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紅酒文化為何顯得比中國酒文化高大上?
是否與兩者不同的貴族文化有關?
你好,中國的酒文化有「青梅煮酒論英雄」,有「流觴曲水」。中國「古上飲酒,講究飲人:或高雅之士,或知己故交,或玉人可兒;講究飲地:花下竹林,曲徑荷亭。春飲宜庭,夏飲宜郊,秋飲宜舟,冬飲宜室,夜飲宜月;講究飲趣:清淡妙吟、傳花度曲。」一點都不low ,而且比所謂的葡萄酒文化高大上多了。只是現在的喝酒風氣已經畸形了。所謂顯得高大上主要是因為:1、中世紀,葡萄酒僅能在教會釀造,只有很少人的貴族才可以飲用,逐漸顯得高大上。在古羅馬時期,奴隸也可以飲用葡萄酒,很平常。古希臘時期的酒神節,飲酒時荒淫無度(當然從藝術角度看是一種人類拋棄枷鎖回歸原始狀態的美)。2、另外,葡萄酒文化對於中國消費者來講還算新鮮,在法國,葡萄酒飲用和我們平時吃飯喝酒沒什麼區別;
3、現在很多酒類商家把葡萄酒搞得很神秘。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葡萄酒市場的不斷成熟,一定價格區間的葡萄酒最終將回歸大眾消費,走下神壇,成為一種普遍的餐飲文化。同時,所謂的高大上仍然會存在。因為酒作為一種商品,被消費,其很重要的一種滿足訴求就是幫助消費者完成身份的貼標籤,這就是在特定價格區間和價值定位的酒類商品屬於奢侈品。其實中國酒文化的真相是這樣的
提到中國的酒文化,想必我們頭腦中首先呈現的情景不是戀人對飲的雅緻和詩人豪飲的狂放,而是一種有時不分性別的吞咽比賽和其背後隱藏的變相要求「強制服從」的屬性。在某種意義上,「酒」在中國已經遠遠超出了休閑娛樂的範疇,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沒有硝煙的角力或者說較量的手段。
這種現象不難理解。大家知道,隨著中國古代皇帝集權政治空前加強,權臣越來越以一種「只對自己位置負責」的明哲保身態度來處事,「結黨」卻「不作為」逐漸成了一種常態。要「結黨」,或者說「強迫站隊」,自然要發明各種測試官員態度的方法。私下交談當然最有效,可問題是,私談之前怎樣了解一個人的大致傾向呢?於是,「酒」便開始在此發揮作用。
什麼作用?強制服從作用。換句話說,如果我表現出要求你喝超出你能力的量,你是否會照辦。當然,具體方法五花八門。有些是直接要求,有些是「先干為樣」,就這樣,這種隱藏著的「測試服從」的方法開始大行其道。甚至站隊不同的下臣們會為了自己的主子而拼酒,以示忠心,這也就是我們前文所提到吞咽比賽的前身。
說到這裡,想必你明白了「酒桌飯局」在很多場合的現實意義。不過接下來,我想把這個問題向前推進一步。
其實,中國人對於「強制服從」和「站隊」有著極其特殊的偏好。不知道是不是和以「家」為中心的文化有關,這種偏好很多時候不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而是一種心理層面的強迫症。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種「站隊」文化,它可是給我們帶來了不少麻煩,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對人不對事」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站隊」思想,也就是我們總是傾向於先斷定某個人屬於善還是惡、好還是壞、與自己的價值觀是相同還是不同,然後再決定是否與其交往。甚至連我們看待歷史、法律等社會問題的時候,也總是會不自覺地採用優先「定性」法,而不是優先「分析」和「就事論事」的方法。而這種傾向的最大問題就是不利於集體協作,因為大家總是喜歡先給自己和別人打標籤,設定圈子,組成小團體。卻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哪怕只有很少的共同點,其實也是可以作為合作基礎的。
中國最典型的一句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們經常把這句話看作「正氣凜然」的自我獨白,卻忘記了其優先自我定性的不當之處。舉例來說,很多歷史上的「清官」或者「正義形象」正是以此為座右銘而拒絕與「貪官污吏」合作的。結果呢?形象光耀千古,但往往只是個高大上的抽象形象,具體卻什麼事也沒辦成。我還記得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中有趣的一段對白。和紳當時問紀曉嵐說,「你說咱大清朝是清官多呢還是貪官多?」紀曉嵐回答,「和中堂明知故問。誰不知道貪官遍地橫行,而清官卻如鳳毛麟角!」於是和紳反問,「那你說,我成事不靠貪官靠誰?難道要靠你們這些如鳳毛麟角般稀少的清官么?」
這時,你也許在想,那是不是說我們要站到「主流」圈子裡才能成事呢?如果我們還是這麼想,說明還是沒有擺脫「貼標籤」的思想,或者我們所在的組織還是熱衷於「站隊」和「小團體」。其實,無論在歷史、還是現實中,哪兒有那麼多「好壞人、忠奸臣、清貪官」呢?誰都有多面性,大部分人不過基於特定製度和環境,在權衡之後做了其他人都可能做的選擇而已。我們都知道「求同存異」的意思,但卻發現在很多中國的組織難以踐行。西方文化中也有「圈子」,不過意義大為不同。換句話說,我們的文化重「同」,而西方文化尊「異」,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很多傳統組織難以有效合作的原因。
接下來,我想把這個問題再向前推進一步。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厭惡不同呢?這可能和中國明清以來高度集權制所造成的緊張氛圍有關,換句話說,我們更喜歡「從眾」而厭惡「寬容」。而「寬容」的背後,正是對於個人自由的充分尊重。提到「寬容」的典範,我們就不得不說一個值得我們後世研究和學習的人物 ———— 曾國藩。
曾國藩有什麼特殊之處么?為什麼有那麼多關於他的書籍?他和其他官吏的最大不同點是什麼呢?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或者說「以聖賢之心,行常人之事」。具體來說,曾國藩勤儉、自律,但卻不會以自己的道德標準來看待甚至要求別人,更不會把它作為與人合作之基礎。他知道,人與人是不一樣的,但這並不妨礙大家合作。在曾國藩的眼裡,人並無絕對的好與壞、善與惡,所以不要有意去展示自己的不同,甚至無意為之也要儘力避免。舉例來說,曾國藩曾把大量銀子悄悄地散播給百姓,同時全力掩蓋以避免為外人所知。他可不是在追求什麼「做好事不留名」,而是怕對他人產生無形壓力,擔心社會輿論會變相強迫其他官員也照做。這一方面說明曾國藩行事的確考慮周全,另一方面也說明咱中國從那時到現在都沒形成對自由的充分尊重啊!
