品足一番，但看多了就會明白，這些評論，無非是為了符合主旋律的「政治正確」罷了。
多少兩句資治通鑒，我們可以想像，司馬光等人，一定是在浩瀚的史料中，在互相矛盾的說法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反覆甄別、比較，最後確定了一個唯一的說法，而三千萬字的官史，就被壓縮成了三百萬字的簡寫本——但問題是，資治通鑒的標準，就一定對嗎？說句對司馬光不敬的話，所謂資治通鑒，無非是更嚴格、標準更高的地攤歷史罷了。
其實我這樣說，絲毫沒有諷刺司馬光的意思，畢竟，讀過我答案的知友也應該知道，在快樂看來，任何一個方向，都可以成就一種巔峰——以極高標準寫地攤歷史，本身也是一種巔峰成就。
但是，即使巔峰如《資治通鑒》者，也擺脫不了編年史的缺點——無法將相互矛盾的史料都保留下來。那麼，使用紀傳體寫史的好處，不就十分明顯了嗎？
如是。
誰說的…… 難道只有二十五史算正史么……你讓《通鑒》這一類臉往哪裡擱你讓「十通」臉往哪裡擱你讓"紀事本末」這一類臉往哪裡擱你讓「編年」這一類臉往哪裡擱你讓「實錄」這一類臉往哪裡擱……
有必要先明確概念，樓主所說的「正史」是指 清乾隆四年修《四庫全書》，確定《史記》至《明史》二十四部正統紀傳體史書為正史。這些皆為紀傳體，無編年史。
當然「正史」也可以理解為史官所著歷史，這個範圍就廣多了，所以不全是紀傳體。（以上據維基百科）我胡說兩句，無論是哪種定義，紀傳體都是最為常見的一種歷史形式，這可能與古人對歷史的認識程度有關。對於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與結束，表面上看，起最大影響的就是個人，這也難怪古人著史將重心放到了人物上，也就是紀傳體形式的歷史。
但是，隨著科學、社會學、法學的發展，現在對歷史有了更多層次的理解，一個歷史事件，可以從多各學科入手，比如通過研究古代氣候研究王朝變更，這就充分體現了對歷史研究已經超越了人物傳記的範疇。
總之，「二十四史」皆為紀傳體可能與當時人對歷史的理解程度有關。可以看看柳詒徵講國史史聯第四這章，大意是包容性最強，又古代史學業雜糅政治影響云云。
二十四史被列為正史是具體可以參照《四庫全書》中的《正史類序》。正史不一定是官修的，就像《史記》是司馬遷私修的，裡面寫了很多對漢武帝不滿。《史記》並不是漢武帝命令司馬遷寫的。正史的名字出現在《隋志》裡面，是官方認可的歷史才稱為正史，都是經過皇帝認可的。至於紀傳體，則是因為司馬遷寫了《史記》後開創了這個體制，於是後世寫的史書就參照他的體制來寫了。紀傳體里有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等部分組成。
我怎麼覺得是因為都是紀傳體，所以才合稱二十四史非紀傳體你寫得再認真也不給你這個名分，如《資治通鑒》
1.這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就像我們小時候的歷史教科書一定是階級鬥爭歷史觀。所謂正史都是政權組織編修，文官系統主導的，而文官系統遵循來自三代（公天下的理想政治年代）的史官價值導向。這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所謂煌煌青史，春秋之筆，另亂臣賊子懼。它承載了中國文明對善惡的辨析，政權功過的界定，社會發展的思考，是上層建築的最終形象。
2.紀傳體的體例來自於《史記》，但若說是偶然那就不夠有說服力來解釋兩千年以降為什麼沒有更新的體例來代替它。那麼他就是必然。在古典農業社會的生產力狀況下，中國早早進入大一統時代，能夠形成大一統，就必然是有有效的社會統治模式，這個模式在漢代逐漸形成，尤其是漢武帝從董仲舒那裡得到了「昭昭天命」的政權合法性，從古典儒家那裡拿來了「以孝治天下」的統一價值觀。這也是《史記》的發端。當社會的價值判斷得到統一，開始可以投影在社會個體上的時候，對有影響力的個人的價值判斷也就可以作為對社會的價值判斷。所謂「天下將亂必有妖孽出」並不只是讖緯之言，可是客觀規律的表現。在兩千年以來，中國的政權組織形式雖然變化很多，但傳統政治中的價值判斷卻沒有改變。作為承載著一切的紀傳體史書也就一直作為正史的體裁了。
因為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班固改為紀傳體斷代史，後面的史家寫的正史，都沿用班馬二人的紀傳體。編年體存在一些缺點，比如一個人幹了很多事，分別在不同年份，這樣記載起來就比較混亂。之所以叫正史，是經過官方機構認證的，比較可信的史書。因為他們的資料大多有原來帝王身邊的起居注改編而成
紀傳體本身的優點就不說了我想說一下時代特點的影響在漢之後是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段時期的史書在二十四史中佔有重要地位而紀傳體史書能夠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發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個：1.各政權重視撰修史書。這一時期中國由統一走向分裂、再走向統一，政局動蕩，政權更迭頻繁。這使得統治者都特別重視通過修史來考察、總結前代王朝成敗興亡的經驗教訓。因此設立史官、建立史學、創立學館。從而提高了史學地位並推動了史學的發展。2.門閥制度的形成。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制度盛行，門閥世族壟斷政治、經濟和文化，也壟斷史學。由於有些庶族為了躋身士族，偽造戶籍，於是士族注重研究家譜和立傳敘家史，人物傳記得以興盛，從而促進紀傳體發展。3.符合臧否人物的需要。當時史家以臧否人物為著史的主要目的，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成為最能符合要求的體裁形式，這應該是他們舍編年而趨紀傳的真正原因。
我能說這是比較能夠呈現帝王事迹么= =
我覺得有兩方面原因，1、《史記》作為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太史令起草，官方版本哦），得到了後代王朝的認可（特別是本紀、列傳以人名為名）；2、其以人物事件為中心線索的記錄方式相對編年體以時間為線索的記錄方式更加的方便。
瞎說兩句：最早的史書如《春秋》是編年體啊。可是一傳就斷成章回小說寫故事了。編年體很無趣，也不符合人的思維習慣——人一般都習慣一件事情從頭看到尾，而非按照時間順序各種片段亂閃爍。設想一下如果對當下寫個編年體，那麼會寫成到毒膠囊接著汶川腐敗，後世不明白的人會看得一頭霧水。
首先，你所說的正史，其實是指以帝王傳記為綱領並且由宮廷史官記錄的有別於民間野史的中國史書。所以很重要的一點，他是統治者本身意識形態的表現，通俗點講，就是成王敗寇的歷史，甚至可以說是位統治者作傳，那麼紀傳體就是再好不過的表現方式了。其次，正史往往帶有國家意志和民族的情緒夾雜在裡面，所以對待正史有必要看其他如別史、雜史加以認證。相反的，編年體的史書更能體現事件人物間的相關聯繫。比如《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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