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許小年的「中國已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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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術語，從本質上來說就比較坑爹。

我覺得這個術語基本屬於發達國家強姦了發展中國家，然後搞了一個名字叫做「非自願型失身」差不多的概念。

發達國家轉移了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進行城市化，釋放勞動紅利，人民收入提高，多好呀，下一步就是原始積累，投資教育和科研，攀科技樹，走上國家巔峰，墨西哥巴西想一想的話還挺激動呢

然後發達國家就來剪羊毛了。十倍百倍利潤的晶元，機床，高精密儀器。整個國家的財富積累被剝削，還不能叫喚，畢竟賣家就一個。

要想產業轉型升級，就要有政府多年如一日的投資支持短期看不到回報的RD投入，就要有規模及以上工業群。要有這麼大規模的工業，就要一開始有土地改革，要有政府提供基本設施建設，要有這些，就要………

所以，這玩意都不算陷阱。墨西哥啊，巴西啊，南非啊……它們的現實情況擺在那個地方，如果不掉進去，那除非是……歐美自願share一下自己的所有絕密配方？

它們能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真的都算福氣了。如果不是特定的歷史背景選擇了它們做產業轉移，那麼你為什麼覺得墨西哥可以進這個陷阱，加勒比牙馬加宏都拉斯不行？

所以這玩意真不叫陷阱，就是個明坑。爬出來的方法也很簡單，有足夠多的天頂星科技就行。問題是思路是簡單的，做起來………算了吧我們還是來談談全世界人民大團結吧。

所以說已經掉進去和不會掉進去的，其實他們表述的本質是「中國的產業升級永遠不會成功」和「中國的產業升級已經成功」。

至於更傾向於哪個表達，是屁股問題。

因為過腦子的表達是「中國的產業升級正在進行」

謝邀：

針對這個話題近期有一些關注，以下談談個人觀點：

不久前剛在《環球時報》上看到北大曹和平教授宣布中國已經脫離中等收入陷阱威脅的高論，正在考慮是否撰文闡述一下自己觀點的時候，不成想忽然又看到許小年教授宣布中國已經成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更高的高論。

曹教授因第一季度GDP增長6.9%而頗感振奮，並且以新登記市場主體增長迅猛、第三產業佔比持續增高、消費對增長的貢獻率不斷加大以及「雙創」的不斷推進為依據，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基本轉型成功，中國離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漸行漸遠。

在我看來，中國經濟轉型雖然看到一些積極的苗頭，走在正確的方向上，但轉型的艱巨性、長期性、複雜性沒有根本改變，甚至有出現反覆的可能，中國現在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如果說曹教授的觀點讓我感覺作為一位嚴謹的學者，這個判斷的論據有些不足，有些過於樂觀的話。那麼許教授的觀點，對我則如石破驚天，驚出一身冷汗。

一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於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世界銀行2006年發布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提出：在二十世紀後期的工業化浪潮中，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很多國家往往在經歷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之後便陷入到經濟增長的停滯期。他們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和現代服務業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通俗來講，「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0年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國家，分別在20世紀70年代後均進入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之後這些國家無一例外的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看不到跳出陷阱的希望。

一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經濟快速發展期積累的矛盾將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長時間陷入停滯。

對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中等收入陷阱如同一個擺脫不掉的夢魘。在快速發展階段，幾乎每個國家的國民都享受到自己國家「改革開放」的碩果，人人從經濟發展中獲得好處。但在發展後期，大部分國家都會出現財富向少部分人聚集的現象，這些國家的政府如果不能擺脫利益集團的脅迫，依照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就必然被「馬太效應」所左右，必然出現貧富的分化，也就必然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後果，這意味著這個國家已經基本告別了走入高收入國家的可能性，將長期陷入經濟大幅滑坡、百姓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

顯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被嚴格定義，在學術界有著共同理解的概念。

二

迄今為止，我沒有聽到除許小年教授之外的任何一個國際組織、研究機構、商業機構和經濟學家宣布中國已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連國外一些一生專門從事「中國崩潰論」研究事業的學者都沒敢宣布如此駭人聽聞的觀點。

