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推翻了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的考古發現？
或者完全不知道的東西，通過考古發現才知道的
或者和史書上記載的不一樣兄弟問題：中國有哪些考古發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歷史學的知識體系？ - 中國考古
《孫臏兵法》的出土
原來史學界一直有觀點認為孫臏和孫子可能是同一個人。除了史書記載以外，也沒有看到孫臏的任何著作。甚至有人認為《孫臏兵法》就是《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出土後，基本確定了兩人、兩書是完全分別存在的。
我們中學都學過《史記·陳涉世家》，其中記載秦法嚴苛，致使陳勝吳廣揭竿而起：
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講的是公元前209年，秦二世下令徵發淮河流域的900名勞役去漁陽戍邊（今北京密雲），陳勝吳廣二人為管理勞役的屯長。隊伍走到蘄縣大澤鄉（安徽宿縣西南）的時候，恰巧遇到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計已經誤期。誤了期限，按（秦朝的）法律都應當斬首。陳勝、吳廣於是商量說：「現在即使逃跑（被抓回來）也是死，發動起義也是死，同樣是死，為國事而死可以嗎？」
於是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起兵反秦。大家推舉陳勝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提出了「伐無道，誅暴秦」的口號，組成一支農民起義軍。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爆發了，「秦法誤期當斬」也成為通論。
其中就有秦律中《徭律》部分條文的抄錄，記載就有「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水雨，除興。」
這段意思是為國家徵發徭役，如耽擱不加徵發，應罰二甲。遲到三天到五天，斥責；六天到十天，罰一盾；超過十天，罰一甲。降雨不能動工，可免除本次徵發。
也就是說，根據出土的秦簡記載，國家徵發徭役，對遲到者最高處罰只不過繳納價值一副盔甲的罰款，而且因為大雨導致的遲到和誤工，是不會進行處罰，而且會取消徵發的命令。
這一記錄和陳勝吳廣起義時聲稱「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截然相反，到底是秦律出錯還是秦律的規定只是故作仁慈，實際並未執行，還是陳勝吳廣故意扭曲法律，為鼓動起義而故意誇張了徭役遲到的懲罰，亦或是秦二世修改了秦法，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雖然這一考古發現並不能推翻《史記》的相關記載，但卻帶來了很多研究和思考的空間，一定程度上推翻了人們對秦法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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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801號坑也就是大家俗稱的""鎧甲坑""，在發掘這個陪葬坑之前，很多學者的觀點是認為秦代無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頭盔，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是在之前的考古發掘中，並沒有秦代頭盔的痕迹，就連之前兵馬俑的發掘中，也只見到兵馬俑身上的鎧甲和武器，但並無頭盔；其二是在文獻中對秦軍將士作戰的記載也是不帶頭盔的，所以有「科頭銳士」（大意是說不帶頭盔的英勇將士）之說。通過對K9801陪葬坑的發掘，發現了大量的石質鎧甲和石胄。據初步統計，在約70平方米的過冬內清理出了87領石甲和43頂石胄，這些甲胄基本上沒有經人擾動，這是首批重見於世的秦代甲胄實物，以石質為原料的甲胄在古今中外更是聞所未聞。K9801鎧甲坑的發掘推翻了之前學界對於秦代無胄的看法。
上圖是修復完整的石胄
借這個話題多說幾句，對於很對年代久遠的歷史事件，其看法從來都不是只有一條的。所以你完全可以質疑歷史，只要你拿出充分的證據甚至可以推翻歷史。我們都明白戰爭多數情況下都是由勝利的一方來書寫的，還有很多文明和歷史事件都是消失了很久才由後人重新書寫的，所以這其中的偏頗和謬誤可能真的存在，即使是可能很權威的正史。而考古的意義在於，你所見到的東西的都是實實在在的，即使它可能只是一塊殘磚片瓦，它也見證默默地見證著那個時代。我想這大概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吧。雖然其中的過程可能很平淡，田野考古總是艱辛而又問題不斷，但是若能通過對器物的探尋能夠撥開重重雲霧，還原一段歷史真相，這大概又一份不一樣的感悟了吧。
然而有些歷史真相是否真的有必要去探尋，這是我經常去想的一個問題，雖然有時候並沒有答案。這令人沮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對阿房宮田野考古發現，在阿房宮的夯土層上根本找不到被火燒的紅土。找不到紅土就證明阿房宮根本沒有被火燒的考古學證據。看報道當時考古隊隊長李毓芳都不敢把這個結果公布，阿房宮被項羽所燒已基本成為共識了。最後等整個田野考古結束後，綜合各方面證據，阿房宮根本就是一個爛尾樓，剛剛開建，也不存在被火燒的說法。楚人一矩，可憐焦土也不過是後世人的想像罷了。
竹書紀年啊，西晉的考古，把所謂的上谷禪讓黑成馬。
睡虎地秦簡，記載范睢被判死刑，不像司馬遷說的那樣跑路了。
戰國縱橫家書，推翻了司馬遷筆下的蘇秦形象，蘇秦的牛逼係數暴漲了一大截。
紅山的蚌殼龍，推翻了龍是一個想像組合圖騰的說法，六千年前的龍，就那樣子，四條腿，長身子，沒啥變化。
北大漢簡：始皇帝本來就是傳位給胡亥的。
黃帝四經，顛覆性地闡述了黃老哲學。
殷商甲骨文，裡面有很多商人調集其他諸侯圍攻周人，或者命令周人攻擊其他諸侯的記載。
石峁遺址：龍山晚期到夏早期的特大城市，居然在神木。
曹操墓，魏武王常所用頭蓋骨。
復旦大學分子人類學小組：曹操既不是夏侯氏的後代，也不是曹參的後代。
等等。@Orz輝 和 @zwq 提到的孫衛東等人關於殷商金屬冶煉技術可能來自埃及的說法，出處已經在 @zwq的答案里顯示出來了。另外關於此文，西方媒體有一些報道，包括美國的外交政策，這也是我最早讀到這篇報道的地方。@zwq 只是轉述論文內容，而 @Orz輝 還有一些自己的解讀。他的解讀里有一些常識性錯誤。我不知道這些錯誤是來自於轉述還是自己添加的。無論如何都需要澄清。
Origin of the mysterious Yin-Shang bronzes in China indicated by lead isotopes : Scientific Reports
所以我們先看看那篇論文本身怎麼說。這裡我省去細節。基本上兩點：一、就是說殷商時期的青銅放射性很高，作者認為這表明了青銅的來源並不是殷商境內或周邊，因為沒有數據上合適的礦。同時，作者發現非洲有一些礦在這方面與殷商的青銅器差不多，所以猜測殷商的青銅是從非洲來的。二、全世界的青銅冶煉，都是慢慢發展，才開始用錫合金煉銅的，而殷商在公元前1400年前後「突然」就掌握了這種技術，所以這項技術一定是傳過來的。In contrast, the Yin-Shang civilization started directly with tin bronzes. No arsenic bronze has ever been reported in China.This also strongly suggests that Yin-Shang bronze technology was likely imported into China.
All these suggest that the Yin-Shang people may have learned bronze technology elsewhere and brought it to China. Such a hypothesis, however, is not yet generally accepted, although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northwestern China supports early culture and technology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26,33. The majority of archaeologists in China strongly insist, however, that although bronze was produced in China much later than in Mesopotamia, Egypt and several other regions, the bronze technology was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in China.
先看第二條：
關於為什麼沒有arsenic bronze就highly suggest，這個顯然是需要細化的，但作者的討論到此為止。而第二段的黑體部分我覺得至少沒有考慮這完全不需要這些人跑到別處去學然後帶回來，可以是另一群人帶進來的——文章後面似乎又認同後一種說法了。而引文第二段的末尾基本就是扣帽子了。實際上，西北地區可能是中國冶煉技術從中亞引進過來的渠道這種說法已經出現很多年了。許多國內學者也是認可的。為了獨樹一幟，給別人亂扣帽子，而且也與本文無關，實在是有些無聊。
冶煉不僅僅需要爐溫，也需要複雜的技術供需，還有原料。所以同一種技術發明若干遍，的確不太可信。這和陶器不太一樣。用泥塑形，不那麼複雜，不同地區的人可以獨立發明、使用。但是，如果是龍山黑陶那種比較複雜的工藝，在另一個地方也發現了，那麼就有可能是傳過去的了。
從第二條可以看出，作者其實對冶煉技術傳入中原的模式、路徑、時間，並沒有提出有意義的新看法或新證據。
=================然後再看第一條，即原料的來源——基本講的是礦石South Africa and Zimbabwe are known for abundant archaeological sites55,56. Most archaeologists, however, consider these places to have been too far away from China for people to have been in contact in the Bronze Age. Eve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Egypt before ~1400 BC is not clear. Interestingly, so far published lead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ancient Egyptian bronzes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are mostly less radiogenic57 than the Yin-Shang and the South African bronzes (Fig. 4). Mention was once made of some Ancient Egyptian bronzes have highly radiogenic lead isotopes, but that report did not show supporting data9. Nevertheless, the mystery remains as to how the Yin-Shang people would have gotten bronzes from these places?
好，作者表示，與殷商青銅器鉛同位素構成類似的青銅，來自南非，並不是埃及。並指出，之前有人說古埃及也青銅器也有含有高放射性鉛同位素的例子，但沒有數據和證據支持。
In any case the lead isotopic signature of the Yin-Shang bronzes suggests that the ore deposits supplying their lead were most likely located in Archean cratons. The Africa continent is made up of several large Archean cratons (Fig. 5).The Congo, Tanzania and Uganda Cratons are essentially of the same age as the Kaapvaal and Zimbabwe Cratons. They would also be expected to have lead ore deposits with Archean age lead signatures. These cratons lie much closer to the Nile, and parts of them once even belonged to ancient Egypt during its early history.Might not the Yin-Shang people have gotten bronzes and/or raw materials from these places through trade or by other means at this time? During the late Dynasties, ancient Egypt lost access to these cratonic deposits, because of its shrinking territory, such that Egyptian bronzes in the 18th Dynasty or later have less radiogenic lead isotopes (Fig. 4). The ancient Egyptian people may have also gotten lead ore from Saharan deposits. In addition to the large Archean cratons, there are several small Archean cratons within the Saharan metacraton (Fig. 5). Ore deposits–later abandoned and are now buried in the desert and having lead with Archean isochron ages–could possibly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se Saharan micro-cratons.
這段寫得貌似有點亂。大概是想說，雖然殷商銅器放射性更高並且和南非的更像，但埃及有可能曾經也能搞到這種高放射性的原料？而在與殷商同時期的埃及第十八王朝，埃及無力從那些地方引進原料，於是那時候青銅器鉛同位素的放射性就低了。另外，離埃及更近的撒哈拉地區可能也有這種（高放射性）的礦？
說實話，為什麼埃及一定要出現在討論里來著？作者有什麼既定的觀點需要埃及已經要出現嗎？恐怕是需要一個「文明」方面比南部非洲發達的地方作為華夏文明整體的輸出者吧。你要說從南非來了一群人建立了商朝文明，似乎不太有說服力，因為當地當時還沒有那麼發達的文明。所以需要埃及登場。說實話這兩段的論述，似乎不應該作為學術寫作的榜樣。
Given that bronze is often recycled18, early bronzes in Egypt may have been re-smelted and later mixed with more normal lead, thus explaining the very homogenous, but still radiogenic lead isotopes of 18th Dynasty coppers (Fig. 4). In contrast, the original, highly radiogenic isotopic signature of Early Yin-Shang bronzes is well preserved in Yin-Shang tombs. Mor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s needed to confirm any of the above speculations. Until then, whether and how the ancient people in China obtained bronzes with highly radiogenic lead isotopes from Africa remains a puzzle.
