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中做出傑出貢獻的化學家和化學工程師？

物理方面的科學家很多都出名了，但是化學方面的很少聽說，只知道一個李俊賢，研究出火箭燃料偏二甲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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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了徐光憲院士，說幾位跟清華化工系相關的吧：

汪德熙，汪家鼎，滕藤

幾位都是分離工程專家，他們的主要貢獻在核材料的提取和廢料後處理之類的環節，雖然不像物理學家們那麼聲名顯赫，但都是核技術發展的幕後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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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國琮先生，學化工的應該都聽過，畢竟好多教材前面都有他的序。

原子反應堆需要重水減速，而重水分離的關鍵設計就是余國琮先生帶領團隊完成的。

以下內容來自於 余國琮先生的報道【為爭一口氣】

1958年，我國由蘇聯援建的第一個原子反應堆投入運行。原子反應堆需要重水做減速劑，隨著中蘇交惡，我國的原子能事業面臨著停轉的威脅。余國琮從20世紀50年代就確定了要攻克分離重水的難關。他的研究工作很快得到了中央和上級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被定為絕密等級。

1959年5月28日，周恩來總理來到天津大學視察，特地參觀了余國琮分離重水的實驗室。那天，大家站成一排等候總理的到來。總理與余國琮等人一一握手。看到實驗室幾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的面孔，總理說：「你們都還年輕啊！」他誇讚重水科研隊伍有了人才儲備。

周總理進入實驗室時，因為保密的考慮，工作人員不準照相，其他人也不準進入實驗室。余國琮向總理彙報了實驗室科研情況，沒說幾句，總理馬上聽出余國琮的口音：「你是廣東人吧？」余國琮說是。總理問：「你是廣東哪裡的？」余國琮說：「我是廣東台山人。」總理馬上說道：「哦，排球之鄉嘛。」幾句簡單的談話使大家緊張的心情立即放鬆。

周總理對重水研究寄予厚望。他緊握余國琮的手說：「我聽說你們在重水研究方面很有成績，我等著你們的消息。現在有人想卡我們的脖子，為了祖國的榮譽，我們一定要生產出自己的重水，要爭一口氣！」

不久後學校告訴余國琮，說周總理專門從武漢打電話過來，關心重水科研進行得如何。余國琮回復說：「你可以告訴總理，研究進行得很順利。」重水在天然水中的濃度約為0.014%，余國琮帶領的實驗，為提取純度達99.9%的重水提供了關鍵設計。

1961年，我國重水生產進入了攻關階段。由周總理親自過問，國家科委負責，在全國組織了重水生產攻關小組。余國琮是主要技術負責人之一。由他領導的天津大學重水科研被列為國家科委重點攻關項目。余國琮還擔負起了培養重水科研人才的任務。他在天津大學創辦了我國第一個穩定同位素分離技術專業班，親自編寫教材並講授，從技術和人才上為我國重水生產奠定了基礎。

余國琮不負重託，首次提出了濃縮重水的「兩塔法」。該技術作為我國迄今唯一的重水自主生產技術被延用至今，為實現我國重水的完全自給，為新中國核技術起步和 「兩彈一星」的突破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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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承宗，吳征鎧（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吳征鎰之兄）教授。

吳征鎧：

1960年蘇聯中斷了對中國研製核武器的技術援助後，吳征鎧被調到第二機械工業部和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擔任氣體擴散法分離鈾同位素研究的領導工作。1961年在解決六氟化鈾生產工藝的技術困難時，曾提出改造關鍵設備的重要建議，為中國六氟化鈾生產逐步形成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工藝路線做出了貢獻。此後，他負責氣體擴散法濃縮鈾同位素的核心部件——分離膜的研製。他曾在製備分離膜用的超細金屬粉末原料的生產路線以及分離膜的性能測試等方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技術方案，對加速研製成功中國第一代性質優良的分離膜起了重要作用。1962年他擔任第二機械工業部擴散工藝總工程師後，曾為中國濃縮鈾氣體擴散廠解決了不少生產技術中的關鍵問題。

