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是使清朝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嗎？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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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問題問的是玉米是否是人口增長的貢獻力量，那我們就來實證一下玉米的引種究竟對人口增長起到多大作用。

先說結論，引種玉米可以解釋1776-1910年期間人口增長的18%。

Chen and Kung (2015)使用玉米在中國的引入這一事件，考察技術衝擊造成的生產力提高對於人口和經濟的影響。

大航海時代引入舊世界的作物主要有三種——玉米、土豆、番薯，口味偏好問題可能可以解釋為什麼土豆在中國並不十分受歡迎（沒啥味道，想像一下啥也不加的土豆泥你能吃多少），但是更重要的是，相比玉米和番薯，土豆在中國並不十分適宜種植。如圖二所示，根據GAET農業適生性指數，中國的土地只有10%左右適宜種植土豆，20%的土地適宜種植番薯，但是有近55%的土地適宜種植玉米。

玉米作為典型的外來作物，經由三條途徑於十六世紀中頁傳入中國，這三條途徑分別是經由絲綢之路到甘肅、經由印度緬甸到雲南、以及由葡萄牙人經海路帶到福建。其在中國的具體傳播路徑如圖三所示，史料及本文所使用的數據都表明，玉米自1550年左右傳入中國，在開始的200年間並未得到廣泛傳播，直到1750年後才開始大規模的種植，可能自那時開始，農民才開始意識到玉米不僅僅有抗旱的優點，同時可以種植在並不適宜水稻小麥生長的丘陵地帶，以利用更多的土地。

在玉米種植傳播的第一階段，引入與否與距離初識傳入點的距離有關，但是在後兩個階段（乾隆後）則主要與適生性相關。

本文作者使用1600，1776，1820，1851，1880，1910年各個府的人口密度作為因變數。這些數據來源於Liang(2008)和Cao(2000)，橫跨明清兩代。經過交叉對比不同學者所計算的人口密度數據Yang(1995) Ho(1959) Skinner(1977) Zhao and Xie(1988)，本文所使用的人口密度數據基本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相吻合。

當我們討論玉米引種對於人口增長的影響時，如果使用精確的玉米引種時間是最理想的。但是由於歷史資料的局限性，這樣的數據並不存在。本文退而求其次，使用最早提及「玉米」的地方志發行時間作為當地引種玉米時間的代理。

在中國，各級行政機構都有編撰地方志的傳統。宋、明、清三代，共傳世8264冊地方志。每本地方志實質上都是一本當地的百科全書，其中詳細記載了當地糧食種植情況。但是，如果當地面臨相對嚴重的人口壓力（糧食短缺）時，當地種植的糧食作物可能會吸引地方志編撰者更多的注意。如果這種假設成立的話，則無論是否引種玉米，當地後續的人口增長也會持續維持高位。作者對1600年後編撰的縣誌進行10%抽樣，發現並沒有對於糧食作物種類記載的顯著增長，說明這一假設並不成立。

另外，由於地方志編撰刊行的頻率不同，因此頻率越高的地區，無疑對於玉米引入時間的代理也就越準確。作者嘗試在接下來的回歸中給予這些更準確的地區更多權重，但是結果與非權重回歸結果並無二致。

描述性統計

從表二可以看出，引種了玉米地區的人口密度顯著高於非引種地區，而且這一差距也隨著時間穩步擴大。

基準回歸

本文作者使用標準DID模型來檢驗引種玉米對於人口密度的影響。

$popden_{it} = alpha M_{it}+eta X_{it} +fu_i +p_t +epsilon_{it}$

其中 $i$ 表示某個府， $t$ 表示對應的時間段， $popden_{it}$ 表示某時間段某府的人口密度， $M_{it}$ 為代表玉米引入的虛擬變數，當某時間某府已經種植玉米時， $M_{it}=1$ ，反之則為0 。 $X_{it}$ 表示一系列控制變數，包括戰爭次數、瘟疫次數、以及番薯的引種情況等。 $fu_i$ 和 $p_t$ 分別表示地點和時間固定效應，用以分別控制不隨時間變化和不隨空間變化的其他因素。

基準回歸的結果如表三第一列所示。

從列一、二、三、四可知，玉米的引種導致了人口密度提高了10%~15%。自1776年1910年期間，玉米的種植範圍增長到了最初的181.82%（由55%提高至100%，1/0.55），因此我們可以計算出，引種玉米可以解釋這期間人口增長的18%~27.2%（1.8182*0.099~1.8182*0.15）。