就是說因為古代埃及的銅器循環使用，所以摻雜了放射性更正常的鉛之後，放射性慢慢變低了。而殷商的青銅器封存在地下，沒有重新冶煉，所以呢放射性保持了更高的水平。還是暗示，埃及可能之前也有高放射性的青銅器喲，雖然我沒找到，而且埃及同時期的青銅器放射性更低，但那可能是循環利用造成的喲。所以搞不好還是從埃及而不僅僅是南部非洲來的哦。==============可以看出來，原文當中有很多很多假設：大家看一看：因為殷商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放射性很高，並且在殷商周圍沒找到這樣的礦，而恰好和非洲某處的放射性類似，所以殷商的青銅冶煉技術和原料都來自埃及。首先沒找到不等於沒有啊。二里頭之前還沒找到呢……「沒有證據」不等於「證明沒有」，absence of evidence不是evidence of absence，這是基本的邏輯吧。其次，到底為什麼埃及一定要出現在論述里呢。大家仔細看看上面的兩段引文。真的不夠嚴謹。所以就是一個猜想而已。===============但是，這位孫教授並不滿足於猜想。在一些非嚴肅學術場合，他結合史記等資料，開始證明古代埃及的希克索斯人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建立了殷商——說實話，這種論調的本質基本和一百多年前以及《全球通史》沒什麼區別。Does Chinese Civilization Come From Ancient Egypt?Foreign policy? 為什麼這篇文章刊登在foreign policy? 有什麼嚴肅的關於古代文明的文章需要刊載在foreign policy上？然而問題很簡單：中國的青銅技術，西北早於中原，如果說通過中亞引進，似乎還有些證據。希克索斯人從海上過來的話，一路都沒停過？沒有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留下痕迹，從中國海邊登陸之後坐著高鐵就奔河南了？我就想問問：這和殷人渡海到印第安的說法到底有什麼區別啊？另外，這群希克索斯人來自敘利亞和巴勒斯坦。而西閃米特人（礦工？）就是在西奈地區最終開始使用了基於埃及象形文字的早期字母。如果真有這麼一群人歷盡千辛萬苦來到中國，那為什麼沒把原始字母帶過來，而殷墟反而出現了表意文字（不是純粹的象形文字）而不用字母呢？最後，好吧就是這群人完全埃及化，只會象形文字，字母什麼的太低端看不上——那為什麼要到中國來重新造一套文字啊。而且新造的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外型上還不怎麼像（看看受到漢字啟發而造出來的西夏文契丹文乃至訓民正音和漢字像不像；再看看受楔形文字影響造出來的烏嘉里特楔形文字和古波斯楔形文字和兩河流域楔形文字像不像），這都是為什麼啊？-==================關於@Orz輝轉述的孫的看法，還想再說一句：希克索斯人不是蘇美爾人！他們很可能是西北閃米特人，不是蘇美爾人。他們進入埃及的時候，蘇美爾人早就在巴比倫地區被閃族人同化了。蘇美爾人統治埃及時期這種說法更是聞所未聞。還有關於文字孫衛東認為殷商以前中國的古陶器上從來沒有文字，只有圖案，而陶器顯然是比甲骨更好的書寫載體，因此殷商的文字幾乎是一夜之間出現的。這不符合文字建立的規律，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中國古文字借鑒，或者是直接照搬其他文明的文字。同時蘇美爾人也是象形文字，且書寫規範是豎寫，異於古巴比倫。作者：Orz輝鏈接：有哪些考古發現完全推翻了人們之前對歷史的認識？ - Orz輝的回答來源：知乎著作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蘇美爾的楔形文字早期雖然象形，但在殷商時期早就不象形了，你去找漢謨拉比法典看一看，你看看能靠形狀猜出什麼來？如果是那時候傳到中國的，為什麼中國的古文字又回到更象形的階段去了？
我們大吃國吃貨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少兩萬年，壯哉！
要知道，在這個全世界的人都還狩獵採集的時代，農業還沒出現，純靠運氣的時代，四處遊盪找食物的時代，一群中國人就抱著陶罐在「吃著火鍋唱著歌」……畫面太美不敢想像……
因為我們一直都認為，只有在農業出現後，人類才會使用陶來烹飪，而在這之前，人類最多只是烤肉。而使用陶器來做飯，這屬於烹飪技術了，是農業的產物（一萬年左右），可是這次考古直接告訴你，即使沒農業，即使食物少的可憐，都無法影響中國人的廚藝展示……
真是天賦稟異先鋪墊一下
作為大吃國的一大特色，中國人愛吃，中國人會吃。中國人愛吃很多方面總量第一，人均第一。就按人均來說，鵝肉世界第一，水產世界第一，蔬菜世界第一，蘋果、梨世界第一。其他還有花生啊、紅薯啊、番茄之類都是頂尖。特別是雞蛋，中國人雞蛋產量世界一半左右，可是為什麼我們吃不起茶葉蛋呢？難道是茶葉太貴？中國人竟然吃掉了世界1/2的雞蛋、2/3的魚肉…壯哉我大吃國！中國人會吃無論是魯、 川、 粵、 閩、 蘇、 浙、湘、 徽等菜系，還是「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裡游的,除了飛機、車、船,什麼都敢吃」，均顯示出中國人的飲食範圍廣，飲食文化，博大精深。
我估計很多人看到這個會泄氣，陶器，中國不是很多嘛，這個有什麼稀奇的呢？
是啊，中國是陶瓷大國，大家見慣不驚。但是你要知道，在這之前，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陶器都是1萬年左右啊。好吧，肯定會有人說，這也就是把歷史往前推了，反正歷史悠久這事大家都知道，跟本文有什麼關係呢？
那麼我要告訴你，這些陶器是用來做飯的呢？這可是真的顛覆世界的一個認識，因為我們一直都認為，只有在農業出現後，人類才會使用陶來烹飪，而在這之前，人類最多只是烤肉。畢竟沒有大規模的農作物和馴化，人類無法獲得穩定的食物，基本上是吃一頓餓一頓，找到就吃。而使用陶器來做飯，這屬於烹飪技術了，是農業的產物，可是這次考古直接告訴你，即使沒農業，即使食物少的可憐，都無法影響中國人的廚藝展示……
要知道，2萬年前，世界上的人類還處於採集狩獵時代，即使現在認為最早馴化的農作物小麥，也是8000到10000年以後才出現。
在採集狩獵這種純粹靠運氣吃飯的時代，在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類都茹毛飲血的時代。你能想像有一群中國人，圍坐在一起，用陶器做飯吃的樣子？
其他古人類在這麼干
——————下面給喜歡進一步了解細節的人————————
陶器的發明是人類遠古文化史上劃時代的創造，是後來在考占學上被稱之為新石器時代到來的最重要標誌之一。 一般認為，有了農業，可以批量產出食物後，人類才會使用陶器來大量加工食物。恩格斯曾經指出，人類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是「從學會制陶術開始」的。 恩格斯所說的「野蠻時代」，相當於今天所言「新石器時代」。 而江西仙人洞的研究證明，東亞的的採集狩獵者一萬年前在他們開始有了定居生活和開始種植植物【之前】就已經使用陶器了，陶器是在末次冰盛期由採集狩獵者所製造，可能被用做炊煮器。仙人洞的陶器製作年代為距今 20,000 年時處末次冰期的頂峰，陶器的製作使得人類飲食的歷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陶器的出現使得人類生存和社會行為發生了重要轉變，陶器的使用可以從富含澱粉的食物和肉類食物中獲取更多的能量（比如山藥燉排骨？）。仙人洞陶器外表面火燒的痕迹還有煙炱顯示這些陶器很可能被用來炊煮。最後，讓我們領略一下偉大的中國人的作品
燒烤的痕迹
順便，你知道仙人洞的人吃的是什麼嗎？
甲骨文里就有這個字了
馬王堆漢墓，有醫書，解釋了「七損八益」。該句歷代注家都不是很明白，然後就各種解釋發揮，結果墓里的書打開一看，原來說的是房中術。
好吧，本來只是在飯館等上菜時候隨手答的，沒想到被大家錯愛，給了這麼多的贊同（稍稍暗爽一下）。看到評論里大家要求我詳細說說，那我也就做一回搬運黨，從維基上直接搬了~~~
以下是我的原答案湖北睡虎地秦簡這麼顛覆性的發現怎麼沒人說啊！
完全改變了以前對秦律的認知啊，原來秦國也是講道理的，不是只有殺，滅族，連坐這三板斧啊以下是維基的內容，想看原文的歡迎移步睡虎地秦簡
記得以前看過一篇文章，說根據這批秦簡里的法律規定，陳勝吳廣被發配漁陽，在大澤鄉因雨被阻，是不應該被砍頭的，最多也就是鞭笞而已。所以作者懷疑在二世時代秦律曾經有過大規模的變動，從而造成了後世對秦律嚴苛暴虐，只知殺戮的印象。可憐的扶蘇啊，看了睡虎地的秦律，才明白為何連老農造反，都要打你的名字了。原來老農們造的不是秦朝的反，只是二世皇帝的苛政讓人沒法活而已睡虎地秦簡，亦稱雲夢秦簡，為1975年12月於中國湖北省雲夢縣城關睡虎地十一號墓出土的秦代竹簡，記錄當時的法律及公文，經整理的竹簡內容，被收入《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此批竹簡是研究戰國晚期至秦始皇時期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的珍貴史料，也是校核古籍的依據。
睡虎地秦墓竹簡計1155枚，殘片80枚，現將其分類整理為十部分內容，包括：《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編年記》、《語書》、《為吏之道》、甲種與乙種《日書》。其中《語書》、《效律》、《封診式》、《日書》為原書標題，其他均為後人整理擬定。竹簡長23.1～27.8厘米，寬0.5～0.8厘米，內文為墨書秦篆，寫於戰國晚期及秦始皇時期。《秦律十八種》 計202簡，位於墓主身體右側，簡長27.5厘米，寬0.6厘米。包括《田律》、《廄苑律》、《倉律》、《金布律》、《關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軍爵律》、《傳食律》、《行書》、《內史雜》、《尉雜》、《屬邦》等18種，律名或其簡稱寫於每條律文尾端，內容涉及農業、倉庫、貨幣、貿易、徭役、置吏、軍爵、手工業等方面。每種律文均為摘錄，非全文。《法律答問》 [編輯]計210簡，位於墓主頸部右側，簡長25.5厘米，寬0.6厘米。以問答形式對秦律的條文、術語及律文的意圖所作解釋，相當於現時的法律解釋。主要是解釋秦律的主體部分（即刑法），也有關於訴訟程序的說明。《封診式》 [編輯]計98簡，位於墓主頭部右側，簡長25.4厘米，寬0.5厘米。標題寫在最後一支簡的背面。簡文分25節，每節第一簡簡首寫有小標題，包含：《治獄》、《訊獄》、《封守》、《有鞫》、《覆》、《盜自告》、《□捕》、《盜馬》、《爭牛》、《群盜》、《奪首》、《告臣》、《黥妾》、《遷子》、《告子》、《癘》、《賊死》、《經死》、《穴盜》、《出子》、《毒言》、《奸》、《亡自出》等，還有兩個小標題字跡模糊無法辨認。封診式是關於審判原則及對案件進行調查、勘驗、審訊、查封等方面的規定和案例。
- 《田律》：農田水利、山林保護方面的法律。
- 《廄苑律》：畜牧飼養牛馬、禁苑林囿的法律。
- 《倉律》：國家糧食倉儲、保管、發放的法律。
- 《金布律》：貨幣流通、市場交易的法律。
- 《關市律》：管理關和市的法律。
- 《工律》：公家手工業生產管理的法律。
- 《均工》：手工業生產管理的法律。
- 《工人程》：手工業生產定額的法律。
- 《徭律》：徭役徵發的法律。
- 《司空(律)》：規定司空職務的法律。
- 《軍爵律》：軍功爵的法律。
- 《置吏律》：設置任用官吏的法律。
- 《效(律)》：核驗官府物資財產及度量衡管理的法律。
- 《傳食律》：驛站傳飯食供給的法律。
- 《行書》：公文傳遞的法律。
- 《內史雜》：內吏為掌治京城及畿輔地區官員的法律。
- 《尉雜》：廷尉職責的法律。
- 《屬邦》：管理所屬少數民族及邦國職務的法律。
貼一份當年讀書時候寫的作業吧，主要是自己讀書摘記的整理，因為是作業，所以注釋方面沒有很規範的來做，一切原文版權歸原作者。---------------------------以下是正文的分割線----------------------------------
20世紀秦漢魏晉簡牘綜述
回顧簡牘發現出土的歷史，可以說既是由來已久，又是近世新事。說由來已久那就是永垂青史的兩次重大發現，即西漢景帝末武帝初年，魯恭王在孔子舊宅獲得的「孔壁中經」：《尚書》、《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西晉武帝咸寧五年（２７９）在汲縣戰國晚期魏墓里出土的「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紀年》、《師春》、《瑣語》等。這兩次發現對後來的古文獻學產生了很大影響。說近世新事，那就是從２０世紀初以來至世紀末，全國各地不斷出土的簡牘文物，不僅出土地域大大擴展、時代距離拉長，而且數量和內容都是遠盛於歷史上任何一次發現，可以說二十世紀是簡牘的大發現時代。這個時代簡牘之發現，概括有以下五個特點：
１、出土地域不斷擴大 最早以新疆尼雅、甘肅敦煌為起始，其次延伸至內蒙、甘肅額濟納河流域，從而擴展到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到處都有簡牘問世。目前可知有新疆、甘肅、青海、內蒙、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廣西、江蘇、安徽等１７個省市自治區。其中甘肅、內蒙、湖南、湖北四省出土最多。充分反映出漢文化覆蓋面的廣大和漢文化勢力的強勁。
２、簡牘時代的延長 過去出土簡牘，以漢代為大宗，其次為戰國。而現在可知上至春秋晚期，經戰國、秦、漢至三國兩晉，其時代是連續的。另外，就民族文字來看，還有漢晉文、唐代吐蕃文和宋之西夏文木牘。不僅反映了漢文簡牘的存在時限，而且也可看到對其他文化的影響。
３、內容越來越豐富 過去，墓葬出書籍，邊塞遺址出屯戍文書。以此形成了簡牘的兩個基本特徵。而現有資料，內容遠遠超出了這一範圍，不僅有傳世文獻中可找到的古書籍，也有早已佚失的古文獻。不僅有屯戍文檔，而且還有法律、法規條文以及各種各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書。
４、數量不斷增加 過去出土簡牘，一墓出土數十枚、遺址出土數百枚，已是極為稀有罕見了，而現在動輒數以千計萬計，甚至以１０萬計，不能不說是驚天動地。粗略統計，用各種材料寫成的文獻、文書，總數已達２６萬餘枚（件）之多。
５、發掘與研究國際化 ２０世紀簡牘的發現，一開始就帶有國際性，二斯（斯文赫定、斯坦因）之中亞探險，發現了尼雅晉簡和敦煌漢簡，雖然他們的發現帶有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將漢晉簡牘的研究推向了國際學術界。以後貝格曼又發現居延漢簡，更是震動國內外。三次發現引起了國際上對中國簡牘的研究熱。為此，２０世紀簡牘的出土，一開始就走上國際化的研究軌道，成為全世界史學家所注目的對象。隨著大量簡牘的不斷湧現，中國簡牘學已成為國際顯學。、
百年來簡牘的發現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年；第二階段從１９２７—１９４５年；第三階段從１９５１—１９９９年。
第一階段
主要是瑞典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沙俄科茲洛夫、日本橘瑞超等人在新疆尼雅、樓蘭、甘肅敦煌、內蒙居延發現的漢晉木簡、殘紙及祛盧文、吐蕃文、西夏文木牘。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1907年至1909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發掘，這也是中國近代簡帛學研究的開始。發掘後沒過五年，於 1913年由法國人沙畹（Edouard Chavannes）將研究結果及大部分照片公開發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而在這一時期首先整理簡帛材料的雖然不是中國學者，但首先運用於歷史研究並取得重要成就的卻是中國學者王國維、羅振玉，他們在尚未見到實物的情況下藉助沙宛贈與的材料於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墜簡》一書，全書分為圖板和釋文三部分，每部分皆分：一、小學數術方技書。二、屯戍叢殘。三、簡牘遺文三大類，對沙畹的釋文進行新的考訂。這部書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是中國簡牘學的奠基之作。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結合傳統文獻，寫出了一批研究漢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論文。內容涉及漢代邊郡的組織系統、屯戍狀況、烽燧制度、歷史地理等等。
