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清廷為什麼沒能集中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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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太平天國運動，團練的興起使得湘軍、淮軍崛起，對君權的集中是個衝擊，但曾國藩、李鴻章基本上從武官轉位文臣。張之洞、袁世凱練新軍，人數雖少，但乃大勢，為何清廷會失去掌控？

謝邀

太平天國之後，清政府對於軍權的控制是「失控但穩權」的狀態，即是雖然軍權仍然控制在手裡，但卻無法有效的控制。

先從集中方面開始談。

白蓮教引起的「川楚教亂」時，清朝便發現綠營已經不可用，但靠著鄉勇協助，清軍還是鎮壓了民變，在到太平天國運動以前，綠營並沒有造成太大的衝擊。太平天國運動一起，戰事開始時徵調到前方的綠營一觸即敗，隨著戰事的發展，清政府越來越依賴民團來鎮壓運動，綠營也就此受到了民變的衝擊，進入了總崩盤的狀態。各地因為要大量徵召民團做戰，便將開始挪用綠營的軍費，欠餉便成了綠營的家常便飯。因為綠營除了徵調在一線的之外，在營區內的全被打散，清政府為了節省經費，便將這些人的營缺給撤了，這便是晚清名臣奏摺上經常見到的「潰卒不準收伍」。

不少人看到了這情況，以為綠營制度就此結束，地方團練就此取代綠營的地位，其實不然。在團練（官方上多稱為勇營）打敗太平天國之後，清朝又開始了重建綠營。因為好處有二：一、綠營為本地兵守本地，軍官任職則有迴避制度，而且升遷、調動時帶不了走自己的隊伍，所以不怕出現擁兵自重的情況；二、綠營的軍官選任、升遷、調動由兵部決定，朝廷對將領有絕對控制權。與這兩點相比，團練則相反，士兵都是將領的私兵，營內的軍官升遷、任免都是各營的長官說的算。特別是太平天國之後出現的「匯保制」，每次保舉上百人，保單則是營的長官開列，朝庭在用人之際，只能對其聽之任之。所以在鎮壓了太平天國之後，朝廷便又開始了恢復綠營。

曾國藩當時立刻就解散了湘軍，以防朝廷對其的猜忌，李鴻章雖然心理不願意，但仍然是照辦。這就說明了，當時清政府對於軍權還是握在手裡，所以各位大員才老實的慢慢裁撤掉自己的勇營。當時清政府是將重建勇營的任務交給地方督撫大員來辦，所以辦法也各不相同。

安徽是全照綠營舊制復建；福建、浙江是減兵加飾就餉練兵，就是將老弱兵、雙槍兵這些沒戰鬥力的全部裁掉，將這部分人節省下的兵餉來練新兵；直隸是搞練軍，即是用團練的方法來訓練綠營。當時其餘諸省都按著「練軍」的方法來改革。這個方法看似好，但綠營過去的積病卻沒有根除。到了甲午之時，問題全面暴發後，綠營便再次被裁撤，各省雖不願意但仍不敢抗命。另一方面清朝也在編練新軍。

再說失控一方面。

這就是裁撤綠營時的阻力，綠營雖然戰鬥不行，但地方上的事物卻需要他們壓地面。州、縣只有捕快，而沒自己的部隊，遇到民變之類的事情，還要由綠營來負責。所以甲午後，各地裁撤七成綠營的上諭，各地根本不認識執行。

真正的轉折期則是義和團運動之後。庚子國變後，這才開始了清末新政，地方上的權力也開始增大。各省開始興辦新式的陸軍，當時的思路便是陸軍負責國防，地方則歸巡防營與巡警負責。綠營和團練開始被改編為巡防營，而且當時警察制度也在各地展開，這些人也代替了過去清軍的治安職能。為了方便管理治安，州、縣一級的衙門也開始設置「親兵」，即是官員的直屬部隊，即是民國後的警備隊。清政府的軍權也就這時候開始有些失控了。因為新兵招人時，不斷招入了革命黨，這部分人後來便在軍中鬧革命。但大多數情況下，一露頭就被鎮壓下去。所以清政府對軍權只是略有失控。

至於辛亥革命時，蔭昌無法調兵一事，這是因為他連部隊都不敢下……

1其實清廷從頭到尾都沒有失去對軍權的掌握，歷朝歷代的中央都對軍權掌握在誰手中，都是高度警惕，更何況滿族作為少數民族問鼎中原，對軍權的警惕程度還是很高的，從頭到尾也沒有喪失對軍隊的掌控。