穩健性檢驗

1 其他農業科技。

Dwight Perkins(1969)的研究指出，14世紀至20世紀，中國糧食產量增長的45%是由採用早稻品種引起的。

雖然我們缺乏早稻引種的具體數據，但是由於早稻生長嚴重依賴於光照時間，而光照時間與當地的緯度有緊密聯繫。根據Zhang(1996)計算，北緯33°以北地區，並不具備種植早稻的條件。因此作者僅使用北緯33°以北地區作為樣本，發現並不影響基準回歸的結論（表格四第三列）。

2 戰爭與瘟疫

內戰與瘟疫無疑會嚴重影響人口密度。規模最大的太平天國運動造成的人口死亡達到了5千萬到7千3百萬之間。《中國軍事史》一書中詳細記載了發生於1776–1910年期間的896場戰爭的具體時間地點及參戰方，同時作者收集了省級層面的瘟疫記錄，對1586-89和1639-44年發生的兩次大規模瘟疫流行進行了梳理，其中1588年有13個省的92個府受到瘟疫影響，1641年有1個省的99個府受到影響。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四第三、四列。

3 玉米引種的外生性

本文實證策略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玉米在中國的引種和傳播過程是完全外生的。如果一個地區在引種玉米之前就面臨著巨大的人口壓力和糧食需求缺口，那麼顯然作為需求端推動的引種就是內生的，因為當地會有更大的動力去引種這種作物。

假設一個地方在引種前即面臨這巨大的人口壓力，那麼可以預見即使在引種作物之後，糧食的價格也不會發生大的下降，同時，引種前的價格增長應該與引種決策高度相關。

作者使用清朝糧價數據，分別對糧價按照價格/卡路里進行標準化，並以1770年美元平價作為標準化依據，分別計算了每個府的糧食價格，並以之作為因變數進行回歸。

$GP_{it} = alpha M_{it}+eta X_{it} +fu_i +p_t +epsilon_{it}$

其中 $GP_{it}$ 即為某府某時的糧食價格。具體回歸結果見表五

回歸結果表明，玉米的引入有效的降低了糧食價格（3.4–3.6%），並且引入與否的決策也與引入前的糧食價格無關。表明是否引入玉米這種新作物並非是由需求方驅動的。

同時，為了進一步打消引種的內生性疑慮，作者使用玉米適生性指數和平均氣候條件的交叉項作為工具變數。1750年後的玉米引種與當地的玉米適生性高度相關，由於玉米作物本身的抗旱性，當適生性相同的情況下，天氣的乾旱會提高玉米引種的可能性。

2SLS回歸結果參照表四第四列，我們可以發現，回歸的結論仍然不變，而且第二階段回歸的係數(0.110)與OLS基準回歸(0.119)十分接近，從另一個側面說明OLS估測結果很可能並未收到遺漏變數甚至雙向因果關係的影響。

結論

本文作者使用玉米的引入這一歷史事件，估測出外生技術衝擊確實可以解釋中國人口增長的18%，但是隨農業產量上升造成的糧食盈餘卻並沒有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這一結論，一方面說明了由於人口增長而導致的糧食短缺並非是中國工業化的障礙，相反，日益增長的人口壓力反而是糧食生產力提高所帶來的內生結果；另一方面也給我們留下一個更大的疑問，即為什麼中國沒有能夠抓住糧食生產力大幅提高的機會，將這種盈餘轉化為經濟的增長？

Reference: Shuo Chen and James Kai-sing Kung. 2015. 「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清初百年內人口近十倍的增長是因為取消人頭稅而帶來的統計增長，康熙五十一年的人口統計數字是五千四百萬，到乾隆十九多年的時候就多出來八千多萬，自然增長率超過千分之二十，這是不符合人口自然增長規律的。

高產作物的推廣並非是一個忽然就普及的過程，就南方大部分地方的方誌來看，高產作物的推廣是從明代到民國一直在慢慢推廣，但是限制於賦役徵收還是以錢糧二色為本位，其他作物作為折色賣不上價，玉米、紅薯等作物多是以原有糧食作物的補充而存在，而並非大規模使用而顯著提升人口限制。

根據何炳棣從各方誌中取得的材料，在清代康熙末年，稻米仍然佔據中國古代糧食作物產量的七成以上，小麥佔兩成多，這個比例倒是一直在減弱，但是直到二十世紀初年，美洲高產糧食作物的產量也不過達到三成，而民國時期，才是真正美洲作物大規模侵佔傳統米麥糧食作物種植空間的時候，到了建國前，米麥產量被擠壓為四成，而中國人口破億無論從統計上還是估算上的時間都與之不符。

