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正式或外交文件如何稱呼皇帝？
問的是正式的書面稱號，比如清帝國外交人員和英國人講清皇帝時說XX皇帝？
謝邀。
這個問題是個好問題。因為從中外交往時雙方的稱呼，往往能反映出中國人世界觀和天下觀的變化。
最早時，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當時的觀念中，整個世界就是中國，中國的天子是全世界的元首，整個世界以中原為圓心，文明以同心圓的形式依次向外遞減，這就是「五服」理論，以天子所居地為中心，依次向外是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到了荒服那已經極其遙遠、極其荒蠻，幾乎不具備任何價值的地方，但它依然是天子的領土。天下萬國對天子來說，都是臣屬，沒有能和天子相提並論的，因此也就沒有外交可言。
舉個例子，北魏延興二年，百濟國王向北魏皇帝上表，云：「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籓，瞻望雲闕，馳情罔極。涼風微應，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系仰之情。」
而北魏孝文帝的回信，則說：「得表聞之，無恙甚善。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誠魏闕，欣嘉至意，用戢於懷。朕承萬世之業，君臨四海，統御群生」。
這裡，百濟國王自稱「臣」，稱呼北魏皇帝為「皇帝陛下」，而皇帝稱呼對方為「卿」、自稱「朕」。這是完全君臣關係，是符合當時中國的天下觀的。
但這一情況在宋朝有了改變。
因為宋朝北方面臨了一個敵人——遼國。這是一個文明程度不遜於宋的大國，宋初兩次北伐均以失敗告終，而遼國深入宋境，在澶州也不得不力盡而還，換言之，遼宋兩國勢均力敵，誰也無法消滅誰。在這種壓力之下，遼宋之間出現了確定的邊界，——確定邊界的出現，是一件非常大的大事，自此，皇帝的權威有了確實的界線。
而在澶淵之盟的文本中，雙方皇帝的稱呼則更加意味深長，其抬頭為：「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當然，在契丹的誓書中，這句話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在這裡，出現了兩個皇帝，一個大宋皇帝，一個大契丹皇帝，而且兩國皇帝是對等的關係。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它幾乎推翻了以前中國人的那種天下觀，標誌著在國與國的關係上，中國人開始明確具有了「自我」和「他者」的意識。
之所以說它「幾乎」推翻了中國人的那種傳統天下觀，是因為最終並沒有完全推翻。隨著元朝的大一統，中國再次失去了一個能夠和自己在文明上、國家結構上、軍事力量上平起平坐的對手，以前那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錯覺又回來了。——所以，我們看到明清時依舊把所有外國當成藩屬，以至於出現了馬戛爾尼那樣的笑話。
到了1840年之後，中國是被大炮硬生生地打進了現代國際秩序中，從那時起，中國不得不一點一滴的學習著使用以民族國家的方法來處理和外國的關係。——所謂民族國家，就是指有確切的邊界、主權和人口的國家。
因為從這時起，中國是以民族國家的身份來處理外交，那相互之間的稱呼自然是對等的。
譬如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其抬頭為：「茲因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不和之端解釋，止肇釁，為此議定設立永久和約。」第一條為「嗣後大清大皇帝、大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都是大清國大皇帝與大英國君主平等的。
在中國歷史上變化還是有多次變化的。早在春秋戰國時，就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論述；漢朝時，皇帝與匈奴單于的通信，開頭便往往是「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等語（要知道單于與皇帝是平對等的概念）；而像唐三藏到印度取經，當被問及從哪來時，他回答的是從唐國了，也能說明一些問題。再比如到明朝時，《明史》中日本國給命朝的信件中寫到「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 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再者，在明朝時，在外國傳教士幫助下，
當然，這些都是歷史中的一些小片段。茫茫中華史幾千年是錯綜複雜的，國運往往是漲而復落，對外政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體現。所以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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