2雖然清末由於太平天國運動，八旗和綠營這樣的政府軍已經不能承擔重任，但是八旗和綠營並沒有全部裁撤，重要的省會和京城仍保留，例如京城八旗部隊經過裁減和近代化訓練成了日後的北洋第一鎮，太平天國時期駐紮在南京的江南大營就是綠營兵組成、駐紮揚州的江北大營就是漢八旗組成，雖然這些部隊在戰鬥力上已經不堪大用，但卻是清廷監視湘軍、淮軍的最佳選擇，這些軍隊始終是清廷直轄部隊，仍承擔著軍事職責。

3 財政上

雖然湘軍和淮軍這樣的部隊私人性質嚴重，部隊的糧餉供應都是部隊自籌，但無論是湘軍和淮軍都沒有一塊固定的地盤，湘軍起初要靠在湖北做巡撫的胡林翼想辦法湊集糧餉，一直到1861年湘軍拿下安慶，在這幾年內的軍餉大部分都是靠胡林翼用湖北巡撫這個官方身份在湖北湊集和向其他省份要協餉才得來的，直到咸豐10年，曾國藩創辦湘軍七年後的1860年，才被清廷正式授予二江總督，1861年被授予督辦四省（蘇、皖、浙、贛）軍務，這才讓曾國藩能夠從這些地方為湘軍湊集糧餉，但很快1862年湘軍就打到了天京腳下，太平天國被滅亡只是早晚問題，湘軍被裁撤也在清廷決策者的選項上，到了1864年太平天國就被鎮壓，也就是說湘軍從成立到打入天京，是沒有自己掌控的地盤的，糧餉的來源還要依靠巡撫、總督這個清廷給的官職才能湊集到，早年咸豐一直不肯授予曾國藩實缺，曾國藩想湊集糧餉困難重重，湘軍舉步維艱，如果清廷不授予湘軍將領這些職位，湘軍沒有自己的地盤去湊集糧餉。

類似的還有李鴻章，李鴻章之所以能夠組建淮軍，除了曾國藩的舉薦，更重要的是清廷授予了李鴻章江蘇巡撫的實缺，有了江蘇巡撫這個實權職位，李鴻章才能在江蘇湊集財源組建淮軍，沒有清廷給予的官職，李鴻章也是沒有辦法湊集財源組建淮軍的，即使被譽為李鴻章私人軍隊的北洋艦隊，沒有政府的財政支持，幾年未能更新裝備，成為甲午海戰慘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又比如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從創建到清廷覆滅，軍餉都是清廷直接撥給，離開了清廷的財政支持，北洋軍沒有財源也辦不下去。

這一點和古代的軍閥割據和後來的北洋軍閥時代不一樣，這些時代的軍閥人物都掌握著一塊地盤，從而實現財政上的獨立，擺脫中央的控制，從這個角度上，無論是湘軍、淮軍還是後來的北洋新軍、湖北新軍都還沒有成為完全真正意義上的軍閥，他們能夠為自己軍隊湊集糧餉很大程度上是來源於政府授予的官職。

4 人事上

清廷對於湘軍和淮軍這樣的私人武裝並非沒有警惕，從人事上就有一番安排，而且湘軍和淮軍這樣的團體，大部分將領士兵聚集在曾國藩的賬下是為了升官發財求利益的，曾國藩也是通過給部下上報申請官職來籠絡鼓勵部下，也就是說，湘軍、淮軍這種軍隊的成員更多的是希望求得清廷賞賜的各種榮譽利益而非為單純為曾國藩個人賣命，清廷也通過這種方式拉攏軍隊的各級將領，將人事權仍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

包括袁世凱的北洋新軍，清廷仍然對這支軍隊有著絕對的人事權，即使袁世凱是北洋新軍的創辦者，清廷仍然可以將袁世凱調回老家三年。

5 軍隊的統帥權

從湘軍的曾國藩、到淮軍的李鴻章到北洋新軍的袁世凱，這三人能夠聚集社會各類人於一起組建一支軍隊，是因為這三個人都有朝廷給予的正式名分，有了清廷給予的職位才能號召其他人投奔到自己的軍隊名下，也是有了清廷給予的官職，三人才能名正言順的統帥一支軍隊，也就是說軍隊的統帥權實際上都來自於清廷授予的權力和名分。