還值得注意的是，高產作物的推廣帶來的人口限制的提升，同樣被經濟作物（花生、煙葉、茶甚至鴉片等）的推廣而抵消，這是一個同步的過程。

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限制不僅僅在於作物，更在於人均土地規模，玉米、紅薯等作物相較於傳統米麥最大的好處在於不需要像米麥那樣精耕細作，而這點在中國傳統農耕社會不算做一個優勢，中國傳統農耕社會所在意的「糊口」，其實是「經濟上」的糊口，而不僅僅是糧食，所以在可以無限制的投入勞動力的時候，米麥的經濟效益其實明顯高於玉米、紅薯等，玉米紅薯更多用於無法種植米麥的地方，但在這些地方，更多農民會選擇效益更高的經濟作物。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是按現在的估計，在明末的時候中國人口數字理當達到或者接近一億，不然無法解釋清初100年內的人口爆發，康熙三十九年的官方統計人口數字為兩千一百萬，而估算人口數字應當是1.5億，如果根據官方人口統計數字，康熙至乾隆末，人口自然增長率達到千分之十四點六，這個增長在傳統社會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而中國古代正常的自然增長率維持在千分之7左右，這個增長數字作為估算數字，可以與晚明至晚晴之間的人口估算數字吻合，也即1640年左右，中國人口應當是1億左右，康熙末年1.5億，乾隆末年3億，1840年4億這樣的估算數字，然後考慮到明末時期人口實際數字可能更多（人口實際數字是統計數字的三倍以上並不讓人吃驚），而明清之際戰亂之嚴重，所以估算數字明末時期人口可能就達到了1.5億以上，而清初人口數字為1億之可能更加具有合理性，而這個數字並沒有改變人口自然增長率。

另，關於土地開發，康熙二十四年，官方「丁口」數應當是兩千三百萬，土地六億畝，嘉靖十七年，官方人口數三億五千萬，增加十倍，土地7億兩千萬畝，增加百分之二十。

最後說下，為什麼「人頭稅」取消後，人口統計數字增長這麼快，中國古代科舉之名額，以省、縣分配，最重要的劃分標準就是當地的人口，而參加科舉，也必以「當地戶籍」，而凡遇災荒等朝廷賑濟，也都以人口來發放賑濟減輕賦稅，所以人丁稅取消後，相當於擁有戶籍的人取消了義務，而保留了權力，而省縣乃至鄉中的官員和鄉紳，也都想盡各種方法增加本地人口數字，以此換取跟多的名額，以前隱匿的人丁，即使自己不站出來，也會有其他人為他們記上，虛報的情況也不是沒有。

所以，中古古代人口其實並沒有出現過類似「爆炸性增長」的情況，也沒有因為什麼因素造成人口在短時間內超越以往的突飛猛進，人口數不過是統治者和民間社會博弈的數字遊戲，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搶奪資源和權力的工具。

不是，全國性大規模種植包括玉米在內的美洲作物，基本上是清末民國時期的事情了。

原因也很簡單，和清代稅制和地租制度都不對接，農民不能拿來納糧也很難用來交租，雖然稅制改革以後問題取消，但在稻穀為綱的中國，美洲植物的市場價值都不高（玉米等作物真正的商業價值在畜牧工業，問題這在傳統中國是弱項，實際上鐵路發展以前，美洲的玉米經濟價值也不高），這類作物也賣不出價，拿來換錢納糧也很困難，因此除非戰亂，稅賦體系出現嚴重問題，或者像開荒，尤其是山區開荒那樣不涉稅賦的情況，否則這類作物再高產也很難普及。在甘薯、玉米和土豆傳入中國的大部分時期，記載中它們的主要面貌都是備荒作物或珍奇的地方品種，其功能主要是山區的拓荒作物。所以玉米首次開始大範圍傳播是乾隆時期，主要沿著黔湘一線展開，而這一線基本上都不是清代人口增長的中心地帶，但卻是山區開拓的中心，而清代的人口大爆炸遠早於這個時期。

而且玉米其實沒有各位想的那麼高產，這是還要等到19世紀初的新品種引入中國以後。總體而言，清代的玉米儘管比本土植物產量上有一定優勢，但整體經濟價值是很低的，它的大規模擴散要歸功於清末民國近百年的戰亂和饑荒（山區開發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這兩點使得大量人口湧入）。

先給 @關毛點個贊，然後再補充一下他的答案。

請注意，我這個答案是偏題的，並沒有回答題主的問題，只是對關毛答案的補充。

清代甘肅的主要農作物，確實沒有玉米土豆之類的。以乾隆年間刊行的《直隸秦州新志》為例：

谷之屬具稷、黍、稻、粱、菽、麥，麥、稷為多。於麥則有青稞、大麥、小麥、燕麥、大蕎麥、小蕎麥，小麥、燕麥、大蕎麥為多。於菽則有豌豆、胡豆、黃豆、黑豆、綠豆、扁豆、小豆、大豆，豌豆、扁豆為多。余則芝麻、胡麻子、荏子。