第二階段
主要是前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員黃文弼和瑞典團員貝格曼在新疆羅布淖爾、內蒙居延地區發現的居盧訾倉漢簡和居延漢簡。其次是夏鼐和閻文儒在甘肅敦煌和武威喇嘛灣發現的漢代木牘以及湖南長沙出土的戰國帛書。這一時期中，簡帛研究繼續向縱深方向發展。其中勞干對居延漢簡的研究成就卓著。他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出版並發表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補證》等一批有分量的簡帛論著。其間重要論著還有賀昌群的《流沙墜簡校補》、《流沙墜簡補正》、《烽燧考》，陳邦福的《漢魏木簡義證》，馬衡的《漢兵物簿記略》，傅振倫的《道院簡牘說》、《漢武年號延和說》，陳般的《漢簡遺簡偶述》、《漢簡遺簡偶述續稿》，黃文弼的《羅布淖爾考古記》，嚴耕望的《西漢郡縣屬吏考》及補證，夏鼐的《新獲之敦煌漢簡》及考證論文等。
第三個階段
也就是二十世紀後半期，不僅老的簡帛材料獲得重新整理，新的簡帛材料也在不斷出現，運用簡帛資料進行歷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成就也更卓著。這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證史。歷史上許多有疑義的問題，由於簡帛資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如秦漢之際的楚爵問題，文獻上雖有記載但語焉不詳，江陵漢簡《奏讞書》的公布確證了楚爵制在秦漢之際的確實行過。許多先秦古籍，其流傳情況如何？是否是後人偽造？單從文獻上爭論不清。出土簡帛廓清了諸多迷霧。如馬王堆漢墓帛書，武威漢簡中的《儀禮》，臨沂銀雀山漢簡中的《孫子》、《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縣漢簡中的《論語》、《儒家者言》等，阜陽雙古堆漢墓中的《蒼頡篇》、《詩經》、《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簡中的《老子》三種，《太一生水》、《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等，對證實、辨偽、輯佚、校定典籍意義重大。第二，補史。簡帛在補充戰國秦漢魏晉史史料之不足上發揮重要作用。例如關於秦漢邊郡的政治組織與軍事組織，邊郡行政組織的特殊性以及防禦系統、屯田、烽燧、戍卒等問題的基本情況，又如文書制度和職官制度，簡帛提供了包括詔書在內的各級上行、下行、平行文書，提供了為文獻所少載、缺載的各級低級行政吏員官名。簡帛為法制史研究補充了極為重要的材料。以秦漢為例，文獻所載法律內容較為簡略，雲夢秦簡、張家山漢簡、西北簡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於描述性的語言，也證明了漢初法律更多直接繼承秦律的歷史事實，認識到漢初法律的「寬鬆」是有限的，而對秦漢法律程序、名詞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體案例佐證。第三，簡帛材料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漢代公文文書研究是目前秦漢史研究中的前沿課題之一。關於漢代郵傳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視，簡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動了這一課題的形成，隨著懸泉置漢簡的公布，研究將更加深入。其它如日書研究、邊郡地區社會生活與文化研究、漢代不同地區的經濟與物價比較研究等也因簡帛材料的出現而出現。
總攬全部之發現，現按簡牘的朝代列表如下，進而擇重要發現詳述之。
共計281960枚。下面開始按年代對重要的簡牘發現詳細闡述。
一、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
1975年12月至次年初，湖北省博物館，孝感地區亦工亦農考古訓練班、孝感地區和雲夢縣文化部門在雲夢睡虎地發掘了十二座戰國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號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簡，這是我國首次發現秦簡。出土竹簡原藏棺內，經整理拼綴，記有1155枚，另有殘片80枚。簡牘內容可以分為十部分：《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問答》、《封診式》、《為吏之道》、《日書》甲乙篇。下擇要介紹。
《編年記》。凡五十三簡。逐年記述秦昭王元年（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發生於全國的大事，同時記有墓主喜的生平及有關事項。《編年記》有些記載與史書不一致，如《六國年表》記載昭王元年「秦擊皮氏，未拔而解」，簡文記載此事發生在昭王二年。有些可補史籍所缺。如《史記?秦本紀》載昭王「七年，拔新城」，簡文記載則比較詳細。
《語書》。凡十四簡。正文為秦南郡守騰於秦始皇二十年四月初二頒發的教戒文告。後段附件列舉良吏和惡吏的種種表現。
《秦律十八種》。凡二百零一簡。每條律文的末尾都記律名或簡稱。各種律都不是該種律的全文，而是抄寫人按其需要摘錄的。十八種律包括：田律、廄苑律、倉律、金布律、關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律、軍爵律、置吏律、效律、傳食律、行書律、內史雜、尉雜和屬邦。
《效律》。凡六十簡。詳細規定了核檢盤點縣和都官物資賬目的制度，對於軍事物資的規定有為詳細。對度量衡器明確規定了允許誤差的制度，過限受罰。
《法律問答》。凡二百一十簡。採用問答的形式對一些法律條文做了解釋，具有法律效力。內容大多屬於秦律主體，即刑法部分。時間大多在秦統一之後，也有少量統一前的。許多條款以「廷行事」及判案成例作為依據，表明判例辦案已成為制度。
有關睡虎地秦簡的介紹與研究見季勛《雲夢睡虎地秦簡概述》，文章首次介紹了雲夢睡虎地秦簡。《文物》1976年也分三期連載了《雲夢秦簡釋文》，公布了《日書》以外的秦簡釋文。
二、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
1986年3月，甘肅省天水市小隴山林局黨川林場職工在放馬灘護林站發現古墓群，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6月至9月進行了發掘。此處古墓群面積達11000餘平方米，有古墓一百多座。這次發掘共十四座。其中秦墓十三座，漢墓一座。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的簡牘和文物。
放馬灘1號秦墓出土竹簡四百六十枚，簡長23至27.5厘米，設三道編繩，留天地，每簡右側有三角形契口，見編痕。簡文無標題，出土時已散亂，整理者依據字跡及竹簡形制分其為《日書》甲乙篇及《墓主記》，又據內容排序。
《日書》甲種凡七十三枚，整理者將其分為八章：月建、建除、亡盜、人月吉凶、男女日、生子、禹須臾行、忌。《日書》乙種凡三百七十九枚。整理者按內容分為二十章。有七章與甲種同（少《忌》），其餘有：門忌、日忌、月忌、五種忌、入官忌、天官書、五行書、律書、巫醫、占卦、牝牡月、晝夜長短、四時啻。
放馬灘的《日書》與睡虎地《日書》相比，有明顯的不同是前者言鬼神較少，後者言鬼神較多且屢見楚地辭彙。反映了秦地重政治而輕鬼神，楚地反之。
《墓主記》凡八簡，記當事人的一些生平。
相關的研究情況，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文物》1989年2期），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同上文）。
三、湖南龍山裡耶戰國故城1號枯井
位於龍山縣裡耶鎮，東臨酉水，面積約2萬平方米，基本為里耶學校的範圍。為配合省重點工程碗米坡水電站的建設，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02年4月以來在這裡進行考古發掘，面積已達1000餘平方米，發現古城牆、古井、古墓群及簡牘、青銅器、鐵器、玉器等文物，尤為珍貴的是，在一號古井發現的三萬餘枚簡牘，字數達數十萬，記述內容極為廣泛，涉及戰國至秦漢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生活諸方面，其中秦代簡牘不僅超越了20世紀出土秦簡的總和，而且紀年完整，秦王政廿五年至始皇卅七年，記事詳細到了月、日，是罕見的秦代地方文獻，彌補了史載的缺失，因而震驚學界,被評為2002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負責發掘和清理里耶秦簡的張春龍副研究員介紹，里耶古城出土的簡牘約有20餘萬字，字體屬古隸，內容多為官署檔案，涉及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層面，極大地增添和充實了秦代的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高崇文認為，里耶秦簡對研究秦的統一和秦文化的傳播有著很重要的意義，也是研究秦王朝地方政權的一個標本。
四、敦煌漢簡
甘肅敦煌及其周邊地區出土的漢代簡牘，人們俗稱「敦煌漢簡」，其中二十世紀上半葉出土的漢簡稱為敦煌前期。斯坦因始於1906年的第二次以及始於1913年的第三次中亞考察曾深入甘肅西部地區，沿疏勒河流域考察並發掘了漢代長城遺址，獲得一千餘枚漢簡和少量的帛書以及紙文書。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盤城玉門關外發現木簡十七枚。1944年，前中央博物館、中研院和北京大學共同組織了西北科考團，11月，領隊之一的夏鼐偕閻文儒在敦煌小方盤城北發現無字木簡兩枚、有字殘簡四枚，接著在斯坦因編號17的遺址獲得簡牘三十八枚，在敦煌23E的小屋遺址中發現木碣六枚，共獲得有字簡牘四十八枚。以上這些簡牘，絕大部分為漢簡，年號最早為西漢武帝天漢三年（前98年），最晚為東漢順帝永和二年（17年）。內容大多與屯戍活動有關。常見的如烽火品約，《疏》691：「望見虜一人以上入塞，燔一積薪，舉二烽；夜二苣火。見十人以上在塞外，燔舉如一人□□。望見虜五百人以上若攻亭鄣，燔一積薪，舉三烽；夜三苣火。……」還有一些是傳遞烽火的記錄、傳遞郵書的記錄、日跡符券以及勤務統計。
五、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是指今額濟納河流域鄣隧遺址出土的漢代簡牘。1927年由黃文弼首先發現。1930年，西北考察團中瑞典團員貝格曼首先發現大批簡牘。這次考察，範圍在北起宗間阿瑪，南至毛目月250公里及布肯托尼之博羅松治60公里的區域。共發掘32個遺址，外開568個坑位，總簡數達一萬多枚。出土簡牘較多的地點有大灣、地灣和破城子三處。關於這次考察發掘的情況，詳見1956～1958年在瑞典出版的《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
居延前期漢簡的內涵非常豐富。其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大部分仍與屯戍相關。簡牘所見詔書的記載怎反映了政治及政局的變化發展，如《合校》225·32、312·6：「……室，以土德代火家□」所云乃王莽班符命事。還有一些詔令是關於使用符券。而提醒邊塞將士加強警備的清塞詔書尤為多見。當然，其中數量最多的還是往來公文及用於統計、會計的各種帳簿和名冊。勞干早年撰《居延漢簡考證》，曾按所涉及內容設小標題，計有：簡牘之制、公文形式與一般制度、有關史實文件舉例、有關四郡的問題、邊塞制度、邊郡生活和書牘與文字，足以說明居延前期漢簡內容涉獵之廣。
關於居延前期漢簡的整理成果，早年有賀昌群的《居延漢簡釋文稿本》，馬衡也寫成《居延漢簡釋文稿冊》。勞幹些成了《居延漢簡考釋》，分釋文部分和考證部分兩本。1959年，社科院考古所在陳孟家的主持下，出版了《居延漢簡甲篇》。在此基礎上，參照勞乾和上述索馬斯特羅姆的作品，1980年社科院編纂了《居延漢簡乙篇》，並有大量附表。其他的還有：台北馬先醒《居延漢簡新編》（1981）、李均明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987）、《居延漢簡補篇》（1998）等等。
六、新疆羅布泊漢邊塞遺址
1927年4月，中國和瑞典組成中國西北科考團。1930年，中方隊員黃文弼在羅布卓爾的莫德沙爾發現漢代木簡七十一枚。最早的紀年是宣帝黃龍年號，較晚的是西漢成帝元延年號。這批竹簡首次公佈於黃文弼撰寫的《羅布卓爾考古記》第四篇，名《木簡考釋》。分九個專題：釋官、釋地、釋歷、釋屯戍、釋廩給、釋器物、釋古籍、雜釋和簡牘制度及書寫。這批簡牘記載的西域職官中武官甚多見。如黃文弼依據竹簡考證：「戊己原為兩部：戊部居車師前部，在烏壘之左；己部居龜茲城南，在烏壘之右，則簡文之左右二部，亦即《後漢書》之戊己二校。」簡文見「車師戊校」即證戊校居車師。簡牘尚見各式通行文書及日記、器物簿等。這批簡牘的釋文已收入李均明與林梅村合編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附錄。
七、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
1959年，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數次出土漢簡，其中的《儀禮》簡469枚，日忌雜占簡11枚；同時，在第18號墓中出土「王杖十簡」，記述優待老年人的規定以及懲處不孝不敬虐待老人的案例。其中，《儀禮》簡為《儀禮》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資料，由於簡冊保存完好，墨跡如新，對於復原古代簡冊制度提供了具體例證。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漢簡》，公布了這批簡牘資料。
下面具體的介紹一下簡本《儀禮》的內容。因其簡背皆書順序號，可分為甲乙丙三個版本。
甲本《士相見之禮》第三，存十六簡。比今本少兩句，其餘大致相同，正文共九百三十九字。
甲本《服傳》第八，存五十七簡，比原冊少三簡。與今本相比，傳文大致相同，經、記少很多。正文存三千一百四十三字。
甲本《特牲》第十，存四十九簡，比原冊少四簡。與今本稍有差異。正文存三千一百一十八字。
甲本《少牢》第十一，存四十五簡，比原冊少兩簡。
甲本《有司》第十二，存七十四簡。可以補今本之不足。
甲本《燕禮》第十三，存五十一簡，比原冊少兩簡。簡文所引《周南》等片名與《毛詩》異。當屬齊《詩》。
甲本《泰射》第十四，存一百零六簡，少原冊八簡。與今本相差很大。今存六千一百四十五字。
乙本《服傳》第八，存三十七簡。與甲本同源，凡二本相異之處，乙本往往近似與今本。
丙本《喪服》，存三十四簡，多殘。與今本大致相同。
上述《儀禮》共九篇，總字數二萬七千四百多字。
八、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