三人各自的部下接受三人的領導並不僅僅是三人的私人感情號召，也看中的是三人手中公職權力，與其說是單純的是聽命於個體對象，不如說是聽命於個人背後的官職。

這三人中最明顯的是袁世凱，袁世凱之所以能夠統帥北洋軍，更多的是因為袁世凱接替了李鴻章擔任了清廷授予的北洋大臣和直隸總督這個官職，有這個官職北洋軍全體官兵也必須聽從袁世凱領導，等到清廷覆滅後，袁世凱實際上也不能完全指揮手下的馮國璋、段祺瑞等人。

所以從根源上，無論是湘軍、淮軍、北洋新軍、湖北新軍，都是建立在清廷授權的基礎上才得以建立的，並不是一支完全脫離政府從頭到尾獨立打造的軍隊。

總結：清廷實際上從財源、人事、官職授予、軍事威懾等多方面操控湘軍、淮軍、北洋新軍中的任何一支軍隊，軍權還是集中在清廷手裡，清廷也並沒有失去對這些軍隊的掌控，只是到了最後，清帝退位是天下大勢，清廷才被軍隊整體拋棄，而非喪失了軍權。

因為環境變了。

清王朝所有的執政經驗都是關於農業帝國的，然而晚清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廷根本沒辦法建立一整套有經驗有能力的執政班子。在新的環境下，清廷和秦、漢更加相似，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一步一步來。

當務之急是缺乏人才處理新情況。朝廷空有一幫大員，漕運斷了，你練個兵剿個匪給我看看；洋人要談通商了，你和他們談個條件出來；需要自辦洋務了，你在什麼位置用什麼人怎麼花錢？這些事，必須要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外臣」來做。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這些人長期在地方工作，手腕花，心眼多，還有一幫得力部下，朝廷再猜忌，也得把關鍵位置給他們，不然真的無人可用。

然而你不能光支使人辦事不給人待遇啊，更不能要人做事又處處卡人脖子啊。於是，隨著這些有實際經驗的外臣一天天變得重要起來，清廷也在不斷的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因為不這麼做隨時可能亡國，所以明知這樣很可能會導致帝國分崩離析，也顧不上那麼多了。

同時洋人也沒閑著。既然和中央打交道比較困難，那麼能否繞過中央，直接和地方政府做交易呢？於是，各個軍政大員身邊開始出現了通曉洋務的師爺參謀，地方政府的人事權財政權開始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進一步加劇了離心力。

清王朝權威掃地的標誌是「東南互保」事件，從那一天起，這個政府基本可以確定滅亡了，地方權力已經無法限制，只是等待著

首先，「軍權」二字分為「軍政權」和「軍令權」。

軍政權，包括軍費籌集、糧餉提供、和地方的聯動、武備採購、後勤保障等。核心一詞就是「這支部隊吃什麼？」

軍令權，包括部隊的招募、訓練、各級主官任命等。主要在於一點：「這支部隊如何調動」？

當政府牢牢控制軍政權時，哪怕軍令權牢牢把握在軍事主官手裡，讓你交出來你就得交出來，其案例就是曾國藩的湘軍；當政府失去軍政權的控制時，部隊自己也要推舉一個靠譜的主官，把軍令權主動交到他手上，再通過軍令權去自行爭取軍政權，其案例就是清末民初那些大大小小的軍閥。

單一制國家的軍政權，仰賴於：暢行無阻的行政系統、規則明確的社會上升甬道、對地方勢力的嚴密監控和壓制、強大的文官集團、統一且相互關聯的國內經濟、忠孝節義的士大夫精神等。我們看看晚清，

1、從庚子國變開始，慈禧西逃，東南互保，清王朝的公信力與合法性嚴重下降，發達地區和內地農業地區的經濟差異日益擴大，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在急劇下降；

2、取消了科舉考試，大量的士大夫階層的青年毫無毫無出頭之路。那怎麼辦？留學啊，參加新軍啊，參加革命黨啊；所以從袁世凱編練新軍開始，就意味著中國最年輕、最有革新能力和最有創新力的一批青年，都被清政府「趕」進了北洋軍營。