楊承宗：

1961年春，楊承宗奉二機部命到北京鈾研究所任業務副所長，帶領該所科技人員研究成功從我國含鈾只萬分之幾的鈾礦石中製備含雜質不超過萬分之幾的核純鈾的全部過程，包括鈾的提取、純化、轉化以及有些元素含量上下相差一億倍以上的極端懸殊的分析鑒定。他們完全自力更生，建成一個鈾冶煉實驗廠，兩年內純化處理上百噸原料，生產出足量的核純鈾化合物，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試爆提前三個月準備好合格的鈾原料，未用一點外援，受到國家表揚。楊承宗還在鈾所組織領導了從鈾礦中綜合提取鈾、鐳226、釷230、鏷231、鉛210等自然放射性核素的化學新工藝及其實際生產，使我國成為極少數能夠系列製備這些自然放射性同位素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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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憲，核燃料級連萃取，剛剛去世不久。解放前留學哥倫比亞大學，與唐敖慶是師兄弟，五十年代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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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18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之際，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對當年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予以表彰，並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兩彈一星功勛獎章」，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然而這些人當中大多標籤是：核物理學家、衛星和衛星返回技術專家、航天技術和火箭發動機專家、材料科學與工程專家、理論物理、粒子物理學家、自動控制專家、空氣動力學家……

搞原子彈，最重要的問題是濃縮鈾的提煉問題，礦石里能提出的天然鈾同位素235含量只有千分之幾。此外，鈾的提煉也很重要。所以，化學方面的科研任務很重。當時科學院有四個最知名的化學研究所都由優秀科學家擔任所長，號稱「四大家族」：一個是上海有機所庄長恭老先生；一個是長春應化所的吳學周先生；還有北京化學所的柳大綱先生。此外，大連化學物理所也是非常強的，那裡有張大煜先生。我對三強說，科學院幾個化學所承擔你的任務，讓哪個所承擔什麼任務你提出來，我們都選最好的人為你做工作。

引自《請歷史記住他們——關於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張勁夫

當時搞原子彈氫彈的是第二機械工業部（二機部），導彈（後來的火箭與衛星）則由國防部五院（後來的七機部）負責，同時中科院在當時對整個項目投入了大量人力，找相關的材料大可以去查找張勁夫等一批中科院老領導的回憶錄以及錢三強的傳記等等，還有中科院化學所、七機部、二機部的檔案。

另外當時的兩彈一星牽扯到理論物理、力學、材料科學等多學科交叉，如前面答案所提的郭永懷其實更被人以空氣動力學專家所熟知；

單就火箭發射而言，彈體材料、燃料就涉及到材料學、化學熱力學、空氣動力學等等；所以簡單用物理、化學這些標籤來作這些專家的劃分其實並不嚴謹。

以及，中國科學院在原懷柔火箭試驗基地所建「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紀念館」已於今年開館，在這個外貌如舊的展館中，許多人的貢獻乃至姓名是第一次公開披露。「還可以看到新中國各主要學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是同學們老師的老師的老師。」

中科院設「兩彈一星」紀念館 部分人和事迹首次披露

有興趣的大可以去一下，和那裡負責歸檔和做院史、科學史研究的人聊一聊，應該會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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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樹人 原海軍工程學院院長 可嘆已乘黃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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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去追什麼星

原子彈爆炸的時候，幾千幾萬人在一起歡呼啊，慶祝啊，沒有突出哪個科學家

本來就是全國人民通力合作的結果。你看蘇聯，英國法國，朝鮮印度之類的，有搞什麼兩彈元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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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彈一星元勛（轉自中華網）

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

兩彈一星元勛:錢驥

兩彈一星元勛:姚桐斌

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

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

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

兩彈一星元勛:彭桓武

兩彈一星元勛:程開甲

兩彈一星元勛:黃緯祿

兩彈一星元勛:屠守鍔

兩彈一星元勛:錢學森

兩彈一星元勛:周光召

兩彈一星元勛:楊嘉墀

兩彈一星元勛:陳能寬

兩彈一星元勛:陳芳允

兩彈一星元勛:吳自良

兩彈一星元勛:任新民

兩彈一星元勛:孫家棟

兩彈一星元勛:朱光亞

兩彈一星元勛:王希季

兩彈一星元勛:王大珩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

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

于敏：「當「文革」期間，軍管領導脅迫於敏將某次試驗中的技術問題定調為科研路線問題時，他並未屈服，反而在會議上挺身而出，鮮明地指出並論證那次試驗的理論方案並無問題，只是一些新的技術問題需要解決，從來不存在所謂路線問題。

　　於是，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但他無悔：「如果我說假話，我可以輕鬆過關，但我經受不了歷史和真理的考驗。我寧願現在挨整，決不說對不起歷史的話，不說違背真理的話。」