其中決然沒有什麼玉米（當地稱番麥）和土豆（當地稱洋芋）。因此至少在乾隆時，甘肅的作物還主要作物還是小麥、蕎麥、小米、大豆等。

解放前甘肅人民都吃什麼呢？根據1935年甘肅省田糧處調查，當年全省人均消費糧食423斤（平均每人每天1.16斤），其中稻穀佔0.9%，小麥32.9%，雜糧66.2%。雜糧中小米佔13.4%，玉米11.7%，大麥10.2%，糜子9.1%，燕麥5.4%，高粱5.0%，土豆4.7%，豌豆3.6%，蠶豆1.0%。

關毛也說了，那是甘肅農作物的產量極低，究竟低到什麼地步呢？這裡有一個數據：

1947年甘肅省全省承糧地畝調查，最後得出全省耕地面積為3769.22萬畝，那麼這麼大的耕地面積，產量是多少呢？那一年全省糧食產量為27704000石，按照1石=145斤計算，則該年全省糧食產量為4017080000斤，平均畝產為106.57斤。（數據來源《甘肅省糧食志》）

這個產量，真就呵呵了。

所以，解放前甘肅人民每天都吃不飽肚子，那是必然的。

根據數據，1940到1948年共九個年頭中，甘肅糧食產量低於需求量的，共有6個年頭，分別是1940、1941、1942、1945、1947、1948，缺口最少都在200萬石以上，其中1945年缺口高達1200萬石以上。

民國事情甘肅自然災害頻發，幾乎每年都是全省性的大災，隨便舉數例如下：

民國三年，隴東各縣（今定西、天水、隴南、慶陽、平涼等地）大旱，夏糧薄收，秋收無望。

民國四年，隴東17縣春夏大旱，收成無望，民大飢。

民國八年，全省春大旱秋大澇，十室九空。

民國十二年，蘭州、永昌大旱，民大飢。

民國十三年，全省春夏大旱，顆粒無收，民大飢。

民國十四年，蘭州大旱，民大飢，市有買人肉包子者。

民國十五年，隴東、隴南、甘南、臨夏、定西等30餘縣大旱，冰雹相繼為災，顆粒無收，民眾四散逃荒。

民國十七年，全省春夏大旱，自隴東至河西，65縣旱、澇、冰雹、蟲害、霜凍相繼，瘟疫流行，寸草不生，赤地千里，顆粒無收。

民國十八年，全省58縣大旱，復繼以冰雹、洪水、蟲害、霜凍等自然災害，瘟疫流行。春耕失種，民大飢。春、夏以後，樹皮、草根、鼓皮、油渣食之以盡。夏禾麥穗灌漿之後，饑民群涌田間，搶吃麥穗，連芒帶殼生吞而食.欲賣子女為奴，而難求得。人相食，甚至易子而食。更慘者，饑民爭食尚未死絕之人體。哀鴻遍野，積屍盈道，狼狗結群，聚食死屍。有的饑民餓倒未死，而被狼狗活活吃掉。斯時甘肅軍閥割據，互相慘殺，饑民聚而爭食。所有牲畜，因草枯而餓死，倖存者亦被殺食而度荒。全省災民達250萬人，其中飢餓死者有140餘萬人，死於病疫的60餘萬人，死於兵禍的30多萬人。——而當年全省人口也不過500多萬，換言之，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在這次大災中死亡。

民國十九年，皋蘭、臨洮、武威、隴西、定西、康縣、文縣等十餘縣大旱。

民國二十年，蘭州、臨洮、靖遠、定西等十餘縣大旱，繼之一冰雹、洪水，糧食歉收。

民國二十一年，大旱、洪水、冰雹、風災、蟲害相繼，全省無縣無災，顆粒無收。

民國二十二年，隴東、河西等二十餘縣大旱，饑民十分之五。

民國二十三年，全省45個縣遭旱災、洪水、冰雹、風災等，糧食歉收。

……

說起來，當年我甘肅人民能活下來真是僥倖。

我在這裡就夾帶一句私貨：有人在知乎上問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哪個更殘酷，我就納悶了，解放戰爭殘酷什麼？那就是解放啊，就是解黎民於倒懸啊。如果沒有那場戰爭，象我們甘肅這種地方，能有幾個人能活下來？