3、搞了個「皇族內閣」，都是一幫載灃系+慶王系的貴胄小P孩，既傷了漢人士大夫的心，又傷了滿清內部其他人的心。關鍵是，這些人也沒有扭轉乾坤的眼光和能力。

4、搞了個『地方自治』，結果拿到權力的都是地方豪紳、資本家、地主，這些人控制了地方行政權後，也就控制了地方經濟權，必要時候還能以「民意」做幌子，如「保路運動」。

5、辛丑條約賠款太多，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對新軍的支持力日益減弱，新軍對軍事主官和地方政府的依賴日益加深。

6、晚清貴族的軍事能力實在是太，太，太，太，太弱了。既不懂帶兵練兵，也不懂打仗。唯一一個懂一點的良弼還被炸死了。

綜上所述，晚清中央政府的軍政權逐步喪失，直接導致軍事主官軍令權的加強，其結果是軍政和軍令權力都歸了將領，有槍就是草頭王，結果這些人又成了地方藩鎮。

大辦團練

儘管湘軍的初衷是保衛大清，但是它事實上扮演了滿清的掘墓人。正是由於對太平軍的勝利，造成了湖南人在江浙和其他重要省份的官吏中佔有很大比例。儘管湘軍削減了，但是滿清的國家體系卻從此由「湖湘文化」的精英及其弟子（像李鴻章等）所主宰。

記得從前看過一本書，書上說：曾國藩的一個朋友曾對他說過一段話，大體是說，儘管曾國藩本人很明智地選擇順從朝廷，交出兵權；但是曾國藩的所為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對朝廷最大的不忠——剿滅「長毛」的戰爭使得整個朝廷的框架（特別是各省）基本上為漢族官僚所把持，雖然湘軍士兵削減了大半，但是立功的軍官卻被因功分封到各省去任職（其中湖南人比例最大）。這種情況比當年吳三桂的「三藩之亂」更可怕，因為此時的清朝已不是「三藩」，而是中原、江南各主要省份都由漢人掌控。繼曾國藩、左宗堂、李鴻章之後，還有張之洞、袁世凱等漢族人物掌握重要的朝廷大權。此時，滿清的延續已開始逐步取決於漢族地主和漢族百姓是否還有興趣對朝廷繼續效忠，而中央政府已經無力再像康熙皇帝那樣壓制地方的反清傾向了。

所以，1905年慈禧太后的所謂改革——「立憲」，在被揭穿其騙局後，清朝最終不免「辛亥革命」的下場。

竊一直以為：「辛亥革命」與其說是孫中山先生革命力量的使然，莫如說是滿洲貴族為漢族士紳所遺棄——漢族官僚和帝國主義選擇了新的利益代理人袁世凱而已。

這一點，其實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就已經命中注定了。滿清或為洪秀全、楊秀清所亡；或為以「湖湘精英」、淮軍（及其延續北洋軍閥）等「同治中興」的漢族大臣們所空心化、空洞化——只得苟延殘喘。從此我們看到：滿洲、蒙古再未出現精英人才，他們在朝綱中逐步被漢族人所邊緣化，開始遠離一些權利核心。一些重要部門的滿蒙大臣也多是酒囊飯袋之輩。譬如說在軍事人才方面，滿洲再未有象樣的人才。清初，多爾袞那樣年少有為的軍政俊傑不再復現了。綜觀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以來，入關者多倚靠攝政王；退位時，亦為攝政王。真可謂「成也攝政王，敗也攝政王矣！」反差如此之大直叫人感嘆歷史是如此的造化弄人。

從此，中國歷史上伴隨著曾國藩為首的「湖湘精英」的出現，湖南人開始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政治格局。從黃興、蔡鍔、宋教仁到共和國的領袖毛澤東、劉少奇。不僅政治上湖南人影響著中國，在軍事上更是如此。從毛澤東到十大元帥、十大將等共和國的軍事將領們，我們不禁感嘆那句民諺非虛：「無湘不成軍」。

我只想說，湘軍確實在客觀上為漢族人」和平演變「滿清王朝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歷史作用——儘管那是無意而為。你說道：湘軍外戰不行，其實淮軍也一樣。究其根本，實在是」洋務運動「的失敗所致，豈是一兩支軍閥所能挽救。文人

另，我所要說的是：湘軍的勝利，為「湖湘精英」日後在中國政壇上施展自己的報復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台。毛澤東、劉少奇、黃興、蔡鍔、宋教仁以及彭德懷、粟裕等湘籍將帥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歷史，究其原因與曾國藩、左宗棠這些人首先開拓出一片「湖湘文化」的格局不無關係。