　　當時，處於極左思潮統治下，軍管組動輒干預並批判他們的技術工作，技術討論會上甚至不允許使用外文字母作符號。很多技術人員自嘆如傾巢之卵，噤若寒蟬，即使慎重、委婉地表達看法，也仍常遭批判。但每次討論會上，于敏仍堅持講真話，明確地講出自己對技術問題的看法，絕不隨聲附和。」（于敏：願將一生獻宏謀--新聞報道）

錢三強：原子核物理學家，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奠基人和組織領導者之一，兩彈一星元勛。

1948年回國後，他先後擔任了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後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計劃局局長，二機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作為原子能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和科技計劃的制定者，對中國原子能事業、「兩彈一星」計劃做出了巨大貢獻。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中國人爆破了自己設計製造的原子彈。當天晚7時，錢三強批判會開始，三天後， 10月19日，錢三強被下放到河南農村。（[我的中國心]_20101225_中國的居里夫婦：錢三強 何澤慧）

錢驥：地球物理與空間物理學家、氣象學家、航天專家，兩彈一星元勛。

中國科學院「651」人造衛星設計院技術負責人，與趙九章等同為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文革時靠邊審查批鬥。（這部分語焉不詳，見於中科院網站《空間中心隆重紀念東方紅衛星發射成功35周年》一文和中國青年報記者蔡平的《不應被塵封的願望》）

姚桐斌：冶金學和航天材料專家，兩彈一星元勛。

領導和指導錳基釺料合金的研製和釺焊工藝研究課題，研製成國產一號及二號錳基釺料，並以釺焊結構取代了我國液體火箭發動機的老式焊接結構。主持了液體火箭發動機材料的振動疲勞破壞問題和液體火箭焊接結構的振動疲勞破壞問題的研究，並應用到型號的研製工作上，對火箭部件的設計、選材和製造起了指導性的作用。

1968年6月8日，在家中被「革命群眾」打死。（「兩彈一星」元勛姚桐斌的一生 (3)--科技--人民網）

趙九章：兩彈一星元勛氣象學、地球物理和空間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元勛。

60年代初期，中國科學院成功地發射了氣象火箭，箭頭儀器艙內的各種儀器及無線電遙測系統、電源及雷達跟蹤定位系統等，都是在趙九章領導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製的。他們還研製了「東方紅1號」人造衛星使用的多普勒測速定位系統和信標機。

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不堪屈辱，於1968年10月25日在北京中關村15樓服安眠藥自殺。（[我的中國心]_20110101_趙九章）

鄧稼先：理論物理學家，核物理學家，兩彈元勛。

在原子彈、氫彈研究中，領導開展了爆轟物理、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基礎理論研究，對原子彈的物理過程進行了大量模擬計算和分析，邁出了中國獨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領導完成原子彈的理論方案，並參與指導核試驗的爆轟模擬試驗。原子彈試驗成功後，立即組織力量，探索氫彈設計原理，選定技術途徑。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衝擊著各個領域，核事業單位也未能倖免，理論部的研究室里、走廊上都是大標語、大字報，科學家被點名批判、被點名勒令檢查，幾乎都被扣上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大帽子。鄧稼先的日子也不好過，而且越來越不好過。理論部隨意祥和的氣氛一夜之間蕩然無存，科研人員之間分起了派，打起了派仗，科研工作處於半停頓狀態。

　　厄運也降臨到鄧稼先的家庭。他的夫人許鹿希是北京醫學院的教授，不知因何被打成彭真、劉仁「黑市委」的「黑幫分子」，貼大字報的漿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幾乎崩潰。有時鄧稼先不見妻子回家，就到北京醫學院尋找。當他看到妻子被批鬥後的慘景，心都快碎了。

　　鄧稼先甚為敬重的二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無休止的折磨，選擇了自殺。消息傳來，鄧稼先的精神幾乎崩潰，他欲哭無淚。

　　對鄧稼先的打擊並沒有到此為止，他的三姐又被無緣無故打成特務分子，天天接受審查、批鬥」（緬懷「兩彈元勛」鄧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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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核物理學家，中國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的奠基者，參與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科學技術領導人之一，兩彈一星元勛。

參與了我國原子彈、氫彈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製的試驗研究和組織領導，是我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於他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和國防建設的卓越貢獻，曾榮獲兩項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一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等多項重要獎勵。