所謂美洲作物導致中國人口爆炸，是一個很常見的誤解。

玉米、番薯最大的優勢是適應力強，對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種植在貧瘠的山區丘陵坡地，不與傳統稻麥爭地。為了鼓勵民眾墾荒，達到乾隆皇帝希望的「野無曠土」、「民食益裕」的目標，各級政府制定了各項優惠政策，對於新開墾的貧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塊「永不升科」（永遠免稅），而這些土地主要用來種植玉米、番薯。在政策的推動下，玉米、番薯逐漸在全國推廣：根據地方志，在觀察的266個府級政區中，1776年，還有118個沒有玉米種植，1820年降為72個，1851年則僅有40個。

隨著乾隆晚期全國推廣玉米和番薯，人口也在持續增長，並將在未來30年內突破4億。那麼，這兩者之間真的存在因果關係嗎？玉米和番薯對中國人口增長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最近陳志武在《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中引述了「宮啟聖教授」的研究認為：「從1776年到1910年間，中國14.12%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而從16世紀初到20世紀初，中國糧食增量的55%是由於這三項新作物。」實際它是龔（非「宮」）啟聖與其學生聯合署名的成果，它利用府級地方志，將各府分「有、無」玉米種植的兩個對照組，用統計方法推斷玉米對人口的影響，而並非陳志武所稱的利用了「1330個縣的縣誌」。

陳志武稱：「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幾個時間點看，在每個時期，已經採用玉米的縣人口密度明顯高於還沒採用玉米的縣，而且一個縣已經種植玉米的年份越長，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種玉米的時間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經過各種嚴格計量方法的驗證，他們得出的結論為：是玉米帶動了中國的人口增長，而不是人口增長壓力迫使中國引進玉米、番薯。」

但如前所述，多種信息來源的大量史料確鑿無疑地表明，早在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前，中國的人口壓力已經非常普遍，且越發嚴重，已經成為朝野的共識，正因為此，才迫使政府推廣、改良玉米、番薯這些並不適合中國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壓力大的地區更有動力引進玉米，而不是相反——因為引進了玉米而導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壓力大，這是倒果為因。

陳志武又引述龔的研究認為：「從1776年到1910年間，中國14.12%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而從16世紀初到20世紀初，中國糧食增量的55%是由於這三項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如果這個論斷成立，將是中國經濟史的一項驚人的發現，但龔文引述的是帕金斯《中國農業發展》一書的結論，兩者的原文均明確無誤地寫明：「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糧食產量約55%的增長歸因於種植面積的擴張」，而根本不是如陳志武所講的那樣歸因於這三種美洲作物。這一錯誤也是驚人的。

「中國14.12%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嗎？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為地方志中記錄的只是玉米種植的「有、無」問題，而並沒有記錄它的種植面積與產量，任何計量方法都無法僅根據「有、無」來準確計算出玉米對人口增長的影響。

那麼以玉米、番薯、土豆為代表的美洲作物對清朝中國人口的影響究竟有多大？由於清朝沒有各項糧食作物的產量統計，無法進行估計，但好在有民國初年的相應統計。1914-1918年，玉米與薯類（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國本土的芋頭等在內）種植面積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7.2%，兩者合計的產量占糧食總產量約為7.67%；1920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國本土的各種芋類在內的產量合計也只佔全國糧食產量的9%。

由於自清中期直到20世紀中期的一百多年間，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種植面積一直在穩定、快速增長，因此越往前推，這一比例只會更低，據吳慧估計，清中期（乾隆末嘉慶年間）這兩種作物的產量合計僅佔全國糧食產量的4.63%，而且可能偏高。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實際只有部分）作為人的食物，那麼它們對中國人口的增長作用也極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對清朝人口巨量增長並突破2億、3億直至4億的作用並不重要，養活中國數億人口的仍然是傳統作物。實際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類的種植面積也不到全國糧食種植面積的20%。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長與數量甚至經濟發展都主要歸因於美洲作物，甚至稱所謂的「康乾盛世」為「番薯盛世」，這完全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臆斷。