1972年，湖南省博物館考古人員發布了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發現竹簡312枚。簡文所記皆為隨葬物品。所屬物品包括副食品、調味品、酒類、糧食、漆器等食物和生活用品。1973年12月到74年初，發掘了馬王堆2號和3號墓。其中3號墓出土簡牘600餘枚。竹簡中有四百餘枚是遣冊，具體記載隨葬物品的名稱及數量，其中有關車騎、樂舞、童僕等侍從，以及所持兵器、樂器等，是1號墓簡又牘中未見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3號墓出土的220枚醫簡。主要涉及養生之術。
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發掘簡報》，公布了1號墓的發掘情況。次年，又出版了《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上、下冊），刊登了1號墓的發掘報告和出土簡牘的全部照片釋文。關於3號墓，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收錄了3號墓出土的帛書，竹簡本醫書。
九、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
1972年，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在臨沂銀雀山發掘1號2號漢墓，發現大量竹簡。1號墓出土約7500枚，2號墓出土三十二枚。墓葬的年代大約從建元元年（前140）到漢武帝時期。銀雀山漢墓簡牘的內容，整理者擬分三輯出版，目前已出版第一輯，收錄的古書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等。
簡本《孫子兵法》分上下兩篇。凡存2700餘字，今本十三篇的文字，除去《地形》外，都有出現。據篇題木牘所見之簡本十三篇篇次與今本不盡相同。文字方面也有許多優於今本。簡本《孫臏兵法》含禽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忌問壘等。這些篇即可能是《孫臏兵法》的本文，也可能是其佚篇。許多人曾經懷疑《齊孫子》的存在，簡本《孫臏兵法》出土，解決了此疑點。
銀雀山漢墓的研究過程。銀雀山漢墓竹簡所見的先秦古籍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哲學、政治、軍事乃至曆法文字等等都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簡報》首次介紹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之後陸續發表的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所作的有關釋文。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銀雀山漢墓竹簡（壹）》1985年出版了該書的修訂版，同年出版的吳九龍所編的《銀雀山漢簡釋文》。
十、內蒙古額濟納漢邊塞遺址
此即所謂的居延新簡。1972年，由甘肅文化局等單位組成居延考古隊，沿額濟納河流域進行了全面的考古調查，獲得大批簡牘及實物。73、74年，分別對三處不同類型的遺址進行了全面地發掘，發掘面積4500平方米，出土簡牘19000餘枚。76年，該隊又於額濟納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區展開考古調查，獲木簡173枚。
居延新簡最顯著的特點是出土了大量的簡冊，其中甲渠候官22號房舍遺址保存的完整冊書最多，而且都是當時的實用檔案文件。據何雙全統計，居延新簡中能編聯的冊書達三百四十餘冊。主要的有：《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是一份民事訴訟案卷，內涵三分爰書以及一枚案卷標題碣。《劾狀》冊見十份以上，屬於起訴類文書。《建武八年三月以令祠社稷》冊，述官府發布文告確定祠社稷日期及要求。《塞上烽火品約》冊，是東漢初年實行於居延都尉府所屬甲渠、殄北、三十井塞的燔舉烽火規約。《相利善劍》冊，介紹鑒定善劍惡劍的方法。《居延都尉吏奉》，是建武三年（27年）領河西五郡大將軍張掖屬國都尉竇融下達供給居延都尉下屬各級官吏俸祿的規定。《傳置道里簿》，詳述通往河西的二十個傳置的名稱及里程，對確定敦煌以東的交通路線有重大意義。
十一、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
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五座漢墓出土竹簡2787枚，內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讞書》、《蓋廬》、《脈書》、《引書》、《算數書》、《日書》、歷譜、遣冊等，內涵十分豐富，涉及西漢早期的律令、司法訴訟、醫學、導引、數學、軍事理論等方面內容，對於研究西漢社會狀況和科學技術的發達具有重要的價值。《二年律令》的發現，不僅使秦漢法律的對比研究成為可能，而且是系統研究漢、唐法律的關係及其對中國古代法律的影響也有重大的參考意義；而《奏讞書》則是秦漢司法制度的直接記錄，從中可以了解秦漢律的實施情況；《算數書》是我國最早的數學著作。
張家山漢簡最早公布的是《脈書》和《引書》兩部醫學簡的釋文，部分內容可與馬王堆帛書相互印證。《文物》1993年第8期和1995年第3期相繼發表了《奏讞書》全部釋文，包含春秋至西漢時期的22個案例。2001年12月，學者期盼已久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一書終於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除了收錄已經公布的幾種簡文外，還有第一次發表的《二年律令》和《蓋廬》兩種。特別是《二年律令》簡，包含了漢律的主要部分，內容涉及西漢社會、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方面，對於當時的司法訴訟程序、法令文書格式、曆法、醫學及喪葬禮儀也有翔實的記錄，為研究西漢前期的法律制度、刑罰體系、民法原則及政治、經濟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資料，更是研究秦漢法律的異同、聯繫及其發展變化的極為重要的歷史文獻。詳細點說，今見於簡文的律令名稱有一部分與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所見同。而前者包含了漢律主體《盜律》《賊律》的內容，而後者並不包括。與《秦律十八種》的情形一樣，漢簡《二年律令》也是對當時適用律令的摘抄，並不是《九章律》的全部。
《奏獻書》兩百枚左右，是有關疑難案件的報告。大部分屬於漢高祖時期，部分為秦始皇時期，可以看出漢代法制是對秦志的繼承。另外有《脈書》，是關於人體經脈的學說。《引書》，是講述導引術的醫書，詳細說明導引的各種動作。
這一段時間內的主要研究作品:
李學勤先生寫了《〈奏讞書〉解說》（上）、（下）（《文物》1993年第8期、1995年第3期）兩文，認為《奏讞書》是議罪案例的彙集，其作用為供官吏審理案件時參考，或學吏者閱讀的文書程式。彭浩也寫了《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和《談〈奏讞書〉中秦代和東周時期的案例》（《文物》1995年第3期）兩文，對《奏讞書》中各案例的年代和文書格式作了說明，闡述了秦的乞鞫制度，西漢訴訟制度、錄囚制度、審訊程序等，並分析、梳理了秦代司法實踐和西漢法律的實際執行情況。高敏先生《漢初法律系全部繼承秦律說——讀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札記之一》（《秦漢史論叢》第六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一文，從文獻記載、蕭何制定漢律九章的時間、及《奏讞書》簡文三個方面，對傳統「漢承秦制」說法作了驗證，指出《奏讞書》所反映出來的漢律，全部繼承秦律而來，這是漢初法律的最大特點。
李均明先生參加了張家山漢簡的整理工作，對漢簡所反映出的相關問題有更深的體會。他結合睡虎地秦簡、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漢簡，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全面論述了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種種問題。主要有：《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2期）、《漢簡所反映的關津制度》（《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簡牘所反映的漢代訴訟關係》（《文史》第60輯，中華書局，2002年）、《張家山漢簡所規範繼承關係的法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1期）、《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適用刑罰原則》（《鄭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等等。
著名學者高敏先生撰寫了《論西漢前期芻、蒿稅制度的變化發展——讀〈張家山漢墓竹簡〉札記之二》（《鄭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一文，比較了睡虎地秦簡《田律》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田律》中關於芻、蒿制度的異同點，表明從秦到漢初，芻、蒿稅制度朝著日益加重的方向發展，而文景時期芻、蒿制度的巨大變化，是在漢初芻、蒿制度逐步演變的基礎上形成的，這就彌補了史書記載的缺漏。而《從〈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賜爵制度》（《文物》2002年第9期）一文，認為西漢初年的賜爵制度特點有二：一是還有「卿」這個爵名的殘留，且在20等爵制的爵名之外；二是獲爵者在政治和經濟上均可獲得許多權益。此外，他還寫了《從〈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土地制度》、《關於漢代有「戶賦」、「質錢」及各種礦產稅的新證》、《西漢前期的「傅年」探討》等文。
十二、甘肅敦煌漢懸泉驛遺址
1990年到1992年間，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漢代懸泉置遺址進行了全面地清理髮掘。該遺址規模較大，發掘者認為這是建立在河西要道上的一處集傳遞郵件、傳達命令、接待賓客為一體的綜合機構，其建制相當於縣級，受所在郡直接領導，同時所在縣對它亦有部分的領導權。懸泉置遺址出土簡牘三萬五千餘枚，有字者兩萬三千餘枚，木簡為主。
簡牘的內容非常豐富，含大量的詔書、官府通行文書等，擇其要者如：簡牘中有大量的通行證件——傳。從中可以看出其形式、用途、過往人員的身份及任務，以及不同級別的人乘車的狀況。懸泉置簡牘所見的律令大多殘斷，司法文書則相對完整。法律文書簡大約二十餘枚，大多未見律名，多少可以填補傳世古籍所缺。司法文書中最常見的是爰書，其中與船車、驛馬相關的爰書最多。再者為逮書——為追捕和羈押犯人所專設的文書。此外還有劾狀等訴狀。簿籍是常用的會計、統計賬簿及名冊。常見的名目有：《田簿》《入租簿》《平糴租稅簿》《出谷簿》《入錢簿》《出錢簿》《錢出入簿》《出傳車簿》《傳車簿》《器物簿》等等。其他的還有檔案典籍之類，其中典籍多破損。
關於過往和常住人口的構成，整理者歸納為六種：西域使者和賓客；中央朝廷和各地的政府官員；歸義羌人；官奴婢；內地移民；刑徒。這幾種人群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原地區及西域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從《田簿》和《租稅簿》考察，敦煌的耕地分為公田和私田兩種。公田的分配以人口多少而定，租稅的繳納以實有畝數定，按年繳納。私田可交易，但要照章納稅。
有關報道見甘肅考古所：《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敦煌漢簡內容概述》《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均刊於《文物》2000年第5期。
十三、尹灣漢簡
1993年春，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發掘的西漢後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簡，經過整理和初步研究，這批竹簡共計有17種，大致包括：《集簿》、《東海郡屬縣鄉吏員定簿》、《東海郡吏員除名升遷簿》、《東海郡吏員考績簿》、《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神龜占卜法》、《元延元年、三年歷譜》、《元延三年日書》、《衣物疏》、《賻贈名簿》、《神烏傅（賦）》等，這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一批郡級行政文書檔案，為研究漢代上計制度、行政建置、吏員設置、官吏遷除、國家鹽鐵生產、國家兵器製造與貯存以及戶口、墾田等等，均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可以用來補充訂正《漢書》、《後漢書》等史籍記載的缺漏和訛誤，並據以判定前人有關研究的是非，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尹灣漢簡的主要內容：《集簿》木牘。所設項目近六十項，完整而成體系，都是當時朝廷必須掌握的情況，當屬國家統計所設項目。五方面內容：機構、行政區劃類；人員類，鄉三老、孝弟、力田數；縣、邑、侯國吏員數；戶口類；土地類，提封田數量，侯國的邑居園田等；錢穀類。每個方面通常又分為若干項。
《東海郡吏員簿》木牘。分類明細統計機構官員。有些項目在《集簿》中已經被合併。同時，其中出現的地名，對研究歷史地理乃至正《漢書?地理志》的錯誤有很大的幫助。《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分別記在東海郡官員的姓名、籍貫和升遷等情況。其他內容還有：《東海郡屬吏設置簿》、《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贈錢名籍》、《神龜占》、《六甲占雨》、《博局占》以及幾份歷譜。
藤昭宗主持了尹灣漢墓簡牘的釋文工作，在《尹灣漢墓簡牘概述》（《文物》1996年第8期）一文中，詳細介紹了出土簡牘的內容及其價值。例如《集簿》中所記東海郡戶口數與《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相差一萬戶，說明《漢志》所載戶口數很可能有不實的成分。此外，《漢書?地理志》東海郡屬縣名記載錯誤也得以澄清。如將「海西」誤作「海曲」，「況其」誤作「祝其」，「蘭旗」誤作「蘭祺」，「南城」誤作「南成」等等。
謝桂華先生也參加了尹灣簡牘的整理工作，他在《尹灣漢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對《集簿》簡逐句考述，認為它是郡國向朝廷呈報的上計簿，包括數十個項目的綜合統計，均不見於文獻記載，尹灣漢簡填補了這一空白。
他在另一篇《尹灣漢墓簡牘和西漢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中，分析了西漢地方行政建置，還澄清了鄉、里與亭的隸屬統轄問題，《集簿》將鄉、里與亭、郵分別列項進行統計，說明鄉統轄里，而亭、郵是與鄉、里屬於不同性質的行政系統，解決了史學界長期聚訟紛紜、爭論不休的難題。