在我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中，發現洞中損害健康的氡氣含量遠遠超標，呼籲保證在洞內操作的戰士和實驗人員的健康，而被批判為「活命哲學」。（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 王淦昌）

「１９６９年初，中央決定進行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當時，核大國對我國發展核武器設置重重障礙，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地下核試驗這一關。王淦昌作為地下核試驗的倡導者和領導者，深知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然而，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研究院許多黨政幹部、科技人員都被扣上了「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的帽子，車間無人生產，車隊無人拉產品……青海核武器研製基地處於半癱瘓狀態。面對這種情況，王淦昌非常著急，白天他深入到兩派群眾中去做工作：「我們的時間很寶貴，與西方核大國比，誰贏得時間，誰就主動」，勸大家「要顧全大局，以國家利益為重，團結起來，共同做好地下核試驗工作」。晚上他又到職工宿舍去，挨家挨戶動員業務骨幹、科技人員、工人重返崗位參加科研生產。在那個特殊的時期，年過花甲的王淦昌，在條件惡劣的青海基地，背著氧氣袋，四處奔波，以自己的拳拳之心，奇蹟般地化解了不同陣營間人們的對立情緒，共同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精誠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試驗取得圓滿成功。」（共和國的脊樑――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

彭桓武：理論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功勛。中國氫彈之父。

是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所人之一；培養了中國第一批反應堆理論與反應堆計算人才；是核潛艇動力方案的領導者；領導和參加了原子彈設計方案的制定；領導和參加了氫彈的原理設計和試驗；參加了中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的理論領導工作；培養了周光召、黃祖洽等一大批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的中堅力量。

「文革"時，多所學校曾貼彭桓武的大字報，被「褒獎」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不過本人自我解嘲：「科大的大字報表揚了我，說我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多好哇，沒有加『反動』二字，這不是表揚又是什麼？」（《新華文摘》）

黃緯祿：導彈與控制技術專家，中國導彈與航天技術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兩彈一星元勛。

1950年代末，任中國液體戰略導彈控制系統的總設計師。曾參與研製多級的中遠程導彈和由它改進而成的長征一號運載火箭。1970年代初從事潛艇發射的固體戰略導彈的開創工作。

據其自述：在文革中「那時候我雖然靠邊站，但是我還是希望在這個導彈的事業當中發揮一點作用。我那時候不能做技術領導幹部的身份來指揮大家，但大家在這個做這個實驗工作的時候，我就在那地方給大家倒倒茶，送送水，然後再幫大家做做記錄。有個時候看到他們有什麼問題我考慮到了，我就提出我的建議同看法。」（[東方之子]崢嶸歲月：黃緯祿）

屠守鍔：　火箭專家，兩彈一星元勛。

作為開創人之一，投身於我國導彈與航天事業。作為總體設計部主任和地空導彈型號的副總設計師，領導和參加我國地空導彈初期的仿製與研製。先後擔任中國自行研製的液體彈道式地地中近程導彈、中程導彈的副總設計師，洲際導彈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總設計師。

「屠守鍔：近程導彈，中程導彈，中遠程導彈，洲際導彈。第一步已經做了，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這個計劃是能完成的。因為文化大革命，這個工作受到影響了。

郭桐興：當時研製工作也受到影響？

屠守鍔：對。有幾個人還在堅持。是靠自己自覺。當時總理指示把這些人保護起來，要武的保。

郭桐興：當時文化大革命您受衝擊了嗎？

屠守鍔：當然了，不過不厲害。

郭桐興：應該是在被保護的範圍之內？

屠守鍔：我們住的地方晚上有人巡邏。 66 年開始搞，一直到 71 年。那時候已經有飛行實驗了。總理知道這個情況之後，他號召我們開一個彙報會，問我們有沒有把握做飛行實驗。我說我們能做的工作都做了，也一些沒有暴露的要通過飛行實驗才能暴露。在這個時候總理同意了。你們可以去做，「步步小心」。 （ 深度對話?屠守鍔）

」批鬥會上演算公式

　　一位曾採訪過屠守鍔的記者回憶說，屠守鍔工作嚴謹，卻不乏率真、無畏，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擋他對科研的熱情。在研製我國首枚洲際導彈初期，屠守鍔受命擔任總設計師，限定的試飛和定型的日期很短。偏偏在這時，一場浩劫席捲全國，屠守鍔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困難。