沒有湘軍的出現，湖南的政治精英就不會輕易入主中國的政壇核心。也就不會在晚清後出現湖南人的從政報國的熱情，毛澤東、劉少奇、黃興、蔡鍔、宋教仁之所以以匡扶國家為己任不能說與清末湖南人在政壇上的仕途得意無關，因此湖南人有著濃郁的從政從軍的救國傳統。在這一點上，他們就好比中國的「普魯士」人。從政救國這是那個年代的湖南人明顯不同於其他地方人的傳統，有別於江浙地區志士的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成都

二、曾國藩與毛澤東

說到曾國藩，不得不說毛澤東。現在我們很少看到毛澤東對曾的評價，這也不難理解。其實，毛澤東對曾國藩評價不低。儘管毛不贊成曾國藩的世界觀，但卻對曾的帶兵、練兵之道頗為讚賞。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編練湘軍，創造了文人帶兵的先例。這一點，為是教書出身的毛澤東而言，平添了無窮的榜樣力量。作為紅軍締造者的毛澤東而言，他更具創造性地繼承和發揮了曾國藩等人的文人帶兵的傳統。

毛主席甚至也不諱言自己就曾得益於曾國藩，毛在「三灣改編」創建新時期的紅軍時，就在許多方面借鑒了曾國藩的創建湘軍之法。毛澤東曾說過「古今之人，吾獨服曾文正公」，可見曾國藩對其影響有多大。

「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這曾經是多少年來民間的共識。可是自從曾國藩創建湘軍以後，卻很戲劇性將兩者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可以說，自湘軍以後，文人帶兵成為了一種比較成功時髦的風尚。儘管以前也曾有過文人帶兵打仗的歷史，但是象湘軍這樣在各個基層都重用地主知識分子來作指揮，並使之制度化和系統化的在以前還未曾有過。這一點也直接影響到了紅軍成立時的特點——具有毛澤東式的文人帶兵方式。也無怪乎主席常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

另外，再說一下湘軍與太平軍作戰的戰場。初期，在湖南戰場上，湘軍可以取得對太平軍的優勢，佔盡地利。但是到了湖北、江西戰場，湘軍由於遠離家鄉，生活習慣的不適應，因此吃了不少敗仗。曾國藩對此也頗多憂慮。但是到了戰爭中後期，由於鄂贛兩省與湖南生活方式畢竟不大，士兵已逐漸適應，再因為湘軍統帥多為書生，其素質明顯高於太平軍——就將帥整體而言。因此，使得戰爭中後期，太平軍在湖北、江西接連失利，丟了武漢、南昌攻而不克，形勢急轉直下。

筆者一直覺得一個有趣現象就是：當年湘軍奮戰的湘、鄂、贛地區在七、八十年後是紅軍奮戰的得力場所。紅軍的三個方面軍就分別誕生於這三省之上，在當時的紅色政權體中，湖南籍的領導特別多，除毛澤東、劉少奇外，如彭德懷、黃公略、段德昌、盧德銘、賀龍、左勸、粟裕、陳賡、許光達、肖勁光等等，他們領導紅軍主要在以這三省為中心的地區對抗國民政府，一直戰績優異。我以為：這一方面與當時的中共措施得力有關，另一方面恐怕與許多湖南籍的將領奮戰在其先輩作戰過的熟悉戰場有關吧。儘管時代不同了，人物也不一樣了，但是千萬不要忽略歷史的沿革與傳承性。在先輩曾經熟悉的戰場作戰對後來者肯定有著不小的助益。美國對中國一敗於朝鮮，再敗於越南，拋開戰爭的非正義而不論，就地利而言，中國比美國更熟悉這兩個戰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歷史上中國多次在越南、朝鮮戰場上抵禦外侮。

對曾國藩的評價爭議頗多，見仁見智，我想不必追求一致。但是有一點，曾國藩的意義就是：為湖南人做了一個榜樣，為湖南人開了一條從政從軍之路。以後的湖南人，不管跟曾國藩有沒有關係的，都自覺不自覺地在走這條從政從軍之路。如果曾國藩真被「長毛」打敗了，湖南人是否還會走從政從軍這條救國之路也未可知。