僅僅引入一個玉米就想搞定人口增長這麼大的問題？？

題主你讓我不禁想起了赫魯曉夫········

你有沒有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1.氣候因素？

就像明末小冰河時期造成的嚴重災荒，康乾時期的氣候溫和穩定，是人口迅速增長的主因。歐洲當時也是處於這樣一個時期，所以人頭稅雖然沒有取消，但是人口也大幅度增長。

2.醫學進步？

清朝中期醫學長足進步，溫病學派治疫，人痘接種大面積推廣，傳染病死亡率大大降低。

3.統計範圍擴大？

清朝的人口統計，覆蓋了之前所謂的邊民、藩民，再加上疆域確實擴大了，統計基礎都跟前朝不一樣。

4.攤丁入畝？

上面很多人說了，就不贅述了。但我想說的是，攤丁入畝不能解釋開荒的積極性，開荒的積極性只能是在人口增長下，以及政府激勵下才產生的。

所以說，不要想著一捧玉米就搞定了人口增長···這玩意兒在清朝前已經來到中國了，不過是在清朝才大面積鋪開而已。

同意王建雄的回答。

別的地方不清楚，但僅限我們隴南鬼不下蛋大窮山溝來看，玉米、土豆這些適合當地這種破爛山地的作物，種植歷史都不長。根本無法吻合清朝人口爆炸的時間段。

玉米大概是明代從西域傳入，當時叫「回回大麥」，後來又叫「番麥」。但等到大規模推廣種植，最晚是在道光年間，道光年間人口早飆了。

整個天水、隴南地區土豆種植見於記載的，最早是清朝光緒年間，大清都快要沒了啊。而真正大規模推廣種植土豆，還是在民國後期和建國後……從土豆的名字就看得出來。玉米來的早，還能叫「番麥」，土豆來的晚，就只能叫「洋芋」而不是「番芋」或者「胡芋」了。

新中國建立前，我們這裡的老百姓吃什麼呢？

1、舊品種低產小麥，麥穗小的嚇人，麥稈子比狗尾巴草還矮。

2、高粱、蕎麥、玉米等低產粗糧。再補上一個評論里提到的青稞，某些山區還有遺存。

3、麻……沒錯，就是五穀里的麻，現在一般當小吃乾果或者倉鼠和鳥的寵物糧。以前這東西是主糧哦……用麻和洋芋混進麵粉里，蒸出來的饃饃用腳都踩不爛，吃多了腹脹，城裡人不會懂的。

4、野菜、樹皮、觀音土。這三樣才是妥妥的主糧。

我們這些餓死鬼，真正解決吃飯問題，還是在建國後。否則隔一年半載我們就會成群結隊去陝西行乞或者搶劫……沒轍。

最後補充一個小插曲。

觀音土這種神聖的主糧，現在王者回歸了！

不少麵粉廠為了降低成本，就會給麵粉里摻少量觀音土，我就曾聽說某地一座山被麵粉廠掏空的奇聞。

然後還有這樣的報道：

麵粉中竟發現「觀音土」

@何炳棣

今年政府開始大力提倡種土豆，然後年底出台二胎政策，若干年後數據表明土豆是中國人口增長的重要原因

準確來說，還有土豆！

清朝有一點好，那就是輕徭薄賦是政治正確，「攤丁入畝，永不加賦」，至少在明面上不會過高過重，相比明朝要好。以及周邊能打的全死絕/沒骨頭了，入關後數朝沒有大戰事，國防建設上也只需鞏固明朝遺產，沒有需要大量人力到影響國家農業生產的事情發生。

總結一下，高產作物（美洲雙雄薯類和玉米）、沒有外患、不點奇觀……換言之這是一個糧食、金幣超高雖然沒啥鎚子但根本不需要而且周圍只有零星野蠻人和城邦的龐然大物（肥肉）啊！

侯楊方教授的大作

清朝為什麼會有空前多的人口？

清朝人口從一個巨大的基數（超過1億）開始了持續一百多年和平時期的穩定增長，在乾隆中期超過了2億，末期超過了3億，在這三十多年裡，人口的平均年增長率超過15‰，是中國歷史上最快的時期，並在下一個30年超4億，20世紀上半期中國最為流行的一個術語「四萬萬同胞」，即源於此。

傳統社會的人口出生率比較穩定，決定人口增長速度以及總數的決定性因素是死亡率，即只有保持較低的死亡率才能保證人口較高的穩定增長。清代的人口總數達到了中國歷史空前的高峰，不僅有長時間持續和平、穩定的因素，也有人口死亡率相對較低的因素，這意味著綜合生活水準的較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征服了準噶爾汗國與回疆，全國版圖面積超過了1300萬平方公里，達到了極盛。政府有意識招徠民眾到新疆屯墾，而此時內地的耕地已經開墾殆盡。乾隆中期，全國耕地數量達到了空前的高峰，據估計達到了10億畝。由於農業技術的提高，作物的改良，複種普及，水利建設等原因，清朝的糧食畝產量不斷提高，在乾隆中期也達到了歷史上空前的高峰，平均畝產達到了310斤（原糧）；全國糧食總產量約1.5億噸，同樣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峰。

隨著耕地面積、單產量、糧食總產量三項指標全部達到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高峰，乾隆中期的全國人口數也超過了2億，較之清初翻了近一番，這同樣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高峰。在傳統農業時代，人口數量與糧食產量高度正相關，即糧食產量越高，人口數量越多，空前多的人口，也必然伴隨著空前高的糧食產量，而乾隆中期人均糧食（原糧）佔有量達到了約750公斤，即使按照較低的估計標準，也超過了500公斤，也是歷史上空前的高峰。