　　面對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一個接一個的批鬥會，屠守鍔我行我素，埋頭於洲際導彈的論證、實驗。一次群眾批鬥大會上，別人慷慨陳詞，他卻筆走游龍，旁若無人地演算公式。很快，他與同事們一起，終於拿出了洲際導彈的初步設計方案。「（屠守鍔逝世 「航天四老」又走一位 回顧大師點滴）

周光召：理論物理、粒子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元勛。

１９５８年在國際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態振幅，並建立了相應的數學方法。是世界公認的贗矢量流部分守恆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參加領導了爆炸物理、幅射流力學、高溫高壓物理、計算力學等研究工作。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理論設計中作出貢獻。

文革中，「周光召在單位受衝擊得最厲害，因為他1957 年就出去了，並未經歷反右鬥爭，所以他說話都很直率，再加上出身也不好，家被紅衛兵抄了三四次之多，許多過去珍貴的照片都丟失了，替他們照顧小孩子的岳父母趕回鄉下去了! 那個時候周先生一方面要接受批判，一方面照樣抓緊氫彈的研究工作，其困難可想而知。」（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隱姓埋名以身許國——為周光召八十華誕而作）

楊嘉墀：中國航天科技專家和自動控制專家、自動檢測學的奠基者，兩彈一星元勛。

1963年初，國防科委向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下達研製核爆炸試驗用測試儀器的任務(即「21號任務」)，內容包括火球溫度測量儀、衝擊波壓力測量儀和現場地面振動測量儀等，楊嘉墀負責技術抓總工作。他提出了採用反饋式光電倍增管線路的大量程溫度計方案和採用變磁阻式壓力感測器的方案。他和參加這項工作的科技人員一起加班加點，1964年3月完成了研製工作，為1964年10月我國第一次原子彈試驗以及後來1965年和1966年的兩次原子彈試驗的順利進行作出了重要貢獻。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楊嘉墀被停止了一切行政職務。但他不屈不撓，在可能的條件下堅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的楊嘉墀，白天要寫檢討，只有到了晚上，他才能悄悄地到實驗室工作。「兩彈一星元勛」楊嘉墀：一生情系九天--科技--人民網

陳能寬：金屬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元勛。

1960年以後從事原子彈、氫彈及核武器的發展研製，領導組織了核裝置爆轟物理、炸藥和裝藥物理化學、特殊材料及冶金、實驗核物理等領域的研究工作。

陳老有傳記《許身為國最難忘：陳能寬》，內有單獨一章《文化大革命 」對核武器研製工作的干擾破壞》，此不詳述。《許身為國最難忘：陳能寬》【摘要 書評 試讀】

陳芳允：無線電電子學、空間系統工程專家，兩彈一星元勛。

擔任人造衛星地面觀測系統管理局的技術負責人，參加了中國回收型遙感衛星測控系統方案的設計和制定工作。

文革開始後，被撤職，下放到工廠當工人進行「鍛煉」、「改造」。

「我在「701」工程處工作後不久，便被部隊（國防科委）的基地接管了。領導先叫我到天橋無線電廠勞動了近一年，就到陝西某地工作。因為搞設備和設站，四處奔跑，以後就再沒有看見趙先生。沒想到後來趙先生竟被「造反派」批鬥致死，這是我這一生想起來就很難過的事。「文革」時期，我雖因為到了部隊，沒受到衝擊，但是心裡對為什麼要這樣搞實在想不通，家裡也曾被紅衛兵抄過一次。當時我倒是把毛主席著作認認真真地讀了一遍，但是也找不到答案。」（中國科學院60周年院慶----中國科學院）

任新民：航天技術和火箭發動機專家，兩彈一星元勛。

新中國第一代航天專家，集中國新一代液體運載火箭、中國第一代通信衛星、中國第一代氣象衛星工程的總設計師於一身。在第一代通信衛星——中國試驗通信衛星工程中擔任總設計師和技術總指揮，被航天人親切地稱為「總總師」。

網路上並未找到任新民受迫害的直接文字，只找到「即使是在「文革」中受衝擊時，他就去讀史，保持著一種達觀的人生態度。」（任新民：中國航天事業先驅）

孫家棟：運載火箭與衛星技術專家，兩彈一星元勛。

1967年以前，先後領導和參加中國第一枚自行設計的液體中近程彈地地導彈與液體中程彈道地地導彈的研製試驗工作。1967年後，開始從事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試驗工作。在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中，作為技術總負責人，主持完成衛星總體和各分系統技術方案的修改工作。