三、無湘不成軍

中國歷史上伴隨著曾國藩為首的「湖湘精英」的出現，湖南人開始逐步介入中國的政局。從民國的黃興、宋教仁到共和國的領袖毛澤東、劉少奇。不僅政治上湖南人影響著中國，在軍事上更是如此。從毛澤東到十大元帥、十大將、三十二位上將中的湘籍將領們，我們不禁感嘆那句民諺非虛：「無湘不成軍」——看看抗美援朝中的幾位志願軍司令員吧：彭德懷、陳賡、鄧華、楊勇、楊得志、宋時輪……

自曾、左之後，湖南這塊地方不僅政傑輩出，而且將才更多，這恐怕是對中國最大的貢獻。雖然曾國藩本人直接為中華民族或者說為他的漢家血脈貢獻有限，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忽略小曾的開拓作用——為日後中華民族的騰飛奠基了雄厚的人才基礎。

本人愛把湖南比喻成中國的普魯士——靠軍事手腕把分裂成一盤散沙的中國統一起來。西方列強不願看見中國的強大，也不願樂見德國的統一。在這一點上，分裂的中國和德國十分類似。孫中山先生希望贏得帝國主義同情的方式，不會取得中國的解放。還是毛澤東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更能闡釋真理，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好比俾斯麥。記得毛澤東小時侯借同學的書看時，當看到俾斯麥時不禁熱血沸騰，言道：中國就缺少象德國這樣的偉人，俾斯麥從此就成了少年毛澤東的榜樣——注意，可不是什麼馬克思。以「鐵血」的方式完成德國的統一是俾斯麥的最大特點，這也在後來深深地影響到了少年毛澤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他向來鄙視陳獨秀和王明的右傾政策也鄙視一切妄圖通過議會鬥爭贏取勝利的方式。用暴力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方式獲得革命勝利且從不與敵人妥協的觀念其實自小就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潛移默化地形成了。

湖南與廣西兩省雖然民風強悍，但由於文化氛圍的差異，造就了兩省不同的人文文化觀。比如，湖南文化造就的經略濟事之才決定了其統帥風格的大手筆——往往注重全局而不拘泥於一些細節；廣西文化比較適合造就善於打拚的悍將——善於把握住每一次具體的戰術戰役。

在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初期，太平軍善於戰役戰術的優點盡顯無遺，湘軍因為是文人掌軍，難免書生意氣一些。所以在戰爭初期文弱書生帶兵多吃敗仗。但是到了後來，文人們實戰經驗豐富後，其紮實的理論功底與實踐的有機結合，使得湘軍在戰役戰術層面與太平軍不相上下。而湘軍在戰略層面的優勢卻是太平軍自始至終都難以企及的。目光短淺始終是太平天國運動無法深入開展的瓶頸。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攻克南京後，太平軍不重視乘勝追擊，主力不直接北伐，卻只派遣偏師兩萬去打皇城北京。這反映出洪秀全、楊秀清集團貪圖安逸享受的心理，一個貧窮了半輩子的人突然擁有了榮華富貴之後難免腐化——這恐怕是千古鐵律。「天京事變」以後，石達開負氣出走，使得天國精銳盡失，這說明在太平軍中比較有頭腦的石達開也缺乏以大局為重的戰略眼光。太平天國的失利只是時間問題，特別是他們的對手湘系精英是與他們完全不同的戰略勁敵。

曾國藩這個人某些方面很象諸葛亮，擅長規劃全局，制定「隆中對」那樣的計劃。象陳壽評價孔明那樣：「將略非其所長。」孔明六出祁山而收效甚微，曾每自臨敵，對陣楊秀清，敗；再敗石達開於湖口，險些自盡；敵陳玉成、李秀成亦多敗績。可是，若是由別人帶兵臨敵而曾統籌全局則無不勝。曾國藩與左宗棠正好在這方面形成了互補，曾左雖然都是經世之才，但曾還要略勝一籌；但左在將略上是曾所無法匹敵的。因此從統帥層面來說，曾左較之洪秀全集團是有不小的優勢的。優勢終須轉化為勝勢。而又尤以安慶保衛戰可以突出地反映出雙方戰略觀的差異，它是整個戰局的樞紐。

第三次武漢爭奪戰突出地反映了湘軍與太平軍鬥爭的激烈和戰略觀的高下：本來洪秀全制定由陳玉成帶兵十數萬由北路向西進擊武漢；李秀成帶兵由南路攻打武漢這一絕妙的「圍魏救趙」的妙計：以此解安慶之圍。安慶是天京的門戶，安慶失手，全局逆轉。曾也正是看中這一點才精銳盡出，圍打安慶。由於武漢是湘軍的大後方，若失去則安慶攻取意義不大，因此說洪等人的眼光還是頗為睿智。