子虛烏有的人口奇蹟

清朝延續了歷代的徵收人頭稅政策，號稱「編審人丁」，編審對象範圍是16歲至60歲，且無殘疾的男子，但江西、福建、廣東、浙江的女性也要承擔人頭稅。編審是為了徵稅，有些地區的人丁逐漸以糧食或白銀作為計量單位，它們是「照田地計丁」、「照糧計丁」的產物，但同時仍然存在原來的「照人計丁」。編審人丁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每逢編審時按規定要逐戶、逐人核查，為了逃稅，民眾也常常隱瞞人丁，因此全國人丁數增長緩慢，50年間才從一千九百多萬增長到康熙五十年的二千四百多萬，它們是糧、銀、人三種事物的混合相加，不僅不能反映實際的人丁增長，更不是全體人口。不少人（甚至包括乾隆皇帝）將這些人丁數與乾隆六年以後幾乎包括全體人口的「民數」比較，認為清代在短時期內人口增長數倍甚至十幾倍，稱之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蹟」，這純屬低級錯誤。

康熙皇帝完全清楚編審人丁隱瞞嚴重，他在各地巡視詢問民眾，結果「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他認為自三藩平定以來，「人民漸增，開墾無遺；或沙石堆積、難於耕種者，亦間有之；而山谷崎嶇之地，已無棄土，盡皆耕種矣。由此觀之，民之生齒實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征錢糧也」。有鑒於編審人丁的執行成本太高且無效，康熙五十一年，「朕覽各省督撫奏編審人丁數目，並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今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見在人丁加征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應令直省督撫，將見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增出實數察明，另造清冊題報」。

康熙皇帝此番話情理兼備，全國人丁稅總計不過白銀三百多萬兩，而他動輒蠲免就達上千萬兩，因此他只想知道人丁的實際數目，並不在乎區區的人丁稅，因此他要將人丁稅額凍結以消除民眾的擔心，以此希望得知真實的人丁數。

次年，康熙皇帝下達恩詔：「嗣後編審增益人丁，止將滋生實數奏聞。其徵收辦糧，但據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此即「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此，中國歷代實行的人頭稅在事實上已經被凍結、廢止；雍正年間在全國普遍推行「攤丁入地」，將凍結的丁稅按田畝分攤後，連形式也不復存在。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地」以及其他各種的賦稅減免、賑災救濟，肯定會促進人口的增長，但也不能過高估計，決定人口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經濟特別是糧食產量。

空前嚴重的人口壓力

隨著人口總數的不斷增長，從18世紀中葉起人口壓力已經越來越嚴重。早在1950年代，何炳棣就認為18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時，深思熟慮的一代中國人已開始為從該世紀最初數十年來已習以為常的生活水準明顯的下降所震驚」。原來的中國的糧倉湖南與江西，在豐年的時候僅有少數的餘糧，糧食價格自18世紀中葉起開始了持續穩定的增長，當時的地方官員以及中央政府均認為人口增長是最根本的原因，認識到了人口壓力的存在。

康熙皇帝對人口壓力有清楚的認識。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皇帝在祈谷的祭文中稱：「承平日久，生齒既繁。縱當大獲之歲，猶慮民食不充」；「本朝自統一區宇以來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分一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四十九年稱：「民生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繁，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五十一年稱：「米價終未賤者，皆生齒日繁，閑人眾多之故耳」。至於江南地區，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時，皇帝便驚異地發現雖然「江浙二省……比歲以來蠲豁田賦，賑濟凶荒，有請必行，……愛養之道備極周詳」，但「見百姓生計大不如前」。

康熙皇帝沒有理由誇大治下的嚴峻人口壓力。隨著承平局面的持續，人口不斷地增長，人口壓力只會越來越嚴重，而除了封禁的東北地區外，中國的可耕地基本上已開墾殆盡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御史曹一士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齒浩繁，苟屬可耕之土，必無不毛之鄉。」乾隆三十八年，皇帝認為中國內地已經開墾完畢：「若求可墾之地，則惟新疆烏魯木齊等處地土沃衍，尚可招徠屯墾。至於內地開墾一說，則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新疆雖大但可耕地有限，難以緩解巨大的人口壓力。

從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國糧食總產量的提高歸功於耕地面積的擴大與單產量的提高，這兩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但當18世紀後半期中國內地的可耕地已經開墾殆盡之時，由於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糧食單產量的提高越發困難，那麼全國性的人口危機便會到來。當時人汪士鐸為此驚嘆：「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