高敏先生撰寫了三篇讀尹灣漢簡札記，在《試論尹灣漢墓出〈東海郡屬縣鄉吏員定簿〉的史料價值》（《鄭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一文中，他認為尹灣漢簡中吏員定簿最具史料價值。他在另一篇《尹灣漢簡〈考績簿〉所載給我們的啟示》（《鄭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中，指出此篇所載諸縣「輸錢都內」的時間和作用，可以明了漢代地方向中央上繳錢財的制度梗概。他在第三篇文章《〈集簿〉的釋讀、質疑與意義探討》（《史學月刊》1997年第5期）文章中，對《集簿》內容逐一進行句讀解釋，提出疑問對其在當時的作用和意義加以闡發，認為上計集簿的內容有明確的規定，即史書所記載的「戶口墾田」與「錢穀出入」兩項內容的具體化。
其他對於尹灣漢簡研究的代表論文還有：
周振鶴《西漢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案例——讀尹灣漢墓出土木牘》（《學術月刊》1997年第5期）
卜憲群先生《西漢東海郡吏員設置考述》（《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1期）
高大倫先生在《尹灣漢墓木牘〈集簿〉中戶口統計作了研究》（《歷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中，認為尹灣漢墓木牘《集簿》反映了漢代戶籍管理制度，是研究漢代人口史的重要資料。
楊際平《漢代內郡的吏員構成與鄉亭里關係——東海郡尹灣漢簡研究》（《廈門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
尹灣漢墓所出《集簿》、《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吏員考績簿》等，都是與上計有關的資料，對於了解漢代上計制度很有幫助。高恆先生《漢代上計制度論考——兼談尹灣漢墓木牘〈集簿〉》（東南文化）1999年第1期）一文，認為墓主師饒可能擔任過東海郡的上計吏。《集簿》所載上計內容性質有五類：（一）地區面積和行政機構；（二）農業經濟；（三）財政；（四）民政（包括戶口、流民、賑濟貧困、矜老幼、尊高年等項）；（五）置三老孝弟力田以導民。
於琨奇《尹灣漢墓簡牘與西漢官制探析》（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分兩部分探討了西漢官制：（一）對《尹灣漢墓簡牘》一書作了文字考釋和訂補；（二）根據尹灣漢墓簡牘中有關東海郡轄長吏名籍為主，對各級官吏的姓名、籍貫、官職等問題，分項列表進行了統計與分析，並以郡太守屬下少府機構的設置為例，說明從統一前的秦到西漢，地方行政機構重心有一個從縣到郡的變化過程。
尹灣漢墓簡牘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學者廖伯源先生所著的《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一書，考訂嚴密，見解新穎獨特。如認為西漢東海郡屬吏升遷的途徑除傳統的蔭任、富貲、納貲、軍功等10種外，因功升遷也是主要途徑之一，深化了漢代仕進位度的研究。嚴耕望先生認為漢代地方官吏之任命有籍貫限制，即長吏不用本籍，屬吏必用本籍。廖伯源先生除補證嚴說外，並得出侯家丞及文學無籍貫限制，鹽鐵官有籍貫限制的新觀點。
2001年8月，在長沙舉行的「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尹灣漢墓簡牘也成為會議的議題之一，與會學者有幾篇涉及尹灣漢簡的論文。如卜憲群先生的《西漢東海郡長吏升遷考述》一文，廖伯源先生的《尹灣漢墓簡牘〈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釋證》一文，韓國學者李成珪先生的《前漢帝國中央武庫收藏目錄之發現——關於尹灣簡牘〈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之探討》一文等等。
十四、湖南長沙走馬樓吳簡
1996年，湖南長沙走馬樓J22遺址中發現數量達10萬餘枚三國吳簡，超過20世紀所發現簡牘的總和，時代大多屬於吳國嘉禾年間（公元232——238年），正是吳鼎盛之際。這批簡牘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從目前整理的一少部分看，其內容大體可以分為券書、官府文書、戶籍、名刺及帳籍五類，涉及賦稅、黃簿民籍、倉庫管理、錢糧出入、軍民屯田、往來書信等各個方面。
走馬樓三國吳簡出土後，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紛紛著文進行介紹、研究，特別是第一卷《嘉禾吏民田家莂（音別。古人把寫在竹簡帛上的契約從中剖開，雙方各執一半，用作憑證。）》於199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後，有關吳國賦稅、職官、倉儲制度的討論，有關戶籍人口制度管理的辨析，對簡牘文書及其某字、某詞的考證與探討，對這批簡牘埋藏原因的推究等，陸續刊登在各類報刊、雜誌上，國內掀起了一股研究熱潮，取得了一系列階段性成果。
邱東聯在《長沙走馬樓佃田租稅簡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1998年第4期）一文中，對其中的佃田租稅簡作了簡略介紹。探討了這批古代文書檔案的深刻內涵，通過對長沙郡官府保存的農民佃田和向官府交納租米、租布、稅錢券書的分析，澄清了丘與里的區別，男子、大女、大男的年齡界定以及常限田、餘力田、旱敗田和熟田的劃分標準等問題。
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寫的《長沙走馬樓J22發掘報告》（《文物》1999年第5期），簡要介紹了走馬樓簡的主要內容，說明這批牘具有多方面學術價值，其中賦稅、戶籍、倉庫管理、錢糧出入、軍民屯田、往來書信等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法律等各個領域的簡文，對於吳長沙郡府、臨湘縣及臨湘侯國內社會基本情況的復原研究，了解吳國歷史幫助極大。
宋少華、羅新的《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指出「復民」是當時專門配給功臣的一種特殊依附人口，不服官役，不屬國家正戶，史書也未見服役記載。口算（人口稅）是政府頗為重要的財政收入。
胡平生在《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簡牘三文書考證》（《文物》1999年第5期）一文中，對其中考實、舉薦版、案查等三件文書作了考證，指出其史料意義：（一）牘文所見職官多可補史；（二）幾件文書中法律史資料非常重要，豐富了法律政治制度史的認識；（三）對當時物價有所了解，是重要的經濟史資料。
高敏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士」和「復民」質疑》（《文物》2000年第10期）一文中，對簡文中出現的「士」和「復民」兩個問題作了澄清。他在《〈吏民田家莂〉中所見「餘力田」、「 常限田」等名稱的涵義試析》（《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吏民田家莂》中的「吏民」是國有土地的租佃者，為「吏戶」與「民戶」的綜稱，「餘力田」是田家租佃國有土地中不屬於「二年常限」田的另一種納租田地，有旱田與熟田之分，但主要是熟田，地租率較小。
其另一篇《關於〈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州吏」問題的剖析——兼論嘉禾五年改革及其效果》（《史學月刊》2000年第6期），指出簡牘內容反映出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的「州吏」是有不同於其他租田者的五大特徵，在與五年田家莂的比較中，「州吏」的情況發生了許多變化，即「州吏」在嘉禾四年為特殊租田者的優厚身份消失了。
在《從〈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諸吏」狀況看吏役制的形成與演變》（《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一文中，他通過對嘉禾四年、五年《吏民田家莂》中「諸吏」狀況與孫休永安元年11月詔中「諸吏」的比較，探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徭役制度——吏役制——從初期形態到典型形態的演變過程，其特徵為服役者通過官府給予的職務而減免的徭役負擔，也稱為「職役」。
2001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史學會、長沙市人民政府聯合在長沙召開了「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日本、韓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近200名學者參加了這一盛會，與會專家就百年來簡帛的發現與研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其中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成為會議的主要議題，大會提交的論文有一部分涉及走馬樓吳簡，這對於走馬樓三國吳簡的深入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走馬樓吳簡中有許多法制文書，涉及現代法律分類中刑法、民法、經濟管理法、行政管理法和訴訟法等門類，為中國法律史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徐世虹《走馬樓三國吳簡戶籍所見刑事制裁記錄》（《簡帛研究》第四輯）一文，通過對走馬樓簡文的考釋與解讀，指出刑事制裁記錄是戶籍登記的要件之一，同時也使我們認識了除肉刑之外的新刑種。
她的另一篇文章《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法制述略》，探討了簡文中所見的法制狀況，（一）自從漢文帝13年（公元前167年）廢除肉刑以來，肉刑雖沒有作為國家正式刑法得以恢復，但從吳簡民籍登記中所見來看，普遍存在著肉刑，可見成文法在制定與執行之間尚有一定的距離；（二）吏民田家莂雖不是嚴格意義是的民法契約，但從記錄事項推測，納稅人與國家形成了契約關係，同時明確了承租人的權利和義務；（三）許迪盜賣官鹽案反映了管轄中的犯罪地原則，縣對此類案件只有審訊權而無判決權。這份考實文書說明了上一審級（郡）要求下一審級（縣）行使審訊權而將真實結果上報，在結罪的基礎上行使判決權，審訊的過程為考問——辭服——結罪。
走馬樓吳簡公布後，日本學術界由明治大學、京都外國語大學、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等六所著名大學於1999年聯合成立了「長沙吳簡研究會」，定期開展活動，內容包括對吏民田家莂木簡、賦稅類竹簡、名籍類簡牘和官文書簡進行研討，展開對走馬樓吳簡的研究。
多圖預警！古代女人男人的自慰工具辨考。盱眙大雲山漢墓考古發掘是我國近幾年重大的考古發現，引起考古界的轟動，經考證,一號墓的主人是江都王劉非。
漢文帝是歷史上記載的一個英明皇帝，「文景之治」是整個漢朝的盛世。文帝是漢朝最勤儉的皇帝，連一件穿破了的衣服也捨不得丟掉，但對男寵鄧通的寵愛卻無以復加，在鄧通身上所花的錢難以計數。有一次，漢文帝命一位有名的相士給鄧通相命，相士說他會貧餓至死，文帝很不高興地說：「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賞賜蜀郡的嚴道銅山給鄧通，使他享有鑄造錢幣之權，這種把國家的造幣權賞賜給人的行為實在是歷史上少有的，於是鄧通富可敵國，當時就有「鄧氏錢布天下」的說法。有一次文帝生瘡流膿，鄧通用口吮之，文帝大為感動，並且問鄧通，誰最愛朕？鄧通說，當然是太子。於是文帝就要考驗太子一下，當太子前來請安時，文帝叫太子替他吮膿，太子面有難色，文帝說，鄧通已經這樣做了，太子很慚愧，因而嫉恨鄧通。鄧通還由於冒犯了皇上的座位而為丞相所責，甚至要殺鄧通，後來被文帝阻止了。文帝一死，景帝即位，立即罷免鄧通，抄了他的家，最後，鄧通正如那相士所言，餓死了。
鄧通在景帝只是受寵，從沒有干涉朝政飛揚跋扈。但漢武帝的男寵韓嫣卻不一樣，和武帝一起同卧同起，形如夫妻，官至上大夫，受賞賜之多可與文帝之與鄧通相比，他喜歡彈丸，丸都為金制，每天都會彈失十多顆，所以當時在長安有俗話說：「若饑寒，逐金丸。」意即跟著韓嫣拾金丸就能發財。
有一次江都王(武帝的弟弟，也是大雲山漢墓主人，哥兩都有這個癖好)入朝，與武帝一起到上林御苑打獵，韓嫣率領百餘騎兵乘車先去，江都王以為是武帝來了，立刻在路旁跪下迎接，可是韓嫣卻縱車而過，置之不理。江都王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向母親皇太后哭訴，皇太后就十分厭恨韓嫣。韓嫣仍不收斂，仍恃寵而驕，隨意出入皇帝的寢宮。最後，被太后抓住把柄，賜他死刑，儘管武帝極力說情，仍不能免。
漢成帝和張放「同卧起」也是一對好基友，張放官居富平侯，其曾祖父官拜大司馬，母親是公主之女，可謂滿門顯貴。張放年少英俊，而且十分聰明，為成帝所寵幸，並且將皇后的侄女嫁給他，婚禮極其奢侈華麗，賞賜以千萬計。成帝駕崩，張放也日夜思念，哭泣而死。
當然最過分的就是漢哀帝，他和董賢的「愛情」不僅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也間接葬送了西漢的天下。具體見鏈接 歷史上有哪些花樣作死？ - 朗博的回答
這一考古發現，有力的佐證了漢朝皇室雙性戀的這一傾向。
但是說到這裡，並不是我的推論。
有些展覽館把這些模擬的東西，當成女性自慰之物，很多人也都以此認為，但是在所有考古發現中，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哪個女墓出現過類似的東西，所以缺乏歷史依據。
可以想像，這鐵器和玉器做的模擬的東西，無論男女在自慰時候，多麼痛苦呀。再說，皇帝還用自慰么？如果想了，什麼樣的男女不主動獻身，還用工具不成。
那麼古代女子自慰工具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材質是什麼？讓我們在史料中找答案。
工具之一：布囊實粉
古籍《玉房秘訣》寫道：「或以粉內陰中……為男『莖』而用之」。在布囊內添加實粉，用系帶將布囊紮緊，使布囊有足夠的硬度，這樣被簡單加工過的「布囊」，便是很多古代女人常用。這樣代用品也符合比那些金屬和玉器的制更符合人的生理需要。
工具之二：肉蓯蓉
明朝的一本《五雜組·物部三》書中記載：「肉蓯蓉柔潤如肉，塞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我們從這話中看到了古代女人又一自慰「利器」——肉蓯蓉。
肉蓯蓉是我國北方地區一種常見的植物，整體柔潤的肉蓯蓉的確與男性的有幾分相似之處。
工具之三：角先生
角先生又名「角帽兒」，在明清色情小說中往往見之。如《浪史》一書寫道：「(李文妃取出)一個京中買來的大號角帽兒，兩頭都是光光的，如龜頭一般，約有尺來樣長短，中間穿了絨線兒，系在腰裡，自家將一半拴在牝內，卻蓋上支以輕撞進安哥牝內……儘力抽送。」
如《怡情陣》中寫道：「有酒杯還粗，五寸還長，看看似硬，捏捏又軟，霎時間又長了二寸，霎時間又短二寸。忽而自動，忽而自跳。上邊或黑或白，或黃或綠，或紅或紫，恰似個五採的怪蟒。……道士道：『這叫做鎖陽先生，男女兩便，又名鎖陰先生。男子用他，臨陽物硬的將他套在上邊，就如生在上邊一樣，能大能小。……女人用時，便用熱水燙，放在陰戶，如活的一般，或左或右，或上或下。』」
《金瓶梅》上則描寫它能套在陽具上，屬於男性陽具增大器，與「角帽」相類似。不過這種淫具應用的範圍似乎不局限在男女，《浪史奇觀》中就有雙頭角帽，供二女共用。
《二刻拍案驚奇》的第三十四卷上：「說得高興，取出行淫的假具，教她縛在腰間權當男子行事。如霞依言而做，夫人也自哼哼卿卿，將腰往上亂聳亂顛，如霞弄到興頭上，問夫人道：『可比得男子滋味么?』夫人道：『只好略取解饞，成得什麼正經?若是真男子滋味，豈止如此?』」
荷蘭人高羅佩在《秘戲圖考》中就提到他所看到春宮畫中的女性互慰的情形與道具：「器具被系在腰部的兩條綬帶固定在適當的地方。一個女人可以用伸出的一端像男人一樣動作去滿足其同性戀夥伴，而同時留在自己一端的器具的摩擦也給她帶來快感。