許教授對中國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依據是，中國這幾十年的增長方式一直是數量型增長，而不是效率型增長。通過資本積累來驅動的經濟發展已經無法持續，必然導致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現在中國各領域的投資回報率是多少呢？是零，甚至是零以下。一旦資本收益等於零的時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糾正許教授的一些常識性錯誤。

第一，工業革命以來，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經歷過單純數量型增長的階段。所有發達國家在經濟增長的路上，數量型增長和效率型增長從來都是相生相伴不可割裂的，從來沒有誰把數量型和效率型增長劃定一個時間點加以區分。從煤炭到鋼鐵，從蒸汽機到汽車，從鐵路到高速公路，從可口可樂到麥當勞，從鄉村別墅到摩天大樓，從個人計算機到互聯網，你能說哪種增長是單純的數量型增長？哪種增長是單純的效率型增長？

第二，所有發達國家都曾經經歷過投資回報趨近為零的階段，那是市場經濟的自然周期波動，馬克思稱為經濟危機。但是這些國家在經歷投資回報變低或長或短的時間後，都會逐漸進入到下一個增長周期。篤信市場經濟的許教授怎麼把這個基本規律也忘了呢？許教授怎麼會得出投資回報率低就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結論呢？經歷過大蕭條的美國可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啊？誰家的孩子一回考不及格，你就判定人家是先天弱智？

接下來糾正一下許教授的事實錯誤。

注意，許教授說的是所有行業，所有行業的投資回報率是零或者零以下。不知道許教授這種斬釘截鐵的事實是通過什麼方法歸納出來的，難道他和曹和平教授不生活在一個星球上？

的確，鋼鐵、水泥、煤炭、輕工等很多行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但許教授可能從來不坐高鐵，不開新能源汽車，不會騎共享單車，不會去鄉村旅遊，不去親子樂園，不吃有機蔬菜，不住養老地產，也不看網路視頻，因此對中國經濟的轉型全然不見，對如徐小平同學等風險投資家的廢寢忘食的工作聞所未聞。

眾多傳統企業的確正在承受巨大的壓力，徘徊在生死線上，眾多傳統名企業家不敢投資擴大再生產這都是事實。但新一代的創業者正在用全新的思維方式、投資方式、經營方式和管理方式改造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這種堪稱熱烈的景象後面投資回報率怎麼會是零？

最後糾正一下許教授舉例的錯誤。

許教授用來說明現在投資回報率為零，特意舉了一個袁隆平種地的例子。說現在地里再增加多少台拖拉機也沒有用了，提高產量得靠有更高科技含量的種子。這真是讓人哭笑不得，許教授怎麼連工業和農業都不分了？用農業的例子來說明工業化的規律。農業的生產資料主要靠陽光和水，所以投資很容易產生邊際效益遞減，但工業不是這麼個理啊！您不能拿老年人來論證喝牛奶到底長不長個啊！

三

在許多拉美和東南亞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他們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財富過度集中，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同時，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台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每一次波動都成為一次對低收入人群的洗劫，貧富差距也就越來越大。這些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經濟短時間增長乏力進入轉型期，並不是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大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決條件，甚至沒有相關性。

很多國家經濟轉型不成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由於政策的失誤和政治經濟的綜合因素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而導致的。中國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中國可以成為少數幾個繞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幸運國家，還是如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那樣跌入陷阱？現在看來，雖然總體上可能性不斷降低，但威脅依然存在。

隨著人口紅利的結束，中國經濟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比較優勢正在弱化，「低工資、低人權、高消耗」的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從中國經濟的最強項製造業來說，企業普遍大而不強，沒有成長出一批創新能力強、品牌價值大的企業。企業普遍缺乏核心競爭力，關鍵技術靠國外，主要佔據產業鏈低端。與此同時，過於倚重投資驅動，環境壓力增大。為追求超高速增長，直接帶來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也是另外一個大問題。在社會層面上，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同時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仇官、仇富等情緒普遍，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

相對樂觀的是，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與拉美等一些曾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完全不同，政治上相對安定，不同階層之間的裂痕尚未完全撕開，利益集團對政權的全面裹挾尚未形成。同時，人才總量巨大，本土市場巨大。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仍具備持續增長的基礎和條件。

