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界有什麼凄美的故事？

01-06

看到有
物理學界有什麼凄美故事
和
生物學界有什麼凄美故事
這樣的問題。

就像問一個翻譯方面的～
小透明提問，只希望不要沒人回答就好

@天涯明月 @蠢萌

這題我太想答了。

翻譯界最凄美的故事據我所知就是——《悲慘世界》譯者李丹方於夫婦的故事。

以下搬運深圳圖書館沈迪飛的文章：嘔心瀝血，半世情懷——贊《悲慘世界》譯者李丹、方於

我手工錄入的哦。

……

李丹1901年出生於湖南長沙，方於1903年出生在江蘇武進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二人是1921年中國首批公派赴法留學生，與他們同船遠行的，還有日後成為台灣著名作家的蘇梅和定居法國的畫家潘玉良。李丹學習小提琴，方於專攻聲樂，分別於1928年，1927年學成回國。1927年夏，方於被上海音樂學院聘為法文教師。冼星海當時在法文班就讀，方於對這個勤奮的窮學生可謂慧眼識珠，鼎力培植，是她在上海親自送冼星海奔赴革命聖地延安。1999年，方於96歲時，冼星海女兒冼麗娜還到雲南來看望她老人家。

世界名著中文本《悲慘世界》，經半個世紀的艱難歷程方才完成。書前沒有譯者序，書後沒有跋，就連出版說明也未曾提及譯者一字——真如李丹、方於夫婦的人品：默默奉獻，淡泊名利。這部氣勢磅礴、內容浩瀚的譯作就這樣奉獻在中國讀者面前。當人們捧讀這部巨著時，可曾知道，「李丹、方於」這四個字沉甸甸的分量？讀者可曾想到，《悲慘世界》譯者的經歷，那就是另一個「悲慘世界」啊。

懷抱著一腔報國熱望學成回國的李丹夫婦，當時面對的是，國內處處是戰亂、災變、失業。置身在漩渦中的夫婦二人，曾一次又一次地想過，他們能為這塊多難的土地做點什麼？他們的思緒共同凝聚為一件事：那就是，要將那一直震撼著他們心靈的《悲慘世界》，奉獻給無數還在悲慘世界中生活的中國的冉阿讓、珂賽特。「……只要因法律和習俗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用的。」雨果的呼喊彷彿穿越了世紀，感召李丹和方於作出了影響他們一生的決定：要把這人類智慧的結晶——《悲慘世界》，變成方塊字昭示國人。

譯書經歷了四次令世人難以承受的波折。

（1）1929年他們結婚，同年，由李丹譯、方於校譯的《悲慘世界》第一、二部問世，書名為《可憐的人》，收錄在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的第一集，分九冊出版。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被日機炸毀，傾注著兩人心血的幾十萬字的譯稿石沉大海、杳無消息。據李丹、方於的孫子李洪濤講，他們的翻譯不是直譯，而是採用我國翻譯界泰斗林紓的意譯的方法。林紓即林琴南，是我國近代史上絕無僅有的不懂外文卻以翻譯家著稱於世，世界名著《湯姆叔叔的小屋》（又名《黑奴籲天錄》）就是他第一個介紹到我國來的。林紓翻譯了170多部外國文學著作，被公認為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和譯界之王。

（2）1954年，文化部特邀李丹、方於赴北京出席全國翻譯工作會議，其譯著被成為劃時代里程碑式的翻譯。文化部請李丹夫婦重譯《悲慘世界》。1958年5月到1959年6月，《悲慘世界》新譯本第一、二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悲慘世界》第三部待出版的譯本，作為「封資修」被扔入大火中，夫婦倆被關進「牛棚」。

（3）1971年，夫婦倆被釋放出「牛棚」，還未平反、摘帽，李丹老人就從箱底翻出了被老鼠咬啃的第三部《悲慘世界》原譯稿。是年，李丹70歲，方於68歲。李丹老得很快，牙齒掉光了，人乾癟了，背弓下去了，拄著拐杖到圖書館找資料，為了能有一個坐得下來的地方。幸而藝術系一位中年教師騰出自己的住房，借給李丹，讓他在裡面譯書。他動筆的時間不多，工作的時間卻很長，有時一夜一夜地翻查字典，有時卻不看也不寫，久久地對著雨果的原著發獃。只有方於明白李丹心裡無法排解的痛苦和鬱憤。日積月累，李丹的身體和精神日益衰弱，並開始咯血，然而第四部就在這樣的境況下譯出來了。他又帶著第五部的原著住進了醫院，這一住，李丹就再沒有回家。1977年5月李丹先生抱憾去世，翻開他的枕頭，留下的只有寫在幾張香煙殼上關於第五部的凌亂的斷想。1980年，由方於協助譯校的《悲慘世界》第三、四部得以出版。