當然他看到的畫，如今已經找不到了。反正就是這些古圖了。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角先生」呢，用什麼做的？
明代小說《肉蒲團》上說「竟像是個極大的角先生，灌了一肚滾水，塞進去一般」。《姑妄言》上則說：「有一個《西江月》贊它的形狀：腹內空空無物，頭間禿禿無巾。」這角先生有點象現在條形氣球，裝熱水而用。
《株林野史》：「(儀行父)又拿出一東西，長有四五寸，與陽物無異，叫做『廣東膀』，遞與荷花，說道：『我與你主母幹事，你未免有些難過，此物聊可解渴。』荷花接過來道：『這東西怎樣弄法?』儀行父道：『用熱水泡泡它就硬了。』」這裡的『廣東膀』估計就是古代廣東女子的自慰之物了。
由此可見，角先生應為腔體，中空處可注水加溫。隨著工藝的演進，角先生不但上有龜棱，還刻上精美的螺紋，以增強摩擦時的快感，《姑妄言》就說「上面還有些浪里梅花」。《醒世姻緣傳》第六十五回提到：「又將那第三個抽斗扭開，裡面兩三根『明角先生』，又有兩三根『廣東人事』。」可見明角先生和廣東人事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在《聊齋》上，《狐懲淫》一文中還有一種「藤津偽器」，同樣是以水浸泡，應該和廣東膀差不多，更也許是名異實同。
到了近代，姚靈犀在《思無邪小記》中則記載了他所見的假陽具——「子宮保溫器，系韌皮所制，長六寸許，有棱有莖，絕類男陽，其下有大圓球如外腎，球底有螺旋銅塞，器內中空，注以熱水，則全體溫暖，本以療治子宮寒冷、不能受孕之病，乃用者不察，多以代『藤津偽具』」。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得知，角先生材質絕對是要模擬的，接近於男根的真實感覺，根本就沒有用金屬和玉器的做的。這樣堅硬冰冷的東西，哪個古代女子會用呢？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寫作：「第六篇擬曲《昵談》里有『樹膠生支』這一個字，是翻譯原文抱朋這字的意義，雖然唐譯芯芻尼律中有樹膠生支的名稱，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通俗。」知堂所云「抱朋」，即Baubon。《昵談》中說「抱朋」系紅革製成，質地「結實」，「不但這樣，還柔軟如睡眠，而且那帶子像羊毛一樣，簡直不是皮條」。第七篇《皮匠》中，克耳敦說，女人和狗一樣的愛吃皮貨，如知堂所言，「或有雙關的寓意」。
其材質要麼多為初生鹿茸 軟中帶硬，要麼就是「藤津偽具」，其功能硬能軟，或者皮革質地，不會對人體造成危害。
如果真用下圖中的這些用品，這女性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勇氣。這冰冷堅硬巨大東西進入體內，其痛苦程度，自己想像吧。(此寶是中山靖王劉勝陪葬物，現存於河北博物館)
工具之四：緬鈴
《金瓶梅》寫了一首詞：
原是番邦出產，逢人薦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力，輾轉作蟬鳴。
解使佳人心膽，慣能助人威風，號稱全面勇先鋒。戰降功第一，揚名為「勉鈴」。
最早盛行於東南亞一帶,明代傳入我國, 稱為"入珠".馬欣《瀛涯勝覽》中有記載.《肉蒲團》等色情小說中更有詳盡描述。
明朝嘉靖年間的大學者楊慎所著《滇程記》記載，「緬鈴，相傳鵬精也。」據說，鵬性淫毒，一出，諸牝悉避去。「裹以重金」，大僅如豆，嵌於男子之勢，房事時，婦人「得氣愈勁」。此物土人不外售，有求之者，頗費周章後，方能覓得，故世間流傳甚少。物以稀為貴。於是滇省有人造假緬鈴出售，但瞞不過行家；真緬鈴「不搖自鳴」，而假緬鈴需搖後方能跳動。
萬曆時做過福建左布政使的徐應秋，見多識廣，在所著《玉芝堂談薈》中，也談過緬鈴，謂大如龍眼，「得熱氣則自動不休」。徐應秋的記載，頗有助於我們了解西門慶這位沉湎於脂粉隊里的怪傑，為什麼對緬鈴是那樣寶愛了。
清初的歷史學家談遷，在他的名著《棗林雜俎》中集，也曾寫過緬鈴，但取材於《滇程記》：采之，裹以重金，大僅為豆。嵌之於勢，以御婦人，得氣愈勁。然夷不外售，夷娶之始得。滇人偽者以作蒺藜形，裹而搖之亦躍，但彼不搖自鳴耳。
乾嘉時的考據家趙翼，在《檐曝雜記》中則說：「又緬地有淫鳥，其精可助房中術，有得其淋於石者，以銅裹之，謂之緬鈴。余歸田後，有人以一鈴來售，大如龍眼，四周無縫，不知其真偽，而握入手，稍得暖之，則鈴自動，切切如有聲，置於几案則止，亦一奇也。余無所用，乃還之。」
記述他歸田後，有人曾攜一緬鈴前來求售，大如龍眼，四周無縫，因不知真假，便將緬鈴握於手中，「稍得暖氣則鈴自動，切切如有聲」，而置於几案則止，無怪乎趙老先生驚嘆此「亦一奇也」。
這真是大自然神奇之物，遇到熱以後，竟然能自己震動起來，到底是哪種植物的果實呢，我們現在無法考證了。
在明代，緬鈴按照《金瓶梅》的說法價值四五兩銀子，而到了清代，經過改進之後，它被稱做金丹，行情看漲，飆升了20倍，價值百金。我們看清代黃色小說《杏花天》裡頭的一段——
(悅生)取了一丸，放在手中。將他牝中塞進，珍娘等時遍體酥麻，牝內發癢非凡，猶如具物操進一樣。忙道：「官人，此名何物?」悅生道：「我說你聽，此寶出於外洋，緬甸國所造，非等閑之物，人間少有，而且價值百金。若說窮乏之婦，不能得就。不余之家，亦不能用此物也。」
《綉榻野史》描述過寡婦麻氏用緬鈴自慰的情景，「拿到邊上，順了那濕滑口兒，一下欺進去……緬鈴在裡頭亂滾，麻氏一發快活當不得。……，弄得麻氏遍身酥癢，忍不住，把腳一動」，到達高潮了。
《金瓶梅》中西門慶也使用緬鈴,.由大小不等多個(一般兩個)空心金屬,內藏緬鈴。使用時候放入陰道內,遇熱小球產生震動發出聲響,帶來快感.為中空內有重物的金屬球。
以下的圖片絕對是現在人仿造的。全是現在人的想像之物。
可見這個緬鈴和現在我們想像的金屬鈴鐺是不一樣。尋求性滿足是一種基本的慾望，而自慰則是人類最原始、最自然的性活動。當然，人們在找替代品的時候，也是接近於真是感覺的。從古籍和小說的記載中，我們根本找不到那些金屬、玉器和木質描述的。
從這些記敘中，我們看古代女性也很重注享受，根本不會用堅硬而冰冷的替代品。
當然漢墓中出土的，也不可能是有很實際的應用價值。無論男女，真要用這樣堅硬冰冷東西進入體內，哪有快感而言，還不疼死，弄不好搞個肛裂或者撕裂陰部。在西漢，人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認為人死亡以後，在地下也是過著同樣的生活，所以，死者的後代，也一定會找到替代品隨主人下葬。也只有玉器和金屬的替代品不會腐爛，所以，多用這樣材質，但是，絕對不會在生活現實中應用的。
而很多玉器金屬的形狀的，其現實功能不是應用，就如現在人出去旅遊時候買的這些下圖這些，誰能用它們當真實的替代品，起作用應該算是性崇拜文化標誌的擺設物品，就是符號價值的作用。
從中，我們可以推翻對這些東西約定俗成的歷史看法了，其實這種假陽具，不是古代女性的自慰品，而是男人的象徵之物，應該是一種古代性崇拜的文化符號，而不具有現實的實用功能。其作用就是古代人們表達陽具性崇拜的紀念物。
至於古代女性用什麼自慰之物，真實的樣子又是什麼樣的，有待考古發現吧。
猶大福音的發現和翻譯啊，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基督教里猶大背叛者的形象。對早期基督教發展脈絡的研究有重要意義。我來更新了！《猶大福音》不一定能讓人們對耶穌或猶大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也不可能動搖兩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基督教傳統，倒是可以讓大家見識到基督教發展初期所存在的一些紛亂現象。可以證明基督教初期也是有很多流派的，也將讓人注意到沉寂許久的基督教流派發展。依勒內(Irenaeus)於西元180年間的著述《反異端》中首次提到《猶大福音》，依勒內是當地主教。該作品猛烈攻擊異於基督教教會主流，對耶穌與其信息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他所公然抨擊的對象中有一群人"宣稱唯有叛徒猶大是……知曉別人所不知的真相，完成背叛的秘辛……他們杜撰一個相關故事，命名為《猶大福音》。"依勒內宣告在當時所流傳的形形色色福音中，只有四部應該得到認可，亦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與《約翰福音》。學者相信，其他福音遭公告禁止使用之後，信徒便藏匿抄本。從這個角度來看，重要性有點類似某天我們突然挖到了一本焚書坑儒之前的相關文獻，之前這本文獻被其它文獻提到過，但是卻沒人知道寫的是什麼，這下不論內容對錯，至少我們知道他說了什麼。發現過程：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於美國東部時間2006年4月6日星期四上午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總部舉行記者會，正式將一份佚失將近一千七百年的《猶大福音》莎草紙手稿及其內容的英文翻譯公布。手稿內不只包含《猶大福音》，還有標題為《雅各》的文稿(又名《雅各啟示錄一》)、《彼得致腓力書信》，以及第四段學者暫稱為《阿羅基耐書》的片段。"這份古抄本已經確定是貨真價實的基督教旁經著作，鑒定方法有五種:放射性碳定年、墨水分析、多光譜照影術、內文比對與古字比對，"國家地理學會專案節目執行副總裁泰瑞·賈西亞(Terry Garcia)表示，"這份非聖經經文的古文獻戲劇性出土，是公認為過去六十年來最重大的發現，促進我們對早期基督教時期歷史與神學觀點的了解，十分值得歷史學家、學者與神學家繼續研究。研究過程必定耗時多年，也會有許多意見交流，如今只是剛開始罷了。"
這份以獸皮裝訂的莎草紙古抄本，據信約在西元三百年左右以柯普特語抄寫，20世紀70年代在埃及明亞省(El Minya)附近的沙漠出土，當時還只是一堆莎草紙的斷簡殘篇。1983年，這些手稿出現在國際古物市場上，當時即有一群學者見過這份手稿。由於賣方要價三百萬美元，沒人買得起，之後便一直受人冷落。經過古董商數度易手後，由埃及流入歐洲再進入美國，這份手稿遂被放在紐約州長島花旗銀行的保險箱中，時間長達十六年，直到2000年時才由蘇黎世古董商費莉達·紐斯柏·查克斯(Frieda Nussberger-Tchacos)收購。
查克斯試圖販售手稿未果，對古抄本迅速惡化的狀況深感憂慮，便於2001年2月將古抄本送到瑞士巴塞爾的梅塞納斯(Maecenas)古代藝術基金會。手稿由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梅塞納斯古代藝術基金會(Maecenas Foundation for AncientArt)與韋特史料研究所(Waitt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Discovery)共同保存、整理、鑒定與翻譯。這份被稱為《查克斯古抄本》的手稿日後將移交給埃及，成為開羅科普特博物館的館藏。
這份古抄本譯自原始的希臘文版福音，希臘文版據信是介於正統(聖經)福音與西元180年之間的早期諾斯底教派基督徒所寫成。諾斯底教派相信，獲得救贖的方法便是透過知識--由耶穌傳授給較具影響力的一群人--亦即教導人們如何擺脫肉身羈絆，回到人類起源的精神領域。他們也相信真正的上帝、即耶穌之父，比舊約中創造宇宙且報復心重的上帝更崇高。《猶大福音》的作者相信，只有加略人猶大明了耶穌教誨的真正重要性與意義;他實行了耶穌的意旨，將耶穌交給當權者處置。
主要內容：
《猶大福音》一開頭便說:"這是秘密記載，透露耶穌與加略人猶大在一周之間的對話，三日後便是逾越節。"學者認為這部福音所反映的中心思想符合諾斯底教派。在第一個場景中，耶穌便嘲笑門徒向"你的上帝"--舊約聖經中地位較低、創造世界的神--祈禱。他要求門徒正視他並了解他真正的身份，但是他們拒絕了。
最重要的一段是耶穌告訴猶大:"……你將凌駕他們所有人，因你將犧牲遮蔽我的肉身。"藉由協助耶穌脫離其肉體，猶大將解放耶穌的精神自我，或內在的神性。
猶大多次因為身份特殊，多次被選中。"先避開其他人，我要告訴你天國的謎。或許你有可能上天國，但是你卻會因此經歷莫大悲痛，"耶穌說。他還告訴猶大，"我已經告訴你所有事情。舉目注視白雲，注視雲內的光線、四周的星辰。最前頭那顆星星就是你。"
這部福音書也指出猶大將遭到其他門徒蔑視，其實他比他們更受到器重。"…後人世代都將譴責你--但是你終將統治他們，"耶穌說。猶大也指出他預見自己將遭到其他門徒猛烈攻擊:"我在這個幻想當中看見其他十二個門徒向我丟石頭，遭到"嚴厲"迫害。"
福音書中有一段似乎是猶大改變形象。"猶大舉目，看到光明雲彩便走進去。"地面上的人聽到雲朵發出聲音，卻因為這段古抄本有所不全，因此永遠也無法知道雲朵說了什麼。
福音書的結尾相當突兀。"他們"擒拿耶穌的官兵"走向猶大說，"你在這裡做什麼?你是耶穌的門徒。"猶大說出他們希望聽到的話。然後他拿了賞錢，便將耶穌出賣給他們。"這部福音書並未提到耶穌被釘十字架或是耶穌復活。
主要意義：
耶穌與猶大之間的另類關係，正是一窺早期基督教看法的重要契機，也再次證明早期基督教會的多元化。
哈林頓史皮爾潘恩基金會贊助的普林斯頓大學宗教教授伊蓮·佩格斯(Elaine Pagels)，是諾斯底福音的權威之一，她說:"《猶大福音》這項驚人的發現，以及《多馬福音》、《馬利福音》等其他埋藏將近兩千年的眾多發現，改變了我們對早期基督宗教的認知。這些發現推翻了單一宗教的神話，證明早期基督宗教活動如此多元化又令人著迷。"
"要發現先前不為人所知，尤其是早期基督教曾提過的福音手稿，是極為罕見的事。《猶大福音》闡明正在發展的基督教精神特徵，並且再度提醒我們早期教會的豐富多樣化，"查普曼大學的馬文·梅爾說。
克雷格·艾凡(Craig Evans)是加拿大新斯科細亞省窩夫維的阿卡迪亞神學院新約聖經教授，他大力讚賞《猶大福音》的發現與出版。"《猶大福音》是重要的第二世紀文獻，因為這份抄本見證了當時的基督徒對耶穌與門徒的關係有各種看法。這部福音書或許還能幫助我們，更了解新約福音暗指的事物。"
1長沙馬王堆《黃老帛書》的出土，推翻了道家出世的成見，也揭開了黃老道家塵封已久的輝煌歷史，同時讓《鶡冠子》等許多黃老書籍擺脫了偽書的指控。
馬王堆黃老帛書寫在老子之前，可見當時其重要性超過老子，根據文本內容和用詞習慣，考古學家推測其誕生在戰國早期，可能是古人記載的《黃帝四經》，主要闡述治國安邦的各種道理和策略。
黃老帛書的部分名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也。2郭店楚簡《老子》的出土，碾壓了馮友蘭和錢穆孔前老後和庄前老後的觀點
郭店楚簡老子出土於郭店楚墓，根據其它出土文物，考古學家將墓葬時代定在戰國中期，而《老子》的寫作時間一定早於此墓下葬時間，另外郭店老子主要闡述的是無為自化的主題，既沒有所謂的愚民和小國寡民的思想，也沒有對儒家和法家的批判，所以馮友蘭和錢穆等人的立論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3從前大多數人認為，老子無為而治純屬空想，但上博簡《恆先》的出土，讓人們意識到老子的無為而治，是建立在萬民的自為上的，自為自化也是道家非常重要的概念。
《恆先》堪稱道德經的姊妹篇，如果老子強調的是無為，那麼恆先強調的是自化，它可分為兩部分，上半部分主要論述宇宙生成論，下半部分主要論述政治哲學，同時它們之間存在密切的對應關係，即上半部分的宇宙生成論是下半部分政治哲學的根據。而在這兩部分內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恆先》「自生自作」的觀點，它通過論述宇宙生成論中的「自生」，最後導出「自為」之政治哲學的合理性。如果把視野擴展到與「自生」相關的各種表現方法，擴展到「自然」的問題，那就可以發現，「自生」決非孤立的現象，相當多具有道家傾向的文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從各種各樣的角度、全方位地、極其詳盡地討論過和「自生」、「自為」、「自化」等相關的問題。從生成論角度講，「自生」指的是包括人在內的萬物並不是被故意「生」出來的。從政治論角度講，「自生」指的是包括人在內的萬物必然「自為」，所以最高的政治一定是「無為」。