文革時，中國人造衛星計劃早期領導人趙九章、錢驥受到衝擊，孫家棟受命為衛星計劃技術總負責人。

據戚發軔回憶：「文革」中說孫家棟也有歷史問題，就靠邊站了。（為了國家的富強我們可以犧牲一切訪東方紅1號衛星技術負責人之一、中國工程院院士戚發軔）

王希季：空間返回技術專家，兩彈一星元勛。

主要從事空間技術的研究開發和航天型號的研製工作。曾主持我國第一枚液體推進劑探空火箭、氣象火箭、生物火箭、取樣火箭的研製工作。他創造性地把我國探空火箭技術和導彈技術結合起來，提出了我國第一枚衛星運載火箭的技術方案；主持了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研製工作。是我國返回式衛星的技術帶頭人。他首先提出了「空間資源」、「空間基礎設施」、「空間疆域」等新概念。在他主持下，大量採用新技術並突破一系列技術難關，使我國衛星返回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成為全世界僅有的掌握此項高技術的三個國家之一。

「王希季躲也沒躲掉，批判他的大字貼了滿滿一牆。降落傘強度試驗，由於傘沒打開，模型摔碎了，被認為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王希季被「請」進學習班。幸好試驗紀錄膠片證實模型不是人為破壞，王希季才被放出來。」（網路文章《中國宇航員預備出征（下）》）

「就是這支極好的隊伍，在1971年我也參加的一次空投試驗中，因技術原因吃了「大餅」（降落傘未正常開傘，模型摔壞擠壓成餅之謂），下了火車一回到院里就被當時的軍管會集中辦學習班，要查這次導致吃「大餅」的現行反革命，大概是要抓我或林華寶坦白交待低頭認罪。一直等到空投高速光測的資料到了八院，從一張張圖片分析，原因出在空中，我們這些嫌疑犯不可能在空中肇事，才放過了我們。

　　「文革」之後，我參加了全國科學大會。雖然我在1958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直到此時才被承認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中之一員。」（王希季---中國科學院60周年院慶）

王大珩：光學家，中國光學事業的奠基人，兩彈一星元勛。

長期從事光學與應用光學的研究工作，對應用光學特別是國防光學工程做出了傑出貢獻。所提「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的建議」以及其他若干重大科學建議，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有積極推動作用。

「王大珩索性主動要求掃廁所。「就是堵住他們的嘴，這也是一個策略吧。只要是對所里有好處的事，不管是大事情、小事情、累的事情，還是動頭腦的事，我都能幹。」王大珩若干年後這樣提起這段歷史。

　　就在掃廁所的那段時間，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又有一百多名名老科學家、青年科技人員等被打成「特務」。王大珩不顧單奎章身居高位，「還是決心與他拼上一拼」。

　　1977年6月25日，王大珩終於等來了機會。在中國科學院工作會議上，他以「關於光機所一場觸目驚心的災害」為題，首次揭發「長春光機所冤案」，痛揭「四人幫」爪牙單奎章在光機所的種種罪行。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里，鄧小平曾說：「讓專家去掃廁所，豈有此理啊！」其實王大珩就是這句話最好的寫照。（王大珩：鄧小平口中的「掃廁所專家」）

郭永懷：著名力學家應用數學家 空氣動力學家，兩彈一星元勛

在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工作中領導和組織爆轟力學、高壓物態方程、空氣動力學、飛行力學、結構力學和武器環境實驗科學等研究工作，解決了一系列重大問題。1968年12月5日因飛機失事犧牲。

「文革」中，郭永懷因承擔重要工作而受到特別保護，其妻李佩（文革結束後，因舉辦了國內首期應用語言研究生班「中國應用語言學之母。」）則因留學美國的經歷成為「美國特務」，在單位接受審查。「從核導彈試驗基地乘飛機返京的郭永懷，因飛機失事不幸犧牲，終年59歲。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授予郭永懷烈士稱號。處理完郭永懷的後事，李佩仍然在單位接受審查，初中畢業的女兒郭芹自願回到吉林白城插隊的地方。李佩1970年初隨中國科大遷到了合肥，留下因生病在家休養的郭芹一人在京。

從1970年到1973年底，她在科大接受隔離審查，監督勞動，不能工作，來往的信件也要被檢查，只是沒有人貼她的大字報。1974年，中國科學院各所外派留學人員集中到科大培訓英語，李佩在飽受造反派不公正對待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為最早兩期出國人員培訓班教授英文。」（「中國應用語言學之母」李佩先生的傳奇人生）