從乾隆中期以後，雖然全國糧食總產量的增長開始低於人口增長的速度，甚至糧食單產量隨著氣候變冷、災害的增加、水利設施的敗壞、地力的消耗開始下降，生活水平隨著人均糧食產量持續的下降而下降。

現代學者通過微觀計量研究，證明18世紀後半期確實是中國人口的一個重大轉折：婚齡上升，生育間隔變長，生育數減少，死亡率上升……這些指標是經濟惡化、生活水平下降的直接、有力的證明。中國已經面臨著全面性的人口壓力，社會、自然環境全面惡化。在這個大背景下，傳統經濟已經難以維持數億民眾的生活水平，如果沒有經濟的全面轉型，發生產業革命，生產力發生質的飛躍，則必然會發生全社會的經濟危機以及伴隨的政治危機。

美洲作物對人口增長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面臨人口壓力帶來的社會危機，康熙皇帝頻繁大力度地減免賦稅、賑災、治河、興修水利、改良農業技術、提高複種指數來應對；在繼承上述措施同時，乾隆皇帝與各級地方政府，開始推廣美洲作物，玉米、番薯是主要的品種。乾隆五十年，皇帝意識到「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

我並不反對歷史量化研究，事實上我的博士論文（主題為明清人口）以及《中國人口史》（第六卷）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計量。但量化研究有幾個必要的前提：背景要掌握得全面深入，數據的局限性要清楚明白，來源要可靠無誤，這對於中國傳統時代的研究尤其重要。明代的官方黃冊中有大量超過100歲甚至200歲高齡的「人」，清代的「丁」有三種不同的計量單位與涵義，明清耕地「畝」與實際面積相去甚遠……如果不加辨析就對它們進行計量研究，只怕方法越複雜艱深，結論就會偏離事實越遠，這樣的量化研究豈非與研究求真的初衷背道而馳？

我們目前所能知道的是：明中後期和清中後期，在當時條件下，都是人力價賤；人口相當於土地產出，是富餘的。自然的城市經濟發展形成了規模不小的工場手工業和其他城市無產業者，但朝廷對這些「不務本的遊民」是戒懼的；閩粵大規模的海外移民和從盜、山東山西的闖關東和走西口…意味著哪怕精耕細作下，人口對農業的邊際效應也不是正的。形成馬爾薩斯陷阱

最高票答案不允許評論，只好在這裡問一下了，如何證明是玉米增長導致人口增長，而不是人口增長導致的玉米增長？這是回歸分析里最大的問題……

農科副業的扯兩句：玉米番薯土豆三大外來系都是清中後期開始拓展種植的。明朝時期雖然傳來，但播種面積基本沒怎麼增長過。玉米早一點大概乾隆嘉慶時期，番薯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土豆至少到道光時期才擴大。這個形勢與1750之後華中華北地區氣溫日漸變冷不無關係。

做一個思路：維持在溫飽線上僅僅每天思茶飯的屁民才是最安全的屁民。殖民體系而言更是如此。

明萬曆時期人口峰值應該在1.6億左右，之後1600時期應該維持在1.6億。清初包含在冊與流民以及其他形式的各種隱匿人口應該在0.9-1.2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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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扯皮人口的我發現沒有一個對氣候歷史做過考量的，更沒有一個對歷史上作物原始植株的育種，改良，傳播，推廣做過細緻思考的。僅僅套用經濟模具是毫無意義的。

史學界普遍認為是「人頭稅」的取消。

我覺得要看看歷史學家的觀點：侯楊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

從種植面積和產量來看，美洲作物恐怕沒有支撐這麼大幅度人口增長的能力

古代的作物普及沒那麼快的，一種作物經常要數百年才能普及到全國。

實際上直到紅軍長征時期，有些募來的新兵仍然沒見過土豆、玉米等外來作物，做飯時會問同僚「這個能吃嗎？有沒有毒？」

玉米產量並沒有想像的高，只是因為，在山區，鄂西、豫西、川北、陝南、福建、贛南、湘西、雲貴……這些海拔較高的山區坡地，水稻、小麥很難種植，玉米卻能夠，所以，在平原盆地的流民大量湧入山區開墾，種的主要就是玉米。

同樣的問題《中國國家地理》有一篇文章曾寫過……當時的結論我記得是紅薯。作為外來物種很好種植，同時又能飽肚子。記憶里小時候家裡窮也經常會喝紅薯湯，自己烤紅薯吃……至少在我看來是很符合自身的情況……可以參考下吧也許……

應該是條件吧，算不上原因。畢竟南美是玉米發源地，也沒大量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