4天水放馬灘的出土簡牘和紙張，推翻了史記中關於蘇秦張儀的各種記載，推翻了蒙恬制筆和蔡倫造紙的傳統說法，推翻了十二生肖起你於漢代的說法，推翻了人死後變鬼的觀念是從印度傳來的說法。
天水放馬灘出土了從戰國晚期到秦漢時期的文物，其中的木板地圖是世界最早的成熟地圖，上面已經有了等高線；其出土的紙地圖和毛筆推翻了蔡倫造紙和蒙恬制筆的傳統說法；其出土的戰國《日書》中已經出現了十二生肖和十二平均律，戰國竹簡《墓主記》上已經有了彼岸世界的描述，而且再次明確記載張儀對手是犀首，蘇秦生活的年代晚於張儀，史記中蘇秦和張儀鬥法純屬關公戰秦瓊——亂彈琴。
5良渚遺址的發現推翻了文明是從夏朝開始的成見，把中國文明的起源推進到了4800年前
常所說的城市、文字、金屬器文明三要素中，金屬器最不靠譜，因為中西亞使用金屬的年代超過了7000年，但那時中西亞並未進入文明時代，大約5000——4500年前，冶銅技術傳入中國新疆甘肅一帶，但這些技術掌握在一些原始部落手中，也未進入文明時代。而美州大陸，基本上就沒有金屬器，但人家也有瑪雅文明和印加文明。至於文字，印加人還處在結繩記事狀態，但人家也算文明，所以文明的標準，最靠譜的就是城市了，不過，也不是隨便一個土圍子就可以判斷為文明，還要看城內外有沒有巨大的工程、精巧的奢侈品、明確的社會分工和等級、複雜的意識形態。按此標準的話，顯然，中國最早的文明是良渚文明，該文明在5000年前就開始大規模推廣犂耕，4800年就開始建造巨大的運河和攔河大壩，4600年前開始修建良諸古城（面積僅次於石峁，名列中國史前古城第二），同時還修建了宏偉的莫角山宮殿以及反山匯觀山等貴族王陵。另外，該文明還出土了各種精美的絲綢、漆器、王器，甚至還有若干連字成句的文字，可能還出現了一神教，所以應該是中國最早的文明。良渚文明毀滅後，其文化向山東半島、中原、河套、甘青、四川、兩湖、嶺南擴散，山東龍山文化、陝晉石峁陶寺文化、甘青齊家文化、兩湖石家河文化、中原二里頭文化（據說是夏）、四川三星堆文化都受到良渚強烈影響，以運河、絲綢、漆器、玉器、稻米為特色的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良渚開創的。
6賈湖遺址的發現，推翻了母系社會在前父系社會在後的謬論
賈湖文化距今最早9000年前，文物以七孔骨笛和刻有符號的龜甲為代表，雖然可能不屬於華夏族群，但其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文化，一開始就以撐桿跳的方式躍上了一個難以想像的高度。她那發達的農業，精巧的器物，以及讓人眼花繚亂的科學藝術、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堪稱中國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典範和榜樣，並引領了當時中國新石器文化的潮流，後來又通過融合、擴張和遷徙，把她的文化內核播之四面八方，成為了遠古時代「中國文化圈」的精神導師，並對中華文明的起源起到了啟蒙和催化的作用。但就是這麼一支最先成熟的新石器農業文化，其社會性別比卻相當高，可能存在殺女嬰和獵頭的野蠻習俗，巫師基本上由男性擔當，婚姻以對偶婚為主，一般是女方跟隨男方居住
7敦煌文書中各種結社契約的發現，推翻了中國古代民間組織不發達的成見
中國古代民間結社有很悠久的傳統，但史官系統卻很少記載，幸虧敦煌藏經洞讓敦煌民間結社的資料得以保存下來，讓人們在熟悉的政治史之外，了解到了社會更普遍的情況。根據敦煌遺書，唐宋年間敦煌地區的民間結社，全體社人大會是最有權力的，也是最高權力的運作方式。制定章程、修改章程，決定接納或開除成員，都要社員大會決定。結社的章程（社條）是最受尊重的，任何人沒有超越社條的權力。社人是平等的，結社的領導人（三官）是選舉產生的，他們在社條規定的範圍內從事組織工作。結社內部各種帳目是公開的，所以沒有辦法黑箱操作。民間結社是自願前提下的民間組織，章程是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結社的目的是通過組織互助，解決眾人都會遇到的生活困難。郭店楚簡
簡介：1993年出土於湖北荊門沙洋縣紀山郭店一號楚墓。楚簡共804枚，全部為先秦儒家和道家典籍。儒家典籍有《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五行》，這批典籍除 緇衣和五行 有傳世本和帛書外，其餘皆為兩千多年前的先秦佚籍。道家典籍有《太一生水》、《老子》(甲、乙、丙)、《語叢四》。其中，儒家典籍有《緇衣》與傳世本《禮記·緇衣》大體相合，但其章次、文字差別較大，校勘後反現傳世本的若干錯誤。這14篇典籍是孔孟儒學思想的紐帶，填補了孔孟之間近200年的空白。饒宗頤認為，這批楚簡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給21世紀的中國帶來一次「自家的文藝復興以代替上世紀由西方衝擊的新文化運動。杜維明教授也說過，郭店楚簡出土以後整個中國哲學史、中國學術史都要重寫。楚簡的浚求博證勢必促成對先秦學脈、儒門多派、儒道關係、儒墨關係以及經學源流等重大問題的重新梳理和定位。楚簡《性自命出》篇有云：喜斯陶，陶斯奮，奮斯詠。感奮之餘，欣然成詠：神明呵護墓門開，楚簡繽紛出土來。學脈探源儒道合，人文成化古今諧。不傳而禪公心美，道始於情六德恢。嘉會珞珈矚新紀，東方旭日一掃霾 （引自蕭箑父）參考文獻1，郭店楚幕楚簡，百度百科；2，楚簡，百度百科；3，郭店楚簡的價值和意義，蕭箑父；4，郭店楚簡資料庫。（說明：答主文筆較差，典籍思想與今多有不同，未全部列出，建議到「郭店楚簡資料庫」自行詳細察看。）
本答案涉及的考古發現，學術圈內至今仍未有定論，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如果結論被證實的話，那必然會極大地推翻現對有人類文明的認知。而且一反常態的是，當事國非但沒有強力宣傳這個發現，反而弔詭地對其三緘其口，導致它幾乎無人知曉。
至於究竟真相如何，我想大家看完了本答案都可以給出自己的觀點。
愛好古代文明的同學應該知道，人類最早的文明，是被認為發源於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發明了楔形文字的蘇美爾文明距今大約為8000年，持續了3000多年之後，被巴比倫文明所取代。然而上世紀末，在日本琉球列島附近發現的一座海底遺迹，很有可能會徹底顛覆人類文明的認知。
這個可疑的深海遺迹，究竟暗藏了什麼秘密呢？
在日本的最南部，比沖繩島還要更南端的位置，有一個叫與那國(Yonaguni)的小島。這個島的位置位於琉球列島內八重山群島的最西端。從地圖上看，它處於大陸架的邊緣，距離台灣島只有一步之遙。
與那國島的面積約28.88平方公里，海岸線全長約28公里，人口約1745人，年平均氣溫23.9℃，由於島上全年吹著強勁的南風，使南部海岸侵蝕較為明顯，多為懸崖絕壁。西邊之西崎為日本最西端之岬，立有一座「日本國－最西端之地－與那國島」之地碑。
因為與那國島實在過於小，也沒有太誘人的風景，這裡從來都不是什麼旅遊名勝。但因為附近的海域生活著數量繁多的髻鯊，所以常常會有潛水愛好者會光顧這裡。
1987年的一天，有個叫新嵩喜八郎的潛水員在此地潛水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秘密：他發現在這座小島附近海域的海底，存在一片雄偉而龐大的岩層，而這座岩層展現出類似金字塔階梯一樣的建築結構。
從圖片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結構是非常齊整的，極其類似人類切割的痕迹。
後來，琉球大學成立了「海底考古調查隊」，以該校海洋地質學教授木村政昭（Masaaki Kimura ，主要研究板塊運動和地震）為核心，開始了對此地貌長達15年的調查。
調查之中他們發現，這座岩層包含著一座巨大的多邊形平台，因為年代久遠，平台早已被厚厚的珊瑚覆蓋。在平台之上，還發現了諸如街道、樓梯以及拱門形狀的建築等。整個建築規模東西長約200米，南北寬約140米，最高處達約26米。
下圖為模擬出的3D模型，並標明了一些發現。
再來看一組細節圖。
從外形上看，這不能不令人聯想到古代文明的那些祭壇和神殿的遺迹。
讓我們對照一下其他已證實的文明遺迹吧。
耶利哥遺迹。位於耶路撒冷以北，是一個擁有超過三千年歷史的古城。但根據考古發現，早在1萬1千年前就已經有人在這裡居住。
巴比倫遺迹。位於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南約80公里。遺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晚期。
摩亨佐達羅遺迹。位於巴基斯坦信德省，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早期古代城市，約於公元前2600年興建，約於公元前1900年棄置。
隨後的調查中，在石桓島東南沿岸的海底，又陸續發現各種石砌建築、柱穴、人頭雕像、拱門，甚至包含一座由幾何圖形構成的類似海龜的雕塑。
然而這還不是最令人震驚的。
考古工作者甚至在遺迹的石牆上發現了類似「象形文字」的東西。這無法不令人猜測是一個相當發達的人類古文明遺址。 （據說這個圖案代表一匹馬）
從更多的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出，與那國島海底遺迹的主體建築是一座台地結構，圍繞著它的是一條寬度在6米到50米的環形路，它以一道矮牆為界，只能通過牆上的一座拱形大門打開。在這條環行路之外，也就是在金字塔主體結構的周圍，還存在著其他五座體積相對較小的建築物。
整座水下建築是坐北朝南的，具體的坐標是 ( 北緯24°26＇58＂ ，東經122°56＇1＂)。建築的「階梯」起始於它的正面，分別通往兩片區域：向東通向「祭祀區」，向西通向「台階區」。（當然這些區域並非正式命名，只是暫時的推測）後者的特徵是其各個岩石部分間都是互相垂直的，並被完美地切割成了直角。
在水下遺迹主體建築的最高層，有三個圓柱形的孔，用來放置大型的石柱，這三根石柱或許已經倒塌了；還有一道陷阱門可以通向下層的一個房間，房間中安置著一個墓石牌坊。在另一個被稱為「神體」（Goshintai）的結構中包含一塊形狀特殊的石頭，有研究顯示，它的功能可能是一個古老的日晷。
在主體建築結構之外，其他的建築物都被連接在了走道上。其中有一條走道通向一座迷人的巨石，該巨石與一座坐落在復活節島上的摩艾石像很相似。它高7米，在靠上的位置雕刻有一些圖案，似乎是在表現某種面容；那裡有兩道水平的裂縫，被稱為「賈可的眼睛」，這是為了紀念一位偉大的法國潛水員賈可·馬約爾，他生前曾深深地迷戀著與那國島的水下金字塔。
此外在與那國島東南海岸著名的「立神岩」下方海底，還發現高達數公尺的人頭雕像，其五官及臉孔清晰可辨。
木村政昭教授於1999年9月接受訪問時表示，與那國島遺迹以目測即可清楚的辨識是由人工完成的組合，確實是人類文明的遺址。
他的這番話頓時引起學術界的軒然大波。波士頓大學的地質學家羅伯特·肖赫（Robert Schoch）就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他認為所謂的遺迹，是自然形成的地貌，並被人類加以改造了。
羅伯特教授認為，這座遺迹的地形是一塊完整的基岩，並沒有明顯的證據，證實存在其他古遺迹那樣的分割和重組。此外，他發現與那國島附近的岩層結構，存在大量平行的岩層，而這種構造很容易由於地質運動的斷裂，加上侵蝕風化，最終成為類似金字塔的階梯狀結構。
南太平洋大學的地質學家帕特里克·D·納恩也支持他的看法，認為遺迹的構造是自然形成的。再加上遺迹中並未發現人類的墓葬、陶器石器等殘骸，也沒有人類居住的跡象，他們推測是史前人類遺迹的幾率很低。
但是木村團隊卻認為，這樣規整的直角形狀和平滑的邊緣，很難相信是純粹自然構造，更像是人類的切割所致。而且有兩塊被切割成90°的巨岩，有很明顯的跡象是被人為放置在那裡的。而且自然的地質結構呈現60°的情況比較常見，但形成如此多的直角極其罕見。
而且，在一塊三角形的池狀岩石上，居然有兩個直徑兩英尺的圓孔，附近還排列著好幾個小孔，這很容易聯想到一些排水結構。木村教授還指出在某一塊岩石上，甚至有馬形狀的岩畫痕迹。（即那個象形文字）
由此他們認為，與那國島遺迹即便是在天然地質構造的基礎上，也必然經歷了大量的人力改造。一些其他國家的學者也支持這一結論，認為如此多樣化的地質結構，高密度出現在小小一塊區域，實在是不可思議。
如果木村教授的結論是正確的話，這個海域所在的陸地露出海面的時間，至少是八千到一萬兩千年前，也即是最後一次大冰期左右（沃姆冰期）的事情。這也就意味著，這個發達的文明至少存在於8000到10000年之前。
這簡直是聞所未聞的。因為以現有人類學的觀點來看，一萬年前的人類還處於石器時代，根本沒有能力建造這種規模的建築物。要知道最早的埃及金字塔也不過是4600年前的事情。
所以與那國遺迹一旦真的被證實的話，人類文明的歷史甚至真的面臨被改寫的可能。但迄今為止，這究竟是人類遺迹還是自然地貌，依然沒有得到最終的確切說法。日本政府並不宣揚此事，他們將遺迹命名為「海底地形」，甚至一度禁止外國科研人員前往遺迹調查。
至於日本政府為什麼對此一直遮遮掩掩呢？私以為，這是因為首先琉球國本身就是日本的敏感問題，畢竟人家古代都是附屬於中國的，直到1894年才被日本完全侵吞。其次呢，就算這個文明被證實，也和日本自負的大和文明毫無干係，反倒是會影響大和文明的崇高性，比如阿依努人就長期不被日本政府所承認。
補充一下。特地邀請到了地質大神 @雲舞空城根據這個答案給出了見解，在他的答案有哪些考古發現完全推翻了人們之前對歷史的認識？ - 雲舞空城的回答里，可以看出這樣的地形從自然角度是完全可以解釋的。那麼傾向於自然生成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雖然我們可能都很希望地球上再多一些驚奇，多一些神秘，但是還是應該用更科學嚴謹的視野來分析和判斷它們。
王保保本姓王自明代時即是通行說法，晚明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即言「
「擴廓帖木兒，本姓王氏，名保保，潁州沈丘人，自幼察罕養以為子，更名擴廓。」清修《明史》其本傳時即采明時通說：
「擴廓帖木兒，沈丘人，本姓王，小字保保，元平章察罕帖木兒之甥，察罕養為子，順帝賜名擴廓帖木兒。」類似的錯誤的認知在王保保生時的當代即元末明初已經流行
權衡於明初寫成的《庚申外史》曰：「（至正二十一年）察罕死，有王保保者，察罕甥也，嘗養為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明太祖北伐時發布的《諭中原檄》言：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諭中原檄》中「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的河洛關陝數雄即是指主要出身義軍為主的北方元軍諸軍閥們，其中包括王保保，察罕帖木兒為復叛賊田豐所害殉國時年僅三十五歲（由《生祠碑》所記錄計算得來，通常認為殉國時49歲誤也），此時王保保可能只有二十歲左右，被推舉為諸軍的首領但無力壓服之，尤其是在義軍中聲望最高，與察罕一同由白身布衣起兵的夥伴李思齊，討逆義軍內部的軍閥化也標誌著元朝續命的結束（與漢末諸侯討黃巾之亂相似，然元末諸侯未有天下人也）。
「至正十三年 潁州沈邱探馬赤察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眾號義兵，克複羅山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達魯花赤，授李思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吏部再議，於是察罕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
這個故事的完整版本是這樣的：
察罕帖木兒，以李為姓，字廷瑞，世居潁州沈丘，其先乃蠻部人（由《生祠碑》，《塞因赤答忽墓誌》言其妹即王保保母乃蠻氏等可知），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元史》）。組織義軍前李的地位並不高，只是個未取得過功名的讀書人，資產應該也只是鄉紳水平。李察罕的姐姐嫁給了光州固始縣的王姓蒙古人塞因赤答忽，1362年察罕帖木兒遇害時年35歲，1365年塞因赤答忽去世時年49歲，由此推王長李11歲，故王之妻應為李之姐。從王家後來能「出己貲具甲械募丁壯為義兵」來看，王某是一個相當富有的鄉紳，王與李氏婚後，生子三人，長子擴廓帖木兒，漢名王保保，後又得幼女觀音奴。（王保保之妹王氏，洪武四年奉明太祖命嫁給明太祖次子秦王朱樉為正室。可能是趙敏人物的原型。）