按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的判斷，就中國的增長形態而言，落入拉美、東歐一些國家那種「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現重大挫折或反覆。不過，在中國經濟增長「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後轉入新增長期的過程中，將會面臨特殊的矛盾和問題。但在筆者看來，這個結果有點過於樂觀。雖然我基本認同中國所具有的優勢，但所有的這些優勢在於決策者是否清晰的認識到貧富差距的拉大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之間的關係。對這一現實的理解決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驟。過多強調先做大蛋糕在說分配蛋糕，有可能錯失解決「分蛋糕「問題的最後時機。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就不可能解決下一步中國經濟的拉動問題。

在過去30多年裡，從發展軌跡上看，中國基本效仿了日本經濟成長模式：高效而強有力的政府主導和推動下經濟高速發展。但從國民財富分配的結果上看，卻產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國走過的所謂「拉美化」趨勢。

也就是說，較小的貧富差距是不跌落於「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前提條件。而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態恰好處於兩者之間。從經濟發展的質量來說，更接近於日本、韓國、台灣——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製造能力。但從貧富差距來說更接近於拉美國家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國家。

中國的這一現狀決定了，如果中國能夠在短期能縮小貧富差距，那麼中國在經歷一番艱苦的跋涉之後，能夠勉強繞過「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中國錯過了眼下的時機，任由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發展，那麼中國必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眾多的人口、貧乏的資源、錯綜複雜的矛盾都將導致中國永遠失去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機會。

四

貧富差距的問題解決不好，改革開放就等於全面失敗。這絕非危言聳聽。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也在於此。中國社會收入不公平的局面必須得進行改正，要想改正，必須先從兩個領域入手：

一個是堅定不移地進行財稅體制改革，通過財稅體制向特權階層開刀；

二是加緊構建新型福利社會，減少國人後顧之憂。

最近幾年，政府的惠民政策不斷推出，新型福利社會已見雛形，但稅制改革一直沒有實質性進展。

從稅制改革下刀即順乎民意又有現實的可操作性，改革稅制，儘快徵收房產稅、遺產稅、奢侈消費稅，剝奪不法財富和浮財，此為正道。

現在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精英都積極混淆「企業家」與「富人」的本質區別，在制定政策時以保護企業家的名義保護富人，在稅收制度上一鍋燴，不區分企業稅負和個人稅負，以保護企業家的名義保護富人在房產投資和奢侈消費上的利益。

其實企業家群體和富人群體，雖然有一部分交叉，但本質上是兩類人。那些把財富大都放在廠房、設備、流動資金上，在生產中流轉的是企業家，那些把財富基本隱匿於房產、奢侈品、理財賬戶上的才是富人。很多富人的錢不是通過經營企業來獲得的，所以需要通過稅制設計向富人財富征更多的稅或者逼迫他們把錢進入實體經濟領域。

在市場經濟運行中，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是一種必然的現象。而稅收制度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糾正一次分配的不公正現象的有力武器。但是，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基本上沒有實現這一功能。

由於缺乏完備的個人財富報稅和核查手段，個人所得稅事實上成為針對工薪階層的工資稅。房產稅、遺產稅稅種也遲遲沒有推出。依靠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徵收機制，根本無法實現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就更別說對「黑色財富「」灰色財富「的抑制了。

財政稅收體制如果不進行徹底的改革，收入分配不公平、房屋價格持續上漲、房地產暴利、農民財產收入過低、資源浪費性使用等一系列問題就會進一步惡化。由此導致巨大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叢生，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中國收入差距過大現象日益嚴重——這一切，對社會的正常運轉和健康發展會造成十分嚴重的影響。二戰後，拉美和包括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亞國家都曾經經歷過經濟快速增長階段，只有日本、中國台灣、韓國等少許幾個經濟體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大部分國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頓狀態。從這些國家及地區的發展過程來看，哪個國家在快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沒有快速拉大，哪個國家就能通過「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哪個國家在快速發展階段貧富差距快速拉大，那麼哪個國家必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無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