錢學森：「文革」中我們都是受保護的，沒有周總理的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時候我們都是軍管的。軍管會每星期都要向總理彙報一次。總理下了一個命令，要搞一個科學家的名單。名單送上去後，總理說：「名單中的每個人，你們要保證，出了問題我找你們！」（周總理讓我搞導彈--中國共產黨新聞--中國共產黨新聞）

提到兩彈一星元勛，就不能不提葉企孫先生。23位元勛中，有13位出自他的門下。

1967年6月，他被北大紅衛兵揪斗、關押、抄家、停發工資，強制送往"黑幫勞改隊"，期間一度因突然刺激而神經錯亂。1968年，中央軍委辦公廳將他逮捕關押。在押期間，他共受過8次連續提審，寫過多次"筆供"，受盡人格凌辱，飽受肉體折磨。1969年11月，葉企孫出獄，仍由北大紅衛兵組織對他實行"隔離審查"。葉企孫時已病重，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兩腿腫脹。1972年5月，北京大學有關方面對他做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宣布對他的"專案審查"撤銷，但仍未完全恢復自由。1975年，他被解除隔離。1977年，他的病情急劇惡化，於1月13日去世，終年79歲。

除了兩彈一星元勛受到迫害之外，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里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有20人

加這些不代表我反ccp，ccp的右派是好的，真正的老革命在文革中也受盡折磨，譬如：

張愛萍，上將。自1959年9月，先後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中央專委委員兼 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軍委委員，主持國防科技、裝備和國防工業工作，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協作、大會戰，先後4次擔任核試驗委員會主任委員、現場試驗總指揮，成功地組織了我國第一代地地導彈、首次原子彈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彈爆炸試驗。1964年2月，任地地導彈專門領導小組組長，負責建立導彈作戰基地及組建導彈部隊領導機構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張愛萍將軍慘遭迫害，被批鬥、囚禁達6年之久，左腿致殘。

張蘊鈺（1917—2008），河北省贊皇縣人。一九三七年參加八路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軍參謀長、兵團副參謀長、兵團參謀長等職，參加了西南剿匪和抗美援朝。1958年，他被任命為核武器試驗靶場主任，1961年改稱基地司令員，指揮建設了中國第一個核試驗基地，為「兩彈一星」事業作出了貢獻。

文革中，張將軍被下放到五七幹校燒鍋爐。

至於其他各學科的，譬如數學華羅庚植物胡先驌胚胎童第周化學陳天池計算機周壽憲航天程世祜農業袁隆平等等等等，數之不盡，也就不必再數了。

ps：因為評論區有人說兩彈元勛里大部分人沒死就算不上不得善終，又有個奇葩論點說是文革只有1968年以前才害人，因為68年前是保皇派，之後是真正的毛左造反派，不害人，都是好人。且不說折磨人到死，一定是隨著時間流逝越死越少，就是68年之後，死走逃亡，也不在少數，文史哲法，理化生醫，影視戲曲，無不備集。因此再補充以下68年後死亡名單。當然這只是一點點而已，要列全是列不全的，文革中不得善終之人，車載斗量，難以計數，很多小老百姓，根本不會有人記得，又因為食少事煩，暫且只列名單。諸位如果不知道的請自行百度，如果能幫我補充事迹鏈接（最好是官方網站，不然毛左不認），那就更好不過了。

1969：熊慶來，劉綬松，舒綉文，馮喆，陳寅恪，鄭君里，吳晗，張宗燧，江楠，孫兆祿，魏璧；

1970：范長江，顧而己，趙樹理，浦熙修，陳子晴，李希泰，李希侵，姚培宏；

1971：謝仲墨：中醫研究院中醫名宿，「自滅性命」（「文革」時期的中醫混沌現象）；

蓋叫天：京劇名家江南活武松，「因感冒發燒去醫院,可因他是「牛鬼蛇神」醫院不給治療而黯然去世」（張天根:爺爺蓋叫天最後的日子） ，

也有說是中風，「「文革」伊始，七十八歲的蓋叫天身上掛滿大字報被押上了垃圾車遊街，還有人朝他扔石子、吐唾沫。最後老人被摔出車外，那些人看他已不醒人事，驅車揚長而去。在杭州燈光球場最後的一次批鬥時，蓋老的鬍鬚及下巴上的皮肉一併被大剪子割下來，鮮血滿面。當年受傷的右腿，又被人打斷。接著，二十七輛卡車，滿載蓋宅的衣物傢具、古董字畫、雕刻塑像，絕塵而去。蓋宅被抄，壽墓被搗，連上面黃賓虹為之題寫的「學到老」的牌坊也被砸了。