至正十一年，潁州的朝廷政府為賊軍傾覆，朝廷討伐無果。一年以後的至正十二年，二十五歲的書生察罕帖木兒在鄉里振臂一呼，「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可見其「有時名」），組成一支義軍與叛軍作戰，這時其姐夫塞因赤答忽「出己貲具甲械募丁壯」組織了一支隊伍保護家鄉，察罕塞因赤答忽以及羅山典史李思齊的隊伍聯合，以計擊敗驅逐了羅山縣的叛軍，恢復了政府的統治。朝廷授察罕汝寧府達魯花赤官職，授李思齊汝寧府府尹，授塞因赤答忽潁息招討千戶，正式承認了這支義軍，隨後他們「......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義軍從叛軍手中克複疆土的越來越多，三人的爵位官職亦與步步高升，至正二十二年察罕遇害殉國，朝廷追封其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忠襄王，謚獻武。又追封潁川王，改謚忠襄。三年後察罕的姐夫老王也撒手而去，那時他已經是河南省平章政事、翰林學士、太尉。
在《塞因赤答忽墓誌》出土之前，正史《元史》偶有提及其姓名，如《元史 察罕帖木兒傳》中：
「（至正十九年）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察罕）乃與諸將閆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賽因赤答忽、脫因不花、呂文、完哲、賀宗哲、安童、張守禮、伯顏、孫翥、姚守德、魏賽因不花、楊履信、關關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
只可知賽因赤答忽為察罕帖木兒部將，而不知其就是察罕的姐夫王保保的生父老王，墓誌的出土使人們得以了解其詳細生平。
更甚，由於此前此人資料太過有限，在大多斷句的《元史》版本中賽因赤答忽被誤以為是兩個人的名字，寫成了賽因赤、答忽.......... 「天下奇男子」王保保之名人盡皆詳，在得以因墓誌正名前，其父卻在史料中當了數百年小透明.........
附塞因赤答忽墓墓誌拓片與出土部分文物（《元塞因赤答忽墓的發掘》《文物》1996年第2期）
三星堆遺址！
三星堆文化來自何方？
三星堆遺址居民的族屬為何？三星堆古蜀國的政權性質及宗教形態如何？三星堆青銅器群高超的青銅器冶煉技術及青銅文化是如何產生的？三星堆古蜀國何以產生、持續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兩個坑屬何年代及什麼性質？「巴蜀圖語」是什麼？本世紀最後一次集中發掘
文物考古人員在現場工作
四川廣漢南興鎮北，古老的馬牧河蜿蜒淌過，在三星堆村形成一月牙般彎道－－月亮灣，河南岸是三個起伏相連的黃土堆與之相望，此即清《嘉慶漢州志》記載的「三星伴月堆」。這裡就是古蜀先民生息繁衍之地－－聞名中外的三星堆遺址。從12月4日開始，一場大規模的發掘考察在這裡開始。有關專家稱，目前正在緊張進行的三星堆遺址的發掘工作是本世紀對三星堆的最後一次集中發掘，它還將成為下世紀對三星堆更大規模研究和發掘的開始，在整個三星堆研究史上佔據里程碑的重要位置。面積達12平方公里的三星堆遺址，是四川境內目前所知一處範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古蜀文化遺址。1988年1月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1929年三星堆被發現至今，關於三星堆的發掘已經進行了12次。但直到今天為止，三星堆遺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許多重大學術問題，仍是難以破譯的千古之謎。至今，專家學者們關於三星堆著名的「七大千古之謎」仍然爭論不休，但終因無確鑿證據而成為懸案。這「七大千古之謎」如下：第一謎，三星堆文化來自何方？目前有其來源與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關、與川東鄂西史前文化有關、與山東龍山文化有關等看法，即人們認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與外來文化彼此融合的產物，是多種文化交互影響的結果。但究竟來自何方？三星堆人形面具有超凡魅力
第二謎，三星堆遺址居民的族屬為何？目前有氏羌說、濮人說、巴人說、東夷說、越人說等不同看法。多數學者認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與三星堆關係密切，其主體居民可能是來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第三謎，三星堆古蜀國的政權性質及宗教形態如何？三星堆古蜀國是一個附屬於中原王朝的部落軍事聯盟，還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已建立起統一王朝的早期國家？其宗教形態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還是神靈崇拜？或是兼而有之？第四謎，三星堆青銅器群高超的青銅器冶煉技術及青銅文化是如何產生的？是蜀地獨自產生髮展起來的，還是受中原文化、荊楚文化或西亞、東南亞等外來文化影響的產物？第五謎，三星堆古蜀國何以產生、持續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第六謎，出土上千件文物的兩個坑屬何年代及什麼性質？年代爭論有商代說、商末周初說、西周說、春秋戰國說等，性質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第七謎，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謎「巴蜀圖語」。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號是文字？是族徽？是圖畫？還是某種宗教符號？可以說，如果解開「巴蜀圖語」之謎，將極大促進三星堆之謎的破解。本次發掘工作是三星堆研究史上第13次大規模的發掘，始於2000年12月4日。發掘現場在距三星堆古城內城牆遺址不到50米的地方，近20名考古工作者在500平方米的範圍內將現場分為20個探方。據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陳德安介紹。此次發掘可能會發現諸如宮殿等大型活動場所的遺迹，雖然發掘大量器物的可能性較小，但此次工作將使人們更多了解中心城區的建築、政治、文化多方面的情況，對研究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有重要作用。此次發掘不同於以往對三星堆遺址的任何一次發掘，它有自8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積累的豐富的研究資料作基礎，又首次集中了考古、地質、建築、文物保護乃至雕塑等多學科，並充分利用了目前國內最先進的DNA檢測技術。陳德安稱，本次發掘從組隊開始就打破部門、專業界限，拋棄了傳統的工作方式，將用嶄新的方法開始對三星堆發掘、研究。 四川省文物考古隊隊長王魯茂透露，本次發掘工作可能會持續到明年3月份。三星堆遺址博物館副館長張繼忠認為，從目前發掘成果看，已能確認三星堆遺址為古蜀國的中心遺址和規模宏大的古城，三星堆的發現將古蜀國的歷史推前到5000年前，證明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但令人困惑的是，已出土的三星堆文化的前延後續都出現了突然斷裂現象。究竟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前身是什麼，也許正在進行的第四次發掘將提供答案。三星堆之謎還要埋多久？
1929年的一個春天，當地農民燕道誠在宅旁掏水溝時發現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濃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廣泛關注。由此，三星堆之謎也開始逐步地顯現在世人面前，圍繞三星堆的考古發掘也在其後的歲月里持續不斷。1933年，前華西大學美籍教授葛維漢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對三星堆進行發掘，其發掘成果得到當時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評價。由此拉開了對三星堆半個世紀的發掘研究歷程。以後40、50、60年代，四川考古界持續不斷地在三星堆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探賾索隱。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聯合對三星堆遺址進行大規模考古發掘，揭露出大片房屋遺址並進行了航拍。但真正使三星堆名揚四海的則是1986年7~9月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的發現，兩坑上千件國寶重器的轟然顯世，震驚了世界。英國《獨立報》撰文說三星堆的發現「比有名的中國兵馬俑更要非同凡響。」1989年，四川考古部門對三星堆進行解剖，證明系由人工夯築而成；1990年，發掘東城牆局部並獲確認，同時發現3000多年前的土坯磚；1992年，試掘西城牆並獲確認；1994年，發現並發掘南城牆。至此，確證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東、西、南被三面城牆包圍，北以鴨子河為天然屏障，其面積超過3平方公里，這樣大的古城在中國同時期文化中也是罕見的。三星堆遺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續時間近2000年，即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至商末周初，這把四川的歷史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同時，三星堆文化有著鮮明的地域特色，其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鳥頭形把勺為基本組合定式，其中還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細頸項，圓平底，很像今天我國北方地區用來燙酒的陶瓷酒瓶，與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極為相似。陶在遺址也有較多發現，頗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為三隻袋狀足，中間是空的，可加大容量；其玉石器則以祭天禮日的璧、璋為多，尤其是號稱「邊璋之王」的玉邊璋，其殘長達159厘米，厚1.8厘米，寬22厘米，其加工精美，稜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紋飾，這麼大件精美玉器，在國內現有的考古發現中僅發現這一件，但在三星堆的發掘中，又很少工具類的文物出土，當時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屬，那麼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有造型各異青銅人頭像，出土時面部均有彩繪，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掛戴耳環耳飾，看來我們的先人很愛美的。除了這些青銅造像外，還有許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態各異的各種動植物造型，其中被譽為寫實主義傑作的青銅雞，有在全國範圍內首次出土的青銅太陽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們皆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長江上游的一個古代文明中心，從而再次雄辯地證明了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體的。 不僅如此，三星堆文物還填補了中國考古學、美學、歷史學等諸領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對中國古代文明需重新評價，三星堆文物中，高達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種神樹功能於一身的青銅神樹，其共分三層，有九枝，每個枝頭上立有一鳥，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鳥，而是一種代表太陽的神鳥。被譽為銅像之王的青銅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譽，作為「縱目」的蜀人先祖蠶叢偶像的青銅縱目面具，長達1.42米。作為權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紋飾，兩隻相向的鳥，兩背相對的魚，並在魚的頭部和鳥的頸部壓一隻箭狀物，同時有充滿神秘笑容的人頭像。器身滿飾圖案的玉邊璋以及數十件與真人頭部大小相似的青銅人頭像，俱是前所未見的，作為集群展現的稀世之珍，而在青銅器冶鑄方面，范鑄法和分鑄法的使用，以鉛錫銅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煉，表明在商周時期，三星堆古蜀國即已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有力地駁斥了傳統史學關於中原周邊文化滯後的謬誤。 三星堆文物魅力無限，內涵豐厚，極具吸引力和震撼力，1993年5月，三星堆部分文物首次到瑞士洛桑奧林匹克博物館展出，其後相繼到法國、英國、丹麥、日本、美國等國展出，所到之處，人頭攢動，觀者如潮。從70年代末就開始對三星堆進行研究的陳德安將關於三星堆的發掘比喻成一棵逐漸長大的樹。這位20多年一直從事這項工作的考古專家認為，改革開放前，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川西考古還處於萌芽狀態；自80年代以來，三星堆考古開始逐漸用科學的手段規劃和發掘研究，它正長成一棵小樹；下世紀通過更系統、更有計劃地研究，一定會長成參天大樹，三星堆「千古之謎」的面紗也將逐步撩開。（摘自《中華工商時報》2000.12.18）羅塞塔石碑必須有啊。聖書文破譯之前任誰都認為古埃及文字是一種像形表意文字，最後發現它是一種表音為主的文字的時候，很多人都大跌眼鏡了。
西夏遺址黑水城的發掘
1908年，俄羅斯人科茲洛夫在中國西北的黑水城打開了一個神秘王朝的大門，這裡簡直就是一座埋藏了八百年之久的地下圖書館。陌生的文字，精美的佛像，絢麗的繪畫，不計其數的典籍文獻。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漢學家發現這些文獻出自古代中國一個叫西夏的王朝。 這些文獻的背後是一個神秘的文明，一個失落的文明。原本只出現在史書中的古老國度第一次呈現在世人眼前。而與此同時，《番漢合時掌中珠》的出土使人們揭開了神秘文字——西夏文的面紗。——出自《神秘的西夏》三星堆+1，三星堆出土之前人們一直以為"蠶叢蟹目"的"蟹"是通假字(蠶叢就是那個"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里的)
結果出土後，好傢夥，這還真長著對螃蟹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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