可是，再好的計劃沒有人貫徹到底也是白搭。陳玉成的兵馬於1861年春天攻佔霍山，翻越大別山進入湖北。接著，陳玉成於3月18日攻取湖北黃州（離武昌160華里），此時武昌城防空虛咫日可下，湖北巡撫胡林翼的老婆看見「滿城無人」，連忙帶著幼子奪船而逃。胡林翼在太湖聞訊，口吐鮮血，大罵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顧家。」此時，陳玉成卻坐失時機，偏要等待李秀成部一起攻打武漢。然而，李秀成卻在此時去攻打兵力空虛而又富饒的浙江而置整個武漢會戰計劃於不顧。等到李秀成擴大了地盤和隊伍，整個作戰計劃也耽誤了。在洪秀全的再三催促下，李秀成軍才於1861年6月慢吞吞地來到武漢。而陳玉成已於4月下旬在久久不見李秀成軍來會師後便撤到安徽去了。最終，整個武漢決戰的計劃草草收場未執行，只起到了驚擾敵人的作用。

可是，曾國藩的湘軍主力確是全力攻打安慶，1861年9月安慶終於失陷，太平天國鬥爭事業急轉直下。

綜觀整個武漢、安慶爭奪戰，湘軍與太平軍在這一時期是勢均力敵的，此後方纔此消彼長。太平軍整個統帥層在戰略攻略上比起湘軍終究還是遜色不少。陳玉成的猶豫不決，李秀成只顧眼前利益不顧全局，洪秀全對全局的失控。這些都突出地反映出了整個天國在戰略全局協調方面的失控。相比較湘軍，卻自始至終地貫徹執行了攻取安慶的計劃，並有始有終。湘軍安慶戰役的勝利和太平軍武漢會戰的流產，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雙方指揮員戰略眼光的差別。此後，儘管太平軍尚有傑出的表現與作為，但戰役和戰術的靈光閃現無法掩蓋其戰略上的失誤。

大勢已去，人心散盡，人都是趨利避害的。當中央沒有威信時候，地方自然各行其是，軍隊同樣如此。滿清末期苟延殘喘這麼多年，一是體制慣性，二是慈禧還有有點政治手腕的。

感覺不應該是失去掌控，清朝自入關，八旗軍的戰力一直往下走，而且軍隊也不怎麼重用漢人。到了太平天國、八國聯軍後，清政府發現沒辦法啊，八旗靠不住啦，大清不能就這麼亡了啊！又不能把八旗軍全部裁掉，可是太平天國問題要解決啊！那怎麼辦？只能放權漢族官員，讓李鴻章、曾國藩等出面組建地方軍隊，結果導致尾大不掉。

還有，湘軍這些地方軍隊的軍餉不是由中央政府發的，是由當地籌的，中央政府只給編製，不管吃喝。所以湘軍、淮軍成尾大不掉之勢，也是必然。

因為沒有錢

瀉藥，清末八旗的戰力已經不能和剛入關時同日而語了，所以鎮壓太平天國時組織團練。而淮軍，湘軍都是漢人地主集團武裝對清廷的忠誠當然沒有保證。地方大員手裡有武裝當然也有了底氣跟中央對抗，特別是中央的慈禧這種奇葩賤貨還還搞出個對萬國宣戰。所以才有了例如東南互保。像湘軍之類的地方團練，兵源都是些窮苦大眾，誰給他飯吃當然跟誰幹了，哪管什麼忠君之類的。再有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本身袁野心就大，平日里訓練也灌輸的忠袁而不是忠清的思想。

並沒有出現你說的情況

也就是太平天國中，湘軍淮軍等團練有私人部隊的性質。因為中央賦予了封疆大吏們財政權。但是曾左李等卻又是十分忠於大清朝，並沒有形成唐朝藩鎮那樣。

袁世凱新軍也是由中央撥款練兵，權力還是在中央手裡。慈禧光緒死後，年輕的滿族親貴資歷威信不夠，把袁世凱搬到，北洋新軍別人根本指揮不動，再加上南方革命，朝廷有覆巢之危，袁世凱就有了要挾的資本，所以他跟我隆裕漫天要價軍費，出兵南下也走走停停，時刻觀望。才讓你覺得中央沒有掌握軍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