1968年，八十歲的蓋叫天從農村勞動回到杭州，和老伴住在松木場流水橋邊，一間不到六平方米的屋子裡。1971年1月15日晨，蓋老突患中風，送到醫院卻因他是「黑幫」被拒予治療，最後不幸病逝（蓋叫天_中國網）；

王造時:救國七君子之一，「1966年11月2日，在什麼證據也沒找到的情況下。紅衛兵在喊了一通「打倒」的口號後，全部撤離，公安人員跟進逮捕了王造時。已四十二天沒見過丈夫的鄭毓秀含淚目送，而未能獲一言告別之權利，這也是夫妻兩人生前最後一次見面。 　　

王先生入獄後，以「1416」為代號，直至死亡。王先生被押上海第一看守所期間，每隔兩周，他會寫一個條子列明所需物品。除牙膏等洗涮用品外，每次他都會要求送一些維生素B、維生素C進去，家屬也會照辦。但在他死後退還的遺物中，居然有兩大塑料袋，一袋裝滿了維生素B；另一袋裝滿的是維生素C。可見看守所根本沒有轉交。由於長期關押，飢餓折磨，王先生於1969年和1970年兩次重病。1971年7月下旬，王先生再次病危，經有關部門逐級上報後，國務院來電，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儘力搶救，當時用了最好的葯，然而時機已然怠誤，病情惡化。 在醫院中王先生滿頭白髮，全身浮腫，神智迷離。臨終迴光返照，他曾深情呼喚兒女和鄭毓秀的小名。8月5日，王先生在瑞金醫院去世。

次日，鄭毓秀接到通知，在王造時先生被關押五年後，在龍華火葬場見到了丈夫冰冷的遺體，衣上唯有「1416」的編號赫然在目，家屬被告知「不許哭」。後來鄭毓秀向政法機構要求提供王造時先生的案情結論，回復卻是「不作處理，不定性」，為「不戴帽的反革命分子」。 （王造時的晚年和平反昭雪--《世紀》2014年03期）

聞捷，程述銘，邵荃麟，侯金鏡，孫鳳池，楊哲明；

1972：林紅玉，江紅蕉；

1973：梅汝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大法官,」1957年，反右運動時，梅汝璈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更為嚴重的批判。當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以為抓住了他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試圖將其燒毀。但是，梅汝璈對此據理力爭，其間進行了巧妙的周旋，才僥倖保存下這件歷史的珍品。

1973年在飽受摧殘之後，梅汝璈懷著對親人們的無限感情，懷著對祖國無邊的眷戀，懷著對未寫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深深遺憾，在北京逝世，終年69歲「。（追憶中國著名法學家梅汝先生）；

1974：王瑩；

1975：王重民，周信芳（這位是離我最近的，我京劇老師當年在上海，親眼見到，老先生眼睛已經看不見了，還站在台上挨著斗呢，嘿嘿，到了還是站著） ；

1976：周壽憲：清華大學計算機專家，「文革」中周先生被送到江西鯉魚洲清華五七幹校勞動。我比周先生晚去半年，編在同一班排。在幹校初見他時，只見他目光獃滯、面無表情、動作遲鈍、神情抑鬱、臉色憔悴、精神病的外部特徵已表露無遺。可是連隊的軍宣隊員卻說他是裝的，時不時的批判他，個別人還對周先生施以拳打腳踢和漫罵等人身侮辱。可是憑我對他十多年的了解，我不相信他是裝病。我能做的只是對他說些寬心話而已，卻還招來「劃不清界線」的批評。後來周先生病情加重，農場不得已才把他送回學校。不久，周先生慘死在家中。文革結束後，學校在大禮堂為他開了追悼會，朱光亞院士，夏培肅院士等老朋友、老同事以及我系師生前來沉痛悼念為我國計算機事業的開創以及清華計算機教育事業的建立作出很大貢獻的周壽憲先生。（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

吳小彥；

轉知乎：作者：浮休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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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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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去「院情」裡面找找看有合適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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