（4）李丹逝世後，方於撲到了書桌前，這一埋頭就是9個月，這位74歲的老人身體虛弱到每天只靠一碗稀飯維持度日；9個月里，沒有人知道她是怎樣刻意使自己筆下的用詞、造句與前四部的語氣風格統一起來；9個月，誰也不知道她心裡翻騰著什麼，她蒼白、沉靜得就像一塊大理石的浮雕。1979年，《悲慘世界》第五部由方於譯出。至此，從1929年開始，中文版《悲慘世界》走完了它半個世紀的艱難的翻譯歷程。2002年2月4日，方於教授在家中逝世，享年99歲。

「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兩位老人用半個世紀心血翻譯完成的《悲慘世界》中文本，一直由國家級專業文學出版機構——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出版。1978年出版《悲慘世界》第一、二卷，1980年出版第三、四卷，1984年出版第五卷，1992年出版《悲慘世界》第一卷到第五卷全本。從此，李丹、方於譯本風靡全國。李丹和方於夫婦，為了一種文學的使命感，嘔心瀝血半個世紀，為人類奉獻出了中譯本巨著《悲慘世界》。但他們卻銷聲斂跡，少人知曉。他們用心血凝結成的作品，讓人讚歎，他們用半個世紀不變的情懷鑄就的人生品格，令人高山仰止。

謝邀。

凄美的翻譯故事沒有，慘不忍睹的聽譯倒是知道一個。

虎撲上有JRs提問說

【為什麼韋德在搶斷絕殺公牛之後大喊「這是我的馬！」，庫里在加時擊敗開拓者之後要大叫「我是自行車！」？】

看到這個問題的我開始也很不解，對啊，為什麼啊，什麼「這是我的馬」「我是自行車」呀

仔細一想，人家韋德說的是：「This is my house!」（這是我的地盤！）

庫里說的是·「I"m back！」(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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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吧。。。。。。偏題了，但是這也算是虎撲的一個老梗了，也算是比較有意思的一個「翻譯」了，寫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覺得好玩的話請給我點贊啦

第一個想到季羨林。第二個想到孫仲旭。也許說不上凄美，但是讓人感慨和動容。

季羨林在《牛棚雜憶》里提到了自己翻譯印度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的過程。當時歷經文革磨難的老先生回到北大，被分配為三十五樓的門房。門房的工作簡單，老先生便想著做些「無意之事」，「遣有涯之生」。「怎麼能說翻譯是『無益之事』呢？因為我想到，像我這種人的譯品永遠也不會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譯了而又不能出版，難道能說是有益的嗎？就根據我這一些考慮，最後我決定了翻譯蜚聲世界文壇的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史詩夠長的了，一精一校本還有約兩萬頌，每頌譯為四行（有一些頌更長），至少有八萬多詩行。夠我幾年忙活的了。」

由於政治身份的原因，「我哪裡敢公然把原書拿到我的門房裡去呢？我當時還是『分子』——不知道是什麼『分子』——我頭上還戴著『帽子』——也不知是些什麼『帽子』——反正沉甸甸的，我能感覺到」，所以老先生只能偷偷摸摸地翻譯。

「我於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時間，仔細閱讀原文，把梵文詩句譯成白話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樓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後看門、傳呼電話、收發信件的間隙中，把散文改成詩，改成押韻而每句字數基本相同的詩。我往往把散文譯文潦潦草草地寫在紙片上，揣在口袋裡。閑坐無事，就拿了出來，推敲，琢磨。我眼瞪虛空，心懸詩中。決不會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是在幹什麼。自謂樂在其中，不知身在門房，頭戴重冠了。偶一抬頭向門外張望一眼——門兩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開，奼紫嫣紅，好一派大好春一光。」

這些話讀起來也許輕鬆自在，但若是看了《牛棚雜憶》前面的內容，就會知曉季羨林與其他的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遭受了何其深重的痛苦。後來，能夠每天偷偷擠出時間，去閱讀經典，揣摩其意，精雕細琢，已經是人生莫大的幸事。最後老先生得以完成譯文，是時間與命運對飽受坎坷的老先生的饋贈，亦是老先生對曾傷害過他的世界與世人的寬容。

在青年翻譯家孫仲旭因抑鬱症去世之前，我並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字。後來許多新聞報道出來，中國翻譯界的現狀也慢慢呈現在我們面前。工作壓力大，薪酬低。沒有原作者的風光，讓譯者一直以來成為一個被忽視的群體。知乎有一個提問是「如何評價譯者孫仲旭？」。回答有曾經和孫仲旭合作過的編輯，很真實，很平實，讓人看了會動容。真的希望能有更多人給予譯者寬容與尊重。

我一直覺得翻譯是一件很偉大的事，人的一生那麼有限，也許自己的母語都沒有掌握到爐火純青，更何況是外語呢？能讓我們看到那麼多對全人類都具有普世價值和美好意義的作品，是譯者們在默默地努力翻譯。能看到一本翻譯過的好書，即使翻譯的水平差強人意，要高興；能看到一本有好翻譯的好書，要感恩。

塞林格-《九故事》（其中一篇《懷著愛和凄楚--獻給艾斯美的故事》很經典！

大畏，畏爾弗然至。

上海譯文出版社，蘭波的《彩畫集》，正文後面（還是前面？）有譯者的故事（別人寫的）。

王道乾。美不美忘記了，但我記得挺凄的。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