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統購統銷政策可以說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並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之後農民較低的社會地位嗎？

01-05

統購統銷問題，基本可以把中國現代歷史給順起來，挺有意思的一個問題。

tg拿天下的基礎是農民，要給農民分田。建國後按照承諾分了。

毛為首的領導層有非常明白工業化才有前途，毛很早就說拖拉機替代人的問題，工業化才能強國，才能吃飽。

但是目標是有矛盾的，斗完了地主，自由經濟立即面臨大危機。

以前農民沒地，消費糧食很少。糧食在地主手裡，地主也只能吃一份，多餘的糧食成為城市商品糧的來源。

地主沒了，小農先自己吃飽，存足備用才賣糧。商品糧比例下降。

農業稅不夠吃，城市立即面臨餓死的問題。

而且當時同時在建設工業，勞動力轉工業，不生產糧食，只消耗。還要出口部分糧食換工業設施。

同時人口因為和平和經濟好轉開始大漲。嘴多了，糧食增長速度趕不上人口。

這個時候是兩難，放棄工業，就是馬爾薩斯陷阱。不放棄，就得得罪農民。

最終選擇統購統銷，定量供給，計劃經濟。

危機緩解，工業可以繼續，但是這個動作剝奪了農民的糧食定價權，農民怨聲載道，對抗。同時單戶收糧成本過高。

於是農業合作社出台，進而是人民公社，收糧對社就行了。同時可以組織勞動力修水利提升產量。

從數據看，這套有效，糧食產量超過人口增量，人均糧食產量增加，但是消費被定量卡死，人民生活提升不大。

有怨言，有內部意見，於是先百花齊放，試圖通過批評解決內部分歧，但是不滿變成黑雲壓城，毛又不得不聯合官僚搞陽謀，反右把意見打下去，官僚反而強化。

之後是頭腦發熱的大躍進，試圖更大規模的組織，壓榨出更多的工時，加快工農業發展速度。

但是管理無法把壓榨出的工時有效利用，特別是工業鍊鋼，上層不懂，毛到了災難後才去東北親眼看看鋼是怎麼煉的，而一些基層幹部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是在利用多餘工時毀滅經濟。

悲劇的是反了右，自我糾錯能力大減，錯誤很晚才開始調整。偉大的夢想變成巨大的災難。

而這也讓毛對幹部官僚種下仇恨的種子，並導致後來的文革。

此後，糧食增長一直被人口增長所抵消，人口的快速增長只能通過工業化解決。

到了70年代，化肥，良種，農機初步反哺農業，才勉強讓農業增長速度跟上人口。

而供給制下，人民消費還是幾乎沒有增長，只是國家控制的糧食多了。

其實，這個時候統購統銷是可以變通的，因為工業化後馬爾薩斯陷阱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這也是承包制的基礎。

後來，計劃生育終於讓人口增長降低下來。承包制提升了農民的積極性。化肥農機良種越來越多。

80年代，統購統銷終於變成了合同採購。完成了歷史使命。糧食最終回到部分自由經濟，回到建國初。

而人民生活也獲得了大幅度的改善。多出來的糧食吃得到了。

所以，人均糧食產量是硬道理，工業化是唯一出路，統購統銷是人多糧少不得已的辦法。

90年代末，工業反哺農業基本普及，糧食增長放慢。

但是這個時候多年計劃生育也到了人口增速大降的時候，而工業發展已經有足夠能力出口工業品換糧食。

於是糧食進口量大增，人均糧食消費水平越來越高。這裡普及小常識，肉是糧食轉化的。人均糧食消費量大增就是的表現就是吃肉多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父輩祖輩的苦難犧牲出來的。

工業積累逐步完成，起步和早期是最痛苦的。明明工業化水平低沒有多餘糧食，還必須要積累資金髮展工業，工業反哺農業需要一個很長的周期，這個周期前，農民都被犧牲。

從農民角度看，犧牲打天下分的地，建國後短短几年就失去的定價權，隨之被合併到公社。之後城鄉二元一直被犧牲。生活真正改善等了30年。

而從領導者角度看，農民工人的犧牲換來一個強國（工人的多年低工資其實也是在犧牲，朱鎔基時代還被賴賬），農民工人最後也得到了回報。工業化完成，每個人的生活相比農業時代都是巨大的改善。

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國功成……，古人誠不我欺。

自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就一直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頁)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因此，為了完成過高的統購任務，必須施以政治壓力。有些地方，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餘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第291－293頁)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遂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關於統購統銷的報告》，1955年)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55年2月2日《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反映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一，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種不滿情緒。「辛苦一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眾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231－232頁)

　　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庄鄉陳庄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庄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國務院第一辦公室：《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1955年4月22日)

所謂統購統銷就是藉助政權的強制力量，農民生產的糧食全部賣給國家，全社會所需要的糧食全部由國家供應，農民自己食用的數量和品種也得由國家批准後才能留下。全國城鎮5000多萬個家庭每家一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在市面上沒有國家的糧票買不到一口吃的。

在統購統銷中，國家規定了城鎮人口每月的糧食定量。各省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餘地，在國務院規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糧食定量低於國家的定量。今天看來，城鎮這個定量並不低。但當年副食供應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糧食是人們熱量的主要來源。雖然城鎮居民總是感到飢腸轆轆，但對農民來說，這種有保證的糧食定量是一種求之不得的特權。

　在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以後，還對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煙、水產品實行派購，品種多達132種。對這些產品農民都不能自由買賣。價格也由國家統一規定。全國城鄉居民所需要的糧食、布匹、食油、豬肉等生活資料全憑國家印發的票證供應。票證達十幾種，成了第二貨幣。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低於其價值，而賣給農民的工業品高於其價值。這就是所謂「剪刀差」。「剪刀差」實際上是一種「暗稅」。農民向國家除了繳「明稅」，即公糧以外，在售農產品的同時，還上交了「暗稅」。從實行統購統銷到改革開放期間，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到底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專家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計算，其中最高估計是7000億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計是4481億元(徐從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國農村一貧如洗。統購統銷也加劇了城鄉分割，拉大了城鄉差距。

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農民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歷史資料：糧食部計劃司1962年統計表。)這是貿易糧，摺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在統治者眼裡，底層民眾還算人嗎？

現在糧食不就是統購統銷么？

保護價收購糧食，你要到市場去賣，那個糧食價格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