比如,扎克伯格在捐了自己的股份後,不少國人和媒體非要去質問中國大佬們為啥不這麼做。要知道,扎克伯格可不是為了教育其他富人才要如此,也不是為了製造什麼輿論熱點出來要求他人跟進,更不會因為別的美國富豪吝惜財富而對自己的道德水準沾沾自喜或對他人不屑一顧。因為這在美國僅僅代表個人的選擇,與其他人無任何關係,民眾和媒體也不大會因為扎克伯格的行為去責難他人,這只不過是自由環境下一個個體的自由選擇而已。
到這裡,我們今天的問題深挖終於可以告一段落。總結一下,每個人都與眾不同、又都有共同之處。尊重他人的自由選擇是人與人合作的基礎,這種尊重不僅指是行為上的不干預,而且也指心底的一種不求同。當我們能以這種寬容的態度接納「異類」之時,我們才離現代化社會真的不遠了!!
微思考:匯聚點滴思考,拓展知乎疆界
喝葡萄酒的凱撒和青梅煮酒的曹劉,同樣高大上。只是現在天朝的酒文化big被畸形的酒桌文化拉low了:陪酒、灌酒、代酒、拼酒、喂酒、酒後大寶劍。
八百塊錢的洋酒未必比八塊錢一斤的的高檔散裝白酒好喝。關鍵看飲酒土豪的趣味。各國的葡萄酒各有特色,可謂是「百花旗放」。可是中國人唯獨崇拜法國葡萄酒,法國葡萄酒也一直佔據著中國市場接近50%的份額。法國葡萄酒逐漸走進尋常百姓家裡,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為時尚的標誌。
法國人推銷自己的葡萄酒乃至自己其他產品有它都有的方式。不得不承認法國人是聰明的,他們總是塑造先一種關於高雅和浪漫的法式生活,然後藉此推銷法國產品。法國人在推銷自己的葡萄酒時,給人的感覺不是在推銷一種飲品,而是在推銷一種高雅和浪漫的生活方式。早在路易十六時代腐敗的宮廷生活,就形成了昂貴的生活方式,也打下了法國人在時尚界佔據領導地位的基礎。數世紀過去了,法拉第、居里夫人早已成為過去時,法國在科技領域早已了無聲息,只有在時尚界還保持了全球領先的地位。也不怪國人盲目媚外,在200年前葡萄酒登陸中國的時候,就帶有時尚生活方式的標籤。新世界葡萄酒崛起,舊世界葡萄酒走下神壇是近30年的事情,但在一般中國人眼裡,葡萄酒還是和留聲機、交誼舞一樣,帶有十里洋場小開的標籤。「中國人始終認為法國的葡萄酒是最好的,這應該令法國感到幸運。」國人早已把法國人的生活方式看作最高雅和最浪漫的,也就相應地把法國葡萄酒看作最好的。這種慕法狂,當然使法國的葡萄酒商笑逐顏開了。就像有些中國人往往在波爾多葡萄酒中加入冰塊稀釋再飲用,更有甚者會兌上可樂一起飲用。為何在波爾多葡萄酒中加入冰塊或可樂,就讓人感覺「相當不雅觀」?或許中國人在其中加入冰塊或可樂,恰恰是因為他們不喜歡它的味道。總之,即便中國人在這種飲品中沒有獲得生理快感,但獲得了一種相對於自己喝二鍋頭的同胞的心理優越感。為獲得這種心理優越感,那些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寧願放棄自己的味覺需要,也要飲用法國葡萄酒。
法國人說:「打開一瓶葡萄酒,就像打開一本書。」他們酒的內容太豐富太深刻了。法國人還說:「欣賞一瓶葡萄酒,就像欣賞一件工藝品。」他們酒的製作太精密太細膩了。這就是法國人,他們把喝酒這麽一件簡單的事弄得那麽複雜,那麽講究,那麽深奧,那麽莊重,使得有的人著迷上火,興緻盎然,也有的人不知所措,敬而遠之。時尚之所以成為時尚,是因為你在乎並且認同,當你不在乎或者不再認同時,時尚隨即貶值。
其實都不錯,咱們是很多白酒量產不好喝了,自己弄的,我現在只喝五糧液喝茅台,要不就是白牛二。
中國白酒的文化營銷差了不是一點半點
我們酒文化本來也不低俗,是後輩們沒學好。數學差是自己的問題,不賴數學本身。
因為他們是老牌發達國家,中國在他們眼裡只能算暴發戶,暴發戶的品味很難被認可。
現在的國內酒文化已經逐漸演變成一種糟粕了又何談高大上
崇洋媚外的心理在作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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